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的军事思想体系是什么

第一篇：孙子的军事思想体系是什么

孙子的军事思想体系是什么

尉缭子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孙子也。

孙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战功以外，更主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了《孙子兵法》十三篇。这短短的13篇6000字，体现了孙武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2500年。《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与我、主与客、知与行、义与利、奇与正、虚与实、迂与直、众与寡、胜与败、强与弱、攻与守、全与破、利与害等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人甚至说，中国的辩证法思想起源于《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奉为圭臬。

《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邃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正是因为如此，才确立了孙子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同等地位，让《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能够三书并世而立。

孙子的军事理论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其卓越不凡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

从现代军事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孙子兵法》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1、孙子的战争观

就像一个普通的人要有自己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样，孙子作为一个军事家，对战争有他基本看法和态度。

孙子的战争观，首先是“慎战”思想。孙武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篇》）。孙子主张谨慎地对待战争，首先因为战争关乎个人生死，家国存亡，当然要慎重对待。孙子说：“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兵法·火攻篇）

孙子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把战争看成是最好的包医百病的良方，因为人死不能复生，国亡不能复存，一旦开战，首先要想到有害的结果，其次才是有利的结果。

长平之战，秦军一夜坑杀赵军40万，导致赵国十室九空，举国缟素，最终被秦国所灭，不能不说是历史上一个最惨痛的悲剧。其次，战争是有成本的。孙子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兵法·作战篇）

用兵需要日费千金的巨大成本，当然要考虑收益。孙子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明白一个道理，打仗就是打后方，打钱粮，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支撑，战争是无法进行的。孙子的第二个战争观就是争利。孙子说：“明主虑之，良将惰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孙子兵法·火攻篇）

付出就要有回报，孙子不是奸商，而是伟大的军事家，他的所争之利，不是个人私利，而是国家之利，人民之利。孙子不反对战争，前提是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只有在国家面临危亡时、于国于民有利时才能发动战争。

2、孙子的战略思想

孙子的第一个战略思想是全胜的战略思想，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打仗即使能够百战百胜，但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即使胜利，还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这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孙子的第二个战略思想是“先发制人”，要么不打，要打就先下手为强。他认为，打仗不能被动而打，必须自己主动进攻。

孙子的第三个战略思想是战争应该速战速决，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战果，实现战争的目标。孙子说：“故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篇）。

3、孙子的战术思想

孙子的战术思想是《孙子兵法》整个兵学体系里面的主体部分，也是《孙子兵法》的核心部分。

《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讲的就是用兵的方法，孙子提出了这样几个用兵的战术思想： 孙子的第一个战术思想是“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孙子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

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包含了一切战争里面的最主要的核心含义，就是说：调动别人，不要被别人所调动。就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孙子的第二个战术思想是“知彼知己”。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兵法·谋攻篇》）《孙子兵法》开篇就讲打仗之前要庙算，如果你不了解对手的情况，或者是了解的不够充分，这个仗都是不能打的。不但要做到知彼知己，而且要早知，你战争你要了解情况要有时效性。孙子兵法的第三个战术思想是“避实击虚” 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成年人和幼儿园小孩打架，肯定成年人会赢；专业拳手和业余拳手打架，专业选手会赢，以上两种情况，根本原因是实力悬殊太大。

所以，打仗要想打赢，说白了，有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那就是实力永远比对手强。用你的优势去打击别人的薄弱，这才是赢的关键。

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败敌人。这里的实力强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正如孙子所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孙子兵法·谋攻篇》)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创造己方绝对的优势，用优势兵力对付敌人的薄弱环节，岂有不赢之理？

4、孙子的治军理论

军队是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军队如果不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严格的军事纪律来约束，军队是形成不了战斗力的。

所以孙武非常重视军队的管理和军队的建设，关于这一点，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话，叫做“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用“文”的手段即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用“武”的方法即用军纪来统一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必定胜利。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体现了孙子文武兼施、德威并重的治军思想和治军原则。这一思想和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管理企业，孙子所讲的“文”、“武”之道，也就是今天企业的“硬性”和“弹性”管理。企业管理是一个过程，是管理者向被管理者施加影响和控制的过程，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决定这一过程和艺术的本质对象是人，核心是人。对人的管理和协调，既可以借制度约束、纪律监督、直至惩处、强制等手段进行刚性（硬性）管理，也可以依靠感召、启发、诱导和激励、奖惩等方法进行弹性（柔性）管理。科学管理的关键在于它的精确性和规范性，即变放任管理为规范管理，依靠规章制度、法纪和组织职权进行程式化、有序化的管理。它所强调的是组织管理的战略、体制、结构等硬件，这就是硬管理。软管理是依据员工的思想、组织的共同价值和文化、精神氛围进行的人性化、人格化管理。明朝茅元仪曾这样评价《孙子兵法》：“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

第二篇：学校办学思想体系

学校办学思想体系

办学理念： 为您而存在；因您而精彩；与您同呼吸；和您同成长。“为您而存在”---体现学校办学目的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因您而精彩”---学校为教师的成功创设平台，为学生的成长奠定基础。赞赏师生的独立性，兴趣、爱好和专长，赞赏师生取得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成绩，赞赏师生所付出的努力和表现出来和善意；赞赏师生对问题的质疑和对自己的超越。

“与您同呼吸”---体现和谐。即和谐的人际关系构建起来的潜移默化，相濡以沫的育人氛围。

“和您同成长”---体现一种新型的教与学、师与生的关系，师生在交往中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和观念，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共同成长。办学目标：

健全科学合理、高速运转的学校管理体制，努力探索实施素质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断优化育人环境。面向全体学生、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学会做人的同时，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把学校办成具有特色、适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学校。近两年的目标是调动学校和社会的积极因素，夯实基础，加大投入，高标准通过2007年“两基”国家验收。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进俱进，各项工作指标的验收排全县同类学校前列，中心校保持县级示范学校，争创市级示范学校，以此幅射、带全镇小学的发展。

学校培养目标及宗旨：办有灵魂的学校；育有底气的新人。

何谓“灵魂”，就是指有一整套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办学思想、措施和目标体系。何谓“底气”(即大气、骨气、争气)可持续和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

校训：学做大家喜爱的人。

小学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初级阶段，学校不可能决定每一位学生在成才的道路上走得多远，但是要成才必须先成人。成为怎样的人，根本来说就是“大家喜爱的人”。

校风：科学与人文并重、规范与个性兼容。

“科学”指按规律办学，科学管理、科研教学。同时也是树立“严瑾、求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人文”从本质讲，人更渴望精神的享受和情感的满足，尊重、理解、沟通、信任、厚道、热情、关爱等人文精神应该体现在每个教师的言行中和每个教学过程上。

“规范”常言道“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即统一有形式要求，依法办学，学生有言行举止合乎规范。

“个性”就是个人与他人区别的特征，个性象征着自主力、突破力和象征力，学校要为师生创设必要的时间和心镜，使个性得以张扬。

教风：爱中严、严中爱；学中教、教中学。

学风：乐学、会学、巧学、学会。

领导作风：团结、务实、创新、高效。

工作目标：夯实基础、苦练内功、团结务实、创新发展。

第三篇：实验小学办学思想体系

实验小学办学思想体系

一训三风

校训: 文明、求真、博学、创新

校风: 诚信、和谐、求实、进取

教风: 敬业、爱生、严谨、创优

学风: 尊师、乐学、刻苦、自励

实小精神:

艰苦创业的纪兰精神

团结拼搏的协作精神

严谨求实的科研精神

锐意教改的创新精神

不求索取的奉献精神

教师誓词:

教育,我所从事的神圣事业;育人,我所承载的终身使命.要用爱心去创造,用真情去感化,用榜样去激励,用人格去熏陶,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孩子,我都会让他进步,让他成人、成才.校领导要实现四个转变：

在思想和言行上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由集权型向民主型转变，由滞留型向前瞻型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秉承一个宗旨：为孩子的一生发展和幸福奠基。

树立一种理念：以人为本科学管理发展个性着眼未来 树立一种思想：育人是根本，质量是生命，校风是灵魂，教学是中

心，科研是先导，教师是关键。

确立两个目标：

办学目标：规范办学有特色，创新教学有特点，全面发展有特长。育人目标：人格健全心理健康身体健壮学业健树 坚持四个方略：依法治校质量立校科研兴校特色强校 创出一种特色：打电教牌唱艺教戏品教研果走创新路 构建“三三”框架：

建“三境”：优美的物化环境、浓厚的文化环境、和谐的人际环境；

育“三风”：诚信、和谐、求实、进取的校风；敬业、爱生、严谨、创优的教风；尊师、乐学、刻苦、自励的学风。

养“三气”：学生的童稚气、教师的学者气、学校的学术气。建立五级网络：

“分管校长——教研室——学科组——课题组——实验教师”五级教研网络。

树立“三本”办学思想：

“教育以人为本”——尊重人格，发展个性特长，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教师以学生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

“校长以教师为本”——尊重知识，尊重教师，关心教师，营造民主和谐、人和政通的管理氛

学生“六五”活动：

1、五使：微笑使你美丽，文明使你可爱，勤奋使你聪明，互爱使你快乐，锻炼使你健康；

2、五爱：爱自己、爱父母、爱同学、爱老师、爱学校；

3、五心：爱心献给社会，诚心献给他人，关心送给同学，孝心送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

4、五小：要做学校的小主人、同学的小伙伴、老师的小助手、家庭的小帮手、社区的小公民；

5、五自：自信、自强、自理、自律、自护；

6、五会：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健体、学会做人、学会创造。教师树立八个新观念

(1)树立“为了每位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新的教育价值观念；(2)树立‘‘课程是生活，是经验’’、“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统一’’的新的课程观；(3)树立‘‘教学是交往’’、“是师生学习的共同体，的新的教学观；(4)树立“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重要的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参与者、合作者、促进者’’、“兰堡磐的开发者、建设者”、的新的教师观；(5)树立‘‘以教育为灵魂，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知识不仅是掌握，更重要的是变成能力’’的新的质量观；(6)树立“笔习是建构知识，而不是传递知识”、倡导“自主、摊探究’’的学习方式的新的学习观；(7)树立“人才层次化，人才多样化，人人能成才”的新的人才观；(8)树立“立足过程，促进发展”、“让考试成为学生成功的一次体验，是个性发展的一次展示，是潜能开发的一次展现’’的新的课程评价观。

校本教研基本模式：

案例研究式、主题研究式、观摩研讨式、专业引领式、同伴互助式、自我反思式”六种校本教研基本模式，家庭作业“四留、四不留”：

“四留”：留适时量作业、留分层次作业、留实践性作业、留养成性作业；“四不留”：不留超时量作业、不留机械重复性作业、不留随意性作业、不留惩罚性作业。

实验课题主课题：“小学自主探究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子课题：（1）“小学数学自主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2）“以疑导学，自主探究语文课堂教学模式”；（3）“运用信息技术构建小学自主探究课堂教学模式研究”；（4）“在体验教育中发展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研究”。

第四篇：韩非子的思想体系述评

韩非子的思想体系述评

摘要：本文以韩非子一生的遭际为出发点，详细论述了韩非子以“法术势”理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对韩非子思想中的精华与有失偏颇的内容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此外，本文也从激励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对韩非子思想进行了评述，指出韩非子的激励理论的不对称性及委托代理关系的不可持续性。

关键词： 韩非子 激励理论 思想述评

一、韩非子生平

韩非，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生年无确切记载，史家尚有争论，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今河南省新郑）的公子，虽贵为皇室后代，但由于是嫡出，所以韩非并不受韩国国君的重视。战国末期，弱小的韩国已经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韩非虽为贵族阶层，却并未沉迷于声色犬马。韩非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直为韩国的富国图强呐喊。韩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韩非子存世的著作并不多，其思想主张主要体现于《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经典著作中，后人收集其文章，编成《韩非子》一书。

韩非子的治国思想的产生是与韩国的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公元前403年，晋国三分，韩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建立。其开国君主是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建都于阳翟（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迁都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公元前351年，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内政修明，国成小康之治。《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韩国国势在韩昭侯时代达到顶峰。昭候之后，韩国的贵族阶层逐渐腐朽，同时也由于其地处中原，被魏国、齐国、楚国、赵国和秦国团团包围，生存空间极其有限，韩国的国力日渐微弱。公元前230年韩国为秦所灭，成为六国之中，第一个被秦国灭掉的国家。韩非生活的时代，正是韩国国运衰颓、国家机器不堪一击，整个国家已经苟延残喘的时候。作为皇族的韩非，出于其特殊身份所催生的使命感，高举变法的大旗，提出一系列的变法图强的主张，试图像申不害当年那样通过变法再造强盛的韩国。

不幸的是，韩非的变法主张并没有得到韩国国君的认同，当然也没有在韩国得到实施。韩非曾多次向韩王提出振兴国家变法富强的计策，均未被韩王采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与冥顽不灵的韩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王嬴政，他读了韩非所著的《孤愤》《五蠹》之后，对其才华大加赞赏，推崇备至。公元前234年，秦国出兵攻韩，韩王被迫起用韩非并派韩非使秦劝谏秦王暂缓攻韩。韩非到秦国后，秦王极其忌惮韩非的过人才华，秦国臣子也对韩非加以迫害，韩非最终在牢狱之中被迫服毒自杀。

在韩非离世仅3年之后，位列七侯之

一、建国173年之久的韩国就为秦所灭，成为秦统一中国道路的第一个祭祀品。

二、韩非的思想体系

1、韩非思想的理论基础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广泛汲取老子、荀子、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思想观点，创造了一套自己的治国理论。韩非子思想体系的滥觞可以追溯到道家的“无为”思想，荀子的性恶论及前期法家人物的变法思想。这些先秦思想家的思想，是韩非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

道家的“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的思想在韩非子的思想体系中有着明确的体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有对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的评论。在《韩非子》一书中也有不少关于道家思想的论述，如“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韩非子·主道》）在韩非子的思想体系中法与道是一对统一的范畴，这两者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在《韩非子·饰邪》中韩非就写道，“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道法成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法，知道之故，故佚（逸）而有功。”道即支配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韩非很认同道家尊重客观自然规律的思想，他认为在治国方面也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也很推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老子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虚静无为，少思寡欲，顺应自然，最终要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韩非把这种“虚静无为”的态度引入他的“术治”理论。他认为君主要先使自己虚静，不表现自己的好恶，不表现自己的智慧，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在《韩非子·难三》中，韩非就提出了“术治”的原则：“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在《韩非子·扬榷》中韩非也指出，“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使其凝固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阴见阳。”显然，韩非认为君主要有效地控制臣下治理国家，必须使用“术治”，而君王使用“术治”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暗藏，达到一种看似“无为”的状态，这样才能防止大臣察言观色，揣摸君主的意图。当然，老子与韩非的思想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老子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是指一种治国的态度，而韩非的“无为而治”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策略，一种有效控制臣子的手段。

韩非思想体系的第二大基础是荀子的“性恶论”，当然他也吸收了荀子“法后王”“通权论”“刑罚论”“尊君论”等思想。韩非曾师从荀子，深受其“性恶论”的影响。在《荀子·荣辱》一文中荀子对人性本恶的观点进行了具体论述，“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荀子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本性，这些本性如果不加约束将会向罪恶演变，因而必须要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荀子的“性恶论”已显偏激，韩非更是将荀子的“性恶论”推到极致。在《韩非子·备内》一文中，韩非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归于利益的驱使，他认为“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显然在韩非的眼里，人与人的联系本质上是利益的联系，利益可以超越亲情友谊，成为支配人的根本力量。

概括来说，韩非的性恶论有两层涵义，一是他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天性，因而他倾向于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归结于利益关系，利益至上原则是一切社会交往的最高原则、根本目的和前提。与其他先秦的思想家相比，韩非眼中的人更接近作为现代经济学基本假设的“经济人”。现代经济理论有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但它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显然还不够完备，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它对经济活动的主体——人有着过于严苛的假设。韩非对人性的推定过于片面，同经济理论的局限性一样，这也决定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韩非将利定为社会生活的原则与儒家思想将“义”确定为社会原则的基本内涵是极不相同的。二是基于人性恶的论点，韩非认为只有严厉的法度而非儒家的思想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社会规范。比如在《韩非子·八经》中，韩非就认为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由于利益而非仁义原则对人们有着更大的吸引力，统治者就可以用奖赏来激励臣民为自己效劳，用刑罚来禁止臣民为非作歹。这就是韩非法治理论的逻辑。在《韩非子·显学》中，韩非认为“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韩非的“性恶论”是他对国家微观主体——人的基本假定，这个假定既是他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决定了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局限性。

韩非思想体系的第三个基础是法家前期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李悝、吴起等人的变法思想。韩非继承了商鞅推崇“耕战”及以严刑峻法治国的思想，继承了申不害“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的“术治”的理论，继承了慎到君主应该有“令则行，禁则止”的“势位”的观点，并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法术势”理论。

2、韩非子的“法术势”理论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对与法相关的理论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关于什么是法，韩非认为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法者, 编著之图籍, 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关于法的作用韩非子在《韩非子·诡使》也有具体论述：“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关于立法与执法的原则，韩非在《韩非子·有度》中写道：“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的法治理论建立于其“性恶论”的人性论的假定之上，他认为单靠道德的约束力很难战胜人与生俱来的好利本性，认为道德约束是一种很有弹性有约束，常常会产出所谓的“私”。只有通过法令所确定的奖赏及惩戒机制，才能有效约束人们的行为，有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继承自商鞅，他与商鞅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各种规则都要以法的形式公开呈现出来，国家的各项事务应该用法令来规范，而立法的过程不应该受权贵的干预。通过法治，赏罚的规则以法令的形式明确下来，并且对所有人一律平等，这样人们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韩非同时指出商鞅的理论的缺点：缺乏“术”。他认为，在要求民众守法的同时，也要使君王拥有驾驭臣子的“术”。这就是韩非的“术治”思想。

简单来说，韩非所谓的“术”就是君主驾驭和控制群臣的行政手段和方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为了达到“术治”的目的，韩非强调君主要注意“术不欲见”，要“以功伐决智行，以参伍审罪过”，而不能妄“听左右近习之言”（《韩非子·孤愤》）。韩非认为“术治”是国君必须学会的策略，一旦一个君王没有“术治”的能力，则会有严重的后果：“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韩非的“术治”思想对韩国当时的国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韩国当时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国内却依旧政治腐败，忠言无法得到采纳。正是着眼于此，韩非认为国君自身一定要有利用赏赐及刑罚控制群臣，同时避免闭目塞听，要善于采纳忠臣的谏言。韩非的“术治”思想主要来自申不害，但他认为申不害“徒术而无法”，容易导致“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显然，韩非认为法令不会因为国君的变更而变更，因而更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在君王实行“术治”的策略上，韩非一是主张君王要有暗藏，二是主张君要善于独断，要将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后者正是韩非所提出的“势位”理论的核心观点。

韩非子所指的“势位”就是指君主所居的高位，君主所具有的依法刑赏的权势，正如他所说的，“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定法》）韩非想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在战国晚期那样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无法威慑民众，从而也很难生存下去，“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韩非子·人主》）在《韩非了·难势》一篇中，韩非强调了在当时的形势之下，突出君王的威势是十分必要的，“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的势位理论主要来自慎到。慎到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先秦思想家，韩非深受其行法治、无为而治、因天道顺人情、执政为国的思想的影响。

“法术势”理论是韩非治国思想的核心所在，是他的变法思想的精华。他认为像韩国这样的处于乱世的弱国，其君主一定掌握“术治”的手段与“势位”，从而这个国家才能有一个具有绝对统治力与高超领导力的领导核心；这个国家在制度建设上一定要实行赏罚分明的法律制度，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并最大程度地减少人们违法的可能性；同时在制订政策时一定要符合客观规律。做到了以上几点，在弱肉强食的乱世，这个国家就能生存下来，就能富国强兵，抵御外侮。

3、韩非的中央集权论与耕战思想 在《韩非子·亡征》中，韩非指出，“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韩非已经把中央集权提高到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韩非的绝对君权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社会处于历史过渡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势力日趋减弱，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大国之间互相恶性竞争，因此形成诸侯争霸，互相兼并，各自为政的分裂割据格局。而在这样的乱世，一个小国要生存下来，必须要依靠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韩非认为，只有国君对国家拥有了绝对的统治力，这个国家才能有能力生存下来。

耕战思想也是韩非思想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在《韩非子·五蠹》中，韩非提出了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争于气力”的大背景下，韩非还提出当时人口增加与资源不足的矛盾，“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韩非的尚武思想是与战国晚期的形势分不开的，一方面是生产的发展使得诸侯割据日益严重，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威，另一方面是人口的增长使得各个诸侯国对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乱世就成为一种平常的状态。韩非很清醒地认识到了韩国自身的弱势及整个中国的形势，提出一定要增加国家的武力，才能自保，那些积极从军为国出力的人应该得到应有的荣誉。而国家的武备是要以足够的农业生产力为基础的，所以韩非又提倡国家要奖励那些积极从事农耕的人，主张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韩非子重视农业生产，他反对社会对辛苦劳作的农业劳动者的不公允评判：“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谄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韩非子·六反》）他同时认为在加强农业生产方面，不能只关注农业产出，而应该将农业的产出和投入结合起来，综合考察农业活动的经济效益，“（君王）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不功成而主亦有害。”（《韩非子·南面》）在认为农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的同时，韩非认为商工之人不务正业，是国家的蛀虫，“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牟）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韩非子·五蠹》）可见在韩非的意识里，工商业者的地位是远远低于农民的。当然，韩非的这种考虑是与他变法图强的终极目标相适应的。

三、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韩非的思想

韩非的思想主要是针对治国方面的，具体来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最大程度地提高人们“耕战”的积极性，二是如何最大程度地杜绝人们违法乱纪的可能性。韩非认为人生来“好利恶害”并且极其“自利”，这种天性是无法通过儒家所倡导的仁义来克服的。从他所秉持的人性观出发，韩非提出“法术赏罚”是治国的良策：“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揖也，乘之者遂得其成。”（《韩非子·奸劫弑臣》）从现代激励理论的观点来看，韩非“法术赏罚”的主张实际是指通过有效的正激励与负激励结合的方式来提高人们的积极性降低人们违法的可能性。

在韩非看来，最有效的正激励莫过于物质激励，同时韩非也认为要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结合起来，要在“赏”的同时也要“誉”，“赏莫如厚，使民利之； 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韩非子·八经》）马斯洛把人的需求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的需求。法家思想为什么能在战国末期取得实践上的巨大成就，根本上在于法家所主张的政策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及这些政策被执行的彻底性。为什么这些政策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且能够得到彻底执行呢，因为这些政策比其他政策能满足更多人更多层次的需要。

从动态的观点看，现代激励理论认为无论是正激励还是负激励都应该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力度进行。韩非所提出的激励机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本身的不对称性，即正激励与负激励所发挥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不对称的。在战乱时期，正激励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韩非大力奖励耕战，务农有道和作战勇猛的人都能得到奖励，受到惩罚的人相对较少。而且由于整个社会对奖励对正激励的关注度更高，严厉的刑罚并不会引起人们较大的反抗。但是到了和平时期，耕战对国家的作用相对减弱，国战功受到奖励的人减少，而由于刑法极其严厉，负激励在整个社会泛滥，最终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

那么为什么极其严厉的负激励无法在和平时期被更改被软化呢，这与韩非所主张的极权体制相关，这一点可以从现代的委托代理理论来理解。

古代的君臣关系可以看成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在韩非的时代，君被认为是一个国的绝对的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的后代也是这个国家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君对国家的占有是神授的，是无需理由的。而臣是君所选择来对国家进行具体的治理的人。在处理君臣关系时，韩非认为臣对君要绝对忠诚，而君对臣要施行“术治”，君相对臣要拥有“势位”。

在韩非看来，君相对于臣一定要拥有绝对的控制力，要依靠法治依靠国君的“势位”及“术治”能力对臣形成绝对的约束，但对如何约束君的行为，韩非却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从现代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来看，韩非所主张的约束机制是单向的，在结构上是不对称的。这固然是由于战国晚期乱世对加强君主权威的时代要求，但从长远看，这种机制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它缺少约束君主的机制，实际上就是缺少使得整个治国方略由法治转向德法兼治的动力，缺少降低乱世治国方略惯性的机制。另一方面，这种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君的个人权威形成的统治的不可持续性是很强的，万一前任国君的后代不够具有权威性，那么整个国家的就可能陷入内乱之中。综合以上两个方面，严刑峻法下的统治向来是不会长久的。

韩非认为君与臣之间长久和谐的“委托代理”关系依靠“法术赏罚”就可以完美实现。现代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应当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建立：一是创立分权型的组织形式，二是建立风险分担的激励机制，三是设计有效的信息系统。显然韩非的主张并没有在上述三个方面有较大的建树，他主张君主要极端揽权，要独断，这与第一条途径相悖；他主张国家为君所有，臣绝对地隶属于君，这与第二条途径相悖；他主张依靠刑罚约束臣，同时君要有“术治”的能力，但对如何监督君的行为却不论及，这与第三条途径相悖。所以从现代的委托代理理论来看，他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是无法持续存在的。

韩非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简单化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从而君臣之间的关系要靠“法术赏罚”来协调。从博弈的观点来看，博弈一方（统治者）进行赏与罚的作用都是使对方形成持久的预期，即赏罚都是按规则来的，这种预期的建立需要博弈方之间的合作与信任。而这种信任单单靠法令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这种预期的建立是一种法制文化熏陶的结果。而在整个韩非子的思想体系中，文化的作用恰恰是被严重低估的。

四、小结

韩非与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上最大不同在于韩非将法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在法家思想的政策实践中，实际是靠法的强制性压制社会矛盾、掩盖社会矛盾，而非解决矛盾。而在韩非眼中，法似乎有辨别一切善恶的能力。实际上在生活中，善恶并不总是那么分明，法的作用也相应要大大减弱。法治固然能使整个社会形成一套明晰的行为准则及激励机制，能在短时间提高整个国家动员经济资源的能力。但从长期看，法治的范围有限，并且立法本身的滞后性使法律规定本身可能遭遇不灵活的问题。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道德教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法令。法家思想成熟于战国晚期的乱世，法治的作用由于历史环境的作用而凸显了出来。但在和平年代，仍旧用同样的政策去解决社会矛盾，事实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

韩非将人与人的关系简单的归结为纯粹的利益关系，从而认为物质激励是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手段，刑罚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唯一有效的手段。韩非显然忽略了文化在形成人的精神动力及规范人的行为方面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马斯洛的多层次需求理论告诉我们，人们所追求的并不只是名和利，还有个人安全感、社会需要感及自我实现的成就感，韩非显然忽略了这些因素。人性的确有些可能会造成恶劣后果的欲望，但人同样有足够的自我约束力。自我约束可以带来自我实现的成就感，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这本身也是一种约束人的力量。单纯地用善恶去评判人的这些本性有些武断，人的欲望应该是中性的，韩非思想的最大局限也正根源对人的本性的偏激假定。

五、参考文献

1、《先秦经济思想史》：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2、《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赵靖、石世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赵靖、石世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4、《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陈绍闻、叶世昌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第1版

5、《韩非子经典选读》：王兆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6、《韩非子全译》：陈明、王青，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 年8 月第1版

7、《韩非子解读》：宋洪兵、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5 月第1版

8、《韩非的政治思想》：郑炳杰，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6 月

9、《韩非的管理思想研究》：孔雁，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12月

10、《韩非子思想研究》：关立新，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11、《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理论与市场机制》：李辉，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

12、《激励理论研究的现状评述》：卢倩、聂磊，《前沿》2005年第11期

第五篇：第五章 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体系

第五章 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体系

皮埃尔·顾拜旦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伟大贡献之所在，是根据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建立了奥林匹克的思想体系。它的建立使奥林匹克运动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明确的指导方向。

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体系包括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精神及奥林匹克格言等，其中的奥林匹克主义是整个奥林匹克运动思想体系的核心。

第一节 奥林匹克主义

“奥林匹克主义”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者顾拜旦提出来的。但他却未给这一术语下一明确的定义，不同的人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并常将此与“奥林匹克精神”等意思相近而又不同的术语混用。

在国际奥委会罗马尼亚委员西波科的提议下，经过多年的讨论，“奥林匹克主义”的定义终于出现在1991年6月16日生效的各版《奥林匹克宪章》中。

现行的《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部分第二款对其定义如下：“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相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该定义明确指出：

1、奥林匹克的中心思想是人的和谐发展。这种发展包括了体质、意志和精神等方面的内容。

2、强调人的和谐发展的关键是改善生活方式。而奥林匹克主义“人生哲学”的目的，是旨在创立近乎于宗教意义的人际博爱与和平友好的，而且是以“尊重基本公法”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3、强调体育运动是实现人的和谐发展的途径，并指出必须与教育、文化相结合。

4、指出了自强不息的品德在人的情智教育上的重要作用。

5、强调要发挥榜样的示范引导和教育作用。

第二章 奥林匹克宗旨

在《奥林匹克宪章》（2000年版）“基本原则”第三条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

“基本原则”第六条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奥林匹克宗旨有以下基本含义: 首先，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促进人类社会向真善美的发展。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在开始大规模、全方位交往的同时也出现了剧烈的国际间冲突，再加上人类掌握了毁灭其自身的武器手段，使得今天的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

此外，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着诸多要靠共同协作才能应付的问题，如环境、难民、地区冲突、贸易壁垒等。奥林匹克运动试图架设沟通各国人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增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减少战争的威胁。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与人类社会正义事业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代国际社会的需要，对进人现代社会以来的人类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使它成为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确定了它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奥林匹克运动试图以富有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作为实现自己宗旨的途径，在世界各国青年间建立起友谊的纽带。正如国际奥委会第四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事实的确如此，如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战争结束仅一年后举行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伊、科两国的运动员就同时出现在赛场上。将体育运动的作用提高到不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明确地将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并有意识地将这种力量应用到这样广阔的范围，应该说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创举。这不仅反映了进人现代社会以来体育运动内涵的扩展和功能的增加，也反映了人们对体育运动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三节 奥林匹克精神

《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奥林匹克精神对奥林匹克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理解。奥林匹克运动是国际性的运动，它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世界上文化间的各种差异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来自各国的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官员以及观众生有不同的肤色，穿着不同的服装，操着不同的语言，习惯于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不同的宗教仪式，用不同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这些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又常常由于各国间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而强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将世界上所有的体育文化集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尤为引人注目。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就有可能引发冲突。

奥林匹克精神强调互相了解、友谊和团结，就是要形成一种精神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得以摆脱各自文化带来的偏见，在不同文化的展示中看到的不是矛盾与冲突，而是人类社会百花齐放、千姿万态的文化图景，从而使文化差异成为促进人们互相交流的动因，而不是各自封闭的藩篱，使矛盾成为互相学习的动力，而不是互相轻视的诱因。

也只有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才能打破各自狭窄的眼界，以世界公民的博大胸怀，去认识和理解自己民族以外的事物，领悟到各个民族都有着神奇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学会尊敬其他民族，以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去看待别人和自己，虚心地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不断丰富自己、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所提倡的国际交流真正得以实现。

其次，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奥林匹克运动以竞技运动为其主要活动内容，竞技运动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比赛与对抗。在直接而剧烈的身体对抗和比赛中，运动员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得到良好的锻炼与培养。观众也得到感官上的娱乐享受和潜移默化的教育。

但是，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和文化娱乐功能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竞争才有意义。各国运动员才能保持和加强团结、友谊的关系，奥林匹克运动才能实现它的神圣目标。正如已故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所说：“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

第四章 奥林匹克格言

奥林匹克格言(Olympic Motto)亦称奥林匹克口号。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这一格言是顾拜旦的好友、巴黎阿奎埃尔修道院院长迪东（Henri Didon）在他的学生举行的一次户外运动会上，鼓励学生们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在这里，你们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顾拜旦借用过来，将这句话用于奥林匹克格言，在安特卫普奥运会上首次使用。此后，奥林匹克格言的拉丁文“Citius, Altius, Fortius”出现在国际奥委会的各种出版物上。

奥林匹克格言充分表达了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奋斗精神。虽然只有短短的6个字，但其含义却非常丰富，它不仅表示在竞技运动中要不畏强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且鼓励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不甘于平庸，要朝气蓬勃，永远进取，超越自我。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限，对于自然要敢于征服，克服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限制，挣脱大自然的束缚而取得更大的自由。

奥林匹克运动会最主要的意义重在参加，而非获胜，正如人生的真谛，不是在于征服，而在于自我的努力及奋斗有方。

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伦敦举行时，这段话首次在大会场纪录牌上出现，此后每届奥运会在开幕典礼、闭幕典礼及许多公众场合中，这句名言均出现在电动记分牌上及各种文宣书刊中。“重在参与”这句话来源于1908年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一次宗教仪式上宾夕法尼亚主教的一段话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胜不像参加那样重要”。主教的话引起了顾拜旦的深深思索。后来他引用了主教的这句话并作了如下精辟解释，“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

一些人认为这句话与“更快、更高、更强”是矛盾的，前者强调参与，而后者则强调取胜。其实，用辩证的观点来看，这两句话的意思不仅不是相互矛盾的，反而是相辅相成的。

竞技运动的训练和比赛是一个过程，胜负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只属于更快、更高、更强者。但是，竞技运动的功能和价值主要表现于训练和比赛的过程，而不是它的结果。

正是在艰苦的训练和顽强的比赛过程中运动员的身体得到锻炼，意志得到磨砺，品德得到提高，也正是在比赛的过程中，观众欣赏到了运动员健与力的美，技术与战术的高妙，观众的心绪随着比赛过程的起伏而跌宕，从而满足了他们的文化需要。所谓“重要的是参加，而不是取胜”正是说明了训练、竞赛过程比其结果更为重要这个道理。

正因为如此，在奥林匹克大赛上才有无数明知取胜希望渺芒，仍尽全力与世界体育巨星一拼的勇士，才有在竞技场上一辈子也得不到冠军的健儿们抛下的成吨汗水。这些人之所以不是明星们的陪衬，不是给稀有金牌垫底的分母，正是因为“重要的是参加，而不是取胜”，他们在“参加”的过程中已经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于是，极富功利性的“更快、更高、更强”作为奥林匹克格言，通过对比赛结果的强调给可能会是松散疲沓的训练、比赛过程注入了一种永不枯竭的生命力。正是在这句格言的激励下，人人都怀着“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去参加，去奋进，使得奥林匹克运动生生不已。

这里谁都心雄万夫，力争第一，但是谁也坐不稳冠军的宝座，就在这无休止的激烈争夺中，训练的质量越来越高，比赛过程越来越充满魅力，使得奥林匹克运动之树常青。但是，运动训练、竞技比赛的过程和结果是不可分割的。

要想使竞技运动的价值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必须使训练和比赛过程具有较高的质量，训练越认真，比赛越激烈对运动员的考验就越严格，运动员得到的锻炼就越大，也越能满足观众的文化需要。但是单纯地强调训练与比赛过程的重要性，强调参与的重要性，并不能保证过程的质量。这需要更强有力的刺激去激发运动员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