“三钱”离世 中国科学后继何人

第一篇：“三钱”离世 中国科学后继何人

“三钱”离世 中国科学后继何人

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7月30日逝世，享年98岁。至此，中国科学界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巨星都黯然殒落。为什么是黯然呢？众所周知，中国科学界青黄不接，功勋卓越的老一辈科学家相继离去，而人们还没看到新生的科学家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继续推进中国科技前进。正是，奇葩还未诞生，巨星相继殒落。这现状，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沉痛。

网上曾经流行这么一个段子打趣学子的生存状态：用考试消耗他们的精力，用分数限制他们的追求，用升学压迫他们的心智，用各种被阉割的知识迷惑他们的认知，用前途莫测的就业转移他们的求索，最后再在他们头顶压上一套房子，然后，这个世界一下就安静了。

虽然段子有些夸张，也说明一个事实，纵然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科学界的希望，但残酷的现实让他们能有多少精力留在科学探索的路上？就算好不容易熬出头到大学里做一名教授做科研了，但大学行政化和学术腐败，又有多少科研工作者能象钱教授那样倾注毕生精力投入科学研究上去？

一则新闻说，日前举办的一次世界华人论坛上，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菲尔兹奖”的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丘成桐与美国科学院院士卓以和，对中国至今无人获得诺贝尔奖取得的共识是，症结在于中国学者缺乏科学精神。

中国很多学者在成长过程中，被考试、分数、升学、片面的知识、就业和家庭压碎了脊梁，并且在科学和人文精神长期缺位的染缸里浸泡，最终成为不能独立思考的工具。他们在忙什么呢？忙于研究扭曲的体制中的生存之道，而不是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首先，中国学者进行科研的最重要前提就是“正确”。那个特殊年代，让一批科学家丧失了人格，为能避免被迫害，有多少人宁愿背负着历史的罪名，成为大家难以理解的“告密者”？人人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每个人都成为“告密者”，这是我国古时帝制时代的一大发明，也是保甲连坐制度使得人人自危。学者张鸣说，文革将这种互相监督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夫妻之间都难以信任，人人自危达到空前紧张状态。时至近几十年，有多少知识分子是被他们的朋友“出卖”呢？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哪个科学家还有心思专注学术？

其次，学者要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如何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舒适，或者在“官本位”的科研机构里钻营。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对此，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在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学术很难独善其身，依附权力生存滋生了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看那些教授，坐在冷气十足、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复制粘贴论文，休息时间在玩或者出外讲课赚钱。

是的，我们的学者就是在复杂的政治纷争和权力游戏中投入了太多太多精力，以致本职的研究工作倒成了“兼职”。

钱伟长曾说：“我没有休闲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不胡思乱想，所以我身体健康。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钱老逝世，虽然没有留下如“钱学森之问”的感慨，但其实从他这样的晚年生活中就可看出，学问是终生的，学者不应有太多学问之外的“胡思乱想”，专注于学问、奉献于学问才是科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可惜，放眼于当今科学界已经后继无人，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第二篇：“三钱”皆离世,中国科学后继何人

“三钱”皆离世，中国科学后继何人

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于7月30日早晨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至此，中国科学界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巨星都黯然殒落。为什么是黯然呢？众所周知，中国科学界青黄不接，功勋卓越的老一辈科学家相继离去，而人们还没看到新生的科学家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继续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前进。正是，奇葩还未诞生，巨星相继殒落。这样的现状，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的沉痛。

网上曾经流行这么一个段子打趣学子的生存状态：用考试消耗他们的精力，用分数限制他们的追求，用升学压迫他们的心智，用各种被阉割的知识迷惑他们的认知，用前途莫测的就业转移他们的求索，最后再在他们头顶压上一套房子，然后，这个世界一下就安静了。

虽然段子有些夸张，也说明了一个事实，纵然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科学界的希望，但残酷的现实能让他们能有多少的精力留在科学探索的路上？就算好不容易熬出了头到大学里做一名教授做科研了，但大学行政化和学术腐败，又有多少科研工作者能向钱教授那样倾注毕生的精力投入科学研究上去？

正好身边有一则新闻说，日前举办的一次世界华人论坛上，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菲尔兹奖”的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丘成桐与美国科学院院士卓以和，对中国至今无获得诺贝尔奖展开了讨论，他们取得的共识是，症结在于中国学者缺乏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按照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的看法，“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美国一位学者是这么看待科学精神的，科学精神是“对逻辑的尊重，对查找数据的渴望，对知识和理解的愿望，对结果和前提条件的考量，对验证的要求以及质疑所有事情。” 谈科学精神往往又不能脱离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简单的说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如果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喻为一种哲学信仰的话，那么它也是目前中国很多学者可望不可及的一种奢望，同时又是很多人所不屑的“老古董”。

中国很多学者在成长过程中，被考试、分数、升学、片面的知识、就业和家庭压碎了脊梁，并且科学和人文精神长期缺位的染缸里浸泡，最终成为不能独立思考的体制工具。

那他们又在忙什么呢？忙于研究扭曲的体制中的生存之道，而不是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首先，中国学者进行科研的最重要前提就是“正确”。

那个特殊的年代，让一批的科学家丧失了人格，为了能避免被迫害或者政治私立，有多少人宁愿背负着历史的罪名，成为大家难以理解的“告密者”？人人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每个人都成为“告密者”，这是我国古时帝制时代的一大发明，也是保甲连作制度使得社会上人人自危。学者张鸣说，文革将这种互相监督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夫妻之间都难以信任，人人自危达到一种空前的紧张状态。时至近几十年，又有多少知识分子被他们的朋友“出卖”的呢？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哪个科学家还有心思专注于学术？

其次，学者要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如何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舒适，或者在“官本位”的科研机构里钻营。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对此，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在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学术很难独善其身，依附权力生存滋生了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看那些教授，坐在冷气十足、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复制粘贴论文，休息时间在玩或者出外讲课赚钱。

是的，我们的学者就是在复杂的政治纷争和权力游戏中投入了太多太多精力，以致本职的研究工作倒成了“兼职”。

钱伟长曾说：“我没有休闲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不胡思乱想，所以我身体健康。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钱老的逝世，虽然没有留下如“钱学森之问”的感慨，但其实从他这样描述的晚年生活中就可以看出，学问是终生的，学者也不应有太多学问之外的“胡思乱想”，专注于学问、奉献于学问才是科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可惜，放眼于当今的科学界已经后继无人，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2010-07-31 01:39:26

信力建 博客是民主的滥觞，是自由的海洋；是专制的死敌，是独裁的噩梦。在这里，可以重生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胡适，移植今天台湾的龙应台，再现美国历史上的马丁-路德-金。在这里，我将深深地解剖埋葬所谓的伟大人物，还有天朝上国那些整天“皇天圣明奴才有罪”的小丑。今天的中国正在撕开传统羁绊，走向文明现代。因此，清理历史包袱，脚踏实地走向未来，是时代主题——这也是我博客的内容。

第三篇：中国三钱读后感

《 中国三钱》读后感

“三钱”，周总理的评价，三位钱氏后人，共同为中国搞建设，奔波在最前线，中国的三颗明星，永远照耀着祖国。

钱学森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钱氏家训十分渊博，提出为民着想，钱母也十分善良，一直出资帮助贫困的邻居，由于家人的行为感染，使钱学森的心中从小便埋下了善良的种子。钱学森的父亲思想是十分开明的，他一直引导钱学森学习，他给儿子讲了一篇《逍遥游》,便让钱学森有了飞天梦.钱学森在叔父的指导下,接受了最正规的教育,在北师大附中,钱学森的每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闪光点也得到了放大.蒋百里将蒋英给了钱匀夫,钱学森与蒋英便成了相互不可缺失的玩伴.钱学森度过了大学时光后,出国留学,在国外发展学业,参与发明了美国第一颗下士导弹,却在回国时被拘留五年,后经中国政府营救才得以回国,为新中国研究导弹、卫星,为国家献出一切.钱学森的家庭教育十分良好,从小就心地善良,这是十分重要的,先学人再学习,如果一个人心术不正,有再多的知识,也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立志也十分重要,但志是唯一的吗?在我看来,那不一定,如果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空间里,反而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志向是因时代而改变的,这与“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的志不同,他指的改变是根本,我说的是方向,钱学森的改变就在于方向.爱国也是一种宝贵品质,钱学森为报效祖国,想尽一切办法,只为报效祖国.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

钱伟长

钱伟长出生在一个水乡，环境十分美好，家中虽然贫困，但钱氏大族救济，也可度日，小伟长自幼心地善良，在父亲与四叔的熏陶下，也十分喜爱学习。一场大火烧光了小伟长的家，生活更加困苦，伟长一边补贴家用，一边用心学习，以第一名考取高中，他十分热爱文学。钱伟长考入清华大学，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放弃文学，转入物理系。起初，因钱伟长物理化不过关，并没有直接进入物理系，在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终于考入物理系，可以实现他的强国梦。钱伟长参加了游行队伍，为祖国示威，却被抓了，教育界许多知名人物出面，才救出了钱伟长，父亲希望他可以好好学习，报效祖国。钱伟长与孔祥瑛在战火中举行婚礼。结婚后，钱伟长前往加拿大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将知识带回祖国，报效国家。钱伟长出身并无奇特，但他却有一种不甘不凡的信心。他从小便懂得省吃俭用。他的吃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

钱三强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出身于1913年，从小受到家人的教育，十分好学，对新事物有很强的好奇心，他学习很全面，球技也很好，因为三强的绰号，改名钱三强。三强有报国的远大理想，他便赴法留学。又与何泽惠一同发现了四分裂，回国后为国家献出一切。

立志，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无志怎学成，一个人，没有志向，就如同一只迷路的羔羊，只能咩咩叫。而立志最重要的是为你的志向付出努力，有志无做怎成学，一个人，有志向，不付出努力，就如同一棵树，即使周围的土壤中充满了水分，却没有根，只能慢慢枯死。努力是根，立志是水，成功是参天大树。我希望可以学习文学，但我却是一棵没有根的树，我并没有为自己的志向付出努力，但我一定要改变现状，长出最壮硕的根，不浪费任何机会，长成参天大树。爱国，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不管你我身在何方，国家永远在心中，此为爱国。三钱，他们十分爱国，他们在国外有了事业、金钱，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马上回国。他们回国后，也十分艰苦，衣食住行，都不如国外，其中钱伟长，他还受到左派、四人帮的迫害，但他依旧默默工作。爱国，我自认为做得很好，我愿为祖国献出一切，虽不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也高远，我愿祖国赶超世界，五星红旗在空中高高飘扬。

第四篇：科学在中国

读《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有感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

这篇文章节选于江泽民的《论科学技术》。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感触良多，不禁感叹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之快，成就之大。不管是国家的发展还是生活的变迁，我们都会在不经意间发现社会的进步。

中国从近代以后曾深深陷入落后和屈辱的境地，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不朽的成绩，正逐步缩小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国不仅成功解决了十三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

科学在中国。中国从古代的辉煌一路走来，历经几千年，我们不仅看到了时代的久远，更加体会到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谈及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我们首先会想到令每个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印刷术，产生于西汉时期，后来在宋仁宗时期的毕昇发展改良后成为了活字印刷术，并且发展到了现在。然后是我们的指南针，指南针以辨别方位为本质特征，所以被广泛的应用于旅行、航海和军事，也为后来世界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紧接着是我们的造纸术和火药。造纸术最早出现于西汉，后经蔡伦改造与发展，将渔网、破布、树皮等应用于造纸，使之成为了最普遍、最简易的书写材料，并且不断进步，发展到了现在。最后是我们的火药。火药的产生是在秦汉时期，由于在炼丹过程中发生意外的爆炸，火药就这样被人类所认知了。但是起初的火药是应用于娱乐，比如说炮仗、烟花等，在后来西欧社会的发展应用下，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当然，除了我们的四大发明外，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是非常的发达的。就像我们的唐三彩、丝绸、《本草纲目》、地动仪等。

历经无数的辉煌，相对于古代而言，就因为有古代延续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时期延续到了现代，并且被君王变本加厉，严重阻碍了近代科技的发展。

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滥行，导致当时的中国沉醉于“清朝上国”的美梦中，不愿苏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中国当时对科学技术的排斥。不论外面世界是如何的发展，中国始终采取闭关锁国的策略。直至1840年，西欧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至此，中国的灾难史正式的开始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让中国陷入无尽的灾难，中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此时科技的发展是相当的缓慢的，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发展。在19世纪60

至90年代，一批先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一股代表资产阶级改良的洋务运动。所以，在落寞之中的中国近代科技也是有一定的发展的。

那么，相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往的发展真的可谓是铺垫，抑或是点缀了。

中国的发展立足于世界的顶端，除了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还结合中国自己的科技成果，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局面。国防、航天、城市等发展充斥着科学的气息，我们甚至清楚的感觉到中国在世界之林站了起来，而且永远的屹立不倒，它将以往不敢想象的科技带入了现实。

所以，我们在如此浓烈的科学气息下，可以设想未来的科学发展是不可估计的，不管是国防航天还是城市建筑，在当今中国与世界的科技交流下，我们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一起期待，一起见证。

那么为什么会几代历史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中国封建社会太漫长，缺乏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动力。这归结于以下几点：

一、中国封建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为支撑的。在这种经济基础下，封建地主阶级依靠征赋税，收地租以及封建特权就可以满足他们有限的“奢侈生活”的需求。因此，他们没有商品生产，科学发

展和技术革新的需求。而近代科学的诞生恰恰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产生而发展起来。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和基础。所以，中国自古就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也正是这一政策严重阻碍了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因此，社会生产力也一直停留在较低下的水平。当时社会对科技发展远没有西方诸国那样迫切。另外，封建小农经济也不可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工具基础。

三、科举制度的盛行又是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一大“利器”。这一教育制度不仅严重钳制了中国读书人的思想，而且埋没了大量的科技人才，甚至是摧残人才。这使得多数学子成为只懂得诗词歌赋，而不注重实际知识的应用和能力的培养。

俗话说：“落后就要挨打”。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落后，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做支撑，导致列强对我们的肆意侵略和剥削。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其成为我国发展的强大后盾；并且，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也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

一。况且中国现在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双重挑战和压力。为了迎接和战胜这些挑战，都需要大力发展科学以及改革和创新技术。

早在八十年代末。邓小平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古至今，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科学技术起作用的结果，是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的进程；是科技发展才使人类有这崭新而美好的生活。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开始不入蒸汽时代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电力时代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等为代表。每一次的工业革命都比先前更进一步，并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科学技术的作用具有双重作用，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造福人类，同时也能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到来消极后果。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科技革命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在推进科学发展时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用科学的自然观和发展观指导人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树立全球观念和危机意识，克服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狭隘视野，克服急功近利的行为，正确对待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为科技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并且发展科教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同时重视人才，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建立知识创新体系，注重科学家的培养；其

次要全面实施国家职能，把振兴科技，发展教育作为国家的战略重点。

科学在中国，而大学生又是祖国的希望，承担着振兴国家实现祖国富强民主的重任。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为 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因此，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不仅要从自身出发，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注重创新意识的培养和能力的提高，不断的充实自己和锻炼自己，并且要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扩大自己的视野，认清国际国内形势。

科学在中国，但是科学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跨越宗教。中国的科技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科技进步也需要中国。所以中国积极发展科学技术，并加强与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致力于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共同事业的进步。这不仅是中国科学发展的意义，更是承诺。

第五篇：三钱成绝唱 更待后来人——科学与教育界人士谈继承钱伟长精神

“三钱”成绝唱 更待后来人——科学与教育界人士

谈继承钱伟长精神

2010年08月01日 18:02:59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上海８月１日电（记者罗争光、仇逸）９８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溘然长逝，在我国科学界享有盛誉的“三钱”至此成绝唱。连日来，科学与教育界人士在表达哀悼的同时，纷纷表示要铭记“三钱”留给世人的精神宝藏，前辈们的未竟事业更待后来人去继承。

传承一种纯粹的爱国热情

“从钱伟长院士的沧桑经历中，我们能够深刻理解什么叫纯粹的爱国主义。”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说。

且不说在新中国成立前，钱老如何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坚持回到祖国，即使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错误打击和迫害的特殊历史时期，钱老也没有放弃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顽强地开展“地下咨询”：他曾在李四光的恳求下，研究了测量地引力的初步设想措施；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咨询；为人民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增强方案„„而到了晚年，钱老仍然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推动众多社会事业的发展。

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萤火一号”副总设计师、上海航天局研究员陈昌亚表示，很早就知道了钱伟长先生的事迹，也正是“三钱”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等科学家的事迹引导他一步步走上科学道路。“前辈们极具爱国精神，很多人都是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不远万里、费尽周折从国外返回，一生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奠定基础、作出贡献。” “三钱”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热情不仅感动了后辈，更直接影响并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留学归国人才。上海大学新型显示技术实验室执行主任、半导体光电项目组长张建华教授和丈夫都是从英国留学回国。她表示，对于钱老等老一辈“留洋人”，她们这些“新留洋人”尤其钦佩。

“虽然都是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回到祖国，但现在的祖国早已非昔日可比。现在的归国人才更希望成就一番事业，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但钱老他们那一代人不一样，他们回来的时候，可能要面临几乎一切工作都是零起点的状况。可以说，他们是凭着一种纯粹的爱国热情，将生命与自己从事的科学事业融在了一起。这种精神值得我们传承。”张建华说。

继承一种探索无止境的理念

钱伟长是中科院资深院士，历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自动化研究所所长，英文《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作为科学巨擘，钱伟长不仅在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领域成果卓著，更因为涉猎领域广泛被人戏称为“万能科学家”。

张建华坦言，钱老这种科研探索无止境的理念，对自己的科学研究和自身成长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像现在做项目，有时候也会需要我们改变原先的方向，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有时候也会犹豫、彷徨。但每次想起钱老的名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又觉得自己应该学会调整，也可以去做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钱老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提出的一系列著名教育理念，如大学要“拆除四堵墙”、实行“三分制”、培养“全面的人”等，如今已成为各高校普遍推行的措施。

尤其是，钱老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诠释了大学应该培养“全面的人”的理念，他不仅专研物理学、航天航空学，也对建筑学、地理学、文学和艺术学有着很高的造诣。他还爱好体育，到了晚年依然不忘研究养生学和医学。

“钱老之所以从最初物理考试只拿到低分，到最后在物理学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是人内心的深度觉醒，在于人的综合素质。”全国劳模、特级教师于漪说。

于漪认为，现在教育强调自我发展、专业自我选择、发展道路自己设计等等，最重要是个人的发展要与国家需要、民族大业充分结合。“这才是成才的源头动力。有了这样的动力，才能在几十年生命燃烧中，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身体力行，持之以恒。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将这样的精神火焰传递给下一代，这是教育的根本。”

学习一种淡泊名利的态度

上海大学有一幢楼名为“乐乎楼”。从１９８３年来到上海大学后，钱老在这幢楼里一住就是２７年，再无其他住所。

“上海大学的师生都知道，钱老在学校几十年，都是住在‘乐乎楼’。他从不要求住得多么宽敞，多么豪华，而是要和学校、和学生在一起。”张建华说，钱老生前常讲，“我就住校园，以校为家。”

张建华回忆道，自己有好几次都看到钱老坐在轮椅上，由陪护人员推着在校园里散步。“在身体状况欠佳的时候，钱老还是始终想着再看看他时刻挂念的校园，让我看了特别感动。”

事实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钱伟长在上海担任大学校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不拿学校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说：“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没有别的要求。我希望祖国强大起来，强大需要力量，而这力量就是知识。教育是振兴国家最重要的力量和手段。”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所长吴毅雄教授表示，老一辈科学家们这种淡泊名利的态度，尤为可敬。“他们这些老前辈，都是为了祖国强盛的目标毅然回国，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甚至一度不为世人所知。而且，当时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巨大反差不仅没有让他们消沉，反而成为激发他们奋进的动力。这正是中国科技、教育工作者的巨大精神遗产。”

吴毅雄表示，如今的中国科技实力、科研环境大为改善，但能够吃苦耐劳、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不计待遇、勇当配角的精神永远需要。“学习前辈们这种精神，不分早晚。我已快近退休年限，但老前辈们的光辉依然会引导我更加奋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