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第一篇：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摘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处理城镇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间内部协调关系，政府治理与社会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城乡差距的扩大，城乡矛盾趋于尖锐，继而产生资源条件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地方政府提高自身的环境治理能力，优化地方政府环境，致力于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以切实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关键词：一带一路；城镇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04-0020-02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为了应对我国加速的城镇化发展步伐以及对于地方治理的迫切需要，地方政府亟需加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能力，在我国政府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应尽快找准自身的定位与责任，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要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

一、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性

（一）应对城镇化进程中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日渐繁荣，我国民众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要求有一个整洁、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近年来，我国多地雾霾加重，环境污染及环保抗争事件频频发生，造成周边环境污染、农作物减产、居民健康受到损害，目前环境污染已然成为我国城镇化推进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探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与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提高到同一层次，是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需要着重研究的内容。

（二）生态环境管理的内在需要

发展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影响到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并会波及到全国乃至国际，造成整个国家和地区环境安全问题。各国政府已经把生态环境问题摆在了政府环境治理的前线，并成为未来政府职能转变的第一要务。由于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扩张，进行环境治理，提供保护环境的公共物品，成为必须要具备的职能之一。

（三）构建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社会的必然选择

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进行研究，是我国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选择。作为我国生态建设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推进时期，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环境保护也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措施。有报告认为，地方政府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及经济建设方面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我国在实施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过程中采用自上而下的推进措施，也就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推进的政策。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好的执行力，那么中央政府下发的决策与制度就不能够有效的执行，因此也就影响了整个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不足现状

（一）地方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不足

1.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公共财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中央政府出台的以投资性财政支出体系为主的财政体制制约了公共财政所应该发挥的作用。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略了其应该负责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将中央政府下发的少量财政资金用于发展见效快的短期经济，违背了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2.分税制限制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我国目前的税制是采用分税制的方法，由于中央和地方的事务权力和财产权力得不到统一，一部分投资和建设工程的财政拨款没有明确的投资方，本应由中央财政拨款支持的建设项目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也正因如此，限制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而财政支付制度是建立在税收返还的基础上，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给予省级政府的资金支持与划拨额度，而对于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却没有做出相关的专项政策与规定。因此县级、乡级地方政府并没有因为此项制度而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

3.专项资金使用落实不到位。对于我国目前资金制度来说，专项资金使用制度并未对城镇化建设相关作出专项规定，因此也不能使制度完全应用于城镇化进程中，导致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需资金来源不确定，不能保障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正常运行。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使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城镇化建设项目的推进主要依靠土地拍卖，融资等方式获取所需资金，然而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等方式获取资金却容易带来诸多资金问题如房价涨幅大，房价过高，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发展不相协调等问题，因此要想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地方政府的财政改革势在必行。

（二）地方政府回应能力不足

所谓地方政府的回应能力，即通过一定渠道，地方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向社会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信访事件进行感知并作出反应的能力。因此作为政府部门来说，其回应能力可以包括感知和作出反应两个部分。而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将城镇化与其他发展脱离，只注重眼前的城镇化发展现状与政府短时间政绩，尤其没有注重当地公共服务与民众的需求，尤其没有与当地环境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此出现了PX项目爆炸事件、城市周边环境污染、农作物减产、强拆事件等的发生。

.（三）地方政府的整合能力不足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于其所管辖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的利益进行整合的力度以及效果，称为地方政府的整合能力。而在城镇化发展和环境建设中，环境及资源整合的问题也时常出现。地方政府管?内不合理规划及乱建现象屡有发生，影响城市整体形象，以及景观环境，同时造成资源浪费。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建完拆，拆完再建的恶性循环，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另外，在地方政府整合方面还存在资源共享方面的问题。地方政府管辖区域的各项优势资源不能够充分整合，因此会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现象的发生，因而当地城镇化无法达到整体性向前推进，影响城镇化的有序进行。

三、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措施

（一）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有效性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时刻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推行循环经济，是城镇化继续推进的必然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一些领域采取了相关措施，出台相关法?政策来消除城镇建设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北京政府建立了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以及一系列法律法规，使环境破坏及资源浪费现象得到有效缓解。中央政府也在环境保护方面对地方政府进行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当地发展现状和实际条件进行管理和调整。由于我国目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仍然与其他建设存在一定距离，因此方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在生态文明层面发展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

1.从价值观念进行转变。从传统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向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进行转变，从以利益出发的价值观向生态经济型价值观进行转变，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逐步建设整体性和生态经济型价值观。

2.将产业向生态产业转变。发展生态工业与生态农业，在物质上实现生态生产的同时，还要集中投资扶持信息产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为我国城镇化建设做出贡献。

3.对民众进行生态文明普及教育。对民众进行生态文明观的教育，使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和环境上的城镇化，更是做到全社会的发展及进步，为进人生态文明时代做准备。

（二）健全环境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机制

在传统的环境治理工作中，制度层面政府是政策制定的唯一主体，而微观层次的监督主体也大多是地方政府本身。社会力量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与空间都十分有限，因此难以实现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形成全民参与城镇化建设，参与环境治理的现象。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在环境保护的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与城镇化建设中越来越不堪重负。因此可以弱化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管制地位，将市场和社会能够解决的问题交由市场和社会进行解决，这样省去了中间传递的环节，并且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地方政府就是要集中力量做好宏观配置、综合决策、保证环境监督执法到位和公平。另外，在公共事务方面，组织协调多方共同对城市进行治理，为确保公共利益的真正实现，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作为隶属一定共同体必须共同行动，积极参与更大范围共同体的利益安排与分配，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共同体成员利益中心，这样也能够有效地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进而有效提高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第二篇：一带一路背景

一带一路背景

古代背景

丝绸之路是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前114年)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构思提出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背景

1、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

2、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

3、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启动目的

在通路、通航的基础上通商，形成和平与发展新常态。

丝路新图

1、北线A: 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日本海----扎鲁比诺港(海参崴，斯拉夫扬卡等)----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俄罗斯-----欧洲(北欧，中欧，东欧，西欧，南欧)

2、北线B: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

3、中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

4、南线：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

5、中心线[6] ：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

第三篇：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旅游（推荐）

“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旅游业

姓名：法斌

学号:201305005591 班级：旅企13-3 指导老师：张波

目录

背景 战略确定 五大利处 挑战 总结

早在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就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同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而在2014年的apec会议上，“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重要议题被提出，“一带一路”进入规划阶段。“丝绸之路旅游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承载着服务国家发展大战略的责任，是贯彻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部署、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国家旅游局将2015年定为“丝绸旅游年”不仅仅服务国家发展大战略，从旅游业发展自身而言，这也是直迎国家发展大战略为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重大机遇，向世界推广美丽中国、激活“一带一路”旅游经济带的大好契机。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把握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基于新安全观的周边外交大战略，表明新一届党中央在处理新型国际关系中的统筹兼顾与创新发展理念。目前各界对其战略意义认识仍然不足，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让全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和企业更多的了解，使“一带一路”建设能够稳步推进，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提升中国影响力的战略举措。“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标志，开启了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通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开放精神，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此作为我国推动与亚欧区域合作的“倡议”，既可以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 “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合作诚信”的开放理念，也能够淡化谋求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意图，降低“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效应，依照古丝绸之路的方向，“名正言顺”拓展我国与中亚、南亚及中东欧的合作，逐步提升我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当前，我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面临着新的突破，而欧美等国却加强了对中国崛起的限制，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谈判，以高端开放为契机，企图掌控和影响下一轮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已对我国构成新的挑战和威胁。“一带一路”建设是突破这一压力的重大战略设计，通过拓展与亚欧市场的合作，推动市场多元化战略，降低对欧美日市场的依赖，不仅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赋予了新的内容，也为沿海、内陆、沿边新一轮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和着力点。

中国经济升级的战略引擎。我国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由于起步较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中国经济的全面振兴及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西部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将形成中西部地区与中亚、东欧、西亚的新商贸通道和经贸合作网络，带动内陆沿边扩大向西开放，既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腹地，也可以激活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推进中西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形成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

对于中国旅游业来说，该《愿景与行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线带面”，将带来五大“利好”。

首先，基础设施联通将大幅提升旅游可达性。尤其是深处内陆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将极大改善交通条件，极大促进东部主要旅游客源市场进入中西部旅游资源集中的目的地，同时也将显著提升周边国家与中国边境省份之间的边境旅游。一带一路沿线各省份应当积极利用新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已有的国开行、亚开行等资金渠道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吸引各大实力雄厚的国内外企业。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签署合作备忘录，简化人民往来的签证手续，将极大促进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对于连年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的入境旅游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蓬勃发展的出境旅游则将以更高的速度狂飙突进，增加更多异域风情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和旅游产品。尤其是中亚和东盟除新马泰之外的其他各国，将是中国旅行社企业、投资商和线上旅游OTA、APP的最新拓展方向。

第三，合作重点中专门提出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将是未来几年丝绸之路沿线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旅游策划、规划、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的一个重要方向。过程中急需突出特点，融合协调。目前丝绸之路各省份已然提出各自定位，各省份的旅游产品也需要差异定位，避免重复。第四，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海上丝绸之路涉及东部沿海各港口城市，将促进邮轮旅游、海上旅游一跃而上一个大台阶。通过简化签证手续、通关手续，甚至互惠免签，不仅吸引世界三大邮轮公司入驻开辟更多母港和停靠港航线，还将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投资邮轮港设施、中国企业组建邮轮船队和航线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前景。南海海域也能够通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上岛旅游而继续宣示主权，掌握更多国际话语权。

第五，地方开放态势方面，进一步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海南作为中国最热门的海滨度假岛，除了现有的旅游城市和旅游产品外，仍然极度欠缺度假旅游产品，与世界知名的海岛旅游目的地仍有不小差距。海南应当抓住一带一路的建设机遇，继续打通入岛陆海空大通道，与大陆连为一体，重点打造海洋旅游、购物旅游、主题公园旅游、养生旅游、生态旅游等旅游产品，努力恢复并提升入境市场，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教育设施，提升旅游教育水准，为旅游业提供专业的人才。

“一带一路”建设给旅游业带来的挑战，则主要体现在：旅游安全指数、文化冲突和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等三方面。中亚各国的旅游产品尤甚。丝绸之路的中亚各国与中国的国情迥异，以往交流也偏少，难以避免文化冲突，甚至安全系数也较低。丝绸之路沿线的旅游产品，短期内仍然是价高人少，不可能像东南亚旅游一样甚至比三亚更便宜，但仍然有细分市场可以细水长流地经营。所有这些挑战需要法律保障、文明教化和精心运营，而非回避和模糊焦点。

受历史文化差异、现实利益冲突、外部环境干扰等因素影响，外界在看待“一带一路”时，也出现了很多误解和担心。比如，误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或者是“中国版珍珠链战略”，抑或是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替代品。有不少俄罗斯和日本的学者则担心“一带一路”会挑战现有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体制，会排挤其他国家的既有利益。部分东南亚、中东等沿线国家的当地企业和社会组织对中国的企业和项目存有抱怨，担心中国进行“能源掠夺”和“经济控制”。此外，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还有一些人对“一带一路”的实现前景缺乏必要的信心。当然，也有很多学者从研究的角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需破解恐怖威胁难题，需改善地区间的“信任赤字”，需“国内国际两头热”，需确保让沿线国家都能从中获益，等等。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凯利·布朗也提醒称，“一带一路”可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而非什么浪漫旅途，中国应小心谨慎，切忌操之过急。

有针对性地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

总体上看，当前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空前，挑战也前所未有。如前文所述，虽然该倡议已经在国际上引起良好反响，但美国、印度等主要国家还存有担心，沿线国家民众还缺乏了解，一些政要、学者甚至发出诋毁声音。鉴于此，要继续有针对性地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做好“民心工程”，凝聚起更多共识和信心。

善用恰当话语体系，讲好各方共建、共享的故事。建议在对外传播“一带一路”时，多使用“倡议”、“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软性词汇。在阐释其内涵时，要突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开放、平等、包容，突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讲好“一带一路”上的传统友谊故事，让历史为现实和未来注入信心和动力。讲好中国践行“一带一路”的故事，把领导人的重要理念、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规划举措、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行动等，持续对外阐释好、报道好。讲好中外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充分挖掘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企业和普通个人身上的故事。通过讲好这些故事，传递好中国的理念和态度，塑造好中国是合作共赢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形象。

动员中外各方力量，不断充实讲故事的队伍。充分调动各方讲故事的积极性，形成各有侧重、分工协作、共同推进的局面。一是大力发挥新闻媒体的先锋作用。积极引导主流媒体报刊采取多种形式走出去，利用网络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等手段，在沿线国家开展本土化传播，并加强与当地媒体的交流合作。二是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和团体的作用。民间机构和团体是做好“民心工程”的重要力量。建议动员一些国内有能力、有影响的民间组织，与沿线国家的同类组织开展对话交流活动，并借力对外援助等形式，提升民间层面的了解程度和信心。三是积极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在不少沿线国家中，华侨华人比较集中，要重视和充分挖掘他们的巨大潜能，发挥他们参与者、建设者、传播者的重要功能。四是瞄准沿线国家的政坛领袖、社会活动家、智库专家、青年精英等重点群体，主动加强与他们的对话交流，通过“请进来”等形式，不断拓展人脉资源，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做好精准传播，讲有差别性的故事。根据沿线国家情况和中国利益所在，对不同国家采取各有侧重的传播策略，不断提升讲故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在沿线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应强调中美在倡议所涉及的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在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阿富汗问题、能源通道安全及供给稳定、互联互通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强调中国没有与美国一争高下的意愿。对俄罗斯要加强解释工作，针对其担心受排挤的心态，做好说明工作，尤其是对其学界、媒体界与精英阶层，要加强联系和对话，持续沟通协调。针对印度，宜从中印同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成员及互为重要邻国的现实出发，阐明双方在区域经济融合、互联互通、能源资源消费及进口等领域的利益交汇点，适度尊重印度在南亚的特殊地位，在具体合作上为印度留有实惠。针对东南亚，着力做好惠民、利民、便民的实事，建议以交通设施、救援与防灾等低敏感合作领域作为优先项目。针对阿拉伯地区，请中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分别开展主动回应和说明解释工作，增进各方对“一带一路”规划和一些具体项目的了解，拉近双方民心，巩固传统友谊。

第四篇：“一带一路”背景下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对策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对策研究

【摘 要】“一带一路”背景下，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的身份给徐州和连云港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对协同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徐州、连云港两城协同发展的意义和主要障碍，并就如何推进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提出了具体对策。

【关键词】“一带一路”；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

1.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的背景和意义

协同是指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通过协调合作，促使系统整体功能提升，超过各要素功能之和的系统结构状态。协同既反映系统发展协调的合作过程，同时也反映了系统在协同过程中形成的结构状态优化结果。“切实加强务实合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建设“一带一路”，通过扩大开放、内引外联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务实之举，也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举措。

作为江苏省对接“一带一路”的主要节点城市，徐州处于 “一带一路”战略格局的交汇点，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东部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辐射带动的一个重要链接区，也是淮海城市群战略格局中“两横一纵”的连接点。从江苏省内看，徐州是江苏省北部十分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商业都会，是江苏辐射华北、东北、西北不可替代的传递点和中介区。不论是2000年提出的“三圈五轴”、2012年提出的“一带两轴三圈一级”还是2014年提出的“两横两纵”城镇布局体系规划，以徐州为核心的东陇海地区都被确认为是江苏省城镇布局的重要支撑区域。与周边地区相比，徐州历史悠久，民俗遗存丰厚，拥有两汉文化、军事重镇等特色历史文化。同时，淮海城市群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城镇化的核心，而徐州是淮海城市群中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徐州虽然坐拥优越的地理位置，但工业仍以能源、重工业和原材料为主，污染负荷高，高新技术含量低，高附加值的行业和产品比较欠缺，经济效益较差，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江苏省内其他地区。

连云港是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有铁路干线直达的六大海港之一，北面与渤海湾和山东半岛相接，南面与长三角相连，是沿海经济带的缝合区。同时，也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陇海铁路与沿海铁路的交汇点，同三高速和连霍高速这两条中国最长高速公路的唯一交汇点，这些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连云港成为了陇海兰新经济带和亚欧大陆桥最为便捷的出海口，成为了连接太平洋两岸，以及中亚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门户，其战略地位在欧亚经贸交流与合作中十分重要。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连云港先后开通了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和中哈物流基地，“五定班列” 的开通更进一步提升了连云港的区域势能和开放水平。从江苏省内看，江苏省委省政府多次表态，要从政策、规划、投资、人力、财力、教育等各方面强力扶持连云港发展，全力支持“一体两翼” 组合大港的建设。有周边其他地区相比，连云港历史久远，文化深厚，依山傍海，生态宜居，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发展旅游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战略和区位优势完全没有充分发挥，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始终处于相对较弱的范围，急需提高城市竞争力才能与其“一?б宦贰闭铰越换愕愕纳矸菹嗥ヅ洹?

因此，充分发挥徐州和连云港不同的区位优势，明确两个城市的功能定位，加强两城之间的协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分析

徐州和连云港之间虽然物理距离不远，但由于交通仍比较原始，没有开通动车和高铁，两城之间联系仍相对封闭，区域发展仍各自为政，真正实现协同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如城市定位没有协同考虑、地区利益协调困难、产业空间格局缺乏统一规划、区域市场体系不统一等。

2.1 城市功能定位没有考虑两城的协同发展

正确的城市定位，有助于塑造城市形象，帮助城市制定发展战略，更好地发挥城市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要对一个城市进行准确的定位，首先要合理地把握城市的独特内涵，了解其地域特色、文化特质、产业发展方向和目标，寻找城市的差异化和竞争力所在。同时作为城市群中一员，其城市定位还要考虑与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问题。

徐州位居“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级区域经济板块的中心地理位置，既是国务院全国国土规划纲要中规划要重点发展的28个中心城市之一，同时又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端的第一个特大型中心城市和淮海经济区的核心城市。连云港是我国主要的沿海港口和集装箱运输基地之一，是我国海洋开发的三大特殊区域之一。以港兴城，加快港口和桥头堡建设，应该是连云港发展的首要任务。无论是区位条件、文化特质还是产业构成，徐州与连云港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两城之间协同发展，功能互补、协调促进的有利条件。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徐州是新亚欧大陆桥上的第一座“灯标”，从两城目前的城市定位来看，不同规划纲要中虽都有过各种描述，但都缺乏对两城之间协同发展的考虑，没有充分打好路桥经济这张牌。

2.2 两城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协调机制

由于徐州和连云港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为了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博弈行为可能导致地区利益的扭曲和分化，造成“公用地灾难”，同时也加剧了地方政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大肆开采资源等行为，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等问题层出不穷。同时，在如何对接“一带一路”问题上，徐州和连云港仍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在如何协同发展，促进两个地区区域一体化等重大问题上还缺乏有效沟通和深入研究，在城市功能定位、产业错位发展、重大项目布局等问题上还缺乏两城之间的通盘考虑，制约着徐州、连云港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同时，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统一的平台，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也是城市协同发展的基础。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必然处于无序化状态，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难以真正实现。在现有的财税体制下，地方利益刚性化，徐州和连云港两城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加之法律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市场监管乏力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城之间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2.3 两城之间没有形成产业空间格局的的合理规划

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下，不同城市之间仍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做为发展的主要目标，相邻城市之间应有的产业链分工不明确，合作关系不稳定。核心城市的主要产业与相邻城市之间同质竞争现象明显，实质性合作关系发展缓慢。产业结构的趋同会导致产业结构自我封闭、自成体系，严重阻碍区域分工和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长期以来，徐州、连云港两市均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目标基本相似，在产业政策上求大求全，导致相互之间争项目、争资源、争投资，无序竞争的结果就是市场分割，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体系难以形成，城市整体实力难以提高。

3.推进徐州、连云港协同发展的对策

3.1 要在区域协同战略中定位

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增强各自的城市竞争力，徐州、连云港在对各自进行定位的时候，都要站在区域发展的角度，要打好“新亚欧大陆桥”这张牌，紧紧围绕着“服务于大陆桥”这一指导思想，共同为新亚欧大陆桥提供服务，并在服务中确定城市地位，在服务中成长壮大，在服务中打造多功能、开放型、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形象。

作为中国段新亚欧大陆桥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徐州是大陆桥东段的第一座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城市发展和定位应紧紧围绕路桥经济，建设桥上徐州。只有“兴桥、靠桥、撑桥、服务于桥”，围绕大陆桥做文章，才能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增强其作为中心城市的带动力和辐射力，加快徐州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步伐。只有牢牢把握“服务于桥”这一基本内涵，才能真正发挥徐州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这一区位优势，把徐州真正建设成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端重要的枢纽城市和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

连云港是沿海发展和沿东陇海线发展的支点和交点，是沿海中部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也是江苏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先导区和核心区，其城市定位要紧密围绕港与海做文章。首先，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东桥头堡，连云港必须切实为桥服务，服务于桥，才能发挥其作为堡的功能，才能发挥其作为主要节点城市的区位优势。如果说连云港的核心优势是其重要的战略区位的话，港口则是这一核心优势的载体，是连云港城市发展的龙头所在，为此，应紧密围绕以港兴城战略，加快港口建设，在提升主港的同时，积极拓展主港的南北两翼港群，尽快形成“一体两翼”的港口发展格局，同时，要重点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出海基地、中哈（连云港）物流中转基地、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合作示范区建设，把港口真正建成太平洋西岸集现代化、国际化、综合化于一体的枢纽港，把连云港真正建设成连结中亚地区和太平洋沿岸的交通枢纽，成为真正的“新亚欧大陆桥最便捷的出海口”。同时，可充分利用连云港优美、独特的的山海资源，借鉴其他旅游城市发展经验，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打造世界最大的西游记主题乐园和海洋世界，做大做强旅游市场，把连云港打造成名符其实的国际性海港城市和旅游城市。

3.2 建立两城协同的组织协调机制和协同平台，形成协同合力

为了更好地促进徐州、连云港的协同发展，建议设立徐州、连云港协同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江苏省省直机关有关职能部门、徐州、连云港两市的市长和部分民间协作组织的负责人组成，该委员会直接向省政府负责，履行统一领导徐州、连云港协同建设和统筹协调的职责，制定协同工作方案，组织建设工作的实施，具体负责协同建设的法律、法规、目标设定、资源发展定位、产业规划等全局性问题。

同时要建立起市长联席会议、城市联盟等跨地区、跨部门的工作协调机构和专项议事制度等协调机制，消除各种现实的障碍，打破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整合徐州和连云港两地的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有助于产业要素在两城之间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实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引导建立起各种专业技术协作组织，以协调解决两城协同过程中因产业技术整合而出现的各项法律、财务、经济、技术等问题。

联席会议、城市联盟等机构同时要组织协调协同城市的各社会组织和企业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构建服务“一带一路”的智库平台，组织社科院和有关高校，开展“一带一路”方面的研究，并与“一带一路”的其他节点城市和沿线国家建立合作，举办高层论坛，开展专项研究，使徐州、连云港真正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度融合区。

要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淮海经济区一体化建设等政策优势，把连云港港建设成为集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于一体的自由贸易港区和综合保税区。条件成熟的时候，要力争建设“徐连共同市场”，提升徐州、连云港同城化层次。

3.3 重新构建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群与城市群的协同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徐州、连云港两地政府之间应加强产业发展上的联合和协作，统一规划东陇海线区域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计划，构筑统一的产权、资本、劳动力市场，促使各生产要素在两地市场自由流动，优化资源的区域配置。徐州和连云港区域是淮海城市群的核心区域，但城际合作、产业分工的发展格局仍在探索过程中。

根据徐州和连云港现有的发展状况，促进产业群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键应该是大力推进网络体系建设，依托徐州地区交通、能源、重工业三方面的优势和已经初聚规模的能源，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基础，发挥物联网、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后发优势，加大与印度、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在工程机械装备、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经贸合作。

连云港则要充分利用其开放优势、临海优势和港口优势，以陇海铁路和沿海港口为依托，分别打造沿东陇海、沿海两条产业发展轴，这样的产业分布有利于城市和区域的后续发展。沿海?a业轴的发展应充分利用港口、物流、能源等优势，大力发展临海、临港型产业，打造以金属冶炼、重型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产业为重点的临港产业基地。东陇海产业轴的发展则应与徐州协同，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改造提升食品、冶金、精细化工三大传统产业，优先发展物流、旅游、商贸三大主导产业，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等为重点，打造东陇海沿线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促进物流集聚区、重点专业市场、产业集聚区之间的融合发展。

4.结束语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的身份给徐州和连云港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单纯立足本地的发展思路无法充分发挥徐州和连云港两城的战略优势，也不能真正实现徐州和连云港经济的崛起。两城只有真正携起手来，把自己放在“一带一路”这个大背景下，建立以协同发展为基础的城市发展战略，才能真正担负起节点城市的重任。

参考文献：

[1]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连云港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 年）[Z].2009.[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2009-2020）[Z].2009.[3]刘赐贵.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4（4）：5.[4]全毅，汪洁，刘婉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建设方略.国际贸易，2014（8）：11.[5]彭荣胜.区域协调与先发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研究.商业研究，2007（10）：60-64.[6]刘英基.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机理、问题及对策分析.经济纵横，2012（3）：126-130.[7]高明，朱俊成.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多中心协同发展研究.经济地理，2010，30（8）：1272-1277.[8]卢中华.我国地市区域经济协同的内部影响因素研究.商场现代化，2006（2）：194-195.作者简介：易爱军（1973―），女，湖南湘潭人，淮海工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的研究。

第五篇：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论“一带一路”（模版）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论“一带一路”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个美好的合作倡议，即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借用了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情节，高举中国历来一贯秉承的和平发展旗帜，旨在积极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进而打造经济、政治、文化共生互融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如此美好的合作倡议，对于中国及相关国家和地区极具吸引力。但一开始确有很多人不是很看好它的前景。“一带一路”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覆盖沿线六七十个国家，穿越诸多文明，地缘效益的差异、政治背景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等，都会制约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更有甚者叫嚣这只是一个类似于柏拉图式的幻想。

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政府的支持鼓励之下，在企业主体的积极响应之下，我们在逐步兑现这个美好倡议，并勾画出了一片现实的美好蓝图。

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到了71个。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14403.2亿美元，比上一增长13.4%，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增速5.9个百分点，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6.2%。其中，出口7742.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占我国总出口额的34.1%。进口6660.5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占我国总进口额的39.0%。

论经济总量和发展空间，毋庸置疑，“一带一路”经济带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且仍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考虑到，全球贸易环境的复杂多变，我国预先布局好“一带一路”这一战略纵深，亦有先见之明。

果不其然，2018年7月6日，美政府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正式鸣响了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作为反击，我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

2017年，中美贸易总额5837万亿美元，比上一增长12.3%，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增速4.8个百分点，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4.6%。其中，出口4298亿美元，同比增长11.5%，占我们总出口额的18.9%。进口1539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占我国总进口额的9.0%。

相比之下，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国，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一带一路”沿线的71个国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对象区域，论体量要远超美国，而且，仍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发展好之前已提前布局的“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使“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更扎实、更高效，以应对贸易战带来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

“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虽然总体向好，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我们需要有的放矢的逐一击破，从“一带一路”的战略真正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一）沿线对象国复杂性的问题

沿线国家的国民对于“一带一路”全面含义的认识仍不充分，导致被误认为是中国为了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倾销方案，并担心对于工程投资未来的偿还能力，甚至担心未来会被中国以巨额债务相要挟。对此，我们仍需加强宣传力度，也可以借力文化交流等形式，建立互信基础，使中国投资建设的项目及中国的产品，更快被对方接受，并尽早产生经济效益。

政治稳定因素也是一个障碍，“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民主体制比较薄弱，有些甚至仍处于“专制”状态，且腐败现象较严重。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借国外的工程项目投资，来达成他们的寻租欲望，并可作为未来的政治筹码。正因如此，我国也可借机迅速深入，但也要防备好他们未来可能出现的“耍无赖”行为。也可以将一些大的项目分解成若干个小项目，逐步推进，走扎实了，免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国项目发起人对于当地法律、市场环境，缺乏足够的调研及了解。需要提前做好充足的预案，必要时引入一些熟悉当地法律、经济环境的人员到项目组中来。毕竟是外来的和尚，还是要做好入乡随俗的准备，以免出现一些法律纠纷或劳工、权益等层面的纠纷。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民族众多、文化差异大、宗教信仰不一，邻国之间时有政治冲突、文化冲突、军事冲突。为避免陷入乱局，我国要谨慎分解并布局，以免陷入无意义的缠斗中。

（二）我国内部协调的问题

我国投资主体内部缺乏长期有效的协调机制。有些省份举着“一带一路”的旗号，为了借机争取政策、资金、资源，纷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招商投资办公室，导致功能趋同、投资重复、放权让利，产生严重的内耗。国家层面、相关部委需加大统筹、引导、协调的力度，中央政府在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需完善统筹、协调渠道和机制。既要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力，又要避免地方政府间的内部竞争。

缺乏内部评价系统。对项目的优劣，在国家层面需要有统一的甄别、筛选机制。对于成熟的方案需放松政策束缚，对于不成熟的方案需收紧政策窗口。使最好的政策肥料施在最好的项目苗子上，使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达到最高。

内部协调的问题，也出现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由于利益出发点的不尽相同，往往存在着各种矛盾。这时，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常设机构，来协调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各方利益能协调起来，促使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

（三）外部大国掣肘的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很多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区域战略位置也比较突出，历来都是列强争夺的要地。区域外的大国，如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垂涎欲滴、虎视眈眈，都想来分一杯羹，生怕被中国给抢占了先机。

区域内的有些国家，很多是投机倒把之辈。借各大强国之间的竞争，多想乘机哄抬谈判筹码，多想讹中国一笔。

对于“一带一路”的对象国，中国可以效仿美国的惯用政策，一手拿根胡萝卜，一手拿根大棒，恩威并施。既要让他们尝到“一带一路”开放政策的甜头，又要敬畏甚至尊重中国应得的那杯羹。对于那些想从外部掣肘的列强，我们要不卑不亢，坚持自己的方针、政策不动摇。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打响，中美贸易的份额势必会受影响。随即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也许也会被无端挑起。日本也许也会乘机联盟欧美围剿中国。好在早些年前，我们已经布局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树立多赢的鲜明旗帜，优化战略布局，开展更积极的经济外交。开展更积极的经济外交，首先要懂得舍小利取大义，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一点经济利益，要放眼长远；要学会换位思考，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切实关心对象国的核心利益，求同存异。

“一带一路”战略是应对贸易战的有效出路。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规划好、布局好、践行好，相信这条路能越走越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