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教育家——记陈誉馆长

第一篇：图书馆学教育家——记陈誉馆长

图书馆学教育家——记陈誉馆长

陈誉(1920-2003)图书馆学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第四任馆长。字颂声，中共党员。1920年7月生于安徽芜湖。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1950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资料室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馆长。1979年主持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并任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理事，上海图书馆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社会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及外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在社会科学情报、外文参考、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等领域有一定研究，著述甚丰，著有《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1991)。主持编译《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图书馆事业》(1983)。发表论文多篇，其中《社会科学情报源的结构系统》、《试论我国社科情报教育的基本模式》、《改变图书馆传统观念与培养高等学校人才》等有一定影响。

1950年9月，先生响应祖国号召, 偕夫人向恕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院）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先在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后因社会学的研究在我国被取消, 便改行从事图书情报资料工作。1952年至1962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资料室副主任、主任。这10年的图书资料服务与管理经历为他以后从事图书馆的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62年7月, 华东师大图书馆副馆长洪范五先生身染重疾,学校领导调陈誉先生到图书馆担任副馆长。陈誉先生与洪范五先生共事的时间虽不长, 但对这位老一辈图书馆学家十分敬佩。到图书馆后, 他曾在洪先生的指点下学习图书馆学, 并制定了一个跟洪先生长期学习图书馆学的计划，洪范五先生对图书馆工作的许多想法, 如加强西文参考工作等等, 对陈誉先生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和图书馆学教育工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 中国教育界迎来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春天, 高等学校的图书馆学教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978年, 先生受命筹建华东师大图书馆学专修科。1979年2月, 首届大专生人学, 先生任代主任。1979年9月, 先生改任图书馆学系系主任, 并开始招收首届本科生。1980年, 经教育部批准, 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图书馆学(以后改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两个专业的首批研究生入学。3年后, 系里即取得了这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先生本人也成为国内最早招收社会科学情报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从1979年2月至1988年3月, 先生担任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系主任期间，为广泛地引进多方面人才亲自奔走北京、郑州等地，先后引进的人才有郑州大学图书馆孙云畴、北京中科院物理所刁维汉、武汉大学卢中岳、上海医工研究院祝希龄、上海科技情报所顾耀芳，华东师大图书馆宓浩、罗友松等专业人才。有人对先生赴郑州请孙云畴感到不解，问先生：“你自己是学社会学的，怎么还去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孙云畴呢?”言下之意是请来之后对你先生本人有竞争，没有好处。先生回答说：“正是因为我不是学图书馆学的，所以要去请图书馆专业的人来。”在这10年中, 先生为该系的创立、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优秀人才。先生作为一个学者, 在治学上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真正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难怪先生的叔父陈尺楼曾对他说：“我是文华图书馆专科第一班学员, 别人都称我为中国图书馆学最早六君子之一, 你是学社会学而不是学图书馆学的, 你反而在图书馆干得比我好。”还比如先生在《治学述怀》一文中写到：图书馆学情报学成为我治学的主要学科, 图书馆学、社科情报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成为我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我的一些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理念中往往会存在一些社会学的“影子”, 即用社会学的某些观点、理论、方法研究或剖析图书情报现象。

先生精力过人，他身兼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二职, 同时在社科情报方面和社会学专业带研究生, 并在上海市社联、图书馆学会、社会学和世界经济等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社科情报学会等社会学术团体中任职, 他还承担了《当代中国》、《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大部头丛书的编辑工作。这些工作和活动曾同时集他一身, 他却显得游刃有余, 从不推辞或消极地对待某一方面。假如让这位馆长、系主任、教授重新选择, 择一而为, 他会选择什么呢？碰巧有件事给出了答案，那是1979年, 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图书馆代表团离沪，先生到机场送行，一位代表对先生身兼馆长和系主任两职发生兴趣，便问先生：“若在系主任和馆长两个职务中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你将选哪一个？” 先生回答说：“我想我将乐于选择系主任一职, 因为图书馆馆长只能为一个图书馆和一所大学服务，而图书馆学系主任可以培养大批人才为更多图书馆和全社会服务。” 由此可见陈誉先生的为人。（陈枝清）

第二篇：书法家教育家陈卫东

书法家、教育家陈卫东

教书法的陈老师

——书法家、教育家陈卫东印象

我跟陈卫东先生认识是在大观园的笔会上，至今我们以书会友相识相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卫东先生人品好，善良正直，待人热情、大度，我们这些文化圈内很多人走到一起来，都有他的功劳，大家称他是我们文化圈的桥梁。我们常在一起聚会—品茶、文化交流、书法切磋也有时去京郊旅游，共同出席各种笔会。20多年的友好往来使我们结为了兄弟。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去拜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远先生时，成思远先生看了陈卫东的书法作品连声赞叹： “好！好！好！”，并亲自提笔写下“悟道通灵”的寄语，赠送于卫东。

陈卫东是我国当今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他少年时期就师从于著名书法家张光老先生，进入北京书法界，他还得到著名书法家康雍和刘炳森的指导，现在已从事书法教学30多年。书界有句名言叫做字如其人，他的作品奔放豪爽而精髓内蕴，正如他的性格一样慷慨怡人。陈卫东的书法艺术也从不同的侧面诠释着“人品正则书品高”的道理。他热情真诚、淳朴善良、勤奋博学、为人师表。在从事书法教学的20多年中，经过教学相长，他广泛学习和研究了钟、王、欧、褚、颜、柳、苏、黄等书法名家的篆隶真草等不同字体、不同风格的书法艺术。经过长期坚韧的临池和研修，许多书体都达到了作书自如、神情皆备的境界。陈老师的书法作品讲究章法、浑然天成、载物凝重、气韵生动。在北京书坛，陈老师的书法已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作品，他的书法远离了书坛千人一面、毫无个性的状态，如他的代表作“凡美结情缘”被编入中国书法选集内，被许多书画大家所钟爱，收藏，许多著名书画家曾拿着自己得意的作品去换取陈老师的“一笔虎”和龙字书法。

陈老师对书画艺术精益求精，擅长隶书、篆书、行草、魏碑等字体，其作品追求继承与创新，许多作品在北京、香港、新加坡、日本的书画大展中获得了金奖。他被聘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书法教师，还长期为北京市五个区的重点大学、中学、小学和少年宫的学生及北京武警、警察教授书法课。他还经常免费到北京少年管教所、北京监狱、北京女子监狱，给在监犯人教授书法课，用高尚的书法艺术净化正在接受改造的犯人的心灵，为他们传授一技之长。他讲课风趣、幽默，深受学员的欢迎。作为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他的作品被编入许多词典中。

在百忙的教学之余，卫东更潜心书法理论研究，每天笔耕不止，在不远的将来，一部部图文并茂的书法欣赏佳作将面世，让更多的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华民族的书法瑰宝，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促进中外交流、增加东西方人民的友谊做贡献。

祝愿卫东的书法艺术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中华书法国粹再添奇葩！（作者系中国书协鉴定委员会委员）

陈卫东，号明泽，书法家、教育家，长期广泛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楷、草、行、篆各书体，30年不间断的临池和研修，并在康雍和刘炳森等名家的悉心指导下，形成了自己的书风。从事书法教学30多年间，长期为北京市五个区的重点大学、中学、小学、少年宫及北京武警、警察教授书法课。被聘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书法教师。

现任香港世界华人艺术推广会常务理事、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画院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委书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

行书横幅

第三篇：记吴忠市文化会馆馆长吴灵

当好公共文化服务“排头兵” ——记市文化馆馆长吴灵

“手手手，注意手，大家在再认真一点，咱争取时间多练几遍„„”11月15日，吴忠市文化馆练功厅里彩排现场，馆长吴灵铿锵有力的指挥声和音响里优美的旋律、演员们曼妙的舞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种指挥声像是排练场上和舞台上的警钟，时时刻刻提醒着演员们做到动作标准化一，365天如一日，乐此不疲。

据了解，这次演出是央视3套《舞蹈世界》栏目舞蹈全民星全新改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选拔，近500个报名作品中，吴忠市文化馆阳光艺术团原创回族舞蹈《塞上花儿心中的歌》脱颖而出，受中央电视台《舞蹈世界》邀请代表宁夏进京演出。吴灵信心满满的说：“演员们非常珍惜这次珍贵的机会，精神状态饱满，加班加点的排练，毫无怨言，只为将最完美的表演展现给全国观众，为吴忠、为宁夏争光！”。

热爱文化工作的吴灵，一直从事大型公共文化活动策划、组织，群文创作、辅导工作，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文化事业,他先后被评为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特别贡献奖 “自治区四个一批人才获得者”、“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多年来，吴灵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人民生活为题材，力争把最好的文艺节目展现给人民群众。他参与编排的《盖碗飘香》、《口弦声声花儿情》、《美咂了》、《善谷马兰》、《曼苏尔》等歌舞、小品、论文、文艺作品多次在国家、区市级比赛中获奖，为自己的人生谱写下了瑰丽的篇章，为吴忠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市文化馆馆长，吴灵锐意进取，创新理念，努力做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先行者”，大胆推进文化馆的各项改革，先后策划组织各类文化活动、广场演出、文化下乡演出上千场次，参与人数达到20万人次，由他负责组织的各项文化活动已成为吴忠市区一道靓丽的风景，通过不懈努力，将文化馆创建成为“国家一级文化馆”、“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先进集体”、“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自治区文化系统先进集体”、“自治区级文明单位”、“全区文化工作贡献单位”。

他说：“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满足人民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美好期待，实现文化事业发展是我们新的作为，在文化工作的道路上，我将用自己的满腔热情，不断创新，出思路出想法出精品，把独有的民族特色挖掘整理出来通过艺术的形式展现在舞台上，让广大群众受益，通过文艺作品、文化交流、文艺赛事，提高全民的艺术素质，对宣传文化示范引领起到推动和宣传的作用，为吴忠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增添一抹重彩。”

第四篇：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非常重视家庭教育

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在《怎样做好父母》一书中，就提出了101条家庭教育的原则，这些原则，无论是幼教工作者，还是孩子的父母，都应该认真地去学习、理解并运用在我们的日常教育中。同时，陈老认为，“幼稚教育是一种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也不是幼稚园一方面能单独胜任的，必定要两方面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的功效”。当今，许多专家也认为，幼儿教育应该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的总和。基于以上理念，近几年来，在陈老家庭教育原则及“ 活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我园在家园共育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与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继承传统，积极构筑一般沟通平台

幼儿园和家庭的教育要取得同步，沟通、交流、互通信息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首先是把传统的沟通方法用好：

（一）面谈、家访、电访

面谈和家访是最直接、最方便，也是最常用的一种家园沟通方式。教师可以用这两种方式及时与家长沟通，交换意见，以达到同步教育的目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孩子通常由老人或保姆接送，家长与老师直接接触的机会较少，对幼儿园的要求也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电访”就成为一种简洁、有效的沟通方式。老师将幼儿家中及父母的电话号码进行登记，必要时同家长联系，并将班级分机号码及教师电话向家长们公布，鼓励家长们通过电话与教师交流。孩子可以随时听到老师的声音，家长、老师之间也能及时地了解孩子的情况、相互探讨教育方法。电话交流方便、及时，深受家长喜爱，同样也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家园联系册、家长问卷、家长园地

每个幼儿园都配有家园联系册或《 成长的足迹》等小册子，教师通过每周填写幼儿在园发展情况，与家长进行交流，家长也通过联系册反馈幼儿在家的情况，以达到家园教育同步。除此之外，我们还定期发放家长问卷，对幼儿园管理、教学、伙食、卫生保健、班级服务质量及孩子最喜欢的教师等进行调查。通过对问卷的分析，了解家长对班级及全园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及时调整计划，改进工作。我园还将问卷结果作为教职工年终考核的依据之一，促进大家不断改进工作，提升教育质量。家长园地是教师向家长介绍保教内容、育儿小常识以及班级情况、大型活动等内容的一块“ 芳草地”。在我园的家长园地中设有“表扬专栏”“真情谢意”“友情提示”“快乐分享”“专题讨论”“童言稚语”等专栏，家长在这里可以及时了解、掌握幼儿园及班级的教育信息，并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宜的方式与教师共同教育孩子。

第五篇：开拓创新的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陈东原

开拓创新的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陈东原

阚华（安徽省图书馆）

陈东原（1902—1978），安徽合肥人。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任南京国民政府安徽省教育厅督学；1930年至1934年,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1935年留学获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曾任安徽大学教授、中央教育部督学兼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重庆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兼教授。1951年任川东教育学院教授，1956年调至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任教授。陈东原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和教育科学的教学研究，尤专中国教育史，其重要著作有《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论》、《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妇女生活史》、《群众心理ABC》等。1936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影响甚大，被誉为“第一部中国教育史专著”。陈东原虽然学的是教育学，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和教育科学的教学研究，但在他就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的5年期间，他对图书馆学也深有研究，认为良好的学校教育，毕业有定期而图书馆则无时间限制，无论老少，均可终身倚为良朋，学校教育人数有限额，而图书馆则到馆便可阅读。图书馆的大量书刊，是个人的财力和物力所不及的。陈东原以教育家的眼光视图书馆为社会大学校，他于1930年1月至1934年12月担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努力筹划馆务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对省馆各方面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l.扩大馆舍，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陈东原馆长到任后，安庆旧藩署内空屋不少，但却没有一所阅览室，这有悖于近代图书馆的意识。1930年2月，他改紫薇堂和江南宫为普通阅览室和日报阅览室，将第一进东厢房三间辟为杂志阅览室。辟敬义斋为儿童阅览室，此屋面积100多平米，又隔出一部分作为讨论室，以便邀请读者或专门研究者讨论儿童阅读之事。此时,安徽省立图书馆虽环境幽静，但旧藩署内多处仍被其他单位所占。陈东原馆长经多方交涉，将保安队等几个单位先后撤出。随即改造东门为图书馆正门，委托书法家书写“安徽省立图书馆”匾额挂出。然后，陈又报告省政府，以图书馆读者日益增多，读书需要更幽静环境为由，提出将旧藩署及其附近古迹改为安庆公园，省立图书馆居中，以便吸引更多读者来利用图书馆。此报告也经1930年底省府常委会第166次通过成立。1931年，又争取省教育厅拨款4000元，1931年，改建旧藩署大堂为二层大楼，一楼为书刊采购、编目室，西头和书库连接。1932年春，专辟新楼作为借书出纳处，从此省立图书馆便有新的专门借书处，二楼辟为杂志阅览室。书库、阅览室、借书处便各自独立、互不影响。1932年夏，修建第一进楼上三间为历史文化陈列室，专门陈列本省出土文物和乡贤各家著述。1933年，修建第三幢房屋，东为普通阅览室与普通书库，西为地方志(主要是征集本省各县志)书库与方志阅览室。1934年，既有专门书库，也有专门阅览室，更有古物陈列室，其中专门阅览室以达5所。这样，省立图书馆内外部环境便给人焕然一新之感觉。除此之外，还在南门外增设临江分馆，入藏书刊3万余册。

2.增加购书经费，促进藏书建设

1930年之前，安徽省立图书馆每月经费不稳定。但最多时不超过300元。陈东原馆长到任后，呈报省教育厅每月拨400元，1932年增至600元，1933年至800元，1934年1025元。随着经费逐渐增多，省立图书馆藏书建设也逐月大发展。据《一年来之安徽省教育》一文所记载，省馆原有图书馆4512部49802册，l928年增加491部950册，1929年增加718部5873册，而1930年自2-12月，增加1940部746l册，至此较之前2年总和还超出700多部。另外，1930年还购进儿童读物2700余册，杂志361种，海内外报纸30多种。至1934年12月，馆藏图书、期刊、报纸总计96540册，较1930年1月的总馆藏增加46738册，总增长52％。陈东原馆长为安徽图书馆藏书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以用为主，藏用兼顾

藏书是为了读者利用，这是近代图书馆之精神。1930年之前，省立图书馆重藏轻用，陈东原到馆后则在广泛收藏基础上提供充分借阅。省馆鼓励读者既可借书回家阅读，也可在馆内阅览。1930年上半年、全馆发出错书证258份，借出书刊3704册，下半年发出借书证811份。此外还规定未办理借书证者。可临时请人保证或交押金借书。两项加起来、下半年借出书刊23516册。1931年发出借阅证1726份，1932年1562份。1933年到馆人数为203050人。而已往以1929年为最多，全年到馆人数也只有76426人。陈东原从流通统计中发现，大部分读者的阅读倾向是章回小说，阅读自然科学读物的只占8％。1934年便修订借阅规则，将重要学术著作及文艺作品，首先满足研究者之需，而提倡一般读者借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之通俗读物。

4.编制藏书目录，提供藏书检索途径

1930年4月23日，胡适给陈东原来信，答复关于整理安徽文献之意见，提出整理史志，儒林文集，地方丛刻和征集、个别如胡培晕，方东树遗集，今日皆是重价求购之书的意见。当年6月，陈东原从整理馆藏积压开始，结果从各处积压书推中，发现完整的县志13部114册，完整的文集52部235册，更可喜的是在东边楼上和西边楼下，发现了胡适信中所说的胡培晕和方东树之遗集《大意尊闻》和《仪卫轩诗集》，虽然两书只有23本，而不是完整的一套书，但却是这次整理旧籍的伟大发现。从1931年起，除继续完备馆内读者使用的卡片目录之外，同时组织人员编制书本式目录，7月出版《馆藏科学读书目录汇编》，12月出版，《馆藏儿童读物目录》，1932年初出版《馆藏方志日录》等6种书本书目。另外对馆藏杂志公报分别装订成册并编制卡片目录，对所有单张印制品及小册子，皆进行登记分编入特藏，单辟档案特藏阅览室开放阅览。

5.征集地方特色文献和文物，辟室陈列

陈东原到任后，将征集文献古物作为省立图书馆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从1930至1934年12月，安撤省各地方志已大致齐备，大多以重价收购，少数则请人传抄，全省乡贤遗著，已搜购429部，各县古迹，先贤遗像，金石拓片，都在征集之列，并入藏历史文化陈列室展览。同时收集当涂、合肥、芜湖、六安、寿县等处出土之器，大小共七百余件，经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鉴定、认为是东周楚国之器、价值很大，全部存入历史文化陈列室展览供读者参观。

6.创办馆刊《学风》，促进全社会学习研究之风

陈东原到馆伊始便联系社会名流，创办安徽省立图书馆馆刊。胡适对此极其热心，提议以《学风》为名，题签寄来。这样安徽省立图书馆馆刊《学风》便在1930年12月出版了。成为当时国内一份重要出版物。陈东原在发刊《(图书馆与学风)一文中指出，社会上有各样的风气，图书馆应该提倡的是一种进取向上的风气。《学风》的宗旨为阐发馆藏文献，提倡学术研究，介绍新书出版公布省馆过去及现状，辅导读者利用图书馆促成良好的学风。从1932年起，馆刊组织儿童读书会，教育读书会，书画读书会，“九一八”事变时组织救国读书会，以读者讨论或专家论坛的形式进行阅读辅导。还利用馆刊分别介绍本省先贤学问、事业及德行。先后编述《四库全书著录本省先贤书目》、《安徽书院志》、《安徽清末新教育》、《各县著述人物》、《各县风土记》等。为推进国内省内图书馆事业，馆刊于1931年调查全国图书馆概况，又于1930年和1933年两度调查安徽省各县及公、私立学校图书馆概况及社会教育概况。1932年省图书馆协会成立，《学风》又负协会刊物之责．为省内、国内外图书馆界的沟通机构。1931年和1933年，为培养造就县级图书馆人才，两次在省馆开办图书馆专修班，结业40多人，分配到公私立学校及县级图书馆工作，对于安徽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引导社会上更多的人到馆利用图书，促进全社会良好的学习研究风气贡献尤大。馆刊(学风)共出版发行7卷。1937年因抗战爆发图书馆西迁而停办。

陈东原的馆长任职到1934年结束。1935年．他在辞去馆长后的一篇论文中谈到办理图书馆的三大步骤中说：第一，求图书馆本身的完善，达体现机构健全，设备完善，图书分类，编目引导之正确，入藏排架有序，流通出纳便利；第二，图书馆本身之完善，是为供给社会读者之方便，而不是使图书馆成为藏书楼；第三，通过图书馆的完善和便利的阅读服务，引导社会上更多的人到馆利用图书，从而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现在看来，这三点既是陈东原四年图书馆馆长工作实践的总结．同时也体现了近代图书馆理论的指导和运用。由于陈东原具备近代图书馆学识和奋发有为的献身精神。这样，成立于1913年2月的安徽省立图书馆，终于从藏书楼的状态，在他任内走进入近代图书馆的先进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