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达沃斯论坛年会 中国为何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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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2012达沃斯论坛年会 中国为何缺席

2012达沃斯论坛年会 中国为何缺席

先来了解下达沃斯论坛的由来。1971年,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商学院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了“欧洲管理论坛”,因为这个论坛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5年以后改为会员制。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论坛的年会每年1月底至2月初在瑞士的达沃斯小镇召开,故也称“达沃斯论坛”。

达沃斯论坛的意义。三十多年来,一年一度的论坛年会规模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要人也被邀请参加。每届年会都有数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数百位部长和两千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金融、财政、文化、艺术、教育、新闻等各领域人士参加。近十年来,凡是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安全、社会事件都被纳入论坛讨论范畴,其政治色彩越来越浓。论坛主张自由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论坛年会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界决策人研讨世界经济问题最重要的非官方聚会和进行私人交往、商务谈判的场所。作为全球经济界最高级别的民间盛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被誉为是全球经济的“风向标”。西方舆论由此称它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议”。

达沃斯论坛与中国的姻缘。2007年,克劳斯·施瓦布将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地选定在中国,大连和天津被选为夏季达沃斯年会的两个举办城市。这是对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肯定。2007年,达沃斯为中国“量身定造”的名为“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年会)”在中国大连举行首次年会。

从1979年开始,中国应邀连续派代表团参加达沃斯会议。1992年1月30日,中国总理李鹏应邀出席达沃斯年会并发表了题为《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的主旨演说。1995年,朱镕基副总理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讲演。2000年,吴邦国作为副总理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的主旨演讲。

近年来中国出席达沃斯论坛(冬季)的最高代表 2006年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 2007年 国务委员华建敏 2008年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 2009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10年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2011年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2012世界经济论坛年会1月25日-29日在瑞士东部小镇达沃斯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与会代表将围绕“发展与就业”、“领导与创新”、“资源与可持续”和“社会与科技”四个分议题进行研讨。

参加本届论坛的代表共2600人,来自10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约40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85名部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等政要都出席。

此次代表中国出席本届论坛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等人。而近年来,中国屡屡由国务院副总理甚至总理“带队”出席论坛,这次低调参会也引起外媒的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本届论坛正好和中国春节“撞车”了,中国打破传统,未派“重量级”角色出席。观察人士认为低调参与本届论坛,可能反映出目前中国将主要专注在国内事务上。

鉴于该论坛的重要意义和中国往年的重视程度,此次中国的反常举动,恐怕其中缘由并非观察人士那样轻描淡写地归为关注国内事务上。这样也显得过于牵强,看看领导人的春节行程安排就大致清楚了,1月25日至29日这5天除温总理关注民生、与民同庆春节之外,其他几位副总理(李克强、王岐山、张德江等)几乎没有安排什么特别事务,这让因中国高层缺席而显得尴尬的论坛组织方自圆其说式的辩解更像是自我安慰。

中国缺席带来的影响

日本《每日新闻》称,中国高层领导人缺席达沃斯,让这个世界级经济论坛影响力“蒙上阴影”。《日本经济新闻》表示,在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今天,没有中国参与的论坛显得没有说服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表示:“如今无论哪个国际经济论坛,没有中国的身影,都会令人尴尬。不是让中国尴尬,而是让论坛组织方尴尬。”

只要弄清楚论坛的核心议题就会明白真正尴尬的是谁了。尽管2011年各种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层出不穷,但达沃斯论坛有一个主题成为了重中之重,那就是欧元。没有中国的出席,大家看到了欧盟和欧元的窘迫。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演讲,称缺乏竞争力已成制约欧元区的“阿基里斯之踵(寓意:即使是再强大的英雄,也有致命的死穴或软肋)”,并严厉批评欧元区未能果断解决危机,甚至称欧元“缺乏成功货币应有的一切特征”。此次论坛欧洲领导人高调亮相,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重塑信心”。但是在建立“金融防火墙”的问题,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直至闭幕,作为讨论焦点的欧债危机,依然未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其实,中国参不参与年会,欧债危机都是欧盟的事情,最终还得欧盟自己解决。所不同的是,在信心比黄金更有价值的当下,如果能获得手握大量现金和经济前景依然相对光明的中国的认可和支持,与自己喊出重塑信心,其作用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参照物和风向标。

既然中国的作用不可小觑,那为什么欧盟竟未能邀请到中国莅临年会呢。这要看年会之前发生的一个重大国际性事件,1月23日,欧盟外长会议通过了伊朗石油禁运令。会议声明指出,从即日起,欧盟将不再与伊朗签署新的石油合同,已经生效的石油合同被“宽限”执行至7月1日;并将冻结伊朗中央银行在欧盟境内的资产。而伊朗和美国正处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欧盟此举将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冲击。要知道中国全球进口石油的11%以及与伊朗更多的贸易,如果因伊朗政局不稳或者被美国控制,那么中国将损失巨大。而且伊朗是中国(甚至俄罗斯和欧盟)与美国在全球进行利益平衡的至关重要的筹码,一旦伊朗在美国的淫威之下屈服亦或伊朗陷入动荡而影响了全球石油供应,对中国这个过于依赖石油进口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灾难,也对正在迅速崛起为又一个超级大国的中国来说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筹码。欧盟也非常明白伊朗核问题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全球战略形势的影响。但它居然以激化伊朗核问题来逼迫中国在拯救欧元问题上让步。具体而言是中国无条件地支持欧元和购买欧债帮助欧盟度过危机。这理所当然会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对,缺席25日开幕的达沃斯论坛年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由于伊朗核问题的敏感度非常之高,因此美国在没有准备好开打和没有速战速决的把握下不会轻易动手,更多的是想以大规模的武力威慑和战争威胁“不战而屈人之兵”。欧盟将中国单独提前推到正处在危机中而变得穷凶极恶的美国战略博弈前沿,对中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中国要想方设法阻止事态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比如逼迫欧盟进一步退两步,欧盟不是也声称此举是为了确保伊朗核问题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嘛。那就让欧盟自己再次大声喊出伊朗核问题要和平,不要战争吧。如此以来,就让想以战争相威胁的美国独自面对中东局势失控后的局面吧。到那时,面对错综复杂的中东乱局,“无所不能”的美国人也将进退失据,尤其是那些与美国本就同床异梦的所谓盟友也会加速摆脱美国的掣肘,进而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造成无可挽回的大冲击。

第二篇:中国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阅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何缺席

中国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阅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何缺席

据国务院新闻办8月25日上午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第六场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副部长张明介绍,中方向有关国家发出了出席9.3阅兵的邀请,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回应和支持。截至目前,有49个国家已确认将应邀出席,其中有30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外国领导人,19位政府高级别代表,此外还有10位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应邀出席。至此,有关外国领导人出席中国9.3抗战阅兵式的猜测终于有了答案。从出席庆典的30位外国领导人来看,有国家元首22人,政府首脑2人,国家副元首2人,政府副首脑2人,议长2人。在这30国中,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联6国,东欧4国,非洲6国,拉美3国,太平洋2岛国,中国近邻9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领导人集体缺席。记得今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俄罗斯收并克里米亚,对其进行了抵制,集体缺席莫斯科红场阅兵。而并无类似俄罗斯外在因素影响的中国,在二战及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举行北京天安门阅兵,美国及西方国家领导人为何也不愿受邀出席?笔者简析有以下原因:

一、西方国家对二战东方战场存在历史偏见

二战的历史至今依然由西方人书写,这部历史是经过选择、被筛选的,它把英美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其他地方都依附于它。最近一段时间,西方

—1— 历史书甚至出现一个趋势,试图把苏德战场一笔抹杀,似乎盟军在欧洲的战争,就是英美军队的战争。而中国战场在西方人眼睛里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中国战场的作用当然就谈不上。但实际上二战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早打响,最晚结束,持续时间最长,达14年(1931.9.18-1945.9.3)。相比其他主要参战国的时间,英国是6年,前苏联是4年2个月,美国是3年9个月;二战期间,中、美、苏、英等国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其中美国100余万人,英国120余万人,苏联2700余万人,中国3500余万人,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最大牺牲,中国战场消耗了日军主要有生力量,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使其70%的兵力伤亡在中国战场,有力地支援了太平洋及其他战场。

二、不愿为中国“展示军力”的阅兵站台

中国首次在二战及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阅兵,宗旨很明确,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和开创未来”,目的是传承历史与未来、沟通中国与世界、传递和平与发展,并以此展示中国作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支主导力量和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新形象。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认为中国的此次阅兵,是有意通过展示新武器,向外界炫耀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恫吓其他国家,不利于“世界和平”,因而不愿为中国站台和捧场。而实际上,到处煽风点火,破坏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的,正是美国而不是别国。

三、中国盛大阅兵增高人气,于美霸主地位不利

美国的阴暗心理是,中国此次邀请众多国家的领导人出席阅兵式,无形中将增高中国的人气,美若作为赔衬参加,有失世界“霸主身份”,因而制

—2— 造种种借口,对别国领导人来华加以干预,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因美国在阻止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役上吃了一次外交败仗,现仍心存余悸,担心中国在9.3阅兵上又办得红红火火,使中国再一次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对美国不利,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容他国“撼动”。这些完全是美国的主观臆断,中国举行此次阅兵,邀请的是与二战及中国抗战有关的国家领导人,此次活动是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基调,完全不是美国所臆想的那样。

四、认为中国借机打压日本,于美“重返亚太”战略不利

历史事实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本国的广大人民深受其害。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反对军国主义,但与日本人民是区别开的。正如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曲睿在8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这次阅兵,我们不针对任何国家,目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体现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我们强调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世界各国人民珍爱和平,永享太平”。但美国却将中国此次纪念抗战胜利的阅兵看作是借机打压日本,威慑其“小兄弟”,使其遏制中国的重要帮手日本受“委曲”,进而影响其“重返亚太”战略的付诸实施。因此,美国必须护着其“小兄弟”,对中国的此次阅兵说三道四,加以指责。

五、美国仍以冷战思维看世界,以“意识形态”划线

虽然在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美苏对立的冷战时代结束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时至今日,美国仍然以冷战思维看待世界,以“意识形态”划线,—3— 凡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国家,均视为异己。此次中国的9.3阅兵,美国以“意识形态”或美国盟友作借口,干涉有关国家来华出席,明显地形成了两个阵营。来华出席庆典的东方阵营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联及部分东欧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占三分之一,与不派出高级领导人出席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举行过各种纪念日的阅兵,阅兵也只是一个正常庆典活动的内容之一,美国及西方国家犯不着神经过敏,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把一个原本很单纯的庆典活动政治化、复杂化。从目前的国际态势来看,美国为了保持其霸权不受“侵犯”,正在延续冷战格局,人为地制造世界的新裂痕,采用各种手段干涉别国内政,破坏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历史证明,美国将会为搞乱世界的后果而买单,将被爱好和平及主持正义的国家所厌恶,最终被抛落在世界进步的滚滚洪流中。

总之,在美国及西方国家领导人不参与的情况下,仍有30个国家领导人,19位政府高级别代表参加,这是个相当不错的外交成绩单。此外有11国军队派方队参加阅兵,6国派代表队参加阅兵,必将让这次阅兵成为近年来全球最热闹的军事检阅场面。中国的“9〃3”大阅兵肯定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有充分的事实和理由证明,一个不仅有力量,而且对保卫世界和平充满善意、最大限度地倡导国际团结、凝聚着巨大正能量的中国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向世界走来

—4—

第三篇:夏季达沃斯论坛——新领军者年会

首届夏季达沃斯年会在中国大连成功举行

“从达沃斯到大连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首届——新领军者年会”(简称“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6日至8日在大连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变化中的力量平衡”,将探讨变化中的全球商业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企业如何走向全球等重大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简介

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 合作与交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由瑞士大学的施瓦布教授于 1971年创建,原名欧洲管理论坛。从1986年起改名为世界经济论坛。现在,西方媒体把达沃斯年会称为非官方的经济最高级会议。世界经济论坛由全球有影响的国家首脑、企业首脑和知名专家组 成。参加该论坛的企业会员包括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大 公司和企业,它们的年营业额合计超过4万亿美元。该组织发表的年 度全球竞争力报告,被各国视为最具权威的排行体系。

与世界上其它国际性会议相比,达沃斯的最大特点是更侧重于企 业和企业家就企业发展进行战略思考服务。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容 也在不断更新。世界经济论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非官方、非正式色彩。真正 使世界经济论坛扬名的是促进了南非和中东的和解。在正式的场合里 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世界经济论坛商讨更为合适。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

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的双边合作始于1979年,是中国企业界与国际企业界直接联系的 最早最有效的渠道。

从1981年起,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每年组织中国企业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当时叫欧洲经济论坛),并与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在中国召开一次中国企业高峰会议,1998年之前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国际讨论会”。

从1983年起我国由副总理带队参加达沃斯会议,在中国专场上向 外国代表介绍中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回答外方代表提出的问题。团长 在这种场合下能很坦率地作回答,这一点给外方的印象很深。这也让 不少国内的与会者发现,国内许多人所共知的政策,外国人并不很清 楚。为此,国内经济界、企业界希望外方尽可能到中国来,现场了解 情况,面对面地与政策的制定者和中国同行进行交流。

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的合作几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20年来,中国政府对会议非常重视,我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吴邦国等曾多次接见到会代表并亲自参会。对于每年在中 国举行的相关会议,每年都有有关产业部门的领导在会上做报告,对 外方来参会的资格审查也很严格。一般跨国公司的亚洲或者中国区总 裁想直接参会是不行的。会议上外方代表可以从中国政府有关领导那 里直接获取第一手信息。

在中国召开的高峰会议,主要围绕外商关心的经济改革、发展各 方面的问题来进行的,外方参会者都是全世界的跨国公司,他们所关 心的问题是在亚洲、中国如何投资,也有很多人在观察包括中国在内 的市场,这与国人关心的问题有一致的地方,像改革能否持续发展,改革造成的失业能否引发社会的不安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中国的 对外政策,国内的产业政策等。

世界经济论坛本身不以商贸为主,但提供中外双方的名单和感兴趣的项目,使会议期间的交流能够有的放矢,具体的事宜是会议以 后的工作。据悉,像上海 桑塔纳轿车等项目,就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促成的。

夏季达沃斯论坛有哪些热点

热点一:全球经济展望

尽管近期金融市场波动起伏,能源价格高涨,但各界广泛预测2008年世界经济仍会保持稳健增长,一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则将引领发展的潮流,但各界也持有一些疑虑。本阶段会议将重点对全球经济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的主要发展趋势和即将面临的严峻挑战加以讨论。

此外,经济增长亦面临全球风险,全球风险尤其是构建企业环境的非企业风险,已经成为首席执行官们主要担心的问题。何种风险形式最有可能左右全球成长型公司的发展趋势?全球成长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又如何辨别出可能会影响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微弱信号”呢?这些问题将在本次会议上被讨论。热点二:新领军者,关注成长型企业

新领军者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成为夏季达沃斯论坛讨论的重点。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全球挑战,而此时新领军者异军突起,引领产业发展,促进未来新方案的制定。在构建21世纪的成长环境方面,全球青年领袖、高速成长公司的作用是什么?新领军者在构建更公平社会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与会者将进行广泛交流与讨论。热点三:世界经济发展热点地区在哪?

美国、拉丁美洲、欧洲、印度、非洲、中东、日本、东南亚被会议列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热点加以讨论。

美国仍然是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引擎,其中,全球品牌100强中有51个品牌来自美国,按照营业收入划分的

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70家是美国企业。巴西和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的代表,这里年轻人口基数大并且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也是可支配收入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欧洲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市场之一,并且仍然在诸多商业领域遥遥领先。印度发展强劲,商业环境日益明朗,外界对印度的兴趣已远远超出对其外包服务和IT业的兴趣。大多数非洲国家在2006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5%或更高水平,非洲大陆在企业界的眼中越加充满魅力。受到油价和全球贸易联系加强的推动,中东地区已经连续四年获得令人瞩目的快速增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发展前景对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东盟经济体国家正不断努力,致力于形成地区合作的更高水平;伴随着东盟内部一些世界最热点经济体的出现,该地区的竞争力与日俱增。

热点四:中国元素成会议热点

成长的中国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元素成为此次会议的热点话题。中国未来发展中心、中国资本市场、中国消费市场、中国 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政策环境展望、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做出的改变,以及中国如何成为重要的全球伙伴等诸多与中国息息相关的议题将被讨论。甚至此次会议还专门安排了以中文为工作语言的论坛。

大连和天津是被论坛组织者同时选定的两个城市,2008夏季达沃斯论坛将移至与大连隔海相望的另一个海滨城市天津。如果说大连因其快速的发展和完善的基础设施而成为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首个主办城市,那么天津将拿什么呈献给世界关注的目光呢?

从论坛安排天津市领导参加的“中国政策环境展望”、“中国未来的增长中心”等专题会议,我们不难体味出这种选择的深远目光。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天津乃至环渤海的发展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是200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选择天津的真正用意所在。

2008夏季达沃斯论坛选择天津,全球瞩目的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制高点。明年在天津的论坛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呈现给世人呢?我们真诚的期待它的再次到来。

第四篇:2015夏季达沃斯论坛 中国改革议程

达沃斯论坛讨论会:中国改革议程

演讲嘉宾: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

王建宙: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李瑞麟: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王俊:华大基因董事合伙人

朱宁: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王建宙:我简单说三点,第一点,我觉得信息技术还在发展,我记得2015年有一个作家写的《世界是平的》,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他说推动世界变平有10个驱动力,他列举了10个驱动力,现在10年过去了,中间经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唯独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停止过,我随便就可以再加10个,这是在他的书里没有说的,我可以随便再加新的10个驱动力,智能手机、4G、社交网络、云计算、3D打印、机器人、物联网、在线交易、互联网金融、大数据。所以说现在不是说市场的需求减少了,而是市场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新常态下的我们必须看到的。这些新的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条件,又给我们的大众创业提供了足够足够的空间。

第二点,我们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新的生态环境。以前我们都说,这是MIT的人员提出的竞争理论,叫做企业的价值链。企业的价值链强调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是由各个环节组成的,只有价值链协同的工作才能形成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以企业为中心,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经典理论,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现在一直在用。但现在我觉得在新的情况下发生变化了,今天我们强调的又出现新的概念,叫生态系统,叫商业生态系统,不是强调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他强调的是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来的,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强调的是自然界和各种生物之间的一种协同关系,形成了共同成长的关系。我们今天在创新当中,按照我们新的常态,我们也要更加关注这种商业的生态系统。我还要说到我的老本行,因为别的是我外行。

比如很多人说,手机短信也减少了、话音也减少了,是不是将来就不需要运营商了,我说正好相反,虽然话音下降了、短信减少了,但是你没看到数据增加了,几年之前大部分的中国用户用的是每个月5块钱30兆的数据流量套餐,而今天中国的4G牌照发的还不到2年,用户已经2亿多了,2亿用户平均每人每月的数据流量是700兆,从30兆到700兆才花了几年的时间,这当中就包含了很多商机。所以我不赞成说OTT,就是互联网的服务商和电信的运营商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我觉得完全是一种互相推进的关系。第二,电信运营商要向互联网运营商学习,电信运营商也要互联网服务,这是对的,但是我不主张说电信运营商要转型成为服务商,这种电信公司都变成像谷歌、像百度一样的服务商,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他们可以互相跨界,但是他们提供的是不同的功能。

最后一点,在新常态下创新的路还很长,现在创新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还是要说手机,大家看最近过去的两年是中国手机大发展的两年,我说的是手机制造,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手机出现了一大批中国品牌的手机,而且不是一家,而是好多家并驾齐驱的,以前我觉得全世界才没有几家手机制造商,现在中国就几十家,如果小的有几百家,但现在看起来这并不是坏事情,中国那么多多家,每家都有市场,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我们已经从组装变成了上下游生产都有自己的能力,大量的元器件都是由中国生产了,而不光是组装,连手机的芯片都已经有中国的企业来生产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它直接的影响就产生了一批中国的品牌,同时把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大的下降了,很难设想你的1000块人民币、100多美金的智能手机是4G的,它具有各种各样的功能,这是创新取得的很大成绩,但是路还很长。

还是说手机,那么多手机、那么多品牌也卖的很好,但是他们大多数手机用的是同样的操作系统、同样的芯片、同样的元器件,所以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几乎很难区别这是哪一家的产品。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向深度来加强我们的研发,要进一步的加强研发,甚至我们可以开发新的操作系统。第二,还是要有耐心,光是有好的销售还是不够的,还是要通过一定的时间积累我们自己的技术,特别是积累一定的知识产权,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实现中国创造。

主持人王烁:谢谢王总。总的来说您的看法就是说,只要能够激发创新能力,中国市场的需求的广度和深度是不用担心的。

王建宙:对这些需求我是非常乐观的,我还没有说到互联网服务的需求,大家知道,那需求更大了。今天很有意思,就是从IT的领域来看,今后这三块都会继续有很大的市场。

主持人王烁:我所接触的国际投资界和分析界对中国经济看法的悲观程度可能是让在座的很难相信的,他们跟我说,中国经济未来一年的GDP增速,无非就是在零增长和负增长之间选一个,这么负面的一种预期,您是否同意?

Rich Lesser:我完全不同意,首先大家的想法多种多样,西方有不同的观点,我和大型国际性公司在上周进行了交流,因为他们在中国的业务也是很多的,他们对于这个增长是怀有乐观预期的,包括高盛,他们认为大概在6%到7%的GDP增长。我觉得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合理的中国经济的转型,而且我们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的经济总的来讲投资驱动的基础上来扩大,还有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根基的扩大。那么在这方面,有 很多的债务,可能有不同的公司不能建设性的使用他们资本,现在经济转型是非常合适的,转向以服务为驱动,更少的依赖于投资,更大依赖于消费。但是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第一个转型的影响,就是任何时候在一个经济当中性质的过渡肯定有波动和不确定性。

现在未来的政策和策略,现在非常关注中国,我们谈到几年之前就说了,包括在这个论坛上也谈过,李总理谈到,也就是说,市场在经济中是非常决定性的因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真正的改革才能使中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增长模式在未来。这样的话,也是政策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在金融行业、在市政债券还有其他的地方政府债务方面的做法都有相关的政策,还有私人银行也是有授权了,现在我会回到两个主题,我觉得对于未来几年来讲,就是要把这些原则变成现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变成现实。这样的话,我们也会看到是有进展的,而且市场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它会带来更多的机会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来确保资本是能够得到有效的使用,国有资本企业得到有效的使用还有改革支持城市化,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很多国有企业他们需要有更竞争性,更有效的治理模式,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进行重组,才能够不断的进行发展。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找到未来,以及所有的研究都看到了,这个前景有积极的增长,消费方面的增长持续下去的,它会有些动荡,关键的因素要有这个能力,也就是说几年前就有这样的政策要持续的做根本性的改变,把这个原则变成现实。

另外,我们也谈到到了,怎么做改革,中国改革有多难,不要忘了这一点,在其他地方的改革都是很难的,我们也看到欧洲,欧洲比中国面临更大的增长潜能,仍然坚持改革,我们也看到日本他们怎么来做这样的改革还有美国的改革,美国的改革多艰难,印度的改革多艰难。所以在这儿改革都是很难的,但是它还是非常重要的,要继续有增长的模式,中国也是在这么做的。

王烁:那么中国经济的消费这部分非常有信心,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些已经有的指标,比如说住房,这个行业已经有好几年不振了,汽车消费是另外一项,今年以来也很差。您提到电子商务对汽车消费的作用,很多零售行业的告诉你,主要是替代效应,用电商来替代传统的商业,而增加的新的需求恐怕是很有限的,您怎么回应这些方面对消费方面抑制因素呢?

Rich Lesser:首先你刚才提到了一些近期的挑战,但是我也注意到至少我看到在最近房地产的数据,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有一些重新的反弹还有汽车的销售是很平缓的,但是实际上汽车的销售也是不错的即使在今年第一季度也是不做的,如今在汽车销售方面会看到波动的销售数字,但是虽然说没有特别大的过去几年的汽车销售的数字增长,但是仍然这个市场还是很强劲的。另外我也看到,零售业,我们看到了由于在线的电子商务带来的挑战,确实是这样,中国是比较独特的,因为中国的增长它是非常有创新的在线的商务,即使跟实体的销售是并行的,在其他地方消费的环境是变化的,有了这个在线的业务,它实际上有挑战的,但是它还是不错 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增长是非常快速的。所以说它们实际上在线和线下的销售都是并行的,而且在线可能是更高的,而且是增长的比重更高,我想对于制造业来讲,传统的零售业来讲,他们就是要看一下怎么样有创新的模式、分销的模式以及和客户的关系怎么应对新的情况,因为现在的消费者他们越来越多的愿意在线上来消费了,还有移动的增长是指数型的,所以说会影响到这一点,这样对他们来讲,对于传统的制造业和零售确实带来挑战。谢谢!

王烁:新常态对很多行业都有挑战,对你们来说能想象到的都是好事儿,在生物医药,在创业方面有哪些比较好,比较大的机会,从你的个人经历来说哪些最值得去挖掘?

王俊:如果从个人经历来讲,我自己本人做了小20年的生命科学研究,尤其是基因研究,做了小十年的CEO,最大的基因机构和商业机构,最喜欢把生命经济合起来来讲,在现在新常态情况下,断崖式的失败,这个过程联合新常态这个词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什么叫新常态?新的意思过去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回常态不会变回棋了,已经是这样。很多企业甚至个人还有社会,只能面临的这个灭亡或者是衰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在本身的演化和进化的设计如果不能够适应未来有可能不断在变化的环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很多看到新的发展瓶颈和问题。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实际上是试错,并不知道未来的变化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环境一定会变化,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所有的个体、种群大自然都在采用一种方式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变,变的过程当中看到哪个错了,反映在企业或者未来的社会构架体系里面体现出创新,创新的本质来讲是一种试错,创新试错的这种本质就导致它背后其实说明白很多试错的结果没有结果,很多试错可能是失败的,如果做创新或者试错一定要找好一个行业或者大的前景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样讲?整个社会发展历史包括中国全世界,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试错了很多尝试了一遍,如果在这个领域里面接着做很多创新和试错的事情你的试错成本会很高,因为很多已经被别人试过了,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找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朝阳的,是一个蓝海,很多人有很多想法但还没有付诸实施,很多时候还没有想法,在那样的一个体系里面去试错,也许你的成功概率会大一点。而这样的行业,现在有哪些呢?我是基因行业的,自然王婆卖瓜的,健康和生命行业未来是巨大的发展机会和蓝海。我自己本人在华大,两个月前刚离职CEO,也是准备二次创业,二次创业的核心点就是把生命科学,把生命科学的大数据,把互联网、把人工智能的方法结合起来,应用于健康,应用于健康的管理,管理生命的数据化的生命信息,这个过程在我看来就是未来有可能形成一个更大可能性的行当和一个方向。而在这个方向的试错,也可能会失败但这种失败本身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它带来的有可能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从自然界的发展来讲,我经常讲一句话,人很可能是一只试错的猴子,最后能够直立行走变成了人,我很希望在这次试错过程当中,包 括我新做的试错过程当中能直立行走也许最后出现缺陷也是有可能的,我自己本人希望它们直立行走。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不管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任何一个不受束缚,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创新理念,不怕失败,在这个这样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纠正不断形成新的想法理念往前推动,不断个体还是整个企业、社会永远往前推进的,新常态这个词未来十年二十年也会有新的常态,它是一个不断发生的东西,其实永远都会有新的常态因为环境永远是会变化的,而且永远不会往回走。谢谢!

王烁:今年我们在建的时候,中间就经历了一次股市的泡沫和一次股灾,为什么会发生,今天走到这一步,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走出来呢?

朱宁: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刚才王俊讲的试错的想法说一下,你追问的这个问题,谁来获益,谁来买单?收益是谁的?风险是谁的?今天正好有一本新书,中文、英文都会发布,中文叫做《刚性泡沫》,你们讲的很核心的概念在中国经济体里面发生很多的投资行为都是由政府在买单,而由职业投资者来获益。我觉得现在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可能还不是在创业方面,而是在房地产投资,我们前两年房地产投资一调控就会出现购房者如果在2万块钱买的房子,房价跌到1.8万之后怎么办?他会到开发商门口讨个说法,讨了说法之后开发商就会趋于社会舆论和政府的压力给他那个说法,我来给你补个车位或者附加一个装修。这其实中国很多的金融领域和投资领域所出现的刚性兑付或者隐性担保,只要投资和冒风险代价由政府来承担,收益由个人获得,出现很多投资领域出现了过多的投资,这个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今年过去一段时间地方债,在房地产之后又开始在股市里面冒出来一个泡泡。这个泡泡之所以产生很大程度产生这是一个国家牛市,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里面所面临的非常大的风险。那么这里面在前20年或者30年,这种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从整个资本层面,还是从具体到产品层面,我觉得对于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发展都非常非常得重要。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中高收入一个国家,而且中国很多经济领域里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我们看到为什么地方政府到现在债务问题变得如此之严重,很大程度是两个贡献因素,一个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是地方的国有企业或者由地方政府所支持的投资项目,最经典的就是前两年出现的风能和太阳能光伏产业大规模不计风险的投资,从这次股灾里面吸取教训的更好的协调政府和市场之间,政府能够让市场更大,更起决定性配置资源和配置风险。这是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大家刚才提到的无论资产价格地方政府债务还是产能过剩国有企业改革,最后归根到底都是怎么理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发挥决定性的配置作用。王烁:王俊,朱宁讲得很全面,对哪怕创业投资领域也有很强的潜在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政府去主导政府去投资,表面承担风险的创业者,可能这个风险最后由政府全面来承担你怎么回应他的评论?

王俊:我自己个人觉得创业者如果他有他的想法往前推动,从逻辑上来讲,应该他自己来承担这样的一个东西道德风险,有时候破产了,经济风险可能不能承担了,道德风险是应该由创业者本人来承担的。所以某种意义来讲,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应该改变的,不能够把这个创新由我来包起来的,这是不对的,他自己应该去承担的责任,这是创业者应该承担的东西,无论经济还是道德。如果在这个上面有些机制可以去调整,让他能够更好的符合创业驱动的本身的人性的东西,要不然他肯定觉得怎么都没关系,是对是错又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很多时候很可能做出来的很多行为就会有问题,本来可以成功的,但因为这样反而成功不了了,所以还是需要给他这样的东西。深圳城市本身的好处在这儿,政府对很多企业的创新更多的是引导和支持,很少这么去创,没有的,更多都是他自己自发性的。

王烁:创业需要灵活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无论是早期的天使投资、VC、PE,最终都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来作为出口,从中国的股市出现泡沫以及这次泡沫破裂以后,中国乃至全世界对创业投资的热度是不是有所降温,对你们有没有影响,有没有感受到它的冲击?

王俊:我是感觉这也是一个新常态,现在发生了新的情况,环境变化了,现在股市的情况,资本的情况,很多钱少了,钱谨慎了,这一个好事,因为他要大浪淘沙,更加关注值得去做的这个事情。我相信他的理性程度跟成功率会更高,如果你做的是很好的东西,而且他的价值回归到本来的价值,很多时候甚至是低谷,在这个时候可以布局想做的事情,对不同的人来讲有不同的可能性。

王烁:加强了对创业者的选择。

Rich Lesser:是的,我想在这点上,接着来说,当你和硅谷的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在2000年泡沫破裂以后,纳斯达克在很短的时间内下跌了70%,他们说之后创新实际上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那个时候资本更聪明了,然后他提供资金只给好的创业,好的创始人,而并不是十个人随便追一个交易,随便投资我觉得股市暂时下跌,人们就认为不会支持创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理由。在中国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没有这个潜力,我希望资本能够更聪明寻求更好的交易,而不是任何交易,这是健康的。

朱宁: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除了王俊的生命科学领域还有非常火的领域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金融,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如何来评判创新,可能和生命科学不同完全划时代的改变,很多时候互联网的革命更多的时候是资源的重新分配或者资源重新的重塑,一些产业重塑。金融领域,互联网金融、P2P、众筹的概念,一定程度上确实把社会的信息汇集在 一起,让社会资本更好的找到投资的机会,我们不要忽略这种从金融角度来讲,在风险来讲,一定程度上众筹的方式或者P2P的方式也掩盖了或者转移了一定本来应该由投资者或者由投资平台所来承担的平台,其实必须把整个创新不只是看成企业行为,而且是一个社会行为,它有它的外伸性,通过监管的创新或者提升,更好的应对或者更好的服务新的技术和整个商业模式上面的创新。

王烁:引导了这么一个问题,进入新常态之后波动加大了,应对管理和波动的能力是不是也加强了,应该怎么加强?请Rich Lesser先生。

Rich Lesser:好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而且政府也说明希望真正能够加强市场,驱动绩效进行改革,我们也看到整个经济当中从投资转向消费驱动这些都是非常大的经济转型。我们觉得预期到一定的时候,政府应该判断出来什么是正确的政策举动和正确的行为去回应不同的环境,以及去支持经济,我完全的同意刚才所做的评论,也就是说,你不希望补贴人们的风险,人们去过于承担没必要的风险,你希望资本能够非常聪明,而不是得到保证的回报。但是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最近这几周在人民币汇率上面还有股票市场上面的这种波动,也说明我们能够愿意去承担更多的波动,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我觉得当然有一些更好的方式,而不是一夜之间改变整个的体系,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体,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改变,但我觉得向这个方向来发展,允许市场渐渐的来制定自己的一个价格,是对的。

比如说,股票,可能比一年之前上涨了50%,出现了危机,上涨的太多了,现在进行调整,有人说还没跌到位,还需要继续下降,我觉得政府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平台,同时也要忍受一定的不确定性,应该保证资金的供给,对那些中小企业和那些创新企业,愿意去进行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即便意味着短期的阵痛,未来得到更多,越鼓励这些在未来经济得到更好的增长,但是这种转型不是特别容易,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挫折,政府需要做出一些选择,究竟发展过程当中采取怎样的方式。

王烁:民营企业怎么应对新常态应该有他的困难,但是他条件更好一些,国企在新常态下,他用什么样的机制改革才能应对新常态新的挑战,现在看到很多方向上的努力,有一种是机制改革,有一种是合并,很多央企的合并,还能听到关于下一步合并的传说。新常态下,我们听到了一些波动比较大,波动比较多,层出不穷,国企特别央企规模大,转身慢,怎样才能适应这样新的形势?

王建宙: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本人在国企工作了几十年,现在我退休以后担任上市公司协会的会长,上市公司当中也有大量的国企,现在大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就不需要多说了。第二,确实需要改革,现在改革当中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因为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也做了一 个调查,我跑了几十家的上市公司,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大家都非常关注,而且无论是民营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都对混合所有制非常的支持。那么事实上,我们在混合所有制的路上已经迈出了一步,本身大量的国有企业上市就是有大量的公众投资者进来,各种的资本都已经进来了。那么现在要进一步的去发展混合所有制,我想在混合所有制这种情况下,有国有资本、集体资本,还有各种非公有的资本,融合在一起,这个大家给予很大的希望,这是第一点。

对于它的本身是一种希望,但是更大的希望能够通过实现混合所有制以后,来改变过去现有的机制,更加的强调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对国企来说,能够使它的机制更加市场化。如果实现了混合所有制,只是在股份多元化方面做出了变化而所有的机制跟原来一模一样,这样就没有起到作用,我们调查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已经实现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有的市场化程度很高,有的市场化程度很低,最后它的结果相差是很大的。

今天的国企,它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来取得资源,而不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来取得资源。再顺便说一下,其实民企他对混合所有制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他的关注点,他参加了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以后,他应该有他的发言权,而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财务投资者。所以我觉得现在从国企的角度来说,大家普遍比较关心这几个方面。

王烁:谢谢。朱宁,今天讨论中听到很多次,这句话写入中央文件,“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明白,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当经济挑战越多,经济形势越困难,也是越需要市场发挥决定性的时候,它市场越不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现象,你觉得为什么,怎么走出这种一种被动?

朱宁:从经济学来讲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叫做“逆向选择”在现在混合所有制也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听到比较多的从民营资本的角度来讲,希望更多的能够介入到国有企业不只是财务投资更多是经营管理这个层面上,这里面涉及到国有企业究竟是香饽饽还是一个大家需要处理的烫手山芋,如果香饽饽都想把钱投过来,对于财务投资,对于财务上的诉求并没有那么强,这就导致了整个混合的过程会有一种,投资者非常积极,但是企业并不一定非常积极的这种心态。还有一种情况,企业非常积极,因为企业可能面临无论经营上的困难还是现金流的挑战,需要资金,但这个时候如果民营企业或者民营资本关注到,不能通过现在企业制度,通过公司治理以我的理念今后管理这个企业,产生一些忧虑,这种所谓的逆向选择的问题是现在很多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无论从国家还是从市场层面 需要来理顺的关系,第一点,仍然要把短期的速度和长期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要把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摆对,我们觉得过去习惯了,每年不只是8%、9%、10%、11%的增长速度或者股市习惯了每年涨个50%、60%,即使经过大的调整之后,我们表现仍然是很好的,从全球 的标准来讲。我们曾经做过关于美国企业破产的研究,乔布斯曾经说过,死亡是生命中很重要的发明,企业的死亡其实也是一样,必须允许让一些不好的企业,不良的产业能够逐渐被淘汰我们才能推动整个经济的改革和腾龙换鸟,逐渐升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了,中国和整个全世界的关系,你们看到这次整个汇率不仅引发了国内的股市和全球股市最大的振荡,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了,对国内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开始越来越多的考虑我们的决策,我们的调整会对全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全球性影响,反过来头对中国的出口,外贸价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越来越多融入全球体系里面必须越来越多的进行政策的制定。

王建宙:我非常同意,上市也好,实现合资也好,实际上国有企业它这么欢迎混合所有制并并不是因为仅仅缺钱,需要资金进来了,实际上需要通过混合所有制能够吸取一些其他所有制资本的一些优势,这样实现一种优势的互补取长补短。正像以前好多国有企业上市的时候,别人上市就是说募集资金,国有企业来说不光筹集资金还是为了改变机制,我觉得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来说,确实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机会来进一步促进自己的在市场化方面更往前走一步。

Rich Lesser:刚才王先生说的这个我接着谈两点,我也在和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国企的CEO来谈,他们增长就是在中国并购一些其他的公司,结果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一些省,也是这个公司的一部分了,这个省可能会担心,更提升效率,而且还要吸引外部的资本,同时还要混合所有制。还有一个,公司的领导他们应该是要增加效率,要更有创新,这样的话才能够推动在未来的这个增长,我想这个也是更广泛的爱搜易改革的一部分。

王烁:给现场观众提问的时间,这个问题可以举手,并且说明你的身份,你的问题针对谁的。

提问1:福海集团的王建东。我想请问各位嘉宾,就国企改革的模式而言,大家知道上海模式、广东模式、北京模式,王建宙,王总做了多年的国企,从不同的角度谈谈对国企改革的模式有什么建议?

王建宙:国企改革的模式是很多的,最主要还是要明确为什么要国企改革,我觉得如果从目的来说,当然是为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的为了提高国有资本的效率但是如果我们从直接的目的来说,还是更好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说我觉得形式有很多,现有已经走出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的规范化,比如说,现在我们有集团公司,下面又有很多的上市公司,集团公司整体的上市,这样的话,就在管理方面的效率会更加的高了,而原有的集团公司层面可以通过投资公司或者资本运营公司来作为出资人的代表,这样可能会规范一点。因为现在的上市公司有一个普遍的毛病,既有母公司又有上市公司,母公司跟上市公司在管理 上面有时候是分不清楚的,有时候今天开会不知道今天开的上市公司的会还是集团公司的会,在管理上来说,这些从具体的方面来说,都是需要改进的。

朱宁:我补充一点,要相信市场从长期是可以有效的配置资源。

王烁:但它需要资源的自由的流动,有些股权是应该能够放在市场中来交易的。提问2:我是腾讯财经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王建宙先生,国有企业有两个很现实的问题需要改革,包括董事长一系列的高管谁来任命?另外,国有企业的高管如何来激励产权跟质权两个现实的问题,如何改革?谢谢。

王烁:他问题问的很好,我补充问一下,其实现在国企一方面需要改革激活它的活力,另一方面,现在又有央企高管的限薪,怎么把这些兼容起来去理解它?

王建宙:这个问题你问我,我是很超脱的,因为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你不需要问我每个月拿多少工资,拿的是退休费。我看去年上季达沃斯,都问国企领导你拿多少工资,说句老实话,大国企大集团它的负责人,他对这个是不太在意的,真的不太在意,他要领导几十万人的企业,每天想的事情太多了,对他个人薪酬高、薪酬低的问题,高也干、低也干,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不光是国企,我看好多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在国际上他拿一块钱的工资,这种也有,只是上市公司意思意思拿一块钱工资。所以刚才一说了,一说国企改革就是兼并,就是国企改革股了,一说国企改革,领导人你现在拿多少的薪水,我觉得这个本身只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方面,不是它的全部。

至于如何实现薪酬制度的改革,因为具体的方案现在还没有看到,我总的觉得倾向于减少差距,减少高层管理者跟普通的工人的差距,这个确实是一个方向。

王烁: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采访一个国有大银行的负责人,他谈到他的互联网金融,讲到互联网金融的策略,介绍这方面的内容,我就问的一个问题,他们的激励机制怎样,跟市场有没有区别?他说激励机制就和银行内部的激励机制是一样的,当然有一个巨大的落差,他说他就靠这是一件事儿,这是一个事业做起来有劲靠这个维持。我觉得对具体的人,对具体的机构可能都是能够解释的,不过市场上对这套做法的疑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提问3:各位嘉宾好,我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刚才听到几位演讲嘉宾在谈的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央企来说能否可以像刚才王总说的用央企的资产去试错,在我们现在的体制下,央企他除了承担企业的责任还有很大一部分社会的责任,这部分社会的责任是政府给予央企必须要承担的,当央企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回到政府里面去,如果回到政府里面去的话,就和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这套运营机制是不是就会有冲突?谢谢。

王建宙:我先回答然后王俊再看看你的观点,其实这个问题我是很想说的,经常听到,比方一个央企或者国企取得了多少成就,贡献了多少利润,人家说如果我是国企,我也能做到这 样,如果我是国企,我也能创造那么多的利润。反过头来说,你不知道国企的领导人也在看,看到互联网公司,看到像王俊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的创新,我也反过头来说,如果有你的机制,也能干的像你那么好,这是我们非常想说的一句话。所以作为我来说,我切身的体会,作为一个企业来说我就是要创造价值,如果是国企,为国有资本创造价值,如果是一个上市公司,就是为投资人创造价值,当然还有社会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要承担社会责任,还要承担对员工的责任。对于国企本身来说,如何千方百计的在为消费者和员工创造价值的同时,为公司创造最大的价值。

Rich Lesser:我只说一点,中国有了非常大的成功,而且劳动工作力大家都是非常努力的,而且不断的投资投入,这样我们有了非常好的几十年带来的转型,我们展望未来,关键的一点不光是基于成本的竞争,而是说我们要能够把全生产力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还有要推动创新,要深入发展,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做这个改革的时候,也就是资本的支持,政府治理的模式等等,都是要鼓励他们,使得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带来更大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回报,也许可能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但实际上要继续推动这样的改革,因为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中国增长的一个元素。

王俊:我觉得有两点,试错成本本身有成本,没有必要说整个央企如果想要全部改变什么,实际上可以用小规模的成本去试错,像自然界的物种一样,一个物种内部的进化是很小的,每一步是很小试错的结果。第二个,某种意义来讲,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需要这样的试错机制,政府的改革也是一种试错的机制,所以我想我们也不能去简单的假定好像政府永远就是不会变的,我觉得它也有不断的试错机制,这两个核心点还是要讲的。

朱宁:补充一句话,科斯讲过说企业的本质是减少整个社会交易的成本,无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下一段经济改革,国企改革都是说怎么能够本着减少交易成本,让整个交易越来越可能发生的精神去进行。

王烁:非常精彩的讨论,可惜时间已经到了,让我们谢谢台上嘉宾的精彩讲演,谢谢他们。——结束——

第五篇:时政热点:达沃斯论坛看重中国声音

时政热点:达沃斯论坛看重中国声音

导语:中公时事政治频道更新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并提供时事政治热点政策解读、理论观察、时事大事记及时事政治热点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大数据打假联盟”这个可以有。

所有这些期待都意味着,中国已日益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当全球政商学界的领袖们聚集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时,展望全球经济,前景布满乌云。在过去数十年里,不断朝前迈进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正在受到威胁;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一再发生;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止步不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经济全球化正遭遇逆流。

因此不难理解,如何逆转“反全球化”浪潮会在达沃斯成为重要议题。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的主题为“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各地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普通公民已经失去了对各自国家政治家和体制的信任。他们怀疑自己的孩子在未来是否能过得更好。他们担心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会有更多工作机会在高人工成本国家消失。

以上就是本次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所处的大背景。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与会各界都对中国抱有极大期待的原因。

首先,国际社会期待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10月的预测,主要发达国家2017年的经济增速依旧相当低迷,这导致全球需求继续不足,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没有人知道特朗普上台后的经济政策是什么样,他采取的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计划是否奏效。因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仍将保持在6.5%以上,这对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其次,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达沃斯促成世界各国加强合作。鉴于西方出现的“反全球化”迹象,人们普遍担心这会进一步朝着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经济学家将此称之为“以邻为壑政策”(即一国采用使邻国变糟而使自身经济变好的政策)。世界期待中国积极推动的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达成。国际社会也希望中国将继续保持开放,增加与外国投资者的接触,以此促进全球贸易与合作。

第三,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其他国家期待中国在这一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同样也不负众望,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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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而且还帮助其他国家一道实现绿色发展。中国最近承诺2017年年底前禁止象牙贸易,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期间对环境问题的表态将受到极大关注。

所有这些期待都意味着,中国已日益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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