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银行：“一带一路”投资及金融合作论坛在土耳其举行大全

第一篇：工商银行：“一带一路”投资及金融合作论坛在土耳其举行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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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一带一路”投资及金融合作论坛在土耳

其举行

安卡拉当地时间7月26日，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投资及金融合作论坛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郁红阳、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部长法蒂丹米兹等土耳其政府部门官员及150多家中土企业代表参加了论坛。本次论坛旨在为中土两国企业家和投资者搭建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帮助两国工商业界把握机遇，促进两国经贸投资与合作。期间，工商银行在土耳其子行——工银土耳其与土耳其有关方面分别签署了伊斯坦布尔第三海峡大桥及北马尔马拉高速公路的再融资银团安排行委任函、天然气地下储库扩建项目金融合作备忘录。

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在致辞中表示，工商银行高度重视土耳其市场，工银土耳其作为工商银行重点海外机构，依托广泛网络布局、全面金融服务和优秀服务团队，为土耳其基础设施、社会民生项目提供了大量的优质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愿与土耳其各界深化对话交流、加强战略合作，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推动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为中土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合作提供更全面、更丰富的金融支持。同时，工商银行还将继续发挥集团优势，推动更多中国企业赴土耳其投资创业，带动更多土耳其企业在华顺利发展。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郁红阳指出，土耳其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土方提出的“中间走廊”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双方合作潜力很大。近年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土关系取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就。特别是工商银行自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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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入土耳其市场以来，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支持土国内包括港口、交通、能源、医院、通信、航空等领域的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发放贷款逾50亿美元。

土耳其能源部长法蒂丹米兹表示，土耳其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基础，致力于发展成为地区性经济强国和地区性能源大国。土耳其将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土双方合作前景广阔。

据了解，工商银行于2015年进入土耳其市场，成立工银土耳其子公司，是土耳其首家中资营业性金融机构。该行按照“立足本地，辐射周边，联通欧亚”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集团的客户、资金、管理及服务网络优势，推进本地化经营，目前已发展成为持有银行、证券投行、资产管理业务牌照的综合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各类存贷款、贸易融资、汇款结算、IPO、重组并购顾问、资产管理等全面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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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土耳其

“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土耳其

来源：中国网 2015-08-31

特约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之一，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至关重要的重要合作伙伴国。投资吸引力巨大、投资环境相对安全，但是投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作者：姜晨 张华

编者按：“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带一路”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中国网将以每周发布两篇分析文章的方式，对“一带一路”地区的60余国的政治风险进行简要的概述与分析。本系列将持续发布30余周，共计60余篇文章。具体内容主要围绕该国的一般情况、投资环境、政治结构、各方政治势力、相关政治风险以及可能的国家战略动向进行分析。

姜晨 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华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位于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意义极为重要，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至关重要的节点之一。中土双方将两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对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致力于实现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一、土耳其概况

（一）自然环境

土耳其位于亚洲最西部，横跨亚欧大陆，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并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国土面积78.36万平方千米，海岸线长7200公里，陆地边境2648公里，与亚、欧8个国家相邻。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其中大理石储量占世界总量的40%，品种数量均居世界首位；硼矿、铬、煤等储量也居世界前列；河流资源丰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均发源于土境内；森林资源也很丰富，是西亚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石油、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需大量进口。

（二）政治环境

土耳其拥有悠久的历史，几经大起大落。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11月17日开始生效的第三部宪法，宪法规定土耳其为民族、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

土耳其政治体制效仿欧洲，实行共和制。总统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大国民议会是最高立法机构；政府即部长会议掌握行政权；司法独立。主要政党有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等。其中，正发党是执政党，主张建立法律至上、尊重人权和自由的现代共和政体，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三)社会文化环境

截至2013年底，土耳其人口7667万，其中80%为土耳其族，15%为库尔德族，此外还有阿拉伯族、亚美尼亚族及希腊族等少数民族。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少数民族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库尔德语、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99.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约85%属逊尼派，15%属什叶派；0.2%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

与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不同，土耳其宗教气氛相对宽松，社会风气较为多元开放，新闻制度相对开放、自由；工会等非政府组织可在一定条件下自由组织，且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大。总体而言，土耳其社会稳定，治安较好。

二、中土外交及经贸关系

（一）中土外交关系

土耳其奉行独立自主、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重视多边区域外交，注重经济外交。同美国保持传统战略伙伴关系，是北约的重要成员；重视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并将加入欧盟作为既定的战略目标。但是，近年来开始注重外交多元化，积极发展同亚洲、非洲等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1971年8月4日，中土两国建交。建交40多年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两国都保持了政治上相互信任，经济上互利合作，文化上相互借鉴，多边场合相互支持。高层交往不断加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长、外长及军队高级将领等多次实现互访，增进了彼此了解。2010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土，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双边关系步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012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土，就进一步加强中土务实合作提出了建议。2009年，土耳其总统居尔访华，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增进了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2015年7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率团来华访问，双方商定合作内容涉及经贸、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交通旅游等多个方面。虽然中土关系总体发展顺利，但双方也并非没有矛盾和分歧，最主要的是贸易摩擦和“泛突厥主义”两个问题。中土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土耳其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额不断增大。近年来，土对华实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紧跟欧美国家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成为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泛突厥主义”的变种之一就是中国新疆境内的“东突”分裂运动。土是境外“东突”势力最集中、最活跃的国家之一。新疆“7·5”事件后，仅有几个伊斯兰国家政要和宗教领袖对中国发出无理指责，土耳其就是其中之一。

（二）中土经贸关系

土耳其是继金砖国家之后又一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享有“新钻国家”的美誉，是G20峰会的重要成员国之一。2013年，土耳其成为全球第17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15615亿里拉（约合82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0%，远超外界预期。

数据来源：土耳其统计局、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经商参处、IMF、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2013年，在土耳其产业结构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分别是8.9%，27.3%和63.8%。其中，纺织业、汽车业、农业、旅游业是土耳其的重点特色产业。

中国和土耳其直接贸易始于1965年，1971年建交后双边贸易迅速发展。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双边贸易额为277.4亿美元，下降2.1%。其中，土对华出口28.6亿美元，下降20.8%，占出口总额的1.8%；土自中国进口248.8亿美元，增长0.7%，占进口总额的10.3%。土方逆差220.2亿美元，增长4.4%。中国成为土第2大进口来源地、第3大贸易伙伴和第19大出口市场。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月报

矿产品一直是土耳其对华出口的最主要产品，2014年出口额为18.0亿美元，占对华出口总额的62.9%；化工产品为第二大类产品，占11.3%；纺织品及原料为第三大类产品，占8.6%。在对华出口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4.9%，是为数不多的保持增长的大类产品之一。土耳其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家具玩具制品等。当前，受各种因素影响，双边贸易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在对华出口大幅下降而进口仍保持微弱增长的情况下，土对华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1990年和1995年两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进入21世纪以后，双方相互投资加速增长，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土直接投资累计6.42亿美元，涉及交通、航运、能源、通讯、采矿、旅游等多个领域。土对华实际投资业内已突破1亿美元，投资领域从早期的产品制造加工，逐步发展到金融、商业零售、酒店、工程等各个领域。

三、土耳其投资环境

（一）投资吸引力

近年来，土耳其社会治安较为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营商环境报告》中，土耳其在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5位，比2014年的69位上升了1位。其投资吸引力主要有以下几点：

（1）基础设施较完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设施完备；通讯技术不断发展；电力等能源设施也逐步完善。自2009年开始实施“2023年发展规划”，将完善基础设施作为首要任务之一。

（2）政治基本保持稳定：正发党执政以来，主张法律至上、尊重人权，建立自由的现代共和政体，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采取多项措施缓和社会矛盾，保持政局稳定。

（3）经济增长迅速：过去十几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5%的均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17大经济体，发展势头迅猛。（4）区位优势显著：土耳其处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逐渐成为地区至关重要的产品、服务、人员、技术的集散地。利用其区位优势，投资者可获得广阔的市场。

（5）市场开放化程度不断提高:土耳其政府致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已成为地区贸易中心之一。

（5）国内市场不断扩大：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土耳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万美元大关，人民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国内市场需求不断增加。

（6）融资条件好：土耳其鼓励金融资金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外来投资者可以从当地市场直接获得信贷；法律和财会体系与国际标准一致，透明度较高；融资渠道众多，包括世界级的商业银行、投资公司和土本国的金融机构等。

（7）人力资源充足且素质较高：土耳其平均年龄30岁，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供应充足，且相对便宜、优质。

（8）政策支持：土耳其推行自由和开放的经济政策，对外资实行平等待遇原则，简化外资政策和行政手续，外国投资者可享受国民待遇。

（二）重点投资领域

（1）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发展规划”正处于集中发展阶段，完善包括交通运输、电力、房地产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举国关注的焦点，政府对外招标并给予优惠政策，希望吸引外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太阳能、地热、风能、核电等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催生了诸多投资机遇。

（2）纺织业：土耳其是世界第5大纺织服装出口国，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纺织技术水平高，服装配套行业也很发达。

（3）旅游业：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古希腊、古罗马、奥斯曼帝国三大历史遗迹汇聚于此；黑海、地中海、爱琴海将其环绕。独特的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全球第6大旅游目的国，外来游客数量逐年攀升，旅游产业潜力巨大。

（4）农业：农业基础较好，机械化程度高，农产品种类丰富且质量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喜爱。绿色、无污染等高端农业经济及相关的食品制造等产业发展前景良好。

（5）汽车业：政府对汽车业实行大量引进整车制造和本地化生产的双重政策，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汽车零部件工业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6）国际物流与运输业：处于三大洲交界地带，区位优势显著，水、陆、空运条件都非常便利，正努力成为国际物流和运输中心。

四、中国在土耳其投资的风险

如上所述，土耳其在吸引外资方面有诸多优势，但在对土投资前，中国投资者应该充分了解以下潜在风险：

（一）政局稳定性问题

（1）政党纷争：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分歧比较严重，斗争激烈，其实质是国家是否坚持世俗化发展道路，直接关乎国家的发展方向。（2）军政关系复杂：近年来，军队在政治生活中受到一定限制，但对于执政党的威胁仍然存在。复杂的军政关系威胁国内政局的稳定。

（3）国内社会问题：库尔德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仍较为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

（4）恐怖主义干扰：处在恐怖主义活跃的中东地区，易受干扰。

（二）经济状况问题

（1）经济对外依赖性过强：2010年后，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土经济也走上复苏之路。但其经济对外依赖性过强，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经济复苏仍具有不确定性。

（2）通货膨胀风险大：近年来，土经济发展较快，人民收入不断增加，极大拉动了需求，但产能相对落后，通货膨胀情况较为严重。

（3）能源相对短缺：目前，土耳其生产的电力尚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能源供应不足，大量依赖进口。

（4）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由于临近欧洲，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中等人才不足，高端人才稀缺。

（5）财政赤字与外债：土耳其经常账户长期赤字，外债较为严重。财政收支失衡、国家信用评级相对较差影响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政策风险

（1）投资和贸易法规不完善：尽管在贸易法规方面加强了立法，但投资和贸易法规体系仍不健全，许多问题无章可循。

（2）政府腐败问题：政府部门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存在腐败现象，加大了投资者的经营成本和投资风险。

（3）技术性贸易壁垒：土耳其要求进口的医疗器械、机械等产品必须加盖欧洲标准标志（CE认证）。但同样是符合欧洲标准的产品，来自欧盟的便可直接进入，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还需进行额外检测。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影响了外来投资的发展。

（4）行业限制：限制行业主要有广播、航空、海运、经融、房产等；限制方式有投资禁止、股比限制、许可证、数量限制等。

（5）政府违约风险：2013，土耳其政府否决了一项公路特许经营项目。该项目为几条高速公路和桥梁为期25年的特许经营项目，由土耳其公司Koc Holding和马来西亚主权基金Khazanah旗下的UEM联合中标。此举不仅是对中标联合财团的一次重大打击，对准备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也是一个重大警示。政府违约的风险性较高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四）宗教文化因素

（1）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土耳其国民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尽管社会风气较为开放，但穆斯林独特的文化和习俗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2）不时出现的排华事件：受土耳其境内“东突”势力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土耳其多次发生排华事件，严重威胁到华人华侨的安全，增加了中国在土投资的风险。

综上所述，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之一，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至关重要的重要合作伙伴国。投资吸引力巨大、投资环境相对安全，但是投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资本在决定投资前，需做好充分的风险分析和预测、制定必要的防范措施以保障投资的安全。

第三篇：2017公共基础知识考点“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提出3年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也是2017年中国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在我们的公基备考当中，势必会成为一个热门考点。接下来，小编将结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相关知识点，对涉及到的考点进行整合、梳理。

一、“一带一路”是什么? “一带一路”(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二、历史背景

丝绸之路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丝绸之路从运输方式上，主要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三、发展历程(一)构思提出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中国提出两个符合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战略： 1.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2.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两者合称——“一带一路”战略。

第四篇：中国和土耳其举行政治论坛探讨战略认知与合作

中国和土耳其举行政治论坛探讨战略认知与合作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仲伟在论坛上致辞说，１９７１年中土建交以来，两国高层互访日益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贸合作迅速扩大，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不断加强协调合作。

王仲伟说，“中土两国都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同为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应对共同挑战、处理热点问题上有着广泛共识和共同利益。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协调配合，既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土耳其外交部副次长法提赫·杰伊朗说，中土分别位于亚洲东西两端，相互交往的历史悠久，加强双边合作有很大潜力。两国在很多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看法相似，土耳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与中国在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朗等地区问题和应对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合作良好。

在持续近３个小时的论坛上，中土学者畅所欲言，分别就双边政治与经济关系、中土在中东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地区安全领域和二十国集团框架内的合作等议题发表演讲，并回答现场听众提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在论坛上发言说，中土同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是中土的共同立场。此外，在很多国际机构中新兴国家的代表权和话语权有限，共同努力改善这种状况符合包括中土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土应加强合作，让所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分享全球发展的成果。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组织副主席卡梅尔·卡瑟姆说，中土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这与两国政治和经贸关系的提升密不可分。土耳其在阿富汗、伊朗等地区问题上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中土在能源、旅游领域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与此同时，中土需要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两国政府可通过鼓励互相投资等方式促进经贸关系进一步健康发展。

１７日在安卡拉开幕的“感知中国·土耳其行”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牵头，中国文化部、土耳其外交部、土耳其文化部和旅游部等部门联合举办，具体活动包括政治和经贸论坛、记者和作家交流会、电影电视周、美食节等。活动期间，近１００名中国艺术家、作家、学者和记者将访土，以推进中土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第五篇：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情况及应对

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情况及应对

摘要：基础设施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和优先发展方向。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尤其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根植多年，积累深厚，与中国的竞争态势明显。本文以20年来日本私人部门在“一带一路”沿线的77个基建投资项目为依据，关注其以大型商社为龙头，政策性优惠金融为支撑，“产、官、学”协同发力的对外基建投资模式及最新发展动向，并提出相关应对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日本

良好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沿线社会经济发展、区域沟通融合不可或缺且亟需提升的硬件基础。亚洲开发银行二月最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报告显示，2016―2030年间，亚洲需26万亿美元基建投资，即每年1.7万亿，而目前年投入仅8810亿美元。另有研究显示，2016―2020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投资（不含中国）将达3.6―4.8万亿美元。巨大资金需求需要多元融资渠道，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投资因规模大、周期长、收益低、风险多等特点，常使投资者望而却步。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资领域根植多年，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其相关经验值得一究。

一、日本私人部门对“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资特点

根据Infradeal数据库及其他公开信息统计，1996年至今20年中，日本私人部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文统计66个国家）参与或计划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共77个，覆盖21个国家的电力、可再生能源、环境和交通4个领域（见表1）。

二、几点观察

（一）日本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耕植多年，积累深厚

二战后，日本通过援助方式提供战争赔款，广泛参与亚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70年代后，日本为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大投资亚洲，并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方式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90年代，日本在保持欧美市场同时，进一步加大对亚洲投资。21世纪后，因海外基建需求增加及日本国内经济低迷、市场饱和等困境，日本大力加强对外基建投资力度。

一方面，日本区域经贸往来与基建投资的时间早，历史长，积累深，日本官员津津乐道的建设案例，包括日本如何于60年前在缅甸猛兽出没的密林中建造出供给缅全国电力20%的巴鲁桥水电站；三井物产早在27年前即在印尼建设亚洲第一个独立发电项目Paition，为爪哇岛1.4亿人提供10%的电力；如何在过去30年投入1800亿日元低息贷款，帮助泰国临海工业区打造汽车产业的“东方底特律”等。

另一方面，作为资源匮乏型国家，日本进口需求巨大，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及其投资较多的阿曼、沙特等）都是日本重要资源原产地，与之保持稳定密切经济关系关乎日本的战略安全，同时再叠加维护自身地缘势力的考量，亚洲基础设施市场已成为日本于政于商都不容丢失的核心阵地。

（二）综合商社等大型企业领衔对外基建投资，项目多集中于电力、水务等稳定收益类型，道路等交通项目少有涉猎

在日本私人部门对外基建投资中，股权、债权人多是综合商社等巨无霸企业，鲜见中小企业身影。一方面，日本综合商社拥有产业多元的综合优势，业务横跨能源、金属、化工、机械、基础设施、农业、生活等诸多领域，融合贸易、产业、投资、金融、信息等复合功能，基建项目涉及的各个环节，如设备生产供货、项目设计开发、工程建设、资金融通、燃料筹措、运营管理等大多可通过内设部门“一站式”解决，尤其在基建看重的融资方面优势明显，许多商社自带金融机构，全力保驾护航，如三菱商社的项目大都有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的贷款支持。

另一方面，电力、基础设施等领域已成为不少商社的重要利润来源，例如丸红商社2016年电力项目组净收益664亿美元，为五个业务板块中最高，而因其他版块的亏损，公司总利润才623亿美元，而电力组中，国内发电量仅408兆瓦，海外发电量高达10541兆瓦。在当前日本推行电力体系改革，国内竞争加剧、利润收窄的压力下，日本大企业更有紧迫感对外扩宽财路。

此外，投资项目多为电力、水务类，交通类仅3个，且都是与当地政府签订长期购买协议的机场、港口项目，未收录任何道路项目。发展中国家道路项目如无政府支付协议保障，常因使用流量低、付费习惯差等问题难以满足投资者的盈利需要。

（三）日政策性机构积极通过“优惠金融”手段助力日本企业对外投资

日本通过国际合作银行（JBIC，提供优惠贷款）、日本国际合作署（JICA，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三大途径为日企出海提供优惠金融支持。56个已完成财务收尾的项目中，JBIC提供贷款的达20个，债股比多在75：25以上，例如阿联酋Taweelah发电及海水淡化项目，JBIC提供20年贷款12亿美元，剩余9.11亿由15家商行分担；印尼Donggi-Senoro液化天然气项目，JBIC提供11.17年贷款7.63亿美元，利息仅Libor+1%，低于4家商行Libor+1.2%和韩国进出口银行Libor+2.05%水平。除出资外，JBIC还会早期介入项目形成，与当地政府沟通项目设计、可行性研究和风险管控，并在绿地项目达成运营后，将前期贷款通过证券化吸引更多私人部门参与。

政府开发援助方面，日本作为经合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29个成员之一，对外援助规模长期位居世界前列。2015年ODA净支出92亿美元，在美、英、德后位居第四，其中61.5%用于基建援助。相较之，截至2009年，中国累计对外援助412亿美元，2010―2012年援助约143亿美元，规模远小于日本。为竞争项目，2015年日本给出逾1万亿日元，期限50年，利率0.5%，占项目总成本81%的“超长超廉”ODA贷款，获得印度首条高铁“孟买―艾哈迈达巴德”线。2016年，又动用ODA给出1%低息贷款，揽下泰国第一条高铁“曼谷―清迈”线。从对外投资总体规模看，2014年，日本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总支出591.51亿美元，列全球前三，而中国2015年对“一带一路”沿?国家整体直投规模为189.3亿美元。

（四）近年来日本政府支持扩大对外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强烈，手法多样

2012年，安倍上任后即提出“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构想，除设备外，还包括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的全套系统出口，目标至2020年，日企基础设施出口订单从2010年的10万亿增至30万亿日元。2013年6月，作为“安倍经济学”第三只箭的“日本再兴战略”推出，由日本产业再兴、战略市场创造和国际开拓战略三大计划组成，其中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成为其中国际开拓战略的重要抓手。

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成立，安倍于2015年5月宣布名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投资亚洲未来”的计划，表示日本与亚行将在未来5年向亚洲提供1100亿美元基建资金，相比前五年提高30%。11月，计划实施细则推出，包括将ODA审批时间由五年缩至最短一年半；修订JBIC制度，允许投资风险更大（如发展中国家无政府担保）项目；允许提供外币贷款；与ADB设立信托基金，未来5年投资15亿美元；JICA与ADB提供联合贷款100亿美元；设立美元计价交易与投资保险，保期由15年延至30年；成立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公司（JOIN）推动铁路等基建出口，信息通信技术基金（JICT）投资海外通讯、广播和邮政项目等。2016年的G7会议上，该计划被再次重申且投资范围扩至全球，规模增至2000亿。

此外，安倍政府还频繁走动周边国家，开展顶层推动。2013年承诺缅甸9亿美元ODA，并免除17.4亿债务。2015年7月承诺未来3年向湄公河五国提供7500亿日元基建援助，10月携50多家企业访问中亚五国。2016年11月，接待印度总理莫迪访日，商谈印全部高铁使用“新干线”技术。12月，JBIC与俄直投基金在普京访日期间签约各出资5亿美元成立合资投资银行。2017年初访问菲律宾，承诺提供5年86.6亿美元基建援助包，成为日对单一国家最大规模援助。

三、几点思考

（一）日本在“一带一路”，尤其亚洲地区基建投资方面具有一定先发优势，且不断加码，该领域的国家竞争在所难免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为剖析二战中美国敌手日本所具有的特殊民族心态所著的《菊与刀》中谈到，日本高度推崇等级秩序，认为各国应“各得其所”地统一于一个国际等级秩序固定的世界中，并视自己为这一秩序的领导者。此外，对名誉的追求是日本永恒不变的目标，因此会极度敏感竞争中的失败，但也会在认识到原先获取荣誉的途径不可行后，迅速转变态度，表现出截然的现实主义，这在对战胜国美国的接受状况中可见一斑。日本战后以重工业化在亚洲率先起步，几十年来通过持续援助投资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密切经贸联系，培植出一定地区认可度与影响力，在对外交往的规模、广度与深度上具有先发优势。尤其在东南亚地区，其自视为援助者和领路人，“宗主国”势力范围意识强烈，视不断壮大的中国力量为秩序扰动者与战略敌手，抵触对抗情绪强烈。此前其拒绝参与亚投行、在高铁出口中宁愿赔本也争先的敏感与针锋相对都显露出其在中日力量发展问题上的“零和”心态。然而近日，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宣布来华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举动，被解读为日本政府寻求缓和中日关系的姿态。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兼容并蓄、谋求多赢的共享式愿景，希望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人民和平合作，互学互鉴，共享繁荣。我们不愿意对立，但也不惧怕竞争，应在稳妥处理好对日关系，积极寻求共赢合作的同时，充分认?R到基建投资领域国家竞争的现实性，并以此为策努力练好内功，打造实力，树立权威，以强大的竞争优势帮助日本尽量转换心态，务实合作。

（二）中国企业需持续提升自身技术及管理能力，特别在新能源等未来重点领域树立中国品牌声誉

不可否认，日本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在质量保障、技术水平和运营管理等方面树立了国际口碑，其提出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计划，也是旨在将其强项，如项目生命周期成本管理、安全性、抗灾性、环保性等发展成为国际标准，提升竞争门槛。日本在高精尖端技术方面优势尤为明显，在基建涉及的诸多技术领域，如工程器械、轴承、发电用燃气机轮、脱销催化装置、垃圾焚烧设备、工业水泵、海水淡化反渗透膜、高铁超导磁悬浮等都居于世界顶尖地位。

中国企业长期比较适应“承包主导型”劳务输出为主的基建合作模式，在成本控制、建设效率、资金人员组织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核心技术、综合管理、长期运营等方面与国际水准尚有不小差距，还处于基建投资产业链较低端。中国企业今后应以国际竞争为鞭策，下大力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造核心技术实力，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尤其在可再生能源、高精技术、环境保护等前沿领域，要抓紧追赶对手，力争技术立身，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技术与管理能力，提升竞争力与不可替代性，实现更高附加值的基础设施建设全产业链输出。同时可在此基础上谋求基建投资的管理与开发能力创新，通过资源能源综合开发、周边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开发、城市综合开发等方式积极谋求将基建与周边沿线开发与产业集聚相结合，以基建为抓手带动区域整体升级，在为自身创造更高投资回报同时，实现彼此利益的更加长期深入融合。

（三）应充分关注当地政经生态与社情民意，重视文化融合，努力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在东南亚掠夺式开发引发当地反日游行甚至暴动，后日本吸取教训，改变策略，才逐渐扭转形象。当前日本基础设施“走出去”除项目建设外，还注重与当地社会的深度融合，积极传授管理经验，培养技术人才，同时还会参与项目周边社区、城市的建设规划，藉此将日本标准与生活方式一并输出，实现当地对日本模式与文化的整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