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金融投资发展的对策探讨[范文]

第一篇：“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金融投资发展的对策探讨[范文]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金融投资发展的对策探讨

【摘要】随着全球化经济网络的形成，区域经济优势成为各地区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我国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提出“一带一路”金融投资的战略性构想。通过与周边国家进行广泛的商贸联合，实现多边资源共享互利双赢的设想。但“一带一路”经济贸易的顺利开展，需要稳定金融投资的支持。国家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所以金融投资成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保障。文章主要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金融投资发展的对策，通过分析我国金融投资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应的金融投资应对策略。

【关键词】“一带一路”；金融投资；金融风险；区域经济发展

近几年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各种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在“一带一路”战略性构想的前提下，各国在国家基础设施、能源开发等方面获得巨大的发展，而所有的发展都依赖于金融资金的支持。“一带一路”战略性构想包括金融贸易的方方面面，在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目前各国的经济措施、经济发展状况、金融投资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周边地区金融形势的影响下，我国金融投资活动也面临着较大风险。而在金融投资的过程中巧妙的规避风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关注的主要课题。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金融投资的重要意义

（一）增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合作

各国国家基础设施与经济总量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国家贸易的交流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资金的支持，所以金融投资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不仅能够吸引大量的金融投资，也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越加频繁。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各国间能够依托自身独有的贸易优势进行发展，从而实现区域贸易的共同增长。“一带一路”的指导思想、贸易原则为：平等、互惠互利、区域协同性等。所以目前我国的金融投资活动，主要用于盘活整个“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带。区域经济若想获得长远的发展，需要与周边国家达成广泛的贸易联结，区域经济的深化合作才能使双方获得巨大的利益。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指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对周边国家的资金支持。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投资活动，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完善基础设施，使其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同时大量资金的引入能够使周边国家的经济持续活跃，在金融投资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周边国家能够发挥产业优势进行快速发展。我国在周边国家的金融投资活动，能够深化双边及多边的贸易合作，从而提高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地位。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在全球经济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各国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能够防止外来经济体系的恶性竞争，也能够使地区经济合作更加紧密，从而形成巨大的区域经济合力。“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发展构想，主要是搭建区域国家经济贸易的良好平台。区域内国家的经济贸易，都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进行资源的交换、资金的投入、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等多种贸易活动。而我国对周边国家的金融投资，是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也是保证区域经济持续活跃的重要条件。随着我国对金融投资项目的增多，区域国家间的贸易联结也越来越紧密。所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形成区域经济的合力，以对抗发展国家的贸易壁垒和恶性贸易竞争的入侵。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区域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

（三）带动各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经济发展，不仅仅只有我国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而是所有区域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联合。所以在区域国家贸易发展的前提下，我国对周边国家的金融投资支持，会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完善。金融投资为各国产业提供大量资金，那些涉及到国家建设的基础设施、能源等产业将会得到快速发展。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能够推动各国产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多产业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会由于消费者的需要衍生出其他的产业产品，形成新兴产业。“一带一路”建设的目的是：在推动传统产业改革升级的过程中开发新兴产业，最终完成各个产业的协同发展。所以金融投资为区域国家的产业发展带来机遇，是区域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四）培育跨国企业的发展

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跨国企业成为经济结构改革与深化的主要推动力。跨国企业是我国对外金融投资的重要载体，跨国企业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发展构想的金融投资，大多是由跨国企业集团进行的金融投资活动。跨国企业的金融投资并非一帆风顺，只有具有高效资本管理与成熟技术经验的企业，才能获得跨国金融投资的项目许可。而在跨国金融投资的过程中，企业本身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企业对地区经济发展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大型跨国企业的金融投资，需要权衡自身的经济实力、技术资本等多方面因素，还要考虑资源互补、互利互惠等多方面的问题。在整合现有资本、调整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大型跨国企业才能够进行国际金融贸易的投资活动，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金融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难以消除

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国际间的贸易竞争日益激烈，各国的贸易壁垒也不断增强。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发达国家的经济泡沫对区域经济影响越来越大。“一带一路”区域经济的金融投资虽然能够减缓区域经济衰落的趋势，却无法避免金融危机对整个金融投资的冲击。我国金融投资的增速放缓，会对周边其他国家的生产、金融造成严重的影响。这种全球性的金融泡沫，使“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建设的进展缓慢，区域经济建设与全球经济发展存在着诸多的矛盾。所以“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金融投资，主要面临的问题是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的金融投资逐渐放缓。

（二）金融投资回报存在不确定性

金融投资需要产生同等的回报，才能使跨国企业的投资继续进行下去。“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金融投资活动，也要有相同回报作为金融投资的动力。但“一带一路”区域的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经济总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我国对诸多国家的金融投资活动也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周边国家企业履行约定的不确定性，也使我国的金融投资活动逐渐放缓。周边国家企业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结构陈旧缺乏活力，所以他们的经营信誉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很多企业不能按照要求履行企业职责、承担相关的责任，这就使得我国金融投资积极性不断降低。

（三）面临贸易壁垒的阻挠

各国通过设置多重贸易壁垒，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产品进行阻挠，以保证本国产品效益的增长。“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金融投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区域国家贸易壁垒的阻挠。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所以他们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存在较大差异。但他们都根据自身国家产业的发展需要，设置严格的贸易壁垒，来阻止外来金融投资的竞争。我国的金融投资活动主导者大多为大型跨国企业，跨国企业的金融活动必然会涉及到本土的核心科技产业，所以金融活动的竞争不可避免。区域国家的贸易壁垒也成为跨国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若该地区具有多重的贸易壁垒，那么会对该地区的金融投资造成巨大影响。

（四）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尚不健全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面临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也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危害。但目前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呈现方式更加多元化、各个产业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所以只有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才能保证区域经济的平稳过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缓慢，显然不具备完善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也不能够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危害。因此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金融投资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不确定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我国相比于发达国家而言，也没有比较完善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所以在对其他国家进行金融投资时，也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从而得出符合国家利益的经济投资结果。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金融投资发展的对策探讨

（一）加强区域经济贸易合作

区域国家只有形成紧密合作的区域经济关系，才能促进各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一带一路”区域经济设想正是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国的对外金融投资也只有依赖有效的金融合作才能达成广泛的共识。而区域经济合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区域国家要勇于承担自身的经济责任，也要共同承担面临的金融风险。金融投资国要与区域国家平等协商金融方面的事宜，也要制定出完整的责任分配与生产分配制度。只有制定出完整的制度规范，才能保证所有区域国家站在统一战线，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危害。除此之外“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优势资源互补、产业资源互惠的条件，也是区域国家建立广泛金融合作的基础。通过能源、基础设施、技术产业方面的深入合作，能够提高区域国家整体的联合性与对抗风险的一致性，也能促进我国金融投资的平稳快速发展。

（二）加强投资项目的审核

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金融投资，需要制定严格的投资审查制度对其进行规范的评估。通过评估金融投资能够创造的经济效益，以及未来企业的发展情况，给出详细的投资回报财务报表。所以合理的金融投资不仅要考虑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还要考虑自身的投资收益状况。跨国企业在进行金融投资前，需要组织专门的投资机构和审查小组对区域国家的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计算出相对准确的金融投资的风险与经济收益报表，从而决定是否进行相关项目的投资。“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金融投资活动，一方面要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还要计算金融投资所能带来的具体收益。

（三）协商处理贸易壁垒问题

“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构想的提出，主要作用是深化与周边地区的商业贸易合作，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所以我国对外金融投资项目的开展，需要与周边国家进行多方面的贸易协商，使跨国企业的金融投资活动能够顺利完成。区域国家设置多重的贸易壁垒以阻止外来企业进行投资生产等活动，从而保护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而我国对外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多种经济贸易壁垒的阻挠，所以和平的协商有助于解决贸易壁垒问题。同时我国的跨国企业集团在进入区域国家的贸易范围后，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投资活动带动市场经济，比如：提供多种就业岗位、采购本地的生产原材料、协同当地生产企业共同发展等。只有金融投资活动为区域国家带来实际的利益，才能使区域国家放宽自身的经济贸易壁垒，才能保证跨国企业集团的长远发展。

（四）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全球金融风险反复无常的变化，使得区域经济的风险等级不断提升，所以建立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金融投资活动，需要在经济效益平稳增长的过程中，逐步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我们需要采集众多的世界金融风险的数据，对金融风险发生频率与现象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最终建立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一带一路”背景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不仅要求国家内部要建立完善的风险应对方案，还要求区域国家紧密联合在一起，建立整体的风险应对措施。只有整个区域经济对外来金融危机抵抗能力的增强，才能促进各个国家经济的平稳增长。

四、结束语

“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发展的构想，需要强大的金融投资活动的支持。金融投资活动能够引入大量的外来资金，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加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深入沟通交流的过程中，金融投资能发挥巨大的能动性来搞活区域经济的发展态势，维持区域经济增速的平稳。同时区域经济的金融投资活动，需要时刻关注金融风险的发展态势，也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应对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总之“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发展要想顺利进行下去，不仅要对外形成广泛的联结，更要对内形成紧密联结。只有放宽地区贸易壁垒，才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朔.探析我国金融投资的现状与发展[J].中国集体经济，2014，（5）.[2]石怡文.探析我国金融投资的现状与发展[J].中国集体经济，2014，（13）.[3]苏倩.关于金融投资收益与风险的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5，（22）.[4]聂旖晴.探讨商业银行金融投资业务的创新[J].经营管理者，2016，（2）.[5]毛洪军.金融投资收益与风险浅思[J].中外企业家，2016，（2）.作者简介：王红（1994-），女，重庆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金融投资。

第二篇：“一带一路”背景下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对策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对策研究

【摘 要】“一带一路”背景下，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的身份给徐州和连云港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对协同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徐州、连云港两城协同发展的意义和主要障碍，并就如何推进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提出了具体对策。

【关键词】“一带一路”；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

1.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的背景和意义

协同是指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通过协调合作，促使系统整体功能提升，超过各要素功能之和的系统结构状态。协同既反映系统发展协调的合作过程，同时也反映了系统在协同过程中形成的结构状态优化结果。“切实加强务实合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建设“一带一路”，通过扩大开放、内引外联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务实之举，也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举措。

作为江苏省对接“一带一路”的主要节点城市，徐州处于 “一带一路”战略格局的交汇点，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东部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辐射带动的一个重要链接区，也是淮海城市群战略格局中“两横一纵”的连接点。从江苏省内看，徐州是江苏省北部十分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商业都会，是江苏辐射华北、东北、西北不可替代的传递点和中介区。不论是2000年提出的“三圈五轴”、2012年提出的“一带两轴三圈一级”还是2014年提出的“两横两纵”城镇布局体系规划，以徐州为核心的东陇海地区都被确认为是江苏省城镇布局的重要支撑区域。与周边地区相比，徐州历史悠久，民俗遗存丰厚，拥有两汉文化、军事重镇等特色历史文化。同时，淮海城市群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城镇化的核心，而徐州是淮海城市群中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徐州虽然坐拥优越的地理位置，但工业仍以能源、重工业和原材料为主，污染负荷高，高新技术含量低，高附加值的行业和产品比较欠缺，经济效益较差，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江苏省内其他地区。

连云港是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有铁路干线直达的六大海港之一，北面与渤海湾和山东半岛相接，南面与长三角相连，是沿海经济带的缝合区。同时，也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陇海铁路与沿海铁路的交汇点，同三高速和连霍高速这两条中国最长高速公路的唯一交汇点，这些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连云港成为了陇海兰新经济带和亚欧大陆桥最为便捷的出海口，成为了连接太平洋两岸，以及中亚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门户，其战略地位在欧亚经贸交流与合作中十分重要。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连云港先后开通了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和中哈物流基地，“五定班列” 的开通更进一步提升了连云港的区域势能和开放水平。从江苏省内看，江苏省委省政府多次表态，要从政策、规划、投资、人力、财力、教育等各方面强力扶持连云港发展，全力支持“一体两翼” 组合大港的建设。有周边其他地区相比，连云港历史久远，文化深厚，依山傍海，生态宜居，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发展旅游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战略和区位优势完全没有充分发挥，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始终处于相对较弱的范围，急需提高城市竞争力才能与其“一?б宦贰闭铰越换愕愕纳矸菹嗥ヅ洹?

因此，充分发挥徐州和连云港不同的区位优势，明确两个城市的功能定位，加强两城之间的协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分析

徐州和连云港之间虽然物理距离不远，但由于交通仍比较原始，没有开通动车和高铁，两城之间联系仍相对封闭，区域发展仍各自为政，真正实现协同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如城市定位没有协同考虑、地区利益协调困难、产业空间格局缺乏统一规划、区域市场体系不统一等。

2.1 城市功能定位没有考虑两城的协同发展

正确的城市定位，有助于塑造城市形象，帮助城市制定发展战略，更好地发挥城市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要对一个城市进行准确的定位，首先要合理地把握城市的独特内涵，了解其地域特色、文化特质、产业发展方向和目标，寻找城市的差异化和竞争力所在。同时作为城市群中一员，其城市定位还要考虑与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问题。

徐州位居“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级区域经济板块的中心地理位置，既是国务院全国国土规划纲要中规划要重点发展的28个中心城市之一，同时又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端的第一个特大型中心城市和淮海经济区的核心城市。连云港是我国主要的沿海港口和集装箱运输基地之一，是我国海洋开发的三大特殊区域之一。以港兴城，加快港口和桥头堡建设，应该是连云港发展的首要任务。无论是区位条件、文化特质还是产业构成，徐州与连云港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两城之间协同发展，功能互补、协调促进的有利条件。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徐州是新亚欧大陆桥上的第一座“灯标”，从两城目前的城市定位来看，不同规划纲要中虽都有过各种描述，但都缺乏对两城之间协同发展的考虑，没有充分打好路桥经济这张牌。

2.2 两城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协调机制

由于徐州和连云港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为了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博弈行为可能导致地区利益的扭曲和分化，造成“公用地灾难”，同时也加剧了地方政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大肆开采资源等行为，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等问题层出不穷。同时，在如何对接“一带一路”问题上，徐州和连云港仍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在如何协同发展，促进两个地区区域一体化等重大问题上还缺乏有效沟通和深入研究，在城市功能定位、产业错位发展、重大项目布局等问题上还缺乏两城之间的通盘考虑，制约着徐州、连云港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同时，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统一的平台，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也是城市协同发展的基础。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必然处于无序化状态，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难以真正实现。在现有的财税体制下，地方利益刚性化，徐州和连云港两城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加之法律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市场监管乏力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城之间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2.3 两城之间没有形成产业空间格局的的合理规划

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下，不同城市之间仍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做为发展的主要目标，相邻城市之间应有的产业链分工不明确，合作关系不稳定。核心城市的主要产业与相邻城市之间同质竞争现象明显，实质性合作关系发展缓慢。产业结构的趋同会导致产业结构自我封闭、自成体系，严重阻碍区域分工和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长期以来，徐州、连云港两市均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目标基本相似，在产业政策上求大求全，导致相互之间争项目、争资源、争投资，无序竞争的结果就是市场分割，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体系难以形成，城市整体实力难以提高。

3.推进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的对策

3.1 要在区域协同战略中定位

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增强各自的城市竞争力，徐州、连云港在对各自进行定位的时候，都要站在区域发展的角度，要打好“新亚欧大陆桥”这张牌，紧紧围绕着“服务于大陆桥”这一指导思想，共同为新亚欧大陆桥提供服务，并在服务中确定城市地位，在服务中成长壮大，在服务中打造多功能、开放型、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形象。

作为中国段新亚欧大陆桥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徐州是大陆桥东段的第一座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城市发展和定位应紧紧围绕路桥经济，建设桥上徐州。只有“兴桥、靠桥、撑桥、服务于桥”，围绕大陆桥做文章，才能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增强其作为中心城市的带动力和辐射力，加快徐州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步伐。只有牢牢把握“服务于桥”这一基本内涵，才能真正发挥徐州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这一区位优势，把徐州真正建设成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端重要的枢纽城市和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

连云港是沿海发展和沿东陇海线发展的支点和交点，是沿海中部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也是江苏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先导区和核心区，其城市定位要紧密围绕港与海做文章。首先，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东桥头堡，连云港必须切实为桥服务，服务于桥，才能发挥其作为堡的功能，才能发挥其作为主要节点城市的区位优势。如果说连云港的核心优势是其重要的战略区位的话，港口则是这一核心优势的载体，是连云港城市发展的龙头所在，为此，应紧密围绕以港兴城战略，加快港口建设，在提升主港的同时，积极拓展主港的南北两翼港群，尽快形成“一体两翼”的港口发展格局，同时，要重点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出海基地、中哈（连云港）物流中转基地、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合作示范区建设，把港口真正建成太平洋西岸集现代化、国际化、综合化于一体的枢纽港，把连云港真正建设成连结中亚地区和太平洋沿岸的交通枢纽，成为真正的“新亚欧大陆桥最便捷的出海口”。同时，可充分利用连云港优美、独特的的山海资源，借鉴其他旅游城市发展经验，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打造世界最大的西游记主题乐园和海洋世界，做大做强旅游市场，把连云港打造成名符其实的国际性海港城市和旅游城市。

3.2 建立两城协同的组织协调机制和协同平台，形成协同合力

为了更好地促进徐州、连云港的协同发展，建议设立徐州、连云港协同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江苏省省直机关有关职能部门、徐州、连云港两市的市长和部分民间协作组织的负责人组成，该委员会直接向省政府负责，履行统一领导徐州、连云港协同建设和统筹协调的职责，制定协同工作方案，组织建设工作的实施，具体负责协同建设的法律、法规、目标设定、资源发展定位、产业规划等全局性问题。

同时要建立起市长联席会议、城市联盟等跨地区、跨部门的工作协调机构和专项议事制度等协调机制，消除各种现实的障碍，打破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整合徐州和连云港两地的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有助于产业要素在两城之间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实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引导建立起各种专业技术协作组织，以协调解决两城协同过程中因产业技术整合而出现的各项法律、财务、经济、技术等问题。

联席会议、城市联盟等机构同时要组织协调协同城市的各社会组织和企业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构建服务“一带一路”的智库平台，组织社科院和有关高校，开展“一带一路”方面的研究，并与“一带一路”的其他节点城市和沿线国家建立合作，举办高层论坛，开展专项研究，使徐州、连云港真正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度融合区。

要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淮海经济区一体化建设等政策优势，把连云港港建设成为集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于一体的自由贸易港区和综合保税区。条件成熟的时候，要力争建设“徐连共同市场”，提升徐州、连云港同城化层次。

3.3 重新构建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群与城市群的协同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徐州、连云港两地政府之间应加强产业发展上的联合和协作，统一规划东陇海线区域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计划，构筑统一的产权、资本、劳动力市场，促使各生产要素在两地市场自由流动，优化资源的区域配置。徐州和连云港区域是淮海城市群的核心区域，但城际合作、产业分工的发展格局仍在探索过程中。

根据徐州和连云港现有的发展状况，促进产业群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键应该是大力推进网络体系建设，依托徐州地区交通、能源、重工业三方面的优势和已经初聚规模的能源，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基础，发挥物联网、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后发优势，加大与印度、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在工程机械装备、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经贸合作。

连云港则要充分利用其开放优势、临海优势和港口优势，以陇海铁路和沿海港口为依托，分别打造沿东陇海、沿海两条产业发展轴，这样的产业分布有利于城市和区域的后续发展。沿海?a业轴的发展应充分利用港口、物流、能源等优势，大力发展临海、临港型产业，打造以金属冶炼、重型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产业为重点的临港产业基地。东陇海产业轴的发展则应与徐州协同，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改造提升食品、冶金、精细化工三大传统产业，优先发展物流、旅游、商贸三大主导产业，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等为重点，打造东陇海沿线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促进物流集聚区、重点专业市场、产业集聚区之间的融合发展。

4.结束语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的身份给徐州和连云港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单纯立足本地的发展思路无法充分发挥徐州和连云港两城的战略优势，也不能真正实现徐州和连云港经济的崛起。两城只有真正携起手来，把自己放在“一带一路”这个大背景下，建立以协同发展为基础的城市发展战略，才能真正担负起节点城市的重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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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一带一路背景

一带一路背景

古代背景

丝绸之路是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前114年)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构思提出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背景

1、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

2、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

3、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启动目的

在通路、通航的基础上通商，形成和平与发展新常态。

丝路新图

1、北线A: 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日本海----扎鲁比诺港(海参崴，斯拉夫扬卡等)----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俄罗斯-----欧洲(北欧，中欧，东欧，西欧，南欧)

2、北线B: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

3、中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

4、南线：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

5、中心线[6] ：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

第四篇：“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绿色海洋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812（2016）14-0008-03

摘要：绿色海洋经济是以经济与环境和谐为目标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经济形式，它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体现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立体框架。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作用。21世纪人类社会将步入一个全面开发海洋的时代，但是海洋污染问题日趋严重。本文通过对绿色海洋经济的涵义及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等进行分析，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背景提出了推动绿色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对策及建议等，以供实际工作参考。

关键词：海洋经济 绿色发展 对策分析

1世纪人类社会即将步入一个全面开发海洋的时代，当前约占地球表面71%的海洋与人类生产活动息息相关，海洋经济是满足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和不断进步的物质需求和基础，但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诸如海岸线资源过度粗放开发、深远海资源利用不足、近岸渔业资源趋于枯竭、海洋污染现象日趋严重等，如何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有效解决环境资源保护问题，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它对于推动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作用。

一、绿色海洋经济涵义及现实意义

（一）绿色海洋经济涵义。海洋经济是指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盐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服务业等，它是直接和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其空间的相关服务产业和经济集合体。

绿色海洋经济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体现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立体框架，它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海洋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通过技术创新来改造传统海洋产业，在开发和利用中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不断推动绿色创新，旨在保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海洋经济的现实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经济以较快的增长速度向多方向扩展，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其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但是长期积累的资源环境与海洋经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粗放式的海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今新形势和“一带一路”背景发展要求。

随着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绿色海洋经济发展理念已经成为调整世界经济结构和全球资源与环境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它需要将该理念进一步渗透和融入到海洋领域各个层面，以竭力控制和降低能耗，削减入海污染物排放，维护海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提供更环保、更清洁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多的社会绿色福利和发展空间，这是有效解决经济增长、资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由“蓝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的重要战略举措。

二、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发展现状。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有了跨越式发展，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发展规模逐步提升。据《201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为59 936亿元，比上年增长7.7%，海洋生产总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4%。其中：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 22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7 049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9 661亿元，其占比结构分别为5.4%、45.1%和49.5%（见下页图1），可以看出，海洋产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与提升。

在“新常态”经济运行背景下，我国滨海旅游业产值位居海洋经济总量首位，其占海洋总产值的35.3%；海洋交通运输业占海洋总产值的22.1%，位居第二；位居第三位的是海洋渔业，其产值占比为17.1%；海洋工程建筑业和油气业占海洋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8.4%和6.1%，比重位居第四和第五。可见，对于近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仍是目前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导。我国近海资源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物”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运行模式，随着近海资源的开发力度逐步加大，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加重，其粗放、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方式将使得海洋资源供给面临更大的压力与风险。

（二）存在问题。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问题。据2015年3月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14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近岸海域污染现象十分严重，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70%的海滩垃圾和59%的海面漂浮垃圾来源于人类海岸活动，主要分布在旅游休闲区、农业渔业区、港口航运区及作业区等，这些海洋垃圾多是以废弃塑料为主，尤其是在滨海旅游区更为严重，其难以降解和净化，将长期“诅咒”海洋世界，甚至长达数百年和千年以上。另据中国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从海外进口的废弃塑料总量逐年递增，从2002年的246万吨已增至2014年的663万吨。目前，我国塑料垃圾回收体系很不完善，国内的废弃塑料回收能力每年仅为1 000万吨，回收率只有20%。

联合国环境署的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流入海洋的垃圾约是800万吨，其对海龟、海鸟、鱼类等海洋动物构成致命威胁，已经成为海洋生态环境的致命杀手。可见，海洋垃圾不仅影响到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且还对航行安全、涉海生产等作业造成严重隐患，各地海洋正沦为陆源最大的垃圾场。

（三）成因分析。当前，海洋污染主要存在四个方面原因：一是缺乏“绿色”环保意识，涉海经营企业把海洋当作无偿排污场所，缺乏投入治理成本和防治措施，无节制地在使用海洋资源和进行排污活动，最终形成了“外部不经济性”现象。二是绿色科技含量不高。目前，现代高科技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投入不足，仍停留在粗放式开发利用阶段，污染物的防治和治理问题缺乏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海洋绿色科技发展和社会贡献率低。三是绿色监管制度不健全。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未考虑到当前海洋环境容量，只要缴费仍可以继续排污，其对排污总量没有上限规定，征收的海洋资源税等未明确规定用于海洋生态补偿和环境治理。四是绿色评价体系不完善，对于海洋经济价值统计未扣除生态资源消耗和环境降级成本，不能科学、有效地反映海洋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利用状况，违背了社会生产的“谨慎性”原则要求。

三、“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对海洋经济发展提出新要求

“一带一路”战略是总书记于2013年9月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它作为中国当前新的国际战略框架，给海洋经济发展带来了多重机遇与挑战。

当前，海上丝绸之路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基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全面深化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它不仅可以巩固和拓展我国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而且还可以将我国海洋经济逐步辐射到南亚和非洲等地区，能够扩大我国对外的影响力和国际合作能力。

21世纪将是人类挑战海洋的新世纪，如今谁的管理最科学、资源最节约、生产最环保、产品最绿色，谁就能率先赢得市场的竞争地位与主导发展权，海洋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最后空间，势必导致海洋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深水、绿色、安全”必然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趋势。“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高起点，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是全面带动我国沿边开放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此时，既面临着国家政策扶持，又要迎接竞争与挑战，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绿色海洋经济发展对策，以提高我国海洋经济的社会贡献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我国绿色海洋经济发展对策

（一）制定绿色海域发展规划。根据我国不同海域的资源禀赋、生态容量、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按照“以陆促海、以海带陆、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原则和要求，合理开发和利用各地海洋资源，推动绿色海域经济发展。一是打造北部绿色海域经济圈，该区域主要由辽东半岛、渤海湾和山东半岛沿岸海域组成，其海洋经济基础雄厚，是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区域，可将其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绿色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海洋科技创新基地；二是培育东部绿色海域经济带，主要由江苏、上海、浙江等沿岸海域组成，该区域港口航运体系完善，海域经济外向型程度高，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可以培育发展成为绿色航运港口和现代物流基地；三是构建南部绿色海域经济链，该海域主要由福建、珠江口、北部湾、海南岛沿岸海域组成，海域面积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突出，是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区域，本着保护和开发南海资源以及维护我国海洋主权领土完整的原则及要求，不断推进绿色海域经济链建设。

（二）扶持绿色海洋产业成长。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机遇，结合我国推动绿色发展的新政策，着力培育和发展一批新兴绿色海洋产业。一是加快推进标准化养殖基地建设，拓宽海洋绿色养殖空间，大力发展现代绿色海洋渔业；二是适应国际造船标准和规范要求，大力推动大型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等主力船型的升级改造，发展节能环保和安全高效的绿色海洋船舶工业；三是开发具有高附加值和市场前景的海洋新药物及生物制品，推进海洋绿色制造业发展；四是促进海上风电永磁发电、海洋浮式风力发电、潮汐能和波浪发电系统等天然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推动海洋绿色能源业发展；五是加大海洋高科技研发投入与转化，增强其对绿色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力，推动现代海洋服务业发展。

（三）培育绿色海洋消费市场。培育绿色海洋市场需要推动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就是一种要求消费者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消费理念及行为习俗，它能够引起社会消费方式和生产模式发生变革，对于调整和优化当前海洋经济结构等具有积极作用。一是全面开展绿色海洋产品认证，增强消费者对绿色海洋产品的认知度和信赖度；二是增加绿色海洋产品社会供给，帮助海洋生产者的绿色产品能够卖得出、售得好，不断激发其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责任性；三是给予绿色海洋产品适当价格补贴，以维持和推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详见图3）。

图3中d1代表社会初期对绿色海洋产品的消费需求，s1代表绿色海洋产品的社会供给。当消费者消费了绿色海洋产品后必然会引起该产品需求量增加，即需求曲线d1右移至d2处，此时绿色海洋产品价格上涨至p1，这时海洋生产者意识到有利可图便会增加该绿色产品社会供给，而当供给曲线s1右移至s2时，绿色海洋产品价格会由p1下降至p2，这时为了不使海洋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降低，政府应通过相应补贴措施来弥补其利益损失，以维持绿色消费市场正常运行。

（四）加强海洋资源绿色监管。在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根据有关理论分析，如果排污收费标准高于污染治理成本，排污者一般会选择治理污染；如果排污收费标准低于污染治理成本，排污者就会选择交纳排污费，而在现实中排污者往往是选择了交纳排污费，这说明目前排污收费还是比较低，且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等现象。如图4所示，在排污收费不断增大的压力下，污染物排放量总会有出现负增长的时点，若要依靠加大排污收费来控制污染（即t2点），此时已有更多的污染物被排放出来，所以在t1点之前就应考虑治理污染，而不是等到t2点再去治理，这样势必增加了污染治理成本。所以，在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应加强全程绿色监管，可适时开征海洋生态税，及早控制各种污染源。

（五）科学核算海洋绿色价值。科学核算海洋绿色价值就是要改变以往单靠会计利润等评价海洋经济价值的做法，逐步增加和完善生态环保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实行海洋价值的绿色gdp核算。这里所谓的海洋绿色gdp核算，就是指扣除生态资源消耗和环境降级成本后海洋经济所创造出的价值总量，其核算公式为：海洋绿色gdp=海洋gdp总量-（生态资源消耗费+环境降级成本）。实行海洋绿色gdp核算能够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海洋经济发展与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程度，体现了我国海洋经济真实价值增量与发展水平。

（六）营造绿色海洋文化环境。绿色海洋文化是指人们在长期涉海生产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并被广泛认可，遵循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总的看法和观念认同，它是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软实力。对此，一是大力传播绿色海洋文化理念，促进海岛环保生活和净海休闲旅游等，培育和发展绿色海洋文化观；二是充分利用中国海洋文化节、国际海洋节等节庆活动，积极开展“低碳、绿色、环保”等实践行动；三是发展以绿色海洋为主题的演艺、展览、出版和动漫等文化传媒产业，创造绿色海洋文化价值，早日实现“绿色海洋梦”。

第五篇：“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发展策略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发展策略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16-6-21 11:10:42 点击：1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一带一路”方略不仅传承了古代丝绸之路亲善交流、开放包容的精神，更结合当代国内外局势，超越了传统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当前的重要国家战略，其重点是实现“五通”，其中“贸易畅通”即与贸易伙伴在协调透明的贸易环境中展开更加密切和广泛的合作。世界贸易组织（WTO）于2014年11月宣布《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书通过，我国于次年9月正式接受该议定书，在国际社会上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同时也加速了中国与主要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一、贸易便利化的提出及发展

贸易便利化最早是1923年在国际联盟的议程中被提出的，当时其主要任务是建立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体系，尽可能地降低国家间的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创新，贸易便利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充实，并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的重要议题，受到各类组织的关注。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贸易便利化是对国际贸易程序的简化和协调，包括了国际贸易货物流动所需要的收集、提供、沟通及处理数据的活动、做法和手续，即国际贸易程序和文件的系统化与合理化；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对贸易便利化中贸易程序的界定更加具体，即指海关程序、国际运输、贸易保险和支付及过境时必须履行的程序和手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提出贸易便利化通常是指运用新技术和其他相关措施，简化和协调与贸易有关的程序及行政障碍，降低成本，推动货物和服务更好地流通；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贸易便利化是指涵盖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可以使贸易流动更便利的信息流及相关程序的简化和标准化。

世界贸易组织在1996年召开的首届部长级会议中开始将贸易便利化纳入其工作议程，在2001年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中细化了在该领域应该开展的工作，2002年根据《多哈宣言》的授权，进一步提出了确定各成员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贸易便利化的优先权等工作重点。2004年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谈判工作组成立，正式启动贸易便利化谈判，但由于牵涉到各方的切身利益，对贸易便利化文本一直未达成共识，进展缓慢。在经历了激烈和漫长的多轮谈判后，僵局终被打破，世界贸易组织在2014年11月通过了《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书，这也是多哈回合谈判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主要体现为贸易程序的简明化、法律规范的透明化、数据传输的电子化及贸易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其最终目标是协调各国独立的贸易体系，创造一个更透明、更简单的环境，推进全球贸易更便捷、更有效地发展。

二、相关文献梳理

国内外对贸易便利化的研究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侧重于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益研究；其二主要是对贸易便利化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其三是对贸易便利化基础理论和相关议题的研究。

（一）在贸易便利化经济效益方面的研究

基姆（Kim）等[ 1 ] 通过研究发现，在海关程序上的改进，可促使APEC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口有一定的增幅；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发现，只要海关程序方面的便利化条件有所改善，则APEC区内进口就会有相应的升幅[ 2 ]；弗朗索瓦（Francois）等[ 3 ]在测算关务费用对经济的影响后发现，如果各国的海关费用下降，则全球GDP总值将相应增加；菲利普（Felipe）等[ 4 ] 运用物流绩效指标值测算了提升贸易便利化质量的绩效，发现在出口国该指标值每增加1%则会使出口增加5.5%，在进口国该指标值每增加1%则会使进口增加2.8%，并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影响最大。王慧彦等[ 5 ] 认为，贸易便利化能带来增加商业机会、节省通关时间等至少六方面的利益，同时以发展中国家秘鲁为例，分析了该国从贸易便利化领域的改革中获得的收益。胡超[ 6 ] 基于对中国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8个国家农产品贸易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提出，贸易便利化是推动未来中国—东盟合作实现钻石十年的重要助推器，其中缩短跨境通关时间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总体上如果进口通关时间每下降10%，可带来农产品贸易额提高5.68%，增加15亿美元。

（二）对贸易便利化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

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约翰·威尔逊（John S.Wil⁃son）因为常年致力于贸易便利化评估体系的研究而在该领域极具影响力，他和几位合作研究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将贸易便利化分为四个指标体系，并分析了这些指标体系对于贸易增长的贡献率，指出提高港口效率对提升贸易额有显著的影响，海关环境等其他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改善也与贸易额呈正相关关系，[7 ] 且通过实证测算的结果表明无论是进口国、出口国还是世界都会从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改进中受益，在制造业的贸易流总值将会因为贸易便利化的改善达到约3 770亿美元。[ 8 ] 此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曾提出过如海关指数、港口环境指数等贸易便利化的指标，[9 ] 虽然囊括的内容更丰富，但之后在具体量化方面仍然沿用了威尔逊的构建方法。另一位学者约翰·雷文（John Raven）[10 ] 则认为主要指标有海关环境指数、商务诚信水平指数、支付系统效率指数等，但他没有对各项指数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我国学者彭羽等[ 11 ] 结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特色和目标，将市场准入、商贸环境、基础设施、政府效率设置为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四个一级指标。

（三）对贸易便利化理论和相关议题的研究

娄万锁[ 12 ] 对贸易便利化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究，特别是从经济根源、政治根源、制度根源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王俊[ 13 ]则从三螺旋模型的理论视角提出贸易便利化是三螺旋模型下国内链措施、区域链措施和全球链措施交互作用的结果，随着全球经济交融发展的深化，贸易便利化是一个逐步摆脱外部束缚、使贸易趋向便捷和自由的渐进过程，每个经济体采取的贸易促进措施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中国应当对包括贸易便利化在内的国际贸易规则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让贸易便利化离我们更近。胡晓红[ 14 ] 则以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为视角，对由于各自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不平衡以及文化传统的不同而造成的贸易便利化制度差异性进行了阐述和剖析。

三、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数分析

（一）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数据来源

鉴于威尔逊提出的贸易便利化评估体系最为成熟并被广泛应用，本研究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参照其评估方法，整个测评体系包括四个主要指数：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制度环境及电子商务环境。在数据的选取上主要来源于2015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WEF）最新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5—2016》（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5—2016）

和2015 年4 月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15》（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15）。这是世界经济论坛最著名的两大系列报告，每年在发布之际都会引来各界注目，报告中各项目的评价结果和各国排名不仅受到经济界学者和商界精英的关注，更被各国政府高层作为制定决策的重要参照。

从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来看，四个一级指标项下都有其相应的二级指标，具体内容如下： 1.口岸效率指数（Port Efficiency，PE）

口岸效率指数中包括了港口设施质量（Quali⁃ty of Port Infrastructure）、空运设施质量（Quality ofAi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铁路设施质量（Quali⁃ty of Railroad Infrastructure）。取值1~7，1代表所有国家中评价最低的国家，7代表所有国家中评价最高的国家。2.海关环境指数（Customs Environment，CE）

海关环境指数主要体现在两项指标上，一项是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盛行程度（Prevalence of NontariffBarriers），取值为1~7分，1分代表该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非常盛行，通关时间很长，7分代表该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对进出口商品的影响很小，通关较为便捷；另一项是海关程序的效率水平（Burden of customs procedures），取值为1~7 分，1分代表该国的海关效率水平很低，7分则代表海关效率水平很高。

3.制度环境指数（Regulatory Environment，RE）

制度环境指数反映了贸易便利化实现的宏观环境，主要有两项：其一是不合法收入指数（Irregu⁃lar Payments and Bribes），取值为1~7 分，1 分表示该国经常会出现不合法的收入，制度混乱，7分表示该国很少出现不合法收入，制度清晰；其二是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指数（Transparency of GovernmentPolicymaking），取值为1~7分，1分代表政府的政策透明度很低，7分代表该国政策透明度很高，企业和个人能非常容易地了解其政策变化。

4.电子商务环境指数（Service Infrastructurefor E-business，SI）

电子商务环境指数主要体现了互联网在该国运用的普及程度，通常由两个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是电子基础设施指数（Internet & Telephony Com⁃petition），取值为0~2分，0分代表该国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处于劣势，2分代表该国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很好；另一个指标是企业使用互联网广泛程度指数（Business-to-business Internet Use），取值为1~7分，1分代表互联网使用率很低，7分代表互联网使用率很高。

（二）数据处理与样本的选取

在贸易便利化的测评体系中，因为各指标体系的取值范围和取值方法不完全相同，如有的取值1~7分，有的则取值0~2分，为了使综合评估更统一协调，必须采用数学方法进行数据调整。

本研究采用公式IIj= Ij/Imax（0

本研究根据相关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进行了分析。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西亚北非、独联体等共计64个国家和地区。当然，“一带一路”秉持开放原则，欢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因为这是中国提供的全球机遇。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64国的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6 370亿美元，进口贸易总额达到4 834亿美元，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的同比增速都远高于我国总进出口贸易增速，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额超过200亿美元的有越南、印度、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联酋、泰国、伊朗、菲律宾、沙特阿拉伯等11个国家，而进口贸易额超过200亿美元的除了涵盖以上11 个国家中的8 个外，还包括了阿曼，本研究拟通过我国与这12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在贸易便利化指数上的数据分析，来了解“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应采取的发展策略。

（三）评估结果分析

利用以上方法，我们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2015—2016》和《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15》，以中国及这12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为样本对象，进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估分析。在描述性的数据中，可看到各二级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以2分为最大值的电子基础设备竞争指数的均值为1.67，其余以7分为最大分值的均值在3.82~4.99 之间，标准差在0.38~1.11的范围内，具体参见表1。

结合中国每项指标的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港口设施质量和空运设施质量处于中等水平，指数都略低于均值，全球排名为第50位左右。铁路设施质量较好，不仅高于均值，且位居全球第16位。贸易壁垒的盛行程度排名第78位，海关程序的效率水平排名第56位，都低于均值，处于中等略低的水平。中国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指数较好，高于均值，且全球排名第36位，意味着政府政策对于从事贸易的企业和个人都较为公开和透明，应继续保持。但不合法收入指数低于均值，说明法律法规还不够明晰，不合法收入指数的控制效果也不是很好。电子基础设备竞争指数从全球排名来看，有很多国家都排在我国之前。我国企业使用互联网的广泛程度则处于中等水平，与均值基本持平。

根据公式IIj= Ij/Imax（0< IIj≤1），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复合统计后，得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12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各项指标的新参数及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TFI的数值和综合排名，参见表2。

通常，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会根据得分情况被划分为四个等级，据此可以得知：新加坡、阿联酋、马来西亚得分均在0.8以上，属于第一等级，为非常便利；沙特阿拉伯、阿曼、印度、中国得分在0.7~0.8之间，属于第二等级，为比较便利；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俄罗斯的分数在0.6~0.7之间，属于第三等级，为一般便利；伊朗则在0.6分以下，为不便利。在这13个国家中，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最高的是新加坡，TFI 值为0.994，与之相比，中国的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只有0.710，排名第7，与新加坡差距比较大，说明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四、发展策略建议

（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伙伴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设施联通，中国当前的港口与空运设施质量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有了明显提升，现处于中游水平，虽然与沿线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铁路设施质量更是处在较为领先的位置。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孤立的，不能仅靠中国一方的力量，我们应积极推进新亚欧大陆桥、泛亚铁路等重要通道建设，推进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随着我国出资的丝路基金成立和由我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将更加被重视，同时还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为相互间的产业合作等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进而更有力地增强中国与伙伴国和地区的合作。我们应充分利用丝路基金和亚投行这两大平台，在提高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同时，助推沿线国家尤其是西部周边国家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互联互通的建设进程中实现互利共赢。

（二）构筑高效便捷的通关便利化改革通道

创造便捷的海关环境，打造高效的通关通道是贸易便利化改善措施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的海关环境项目指数及排名都处于中等以下水平，应主动向领先的国家学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便利化综合指数最高的新加坡，凭借便捷的通关程序、高效的海关管理、合理的通关政策在通关便利化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其在通关便利化方面的改革创新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贸易发展局早在1989年就建立了贸易网（Trade Net）自动化系统，这是一个涉及所有相关部门的中央通关信息处理系统，全天候以电子形式传输单据和批准许可，以“单一窗口”的方式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有效地增强了海关的监管和行政执法能力。为了使“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更便捷，我们应学习先进经验，改变传统各自为政的局面，积极创新通关模式，畅通国际通道，扎实推进通关便利化改革，同时也要遵循风险控制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自上海自贸区2014年2月开始“单一窗口”的试点工作以来，2015年起南京、天津、福建也相继启动了“单一窗口”的改革。但目前我们的试点改革还局限于海关商检合作，未来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向多部门延展。

（三）完善有利于贸易便利化的制度环境当前，贸易便利化的国际规则已从边境延伸到境内，涉及到相关国家的制度环境。因此，制度和机制的完善就更具挑战性。我国虽然是贸易大国，但贸易便利化的相关规则和内容在法律上并不完备，这是需要加以重视的，因为在国际上，法律法规、配套政策和监管体制等制度环境的完善是一国良好营商环境的直接体现，如北欧的跨边境边检合作制度、日本的提前审单制度等都是较好的改革实践。我国也应积极建立和健全满足贸易便利化要求的机制，加大海关规章制度的改革力度，以适应当前外贸的新发展，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同时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伙伴国协同联动，推进在执法互助、监管互认、互相监督等方面的合作，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从制度改革和机制建设层面真正推动贸易便利化的深入发展。

（四）提高电子基础设备和信息技术水平

电子信息化建设是贸易便利化改革中不容小觑的要素，综观国际上贸易便利化水准高的国家，其电子设备与信息技术都是很发达的。在《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15》所调研的143个国家中，电子基础设备竞争指数达到满分并列第一的就有62个之多，而我国排名靠后，仅列第116名，这要引起高度重视，如果电子基础设施跟不上，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样，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运用上，我们也要紧跟世界步伐，加大投资与支持力度，适当增加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提升现代化信息技术与配套设备的水平，尤其要将高科技的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口岸建设和海关管理中，使海关与外贸企业、外汇管理局等其他部门间的数据实时互动，实现智能联动与自动处理，随时了解货物在存储移动过程中的所有信息和数据，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管理和服务效率，还能有效增强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同时，基于“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还要推动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增进信息交流，完善信息通道，在设施联通的基础上加强信息联通，让“信息丝绸之路”畅通。

（五）主动参与贸易便利化相关规则的制定

当前，作为贸易便利化的受益者，发达国家一直极力倡导，在该领域规则的制定中也甚是主动。但是，随着全球经贸发展的深入，相关的贸易规则也应与时俱进地不断修订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这些新变化，而在多边贸易谈判博弈中，各成员都有各自不同的贸易便利化规则，因此应该共同推动达成一个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大国，应尽可能多地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伙伴国，捍卫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应有权益。世界贸易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柏年就指出，现在的中国与刚“入世”时相比，对全球贸易机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话语权也同时在不断增强。[ 15 ] 我国政府应借此影响力，加强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国的沟通，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和有关贸易便利化的国际论坛，提出我国和伙伴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寻求因各种差异产生的贸易障碍，并立场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积极争取有利于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发展的条款。我们不仅要用改革动力助推贸易便利化，也要以主动的姿态加入和参与到相关规则的研究和制定中。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在硬件层面上，我们应借“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东风与沿线伙伴国“互联互通”；在软件层面上，要通过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定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扎扎实实地将贸易便利化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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