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旅游（推荐）

第一篇：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旅游（推荐）

“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旅游业

姓名：法斌

学号:201305005591 班级：旅企13-3 指导老师：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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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战略确定 五大利处 挑战 总结

早在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就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同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而在2014年的apec会议上，“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重要议题被提出，“一带一路”进入规划阶段。“丝绸之路旅游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承载着服务国家发展大战略的责任，是贯彻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部署、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国家旅游局将2015年定为“丝绸旅游年”不仅仅服务国家发展大战略，从旅游业发展自身而言，这也是直迎国家发展大战略为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重大机遇，向世界推广美丽中国、激活“一带一路”旅游经济带的大好契机。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把握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基于新安全观的周边外交大战略，表明新一届党中央在处理新型国际关系中的统筹兼顾与创新发展理念。目前各界对其战略意义认识仍然不足，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让全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和企业更多的了解，使“一带一路”建设能够稳步推进，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提升中国影响力的战略举措。“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标志，开启了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通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开放精神，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此作为我国推动与亚欧区域合作的“倡议”，既可以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 “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合作诚信”的开放理念，也能够淡化谋求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意图，降低“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效应，依照古丝绸之路的方向，“名正言顺”拓展我国与中亚、南亚及中东欧的合作，逐步提升我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当前，我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面临着新的突破，而欧美等国却加强了对中国崛起的限制，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谈判，以高端开放为契机，企图掌控和影响下一轮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已对我国构成新的挑战和威胁。“一带一路”建设是突破这一压力的重大战略设计，通过拓展与亚欧市场的合作，推动市场多元化战略，降低对欧美日市场的依赖，不仅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赋予了新的内容，也为沿海、内陆、沿边新一轮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和着力点。

中国经济升级的战略引擎。我国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由于起步较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中国经济的全面振兴及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西部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将形成中西部地区与中亚、东欧、西亚的新商贸通道和经贸合作网络，带动内陆沿边扩大向西开放，既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腹地，也可以激活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推进中西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形成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

对于中国旅游业来说，该《愿景与行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线带面”，将带来五大“利好”。

首先，基础设施联通将大幅提升旅游可达性。尤其是深处内陆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将极大改善交通条件，极大促进东部主要旅游客源市场进入中西部旅游资源集中的目的地，同时也将显著提升周边国家与中国边境省份之间的边境旅游。一带一路沿线各省份应当积极利用新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已有的国开行、亚开行等资金渠道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吸引各大实力雄厚的国内外企业。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签署合作备忘录，简化人民往来的签证手续，将极大促进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对于连年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的入境旅游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蓬勃发展的出境旅游则将以更高的速度狂飙突进，增加更多异域风情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和旅游产品。尤其是中亚和东盟除新马泰之外的其他各国，将是中国旅行社企业、投资商和线上旅游OTA、APP的最新拓展方向。

第三，合作重点中专门提出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将是未来几年丝绸之路沿线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旅游策划、规划、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的一个重要方向。过程中急需突出特点，融合协调。目前丝绸之路各省份已然提出各自定位，各省份的旅游产品也需要差异定位，避免重复。第四，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海上丝绸之路涉及东部沿海各港口城市，将促进邮轮旅游、海上旅游一跃而上一个大台阶。通过简化签证手续、通关手续，甚至互惠免签，不仅吸引世界三大邮轮公司入驻开辟更多母港和停靠港航线，还将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投资邮轮港设施、中国企业组建邮轮船队和航线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前景。南海海域也能够通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上岛旅游而继续宣示主权，掌握更多国际话语权。

第五，地方开放态势方面，进一步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海南作为中国最热门的海滨度假岛，除了现有的旅游城市和旅游产品外，仍然极度欠缺度假旅游产品，与世界知名的海岛旅游目的地仍有不小差距。海南应当抓住一带一路的建设机遇，继续打通入岛陆海空大通道，与大陆连为一体，重点打造海洋旅游、购物旅游、主题公园旅游、养生旅游、生态旅游等旅游产品，努力恢复并提升入境市场，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教育设施，提升旅游教育水准，为旅游业提供专业的人才。

“一带一路”建设给旅游业带来的挑战，则主要体现在：旅游安全指数、文化冲突和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等三方面。中亚各国的旅游产品尤甚。丝绸之路的中亚各国与中国的国情迥异，以往交流也偏少，难以避免文化冲突，甚至安全系数也较低。丝绸之路沿线的旅游产品，短期内仍然是价高人少，不可能像东南亚旅游一样甚至比三亚更便宜，但仍然有细分市场可以细水长流地经营。所有这些挑战需要法律保障、文明教化和精心运营，而非回避和模糊焦点。

受历史文化差异、现实利益冲突、外部环境干扰等因素影响，外界在看待“一带一路”时，也出现了很多误解和担心。比如，误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或者是“中国版珍珠链战略”，抑或是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替代品。有不少俄罗斯和日本的学者则担心“一带一路”会挑战现有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体制，会排挤其他国家的既有利益。部分东南亚、中东等沿线国家的当地企业和社会组织对中国的企业和项目存有抱怨，担心中国进行“能源掠夺”和“经济控制”。此外，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还有一些人对“一带一路”的实现前景缺乏必要的信心。当然，也有很多学者从研究的角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需破解恐怖威胁难题，需改善地区间的“信任赤字”，需“国内国际两头热”，需确保让沿线国家都能从中获益，等等。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凯利·布朗也提醒称，“一带一路”可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而非什么浪漫旅途，中国应小心谨慎，切忌操之过急。

有针对性地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

总体上看，当前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空前，挑战也前所未有。如前文所述，虽然该倡议已经在国际上引起良好反响，但美国、印度等主要国家还存有担心，沿线国家民众还缺乏了解，一些政要、学者甚至发出诋毁声音。鉴于此，要继续有针对性地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做好“民心工程”，凝聚起更多共识和信心。

善用恰当话语体系，讲好各方共建、共享的故事。建议在对外传播“一带一路”时，多使用“倡议”、“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软性词汇。在阐释其内涵时，要突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开放、平等、包容，突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讲好“一带一路”上的传统友谊故事，让历史为现实和未来注入信心和动力。讲好中国践行“一带一路”的故事，把领导人的重要理念、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规划举措、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行动等，持续对外阐释好、报道好。讲好中外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充分挖掘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企业和普通个人身上的故事。通过讲好这些故事，传递好中国的理念和态度，塑造好中国是合作共赢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形象。

动员中外各方力量，不断充实讲故事的队伍。充分调动各方讲故事的积极性，形成各有侧重、分工协作、共同推进的局面。一是大力发挥新闻媒体的先锋作用。积极引导主流媒体报刊采取多种形式走出去，利用网络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等手段，在沿线国家开展本土化传播，并加强与当地媒体的交流合作。二是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和团体的作用。民间机构和团体是做好“民心工程”的重要力量。建议动员一些国内有能力、有影响的民间组织，与沿线国家的同类组织开展对话交流活动，并借力对外援助等形式，提升民间层面的了解程度和信心。三是积极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在不少沿线国家中，华侨华人比较集中，要重视和充分挖掘他们的巨大潜能，发挥他们参与者、建设者、传播者的重要功能。四是瞄准沿线国家的政坛领袖、社会活动家、智库专家、青年精英等重点群体，主动加强与他们的对话交流，通过“请进来”等形式，不断拓展人脉资源，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做好精准传播，讲有差别性的故事。根据沿线国家情况和中国利益所在，对不同国家采取各有侧重的传播策略，不断提升讲故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在沿线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应强调中美在倡议所涉及的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在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阿富汗问题、能源通道安全及供给稳定、互联互通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强调中国没有与美国一争高下的意愿。对俄罗斯要加强解释工作，针对其担心受排挤的心态，做好说明工作，尤其是对其学界、媒体界与精英阶层，要加强联系和对话，持续沟通协调。针对印度，宜从中印同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成员及互为重要邻国的现实出发，阐明双方在区域经济融合、互联互通、能源资源消费及进口等领域的利益交汇点，适度尊重印度在南亚的特殊地位，在具体合作上为印度留有实惠。针对东南亚，着力做好惠民、利民、便民的实事，建议以交通设施、救援与防灾等低敏感合作领域作为优先项目。针对阿拉伯地区，请中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分别开展主动回应和说明解释工作，增进各方对“一带一路”规划和一些具体项目的了解，拉近双方民心，巩固传统友谊。

第二篇：一带一路背景

一带一路背景

古代背景

丝绸之路是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前114年)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构思提出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背景

1、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

2、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

3、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启动目的

在通路、通航的基础上通商，形成和平与发展新常态。

丝路新图

1、北线A: 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日本海----扎鲁比诺港(海参崴，斯拉夫扬卡等)----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俄罗斯-----欧洲(北欧，中欧，东欧，西欧，南欧)

2、北线B: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

3、中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

4、南线：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

5、中心线[6] ：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

第三篇：浅析“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浅析“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概念

“一带一路”，简称“BA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最高决策层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乎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繁荣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顶层设计”，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历史背景

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与欧亚国家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大通道，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在新的历史时期，沿着陆上和海上“古丝绸之路”构建经济大走廊，将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共同/ 5

的发展机会，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时代背景

一、国内战略背景——统筹两个大局，消化过剩产能。

基于中国地域辽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经济条件，邓小平曾于1988年提出“两个大局”思想，即：率先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发展，然后以东部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然而，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虽然自2000年以来，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扶持，地区之间差距缩小。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完备，对投资、人力资源吸引力不足以及交通物流成本较高等原因，区域差异依然较大。

“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带来的中西部经济的增长更为依赖投资的驱动，相应地，消费和对外贸易却未同步发展，反映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扶持政策对于经济的结构化调整与升级的局限性。因此，当前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是统筹两个大局，通过内陆的沿边开放，拓宽国内国外市场，促进中西部经济结构更为合理的发展，最终协调区域间的平衡发展，缩小区域贫富差距。

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的情况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尤为重要。然而，中国原有的“以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金融危机时期的四万亿刺激措施更是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特别表现在钢铁行业。因此，扩大需求成为消化过剩产能的最优途径，而这就意味着需要拓宽现有的市场空间。“一带一路”战略即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向西开拓国际市场，以期消化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

二、国际战略背景——深化多边贸易，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国的崛起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融入国际多边贸易，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拓展外部市场拉动外需、加强经济互利合作成为当前各国政府所寻求的措施。近年来，中国加速通过区域或者全球治理平台（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上合组织等）即是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的信号。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重视对外合作还有另外一层缘由，即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体量逆势上升，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量更是居全球首位。与外部融合的加深导致外部经济体波动或者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都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这促使中国必须寻求有利于自身发展或者至少是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 5

这意味着经济体量巨大的中国已然无法回避经济实力向战略影响力的转化与实现。因此，作为大国，中国必然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向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据此而言，对外投资将是大国深化国际合作的客观诉求。相对而言，中国对外投资的一大优势在于巨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对外的国民财富”这一性质决定了外汇储备只能用于对外经济活动。近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可以为海外投资提供可观的先期资本，而且也可以通过企业“走出去”在全球优化资源、技术的配置，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一带一路”战略的最终实施将完成中国利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而提升自身话语权的战略目标。

三、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的新阶段。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 “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决策机构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举改革开放大旗、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决心和勇气。

四、世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造业处于下行期；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和调整，呈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困于高额的政府债务、投资机会的缺乏、欧债危机的冲击、产业创新的缓慢、紧缩的货币环境、/ 5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因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发生动摇，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率，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业生产格局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工业增长减速，部分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表现不俗，但作为工业增长引擎的制造业要想在全球工业生产格局中凸显领导力，仍尚待时日；三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逆转，原来的西方发达资本输出国大幅减少境外投资，美联储加息企图再次剪全世界的“羊毛”，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偿还外债能力减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加剧；四是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分化，美国、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日本出口形势则急剧恶化，而在商品进口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和欧盟进口则持续乏力疲软。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五、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的范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俄因乌克兰局势而交恶掀起的原油价格较量，就是最新的明证。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愈趋集中。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非洲的苏丹等地，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外依存度高达58%。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峡，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六、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敌意。

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 5

对冲。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企图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明里暗里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治经济格局，遏制中国发展。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与此同时，凭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累积的国家综合实力，新兴的复兴中的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机制，倡导成立了许多新的地区或国际组织。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并首倡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G20、APEC等国际事务，参与协调地区事务如东盟10+

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机制，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起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论坛、中东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

1、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南美、加勒比海国家、中-南太平洋岛国等对话平台；推行中孟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等区域合作建设项目，倡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投资开发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丝路建设基金；加快自贸区建设和谈判进程，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FTAAP）”„„而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恰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无论是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还是睦领友好、开放包容这些理念，也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还是经济、贸易、文化、科技这些领域，都可以在这“一带一路”战略中得到实现。/ 5

第四篇：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论“一带一路”（模版）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论“一带一路”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个美好的合作倡议，即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借用了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情节，高举中国历来一贯秉承的和平发展旗帜，旨在积极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进而打造经济、政治、文化共生互融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如此美好的合作倡议，对于中国及相关国家和地区极具吸引力。但一开始确有很多人不是很看好它的前景。“一带一路”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覆盖沿线六七十个国家，穿越诸多文明，地缘效益的差异、政治背景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等，都会制约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更有甚者叫嚣这只是一个类似于柏拉图式的幻想。

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政府的支持鼓励之下，在企业主体的积极响应之下，我们在逐步兑现这个美好倡议，并勾画出了一片现实的美好蓝图。

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到了71个。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14403.2亿美元，比上一增长13.4%，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增速5.9个百分点，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6.2%。其中，出口7742.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占我国总出口额的34.1%。进口6660.5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占我国总进口额的39.0%。

论经济总量和发展空间，毋庸置疑，“一带一路”经济带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且仍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考虑到，全球贸易环境的复杂多变，我国预先布局好“一带一路”这一战略纵深，亦有先见之明。

果不其然，2018年7月6日，美政府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正式鸣响了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作为反击，我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

2017年，中美贸易总额5837万亿美元，比上一增长12.3%，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增速4.8个百分点，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4.6%。其中，出口4298亿美元，同比增长11.5%，占我们总出口额的18.9%。进口1539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占我国总进口额的9.0%。

相比之下，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国，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一带一路”沿线的71个国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对象区域，论体量要远超美国，而且，仍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发展好之前已提前布局的“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使“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更扎实、更高效，以应对贸易战带来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

“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虽然总体向好，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我们需要有的放矢的逐一击破，从“一带一路”的战略真正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一）沿线对象国复杂性的问题

沿线国家的国民对于“一带一路”全面含义的认识仍不充分，导致被误认为是中国为了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倾销方案，并担心对于工程投资未来的偿还能力，甚至担心未来会被中国以巨额债务相要挟。对此，我们仍需加强宣传力度，也可以借力文化交流等形式，建立互信基础，使中国投资建设的项目及中国的产品，更快被对方接受，并尽早产生经济效益。

政治稳定因素也是一个障碍，“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民主体制比较薄弱，有些甚至仍处于“专制”状态，且腐败现象较严重。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借国外的工程项目投资，来达成他们的寻租欲望，并可作为未来的政治筹码。正因如此，我国也可借机迅速深入，但也要防备好他们未来可能出现的“耍无赖”行为。也可以将一些大的项目分解成若干个小项目，逐步推进，走扎实了，免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国项目发起人对于当地法律、市场环境，缺乏足够的调研及了解。需要提前做好充足的预案，必要时引入一些熟悉当地法律、经济环境的人员到项目组中来。毕竟是外来的和尚，还是要做好入乡随俗的准备，以免出现一些法律纠纷或劳工、权益等层面的纠纷。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民族众多、文化差异大、宗教信仰不一，邻国之间时有政治冲突、文化冲突、军事冲突。为避免陷入乱局，我国要谨慎分解并布局，以免陷入无意义的缠斗中。

（二）我国内部协调的问题

我国投资主体内部缺乏长期有效的协调机制。有些省份举着“一带一路”的旗号，为了借机争取政策、资金、资源，纷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招商投资办公室，导致功能趋同、投资重复、放权让利，产生严重的内耗。国家层面、相关部委需加大统筹、引导、协调的力度，中央政府在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需完善统筹、协调渠道和机制。既要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力，又要避免地方政府间的内部竞争。

缺乏内部评价系统。对项目的优劣，在国家层面需要有统一的甄别、筛选机制。对于成熟的方案需放松政策束缚，对于不成熟的方案需收紧政策窗口。使最好的政策肥料施在最好的项目苗子上，使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达到最高。

内部协调的问题，也出现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由于利益出发点的不尽相同，往往存在着各种矛盾。这时，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常设机构，来协调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各方利益能协调起来，促使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

（三）外部大国掣肘的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很多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区域战略位置也比较突出，历来都是列强争夺的要地。区域外的大国，如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垂涎欲滴、虎视眈眈，都想来分一杯羹，生怕被中国给抢占了先机。

区域内的有些国家，很多是投机倒把之辈。借各大强国之间的竞争，多想乘机哄抬谈判筹码，多想讹中国一笔。

对于“一带一路”的对象国，中国可以效仿美国的惯用政策，一手拿根胡萝卜，一手拿根大棒，恩威并施。既要让他们尝到“一带一路”开放政策的甜头，又要敬畏甚至尊重中国应得的那杯羹。对于那些想从外部掣肘的列强，我们要不卑不亢，坚持自己的方针、政策不动摇。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打响，中美贸易的份额势必会受影响。随即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也许也会被无端挑起。日本也许也会乘机联盟欧美围剿中国。好在早些年前，我们已经布局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树立多赢的鲜明旗帜，优化战略布局，开展更积极的经济外交。开展更积极的经济外交，首先要懂得舍小利取大义，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一点经济利益，要放眼长远；要学会换位思考，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切实关心对象国的核心利益，求同存异。

“一带一路”战略是应对贸易战的有效出路。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规划好、布局好、践行好，相信这条路能越走越宽阔。

第五篇：“一带一路”背景下民俗文化旅游资料的翻译原则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俗文化旅游资料的翻译原则

摘 要：“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的提出，既是新时期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也是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理念的新体现，不仅能推动沿线各国的合作发展，也能给旅游业发展创造一个新视角。文化是旅游的核心基础，“一带一路”下的丝绸之路旅游发展带上的各地历史民俗文化积淀非常浓厚，做好民俗文化的翻译对于旅游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 民俗文化 旅游 翻译原则

自“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如何积极配合国家战略，更好地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已成为政府部门、产业界、学术圈广泛关注的话题。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旅游文化的宣传和旅游景点的推介。如何对外国游客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推介，旅游资料的翻译则显得尤为重要。在众多翻译中，以民俗文化的翻译最为困难。“一带一路”下的丝绸之路旅游发展带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沉淀，民俗鲜明的文化个性及其浓厚的民族特色给翻译带来了重重困难，如何将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民俗文化恰到好处地翻译出来是语际翻译中的难中之难。本文试图提出针对民俗文化翻译的几点原则以期推动民俗文化的传播。[1]

一、民俗文化旅游资料翻译的现状

“一带一路”战略，对丝路沿线省区市旅游发展影响巨大，丝路旅游受到各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民俗文化游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文化旅游，能够满足域外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里需求。在各地民俗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龚晨枫，2010）对于一些在目标语中无法找到与之对应词语的文化负载词，或富有地域特色的语言习俗等成语、典故，旅游资料中就出现了略而不译的情况。对民俗文化的翻译问题则较多，如导游手册、画册、景点介绍、游览图等出现如句法错误、拼写遗漏、文化误解、用词不当等诸多问题。以西湖十景之一的“平湖秋月”为例，有的导游词将其译为“Autumn Moon on the Calm Lake”，并不能准确传达出“天上秋月一?，人间千倾一碧”的唯美画面。再如有关睡眠民俗的例子，我国南人住“床”，北人睡“炕”。如果均翻译成“bed”，便无法体现 “炕”的文化个性，因为北方的“炕”不仅只是供睡觉的地方，还可用餐、会客、议事、炕下烧火取暖。又如云南民俗中的云南十八怪之一的“姑娘叫老太”译为Yong Girls Called “Old Lady”，可能让外国游客产生理解障碍，无法达到传播云南民俗的目的。[2]

二、民俗文化旅游资料的翻译原则

1.“求同存异”原则

许崇信教授认为“翻译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像外交工作，要善于存异求同，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这应该成为处理文化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蒋红红，2007）民俗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因此，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时，就应避免用他国或他乡的民俗进行替换。译者在翻译时，应遵循“求同存异”原则，尽量保留原语中的语言与文化信息，绝不能随心所欲进行民俗文化的“移植”。这样我们的民族特色才能在翻译中得以再现，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通过民俗文化旅游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故此，将北方的“炕”音译为“Kang（A heatable brickbed）”既能保留民族和地方特色，也能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再如：泰州“老行当” 剪纸艺术中的“团花” 是剪纸艺术中的一种布局格式，用传统婚礼或新年装饰，译为“Tuan Hua” 或“ the flower patterns created by the paper cutter” 都无法表现出民俗特色，不妨将其译为 “ Tuan Hua，a circular symmetrical paper patterns used for decoration”，为使外国游客了解更清楚，可以适当举例加以说明： “such as the shape of ?郑?which means double blessing”。这样一来，不仅保留了 “团花”的读音，解释了其意思，也能传达其文化内涵。

2.“简洁紧凑”原则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传播、交谈和融会的过程。（金惠康，2003）民俗是说话文化，其传承和沿袭以口头为主。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多尔逊教授认为，民俗是口头的，传统的和非官方的民间文化。（高丙中，1994）其翻译与普通翻译不同，在翻译过程中，既要保留民俗文化的典型特征，又要根据目标语读者语言认知的一般原理让其较为轻松的悦纳。因此，在对旅游资料的民俗文化的英译过程中，还应遵循“简洁紧凑”的原则，尽量以简洁的表述让外国游客理解其中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进而激发他们亲身体验异地文化的兴趣。以中国民俗服饰“唐装”以为，目前有这几种翻译：“Dresses of Tang Dynasty”，“Traditional Chinese garments” 及 “Tang Suit”，笔者认为以“Tang Suit” 为佳，一来“唐人街”是海外华人的聚居地，外国人对 “Tang” 并不陌生，将“唐装”译为“Tang Suit”，英美游客不难理解其指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二来，这种音译兼译法简洁紧凑，可为外国游客接受。[3]

结语

“一带一路，旅游先行”，通过发展旅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之间，真正形成一种文化的共同点和经济共同点，进而形成命运共同体，让旅游走进来，让文化走出去，让旅游走出去，让利益走进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抓住机遇，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添加新动力。在实际操作中，民俗文化翻译难免有些生僻，译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信息进行恰当的增删或者改写，采取适当的翻译方法，如注释性增译、修辞性省译、整合性改译等，实现具体的翻译目的。[4]

参考文献

[1]高丙中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6.[2]龚晨枫 旅游英语中的民俗文化翻译问题研究――以杭州旅游景点为例 [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27（6）：117-120.[3]蒋红红 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国外外语教学》，2007，（3）：52-56.[4]金惠康 广东旅游翻译探讨[J].《上海科技翻译》，2003，（2）：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