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大乱局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应对心得

第一篇：中东大乱局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应对心得

《中东大乱局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应对》讲座心得

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可以说是随着世界潮流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是契合中国面临的新的发展机遇期的重大举措，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

当今世界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处于相互隔绝状态的世界，也不是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极世界，而是日益紧密联系的相互交往合作的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会变得愈加紧密。不论是经济合作，还是政治文化的交流，都日益蓬勃发展。中国面对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紧紧抓住机遇，不失时机的提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志在促进自身与各国的共同发展，为人类谋求更多福祉。

中东处于“一带一路”的中心环节，因此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开展，中国与中东的联系也将更加密切。但是中东这一地区由于其历史上特殊的位置，长期以来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同时又是能源聚集地，加之自身存在多种矛盾，如宗教冲突、资源争夺等，造成地区局势十分复杂动荡。这必将给“一带一路”的开展带来负面影响。

邓小平曾经总结过，世界的问题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即东西南北。东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矛盾，属于和平问题。南北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矛盾，属于发展问题。其中南北问题，也就是发展问题是最根本的。要解决中东问题，也必须依靠发展来实现，但是发展又必须要有良好的内外环境。二者是相互促进的。

国家的稳定是发展的基本前提。中东国家目前的动荡局势，是阻碍其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中东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欧亚非交汇处。又有着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其能源资源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这一地区是人类文明诞生地之一，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是一个十分有发展潜力的国际市场。拥有如此多的天然优势，中东本可以是世界上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之一，但是由于自身内部重重矛盾，如宗教、民族矛盾等，加之大国干预，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动荡局面。中东要取得整体性发展，就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中国曾经遭受过类似的苦难，可以说是感同身受。因此更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尽可能抓住一切机遇大力发展自身

中国要在“一带一路”大战略条件下与中东开展合作，就必须针对其具体的情况，作出合理的政策调整。利用“一带一路”与其互联互通。要优先与那些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展开合作，打通和稳固“一带一路”的中间站。突出双边合作，具体国家具体对待，注重区域合作。如可以与伊朗、土耳其、沙特等海湾国家、甚至伊拉克局势相对较为稳定的南部地区展开各项合作。至于局势动荡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等地区，则要根据自身战略需要，相机采取行动。乱中也存在机遇，以“三不”原则为遵循，不失时机地加大介入中东事务。

中东局势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民族、宗教因素。民族和宗教问题在中东是时常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生活着波斯、库尔德、突厥、阿拉伯、犹太等几大古老的民族，以及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汇聚于此，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不断，尤其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民族冲突十分严重，甚至导致了几次战争。同时阿拉伯人信奉的伊斯兰教，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宗派林立，其中又以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争斗十分激烈，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宗教土壤。如此复杂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可谓世所罕见。

中国也有着众多的民族，许多少数民族也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要格外注重民族和宗教问题。尤其是面对如今与中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中东，我们更要注意西北局势的稳定。中国在西北有着大量的伊斯兰教众，可以说中东的稳定与否与我们也有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关联。中国要加大与中东的反恐合作，特别是针对“东突”势力的打击上，要与土耳其等国做好工作。保持西北的稳定，是关系“一带一路”畅通的重要条件。

怎样解决中东困局呢？除了政治因素以外，经济发展更为重要。使中东人民感受到“一带一路”带来的好处，加深中东各国经济利益联系，那么对于解决中东困局会有重大帮助。

“一带一路”对于沿线国家来说是机遇，是一个发展自身的大机遇，中东也不例外。但能否抓好这个机遇，以及怎样去抓住这个机遇，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点。中国本着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提出了“一带一路”，并付诸实践，必然会在其中担任引领角色。中国会积极主动与各国真诚交往合作，各国也应该拿出真心实意来支持中国。那么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双赢。

当前中东自身的局势决定其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一带一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情况。一方面，中国重视区域、双边合作，另一方面，中东国家也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搭载“一带一路”这辆发展的快速列车。

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向进一步开放的方向发展，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期，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实行积极的走出去战略，依托“一带一路”，抓住中东这块潜在的市场，对于我们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同时，中国对于中东资源的依赖度也在不断上升，那么针对当前中东国家的困局，帮助其化解困局，对于我们的自身安全也是有益的。

第二篇：中东大乱局与中国应对

中东大乱局与中国应对

作者：李绍先 时间：2015-07-10 09:56:35

一、中东概况及中国在中东的利益

首先，我介绍一下中东。中东是“一带一路”的交汇点，“一带一路”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最后在中东这个地方交汇。中东是沟通两洋的一个必经之地。在地缘政治上，中东地区是局势最复杂的地区，或者说中东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战略高地。美国有一个所谓“哑铃战略”，因为世界有三大工业地带：北美、东亚、欧洲，美国本身是在北美，美国怎么控制另外两大工业带?中东是“抓手”，就是所谓的“哑铃战略”。所以美国要牢牢掌握中东的主导权。我们“一带一路”战略在现有的地图上画定一个“H”，所谓“H”就是我们在东亚的太平洋，欧洲的大西洋，中间路过中东，是个很宽的“H”，实际上也像一个哑铃。过去因为中东离我们相对较远，而且形势非常的动荡、复杂，中国一般是不碰中东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的不断成长，中东离我们越来越近，现在可以说是利益攸关，这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第一，中东是我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主要来源。实际上，中东地区是我国能源不可替代的主要来源地。现在，我国石油进口总量已经超过了总需求量的60%，而从中东波斯湾周边国家进口的石油已经超过了进口石油的50%，并且比例还不断在增长。预计在2020年我国进口石油总量将占总需求量的70%，而其中60%的进口石油将来自于波斯湾沿岸。天然气也是如此。这就是能源来源的不可替代性。

第二，中东是一个大市场。这些年我国传统的出口市场增长率都明显降低，比如欧洲、日本、美国这些传统的大市场增长率都明显降低。但中东市场增长率不断在提升。2011年中东出现了这么大的乱局，但中国向中东的出口以每年两位数的增幅在增长，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去年中国与中东地区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3000亿美元，而且潜力很大。中东地区也是公认的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

第三，安全利益越来越密切相关。大家有一个直观感受，最近几年新疆地区形势非常动荡。除了内在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外在原因就是中东地区的动荡，它对新疆形势的动荡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中东动荡的消极影响是世界性的，在西方人看来也是非常头痛的。

第四，战略利益越来越攸关。“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来后，中东和中国的战略关联度越来越大，中东的战略重要性越来越高。我们研究中东的人有两句行话，第一句，“中东是大国的竞技场”，因为任何国家强大了都要去中东，这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句，“中东是大国的坟墓”，之前很多大国都折戟在中东，远的不说，就说二战之后大英帝国的衰落、苏联的衰落都与中东密切相关，所以中东是非常险恶的。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中东的基本情况。下面这张地图大概就是今天要讲的中东地区的地图，地图上包括阿富汗是有争议的——有的国家把阿富汗划到中东，有的国家把它划到南亚，有的国家把它划到中亚，我国在传统上不把它划到中东。这张地图中阿富汗被包括在中东范围内，主要是因为阿富汗战争对中东形势影响大，所以就姑且把阿富汗放了进来。今天讲的中东有25个国家，其中22个国家是阿拉伯国家，其他是波斯人国家伊朗，突厥人国家土耳其，犹太人国家以色列。

中东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战略高地?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最动荡的、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地区?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根据我自己的心得体会，中东是一个十字路口，是由十字路口的作用决定的。十字路口是双重的。首先，是地理位置上的十字路口，是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合部。大家都知道，欧洲与亚洲的接合部是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土耳其海峡，具体来讲就是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非洲与亚洲的接合部在地中海通往红海，又通往阿拉伯海、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所以说中东是一个十字路口。

更重要的，中东是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几千年来，东西方文明激烈地碰撞、交流、融合、冲突、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就在地中海东岸，就是中东这里。千百年来东西方文明在这里激烈地碰撞，无论是欧洲人所讲的历史上的一次次所谓“黄祸”(发端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北部游牧草原的游牧民族，受到农耕文明的汉族文明的挤压以后，一般都有西迁的过程。西迁的民族一般会受到西方文明的阻挠，双方激烈的碰撞，一般都在地中海东岸)，还是西方文明东扩过程中最典型的“十字军东征”，都是如此。在文明的十字路口相互碰撞的结果，导致了中东现有的、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复杂的人文、历史和宗教文化。具体来讲，世界三大一神教都诞生在这个地方。有最古老的犹太教，还有在犹太教基础上脱胎、创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以及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很大影响创立而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

二、地区政治秩序的崩溃 1.“伊斯兰国”异军突起

当前的中东形势是一种地区政治秩序处于崩溃的态势。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未必成熟。为什么这样讲?大家都知道，去年6月10日一个叫“ISIS”的势力突然在摩苏尔出现，它现在叫做“IS”，当时叫“ISIS”。它为什么叫“ISIS”呢?它的中文翻译是“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或“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英文的简称就是“ISIS”。但是在去年6月29日，它把自己的名称正式定为“IS”，就是“伊斯兰国”。对全世界来讲，人们认为它是突然出现的，但搞这方面研究的人非常清楚，它早已经存在，而且一直在不断发展，只是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在去年6月10日，它突然占据了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摩苏尔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伊拉克是一个大城市，有上百万人口。它突然占领了摩苏尔，而且迅速南下，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势如破竹，一度威逼巴格达，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和恐慌。

到去年年底，“IS”活跃的地区、统治的地区或者它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已经大概有20万平方公里，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边界。其实“IS”的出现把伊拉克、叙利亚的边界给抹掉了，伊拉克、叙利亚原来意义上的边界已经没有了，完全被“IS”所宣布的“国家”所覆盖了。这大约2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是逊尼派聚集的地方，在这个地区生活的人以逊尼派为主，当然“IS”也是逊尼派的极端组织，“基地”组织都是逊尼派的极端组织。

现在“IS”大致仍然是这样一个状况。有人说“IS”呈现颓势了，那是舆论宣传中出现的颓势，实际上它基本的态势没有变化。原因主要是没有一致的力量去真正对付它、消灭它，而它活动的区域又是逊尼派聚集的地方，处于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IS”在这个地方起着管理和政府治理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IS”得到这个区域的逊尼派民众的接受，所以它能够存在下来，俨然是一个国家似的。当然它宣布几年之内要建立整个世界性的“哈里发国”，这是很狂妄的。“IS”崛起的态势，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东地区的形势。

2.叙利亚、伊拉克态势

为什么说中东地区政治秩序处在坍塌的状态?因为原来意义上的叙利亚，虽然仍在地图上标示着，但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大家都知道，叙利亚在2011年爆发了内乱，在利比亚卡扎菲被推翻后，绝大多数的专家都说巴沙尔政权倒台只是时间问题。实际上巴沙尔没有倒，到现在仍然在。但巴沙尔政权现在控制的地域主要局限于叙利亚西边人口聚集的大城市，据最新事态，伊德利卜彻底失控了，南部德拉也失控了。也就是说，巴沙尔政权能够控制的只是大城市，即使是大城市，控制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大马士革大致控制人口聚集的地方80%，霍姆斯不足50%，而且霍姆斯现在基本上是废墟了，阿勒颇不足50%。它还控制着连接这几个大城市的战略通道，可以自由运输运送兵源、补给。实际上，它完全掌控的地区不足原来领土面积的10%，控制的人口大概也就是四五百万左右。过去叙利亚是两千万左右人口。而现在叙利亚的两千万人口中，有四百多万将近五百万的人口已流亡国外，七百万到八百万的人口是国内的难民，至少50万人死于战乱。叙利亚现在已完全被撕裂，有形形色色数以千计的武装组织，其中最大的就是“IS”。其他比较大的还有胜利阵线，大家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的，这是“基地”组织的叙利亚分支。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不管未来巴沙尔政权能不能坚持住，或者重新恢复一定的生机，叙利亚也很难再回到过去大一统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严格地讲，叙利亚已经没有了。

相应的，从去年“伊斯兰国”崛起以来，伊拉克也很难回到原先的状态了。我们所讲的伊拉克，传统上是由三种人组成，占国内总人口60%的是什叶派，主要聚集在巴格达以南;巴格达以北，是逊尼派聚集的地方。它的北部，特别是东北部三个省：杜胡克、阿尔比勒、苏莱曼尼亚，在库尔德人占据之下，形成一个库尔德自治区。伊拉克已经是一分为三了。当然现在全世界仍然承认伊拉克是统一的、领土完整的，还有伊拉克政府存在。但实际上，库尔德人聚集区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完全独立的状态，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司法体系、军队、财政，甚至也向外出口石油，国家机器应有尽有，库尔德也准备要在合适的时间点宣布独立。

所以我觉得很难再回到原来的伊拉克。就在今年春天，伊拉克政府军进行反攻，说拿下了提克里特，好几万军队发动总攻拿下提克里特，而提克里特的守军就几百人。其实提克里特完全是一座空城，所有的房屋、建筑基本上都成废墟了。而且伊拉克政府军在提克里特遇到的并不是“IS”，而是萨达姆政权的残余势力。“伊斯兰国”为什么能够存在，因为它实际上是逊尼派的力量。全世界都把它看成极端势力，无恶不作，但是在这个区域的逊尼派的人，可能更多地把它看成是逊尼派的抵抗力量。因为伊拉克的逊尼派不接受伊拉克战后什叶派主导政权这样一个现实，所以“IS”能够存在发展、能够壮大。

我刚开始讲，“IS”原来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什么是黎凡特呢?黎凡特在历史上，是指在地中海东岸的土地，按现在的划分，它包括五个国家，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科威特和约旦，实际上还包括以色列。这个地区历史上叫黎凡特。“伊斯兰国”诞生在伊拉克，为什么叫黎凡特伊斯兰国?因为它要在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所以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形势处于坍塌的局面，直接冲击到黎凡特其他地区，特别是约旦。大家都知道约旦是一个小王国，阿卜杜拉国王，哈希姆王朝。实际上这个小王国多年来一直坐在火山口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扑灭。但是由于约旦太重要了，对美国太重要了，对以色列太重要了，对阿拉伯国家来讲太重要了，所以约旦受到这些力量不遗余力的支持，才得以艰难地维持着。

2011年以来，约旦的形势非常脆弱。在“伊斯兰国”兴起这样的局面下，特别是叙利亚内战导致一百多万叙利亚难民逃到了约旦，使得约旦形势雪上加霜。约旦本身是个移民国家，约旦总人口的60%来自巴勒斯坦，主要是在1948年和1967年中东战争期间逃亡到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后裔，逐渐都成为约旦的国民。现在又加上一百多万叙利亚难民，而约旦整个国家的人口也只有五六百万人，所以这个王朝是非常脆弱的。

黎凡特地区中的黎巴嫩也直接受到影响，从去年5月份到现在，黎巴嫩总统一直选不出来。如果你问黎巴嫩的政治家，总统什么时候能够选出来?他会回答你：什么时候叙利亚的形势稳定了，黎巴嫩才能选出总统来。可见叙利亚局势对黎巴嫩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黎巴嫩本身是一个碎片化的国家。从大的宗教上说，有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两个大宗教里边又分成教派，伊斯兰教有什叶派、逊尼派，逊尼派里边还有分派，基督教里边也有分派。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撕裂的国家。“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肆虐，以及叙利亚整个内战的状态直接冲击着黎巴嫩，所以整个黎凡特地区都处于剧烈动荡的状态。地中海东岸是中东的腹地或者说是阿拉伯的核心地区。阿拉伯的核心地区不在海湾国家。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是三个，都在地中海东岸——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现在叙利亚、伊拉克整个形势崩塌，埃及处于内乱之中，阿拉伯国家可谓群龙无首，所以海湾国家才会占据领头地位。

3.一战后构建的政治秩序面临解体

中东秩序崩塌之前的秩序是一百年前建立的。下面，我简单来讲一下历史。1700年左右，当时世界上有两个非常强盛的帝国，一个是西亚的奥斯曼帝国，号称是“五海帝国”：三分之二的地中海在它的版图之内，黑海和红海完全是它的内海，它平分了里海和阿拉伯海还有波斯湾;另一个是东亚的“大清帝国”。但是到大约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两个帝国，一个被称为“东亚病夫”，一个变成了“西亚病夫”。地中海东岸原来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英法之间为了瓜分地中海东岸原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在1915年由英国中东问题专家赛克斯和法国外交官皮科两人在密室里画出一个草图，1916年沙皇俄国知道后也插了进来，一起瓜分奥斯曼土耳其，这就是1916年5月16日在俄国圣彼得堡秘密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这个协定约定，现在的土耳其本土北部地区要划归俄国，整个黑海成为俄罗斯的内海;今天土耳其的南部、叙利亚和黎巴嫩划给法国;其余的部分，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科威特、约旦和巴勒斯坦划给英国，这就是《赛克斯-皮克协定》。

当然那个协定没有完全执行，因为出现了两个历史事件：一个是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政权退出了战争;第二个更重要的事件是土耳其发生了凯末尔革命，可以说是凯末尔革命改变了历史。凯末尔革命以后，土耳其经过独立战争，拿回了它的本土小亚细亚半岛。所以这个瓜分协定没有完全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委任统治了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在上世纪20年代，法国人分而治之，设立了一个基督教国家，人为地划出了黎巴嫩。

英国在委任统治地区，先后成立了约旦、伊拉克、科威特，还有巴勒斯坦，后来当英国对这一地区失控了，美国支持犹太复国，又建立了以色列，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版图。现在这个版图，可以说是脱胎于一百年前，是在密室里画出来的版图，边界的划分是人为而非自然形成的。中东的边界只有一条是自然形成的，就是伊拉克和伊朗，两伊的边界。除此之外的边界都是大国人为的划分，这个划分没有考虑人口、民族、教派，以及山川地理。这实际上给很多国家都留下了非常大的隐患，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关系，包括后来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关系。这个隐患今天终于爆发，就是伊拉克和叙利亚边界上出现了“伊斯兰国”。

今天，这套一百年前形成的秩序，正在坍塌和崩溃，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是在去年7月份第一次提出来的。去年9月美国的基辛格也讲中东的政治秩序正在崩溃，实际上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新的秩序怎么建立起来?现在丝毫看不出来，这就是现在中东的政治现实。

核心地区政治版图的崩溃，还有附带的影响，如果再扩大一点看的话，利比亚也在这一片。2011年利比亚推翻卡扎菲以后，利比亚国家正在解体，出现了两个政府、两种势力。现在东部一个政府，西部一个政府，而且东部、西部内部也都在分别内战，处于这个一样状态。再看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也门本身也是一个碎片化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南北也门合并，合并以后实际上也一直处于合而没并的状态，虽然合起来了，也门共和国成立了，南方政府消失了，但1994年南方再一次挑起内战，因它不满合并以后南方政权被边缘化。前南方领导人发起内战，很快被北方镇压，国家表面上保持了统一。但南部始终没有真正并到这个国家里来，始终处于分离状态，这种力量非常强大。再加上长期以来在也门，所谓“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非常活跃，它在也门的南部、东南部经常占据一个省会城市，还时不时宣布建立一个埃米尔国。在首都萨那的北部，靠近萨达的是什叶派胡塞武装。

总之，从整体形势来看，整个中东的秩序是在崩溃，处于解体的状态。下边我分三、四两节，从两个脉络来梳理当前中东形势，实际上这也是造成当前中东大乱局的两大主要原因。

三、地区地缘政治严重失衡的恶果 1.伊拉克战争与伊朗坐大

第一条线索就是从地区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和失衡的角度来分析当前的中东形势。中东地区有四大地缘政治力量，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以色列。这四大地缘政治力量，任何一大地缘政治力量得势，其他都不舒服。在国际政治中“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是一种常态，但在中东行不通，这里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比如说阿拉伯和以色列。中东地区自从犹太复国、犹太人移民开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一个世纪的冲突，上个世纪打过四次大的中东战争，阿拉伯和以色列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绝对是敌人。而目前以色列和伊朗是死敌，以色列把伊朗看作头号的威胁，伊朗也经常发出狂言，要从地球上抹掉以色列。按国际政治惯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应该是朋友了，但事实上伊朗和阿拉伯国家还是敌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干预也门，打的旗号就是要制衡伊朗。所以中东这个地方是非常复杂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东地区始终动荡很少有平静的时候，它什么时候才能平静呢?四大地缘政治力量在世界大国的参与和影响下，能够形成力量平衡，这个地方才能稳定，这就是稳定的一个条件。一旦力量失衡，形势就会剧烈动荡。我简单举个例子，上一次力量失衡是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霍梅尼革命非常激进，伊朗在短时间内整体国家实力迅速下降，特别是军队受到了清洗。这就招致了它旁边虎视眈眈的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的觊觎。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一年后，萨达姆发动了入侵伊朗的战争，即“两伊战争”，“两伊战争”打了八年，它之所以能打八年，主要是美国在后边操控，当伊朗势头强的时候，它在后边支持伊拉克、支持萨达姆，提供武器或者在海湾攻击伊朗的军舰，美国就想让两个国家相互消耗、两败俱伤。八年战争让伊拉克的经济一落千丈，但是打出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来，萨达姆的伊拉克当时号称世界第五军事强国，拥有100万人的军队。所以“两伊战争”结束后不到一年，1990年8月2日萨达姆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入侵科威特的战争。萨达姆是有野心的，他要做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要当中东地区的头，因此迫不及待要占领科威特。结果引发了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1991年1月，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美国率领25国组成的多国部队打响了海湾战争，把萨达姆赶出了科威特。

总之，1979年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导致的中东地缘政治失衡连续引发两场战争——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中东地区形势此后十多年剧烈动荡。海湾战争结束后，1991年正值苏联解体，美国一家主导了中东局势。所以，1992年1月20日上台的克林顿政府，在中东西边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和谈，东边遏制伊朗和伊拉克，同时让伊拉克和伊朗相互制衡。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出现了地缘政治力量相对平衡的局面，地区局势也就呈现出非常难得的平静和平。

当前中东的局面是“9·11事件”以后发生的，“9·11事件”以后美国在中东打了两场战争，就是2001年10月6日打响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3月20日打响了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严重破坏了中东地缘政治的平衡。伊拉克战争的一个恶果是什么呢?恶果就是伊朗坐大，当时有人说伊朗崛起了，其实伊朗没有崛起，直到今天它真正国家的实力也没有恢复到1979年把国王推翻之前的那个时候。“9·11事件”以后的这两场战争客观上给伊朗消灭了两个死敌，一个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一个是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伊朗的力量在本地区凸显出来，这可是非同小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一伊朗是波斯人国家;第二，伊朗是什叶派国家。

伊斯兰教分两大派，逊尼派和什叶派。现在全世界15亿到16亿穆斯林中90%是逊尼派，什叶派人口主要在伊朗，伊朗是个什叶派国家，全民中90%以上都是什叶派。由于历史原因，和伊朗靠近的阿拉伯国家有些什叶派的人口分布，比如说伊拉克的什叶派人口占总人口的60%，巴林什叶派人口占总人口的70%，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包括阿曼、也门等国都有什叶派人口的分布，当然沙特这些海湾国家什叶派人口分布比较少，大约10%—15%，但主要分布在波斯湾沿岸盛产石油的东方省。所以什叶派问题在中东阿拉伯世界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它不仅牵涉到异族就是波斯民族，还牵涉到占据人口绝对多数和主导的逊尼派统治。阿拉伯世界历史上毫无例外都是逊尼派居于统治地位。但是伊拉克战争后，伊朗通过什叶派的纽带影响力深入到了伊拉克，伊拉克战后的政府无一例外都是什叶派占主导地位。这些什叶派政治家大多数在萨达姆时期都曾在伊朗流亡，很多人曾持有伊朗的护照。伊朗人不仅通过什叶派的纽带将影响力深入到伊拉克，还和自己传统的盟友叙利亚连成一片，同时通过叙利亚影响黎巴嫩真主党。据说，这是伊斯兰教发展至今将近1400年中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即波斯人的伊朗、什叶派的伊朗在这个地区影响力如此之大。所以自然而然地，伊拉克战争后在中东就出现了以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为代表的逊尼派集团竭力制衡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集团的局面。

“IS”的出现、中东政治秩序的坍塌就是该地区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的结果。伊拉克战争后，为了不让伊拉克完完全全被伊朗的影响覆盖，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大力支持伊拉克境内的反抗力量，现在“IS”的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这也是伊拉克战争2003年结束以后10多年中形势一直持续动荡的主要原因，即使在美国驻军最多15万时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因为背后有来自阿拉伯国家多方面的支持，这使伊拉克的抵抗力量，包括萨达姆的残余势力能够长期存在。

2.伊拉克国内政治结构的颠覆

伊拉克战争还造成伊拉克国内政治失衡。伊拉克是由三部分人构成，占总人口60%的是南部的什叶派，最北部的库尔德人和北部、西部的逊尼派大致各自占总人口的20%。过去长期以来都是并不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居于统治地位，包括萨达姆政权，都是逊尼派。伊拉克政治历史上一直是金字塔型，占统治地位的逊尼派，控制着什叶派和库尔德人，这种结构不论合理与否，政治上大体是稳定的。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伊拉克推广民主，整个政治结构倒转过来，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占据了统治地位，库尔德人获得了准独立的状态，逊尼派政治上则被边缘化。美国在推翻萨达姆以后，很快推行了两个政策，第一是去复兴党化，凡是前政权高层一律肃清，第二是去军队化，把伊拉克前国军全部解散。美国现在也在反思它的政策，后来它也竭力想做些弥补。

在2003年战争以后，伊拉克的逊尼派从原来的一等公民沦落到政治边缘，所以对伊拉克战后的秩序逊尼派上层总体上是不接受的。战后的伊拉克虽然组成了过渡政府、联合政府，但实际上政府内的逊尼派上层和抵抗力量、前萨达姆政权残余势力、甚至“基地”组织的一些分支，仍然保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形形色色的抵抗力量能够长期存在，有些还一步步壮大起来(如“IS”的前身)，这是一条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拉克战争是今天中东乱局的万恶之源。正是伊拉克战争严重破坏了中东地缘政治的平衡，并最终导致政治秩序的崩溃和地区局势的剧烈动荡。目前，我们丝毫看不到这一地区力量能够恢复平衡的任何希望。

迄今为止，“伊斯兰国”存在已经快一年了。美国从去年8月份开始轰炸，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但“伊斯兰国”的“版图”仍在扩大之中。这是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并没有真正下决心要消灭它。为什么没有下决心去消灭它，难道威胁不大吗?威胁很大。法国的“巴黎周刊事件”，美国的“德克萨斯画展事件”，都跟它有关系，它的消极影响和危害确实很大。但是消灭它对谁最有利?消灭它之后怎么办?消灭了“伊斯兰国”必将进一步助长什叶派在中东的地位，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接受的，所以说美国一直举棋不定，既打又不灭。“伊斯兰国”是一个怪胎，有人说它很强大，有3万多军队，有20亿美元，但这叫强大吗?任何一个国家铁了心要消灭它，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何况美国?但问题是没有人去消灭它。

四、“阿拉伯之春”的消极后果 1.阿拉伯国家的普遍危机

这是第二条线索。2011年阿拉伯世界爆发了一场历史性的大变革，在西方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如果单从名字来看，这场变革颜色革命的色彩非常浓厚，但从我的理解来看，它并不是一场颜色革命，虽然西方把它当做颜色革命来运作，或者说强烈地希望它是颜色革命。

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爆发于2011年1月份，起因是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中西部一个小城镇中发生的一起偶发性事件。一个26岁的失业大学生布瓦吉吉，靠摆摊卖水果、蔬菜维生，但他的摊子被突尼斯当地的执法者没收，而且还是个女城管，所以这个小伙子愤而点火自焚。后来他自焚的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一下子引起了群体性事件。由于突尼斯政府处置不当，这些群体性事件迅速蔓延到全国，最终导致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拉里出逃，这个政权就倒台了。从第一次偶发性事件发生到政权垮台前后只有29天时间。欧洲媒体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马上就把突尼斯革命叫做“茉莉花革命”。如果大家去突尼斯的话，会看见地中海沿岸很美丽，到处都是茉莉花，所以叫“茉莉花革命”，但其实这次“茉莉花革命”西方的主观色彩非常浓。

2011年1月14日“茉莉花革命”以后，冲击波迅速传导。第二天，1月15日，阿尔及利亚、也门、约旦等好几个阿拉伯国家，包括毛里塔尼亚也发生了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到1月25日就传播到埃及。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国家，有将近九千万人口，几乎每四个阿拉伯人中就有一个是埃及人，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当时埃及发生了“一·二五革命”，2011年1月25日，开罗解放广场突然爆发了穆巴拉克统治3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局面迅速失控。28日示威的人数就超过了20万，31日号称百万人游行，到2月11日穆巴拉克黯然离开了开罗。从1月25日游行到2月11日政府倒台，前后18天时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冲击波在埃及得到了加速。2月15日，利比亚和海湾地区的巴林也爆发群众示威游行并发生冲突，并迅速蔓延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直到3月15日叙利亚发生冲突。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中，示威游行和冲突几乎席卷了所有22个阿拉伯国家，几乎每个国家都出现了或大或小的状况。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无一例外都是网上搞出来的，所以有人说“这是一场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或者“第一场人类数字革命”，就是指互联网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埃及“一·二五革命”以后，西方就正式将其命名为“阿拉伯之春”。

大家都经过了那个时候，当时我们国家也是比较紧张的，政府处于戒备状态。因为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把这个作为颜色革命来运作的。2011年6月我去法国参加一个欧洲智库的圆桌会议，题目就是“阿拉伯之春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几乎所有与会代表众口一词——中国也会发生“阿拉伯之春”，即“北京之春”、“中国之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我相信在座的诸位肯定会失望的，因为中国不可能发生所谓的“北京之春”、“中国之春”。为什么?我说我们首先要搞清楚阿拉伯为什么会发生“阿拉伯之春”，发生“阿拉伯之春”是要干什么?“阿拉伯之春”要解决的是不发展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到现在都坚持的观点。实际上阿拉伯民众，包括埃及开罗解放广场上“革命”的口号是：“公平、自由、尊严”，并不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化革命”。所以我说你们肯定要失望。中国确实有很多问题，也会发生群体性事件，但中国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中国不存在不发展的问题，而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我始终坚持“阿拉伯之春”不是“颜色革命”，它的发生是有必然性的，它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我把它称为历史性的“阿拉伯大变局”。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阿拉伯的基本情况，相信大家自己也能得出结论。首先，我们看一下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之春”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状态，国家是怎么治理的。阿拉伯世界有两种统治模式或者治理模式，一类虽然是世俗政权，但是强人长期独裁，如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也门的萨利赫、叙利亚的阿萨德、突尼斯的本拉里等等，包括现在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苏丹的巴希尔，还有之前被推翻的伊拉克的萨达姆，都是这一类政权。这类政权大部分都要子承父业，如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等。还有一类是家族统治、君主世袭，阿拉伯世界有8个这样的国家，6个集中在海湾地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和阿曼，其它还有约旦及北非的摩洛哥。

经济上，阿拉伯国家也是两个类型：一类是油气资源非常丰富，像卡塔尔，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5万，但是天然气储量世界第三。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这些国家很富有，但也有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严重依赖外国劳工，像卡塔尔总人口180万，本国国民只有25万。像阿联酋、科威特，人口四分之三都是外国人。一个是本国年轻人的失业率也比较高，像沙特这样的国家贫富分化还比较严重，一些城市的老城区还有很穷的人。另一类国家没有油气资源，阿拉伯国家大部分没有油气资源。像埃及这些国家就很贫困，既没有油气资源又没有工业化。埃及上世纪70年代前曾经发展过民族工业，但后来纳赛尔去世后基本停滞了下来，上世纪70年代后工业化几乎没有进展。

阿拉伯世界人口出生率极高。埃及是提倡计划生育的国家，据说埃及也是阿拉伯世界唯一一个提倡计划生育的国家。但在埃及，一个家庭有五六个孩子也比比皆是。我曾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随机问过两个阿拉伯人，一个11个孩子，一个13个孩子，当然我没好意思问他有几个太太。人口出生率奇高，导致要就业的年轻人口非常集中，在阿拉伯世界30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而没有工业显然容纳不了如此高的就业需求。像埃及，国家收入的前三大支柱：第一是侨汇收入，就是散布在阿拉伯其他产油国及世界各地的埃及人将赚的工资收入汇回国内;第二是旅游业;第三就是苏伊士运河，收过河管理费。

阿拉伯国家贫富异常悬殊。据埃及官方统计，贫困人口(每天收入2美元以下)占总人口40%，但据我自己的观察，实际数字远远高出此，因为在2000多万人口的开罗赤贫者比比皆是。当然可能有人会问，赤贫者怎么生存呢?主要是两点：第一，伊斯兰教崇尚施舍，提倡将个人十分之一的收入贡献出来。所以，埃及小费遍地，埃及是个小费社会，干什么都给小费。第二，政府的高额补贴。比如穷人吃的大饼,20多年前我在埃及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大饼5分钱一个，埃及“革命”以后我再回埃及还是5分钱一个，并且因为“革命”这个饼还做得更大了。每一年埃及政府财政支出的很大比例都用在了大饼补贴上。大饼是必需品，赤贫者每天靠吃大饼喝凉水生存。所以大饼不敢涨价，大量的人群依赖这个生存，一涨价就会革命。每一年埃及政府的开支，三分之一要被大饼补贴和汽油补贴消耗掉。油价也不敢涨，一涨价就造反。

这样的国家贪污腐败极为严重，触目惊心。在埃及贪污是公开的，不遮掩起来。埃及革命的时候，穆巴拉克时期的几个部长，写信给接管权力的军方领导人，说现在我们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我们愿意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愿意捐助100亿美元。当时埃及国家的储备只留下150亿美元，几个部长就愿意捐出这样的国家贪污腐败极为严重，触目惊心。在埃及贪污是公开的，不遮掩起来。埃及革命的时候，穆巴拉克时期的几个部长，写信给接管权力的军方领导人，说现在我们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我们愿意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愿意捐助100亿美元。当时埃及国家的储备只留下150亿美元，几个部长就愿意捐出100亿美元来补充国库。穆巴拉克当了30年总统，他们当了30年部长，可谓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了。

所以发生革命是必然的。自从2001年“9·11事件”以后，所有西方的研究，做模型推导，阿拉伯革命的指数都是直线上升的。但是，阿拉伯世界没有发生革命。所以好多西方学者又写文章说阿拉伯人不可能革命。但到了2011年，革命终于来了。当然2011年的革命是有外因的，金融危机的刺激，互联网的革命性作用。阿拉伯革命，是要解决阿拉伯不发展的问题，是探索怎么能发展起来的道路，但是进程异常艰难。现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变局还远远没有结束，我认为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场变局现在遇到很多波折，所有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基本上都陷入了混乱。也门爆发了内战;利比亚四分五裂;埃及形势虽然被强权控制住了，但危机远远没有过去;突尼斯仍然在非常艰难地过渡;叙利亚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2.西方政治军事干预的恶果

“阿拉伯之春”造成了两个客观的后果。第一，由于发生革命，阿拉伯世界的各个政权都陷入了危机，使阿拉伯国家对内的掌控能力明显下降，这就使得各种各样的极端势力，有了比较宽松的环境。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在阿拉伯发生革命的背景下，西方大力干预，以自己先入为主的“颜色革命”来引导或者推波助澜，这就是有选择的干预。最典型的就是对叙利亚的干预。现在所谓的“伊斯兰国”，它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出现在伊拉克。2011年叙利亚发生危机以后，叙利亚迅速被推向内战，西方国家大力支持推翻巴沙尔政府，来自世界各地的所谓圣战者进入叙利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伊斯兰国的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转战到了叙利亚。在叙利亚战场上得到了来自外界的资金、装备和人员补充，在叙利亚战场上越打越强、越打越大。

五、“一带一路”下中东大乱局的应对 1.淡化多边，突出双边和区域合作

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战略，也是非常高明的一个战略，是国家大战略。在这个战略中，中东处于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就是交汇点，必经之地。应该说我国对中东是越来越重视了，大家可能记得2014年6月在北京召开“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这是“中阿合作论坛”建立以来的第10个年头。习主席高度重视，亲自出席发表讲话，希望中阿合作在进入第二个10年时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习主席在讲话里提出来“1+2+3”。一是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二是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三是核能合作、航空航天合作、新能源和高新技术合作作为落实。显然，对中阿合作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想把这个格局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中东地区政治持续处于一个崩塌的局面，这是对我们的严峻的挑战。另外，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十八大”以后，习主席外访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了世界的各大洲，唯一的空白是中东，习主席“十八大”以后没有到过中东。本来2015年应该是我们的中东年，就是习主席访问中东主要国家、填补高层外交空白之年。但中东秩序持续动荡，“伊斯兰国”越闹越凶，也门局势又起波澜，严重干扰了我们的外交布局。目前，在“一带一路”整个战略背景下，在中东整体政治秩序持续坍塌的情况下，多边意义上的中阿合作已成为一个不现实的东西。因此，中阿合作需要适当淡化多边，突出双边，突出区域合作的一面。所谓突出双边，就是突出与地区重点国家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土耳其及阿尔及利亚等的合作;突出区域就是突出与海湾6国组成的海合会的区域合作。海湾地区在乱局中的中东是一个稳定的绿洲，而且这些国家资金充裕。

2.重点或支点国家(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沙特是现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盟主，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秩序整个坍塌了。作为阿拉伯世界传统核心国家的伊拉克、叙利亚已经趋于解体，埃及则是自顾不暇，至少3年到5年内都无暇他顾，目前的埃及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沙特支撑，沙特等国用美元支撑着埃及。但是埃及要持续消耗下去，沙特也支撑不住。沙特是中国未来能源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地，也是中国一个巨大的市场。“一带一路”要互联互通，可以与拟议中的海合会互联互通先行“对接”，这样既有资金保证，区域又相对稳定。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国家。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看好埃及的塞西，现在西方国家对埃及承诺得很多，但投入得很少或没有投入。而塞西则因政治的需要，匆匆忙忙提出了一些“庞大的工程项目”，更多考虑的是维护自己的形象和高支持率，对实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因此，我们对与埃及的合作及对埃及的投入应异常小心。从长远考虑，“一带一路”埃及是重要支点国家，但如何把埃及做成我们“铁打的营盘”，不管将来作为“流水的兵”的总统谁来当，让我们在埃及的利益都不会受到影响，是我们必须考虑的课题。伊朗是中东最有潜力的一个国家，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5年至10年中，伊朗在中东地缘政治上都将是影响力最大的当地国家。而且伊朗潜力极大，这个国家如果在两个方面能够突破(一个是摆脱制裁，一个是理顺内部政治)，我觉得伊朗用不了20年就可以崛起。伊朗的石油储藏量是世界第三位，天然气储藏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石油和天然气加起来是世界第一。而且它有各种矿产资源，幅员、人口规模适中，非常有发展潜力。我国和伊朗有广阔的战略性合作的空间。

中国与土耳其有战略上相互借助的需要。为什么这样说?土耳其是中东的大国，而且在中东和欧洲之间是一个桥梁，地理位置是一个十字路口。土耳其有大国“雄心”，现任总统埃尔杜安规划在20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土耳其GDP要进入世界前10。中土是有战略借助需要的，但中土之间需要共同克服阻碍双边关系深入发展的“东突”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我大概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第三篇：一带一路背景

一带一路背景

古代背景

丝绸之路是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前114年)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构思提出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背景

1、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

2、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

3、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启动目的

在通路、通航的基础上通商，形成和平与发展新常态。

丝路新图

1、北线A: 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日本海----扎鲁比诺港(海参崴，斯拉夫扬卡等)----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俄罗斯-----欧洲(北欧，中欧，东欧，西欧，南欧)

2、北线B: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

3、中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

4、南线：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

5、中心线[6] ：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

第四篇：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旅游（推荐）

“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旅游业

姓名：法斌

学号:201305005591 班级：旅企13-3 指导老师：张波

目录

背景 战略确定 五大利处 挑战 总结

早在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就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同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而在2014年的apec会议上，“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重要议题被提出，“一带一路”进入规划阶段。“丝绸之路旅游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承载着服务国家发展大战略的责任，是贯彻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部署、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国家旅游局将2015年定为“丝绸旅游年”不仅仅服务国家发展大战略，从旅游业发展自身而言，这也是直迎国家发展大战略为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重大机遇，向世界推广美丽中国、激活“一带一路”旅游经济带的大好契机。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把握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基于新安全观的周边外交大战略，表明新一届党中央在处理新型国际关系中的统筹兼顾与创新发展理念。目前各界对其战略意义认识仍然不足，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让全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和企业更多的了解，使“一带一路”建设能够稳步推进，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提升中国影响力的战略举措。“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标志，开启了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通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开放精神，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此作为我国推动与亚欧区域合作的“倡议”，既可以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 “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合作诚信”的开放理念，也能够淡化谋求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意图，降低“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效应，依照古丝绸之路的方向，“名正言顺”拓展我国与中亚、南亚及中东欧的合作，逐步提升我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当前，我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面临着新的突破，而欧美等国却加强了对中国崛起的限制，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谈判，以高端开放为契机，企图掌控和影响下一轮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已对我国构成新的挑战和威胁。“一带一路”建设是突破这一压力的重大战略设计，通过拓展与亚欧市场的合作，推动市场多元化战略，降低对欧美日市场的依赖，不仅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赋予了新的内容，也为沿海、内陆、沿边新一轮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和着力点。

中国经济升级的战略引擎。我国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由于起步较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中国经济的全面振兴及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西部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将形成中西部地区与中亚、东欧、西亚的新商贸通道和经贸合作网络，带动内陆沿边扩大向西开放，既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腹地，也可以激活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推进中西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形成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

对于中国旅游业来说，该《愿景与行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线带面”，将带来五大“利好”。

首先，基础设施联通将大幅提升旅游可达性。尤其是深处内陆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将极大改善交通条件，极大促进东部主要旅游客源市场进入中西部旅游资源集中的目的地，同时也将显著提升周边国家与中国边境省份之间的边境旅游。一带一路沿线各省份应当积极利用新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已有的国开行、亚开行等资金渠道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吸引各大实力雄厚的国内外企业。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签署合作备忘录，简化人民往来的签证手续，将极大促进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对于连年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的入境旅游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蓬勃发展的出境旅游则将以更高的速度狂飙突进，增加更多异域风情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和旅游产品。尤其是中亚和东盟除新马泰之外的其他各国，将是中国旅行社企业、投资商和线上旅游OTA、APP的最新拓展方向。

第三，合作重点中专门提出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将是未来几年丝绸之路沿线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旅游策划、规划、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的一个重要方向。过程中急需突出特点，融合协调。目前丝绸之路各省份已然提出各自定位，各省份的旅游产品也需要差异定位，避免重复。第四，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海上丝绸之路涉及东部沿海各港口城市，将促进邮轮旅游、海上旅游一跃而上一个大台阶。通过简化签证手续、通关手续，甚至互惠免签，不仅吸引世界三大邮轮公司入驻开辟更多母港和停靠港航线，还将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投资邮轮港设施、中国企业组建邮轮船队和航线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前景。南海海域也能够通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上岛旅游而继续宣示主权，掌握更多国际话语权。

第五，地方开放态势方面，进一步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海南作为中国最热门的海滨度假岛，除了现有的旅游城市和旅游产品外，仍然极度欠缺度假旅游产品，与世界知名的海岛旅游目的地仍有不小差距。海南应当抓住一带一路的建设机遇，继续打通入岛陆海空大通道，与大陆连为一体，重点打造海洋旅游、购物旅游、主题公园旅游、养生旅游、生态旅游等旅游产品，努力恢复并提升入境市场，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教育设施，提升旅游教育水准，为旅游业提供专业的人才。

“一带一路”建设给旅游业带来的挑战，则主要体现在：旅游安全指数、文化冲突和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等三方面。中亚各国的旅游产品尤甚。丝绸之路的中亚各国与中国的国情迥异，以往交流也偏少，难以避免文化冲突，甚至安全系数也较低。丝绸之路沿线的旅游产品，短期内仍然是价高人少，不可能像东南亚旅游一样甚至比三亚更便宜，但仍然有细分市场可以细水长流地经营。所有这些挑战需要法律保障、文明教化和精心运营，而非回避和模糊焦点。

受历史文化差异、现实利益冲突、外部环境干扰等因素影响，外界在看待“一带一路”时，也出现了很多误解和担心。比如，误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或者是“中国版珍珠链战略”，抑或是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替代品。有不少俄罗斯和日本的学者则担心“一带一路”会挑战现有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体制，会排挤其他国家的既有利益。部分东南亚、中东等沿线国家的当地企业和社会组织对中国的企业和项目存有抱怨，担心中国进行“能源掠夺”和“经济控制”。此外，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还有一些人对“一带一路”的实现前景缺乏必要的信心。当然，也有很多学者从研究的角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需破解恐怖威胁难题，需改善地区间的“信任赤字”，需“国内国际两头热”，需确保让沿线国家都能从中获益，等等。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凯利·布朗也提醒称，“一带一路”可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而非什么浪漫旅途，中国应小心谨慎，切忌操之过急。

有针对性地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

总体上看，当前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空前，挑战也前所未有。如前文所述，虽然该倡议已经在国际上引起良好反响，但美国、印度等主要国家还存有担心，沿线国家民众还缺乏了解，一些政要、学者甚至发出诋毁声音。鉴于此，要继续有针对性地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做好“民心工程”，凝聚起更多共识和信心。

善用恰当话语体系，讲好各方共建、共享的故事。建议在对外传播“一带一路”时，多使用“倡议”、“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软性词汇。在阐释其内涵时，要突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开放、平等、包容，突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讲好“一带一路”上的传统友谊故事，让历史为现实和未来注入信心和动力。讲好中国践行“一带一路”的故事，把领导人的重要理念、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规划举措、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行动等，持续对外阐释好、报道好。讲好中外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充分挖掘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企业和普通个人身上的故事。通过讲好这些故事，传递好中国的理念和态度，塑造好中国是合作共赢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形象。

动员中外各方力量，不断充实讲故事的队伍。充分调动各方讲故事的积极性，形成各有侧重、分工协作、共同推进的局面。一是大力发挥新闻媒体的先锋作用。积极引导主流媒体报刊采取多种形式走出去，利用网络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等手段，在沿线国家开展本土化传播，并加强与当地媒体的交流合作。二是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和团体的作用。民间机构和团体是做好“民心工程”的重要力量。建议动员一些国内有能力、有影响的民间组织，与沿线国家的同类组织开展对话交流活动，并借力对外援助等形式，提升民间层面的了解程度和信心。三是积极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在不少沿线国家中，华侨华人比较集中，要重视和充分挖掘他们的巨大潜能，发挥他们参与者、建设者、传播者的重要功能。四是瞄准沿线国家的政坛领袖、社会活动家、智库专家、青年精英等重点群体，主动加强与他们的对话交流，通过“请进来”等形式，不断拓展人脉资源，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做好精准传播，讲有差别性的故事。根据沿线国家情况和中国利益所在，对不同国家采取各有侧重的传播策略，不断提升讲故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在沿线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应强调中美在倡议所涉及的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在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阿富汗问题、能源通道安全及供给稳定、互联互通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强调中国没有与美国一争高下的意愿。对俄罗斯要加强解释工作，针对其担心受排挤的心态，做好说明工作，尤其是对其学界、媒体界与精英阶层，要加强联系和对话，持续沟通协调。针对印度，宜从中印同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成员及互为重要邻国的现实出发，阐明双方在区域经济融合、互联互通、能源资源消费及进口等领域的利益交汇点，适度尊重印度在南亚的特殊地位，在具体合作上为印度留有实惠。针对东南亚，着力做好惠民、利民、便民的实事，建议以交通设施、救援与防灾等低敏感合作领域作为优先项目。针对阿拉伯地区，请中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分别开展主动回应和说明解释工作，增进各方对“一带一路”规划和一些具体项目的了解，拉近双方民心，巩固传统友谊。

第五篇：浅析“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浅析“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概念

“一带一路”，简称“BA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最高决策层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乎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繁荣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顶层设计”，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历史背景

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与欧亚国家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大通道，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在新的历史时期，沿着陆上和海上“古丝绸之路”构建经济大走廊，将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共同/ 5

的发展机会，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时代背景

一、国内战略背景——统筹两个大局，消化过剩产能。

基于中国地域辽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经济条件，邓小平曾于1988年提出“两个大局”思想，即：率先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发展，然后以东部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然而，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虽然自2000年以来，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扶持，地区之间差距缩小。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完备，对投资、人力资源吸引力不足以及交通物流成本较高等原因，区域差异依然较大。

“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带来的中西部经济的增长更为依赖投资的驱动，相应地，消费和对外贸易却未同步发展，反映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扶持政策对于经济的结构化调整与升级的局限性。因此，当前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是统筹两个大局，通过内陆的沿边开放，拓宽国内国外市场，促进中西部经济结构更为合理的发展，最终协调区域间的平衡发展，缩小区域贫富差距。

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的情况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尤为重要。然而，中国原有的“以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金融危机时期的四万亿刺激措施更是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特别表现在钢铁行业。因此，扩大需求成为消化过剩产能的最优途径，而这就意味着需要拓宽现有的市场空间。“一带一路”战略即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向西开拓国际市场，以期消化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

二、国际战略背景——深化多边贸易，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国的崛起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融入国际多边贸易，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拓展外部市场拉动外需、加强经济互利合作成为当前各国政府所寻求的措施。近年来，中国加速通过区域或者全球治理平台（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上合组织等）即是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的信号。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重视对外合作还有另外一层缘由，即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体量逆势上升，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量更是居全球首位。与外部融合的加深导致外部经济体波动或者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都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这促使中国必须寻求有利于自身发展或者至少是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 5

这意味着经济体量巨大的中国已然无法回避经济实力向战略影响力的转化与实现。因此，作为大国，中国必然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向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据此而言，对外投资将是大国深化国际合作的客观诉求。相对而言，中国对外投资的一大优势在于巨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对外的国民财富”这一性质决定了外汇储备只能用于对外经济活动。近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可以为海外投资提供可观的先期资本，而且也可以通过企业“走出去”在全球优化资源、技术的配置，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一带一路”战略的最终实施将完成中国利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而提升自身话语权的战略目标。

三、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的新阶段。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 “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决策机构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举改革开放大旗、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决心和勇气。

四、世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造业处于下行期；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和调整，呈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困于高额的政府债务、投资机会的缺乏、欧债危机的冲击、产业创新的缓慢、紧缩的货币环境、/ 5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因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发生动摇，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率，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业生产格局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工业增长减速，部分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表现不俗，但作为工业增长引擎的制造业要想在全球工业生产格局中凸显领导力，仍尚待时日；三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逆转，原来的西方发达资本输出国大幅减少境外投资，美联储加息企图再次剪全世界的“羊毛”，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偿还外债能力减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加剧；四是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分化，美国、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日本出口形势则急剧恶化，而在商品进口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和欧盟进口则持续乏力疲软。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五、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的范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俄因乌克兰局势而交恶掀起的原油价格较量，就是最新的明证。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愈趋集中。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非洲的苏丹等地，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外依存度高达58%。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峡，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六、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敌意。

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 5

对冲。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企图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明里暗里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治经济格局，遏制中国发展。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与此同时，凭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累积的国家综合实力，新兴的复兴中的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机制，倡导成立了许多新的地区或国际组织。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并首倡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G20、APEC等国际事务，参与协调地区事务如东盟10+

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机制，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起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论坛、中东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

1、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南美、加勒比海国家、中-南太平洋岛国等对话平台；推行中孟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等区域合作建设项目，倡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投资开发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丝路建设基金；加快自贸区建设和谈判进程，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FTAAP）”„„而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恰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无论是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还是睦领友好、开放包容这些理念，也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还是经济、贸易、文化、科技这些领域，都可以在这“一带一路”战略中得到实现。/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