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设辩护人研讨会

第一篇：公设辩护人研讨会

谢佑平教授

复旦大学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副会长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学，早上好！

在即将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聚集在美丽的复旦大学校园，共同研讨一个在国外相当成熟、在我国还未真正开展研究的话题：这就是公设辩护人制度。在讨论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介绍今天与会的重要来宾。首先，介绍来自高校的代表。他们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秘书长顾永忠先生，南京大学教授、江苏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主任孙国祥先生，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开湘先生，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周长军先生，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申君贵先生，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果女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万毅先生，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吴高庆先生，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马贵翔先生。其次，是来自律师界的重要代表，他们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副主任、德恒律师事务所重要领导人李贵方先生，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研究室主任董明亮先生，德衡律师青岛分所合伙人、副主任毛洪涛先生，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翟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翟建先生，上海市德尚律师事务所主任汪敏华女士，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刘民选先生，国浩律师上海所合伙人杨楠女士，上海市圣瑞敕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滕红兵先生。这里还需特别介绍一位来自美国律师协会的官员杨洁小姐。以上便是今天参与会议的重要代表，加上今天在座的各位博士和硕士。另外,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会长卞建林教授因故要下午到会。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到会的所有代表表示感谢和欢迎。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回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项新的法律制度从提出到变成现实，无不经历曲折的研究和论证的过程。破除旧的法律制度，建立新的诉讼规则，需要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需要有大胆吸收人类司法优秀文明成果的胸怀，需要敢于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无畏开拓的勇气。从当年无罪推定、自由心证被视为禁区，到现在已成为我们的开放性话题和制度建设，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艰难的研讨过程到今天的现实，无不证明这一道理的正确。今天我们讨论的公设辩护人制度，我认为是一项涉及公民社会地位、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和司法公正的具有重大价值的诉讼制度，为此，我们也必须做好艰苦研讨和深入论证的各方面准备。从本次会议的准备过程就足以证明任何一项新设制度的产生都是非常艰难的。

现在，我要稍微讲下这个会议的过程。这个会议的准备是在十月份就开始了，原本是打算与浦东司法局和浦东法院合作的，但是这个当中经历了很多的过程，到昨天会议代表都还在变。这里面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感到很惊奇的东西。本想请一些法院的领导层，包括司法部法援中心研究室的人员来参会，他们不但不参会，而且认为这个会讨论的话题很敏感。我就不知道它敏感在什么地方！我们只是纯粹地研讨公设辩护人这项制度，不涉及到四项基本原则，不涉及到三权分立，还敏感到什么地方？他们的表现，让我感到他们胆小如鼠、左顾右盼，总担心这样和那样。这和当年我们在研究无罪推定、研究自由心证、研究非法证据排除时，怀有惧怕心理的人一样，一样地无所作为和无比无知。在某一天他们竟然在一个小时内就变了三次，一个要办，一个不办。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的机构可以这样的开玩笑。不涉及到任何问题的话题，居然他们这么不开放，我为他们感到悲哀！所以我们今天到会的都是学术界和我们律师自己。我相信，没有他们，我们今天的会议会更加精彩。

今天我们在座的代表，包括我们的博士和硕士，我们来共同探讨公设辩护人制度到底是一项什么制度，它是怎么产生的，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在别的国家那么重要的制度，现在我们连概念都没有，这里面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将这个会开成一个学术讨论会，而且我也有信心在未来它将是我研究的重点领域。所以，今天我们的议程便是由我先谈这个会议的意义，接着由我的博士吴羽根据我们所收集的材料作一个关于公设辩护人制度的介绍。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我认为我们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我国在有关公设辩护人制度领域的第一次专题讨论会，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意义：

第一，有利于推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法律援助现在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制度。但我们知道，这项制度在十几二十年前还没有，现在则已经成型。这项制度当然也有问题，当一项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们要回过头来研究它、总结它。

现在发现，国外发展成熟的法律援助体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单元便是公设辩护人，没有公设辩护人制度，这个援助体系可以说是很不完善的，现在我们的法律援助恰好缺这一块，没有真正地建立一个所谓的公设辩护人制度。

一帮人由国家来管理，由国家给予经费上的支持，从而可以认真地处理案件。我国是没有的，只是临时的指定，在社会律师中指定，这是最普遍的。

所以我们研究公设辩护人制度，它会有助于我们这个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它是有利于我国整个法律制度的进步的。

法律援助是一个国家给这个国家的公民的最低政治保障之一，公民自身的条件、财富以及受教育的程度是有差别的，而公民在犯罪以后请律师帮助是需要钱的，如果因为没有钱而得不到法律的帮助，那么公民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得不到平等待遇的。

所以国家要保障每一个公民在法律面前怎么样平等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在经济上有最低保障，在政治上也有最低要求，特别是在刑事司法领域，这就是法律援助的重要意义。公设辩护人制度就恰好是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里也讲到了这一点，刑诉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济困难的、聋哑的、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这些人如果没有律师，就需要从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中去选律师，但法律援助的律师到底是哪一块呢？有没有固定的呢？或者固定到什么程度呢？用什么方法去固定呢？特别是刑事这一块，现在法律是没有规定的。因此有的地方好一点，有的地方差一点，有的地方连律师都没有，整个县连律师都没有，比如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

第二，有利于促进公民宪法权利的落实。我国《宪法》一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得到辩护。那怎么样取得到辩护呢？你是有权得到，但能否实际得到呢？我认为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往往只停留在声明、宣告上面。你是公民你可以请律师，但你请得起吗？能请到吗？能实际得到吗？所以《宪法》中第一百二十五条这个条款，真正关注的是我能不能实际得到这个权利。比如说如果因为经济困难或是自然条件的限制，我得不到律师的帮助，那么这个条款就是空的、虚的、毫无意义的，是纸面上的条文。而公设辩护人制度恰好是满足这个要求的，满足宪法上规定的所谓的被告人有权得到辩护，在此处“得到”应加以特别关注，来阐述一个宪法行为的过程。在国外（等会吴羽博士会向大家介绍），美国的宪法中也有这个条款，为了落实这个条款，他们运用了判例来界定这个制度。

它不是虚的，它不是一句话、一个字或一段宣言，它是有直接内容的，否则这个条文就会被架空。因此我们在研讨这个制度，建立这个制度，我认为有利于真正落实《宪法》上有关“被告人有权得到辩护”这几个字的兑现。

在我国，实际上有很多被告是没有律师的，据官方文件统计，中国的刑事案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被告人是没有律师的。

那这个宪法条款如何兑现，这不是笑话吗？我有权得到辩护，结果我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中国现实。那么我们如何使百分之一百的被告在中国的《宪法》下享有真正的权利呢？那便是构建公设辩护人制度。因此这是这个制度的第二个重要意义。

第三，真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司法公正是我们的

追求，也是我们最高领导层在不断思考的问题，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和谐，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的这个话题是完全与最高层的指导思想吻合的。在刑事诉讼中，有辩护人，辩护人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提出意见供法官参考，从证据上、事实上提出问题供法官思考，法官从中去评判是非曲直，然后做出判决，这有什么坏的方面，这哪有什么副作用呢？它只有好作用，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假如我们有良好的司法体制，法官敢判，法官能判，法官有独立性，法官可以从控方的意见、辩方的意见中去辨别到底谁对谁错。

在这样的体制下面，必须有辩护人制度，每一个案件的被告有辩护人，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没有辩护人，你就少了一方，你听到的只是一种声音，控辩就不平等了。在控辩不平等的情况下，一定是有偏见的，这是诉讼的特点，它不是一个行政单方行为。行政是两方行为，我们是三方关系，司法到了今天，谁也不敢否定诉讼是三方关系，否则它不是诉讼，它正是诉讼两方不能决定的情况下请求第三方处理。

它不是简单的暴力，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辩护方、辩护人或者说辩护权的落实，才有利于司法公正的落实。那如何使辩护权落实呢？公设辩护人制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当被告人没有律师，当他请不起律师时，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实现公正。所以在真正的发达国家，没有律师参加的刑事诉讼是不可想象的，它的司法公正是不可信的，一定要有律师。所以我们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研讨这个制度也是为此而来，是合乎大局，合乎我们总的政治理念的，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其中包括司法公正。

以上便是此次会议主办的意图、过程和意义，也是会议议程的调整，上半节我就讲这些东西。下面有请吴羽博士来介绍一下他所掌握的关于公设辩护人制度域外的一些情况。

吴

羽博士：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早上好！今天我的发言，主要是介绍一下美国、英国和台湾地区关于公设辩护人制度的一些基本情况。

首先是美国

在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是解决贫穷被告获得律师帮助的一种方式，在美国是公设辩护人办公室（Public Defender Offices）；另外还有两种形式，指定律师（Assigned counsel）与合同制（Contract system），这三种形式在美国大多数司法辖区内是并行的。

第一个问题：公设辩护人制度设立的依据

在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实质上是解决贫穷被告辩护权的问题。美国宪法第6修正案规定：被告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一修正案，并未表明贫穷被告是否有权要求政府为其聘请律师，但在后来一系列的判例中，明确了政府应当为贫穷被告聘请律师。尤其是，1963年的吉迪恩诉温赖特（Gideon v.Wainwright）一案，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贫穷被告在刑事审判中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对公平审判而言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权利，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因贫富差距而导致司法差别待遇。对于公设辩护人制度设立的理论根据，有学者指出：既然国家可以起诉犯罪嫌疑人，相对地它也应确保无辜被追诉者能得到无罪判决，因此，只要被告属贫穷，而无资力聘请律师，国家有义务在起诉与辩护两个方面都要承担所需费用。

第二个问题：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历史演进

美国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在联邦、州、郡层面都存在，根据台湾学者黄祥睿所著的《美国公设辩护制度》（1994年版）一书，简要介绍不同层面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历史发展。

一是联邦层次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主要以美国联邦第九司法巡回区为例）。美国在1964年1月设立了“全国公设辩护人计划”，其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可以供全国贫穷被告获得公设辩护方面的参考方案。随后，美国通过了“1964年刑事审判法”（the criminal justice act of 1964），该法案规定：

允许律师公会或法律扶助团体可以接受法庭对其指派的贫穷刑事被告。然而，却未允许设置具有组织型态的联邦公辩人办公室，原因出自于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不愿见到由官方雇佣的公辩律师出现。

1965年，“全国公设辩护人计划”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旧金山开始设置第一个示范性质的联邦公辩人办公室。随后，一些具有规范性质的联邦公辩人办公室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伊利诺州芝加哥及加州圣地亚哥成立。连同旧金山那个，四个公辩人办公室中有三个是隶属于第九司法巡回区的。如，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联邦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一方面从“全国公设辩护人计划”取得部分的基金，另一方面则从当地郡政府和州法律公会取得基金。

“1964年刑事审判法”通过后，美国国会虽然不赞同设置联邦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然而这一想法却存在，其委派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局及司法部研究建立专职性质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可行性。1968年，一批学者在评估“全国公辩人计划”及该计划下所设的几个示范性办公室后（前面提到的示范性办公室），建议国会应着手建立联邦公辩人组织，并应将选择权留给各联邦司法区，以决定是否采用类似旧金山、凤凰城由政府支持设立公辩人办公室的方式？还是采用类似圣地亚哥、芝加哥的私人、非营利性性质的法人型态？这些研究促成了“S.1461 号法案”的出现。该法案中规定，每一个联邦地方法院都必须为自己法院里被控轻、重罪且无力自聘律师的被告提供辩护服务。1970年10月尼克松总统批准了该法案，并将其作为“1964年刑事审判法”的修正条文。1970年4月23日，亚利桑那联邦司法区的联邦地方法院依据修正案后的法案，在凤凰城设立了联邦公设辩护人办公室。

二是州层面。如密苏里州，1982年以前，该州绝大多数的郡经由一种指定律师制来为贫穷被告提供公辩服务。1982年以后，密州州议会创设了“密州公设辩护人委员会”（state public defender commission），赋予其权限来设立“密州公设辩护人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ate public defender），该办公室是一个独立于州政府司法部门以外的机关。州首席公设辩护人被授权创立及管理全州性的公辩人制度，其也拥有与律师公会的私人律师签约的权力。在该州议会的这套设计之下，刑事庭法官不再有权指定律师公会的律师。

三是郡层面。洛杉矶郡公设辩护人办公室（the Los Angeles office county of county public defender）是全美资格最老、规模最大的公设辩护人组织。洛杉矶郡针对以往为贫穷被告辩护的弊端，于1914年1月设置了公辩人办公室，它是全美国第一个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后成为洛杉矶郡政府内的一个常设机关。当时，洛杉矶郡首席公设辩护人是由“郡监督委员会”根据文官考试予以终身任命的。洛杉矶郡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里助理公辩律师分成四个等级，升级取决于经验以及在文官考试中的表现，薪水仅因等级不同和任职期间长短存在差异。1970年代初期，洛杉矶郡公辩长把该郡的所有助理公辩律师划分为18个刑事审判组，每年轮换一次，每一个法庭中至多配置有三名助理公辩律师。

第三个问题：目前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状况

主要根据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公布的，由美国一些学者作出四个调查报告： Public Defender Offices, 2007—Statistical Tables（Revised）（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统计分析表修订版，2007年），值得说明的是，这个调查报告是美国第一次关于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一个统计分析；Indigent Defense Services in Large Counties,1999（人口大郡贫穷被告辩护服务状况调查，1999年）；State-Funded Indigent Defense Services,1999（州资助贫穷被告辩护服务调查，1999年）； National Criminal Defense System Study，1982（全美刑事辩护制度研究，1982），该研究报告在黄祥睿一书也有详细说明，值得说明的是，后三个调查报告，是把所有公辩方案涵盖在内。

1、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界定。在2007年报告和1999年报告中，都有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概念的表述。根据2007年调查报告：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是指以官方或者公共的、私人非营利性的组织形态出现，配置有专职或兼职的领薪律师的机构。这个界定是从美国的实际出发，因为美国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有官方设立的，也要非营利性组织设立的，而且办公室里的律师有专职，也有兼职的。这和有些国家或者地区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仅限于国家机关设立有一定的差异。

2、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在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中的地位。1982年研究报告显示：（1）如果以服务的郡来看：采用指定律师的形式占到将近60%、公设辩护人制度占到34%多、合同制占到6%。（2）如果以服务的人口来看：采用公设辩护人制度占到60%多、指定律师的形式不到30%、合同律师占到不到10%。这表明在美国绝大多数人口大郡都采用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形式。1999年人口大郡贫穷被告辩护服务全国调查显示：在美国人口最多的100个郡，其中90个郡设有公设辩护人办公室；89个郡设有指定律师制度；42个郡设有合同制度。这一百个郡的人口数占到美国人口总数的42%；在1995年，属于贫穷标准的有3600万人，其中44%居住在这一百个郡中。

3、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设立层次与经费来源。2007年统计分析显示：全美22个州是州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管理和经费来源是它们各自的州。27个州和哥伦比亚行政区是郡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这其中，12个州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经费来源于郡级层次，16个州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经费来源于郡级和州级两个层面的共同承担。值得的说明是：缅因州（Maine）为贫穷被告提供辩护服务是通过指定律师和合同制形式，并未采用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形式。

4、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数量。2007年的统计分析采集了957家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其中州立的有427家，郡立的有530家。值得说明的是，2007年统计分析并没有采集美国所有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美国目前有1050个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数据分析最后采用了957家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排除了经费来源于民间、联邦政府，以及主要提供死刑案件、少年案件、上诉案件服务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

5、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受理案件数量及案件性质。（1）受理案件的数量。2007年统计分析显示： 957家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受理案件数为550多万件。其中，州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受理了150万件案件；郡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受理了400多万件案件。1982年研究报告显示：当时所有公设辩护方案受理的案件数是320万件。（2）每个等效全职诉讼律师（full-time equivalent litigating attorney，即每周工作40小时）受理案件数。2007年统计分析显示：州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平均每位等效全职诉讼律师每年受理82件重罪案件（felony，不包括死刑案件）、217件轻罪案件（misdemeanor）和2件上诉案件（appeals case），共301件。郡立办公室平均每位等效全职诉讼律师每年受理100件重罪案件（felony，不包括死刑案件）和146件轻罪案件（misdemeanor），共246件。

6、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律师人员及运作。（1）数量及平均数。2007年报告显示：全美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雇佣了15026位全职的等效全职诉讼律师。其中，州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雇佣了4321名等效全职诉讼律师，平均每个办公室雇佣了163名等效全职诉讼律师。郡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雇佣了10705等效全职诉讼律师，平均每个办公室雇佣7名等效全职诉讼律师。与1982年报告相比，现在的等效全职诉讼律师总数和每个办公室的雇佣等效全职诉讼律师平均数都有了显著的增加。（2）类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里的公辩律师，主要包括首席公设辩护人（Chief public defender）、行政管理律师（Managing attorneys）、督导律师（Supervisory attorneys）和助理公设辩护人（Assistant public defenders）。

一般来说，首席公设辩护人是全职的；关于首席公设辩护人的薪水，存有争议，即首席公设辩护人的薪水是否应该与检察长的薪水相当？肯定者认为这样可以吸引优秀的律师；否定者认为检察长的责任比首席公设辩护人的责任重，因为检察长面对的是一切刑事案件的被告，而首席公设辩护人仅对穷人被告服务。1999年州政府资助贫穷被告辩护服务全国调查显示：薪水最高的为11万，最低的为6万。首席公设辩护人都是任命的，或者由州长、或者由独立董事会、也有法官任命的。助理公辩律师是否为全职，还和其所在的办公室所服务的人口数有关，一般服务人口数量越大，采全职的可能性就大些。（3）运作中的一些问题。如根据黄祥睿一书的介绍，洛杉矶郡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有两种比较有意思的模式，一种是按照法庭而非按个案分派公辩律师，因此一个被告的案件，从预审阶段至结束为止，可能会有四、五名律师参与代理，每个律师专门负责其中的一个阶段。这种被称为零碎式（piece-meal）的案件处理方式，被认为有助于实现高效以及培训新人，（大概是，进来的新人，如果只负责其中一个诉讼阶段，训练起来会比较快。）当然，也反对意见，理由一是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剥夺助理公辩律师在任一个案件中尽量多熟悉该案的机会；二是也剥夺了被告与单一特定律师发展融合关系的机会。另外，一般来说，遇有死刑或重罪案件，会特别指定有经验的助理公辩律师来处理。

7、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支援性职员（support staff）。2007年统计分析显示：全美公辩人办公室雇佣了近9700位支援性职员。包括调查员（investigator）、律师助理（paralegal）、行政管理人员（administrative staff）以及秘书（clerical），其中秘书和调查员基本上是必备的。州立办公室，支援性职员平均为85人；郡立办公室，支援性职员平均为4人。

8、经费开支。2007年统计分析显示：花在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方案上的经费为23亿多美元。其中，州立办公室经费为8000千多万美元；郡立办公室经费为1亿4000多万美元。1982年研究报告显示：花在所有公设方案的经费为6亿2500万美元，由此可见，美国在不断加大对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经费投入。

9、判定贫穷标准。2007年统计分析显示：每一个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平均下来有6个标准来判定贫穷。州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中最常用的标准是收入水平（income level）、被告获得公共援助情况（defendant receipt of public assistance）、被告宣誓获助申请（defendant`s sworn application）、被告负债水平（defendant`s debt level）等。郡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中最常用是、收入水平、被告宣誓获助申请、法官自由裁量（judge`s discretion）、被告负债水平等。目前，大多数州都有书面标准，但是，各地的认定标准的差别很大。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对于“判定贫穷”是否要进行实质性审查？一般认为进行实质性审查的价值在于：可以降低公辩服务与律师公会私人律师之间的业务摩擦，避免公辩服务侵蚀私人律师的案源；也可以使有限的经费用于真正贫穷被告身上。

10、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隶属关系。2007年统计分析显示：州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通过一个中央管理办公室的指导，其负责本州内所有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经费和管理。郡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管理通过地方层级。

11、公设辩护人的管理标准。2007年统计分析显示：州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一般都有公辩律师管理的正式标准或书面方针，如较常采用法律继续教育（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for attorneys）、年度绩效考核（Annual attorney performance review）、在所有程序阶段为客户提供的代理（Attorney representation of client through all stages of proceedings）、案件的复杂程度与律师经验的匹配（Matching attorney experience with case complexity）等；郡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也有类似州立的标准，其中法律继续教育最为常见的。1982年研究报告显示：在法律继续教育方面，三种公辩方案中律师获得法律继续教育的机会，Public defender 为81%；assigned counsel为 21%；contract system为 37%，可见，实施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方案较其它两种形式而言，公设辩护人更易获得法律训练。

由于美国地域辽阔，加之州的大小、人口的多少、经济发展程度、乃至民众的接受程度方面的差异，所以在公设辩护人制度中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设辩护人制度在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英国

一、制度的历史沿革。英国于1998年10月在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首先实施公设辩护人制度，其名称是Public Defence Solicitors` Office。1999年英国颁布了“司法公正法”（Access to Justice Act），根据该法案规定，由政府建立专责的“法律服务委员会”；1999年成立法律服务委员会成立（Legal Services Commission）；2001年开始试行公设辩护服务（Public Defender Service）制度，迄至2003年2月，已经陆续在八个城市设立公设辩护人服务处（Public Defender Service Office，PDSO）。

二、制度体现的价值或者设立的原因。有学者分析，英国之所以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主要基于以下几点：（1）减少成本：认为公设律师比私人律师所付出的成本低，也可弥补某些地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人数不足的问题；另外，英国的公设辩护服务还设有药物戒治及少年犯罪团队等，以协助当事人改善甚至防止其再犯罪，因为一旦预防再犯罪，将减少社会问题，也节约了司法资源。（2）信息交流：公辩律师可与私人律师分享实务经验；也可以通过公辩方案获得的信息，传递给宪政事务部，从而协助改善英国整体的刑事辩护制度。（3）效率和品质：从实施效果上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服务品质和效率，还是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三、制度的实施问题。2001年使用公设辩护服务的案件共有1700件，2002年则增为3849件，2003年达到了5733件，可见，用公设辩护服务的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公设辩护服务使用层面，初期只处理警察局咨询及治安法庭的案件，后来也在更高级别的法院进行刑事法律援助。就英国来讲，受雇于政府的带薪律师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最初设立时，英国人还是表示了一定的担心，即如何确保受雇于政府，又能独立行使辩护。

最后是我国台湾地区

一、制度的历史沿革。台湾地区的公设辩护人制度是依据台湾地区立法院制定的《公设辩护人条例》而设置。1939年3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公布了《公设辩护人条例》，一年后，指定重庆法院首先实施公设辩护制度。《公设辩护人条例》经多次修正；另外一个主要的立法是《公设辩护人管理规则》。

二、公辩人的录用及薪水。（1）录用。《公设辩护人条例》第 7 条规定：地方法院及其分院公设辩护人应就具有左列资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经公设辩护人考试及格者。

二、具有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法官，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检察署检察官任用资格者。

三、经律师考试及格，并执行律师职务三年以上，成绩优良，具有荐任职任用资格者。

四、经军法官考试及格，并担任相当荐任职军法官四年以上，成绩优良者。目前，公设辩护人人数的不足是个问题，且人员流动性大。（2）薪水。《公设辩护人条例》第 11 条规定：公设辩护人之俸给，比照法官、检察官俸给核给之。

三、经费来源。公设辩护人是公务员，其经费是由台湾地区的司法院将所属人员统一编列预算，财政承担。

四、隶属关系及管理。《公设辩护人条例》第 1 条规定：高等法院以下各级法院及其分院置公设辩护人。公设辩护人配置于法院，平时由各法院院长监督。

五、公设辩护人的独立性问题。有台湾学者指出，当初立法时对于这一问题是有所考量的，故此，《公设辩护人条例》第 12 条规定：公设辩护人对于法院及检察官，独立行使职务。实务上，主管长官对公设辩护人的工作考核，也是和法官互相分开处理。

谢谢大家！

翟

建 翟建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律师协会刑委会主任

拿到这个会议的邀请函的时候我不太明白这个公设辩护人制度究竟怎么回事，刚才早上到会议上我见到谢教授第一句话问的也是这个公设辩护人和法律援助到底有什么区别，尽管如此，刚才听了谢教授一番开场白以及他博士生的介绍之后，我突然觉得公设辩护人制度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甚至于我现在的发言已有了一个提纲，能像做好充分准备一样来讲。我的题目叫做“公设辩护人制度——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出路”。

为什么说这是个出路，我第一个要讲的是我国刑事辩护的现状，我认为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就是死胡同，我们的刑事辩护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我是一个专门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而且还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律师，所以当我对我的工作进行否定性评价的时候，我相信不会有非议。几个星期前，我在厦门召开第二届中美人权问题对话，其中的四大议题之一就是律师的作用。整体来说我不能说律师没有作用，但以我的专业来说，刑事辩护律师有没有作用，做到现在我真的不敢说有作用，没作用却还要收当事人的费用，而且我还对业内作出承诺要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收费标准，比如在上海起步就是十万元一个案件，但我心里也知道拿了这个钱却不能发挥重要作用，我都感觉自己和骗子差不多。

现在的刑事辩护不管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本来今天浦东新区法院的人如果来我想向他们院长请教一下这个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此案二审是我做的，案情很简单：有一个老板，美籍华人，若干年前在上海花80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到了07年底08年初的时候，由于经济危机美国的房价暴跌，他也怕自己的房子跌了价，于是让被告——一个学法律的东北女孩，去打听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被告回来说能卖200万，于是他就与被告办理了正规委托手续委托被告卖房子。被告到中介公司发现类似房子挂牌交易都不止200万，有人愿意260万与其成交，此时女孩起了私心，于是与对方签了200万的合同，另60万打入被告私人账户，并经过老板书面认可200万成交。之后老板知道了这个女孩私吞60万，向这个女孩讨要但女孩不给。于是老板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出具了书面不立案决定书，说明没有犯罪事实。几个月后又向同一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了，经审查起诉此案件到浦东新区的法院进行审判。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犯罪，这个案子是犯罪的话构成什么罪，一审浦东新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有期徒刑十年半，二审维持原判。一个国有企业委托职工卖房子，他把房子卖了私吞60万是贪污，一个非国有企业委托员工卖房子，同样情况是职务侵占，我就不明白怎么到私人卖房子就变成诈骗了。

像这样的案件，我指望看看法院的二审判决对我的辩护意见有什么样的回复，但是根本没有。大案要案，往往就程序靠边，我最近接了个案子，上海申花乐园总经理被拿了进去。不管犯罪没犯罪，人关在东北，我们要求会见，但是人家很明确告诉你，关于这个案子上面说了在侦查阶段不让会见，包括我所承办的上海社保案，没有一个在侦查阶段让你会见的。在程序上大案要案都不守法，小案守法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的刑事辩护已经进到了死胡同。第二我要讲原因，我们刑事辩护为什么会走到死胡同里去，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是把公和私对立起来的，私人花钱请的律师和公诉人（公家的人）对抗是不会让私人赢的，虽然谁都不会这么说，但内心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上海电视台本来准备宣传一批上海的律师，但就是刑事律师不好宣传，如果宣传打胜仗，那么你胜了谁败了？总不能宣传这个律师总是打败仗，既然没有刑事律师再搞其他律师也不合适，于是就不再继续，所以我也拖累了很多人。这种公和私的对立，根据法院组织法，审委会讨论刑事案件检察长是可以列席的，就是控辩双方中控方是可以列席的，到政法委去协调案子，公检法三家去，律师不能去，最多去个司法局的人，但其对案件完全不了解，我认为这其实也是公和私的一种对立。所以，我觉得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起码是特别地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问了刚发言的博士翻译的公设辩护人的定义，他说是带薪的兼职或者专职的辩护律师，我说这个我们中国早就有过了，我们一恢复律师制度不都是公设辩护人吗，每个人都拿工资，我也当过，我尽管是兼职但也拿工资，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的律师辩护的成功率比现在要高出很多？我在贵州办了一个一审判处死刑的案子，二审改成二十年有期徒刑，那个审判长寄判决书到上海的时候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说翟建律师，从你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样的情况现在可能吗？那个时候法院在讨论案子的时候真的把律师找去一起探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公家的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现在不一样，公诉人可以在法院里到处跑，律师只能在楼底下，美其名曰要廉洁，要公正，那么单方面接触公诉人就是公正了？

第三，我认为公设辩护人制度不仅要在这里讨论，而且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刚才说了，老百姓花钱请的律师没什么作用，当事人在受了冤屈的时候一方面对政府对法院对司法机关有不满和仇恨感，另外一方面甚至他对辩护人也有仇恨感，花这么多钱请你但和不请一样，这种心态我相信刑事辩护律师都会碰到过，他本来存在着幻想，认为你能起点作用，其实根本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刑事辩护风险大大家都知道，领工资的公设辩护人其风险肯定要小很多。我有个案子到了二审，法官都和被告人说，你别听你律师的，他是为了收你的律师费才忽悠你上诉的，你这个上诉是毫无道理的。我当事人说，我律师一分未收，是我自己要上诉的。若我们有公设辩护人这样的制度，公诉人、公辩人平等，才能真正做到诉讼的平等，辩护人才真正敢辩了。

所以，我个人感觉公辨制度是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出路。谢谢！

董明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研究室主任）：

谢谢！其实今天和翟建律师说的一样，事先对公设辩护人制度是什么一回事确实不知道，但是谢谢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学了一下，听了刚才谢老师和吴羽博士的介绍之后，我倒是想还是按两分法来说比较好，一方面如果它能成立确实是个好制度，另一方面它存在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我想从这两个方面说起。

首先，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好制度，至少有这三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它避免了我们在刑事诉讼中因为经济原因而产生的不公，因为我不是搞理论的，我所说的还是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刚才说70%被告人没有辩护人，原因可能确实是被告人认为和公权力斗没有意义，其中包括自己感觉有罪，并且这个罪被拿实。现在人员流动很广泛，也不排除确实有很多弱势群体在上海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他犯了罪之后不具备请辩护人的条件。当然也可以申请叫法院指定，但很多人想反正没钱也不跟你斗。我在基层检察院当公诉人的时候甚至还碰到过有被告人感觉在里面生活有保障，出去找工作找不到还吃不上饭。所以，若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则为司法公正创造了条件，不是简单地仅仅看成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而是看到为司法能实现对每一个案件的公正创造了条件。

第二，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对抗式的审判模式，那么在70%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公诉人也是没有激情的，没有辩护人公诉人感觉很无聊，这个对抗就不会发生，而这30%中间也只能说对抗不多，原因很多。如果每一个开庭的案件我们都能做到有辩护人，那么我们的庭审制度就能落实。

第三，我想还有一个好处，它反映出国家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予以了关怀。你不请律师给你一个公设律师，说明国家不单是为了惩处，而且随后我们的教育型制度以及刑罚的目的也更能实现了，被告人经过一个庭审阶段其实对他之后投入改造和是否能回归社会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当被告人感觉国家对他关怀，这对他投入改造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他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当公诉人就有一个感觉，如果在法庭上不单是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我作为公诉人也为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认罪非常好。他一认罪他后悔了其改造过程也就短了，他回归社会以后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也小了，因为其本身具有的反社会性已经减弱了。

我想至少有以上这三个方面的好处。翟建律师给我们画了一幅完好的图，走到死胡同然后找到一条新的路，但是我想我在说存在一定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这样一个现实。说实话，我从事检察工作这么多年到现在，我经常问自己，我们国家从司法的层面来说我们的法治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我主要从一个角度切入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法的规范效力到底是以前大还是现在大。在我刚参加检察工作的时候，我们司法工作人员水平很差，但是很朴实，确实把法律当成法律，虽然法律是工具，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把法律还当成法律？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是想，有立法法在，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在，虽然我们两个证据规定非常好，但它不是法，我们从立法法的角度，从司法解释的角度来说，这是最高层面出现的问题，一个好的东西没有用一个好的形式出来，它反映的就是法的规范力是不是强，那么到了司法层面来建立提出一些实际的问题，我就想这个公设律师和我们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律师都是政法工作人员是否等同，于是我就提出了这么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公设律师出来以后怎么保证律师具有自治权，既然是“公”的，拿着公家的钱，接下来律师在行使其职权发挥其作用时怎么避免公权力的影响和干涉，从而怎么保障被告人的实际辩护权。具体地说，一方面避免演戏，戏可以演得很漂亮，但是实际辩护权在哪，另一方面，怎么避免辩护人很巧妙地成为第二公诉人。这是我担心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谁来管公设辩护人。翟建律师从良心的角度说律师拿了钱要为他办事，但你是公设律师又加以管理，我想不通那律师的职业敬业精神的源头哪来，拿了钱我就要为他办事，这是出于一种良心、良知，那我不拿你钱了，我能不能把我的辩护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有没有动力，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社会的可接受程度，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目前来说社会保障是很欠缺的，还有不少人不能满足他们的吃饭、穿衣、住房。我们的低保制度、养老金制度、医保制度都很欠缺，那么在这些问题也就是我们弱势群体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还没解决的情况下，你花一大笔钱去养一批公设律师，这些老百姓能接受能同意吗。一方面，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被告人之所以被关押被提起公诉总和犯罪有关，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的这些群众会考虑，我没犯错为什么国家不把资源用到我身上而用到有错的人身上，这中间存在一个资源分配的道德评价问题。另一方面，我始终认为社会资源分配的正义要比我们为了实现矫正正义而追求的司法正义重要，那么刚才所说的弱势群体的问题，社会保障的问题，其实是最起码的社会资源分配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可接受程度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和第三个方面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怎么为这个制度的全面铺开提供财产经济资源上的保障。我想这个制度在上海实行没有问题，财政资源能够保障，但是在中西部呢，我所接触的范围中，有些地方的检察官的人头费还是没有得到完全保障的。曾经有一个云南过来挂职的副检察长，他说他们那是半年工作，半年干自己的活，也就是说只能保证他半年的薪金，还有半年只能自己养活自己。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还是存在的。当检察官都不能保障他全部工作的人头费，那么养活公设辩护人的社会资源哪来，这是第四个问题。

第五个方面的问题和我刚才说的第一、二个问题是有关系的，有了公设律师之后那么法庭怎么平衡，法庭几乎都姓“公”了，唯一姓“私”的就是被告人，公私的对立始终是存在的，刚才翟建律师也说了，那么都姓“公”之后，唯一只剩下可怜的被告人。

这就是五个方面的问题，因为事先也不懂这个制度，临时学习临时产生了一些想法，反正抛块石头吧，人家说抛砖，我想我不是砖，砖的成本肯定比石头要大，我一点点的石头，临时就抛了，引的还是玉，想进一步学习。

李贵方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副主任

谢谢大家！感谢会议邀请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和前面两位发言的一样，对这个题目确实研究不多考虑也不多，刚才谢教授开场的时候讲了有关领导对这个会议有顾虑，我还是认为应该是谢教授没说明白，如果给领导说明白这个会是要给律师发工资，相信领导们不会有顾虑。今天谈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对于这个公设辩护人到底是什么得有一个边界，我理解的公设辩护人制度在我国就是法律援助制度刑事辩护的专业化。

这里面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公设辩护人到底是一个国家干部辩护人还是一个律师辩护人。刚才翟建律师也讲了，回归到八十年代前后，全部都是司法局干部去当辩护人，这也是公设辩护人，法庭上全部变成公家的人，就一个被告，本来是说要维护被告人权利，现在全是公家对着他，这是不是还是辩护的本意，符不符合对律师工作的基本要求，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也是我们要定位的，因此并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说我们国家就把律师变成都发工资的就能解决我们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

我觉得目前我国刑事辩护存在两方面问题，刚才大家谈到不到30%的辩护率，这是量的方面，另外就是还有质的方面，这两方面都是值得重视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谈的公设辩护人并不是要把律师的身份变成国家干部，最要紧的是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要提高刑事辩护率，如何提高，我的看法是从刑事诉讼法开始，因为我们现在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无期徒刑必须指定辩护人，把这个坎儿放在那就不能根本提高刑事辩护率，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想刑罚重的被告人才必须有辩护人，其余的就不需要了。而实际上大量的刑事被告人是判处有期徒刑的，因此我们的刑事辩护率就不可能提高，我觉得我们需要提高这个量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刚才开场的时候谢老师说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句话要不要落实，落实到哪一步才算落实，是不是只有判死刑了才要落实，不判死刑就不需要落实，解决这个量要从这个制度入手。

第二，需不需要国家拿钱为辩护买单，这涉及到刚才提出的资源分配的问题。刚才吴羽博士介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他们那里但凡被告人都要有辩护权，国家来保障这个辩护权的实现，就和公诉是国家保障一样，辩护也是国家保障的。我之前去加拿大考察，它是全世界法律援助做得最好的，每个州都出具财政预算拿出一个点来专门保障刑事辩护。这里面有两方面问题，一方面不能因为国家出了这个钱律师就变成国家的人，律师也像公诉人一样去说话，这个辩护的身份和角色就有问题了，我觉得即使是国家拿的钱，律师还是律师。另一个方面，就我们国家来说要达到国外的程度还是有困难，像刚才说的困难的老百姓觉得犯了罪的人都这样我们没错怎么没有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这样可能做不到，但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说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杠，这样我们的刑事辩护率就会提高很多，有可能达到50%、60%，接下来再到五年，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要逐步地实现辩护率的提高。

第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刑事辩护质量。刑事辩护率实际只有20%，不到30%，这个数字听起来确实让人感到太恐怖。但是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质量不高，刑事辩护的质量问题同样是很让人担忧。曾经请最高法院的人来做讲座，他们一方面讲刑事辩护的重要性，鼓励我们刑事律师，一方面他们也经常对刑事案件律师提出建议和要求，感觉我们有些律师特别是法律援助的律师工作做得不好，真的不太负责任。有些案子律师都没有会见被告人，开庭的时候拿着照片直接去了，有些在法庭上连罪名都搞错，还有的案子有好几个共同犯罪人律师甚至不知道自己给第几被告辩护，还得现场问法官，就像如此能辩好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些律师两页辩护词写出一样的内容，当然这都是个别的，但是却反映出我们的工作态度。所以我觉得辩护质量同样是值得我们引起高度重视的，至少我们律师的责任感和责任心需要加强。在北京，我们所做过一些法律援助的案件，我去法院的时候，法官奇怪我做援助案件怎么做得这么认真，因为别的律师做都马马虎虎。我去会见我的当事人，几乎每一次去见他都帮同在羁押的人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让律师去见他们，可见我们的律师肯定是相当长时间没有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是派出所法院不让见，而是律师不去见也不想去见。我去会见的后就转达这个信息让其律师去见一下，说明这个质量问题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第四，就是辩护的作用问题，刚才翟建董明亮也都谈到了。辩护的作用在我国的的确确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我去过几个检察院，公诉人特别坦诚地说如果这一年里我们这里有一个起诉判无罪的案件，那我们全年的成绩就变成零，所有奖金都没有。这种考核机制的存在就使得公诉人不希望有律师的辩护，所以必须不能把逮捕率、起诉率、判决率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现在我们不讲一定要看无罪判决率了，但是一旦无罪的判决太多之后，我们要求是要进行评估的，重大的案子判无罪了不要像我讲的那样一年的成绩都否定了，但是需要评估。有学者提出如果有罪率太高也得评估，但我们的检察机关很少考虑，他只考虑有罪率高的时候压力大，所以这种情况下，辩护就没有余地了。有些地方逮捕率100%，公诉率100%，判决率100%，那律师辩护完全起不了作用，就是走过场，这样的指标不符合诉讼的规定，也不符合实事求是公正办案的规定。但话说回来，这也是我们国家国情的问题，我们长期的做法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一种期待，就是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我们的法院都是公正的，不会错的，只要一抓就是坏人，因此有一个无罪判决，其承受的压力就特别大，有时候几乎不能承受，无罪率一多直接就打击了公信力。

在美国辛普森案件判无罪了，有人欢呼，有人生气，但没有人跳出来很多人指责警察，他们认为有罪和无罪都是正常的。从倾向性来说，还更倾向于无罪，因为无罪推定制度，需要控方证明，所以感觉对辩方还是有利的。但是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这一点也不能苛责公检法机关，确实判无罪之后社会舆论考核等各个方面对他都非常不利。因此从宏观上我认为提高辩护的质量和辩护的作用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舆论引导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形成这样的观念，法律就是法律，法律和舆论是不一样的，老百姓要能正确对待这个无罪的问题，不是无罪了就是警察无能，大家需要有宽容度。我觉得一方面需要给我们律师一个公正的空间，提高无罪和罪轻率；另外一个方面，社会也需要理解这也是一种公正，不能因为判无罪了就认为是警察犯错了，这种想法都是不对的。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这也是我们的观念和意识的问题。我们国家将来的辩护人制度一方面需要有公设辩护人，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大量的私设辩护人，不可能全部变成公设，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全部辩护人都是公设的，虽然刚才翟建说这是一条阳关大道，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光这条路就能解决我们的辩护问题，我看也不能。现在从律师的角度来说，确实有我们的困难和困惑，但换位去思考，检察官也有检察官的困难，上海有上海的困难，云南有云南的困难，各自有各自的困难。

谢老师组织这样的会议要把各方的人都请来，今天这个会确实很遗憾，基本都是学者和律师，官方的人很少，但是这个问题要让人知道要讨论什么事。真的听一听我觉得这个问题从公的角度来说更需要讨论。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谢佑平：李贵方律师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律师，他的发言给我们很多启发，也给我们自由讨论留下了话题。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广泛地讨论，我觉得可以在几个重要的点上进一步深入，比如翟建律师提到公设辩护人制度是不是回到我们以前的法律顾问处。法律顾问处当时是一个统包统配的一种干部体制，民事刑事案件都接，我们的公设辩护人只接受刑事案件，更加专业化。

又比如刚才董主任提到的资源分配问题。一个国家给穷人什么，医保，福利还是在他涉嫌犯罪以后的刑事辩护？这里涉及到一个利益问题，要看是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个利益，在我看来，刑事辩护的利益不亚于福利，甚至更高，一个人在一个社会或者在一个国家遇到的最大困境就是被刑事指控，我认为，在被限制自由和生命的时候，就算在温饱还没解决的情况下，饿一点差一点无所谓，自由和尊严是第一位的，我需要有人来帮助我维护自由和尊严。

还比如李贵方律师所提到的刑事辩护的质量，这在别的国家是有保障的，他们实行辩护律师资格制，有一个准入制度，不是一般的小律师就可以直接上法庭发表言论的，法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国家一个强大的机器，刑事辩护是一项具有挑战性智慧性的工作，是一项维护自由和尊严的神圣事业，能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需要有特别的资质，来保证它的质量，那么我们这个公设辩护人制度是否有助于辩护质量的提高呢，是否是准入制度的某种符号呢，这些都值得研究，值得我们进一步广泛地讨论。我希望在前面三位非常精彩的发言之后，大家还有足够的时间在自由发言的时候，在可以讨论的重要的点上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顾永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秘书长

先感谢一下谢佑平教授，因为上次开会我没来，这次开会我就克服一切问题我来了，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题目还是很吸引我的。刚才听了三位的发言，很受启发，对这个制度应该说我还是有所了解，美国，加拿大，英国，包括刚才吴羽同学提到的爱丁堡设立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但深入的思考研究是没有的，就是一般兴趣性的了解。听了刚才三位的发言，从正面的从反面的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一边听一边记一边想。我谈这么几点，公设辩护人制度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好处是什么，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克服，我认为有这么几点。

第一，刚才贵方谈了，我们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首要目的是要解决辩护率的问题。因为穷人请不起律师，司法公正就很难实现，程序上的公正实体上的公正都很难去实现，所以需要采取某种方式让他们获得辩护，起码在程序上公正有了，其次争取在实体上也能获得公正，这个制度的初衷是解决辩护率的问题。

第二，这个制度也有利于有助于提高刑事辩护率。刚才贵方对公设辩护人的解读我认为解读的非常准确，他说公诉辩护人是刑事法律援助辩护的专业化，这个专业化就有利于提高质量。当一个普通的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变成公设辩护的时候，对于质量上的提高起码有两点，第一因为它姓“公”了，有“公”给它提供一定的保障，使得它有能力去提高律师的辩护能力，这就有助于提高辩护的质量；第二因为它姓“公”了，就有人去关注他们，包括培训他们；其实还有第三，因为就只做辩护了，国外的法律援助基本上只有刑事法律援助，民事基本没有，但是我们中国的法律援助是民事刑事都有，甚至民事是主要的，包括农民工、弱势群体等等。如果有了专业的公设辩护人，就从法律援助当中专门设立了一支队伍，专业化最大的优势就是效率、能力水平的提高，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公设辩护人制度的设立应该有利于提高刑事辩护的质量。

第三，有利于提高刑事辩护的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前面翟建和董主任的观点上有一点点分歧，翟建很看重这个制度，从私变成公，律师的地位提高了，作用可能更大，所以这个死胡同就变成了活胡同。董主任提出了质疑，都姓公了就剩下一家私了，还能有公正吗，辩护还有什么意义呢。两种说法我觉得都有道理，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但我想大家怎么去思考，首先，是不是姓公了就没有公正了，全世界的法院全世界的法官都是公家在养国家在养政府在养，那我们能因为法院法官都是国家在养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了？不可能。就是说公不公，我觉得不在于谁拿钱养，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要求虽然我给了你钱，但是你必须坚持公正，必须忠实地执行法律，必须坚持法律至上，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中国现在缺乏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律师姓公也不等于说公正就不存在了。

第二，姓“公”在我国有道义上的优越性。我原来做过十年的专职律师，曾经带过一个北大毕业的助理，后来在北京高院工作若干年，因为高院主要是做死刑案件的二审和复核，而死刑案件大多数是需要法律援助，法律援助的律师在北京主要来自两块，一块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一块是职业律师派给他们的。他告诉我，他们的法官对于法律援助的律师的辩护意见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对拿了钱雇的私人职业律师的意见。为什么更重视，他们从心里觉得这些律师要比拿了高钱的私人律师道德更高尚，因为他没拿钱或者拿钱很少，而且法律援助是必须要有律师的，法官真切地感觉到他们是在帮助自己工作，若他们不来工作无法进行，所以要更重视他们的意见。第三，如果同一辩护意见被姓“公”的律师和姓“私”的律师分别提出，我国法官更愿意听姓“公”的律师的意见。我觉得从国际趋势来说律师应当社会化，但在特定的条件下，也不能绝对化。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国外的公设辩护，也是公家在拿钱公家在养，照样在生存，那在我国就更需要。所以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姓“公”比姓“私”在社会地位上作用发挥上要更大一点。第四，也是董主任提出来的，资源配置的正当性。他这个思考非常深，我十分赞赏这样思考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在考虑一个个案的问题，我们是在帮助国家思考设计一个制度，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社会公共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现在那么多老百姓还衣食有忧，我们要拿一些钱去给至少是被认为犯罪的人，而事实上这当中80%就是犯罪，国家在贫穷的人还帮助不了的情况下要拿出钱去帮助这些在道德上有劣势，有罪的甚至是老百姓认为是坏人的人，这是一个资源配置的正当性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反过来再想，也不是说这个问题没有可接受性没有正当性，刚才谢老师也谈了，吃不饱、穿不暖和人的自由尊严问题哪一种价值更高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曾经我做律师的时候有一个案子有一个老板，他就说有没办法让我出去一下，哪怕一分钟让我花十万块来买我都愿意，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自由、尊严确实是很可贵的，所以这两个价值比较而言，自由和尊严的价值起码不低于温饱。

我们刑事案件当事人80%甚至90%是穷人，贪官污吏整体占的比例很小，人之所以走上犯罪后没有律师给他辩护都和他的穷有关系，所以给了他们一种律师辩护的保障，对整个社会的分配正义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冲击，再加上我们的宣传教育，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引导，我觉得这几年应该比十几年前要好得多了。

更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需要多少资源，我们不能拍脑袋，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我们现在如果要设立这个制度，那有多少人需要这个制度，我们能拿出多少钱来做这件事。

08年的数据，全国指控到一审法庭上的被告人是117万人，那117万人是不是都需要律师，我再提供一个数据，我在很多地方的调研显示大家一般认为我们国家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认罪率在80%到90%之间，当然找我们的一般都是不认罪的，一般认罪的人都不找律师，或者不需要花大量钱来找律师，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前些年我们在北京、河南、甘肃做个一个试验，我们让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选择要不要律师，讯问的时候选择要不要录音录像，有超过20%的嫌疑人什么都不要。还有一个数据，我在北京一家法院给300名被告人免费提供辩护，十月份的时候200多人中有将近30%也是不要律师的，就是说并非所有当事人都需要律师，从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需要。我们现在的能力还有限，我们可能难以做到也没必要做到让所有人都有律师。刚才谈到美国1791年宪法第六修正案提到被告人要有律师辩护，但是真正全面地获得律师辩护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一百多年。我们算一下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的平均GDP是多少，为什么它早没能提供到了那时候才提供，我们再算一下我们中国当代的GDP是多少，我们能不能做到。我说这些的意思一个是从客观上主观上来说有没有需求，第二是能力能不能提供，在这些的制约下，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全面地提供，而应该有限地有范围地提供，解决我们当前最迫切解决的问题，这样可能比较现实，也能得到社会的接收。

第五，最后一个是财力的保障，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上海北京能做到，贵州甘肃肯定做不到，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十七大以来推进的这一轮司法改革的四大内容其中之一就是政法工作的经费一律由省级财政来保障，这样就是要平衡落后边远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刑事辩护如果真的能走上公设辩护人的道路，其经费由省级财政来解决，如果边远落后的省财力不够再由国家来补贴，这样可以的。更重要的是，这几年犯罪率是急剧地增长，但是边远落后地区的犯罪基本上没有增长，甚至在减少，所以从需求上讲也不是很大。另外一点，我们的能力应该说比过去有相当地提高，国家拿出一定的数目来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能，刚才说了每年到一审的被告人是117万，如果一个案子提供1000元就是11亿多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也没必要全部提供，我们就提供一半，5，6个亿，我们每年挥霍掉浪费掉多少？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拿出5，6个亿来解决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再退一步说，我们整个中国律师现在每年有100个亿的收入，按现在15%的税率算，一年也有十多个亿的税收，这个税收不要用来干其它，而用在这样一个高尚的事业上，不用国家从别的地方拿钱，我们律师挣的钱用来做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都是有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出路还是存在的。

翟建：说到这个问题，刚才介绍了美国的，英国的，台湾的，我想起来七八年前，香港大律师协会的会长到上海来交流访问，我曾向他问起香港律师的收费，他回答说在香港请律师是政府来买单，我疑惑纳税人应该会有意见，就像刚才提到的老百姓不愿意我交了钱却用在给外人请律师上，但他们并不是这么想，他说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错误的追究，政府为每一个人在受到追究时提供保障，而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我一直想去研究香港的这个制度，公设辩护人制度一方面把辩护人都组织起来就像以前的法律顾问处，另外一方面它不一定把这些律师都组织起来。我记得我还问他每个律师的费用如何来定，请一个年资比较浅的律师和一个年资比较深的律师的费用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记不清他说是法院还是政府给律师定了一个标准，不同资历的律师的费用有不同的规定，这种方式也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政府来买律师的服务，请律师来为被告人辩护。至于说到律师辩护的积极性哪里来，其实很简单，公诉人的积极性哪里来的我就哪里来的积极性，一样的道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律师事务所都是国办所的时候，其实我们律师的辩护也都是充满着激情。

顾永忠：如果是公设律师则要比私人律师在管理上上了很大一个台阶，私人律师没法管，但公设律师我给你发工资你就要按我的意思来办，我就得对你进行管理监督，包括检察官法官的考核。

翟建：其实你说我们以前国办所的模式渐渐淡出了律师的舞台，但不能因为淡出了就是过时的东西，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我们的国办所也是办的有声有色，律师也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是我们上海的老律师郑传本律师落葬，他去世一年了，当年他在上海实况转播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他的形象让老百姓知道了即使是拿工资的律师为被告人辩护起来也是真刀真枪，这个作用我想是不能够替代的。

李贵方：我补充一句，我去加拿大考察的时候，被告人请的是私人律师，但是由政府来买单，政府设立了一个律师的平均收费标准，不会向大律师这么高也不会很低，这个好处就在于律师的收费有了保障。那时有一个办婚姻案件的律师说他挺羡慕刑辩律师的，因为他们办案子政府都会给他们钱，而像私人的案子和我们现在一样都有客户不愿意付费这样一个问题。

顾永忠：有一年我们去加拿大，刚好赶上加拿大的律师在结伙游行请愿。政府把律师法律援助的报酬降低了，从一小时100加元降低到了84加元。我们去的时候是加拿大律协接待我们，他们那时就在为这降低的十几加元忙着请愿声援。但是总体上国外的刑事辩护律师80%都是公设的，上个月我们去美国新奥尔良，他们的公设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占到所有刑辩律师的80%以上，花钱请私人律师的不到20%。

谢佑平：会议准备的时候，有人质疑公设辩护人制度是不是回到法律顾问处，是不是历史的倒退，这个问题我们下午继续进一步研究，今天上午的议题到此结束，非常精彩，谢谢大家！下午讨论：

主持人马贵翔：上午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公设辩护人概念。李贵方教授对这一制度的目的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公设辩护人制度应该界定为国家对于有请律师的愿望但没有钱的穷人提供帮助，公设辩护人不能理解的太宽泛，给每一个被告人配备律师是不现实的。有些教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更加深入，比如国家是否可以把资金投向普通律师，而不是公设辩护人制度，所以我们要更加精确地确定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功能。另一方面是公设辩护人制度在中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必要性各位已经讨论较多，不再赘述。关于可行性问题有两个教授论点令人印象深刻。董明亮教授主张，是否可以将该制度和国家保障制度结合在一起，作为政府当局要考虑相对于其他普通保障制度，比如慈善、住房、看病、教育等问题，后者是否应该优先。

如果过分强调诉讼保障制度可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顾永忠教授认为，中国实行这一制度是可行的，虽然没有精确统计，但整体资金需求不多，中国完全有财力、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下午我们还是按照会议议程进行，首先有请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发言。

顾永忠：早上的发言已经将我的主要观点都阐述了，下面我想讨论下公设辩护人制度基本理论问题。该制度应该属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当中的一个特殊的表现方式或者形式，他没有特殊的理论基础或者理论依据，他还是从属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所产生的一种制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理论基础或者理论依据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国家有义务有责任为受到刑事追诉的公民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为何国家有责任有义务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当然，我们所谓的国家不是奴隶制国家，也不是封建制国家，而是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建立的现代国家。那么现代国家又是什么东西？不管是按照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还是按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国家不是凌驾于公民之上的，而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公民的特殊政治组织。只要确立这样的基本关系，国家有责任有义务保障他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说保障公民不受非法的侵犯，一般指没有法律依据的，比如犯罪，违法行为的侵犯。但我想强调，不受非法的侵犯当中也包含打着合法的名义可能发生的非法侵犯。这里指的就是刑事诉讼活动，或者其他国家的职能活动。但是国家的职能活动，特别是刑事诉讼活动，虽然是以国家的名义在进行，以国家制定的法律为依据，但它的过程、结果可能直接剥夺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乃至生命，所以国家本身应该给他提供保护。我们给被害人提供保护，对被告人也应该提供保护，因为他并不等于犯罪人。

所以在他不是犯罪人的情况下，国家必须提供保障。防止把不是犯罪的人当作犯罪的人，防止把不该采取刑事诉讼追究惩罚的人，被采取追究措施和惩罚措施。当然还包括，即使是对犯罪人，也应该给他提供公正的保护，包括公正的审判和公正的剥夺权利。这是我们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不然国家凭什么给一部分人、一小拨人提供保护。那这一部分人、一小拨人是谁？没有特定的对象，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一小部分人。

上午翟建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当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刑事追诉，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上海的陈良宇、北京的陈希同等。

曾几何时，他们想过自己会成为犯罪嫌疑人、成为被告人，最后成为罪犯吗？我相信他们没有想过。那更不用说老百姓了，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这些老老实实、奉公守法的公民，最后被无缘无故的被追究，被判死刑，幸好最后留了一条命，最后讨回清白。

他们真的违反法律，危害国家，危害社会了吗？没有，但受到刑事追诉。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任何人可以保证自己不犯罪，但是无法保证自己不“被违法犯罪”，不被错误的追究，不被错误的判刑，不被错误的杀头，任何人都有这种可能。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社会需要给每一个人提供保障。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强调，辩护权是谁的权利？很多人会说这是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但谁是被告人？谁是嫌疑人？每一个人随时随地可能成为嫌疑人，成为被告人。辩护权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既然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产生于每个公民权利之上的国家，就有义务有责任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不仅要保护每一个公民不受公开的赤裸裸的违法犯罪的侵犯，也应该保护公民不受在合法名义下，在法律的允许下进行的不应当有的刑事诉讼活动的侵犯。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其他不再多说，谢谢各位！

周长军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感谢佑平教授邀请我参加这个很有意义的会议。公设辩护人制度虽然讨论的较少，但是刚才各位教授发言涉及到的理论上的意义有很多，可以从权利保障，真相发现等角度进行讨论。下面我想从司法公正角度谈下公设辩护人制度设立的意义。司法领域公正大体包括三个方面：

1、实体公正；

2、程序公正；

3、形式公正。实体正义要求的结果必须是不枉不纵，无罪的人不受追究，有罪的人难逃法网。这种实体正义的获取，刑事被告人作为单独个体，面对职业检察官肯定会力不从心。从程序公正角度讲，前面各位教授都提到了辩护率只有30%，有70%案件，抛去其中20%不要辩护人的，还有50%的被告人理应享受到辩护权而享受不到。中国的刑事诉讼正向着当事人主义方向去借鉴，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强调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如果没有律师怎么对抗？被告人即便是级别很高的官员，或者拥有很高的文化知识，但是毕竟不懂法律，那么律师在形式上是这种制度的基本要素。我们说形式公正、程序公正，先不说质量，在形式上应先齐备相关的要件。李贵方教授谈到很多辩护质量问题，那些不履行辩护人责任，辩护质量很差的，恐怕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应该能起到相应的作用的。当然如果律师水平不高，则另当别论。所以我认为有没有律师对于程序公正是很重要的，律师的存在是形式公正所必需的。第三，从形式正义的角度，最简单的它是一种比较性的公正。比如别人有律师，那么我应该有律师，其程序上的权利比如说辩护权应该能完整的行使。如果当事人在能力方面有缺陷，不能行使这些权利，国家应该有义务保障其权利。正如顾老师所言，国家应该对每个公民提供保护。这是一个形式正义、比较性正义，但还有一个平等性问题，比如刘涌案件二审改判后，学界、实务界、网民等都产生了广泛的讨论。这里还有一个形式正义问题，就是二审非法证据排除，在刘涌案件中开了个头，在程序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标志着我国程序正义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为什么社会不接受？很多人想刘涌之所以享受证据排除这项法定权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资本请律师以及和这位律师的能力等有很大关系，因而能享受程序权利所带给他的好处。但是其他人呢？一方面没有钱请律师或者没有律师，另一方面可能是律师的水平不够，最主要的还是没有律师，不能意识到自己有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其次就是他提出后不知道怎么去证明。所以这个制度，就个案而言，这是一个程序正义的胜利和进步。但是从比较正义这个角度讲，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这个案件开头和落实都会出现问题，这个问题的好处就是解决落实违背形式正义的问题。当然这个制度从道义上讲更能接受。正如其他教授提到的，道义在中国很重要，直接决定了社会的认可度。公设辩护人制度，无论从实体公正、程序公正还是形式公正角度讲，都是一个最基础的内容。现在的三角结构式的辩护制度没有那么强的支撑力量，与辩护制度有很大关系，很多案件辩护不到位。事实上很多请辩护人的案件，当事人还是很幸运的，比如赵作海案件，虽然是指定辩护，律师也提到了非法证据排除，认为刑讯逼供的证据应该排除，履行了责任。所以公设辩护人制度有一个很好的公正基础和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第二个问题是，公设辩护制度和指定辩护制度的关系。前面已经谈到美国辩护的三种模式，包括公设律师、指定律师和合同律师。前两者是国家法律援助的组成部分，但这两者间也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公设律师和指定律师最大相同点是都由国家出钱，区别是，前者只能从事公职，不能私下接活。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一个法官召集了其所在法院的公诉人和公设辩护人进行交流。从中了解到，指定律师主要从事收费业务，同时承担了法律援助的义务。两者各有利弊，在美国公设律师是全职的，他们对自己的业务比较尽责，但在组成上主要是新律师，其经验能力不是很高，因为工资不可能定得很高。但是指定律师可能是大律师，拥有很高的水平，但可能不负责任，因为他业务繁忙，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流于形式的职业。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两种制度的利弊，如何配合？他们可否同时存在？如果同时存在应该怎样分工？如按案件类型，像目前法律规定的三类案件由指定律师承担。还有就是两者诉讼阶段不同，指定辩护从辩护阶段开始，公设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开始，就会涉及到法律修改的问题。两种法律援助多元化运作对我国来说很有意义，但也可能存在缺陷。比如本科生、研究生拿到律师证后就从事公设律师，其本身的经验会有所缺乏。谢谢各位！

杨开湘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发言

感谢主持人，感谢谢老师邀请我参加。根据我所查阅的资料和了解到的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和浦东司法局曾经的想法，结合本主题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听完上午董主任的发言，我有一个同感，这也可能是我们所有法律人的同感。那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法律规范的效力实际上是弱化了。在学校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一般不去琢磨法律法规，只有在司法考试的时候才会去研究。但是很多教授都感觉到立法中有很多问题。包括今天的公设辩护人制度，司法部在试点单位，如江苏扬州、福建厦门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实质性的规范。

我赞同顾老师的判断，该制度是法律援助特殊的分支，是国家对贫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责任和义务对其提供的一个援助。现在的一般法律援助是指普通的律师接受司法局的指派，从事法律援助，在刑事案件中，出现的是律师只拿钱不出力的状况，司法部也有意通过试点设立公设律师等制度提高辩护质量。早上讨论的都是理论上的问题，国内学者对英美的公设律师制度研究较多，但对大陆法系研究较少。德国律师法第一条规定律师是国家司法机构的组出部分，将律师定义在为国家法律服务的层面上，与我国80年代律师暂行条例的精神类似。但我国目前将其定位为社会服务的范畴。德国没有对应的公设辩护人概念，但有一个《诉讼费用援助法》，虽然德国的福利制度很好，但仍有部分公民没钱请律师，他们可以申请减免诉讼费用，但也很难申请到。另一方面，律师也不大愿意接这类案子，因为报酬太少，所以这可能是全世界刑事诉讼面临的难题。

本人对法律援助研究较多，大陆法系国家将其列入司法机构当中，德国的诉讼费用援助保障，公民可以申请，但较难，律师也不愿意去做这类案件。这项制度主要是慈善性质，本人在美国密歇根州遇到一对很有成就的律师夫妇，他们在四五十岁的时候从商业律师转行为公设律师。我们参观了一个主要由退休的法官、检察官组成的专门为青少年提供法律援助的慈善组织，有点宗教性质。但在我国不大可能实现，因为大家不可能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去从事慈善事业。所以我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公设”，有些学者也将其称为“公职”。有些公职律师有公务员性质，不能从事私人业务。但在厦门，他们称为“双跨”，既可以做公职律师也可以做服务律师，但这与公务员法有冲突。公设应该是国家设立的，其定性应为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

第二是特殊救助，特殊性定义在各个地区不同，案件范围应该有所限制。比如在湖南，要拿出很多资金做这一项工作就不太现实，还有对“贫弱”应该如何定义等都有待解决。

第三，公设辩护人的正当性，国家有义务为公民提供保护。这个制度应该跟其他救助，如民政部门的社会救助做统一的考量，否则正如李贵方说的，全是公家的人面对被告人，结果会更糟。此时应如何从政治上进行考虑，因为刑事辩护与社会救助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阶级斗争的思维，对其救助，在心理考量上有所差别。

第四，辩护权保障规范性解释问题，以刑事诉讼为例，刑事诉讼法第11条、第33条，前者规定法院有义务指定律师对被告进行辩护，后者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指定律师辩护，但是法院的指定权力从何而来？各个规定之间有冲突。法院处理案件有时存在脱离规范处理问题的现象。处理好这四个关键词之后，把现有试点经验进行总结，才有可能上升为制度。

谢谢各位！

万毅：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利于解决当今的刑事辩护的一些困境。有几个问题想跟大家讨论：

1、公设辩护人性质和定位问题。

在性质方面，同意前面几个老师的意见，该制度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一部分。法律援助制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律师自愿从事法律援助，然后由法院指定，目前我国就是这种模式。第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公设辩护人制度，即将指定辩护人固定化。在性质方面，大家意见比较一致。

2、中国语境下公设辩护人制度合理性问题

当今中国有这么多的地方进行试点改革，可能有以下这些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法律援助运作不理想，尤其是刑事辩护人质量问题，需要转换模式。而公设辩护人制度可以帮助法律援助专业化，因为律师长期专业从事刑事辩护，可以提高辩护的质量。第二，公设辩护律师由于其公家的身份，可以克服当今社会（尤其是公检法机关）对刑辩律师的信任问题。可以解决律师阅卷难、取证难、会见难等问题。现在的公检法机关对律师会见当事人很反感，因为律师是私人身份。第三，对于法院而言，公设辩护律师可以帮助其提高审判质量，尤其是在量刑方面更加准确，因而法院对此也会支持。在检察机关方面，也不会有问题，正如上午董主任所言，没有对手是很“寂寞”的。第四，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成本并不高。比如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一年的刑事案件在两千件左右，设立两到三名公设律师就够了，因为实际需要公设律师的案件的比例是很小的。第五，公设辩护人制度前景广阔，因为他存在一个功能多元化可能性。比如对于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的改革，可以让公设辩护人承担强制起诉的作用。很多国家，比如俄罗斯，法院对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案件有强制审查权。法院对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将辩护职能交给指定辩护人承担，此时指定律师起着代理检察官的作用，是一项很人性化的措施。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改革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即公设辩护制度可以有多方面的功能。再者，结合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改革，包括讯问制度，如果允许律师在场，公设律师也可以起到相应的作用。还有羁押程序改革，如果批捕权划归法院，羁押与否将成为审前裁判的核心，这时公设律师也可以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所以公设律师的功能将会多元化，可能会渗透到刑事诉讼的各个脉络。

同时也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和各位讨论。

首先是公设辩护人的体制或者身份障碍问题，就是这个制度应该设在司法局还是法院？公设辩护人究竟是司法官还是律师？当然目前在我国可能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在发达的法治国家，司法官的福利保障是律师不可比拟的。如果公设辩护人设在法院，那公设律师是享受律师的福利还是司法官的福利？在日后长期的制度建设中这个问题可能会凸显。另一个问题是人事编制问题。即这个制度设立后公设辩护人应该属于法院还是司法局？如果设在司法局，公设辩护人主要从事刑事辩护跟法院密不可分，会很不协调。如果设在法院，其身份是什么？我国有法院绩效考核制度，那公设辩护人怎么考核？

第二，本人与律师、检察官接触较多，对于当今刑辩律师陷入困境的原因有不同看法。我觉得不光是体制问题，更与我国律师缺乏职业伦理规范有关系。其他法治国家法律职业团体，除了法律规范还有很强的职业道德约束。我国律师的基本规范相当欠缺，律师在法庭上不知道自己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比如，当事人已经向律师承认了杀人，律师是否可以在法庭上否认自己的当事人犯罪？在这种缺乏刑诉律师基本伦理规范的情况下，公设律师的身份又比较尴尬，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就可能出现伦理问题。比如公设律师的身份是公务员，但工作性质是律师，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工作伦理有较大的差异，在实践中应该如何弥补？举个例子，犯罪嫌疑人告诉律师有个警方尚未掌握的关键证据的地址所在，律师是否应该检举？作为公务员有义务揭发犯罪，但作为律师在纪律上不能揭发。再者，律师隐瞒对当事人不利的重要证据不违法，但作为公设律师是违法的。这些问题在国外可能都不是问题，但在我国却是很重要的问题。比如杨洁女士说的，在美国公设辩护人就是律师，受律师工会的管理，是司法范畴，定义很清晰，在我国问题就不同。再举个例子，以后我国设立辩诉交易制度，公设辩护律师代表当事人跟检察官进行辩诉协商，那他在利益取向上是倾向于国家，还是当事人？

第三，有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公设律师设在哪个审级，是全部都要还是只要一审？中级法院承担的都是大案要案，如果全由公设律师辩护，显然不可能。综上所述，我认为公设辩护人制度在我国前景比较看好，在理论上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关键是如何跟司法制度的改革，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建设以及司法资源的调配结合，稳妥地设立这个制度。

谢谢！

刘民选律师：首先感谢谢老师的邀请。公设辩护制度的意义，正如翟建律师所说的目前中国刑辩制度走进了死胡同，现在看到了希望。下面我从律师的角度对他这句话进行解读。首先，我认为公设律师作为律师的身份是毫无疑问的。第二，公设辩护制度对我国的意义重大，上午大家都提到我国有20%的人不愿请律师，事实上不是公民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而是与律师的地位作用有关。现实当中，当事人都是先接触公检法，后者对他们的态度是“放弃反抗，我们对你宽大处理，如果请律师，我们对你加重处罚”。我们认为公设辩护人制度能提高律师的政治地位，改变当事人以及社会对律师的看法，增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同时因为公设律师是以国家的名义从事诉讼，也能增强当事人和公检法对律师的信任。最后我希望靠这一小部分公辩律师能提高中国律师的整体地位。

毛洪涛律师：德衡律师青岛分所合伙人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大家好！贵州那边的法律服务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起点低；第二，人才流失严重。对于第一点，司法部在司法考试方面，为平衡各地的资源，在贵州达到300分就能拿到律师资格证书，但只能在贵州执业。第二，我所服务的贵州省安顺市抚定县，前年有人拿到A证，今年就流失了，这点在当地被形象的称为石漠化。第三点，经济极为匮乏。虽然没有到达上午董主任说的半年工作半年休假的程度，但经费的确非常匮乏。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对法律的需求反而更迫切。尽管聘请律师率更低，可能不到10%，但法律援助律师的作用相对于东部更高。第四点，法律意识很低。我去贵州的当天碰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个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家属，不去打官司，直接把棺材放在路中央，导致交通堵塞，致使我第二天才到达目的地。西部法律援助的特点是：第一，国办所有所保留；第二，法律援助律师有双重身份。我们这次是受司法部的委派，到全国202个没有律师的县进行法律援助。我所在的县，有一个是公众律师股的股长，一个是法律援助股的股长，都是C证。在身份上，他们是公务员的身份，同时也可以以律师的身份接案子。在经费上，一方面，他们有公务员的工资；另一方面，他们有当地彩票基金的支持。第三点，就是在那边进行法律援助有归属感。主要体现在三个细节：第一，去法院阅卷，法院提前把案卷整理好了，而且不要复印费。第二，法院安排案子的日期，询问本人什么时间有空。法院认为我为支援西部，放弃那么多，如果某天我正好与回家的日期相冲突，那就太对不起我。第三，一个案件在安顺中院审理，我为一个抢劫团伙的主犯辩护。这个团伙抢劫17次，致1人死亡，原先检察官、法官都一致认为应该对主犯判处死刑，但我仍为其辩护，最后被判死缓。正如翟建所言，公设辩护人不收费，能大大减轻辩护阻力。因为法官也是科班出身，但律师拿更多的钱，而且要在判决书上写上辩护意见，容易使法官产生心理不平衡。但我不认为公设辩护制度是唯一的出路，比如在美国很多律师成名后，都会去做公设辩护人，而且是大量存在，所以将其作为唯一的出路可能有失偏颇。

下面结合本人的法律援助经验提几点看法：

第一，划分问题，即哪些类型案件和人可以纳入这个体系。早上顾老师提到这个制度大约需要11亿，在财务上可以承担。我认为是否可以从罪名划分上进一步减少类似的案件。因为很多案件在基层法院审理，以刑期划分不太现实。但如果按罪名划分，比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可以划入这个体系。

第二，关于辩护人身份的界定。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才可以称为辩护人。浦东新区法院的法官认为，在公检法三个阶段都可以称为辩护人。比如履行刑诉法第96条赋予的权利时，应该不是辩护人，相关的法律是否应该与之对接？

第三，如何确保办案质量问题。公设律师拿的是固定工资，收入比执业律师少很多，而按目前的情况，公设辩护人接的案件数量将会大增，这样办案质量就很成问题。执业律师为确保案件辩护质量，在接一定的案件之后就不会接案子，但公设辩护人是否可以拒绝？我国2008年一审有100多万被告人，这么多案件平摊到基层法院公设律师，他们的业务量将会很大，又该如何确保案件质量，如何监督？个人认为可以建立准入制度，山东省司法厅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从2008年开始推行准入制度，即通过省司法厅和省律协，向省高院推介了20多个律师，进入省法院律师库。对一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进入二审的案件，由这20多个律师根据所在地域，担任二审被判死刑被告的辩护人。经费是每个案件5000多元，律师接到委托后都会对案卷认真研究，效果比较好，因为门槛比较高。比如本人担任的三个辩护案件，被告人由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最后就是如何吸引人才的问题，如果大律师能从事法律援助案件是法律界的幸事，但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那些从事法律援助的主要是那些接不到案子的小律师，这样案件辩护质量会成为问题。谢谢各位！

薛国才律师：第一，公设辩护人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上午提到有80%犯罪嫌疑人没有经济能力聘请律师，犯罪人是弱势群体，中国实际上很多公民是很贫困的。所以公设制度能维护司法公正，也是人权维护的保障。人权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强调生存权，自由和尊严。其实任何国家强调人权都是为了百姓活得更好，能够自由的发展。中国对人权的探索，近百年来进行各种政治试验，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以及宪政改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在本质上都是为了人民能获得更好的发展。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较好，人权的发展除了生存权，还有尊严权也得到重视，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得到保障。所以如果公设辩护人制度能够成立的话，至少能保障一部分人的基本权利。下午也提到了犯罪人的反社会性问题，因为肯定有部分人受到冤屈，如果他们得不到辩护，他们的反社会性更强，因为国家没有给他们提供帮助。但如果能给他们提供律师，至少给他们一个渠道，让他们看到社会公正的希望，反社会性就会减弱。

第二，我认为公设律师本质上是律师，而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该制度是工具性的还是价值性的？如果是价值性的，那当事人的权利能得到实际的保障。但如果是工具性的，大家都是公务员，就可能出现公设辩护人会和公检法一起讨论案件，不为私权着想，那被告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律师的执业权也得不到维护。其权利倾向应该是控辩双方中弱势一方的利益。公设制度和私设制度问题，最根本的是律师的辩护权该怎样维护。如果公设制度仅仅作为一种形式，是为了配合公检法的话，那被告人的利益也未必能得到维护。还有辩护质量问题，公检之所以提起诉讼，肯定是掌握了当事人一定的犯罪证据，那公设律师是否会提起无罪辩护？如果律师的执业权得不到保障，包括前面提到的阅卷难、会见难，以及律师法的落实问题，现在又有几个公安机关能切实执行呢？现实中，他们往往以履行刑事诉讼法为借口，否定律师的执业权，比如当事人首次谈话后不能聘请律师以及现在会见当事人也受到了限制。如果说律师的执业权得不到切实维护，那公设律师、私设律师的意义不是很大。我认为，首要的问题还是律师的权利得不到维护，上午很多教授提到将当事人请的律师与司法机关对立起来，即公私对立，如果说这种对立是为了查清犯罪事实，保护当事人的权利，那中国的法治就会有新的发展。刚才毛洪涛律师提到，他在做法律援助的时候，司法机关非常的客气，因为律师放弃了自己的很多利益。

但是这种客气实际上反应了中国法治不完善的一面，因为律师无论公设私设，权利应该都是一样的。难道说公设律师有会见权，私设律师就不能有吗？这可能和中国法制环境还有中国讲究人品有关系，所以公设辩护人制度不是为了使得律师跟司法机关能更融洽的相处，而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而这个合法权利的核心是律师行为对他的维护。比如对于庭审笔录，律师没有签字权。我接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的取证居然是靠当事人同监室的人之间的聊天提供证人证言，而这个证人的动机可能是想立功或者是受了检察机关的暗示，即作证后可以从轻处罚。但这样的证人证言能信吗？可是中国的法律规定证人证言是不需要当事人到庭，只要当庭查证属实即可，但是证人不到庭又如何查证属实呢？上午翟律师对我国的刑事辩护很悲观，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很多权利的确得不到保障。比如刑讯逼供问题，很多律师根本不敢询问，因为这样可能导致他本身处于危境。所以公设辩护制度关键是律师权利的维护，在制度层面，我们还是容易实现的。众所周知，我国有一个司法援助中心，已有了基本的架构，只要再扩展下就可以了。

当然，刚才也提到了资金和吸引力问题，如果利益太少可能只能吸引二流的律师，就会出现辩护质量问题。上午有律师提到上海法律援助的经费达到了所有经费的3%，如果真有这么高的盈利，那么在制度上和具体实行方面都是可行的。很多法律援助资金用不完，之前规定每个法律援助律师只能得到800补贴，作为交通费等。但如果像山东那样，每个援助律师能得到5000左右，只要能稳定，就可以吸引很多优秀的律师参加这个行业，这个制度也会越来越好。因为很多律师除了经济利益，还有社会价值追求，就能吸引大律师。公设辩护人制度是一个大势所趋，国外发达国家都有这个制度，不能因为所谓国体不同就不予以设立。这是一个进步的制度，是维护人权的一个表现。但最后希望这个制度不要成为工具性的制度，成为粉饰太平的东西。公设辩护人虽然行使国家的权利，但他们的合法权利不能遭到干预，如果遭到干预，那他们与检察权有何区别！谢谢各位！

杨

洁：大家比较关注公设律师独立性问题，但在美国没有这个问题，可能与司法文化和司法制度有关。美国律师协会关于公设辩护律师十项原则第一项，就将独立性予以规定，他们更关注的是公设律师的辩护的质量问题。当然辩护质量并非是这个制度本身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而是各层资金不同，比如在联邦层面，因为政府资金比较充裕，公设律师制度也更加发达，辩护质量也更好。但州郡资金缺乏，在人员配备、培训各方面都存在问题，所以辩护质量无法保障。特别是很多给平民辩护的案件都是在州法院提起的，那州层面上承担的资金压力与联邦层面相比大一些。正如中国国家法律援助中心的报告指出，我国法律援助资金在省的层面比较多，但到县乡级虽然承担的法律援助更多但资金比较少，这一点与美国类似。第二点，在中国设立公设律师制度，并不是要代替其他法律援助律师或者执业律师。在美国没有哪个司法辖区是只有公设律师，而是和指派律师、合同律师相补充的。在案件较多的时候，公设辩护办公室会将它们分给其他律师进行公益性法律服务。其他在出现利益冲突、共同被告等情况，也会跟其他性质的律师进行协调。

第三点，在美国，对于申请人的资格没有太严格的审查程序，因为大家普遍相信如果申请人有钱肯定会自己请商业律师作为代理人，所以对于平民提出的申请一般都是会允许。第四点，公设辩护律师的作用，首先他们跟其他刑事辩护律师是一样的，可以进行调查取证、跟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等。但是公设辩护制度可以利用本身特殊的平台跟法院、检察院就诉讼涉及的某些问题进行沟通，这是普通律师无法比拟的。公设律师可以利用机制的力量和群体的力量，为刑事辩护发出声音。而且他们是专业化的团体，经验很丰富，因为普通律师一年就接一两个案件，但他们天天接这样的案子。第五点，这个群体有很多优秀的商业律师，包括检察官成功后都去做公设律师，可见他们也可能去的。最后，早上有教授提到考核机制问题，我们本身也在进行量刑改革的研究。有些老师提到量刑改革后，上诉率会大大下降，当然如果辩护方全都胜诉也可能有问题。最后就是经费问题，在美国，联邦法院的经费是由国会直接拨款，再由联邦法院进行管理的。当然，很多民众也会对这些拨款提出抗议，他们认为国家没有权利把纳税人的钱给涉嫌犯罪的人。这一点，中国以后也可能出现问题。

顾永忠：在美国，公设辩护人流动性很强，主要是法学院刚毕业的执业律师，一方面，他们没有案源也没有能力独立执业，另一方面，他们有爱心服务社会，但一般从事几年后就会转行，不会做很长时间。当然也不会出现专业化问题，从事刑事辩护律师不需要做很长时间，就能积累足够的经验。在加拿大，我遇到几个四五十岁的公职律师，跟他们交流发现，这些人已经衣食无忧，都是很成功的律师，有一些是一直在做公职律师，有些则是从商业律师转行到公职律师。他们想做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是出于道德，为实现正义而做。美国法官选拔，必须在律师中产生，但与是否做过公职律师无关。检察官跟律师职业转换是很频繁的，没有选拔的问题。公设辩护律师不可能全面铺开，不可能给每个被告提供律师，我国在法律援助应该是多元的，美国本身也没有全面铺开。另外，我觉得需要设立公职律师的地方有三个。第一个是如毛洪涛律师所去的那些没有律师的边远地区，那些地方没有培育律师的条件。第二个是向上海北京广州这些流动人口很大，而且律师费用很高，穷人一般请不起，也需要设立公设律师。第三，就像刚才提到像山东这种，可以为被判死刑的被告提供公设律师。最后就是，刚才提到的公设律师跟其他援助律师的区别问题，公设律师跟其他法律援助律师没有本质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一般法律援助是国家只出钱，但公设律师是国家既提供资金又提供律师。公设律师不享有特权，像毛律师所说的因为他们不收钱，法官对他们特别尊重，类似的只能从道德上考量，不可能从制度上进行规定。谢谢大家！

谢佑平： 研讨会开始之前，我隆重介绍两位下午新加入我们研讨会的嘉宾，一位是刚刚从江苏赶过来的，我们非常期待的，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会长卞建林教授，我们欢迎！还有一位是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的，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东南司法鉴定中心的主任沈小林。

现在下半场讨论正式开始：

马贵翔：好，我们下半场开始，刚才上半场的讨论显然比上午更深刻，更精彩。我先做一个简单陈述，一个是关于公诉辩护人的概念问题，有的代表提出，对两种方式进行比较，能不能并存，各有什么利弊，这有必要进行研究；也有的代表主张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主张公设辩护人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在于能够充分发挥机制的力量，群体的力量等等；关于公设辩护人的功能问题，有的代表积极支持上午翟健律师所提到的，公设辩护人，至少在中国现状下，为公众利益牺牲辩护效果，权利也比较好保障；有的代表显然对这个观点不同意，说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公设辩护人显示着我们中国法制不健全，律师也不能追求这个制度，改革也不要向这方面发展；也有的代表提到制度构建问题，主要有体制问题，身份问题；甚至有的代表涉及到我们想不到的具体制度问题，比方说工作分配等等。下半场大家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发言的是：

孙国祥

南京大学教授 江苏省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主任

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会议！我是搞实体法教学研究的，对这个主题（公诉辩护人制度）自己也没有什么研究。来之前谢老师给我出了一个题目，那便是《公设辩护人制度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

我讲一下，几年来，在我们整体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下，刑事司法领域确实也有不少改革举措，比如近几年来推行的普通刑事案件的简化审、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量刑程序的改革和中政委来推行的公检法的案例指导制度，这些改革无疑对于我们刑事司法的正义具有重大意义。实践中，确实也取得了这种效果。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有一些改革措施，也可能存在一些顾此失彼的情况。今天上午谢老师也提到，刑事诉讼涉及到控辩审多方的参与，尤其在对抗制的庭审中如果缺少辩方的参与，有些改革可能造成新的控辩的失衡，改革很难达到预期的，特别是司法公正的目的。比方说目前推行的普通刑事案件简化审，大量的减轻了庭审的工作量，但是缺乏辩方律师的参与，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方面，我觉得仍有疑问。因为从形式上简化审并未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但是你庭审不再详细地出示证据，而处于羁押状况下的被告人也缺乏自身的法律知识，也不像辩护人，无法查阅、摘抄、复制相关的证据材料。因此他无法全面掌握控方证据，很难理性去决定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来进行审理。如果说事实方面判断还比较容易的话，那么起诉的罪名是否准确？比如说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是国家公务员的犯罪还是非国家公务员的犯罪？如果缺乏辩护与质证，实际上很难发现。比方说是否有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的遗漏？没有专业律师的帮助的话，被告人自身也很难发现。

我看过几个典型的法院，参观了一些简化审的案子。他们庭审时可能是一边倒情绪，效率确实很高，但是，这种是不是就没有问题？我觉得如果简化审是一种中国式的诉辩交易的话，在现实的运行中，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实际上被告人无法成为平等交易主体的一方。所以，他们对案件的简化审只是减轻了有关司法机关的成本，但是被告人的权利不一定能够得到保障。例如量刑改革，把量刑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我觉得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辩护的话，很难取得实效，被告人自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提出有价值的辩护意见。我参加试点单位组织的一次量刑相对独立性的示范案件的庭审，是北京大学陈瑞华老师和最高院组织的。案情本身比较简单，当事人双方是一个河南到扬州经商的小老板认识了一个扬州人，两人是比较好的朋友。后来，扬州这个人向小老板借了将近十万块钱，到今年春节之前，河南人要回家，然后向扬州人要求还钱，但扬州人说钱已经花掉，因此河南人非常生气，就找两个人，并约了扬州人到一个小旅馆，把扬州人拘禁了，逼他还钱。逼了几天没有效果，河南人回家后让剩下那两个继续逼，但是被害人的家人报案了，也就当场抓住了两名被告人。后来河南人知道后向警察机关主动投案。这个案件非常清楚，河南人是主犯，其他两名被告人是从犯。但第二被告是曾经被判过有期徒刑，释放不到两年又犯罪的，所以说他是累犯。量刑建议是第一被告是主犯，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第二被告判一年六个月，因为他是累犯，他没有缓刑的条件，第三被告判一年，缓刑一年零六个月。然后三名被告人第一被告请了律师，其他两名被告则没有请律师。庭审时是简化审，因为案情比较简单，量刑程序中第一被告人的辩护人没有什么意见，同意公诉人的量刑建议。我觉得辩护人的辩护是不到位的，因为公诉人提出来被告人因为自首可以从轻处罚，但是这个案件是较轻的案件，完全可以提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第二被告则因为没有律师，就提不出什么实质性的辩护意见。他是两年以后犯罪不错，但是不一定构成累犯，因为他是从犯，从犯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这本身是一个较轻的犯罪，他不一定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所以他不一定构成累犯。由于没有律师的帮助，他无法提出这样的意见，所以当时我就觉得缺乏律师的参与，我们的量刑改革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再比如说中政委提出的案例指导制度，是有利于同案同判这么一个朴素的正义要求，但是具体涉及到比较专业性的技术性的比对，是离不开专业知识的。被告人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相关的指导性案例他也不熟悉，也不会提出实质性的辩护意见，即使参照了对被告不利的指导性案例，他也无法抗辩。

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刑事诉讼司法改革离不开律师的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改革更加凸显了我们刑事辩护参与的重要性，也可以说为刑事辩护拓展了空间，当然也是一个挑战。按目前的现实，上午和下午与会律师也提到，律师的刑事辩护的积极性也是不高的，大量的案件没有律师的有效参与，所以的推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失去了效果，而且，怎么去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也是令人质疑的。我个人认为，可以说，刑事司法改革中辩护律师的缺位形成了目前刑事司法改革中的瓶颈性的制约。当然有关单位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也是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比方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量刑改革规范化的意见中就提到，要扩大指定辩护的范围。在公诉案件中，特别是遇到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实有争议时，被告人因为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帮助，但这种要求如果没有创新的制度加以保障的话，仍然是难以落到实处的。

那么，提高辩护律师参与力，公诉辩护人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公诉辩护人制度的全面推开，我觉得也是有疑问的。在与会之前我的了解不是很深，但听了各位的意见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资源供给的问题。我们在许多地方被害人的救助还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你说要把资源向被告人倾斜，他的社会公正性，还是值得质疑的。我觉得公诉辩护人的目的（上午几位也谈到），是解决刑事辩护率的问题，是解决刑事辩护质量的问题。如果是为了这两个目的的实现，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公设辩护人这个制度，我个人觉得也未必。有的同志也提到，我们的法律援助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架构。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逐步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提高法律援助的责任，也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比较现实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有三点设想：

（1）扩大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也就是在既有的制度基础上，对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都可以对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2）采取一定措施，提高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一方面，律师应该有一定的责任感，承担法律援助律师的义务。比如说通过一些制度性的规定，每个注册律师每年或每两年必须要承担一到两个法律援助的任务；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让律师完全做慈善事业，应该提高相应的补贴。各地的补贴情况现在不完全一样，我觉得应该根据案件的复杂难易程度确定补贴。在江苏、在上海、在北京等财政保障更好的地方，每件案件补贴2000元左右还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对于名律师来说是很少的，但对大部分律师而言，大致的成本还是可以收回来的。

（3）要提高辩护的水平，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目前的司法环境，对辩护律师的辩护确实有一定的制约。外部的环境一下子是很难得到改善的，但我们还是要呼吁；但是律师内部，律师本身来看，律师整体辩护水平，我觉得不容乐观。现在很多律师都抱怨说，律师辩护无用，我觉得这还是有失偏颇。从我自己辩护的案件来看，当然我也有一些失败的经历，但是一审判死刑，二审判无罪的，在起诉阶段经过辩护以后撤销案件的，我是每年都有一两年被判无罪的案件，不要说量刑被采纳的就更多了，关键是你能提出怎样的意见。现在我们有些律师是全扣律师，很少参与刑事案件的辩护，因此无法提出实质性的辩护意见。但是现在刑事诉讼很重要的一个趋向就是罪行法定，如果说仅仅从刑事上去把握问题，不一定正确。前不久我旁听过一个案件，其中指控被告人是开放区委办国家工作人员，辩护律师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便是，开发区是一个区域，如何委派？他做了很充分的论证，实际上起诉书是遗漏了开发区管委会委派。这样的观点当然有错、有瑕疵，但是, 这样的瑕疵是不影响法院的认定的，你这样的咬文嚼字的辩护有何意义？实际上这个案件我看了一下，完全可以从“委派”的实质上去辩护，他的身份还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不作这样的辩护，而仅仅从形式上去辩护。有的案件辩护的效果比没有辩护的效果更差，我最近碰到这样一个案件，一个被告人是教育厅的一个处长，为请托人的孩子上学收受了近三十万元。起诉书认定他自首，事实比较清楚，是不是利用职务之便，这是可以研究辩护的。利用职务之便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当时这个辩护律师没有做这种理论上的或者实践上的很深入的分析，而是在他的诱导之下对基本的事实都不承认了，结果自首情节也没有得到认定，最后被判十一年。律师如果从性质上进行辩护，至少自首是可以得到认定的，即使犯罪成立了，也不过判七八年有期徒刑，甚至五六年都是可能的。你没有起到辩护的效果，甚至比没有辩护的效果还要差，所以我觉得质量不高，辩护很容易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这就怪不得公检法对律师的意见不重视。当然，如果律师的意见得不到采纳，律师会有挫折感，因此也没有参与刑事辩护的积极性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因此提高刑事辩护，包括提高法律援助的质, 量，确实是当务, 之急。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可以采取一些实用性的推进, , , , , , 措施，也可以通过一些知名律师的示范性带领整体的刑事辩护的质量。辩护水平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促进或者推动我们辩护的外部环境, 的改善。现在仍是一个恶性循环，有时, 还要全面地看某些问题。

这是我个人观点，不一定对，请大家批评。谢谢！

陈 果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谢谢主持人，谢谢谢教授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能够发言。说句实话，自从接到谢教授的邀请以后，我才开始真正去了解公设辩护人的制度，这说明一个问题，那便是作为一个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在此前我对这个制度一无所知。作为一个从事法律研究的人对它都不了解，那么在实务层面和我们的公民对这个制度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制度，国家甚至要用公民所缴纳的税收来承担起这个责任，理由是什么？所以在此探讨这个制度是很有实际意义的。为何这样说？经过上午以及前面的在座各位的讨论，对于公诉辩护人制度的设置，应该说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我们的学术界来说，是完全能够达成一致的，完全能够达成共识。就像前面顾老师所言，公设辩护人制度能为所有被告人平等的提供法律帮助，这是一个程序公正的一个要点，也是国家承担法律援助的一个责任。这个共识在我们现实中来看，公设辩护人制度第一个能够提高刑事案件的辩护率，第二个也有利于提高刑事辩护的质量。我在这里补充的是，公设辩护人制度还能够提高程序主体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参与性。程序的参与性，正如刚才毛律师所言，法律服务的社会化，可能是刑事辩护律师的边缘化。我国法律规定，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委会的会议，对一个案子的处理，检方竟然可以和审判方一起讨论而完全把辩方排除在外，这样就缺少了检方与律师之间的对话。在目前法律服务社会化的状况下，辩护人的地位没有得到重视。因此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设置公社辩护人制度，从而加强这个对话，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从将来的发展来看，控辩双方的对抗不仅要加强，而且对话也要加强。

今年一月开始，我在省高检公诉一处挂职。公诉一处主要承担对全省公诉业务的指导，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精力是对全省的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和提出审查意见。我通过参与他们之间的讨论，感觉到自从两个证据规则出台以后，公检法三机关最有危机感的就是检察机关。因为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死刑证据的有关规定出台以后，检控方的风险在加大。法院的风险其实并不必然会增加，因为法院完全可以根据规则来确认有没有非法证据的存在，但是在检控方在提出起诉时不仅要考虑法律事实上的问题，如果加上有律师出庭的话，他们就绝对要审核两遍到三遍，他们会想律师有可能会在庭上提出哪些问题，尤其是资深的律师出庭的话，他们还可能要审查五六遍。比如我就碰到了一个到常德开庭的案件，这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案件。当时调集了全省检察院“精兵强将”去应对这个案件，开庭前一天大家都觉得准备工作已经做得不错了，但到了晚上11点检察长突然想到一个律师可能提出的问题，于是12点还要召集大家讨论如何应对。因此，律师的出庭会促使检方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这样对公民的权利和案件的办理质量来说是有促进作用的。我们现在强调控辩之间的对抗，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说70%的案件没有辩护律师出庭，只有20%到30%的庭审有律师出庭，这种对抗可能不存在或者受到影响。从将来的发展来看，还应有控辩之间的对话。我们现在有死刑案件的相关证据规定，但从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原理来看，这些证据规定都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只在死刑案件中应用呢？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不仅仅会在死刑案件中才会适用这些规则，在所有普通案件都应当被适用。除非像在美国的辩诉交易中，或者是我国类似的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中，才不必严格遵循这些证据规定。即使是在普通案件简化审中，如果没有辩护律师为被告人提供帮助的话，这对被告人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正因为有更多辩护律师的参与提供帮助，能够积极促进控辩双方的对话，因而能够对积极促进控辩双方之间就被告人认罪这个问题达成共识，这对检控方来说也是一个动力，因为可以减少检控方败诉的风险。这也正是为何这个规则出台后，检方会感到一定的压力的原因。但目前这种规定只是针对死刑案件，不远将来，如果证据规则适用到所有刑事案件中，这时候检控方更希望通过控辩双方的对话机制来化简风险，并在对话的基础上，实现对被告人犯罪的指控。所以说，要提高刑辩率，设立公设辩护人就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必要性前面都已经讲过，因此我不再赘述；关于可行性，有个问题我想提出：按照国外包括台湾的规定，公设辩护人都是法院来指定的。但通过法院指定的公设辩护人，它只能在审判阶段发挥作用，如何延伸到侦查阶段和起诉阶段？这个问题我至今仍在思考，在此我也想请教各位，难道前面都不需要辩护人吗？当然这可能是由于西方包括美国是审判中心主义，控辩双方的对抗会集中在审判阶段。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就有权聘请律师，起诉阶段也有辩护人为他提供辩护，这时候如果他提出需要，但是又没有经济能力，他要如何提出？这就是说如果完全用公设辩护人的制度来取代我们法律援助中心的模式，可能不太适合我国现时的实践。这就是涉及到制度的定位问题，在这方面我赞成顾老师的观点，就是实行多元化运行，公设辩护人制度比较适合作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其中一个手段，这个定位可能更有利于这个制度的运行和人们的可接受性，即在定位上我认为不能代替现行的援助制度。

在制度的具体运行方面，还有几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考虑：

一个就是公设辩护人制度的财政来源。公设辩护人制度是需要公共的财政来支持的，按照我们现行的财政制度，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的运行，都是由地方财政进行支持的。但若要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不仅需要地方的财政支持，还要专款专用。

二是公设辩护人的任职资格问题。被告人的公设辩护人是律师担当，还是要经过考核，即像台湾一样经考试录用？是否曾经做过法官检察官有一定经历的人才可以做？

三是提供公设辩护人的案件范围。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有三类案件，一个是有公诉人出庭的案件，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的（97年司法解释确认了“可以指定”的情形）。但在实践中，这种“可以指定”的情况是非常少的，因此在公设辩护人制度设立时应保证这部分案件可以得到帮助。另外，按照顾老师的说法，死刑案件中也应得到保证，但现时这部分在法律援助中心制度下也基本可以得到保证。因此，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保证“可以指定”的这个情况，公设辩护人制度的设立，可能更有利于实现这部分辩护帮助的到位。

四是保证公设辩护人在办理案件时能够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我们现时无论是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还是社会上的律师，办理案件时阻力还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在设置公设辩护人制度时就应考虑如何保证他们能够有效地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我的发言结束，谢谢大家！

吴高庆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举办方邀请, 我参加这个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关于公设辩护人这个制度在收到邀请前我了解也不是很多，接受邀请以后，我查找了相关的资料，也准备了一个发言稿，题目是《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构建：以诉讼结, 构为视角》。今天认真听取了在座各位代表的发言后，我学到了不少, 东西，但我也发现我在撰写发言稿时的一些想法和问题诸位在之前都提到了，由于我的发言比较靠后，因此我今天打算离开这个发言稿来谈我的看法。

我今天的发言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

1、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必要性

（1）有利于完善刑事诉讼的结构。从96年起我国《刑事诉讼法》把我国的庭审方式改为对抗式。马贵翔教授在十五六年前就提出了刑事诉讼的三角形结构，即裁判居中、控辩双方平等，且平等的权利要无限地延伸下去。实际上在上午的讨论中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共识，现时我国被告有辩护人的所占的比例不大，70%到80%的被告人尚无辩护人。我也曾经旁听以及办理过没有辩护人的案件，当时一个案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浙江有一个法院审理一起交通事故案件，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犯交通肇事罪。整个法庭上只有除法官外就只有公诉人和被告人，被告人没有文化，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对于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他不断点头道是，并不断道歉。没有辩护人为他提供帮助，显然对于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会存在很多问题，上午检察院的董主任也提到，如果没有辩护人，公诉人的激情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设立公诉辩护人制度，给那些请不起律师的被告人予以帮助，这显然对于诉讼结构的完善是有好处的。（2）有利于国家责任的落实。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大家也基本达成共识，即现代国家一方面有义务追究犯罪，从而维护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另外一方面，国家也有义务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这也是我们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国家对于这两方面都应予以重视。那么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如何呢？一方面我国确实想把案件办好，从程序上，特别从实体上要实现公正，这也是司法机关在努力的。因此，在我国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上，为了实现案件的实体公正，在一审中法院都要去调查核实具体案情，二审时遵循全面审查原则，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裁判者角色的错位？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律也有一些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但按理说，保障被告人的责任应由国家来承担，现时却转嫁给了律师，这就使得去办案的律师心理不舒服，就有了“既然法律有相关规定，那就应付一下”的想法。

2、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可行性。（1）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对被告人辩护权的规定。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被告有权获得辩护，由于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这些就不赘述了。（2）我国有建立该制度的历史基础。前面吴羽博士介绍了美国、英国、台湾的情况，实际上，在我国的民国时期，甚至是国民党转移到台湾之前我国就建立了公设辩护人制度。当时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71条就明确规定，对于可能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以及高等法院作为第一审的案件，都实行强制辩护（没有律师就不能开庭），因此法官碰到这样的案件时就应当指定公设辩护人或其它律师。这说明当时便有了这项制度。后来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也在台湾地区沿用了这个制度。台湾《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处罚最轻在三年或以上，或者在高等法院进行一审的刑事案件，需要指定公设律师。同时包括其它的案件，比如对于低收入的被告，即使这些案件的刑期不符合三年以上，但只要被告人提出申请，法官就应当为其指定公设辩护律师或者其它律师为其进行辩护。（3）法律人才基础扎实，具备了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条件。通过近二十几年的司法考试以及80年代我国法制建设的开始，应该说这方面的人才是足够的。特别是近几年司法考试的通过率非常高，在校大学生的通过率已经达到55%以上，如果要设立这项制度，不用担心没有人做，另外，一些非常有名的律师也非常愿意从事一些公益活动。（4）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经费问题。经过改革开放30年后，我觉得我国已经相相当有钱，虽然我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而事实上我国已经是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举办奥运会我国花了200亿，每年维稳经费据说有6000亿。实际上每年从维稳经费中拿出1%来，就差不多解决这个问题了，而被告的问题解决了，对于社会的稳定也是有极其大的影响的。再者，我们持有美国国债超过9000亿美元，拿出一个小小的零头来，也可以解决这问题。因此，关键在于我们钱应该用在哪里，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我们拿钱用来做什么？我们是去帮坏人？还是去帮那些贫困的人？我们有句俗话是“救急不救穷”，穷的人如果天天给他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但被司法机关追究则是一个“急事”。前面顾教授也提到，被追究的并不一定是坏人，提供辩护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为那些被冤枉的人洗脱嫌疑，即使对于那些确实犯了罪的人，他的合法权益也应得到保障。关键就是认识的问题，这项制度是不会花费太多的，且是有意义的。我们在此呼吁这个制度的建立，如果能得到领导的采纳，设立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3、公诉辩护人制度的定位问题。刚刚有的学者提到要专业化，要求要高，但我认为这个定位不能过高。举个例子，例如九年制义务教育，国家保障他必须接受教育，在此，国家也应保障每个被告人都有权获得额辩护。但在我国既有公立的学校也有私立的学校，有能力的家长都愿意将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因为那里的教学质量比较高。公设辩护人制度也是这样，至少国家给你提供了辩护人，如果要请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名律师，则要因个人能力而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因此，我国这个制度的定位显然不能过高。正如前面顾教授所言，一个案件补贴, 2000元，或者能够到3000元，那么好点的律师也会去做，因为一年如果能办30个案件就有9万元，也不需要去找案源。一些名律师如果想要做慈善事业，也不妨碍。因此一年20-30个亿便可解, 决这些问题。谢谢大家！

申君贵

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

谢谢谢教授的邀请！这个题目很大，是公设辩护人制度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对我压力很大。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讲一讲：

1、首先要明确公设辩护人制度与指定辩护以及法律援助制度三种方式的关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公设辩护人制度与指定辩护有密切联系，国家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传统上也是需要通过公设辩护人制度提高对法律程序的参与，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指定辩护，但与人民法院的指定辩护还有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我国的程序法，我不详细解释，另一方面，公设辩护人制度与我们的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密切联系，尽管我们国家的法院目前对性质尚未明确，但我们的法律援助制度已经包含了公设辩护人一些零星制度，已经具有公设辩护人的一些性质，前面顾老师已讲过，公设辩护人的性质上也就是一种法律援助，但是广义上的法律援助除了法律援助，还有指定辩护，还有公设辩护人制度，公设辩护人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独立的设计，还是应该单独确立制度；

2、公设辩护人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影响：怎么会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如我们国家能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肯定会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国家在刑事司法改革中，公设辩护人是一次历史性事件。我国刑事诉讼法正在修改，应争取将公设辩护人制度写进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1）公设辩护人制度对侦查阶段的影响，现在侦查阶段没有辩护，律师身份没有明确，增加公设辩护人制度，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2）根据刑法及相关规定，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会见律师应经国家机关的批准，限制了当事人的权利。增设公设辩护人制度，可不可以解决这问题。这如何解决，是否可以取消这规定？不管是否涉密案件律师是否都可以参与？（3）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的权利，须经侦查机关批准，侦查机关根据案件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密案件应该得到批准，都是对律师权力的限制，也是对被告人权利的限制。新律师法已经改变了这个规定，侦查机关不允许监听，旁听也不行。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不需经侦查机关的批准，也不需要侦查机关在场，公诉辩护人制度确立以后，辩护人可以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对这个问题加以限制，刑事诉讼法应该修改与律师法相衔接；

3、公设辩护人制度对我国构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影响：我们国家主要是司法机关、检察机关收集证据，证据开示制度建立以后，才能够真正的把公设辩护人能够有效地引入检察院起诉的案件中，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4、公设辩护人制度对我国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制度改革的影响在我们国家审查起诉阶段，规定被告人自己可以委托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如果把公诉辩护人引入到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没有聘请辩护律师条件，也可以为他指定辩护人，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后，会对被告人在检察起诉阶段有效行使辩护权产生影响。

5、公设辩护人制度对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影响：刑事审判阶段，已经有指定辩护，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除了前面谈到的它指定的范围狭窄，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易审理案件中都没有指定辩护。另外，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在二审程序中都没有规定指定辩护；仅限定在第一审普通审的程序中。公设辩护制度建立后，在相关的审判程序中，都可以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人。这也是一个薄弱环节。

6、公设辩护人制度对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影响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公设辩护人制度本身的设计，如果没有超前性和前瞻性，那可能会在我们国家司法改革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如果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的话，就会司法制度改革对我国的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问提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如何去设计这个制度。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公设辩护人制度能够建立起来，更好地保障人权，更好的地实现程序公正。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好机会！

汪敏华 上海德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谢教授！关于公设辩护人制度的讨论，我基本上是盲区，不是很了解。我也是在这之前，收到这个邀请之后呢，我看了一部分这个相关的内容。对这个制度我觉得有几种视角可以考虑。

往前面看，这个制度怎么来的？这是现代辩护制度的产生以后，又发展的自然的一个产物。现代辩护制度怎么来的，辩护制是从古罗马来的。现代辩护制度不像古代那样，这是人文运动将人放大以后，产生人权，与人权有关，国家的权力产生于人的权利，是人的授权，所以要保障人的权利。随着对人权的放大，这个制度就产生了一种需要，产生了很多的权利。被告人被司法机关羁押以后，产生了很多的被动和不利，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即使在自由的状态）也无法和司法机关的代表-公诉人抗衡，需要得到律师的帮助。只有得到这种专业帮助，他的人权才能得到比较可靠的保证。现代辩护制度产生以后，有一部分人请不起律师，贫困者怎么办？刑事犯罪嫌疑人是最弱势群体，那么这个人群怎么办？应由谁为他们提供帮助？我同意谢教授的意见，国家应该给刑事被告人提供辩护的帮助，实际上是给国民一种政治上的低保待遇。这些人生活不下去能接受，经济上有低保，政治上也应该有低保，但是要特别尊重他们刑事辩护的权利。国家需要设立公设辩护制度为当事人提供帮助，国家要挑起这个责任。国际上对公设辩护人有这么一个评价，在法律援助的人中，他们找到了一些可以相信的人，说这群人会达到比较高素质的群体，他们比一般的商业律师待遇相对要低，但是比普通百姓待遇还是高很多，政府一样购买了这个服务。为了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帮助，国家就需要这样一个群体，国家要为这部分请不起律师的人埋单。这与律师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的核心就是国家要为这些弱势群体埋单，提供服务。不应该在律师法中规定，要律师埋单。法律援助不是律师的责任，要律师买单是不对的。这就像要求卖衣服的商店看到衣衫褴褛的乞丐，一定要送给他们衣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呼吁政府埋单。可以考虑规定在律师协会的章程中，规定在在律师职业道德中。如果要律师埋单就等于剥夺了律师劳动应得的报酬。

从整体看，从公设律师制度出发，去考察它的组成，它的经费来源，它的组织机构，以及它的性质定性。首先要给这个制度定性，从国际上看，一种就是比较独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另一种是设在国家机构中。我的观点放在国家机构中不妥当，把公设辩护人与检察官等同是不对的。公设辩护人的工作是帮助没有法律知识没、有诉讼技巧的被告人，提供法律知识、法律技巧。检察官接受的是政府的委托，公共的委托，是公权力的延伸；律师接受的是个人的委托，是一种私权利的延伸。既然接受私人的委托，如果同样与国家站在一个立场上面，那当事与我们的信任就会打折扣，就会质疑我们。我与翟建律师的观点相反，公设辩护制度不可能成为刑事辩护的出路。以前办案，辩护一般都很成功，无罪率很高，甚至被人称为“汪放”，因为很多当事人经过我的辩护都被无罪释放。但是近几年很难辩，去年上海无罪人次是9或10次，浙江也差不多。（顾永忠质疑，提出08年无罪率大概是0.25%左右）以前的时候无罪率非常高。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公检法是公家，公与私对抗。主要也不在公，问题是公的人私心太重，实际上是私与私对抗。因为这与他们的考核有关系，不影响待遇，但影响个人升迁。公职人员传统职业道德崩溃了，没有为老百姓做事的观念了。当然这种观念也应该更新，应该用一种神圣的职业义务观去代替，并因此形成对他们加以制约的观念，那么谁来制约他们？在理论上是选民，但中国不是这样，我国的人事组织制度还是几千年来延续的那套制度。所以要摆脱刑事律师的悲哀，不能光靠公设律师制度，公设制度实际上起到一个很小的作用。公设律师实际上还是服务机构，由政府买单，不能是公务员身份，否则公信力将遭到质疑。而且其考核制度与公检法应该不同，政府应如何协调？我认为可以参考公证制度，公证处一种证明机构，律师也有见证的工作范围。公证处现在是自负盈亏，但仍是事业单位编制，待遇较好，业务有公信力和垄断性。总之，公设制度应是私权利的延伸，所以不能放到公权力机构里面去，而应独立，由国家购买成员们的劳动。这就是我的观点。

谢谢大家！

滕红兵

上海圣瑞敕律师事务所主任

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老师！

我从01年来到上海，承担了较多的法律援助案件，觉得法律援助依托上海雄厚的经济基础发展较好。法律援助分为刑事和民事援助两个部分。民事要有案件。针对法律援助大部分来自三个方面，当面咨询、电话咨询由指定律师承担。指定律师的费用，不是说政府购买律师劳动的费用，而是称之为交通费。律师做这个事情是履行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承担社会责任。法律援助成立初期基于法律是一个专业的领域，需要专业的服务。服务能够允许，这个允许就是广大律师成为责任的最后的承担者，正如汪主任说的，就是在最终的被强迫提供服务；法律援助在律师事务所，现在逐渐形成律师的专业小团队，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结合刚才专家所讲的，公设辩护人应该是国家援助的一部分，与目前的法律援助不同，公设辩护制度是法律援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初设立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与当时的落后的经济情况有关，当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像北京、上海，国家可以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由国家体提供支付费用，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

公设辩护人制度还有一个公信力的问题，优势就是较为容易得到提供服务。我曾经做过法律援助工作，其中有些问题。比如上海法院遇到指定辩护的刑事案子，法官会要求我们把辩护词拿给检察院看一看，他们以此作为参考，以便应对。再如会见当事人的时候，他们觉得你是政府的人，不信任你，态度也不好。当然中间也有好处，有些刑事案件的笔录，是公检机关提前做好的，比如老年人不会普通话以及共同犯罪，笔录问题较大，当然这些问题，向法院提出来，采信的程度相对较高。公设辩护人制度不要与法院混同，与律师制度放在一起比较好。公设就体现在公字，律师来做的话，不见得好。

刘春雷

上海春雷律师事务所主任

这个公设辩护人制度，目前在上海的情况，应该说建设这个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有人或者说律师能够为被告人辩护，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国家应该为被告人提供帮助，除了公设辩护人制度，其他的目前的应该跟我们的法律援助与刑辩律师制度本质上相联系，或者也还有区别。目前建立这个公设辩护人制度能不能办得到？法律是一种上层建筑，要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加以考虑，需要在法律系统上给以整体考虑，这样一种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里面的一种内容，以及背后相关制度都有一定联系。公设辩护人制度其实是法律援助的一个制度。就像万教授所讲的，有几个方面很难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独立性问题，如果说是国家的，这个在西方在美国与我们是不同的，这些制度不进行相关的改进，我们不见得能办得到。比辩护人辩护，像翟建说的，经常会没有出路。我们从大的方面是公检法相制衡，还是我们的制度比较落后，很多制度与西方还存在有一定差距。

公设律师和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很难解决。法律援助案件的辩护中，关键问题是发现问题的时候，再有经验的人也没法解决，从律师角度，应该是与检察机关抗衡，他不敢，有些案子去与检控机关对抗根本没有必要，这就是当前的缺陷。很可能会涉及到被告人还有其他犯罪行为，如果作为公务员，他就应该汇报，作为辩护人、律师就应该保守秘密。这些问题必然存在，很多难以逾越，已经进入困境。还有一个是地位问题，地位问题、薪酬问题。现在的情况是资源紧张。让大量弱势群体得到有效辩护，目前的法律援助，不能解决。再一个方面，相关制度的建立还要有立法，对有效的方案还需要反馈。公设律师培训、交流、档案，案件的计费标准，这些都应该解决。不断提高我们的法律援助的费用的话，很难做到。现实的情况是，具体案件中的二八结构，80%的有10万，20%的有90万。那么按照一个案件2000－3000元的标准有没有人会做？上海的情况，很难说。法律上公诉人、辩护人应该不是一个腔调。从法律上说，建设公设辩护人制度是一种需要，需要建立。

卞建林 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院院长

首先，谢教授主持的这个中心很有新意。向谢老师表示歉意。答应来，但为一些其他的事务，迟到了；另外还想表达赞赏和赞许的意思。复旦大学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我来了，转眼已经几年了，这几年做了不少的事情，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个研究中心在上海、在华东地区，某种意义上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我们这个学科，严格来讲，目前是一个三角形结构，先是北京，原来是西南，包括重庆西政和成都的川大，还有就是上海。上海以复旦大学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中心为主体。复旦大学在法学院以外，搞了这个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中心这样一个平台，很有创意，也很有必要，刑事诉讼法学会，全国一盘棋中，上海发展很快，这个中心有辐射的作用。另外，还有厦门大学、东南大学等其他院校也有发展，但是这个中心对于促进学科发展，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二，对这个话题，说点想法。说实话，我看到以后很受启发。公设辩护人制度，复旦大学司法与诉讼研究中心包括谢老师，挑这命题很有新意。现在来看，是先发起来，引起大家的关注，开始聊，大家多聊，然后会被大家所了解，然后可能会得到国家的认可。我对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英国，进行过考察，后来就搞了中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中心。我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还是比较了解，从实务角度说，公设辩护人，对于法律援助来讲，就是政府行为。律师有这义务，是法定义务，就是政府买单的行为，刑事案件就是这样，慢慢的政府就会认识到。一下把责任全部加给政府的话，政府可能会以条件不足为由，往后推延。关于这个公设，不一定是设置的问题。美国纽约大学是私立大学，他是private school,但是他说的是public service。私立的学校，强调他服务社会。第一个是社会趋势的作用。不能一口气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一口气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刑诉法发展到今天，先是刑诉法，然后是律师法、证据法，是循序渐进的，法律援助的问题就是，强调加强律师作用，加强保障人权。就是充分发挥律师作用。但是怎么立法，或者是依据什么平台。明确概念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制度的改革，就会觉得越改越有意义、越改智慧越多，越改让你越大胆，越改结果越发展。开始就需要搭建一个平台，进行讨论，这个平台可以实际的发挥作用。这是大趋势。可以深入进行研讨。

我们有三个观点：

1、法治发展到现在，公设辩护人真正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什么，假设我们刑诉法修改，现在再强调律师作用，我肯定现行的律师体制，还有个巨大作用就是共同作用就是律师辩护保护人权。前几天在厦门召开的司法与人权研讨会上，第四个议题就是律师的作用。厦门大学齐树洁，说希望以此促进对司法体制的改革。实际上，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不断进步和科学，公设辩护人制度必将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从刑事司法的发展规律看，维护和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必须有公设辩护人制度予以保障。所以说公设辩护人制度，在我们国家，不是唯一的途径，但肯定是有效的途径。谁来担当刑事辩护的义务，在现实的条件下，才真正能引起立法的修改。

2、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会大大地消除共权力机关的顾虑，会大大的缓解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如果是公设组织，素质又高，地位又明确，底气就足，肯定会是主持伸张正义的。这是确实的，因为拿被告人钱，有的拿了大钱，为了钱而辩，肯定会引起各机关对你律师的质疑。公权力机关还有社会肯定会与你尖锐对立。如果设置了公设辩护人，具有公益性质，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就会解除这个疑点，会大大的缓解这种紧张情绪。

3、它给法科学生提供很好的平台。有的是刑事法研究的专家，有的是刑事辩护律师，也给法科的学生提供了工作出路的选择。作为公设辩护人有活干，就是资源，虽然一个月拿较少的钱，也还能保障生活的，在为公共服务，也培养了爱心。先培养为公众服务的公益心，再去挣钱。顺应司法形势需要，问题也会得到解决了。

谢谢大家！

谢佑平教授作总结发言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下面我简单总结一下这次会议。

一、这个会议开得很成功。在国内来讲，这个话题是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专题研讨会，会议充分论证了公设辩护人制度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是个很重要的会议。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个制度的定位、内容、运作、问题、理论基础等等，基本都谈到。大家所讨论的，给了我很多启发，很有意义，会加速司法改革的进展。特别是刚才卞会长的讲话，是对本次会议的高度评价。这个会议牵涉到国内注意力，作为第一次讨论，这是成功的。会议的情况会在《法制日报》详细报道，代表们的发言会整理成文字发到网站，照片、记录会发表、报导。我认为，会议的精神是符合我国政治大局、政治背景和政治需要的，是有利于我国社会文明和制度进步的，研究好这个课题是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也是未来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命题。

二、从今天开始，作为一个正式的课题，我会把公设辩护人制度作为重点领域来研究。怎样建设公设辩护人制度，相信在我们同仁、朋友的大力支持下能够做好，结合我们本身的研究力量，希望各位专家提供更多智慧。我们准备将这个课题研究下去，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会议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与会各位。我代表中心感谢各位代表，特别感谢外请的各位教授，也感谢为会议的准备工作和后续的整理资料工作的以吴羽为首的各位硕士和博士。

再次感谢大家，会议到此结束。

第二篇：研讨会

备战中考——徐寨中学召开初三教学研讨工作会议

3月23日下午，徐寨中学组织召开了初三教学研讨暨备战中考工作会议。对本学期的中考备考工作做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与研讨，作出了明确而全面的部署。常方振校长出席会议，副校长魏民主持会议。

政教处主任、初三年级主任张宪成代表学校解读了学校初三复习工作意见。意见首先分析了当前的中考升学形势，明确了管理思路。意见提出了三项具体举措：

一、讲科学、讲民主，多方合力激活教学积极性；

二、抓教学、深教研，走活微观教学管理一盘棋；

三、研讨论证、求真务实，构建初三高效复习新平台。意见还明确了各班中考目标及三轮复习时间表。

随后初三各学科组组长高祥国、刘持良、魏冉成、阚向军、徐向之、魏则柱、岳喜良分别作了关于本学科教学计划和复习安排的汇报，教师代表马传雪、李秋华也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常校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初三教师首先要树立信心，确立目标，每位老师都要分析一下自己所任班级的学情，确定自己的教学方向；其次要提高有限时间的有效利用率，充分整合校内校外教学资源，把握中考动态；同时，要关爱学生，研究学生的心理，拉近师生距离。最后，常校长对初三老师们提出了希望，要求大家顽强拼搏，加强集体研究，形成整体合力，形成自己特色，创出一流成绩。

“岁月如梭、时不可待。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过去的成绩都已成完成时态，我们只有总结经验、锐意进取、精益求精，才能谋求更大进步，才能不辜负学校领导的厚爱，才能让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期待成真、让每一个学生的美好愿望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前进的巨轮也已经出海，让我们一起加油！COME ＯＮ！”

张主任的讲话激动人心、催人奋进。大家心情振奋、激情澎湃，纷纷表示有有决心、有信心、有力量、有能力打好“中考”这一战。

这次初三复习工作会议充分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集思广益的民主精神和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吹响了向中考冲刺的号角，必将对我校的教学工作带来极大的推动，为我校初三年级在今年中考中取得新的好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寨中学2012-3-26

第三篇：研讨会

查询近几年“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召开的情况，并下载自己感兴趣的资料，并查查未来即将召开的会议有哪些？

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以下简称“研讨班”）创立于2004年，每年一届，已先后在深圳、厦门、北京、桂林、上海、武汉、哈尔滨、成都、苏州等地成功举办了11届。研讨班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国内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已成为国内图书馆界全面了解国外数字图书馆发展状况、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的重要渠道，也为新老朋友提供了交流与沟通平台。本文就2010年至2015年研讨班的召开情况做详细介绍。

2010年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第七届）

为了促进和推动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发展，2010年7月21日上午，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学会数字图书馆专业委员会在哈尔滨北大荒国际饭店联合举办了 2010年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来自国内外几十个图书馆机构的200余名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班。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馆长王铁成主持了开幕式。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周玉出席了此次研讨班并致辞。他说，国外大学非常重视图书馆的作用，国内大学要提高对图书馆工作的重视程度。目前，各种新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工作面临着众多新的问题。在纸质图书、数字图书，图书馆自动化、智能化，资源共享等方面，国内图书馆要共同交流、相互学习。本次研讨班一定会为国内高校图书馆，尤其是哈工大图书馆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朱强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本次研讨班的重要性。他指出，本次研讨班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新的发展，希望今后通过这样有目的、有意识的努力，使图书馆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哈尔滨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黑龙江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曲章义向与会人员介绍了黑龙江省各高校及图书馆情况，并预祝研讨班顺利举行。

艾利贝斯集团的首席战略官奥伦•贝特•阿里作了题为“关于服务方向的图书馆事业”的主题报告，介绍了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以及为应对图书馆工作当前出现的新问题而提出的新的图书馆服务框架。

2011年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第八届）“2011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暨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于2011年6月21日－25日在四川大学图书馆举行。此次会议设主会场和多个分会场，同时将举办相关成果和产品的展览和演示，以及学术论文和数字图书馆技术优秀案例（海报）的征集评审活动。此次大会主题如下：

大会主题：新使命、新任务、新挑战：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实践。大会分主题：

高校图书馆宏观趋势、发展战略和建设规划

数字研究环境下图书馆促进学术交流的使命

集成电子资源的图书馆管理系统 电子资源导航和深度利用

开放获取与机构典藏

图书馆服务新技术（云计算及云服务、电子书阅读器、RFID、新媒体技术、移动技术的图书馆应用等）

2012年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第九届）

2012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暨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于2012年6月10日-13日苏州会议中心隆重拉开帷幕，会议历时3天。本次会议主题为：

主题：

数字图书馆信息技术的战略规划、技术实践与创新发展

分主题：

数字图书馆信息技术发展战略和规划 图书馆的知识组织服务

学术评鉴标准与学科服务评价 图书馆系统和应用集成

二维码与移动技术图书馆应用 简单元数据应用 信息共享空间和社会媒体 用户体验

全文探索工具分析 数据挖掘

开源技术应用 科学数据管理

下一代互联网 语义网应用

社交网络

其它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主题(云计算、电子书阅读器、RFID等)2013年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第十届）

2013年6月5日上午，“深圳大学图书馆馆庆30周年庆典暨第十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在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国际会议厅成功召开。会议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深圳大学图书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学会数字图书馆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

“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最早由旅美图书馆界学者倡议并始创于2004年，每年一届，已先后在深圳、厦门、北京、桂林、上海、武汉、哈尔滨、成都、苏州成功举办了九届，第十届会议又回到深圳。10年来，研讨班对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逐步成为我国图书馆界全面了解国外数字图书馆发展状况、获得新信息和新技术的重要渠道。本届研讨班的主题是“数字环境中的图书馆变革与创新”。

本次会议的主题确定为《数字环境中的图书馆变革与创新》，共分十一个分主题：

1、图书馆与数字信息与科研环境的构建与服务（个人科研信息空间、学习空间、个人信息管理）

2、e-Science、e-Learning、Digital Scholarship对图书馆的挑战与机遇（数据管理等）

3、数字出版与开放获取环境下的图书馆角色（开放期刊、开放论文、机构知识库等）

4、用户驱动的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PDA、用户参与的信息组织、用户参与的资源建设、用户生成内容组织等）

5、社交网络与社交媒体的利用（科研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社交网络工具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应用、虚拟研究社区与学术团体）

6、数字时代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与行为（科研群体、学术研究人员、城市低收入者、网络用户等信息需求与信息查询行为）

7、数字人文

8、语义技术

9、数据科学

10、电子资源的管理与利用（访问控制、使用统计等）

11、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

2014年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第十一届）

2014年6月25日上午，第十一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在中国海洋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中国图书馆学会数字图书馆专业委员会、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联合主办，会议主题为：“图书馆视角下的大数据与应用领域”。来自国内外的300多位高校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系统的馆长、专家和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董双林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图书馆馆长曹志敏主持开幕式。

董双林简要介绍了学校及图书馆的基本情况。他说，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对于学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它的建设水平将直接关系到图书馆在未来信息时代的地位和作用。“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作为中国高校图书馆的高端峰会，有利于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界同仁开拓视野、扩展思路，获得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相关新信息和新技术，有利于推动和促进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长张晓林、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山东省图工委秘书长韩子军先后致辞，他们均表示电子数据服务在图书馆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良好的信息平台是高校教学科研的有力支撑。希望通过本次研讨班的学习与交流，能有效促进各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在会议专题报告阶段，来自国家科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中国海洋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专家分别就图书馆视角下的大数据与应用领域做主题报告。

在为期两天的专题培训与讨论中，专家们主要围绕图书馆中可采用的集中用户体验设计和检验方法、学术图书馆开展数据服务的内容与方法、图书馆与校园信息化结合等内容，介绍了本校数字图书馆近几年的主要工作，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交流。

2015年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第十二届）

6月16日，来自海内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出版与图书情报界专家学者齐聚古城西安，参加“2015中文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国际研讨会”，并进行了热烈探讨，共同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出谋献策。本次研讨班主办单位有：清华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

承办单位：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会议主题：

◆数字出版及其传播利用的新模式；

◆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的新模式；

◆全媒体出版：理念、技术和运营；

◆图书馆平台建设与个性化服务；

◆出版的国际化发展策略； ◆图书馆服务整合：数据、设备与馆藏；

◆基于移动互联的出版新业态；

◆机构知识库的应用与发展。

会议规模：

预计参会代表五百人左右，其中海外代表一百多名，国内参会代表四百多名。目前已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14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代表报名参会。会议报名仍在火热进行中。

会议性质：

旨在为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图书馆、出版社的领导者和专家搭建一个平台，展示中文图书馆建设与数字化应用领域的最新进展，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它不仅是海内外图书馆同仁交流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新进展的重要渠道，而且也是出版社与读者参与讨论信息服务模式创新的重要会议。

第四篇：研讨会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

风摇红叶远山暖，霜染疏篱菊花黄，在这个天高气清，河汉澄明的暖冬，我们迎来了广西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科学学院教育硕士培养研讨会的召开，这是我院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一件大喜事，是我院全体研究生学习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我代表广西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科学学院对出席会议的各位领导嘉宾、专家学者以及老师和同学们表示热烈地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正是面向基础教育而开设的专业学位，主要培养面向基础教育及其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人才。该专业学位不仅要求掌握某门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还要求熟知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学科教学或教育管理的方法；具有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学科教学或管理实践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了繁荣发展自治区基础教育事业，进一步推动自治区基础教育改革实践工作，广西师范学院早在2010年便开设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我院作为学校首批招收全日制教育硕士单位，至今已成功培养了四届共43名全日制教育硕士，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在教师队伍结构上，包括本校教师12人，在基础教育岗位工作的兼职教师12人共计24人。教学团队由高校导师、中学导师组成，都有指导研究生实践教学的经历有力保障了学生实习指导的顺利进行。此外，为了培养教育硕士突出的实践教学能力，学校不断加强教学实践的基础条件和环境建设，近年来我院已与南宁一中、二中、三中以及西大附中等12所中小学签订了实习基地协议，保证了实践教学资源充分发挥作用的实习基地资源的畅通。在长期的教育实习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以下经验： 1.组建“双导师”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成员由“双导师”组成，导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指导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强化学生实践教学环节，大学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参与教育硕士培养方案和实习方案的制定； 2.课程体系优化

针对中学数学课程标准改革的需要，对若干课程进行了调整、优化与整合。探究具体课程在人才培养定位及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作用，确保课程的设计满足硕士研究生未来职业所需要的知识和应用技能。3.教学方法实践

注重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突出把培养学生的数学素质和从师素质放在首位的教学思想。

4.学术氛围营造

开展一系列的数学学术报告及讲座和开设学生课外数学研究沙龙逐渐成为学生提升数学修养，强化专业素质的有效载体。

5.科技竞赛活动

教学团队开展了主干课程中融入竞赛思想的理论探索与教学实践，实行了常规教学---赛前培训---竞赛活动---反哺于教学“三位一体”的循环辅佐教学实践模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教育硕士获自治区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二项。

6.提供实践平台

教育硕士在参与我院本科生教师技能模拟大赛的培训、并担任评委的活动中，由于自己是本科生的 “榜样”，这就迫使他们对自己的教学进行思考，不断改进自己教学。在给本科生提供帮助和指导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专业发展机会。

7.实习模式改革

我们为教育硕士提供了多元化基地教育实习方式，让他们有选择的空间，实习主要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到基地导师学校的实习方式---分散自主实习---顶岗实习---项目合作方式，开展实践教学过程中，密切注重师范生教育实习模式的研究与创新。8.论文来源实践

要求教育硕士在实习的同时也要做好研究工作,但这种研究是结合自身的职业背景和实践经验、根植于教育教学实践之中、对自身教育教学和管理经验进行反思的研究,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研究”。9.明确硕本实习异同

在实施教育硕士基地实习中，要充分体现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特色，准确把握教育硕士的办学方向，力避教育硕士实习变成本科阶段实习的低水平重复, 目前，探索和建立一套适合数学教育硕士的完善、科学、行之有效的数学教学技能训练方法和体系，进一步明确办学方向，加强职业技能训练，优化教学资源，改进训练方法，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为迎接现实社会和未来教师工作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因此我们相信，这次培养工作研讨会，通过分享和交流各位专家多年的成果，结合我院教育硕士培养的丰厚经验，必将推动教育硕士培养水平的前进步伐，必将为其他院校教育硕士的培养提供借鉴，从而为自治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我们衷心祝愿全体参会人员能在此次会议中博采学术、增进交流、开拓视野、收获友谊。最后，再次衷心感谢各位领导专家远道而来，预祝此次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第五篇：研讨会闭幕词

各位贵宾、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大家好!很高兴本次会议能和来自全球二十多個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位贵宾共度宝贵的二天。诚如教育部长王瑞杰先生在本次会议开幕时所表示的：有效的与人沟通和文化交流，让学生在生活、工作中使用母语--这就是我们的目标。综观本次大会，跨学科、跨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共同对华文作为第二语言之教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有的从史论的角度作出批判性的反思，有的用前瞻性的预测规画出教育的蓝图，有的用影像、照片写出了一堂堂精彩的教学日志，有的说了很多好听、有趣的故事，台上妙语如珠，台下掌声如雷。台上引人深思，台下互动热烈。本次大會，首先，体现出21世纪教与学的方针和重点，比如交际互动、跨文化沟通与交流、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等，且分享了如何应用新媒体和多媒体来进行跨国交流和学习。其次，彰显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最新教育发展和改革趋势，前者如华文学习的调查报告;后者如新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能力等级描述等，作为华文教学与评估的参照框架。接着，在全球学习华语的热潮中，不但有许多跨国的比较研究、合作项目的成果分享，且有不少融入了当地生活、具有在地文化特色的优良教学范例，和成功的学习案例。再其次，华文教与学的各个层面都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包括了华语教育政策、语言的知识、功能和语境，听说读写和互动的技能，教师的职责素养和专业发展，教材资源和评估、研究工具的开发等，并且深入探讨了教学现场的问题和解决之道。本次大会还特地开设了一系列精彩的学前专场，有儿童习得语言的发展历程，优质教学，生活化的课程等，扩大并延伸了华文教学关注的领域和影响力。与此同时，本中心也分享了其卓越的科研成果，以答谢大家对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支持和鼓励。本次大会无论在参与的佳宾人数、论文数和场次规模上，几乎是第1届会议的2倍。然而一样的坐无虚席，且意犹未尽，成功地展现了在实践中显精彩，精彩中求实在，活络二语华文课堂的理论与方法;分享了鼓励学习者使用华文的实践经验;这也是本中心成立以来所努力臻至的最大目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此，谨代表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全体人员，向所有佳宾和与会的专家学者们致上最深的感谢和祝福，谢谢大家共襄盛举，使得本次会议圆满成功，今后期待经常与大家交流，下次会议再见，谢谢。xxxxxxxx 20xx年xx月x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