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校史

第一篇：暨南大学校史

暨南大学校史

○1911年一落

○1918年复校

○1949年再落

○1958年再复

○1970年三落

○1978年三复

1925年10月，只有师范文凭的曹聚仁被聘到国立暨南学校大学部，“一本正经做起教授来”。那时，国立暨南学校已经从南京迁到上海的真如。同事帮曹聚仁找了一位帮工的女佣，但女工的亲友们一直弄不清楚，“济南大学”为什么不在山东而在上海的乡间？“暨南”的校名，更让她们糊涂。曹聚仁对她们讲了好多回、“可是又是'尚书'，又是'尧典'，又是什么'朔南暨'，太不容易搅了。”

时至今日，暨南大学的学生仍不乏这种尴尬。介绍学校时，总要在前面加上“广州”二字才能讲清。今年3月前，在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暨南大学”，还曾被好心地提示，“你要找的是不是济南大学？”

为着复杂的校名，让曹聚仁会忍不住“真想打他几十板手心”的端方，就是百年前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学堂的创办人。

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允许“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处侨民”回南京读书，以“宏教泽而系侨情”。之后，在南京薛家巷成立专门学堂，并取《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之意，命名“暨南学堂”，意为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和文化教育传播到南洋等海外各地。

2006年11月16日，暨南大学将自己的历史渊源追溯到百年前的暨南学堂，隆重纪念学校的百年发展。

1906：端方奏请成立暨南学堂

1908年，新加坡华侨学生林邦彦被当地侨会选派到暨南学堂读书时，学校的老师除了举人、贡生、秀才外，还有日本和德国的留学生。有位老举人上国文课时唾沫四溅，遭到印尼侨生的反对，差点罢课。

学堂为侨生定制了统一的校服，全用黑色，黑革履，黑呢帽，帽边镶金丝线。出门旅行的时候，俨然是陆军学生，威风凛凛。在回忆录中谈到郊游时，林邦彦更是对骑小毛驴的技巧津津乐道。

与他同批的还有后来成为新加坡大学校长的李光前。一次骑毛驴出去玩时，李光前跌掉了两颗门牙。

当时的南京市民称他们为“洋少爷”。在市民们看来，这帮学生面色黝黑，穿着奇装异服，说着不知哪国的“鸟语”，还擅长打架，虽然出手大方，实在让人敬而远之。

林邦彦是从新加坡回国求学的第一批华侨学生。为防止倭寇和来自海上的反清力量，清政府长期厉行海禁政策，严禁官民出洋，并把海外华侨视为“化外顽民”、“天朝莠民”。海外华侨在居住国遭受欺凌和屠杀，清政府反而认定是“孽由自作”，“朝廷概不与闻”。

一直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才不得不调整侨务政策，于1893年正式宣布废除海禁，将海外侨民与内地人同等看待。

1901年实行“新政”后，清政府更鼓励国内师生到南洋各华侨学校执教。随着海外侨校的增多，清政府及沿海督抚还不断派人到南洋各地“劝学”、“视学”，调查南洋华侨教育的情况。

1905年，端方受清政府委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端方从欧洲回国，途经南洋，受到当地华侨商人和华侨学校师生列队欢迎，“大为感动”。在林邦彦看来，这是促使端方奏请成立暨南学堂、免费招收华侨学生回国就学的原因之一。

1906年11月，被派到南洋考察华侨教育的钱恂，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的兄长，从爪哇拍电报给端方，说大约有30名华侨学生想回国在南京念书。已经是两江总督的端方立即表示赞同，之后上奏朝廷。

1907年2月底，第一批华侨学生21人抵达南京。3月23日，暨南学堂正式开学，成为国内第一所为培植海外华侨子弟而设的学校。为表示重视，端方还亲自与21名侨生及全体教职工合影。1909年时，学堂有学生167人，来自爪哇的有70多人。1911年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入川前，端方还给每个学生送了一幅自己的肖像。

1910年进入暨南学堂的陈维龙，是来自吉隆坡的侨生，在回国前，念过几年私塾和半年新学堂，经学很熟悉，英文、算术却很差。回国后又发现自己缺乏中国历史知识，为此，陈维龙特意向国文老师请教，老师回答说，“那很简单，你把《纲鉴易知录》看一看，就能应付裕如。”当时南京书店无存货，陈维龙赶紧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了一套，“收到时把我吓昏了，原来它一套书一共有一百几十册”。

陈维龙英文不好，却又碰到一位留学日本的英文老师。他一直记得这位老师教的英文对话：“请问先生贵姓？”(What is your honourable sirname？)“敝姓陈。”(My humble sirname is Chen.)

让陈维龙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经学的江先生，背后被学生称为“江道德”。他最喜欢说“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为人确也规矩中正。遇有学生犯错，他并不责罚，反而约他们到家中喝茶，细声细气地讲道理给学生听，让他们记起自己的抱负和父母的期望。往往学生都“痛哭流涕，声明要痛改前非”。

暨南学堂的第一首校歌，据说歌词是游历南洋多年的康有为所写。不过陈维龙念书的时候，唱的校歌是另外一首《孔子颂》，歌词是“圣德与天齐，大哉孔子何巍巍，一匹夫虽未自称南面，救世心万古昭垂”。

暨南学堂的学生是没有了辫子的一群。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驻守南京的张勋领着“辫子军”攻进南京城后，曾运来大炮对着暨南学堂。学堂赶紧把学生送到上海避难，大部分侨生返回南洋，小部分参加了革命军，而暨南学堂也因此停办。

1927：郑洪年升级国立暨南大学

1917年，战事稍停。11月1日，教育部批准恢复暨南学堂，委派江苏教育司司长黄炎培为筹办员。黄炎培邀请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学校校长赵正平共同筹划恢复暨南。

他们很快拟定了《暨南学校章程》和《暨南学校规复宣言并招生启》。“招生启”介绍了暨南学校创办的缘由：“今将原有之暨南学校从新恢复，扩充规模，改良办法，分设专科，并经营有利于华侨教育之各种事业，总以华侨子弟回国者得受适宜之教育，造成有用之青年，以增进华侨文明程度，发达华侨实业为宗旨。”

1918年3月1日，暨南学校补习科正式开课。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校长为赵正平。5月，开始招收内地学生，以便与侨生互相取长补短。9月9日，暨南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有侨生70人，内地生40人。

暨南学校将“忠信笃敬”作为校训，并由清末状元张謇亲笔书写匾额，取意孔子的《论语》：“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1923年，为了适应学生的增多，并创建大学部，暨南学校从南京迁到上海的真如。真如是宝山县下的小乡镇，离上海十余里地，有沪宁火车经过。

赵正平之后，暨南原教务主任姜琦接任校长职务。姜琦思想开明，在他治下，暨南学校更进一步扩充发展。但暨南学校升级为“暨南大学”，还是要等到1927年6月郑洪年上任。

在曹聚仁心目中，真正能体现暨南精神的正是姜琦、郑洪年两位校长主政的时期。“那便是侨生最多，富有青春力朝气蓬勃的时期”。

郑洪年曾师从康有为，1927年起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工商部、建设部次长等各种职务，对教育问题也非常重视，以教育救国为己任。1907年首次归国的21名侨生到达上海后，也是由郑洪年接到南京。

担任暨南学校校长后，郑洪年力主将商科改为商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艺术院五门，将暨南学校扩充为当时惟一的华侨大学---国立暨南大学。

郑洪年希望从质量上完善华侨之最高学府的创建，“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他主张“知行并进，实事求是”，将应用技术课程作为大学的必修课；强调华侨的需要，开设《南洋概况》为全校的必修课；还规定每个本科生要掌握两门外语，第一外语为英语，第二外语从法、日、德、荷兰、马来五种文字中选一种。国内生则必须从荷兰、马来文中选一种，以便毕业后派到南洋服务。

郑洪年曾说，“余任事之初，以集中人才为先图，其学有所长，德行足为学子表率者，无远近皆以礼先之。”鲁迅、蔡元培、马叙伦、胡适、郑振铎等都曾应邀到校讲演。夏?尊、周谷城、周建人、曹聚仁、潘序伦、潘光旦、叶公超、梁实秋、许德珩、洪深、黄宾虹、陶冷月、孙大雨等人则被延聘来校任教。

曹聚仁在暨南学校教外国学生读《浮生六记》、《老残游记》；教中国学生读《天演论》、《拊掌录》。在他看来，这些思想方法论和文学批评一类的著作，在过渡时代，对于语文入门，是非常有用的。而他所用的教材，多取自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林琴南的《拊掌录》这样用古文体翻译的西洋文学名著，“一方面可以养成青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能力，一面也介绍了西洋文学名著”。

在真如时期，暨南学校的侨生占了学生总数的95％以上，“每逢假日，真如车站一眼看去，都是戴着形形色色的帽子、近于'小黑炭'型的小伙子。”

真如时的暨南大学，学生最多时有1700多人，这让校史专家马兴中印象最为深刻。在解放前，大学规模能上千人就已经不错了。

真如乡间的农民则把暨南师生看作另外圈子中的人，学生被当成从海外回来的王子，“腰缠十万贯，骑鹤来上海”。“因此，他们的鸡也特别值钱，鸡蛋也比上海的贵”。曹聚仁在回忆录中说。

“一?二八”事变后，暨南大学的师生积极参加救亡图存的运动，引起了国民政府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1934年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视察教育和筹募基金”的名义，调郑洪年前往南洋。校长职务由沈鹏飞代理。

1935年，历史学者何炳松接任校长。

何炳松就职后，在第一次全校大会上指出：“现在国势阽危，国难严重，许多人已经无书可读……我们在有书可读之时，应努力读书。”他提出的培养目标是：“要造成复兴民族之斗士，不要造成争权夺利的政客。况且暨南比其他大学另有特殊之使命，将来本校毕业同学，必须能向海外发展，能在外界立足”。

之后“八一三”事变，真如成为战火的中心，暨南大学只能再度播迁。1938年，暨南大学迁到上海公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为日本军占领，暨南大学又播迁到福建建阳。

1945：何炳松掌校10周年

“不准穿裙子”

文革初，华南师范学院的一群红卫兵要来暨大“造反”，声明要“剃光飞机头，剪光牛仔裤”，还要肃清穿裙子的“资产阶级小姐”，暨大学生以“穿裙子”为主题跟他们展开辩论。暨大主张“可以穿裙子”，华师坚持“不准穿

裙子”。暨大论证人类穿衣是以穿裙子开始的，并且男女不分，如果不准女人穿裙子，也应该禁止男人穿裤子。结果暨大大获全胜。

演说会是暨大的一项传统。早在1925年，学校就成立了演说会，每周开展一次演讲。1929年的上海高校演讲比赛中，暨大学生夺得国语演说冠军和英语演说冠亚军。

1943年，18岁的福建少年陈默从南平考入国立暨南大学，选了国际贸易系，因为“可以赚洋人的钱”。入校前，陈默已经知道“何炳松”这个名字，他高中念的外国历史课本就是何炳松编的。

那时，何炳松已经在国立暨南大学当了8年校长。他还需要在校长位子上苦苦坚持3年。

何炳松由官费送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史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他在国内最先传播鲁滨逊的“新史学”，力图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精华。1935年1月，他与王新民等9人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应以“此事此地的需要”为基础，保持中国的特殊性，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同时也对欧美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这就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

体现在治校上，何炳松大力提倡“忠信笃敬”的校训，重视道德教化，以传统文化培养侨生的品格；主张学以致用，学术救国；在学术思想上，同样兼收并蓄，还在1944年邀请《资本论》的译者之一王亚南到校讲座。

陈默认为何炳松校长“很了不起”。一方面，可以跟教育部要到钱，虽然经费很少，但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还是很买何炳松的面子；第二，何炳松在教育界、知识界威望很高，能够请到那么多有名的教授，到福建建阳那样艰苦的山区教学。

回想当年的艰苦，暨大校友总会副会长陈默很感慨。点的桐油灯，能用两根灯草就很不错了。作为校舍的孔子庙，也没有灯，上课就需要早早去，抢靠南的、窗户边上的座位，才不会太费眼。

何炳松在一次周会上流着眼泪说：“大家生活太苦了，我都知道，点灯的桐油买不起，作笔记的墨水买不起，先生们的太太，有做小生意的，赚那么一角钱二角钱，有的教授连换洗长衫也没有……”

1944年，数位教授提议在1945年6月隆重举行纪念何炳松校长掌校10周年活动。他们在提案中说：“本校虽有四十年之历史，校长任职十年者以何先生为第一人；国内各大学校长能任职十年者亦殊不多见。况何先生接事于校局兀臬之际，支撑于困难严重之时，经营擘划，艰苦卓绝，校誉日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能不避艰险，毅然内迁。上海大学不啻十数，而能完全内迁者，仅有本校，大学校长内来者，仅有何先生一人。”

1945年6月1日开始，纪念活动持续了3天。毕业学生自发为他排演了平剧晚会。徐克仁当时在《群英会》中扮演周瑜，他回忆选平剧的原因是，全校师生都知道何校长对昆曲有特殊研究，但学校里没人会唱，他们决定排演平剧以代。

印象中，陈默还记得何炳松爱喝点小酒，但生活清贫，只能拿乡间的黄酒代替。在10周年活动的晚宴上，200多名毕业生每位“奉半觞为寿”，何炳松“一一尽之无难色”。

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暨南大学开始着手迁回上海的事宜。何炳松惨淡经营，呕心沥血，都要找到合适的校址了，却被一纸调令发到国立英士大学当校长。他曾给学生阮毅成发过电报，称“不得已力疾拜命”，准备鞠躬尽瘁了。但因长期劳累过度，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时年56岁。

郑振铎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何炳松“做了十多年的暨大校长，暨大的学术空气始终是纯洁的。……学术研究的自由，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干涉。”

任过台湾《中央日报》社长的阮毅成认为，何炳松的史学是可以与梁启超并称的。梁启超晚年不问政治，专心著述讲学，留下许多著作。而何炳松的西洋通史，临死前还缺三分之一没有完稿。

暨南大学复员回沪后，受内战影响，侨生比例非常低。曹聚仁1949年春重回暨大教书时，他班上30多个学生，侨生仅3人。

1949年，暨南大学只有20余名教职员和40余名学生追随时任校长的李寿雍去台湾。

1949年6月，暨大被接管。7月12日，暨大教授陈炳相向军管会要求取消人类学系，理由为人类学目前所教内容“为反动课程”，学生人数极少，且“多要转系”。

8月2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表军教字第一号命令，将暨南大学恢复为华侨高级学府，原有文、法、商及理学院分别并入复旦及交通大学，地理学系并入南京大学(前身为中央大学)，人类学系并入浙江大学。暨南大学暂时停办。

1958：复办；1978：再复办

在1935年那场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中，跟何炳松的“文化本位”针锋相对的，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28年后，陈序经也来到暨南大学担任校长。

1958年，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大力扶持下，暨南大学得以重建。陶铸担任了重建后的第一任校长。陶铸将暨南大学的办学方针确定为“办成尽可能符合海外侨胞的愿望与要求，具有特色的综合性华侨大学”。并进行院系调整，以“面向华南，面向东南亚，面向亚热带，面向海洋”。

“文革”中，这被批判为“让暨大在1958年的大跃进声中上马，暗地里却又死抱着要把暨大办成资产阶级大学的罪恶计划不放。”

现在是校史专家的马兴中，1961年进入暨南大学中文系。他记得那时候除了文科生，暨大的理科生也要学习中文写作。而且，学校里还开了“西方经济学”，讲起证券股票。这在当时国内大学极之罕见。

1963年1月，受陶铸的邀请，陈序经担任了暨南大学重建后的第二任校长。周恩来曾经说，陈序经是“最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学者专家，能聘请到一级教授任教的教育家”。

陈序经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涉猎文化诸领域，率先使用了“文化学”的概念，并运用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历史与现实问题，在1930年代提出了颇多争议的“全盘西化论”。

陈序经的口头禅是“我是为教授服务的”。他认为建一流大学就是要抓名教授。对所请的名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特长，陈序经不用去人事部门翻档案，就能如数家珍。

在校园里碰到教师，年届六旬的陈序经总要停步问候。学校专门为他配备的小车(由暨大香港校董费彝民捐赠)，也往往成了他搭载教师们的巴士。

担任校长后，他主持制定了暨南大学“十年培养提高师资规划”，提出要在十年内把暨大办成一所规模完善、质量优良的重点大学。但一年后，陈序经被调任南开大学校长。

1966年，“文革”开始，暨南大学停止招生，但学校里还有1000多人。

1970年1月，林彪想把第一军医大学搬到广州，取代暨南大学，就口头上称国务院同意将“房子已经空起来”的暨南大学转交给军方。2月，口头通知暨南大学革委会，宣布撤销暨南大学，并在2月12日确定了搬迁计划。

5天后，《关于撤销暨南大学的请示报告》才被起草。到3月5日，广东省革委会才正式下发撤销暨南大学的通知。

这一停，又是8年。

1978年10月，暨南大学再度复办。在此之前的4月1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恢复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指出复办后的暨南大学“以招收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籍青年学生为主，同时也要招收少部分国内的学生(以国内的归侨和侨眷的子女为主)”，还特别规定对华侨、港澳学生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

根据上级的决定，暨南大学停办时调到广州地区4所院校的教职员工，原则上均应调回，分配给4校的原暨大的设备、图书，归还暨大。被占的原暨大校园、校舍也一并归还。

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晓辉，是1986年研究生毕业到暨大工作的。那时候，暨大的校长是梁灵光。1983年3月就任省委书记、省长的梁灵光，同年10月兼暨南大学校长，至1991年6月卸任。

梁灵光与暨南大学的渊源早在1930年代便已开始。暨南大学的救国会就是在校园附近的梁灵光寓所成立的。梁灵光其时在上海读中学。

“一二?九”运动后，19岁的梁灵光随暨大学生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火车上遇到了暨大学生朱含章。暨南大学的学生抢占了火车头，后来成为梁的夫人的朱含章也到火车头协助铲煤。

在张晓辉看来，梁灵光任内的8年，奠定了暨南大学这20多年来发展的基础。

这8年里，暨南大学采取适应海外、港澳实际的做法，扩大对外招生。从1980年开始，暨大就实行对华侨、港澳学生单独命题、提前考试和录取。1983年和1984年又先后在香港和澳门设立了考场。1985年和1986年报考暨大的境外考生超过2000人。至1988年侨属子弟已占暨大学生人数的90％，成为名符其实的华侨最高学府。

1988年，蒋经国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余乃述教授成为1949年后到母校暨南大学参观访问的第一位台湾暨南校友。

经过台湾和海外部分暨大校友的长期努力，台湾的“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决定在台湾开办一所暨南大学。经过几年的筹备，该校于1995年招生开学，定名为“暨南国际大学”。

经过郑洪年、何炳松、陈序经等校长不断努力，暨大建立了“孔子学院”的传统。今年是暨大百年校庆，孔子被“请”回校园刘斌／摄

郑洪年掌校时间(1906年－1909年)(1927年－1934年)

何炳松掌校时间(1935年－1946年)

陈序经掌校时间(1963年－1964年)

1907年，第一批华侨学生21人抵达南京，两江总督、暨大创办人端方十分重视，与侨生和教职员工合影留念

1926年国立暨南学校校徽

目前在使用的暨南大学校徽

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上，中国首次组团参加，其中9名暨大学生分别参加了田径、篮球和足球三项比赛。好动的侨生为暨大建立起了强势的体育传统

第二篇：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一、前言：

暨南大学是中国一所极具特色的学校，其出名不仅由于它在近代的各种跌宕起伏的变迁，更在于它是一所对外开放的大学，它融合了许多国家的学子，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发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发扬着中华民族有容乃大的品格，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具有东西方文化的人才。

二、学校简介：

暨南大学是由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广东省三方联合共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家教育部领导的一所具有文、史、理、工、医、经、管、法、教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1996年成为了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之一。暨南大学为中国最早开设商科教育的国立高等学府之一，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也是中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是中国大陆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暨南大学学科健全，同时具备“国际性”、“外向型”的特点。名牌专业以经管新闻为主。现位于中国广东，现任校长胡军。校训“忠信笃敬”

三、历史轨迹 ：

学校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后迁至上海，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迁址福建建阳，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交通等大学，1958年在广州重建。1983年中共中央颁布文件《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意见》，将暨南大学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大学”。1996年成为国家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南京时期（1906——1923）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906年的国内第一所华侨学府——暨南学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海外华侨的人数已达700万之多。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饱受殖民统治者的歧视与压迫，甚至连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于是华侨归国学习的要求日益强烈。起先清政府认为“人民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将华侨视为“化外之民”。后来迫于内外交困，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其侨务政策，并开始关心华侨教育。暨南学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上海时期（1923——1941）

暨南学堂停办以后，海外华侨和国内教育界人士都强烈要求恢复暨南学堂，却遭到袁世凯的百般阻挠，直到1917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才批准恢复暨南学堂。在黄培炎的主持下，暨南学堂于1918年在原校址复学，并改名为国立暨南学校。当时学校设有中学部和师范科（中专性质），已由补习学校的性质过渡成正式培养归侨子弟的学校了。1919年，中学部（旧部四年毕业）在三年级以上分为文科和理科。1921年夏，增设商科大学——又称国立暨南商科大学，后迁至上海，与当时的国立东南大学合办上海商科大学。1922年，在南京增设女子中学部，同时原与东南大学合办的上海商科大学开始在真茹独立办校。1924年，商科大学三、四年级停办，南京部分全部迁到上海真茹。学校人数升至500余人，学科类别也由五系增至八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上海真茹的国立暨南学校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

福建建阳时期（1941——1946）

1941年，鉴于时局日益艰险，学校未雨绸缪，着手为内迁做准备，在福建建阳童游镇设立分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暨大师生从上海出发，经长途跋涉，于1942年6月抵达建阳，遂将分校改为校本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回到了上海一段时间。

广州重建时期（1958——1970）

此时的暨南大学虽然仍力图继续按照侨校的特点进行办学，无奈在几经战乱之后，侨生生源锐减，因此暨南大学不得不再次停办。随后，暨南大学的院系分别合并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学府，当时仍愿意归国学习的部分侨生被安置于燕京大学（后属北京大学）。

解放几年后，华侨归国学习的愿望再次高涨。1958年9月，在原广州华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以后，暨南大学终于再度开学。然而由于其侨校的特殊性质，在文革时期第三次停办，当时学校的院系被胡乱并入了其他院校，校址则让出来给了第一军医大学。直到1978年秋，经过多方努力，尤其是在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得以再次复校。

现状

如今的暨南大学，已是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国际化、现代化、综合化特色明显。海外及港澳台学生高居全国高校之首，来自境外的研究生占全国高校海外及港澳台研究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无愧“华侨最高学府”的称号。

暨大被称为“中国第一侨校”。1906年清政府为“宏教泽而系侨情”设学于南京。1960年许多东南亚华侨青年来暨南大学学习汉语，其中以印度尼西亚侨生最多。其中每4个人中就有3个是来自东南亚的侨生，当时暨南大学就被誉为“华侨学生的摇篮”。

四、暨南大学历届领导人

暨南学堂创办人 端方

暨南学堂堂长 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郑洪年（1907-1909.1,1927.6-1934.1）

暨南大学学堂堂长 杨熙昌（1909.1-1911.10）

国立暨南学校校长 赵正平（1918-1920夏,1921秋-1925夏）

国立暨南学校校长 柯成懋（1920夏-1921秋）

国立暨南学校校长 姜琦（1925秋-1927夏）

国立暨南大学代代校长 沈鹏飞（1934.1-1935.7）

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何炳松（1935.7-1946.5）

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李寿雍（1946.6-1949.5）

暨南大学校长 陶铸（1958.6-1963.1）

暨南大学校长 陈序经（1963.1-1964夏）

暨南大学校长 杨康华（1964.3-1970.3,1979.8-1983.10）

暨南大学校长 梁灵光（1983.10-1991.6）

暨南大学校长 周耀明（1991.6-1995.12）

暨南大学校长 刘人怀（1995.12-2005.12）

暨南大学校长 胡军（2005.12-至今）

主要校长风采

创始人：端方，清朝晚期,两江总督、朝廷重臣端方于1905年呈递5筹设暨南学堂6奏折,获清政府批准,并在南京筹办招收归国侨生的暨南学堂。1907年3月上旬,首批来自爪哇的归国侨生抵达上海,然后转到南京,这是华侨学生回国求学开始。1907年3月23日,暨南学堂正式开学,国内第一所华侨学府从此诞生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暨南学堂被迫停办。虽然学堂仅办了4年多,但为华侨学生回国求学打开了大门。暨南的名字已传遍南洋,为后来暨南学校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激发了海内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各地华侨热心办学。

郑洪年，（1907-1909.1,1927.6-1934.1）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郑洪年为校长。郑到职之后,即提出改组与扩建计划。他表示:“鉴于侨胞处于殖民政府铁蹄之下,受尽帝国主义之蹂躏,暨南教育非提高程度,扩充为完善大学,不足以增进侨胞之地位,不足以谋适应其特殊环境,不足以使华侨父老咸达自由平等之目的。”并计划将暨南学校/扩充为一完善之大学,改商科为商学院,并增设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艺术学院五门,以期从质量上完成华侨之最高学府。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1927年9月5日,国立暨南大学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此时,商科大学改为商学院,原有系科改组为工商管理学、银行学、国际贸易学、会计学以及普通商业学等5科,继续招生,4个年级俱全。经过两年的努力,至1929年,除商学院外,相继成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其中文学院下设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4个系;理学院下设数学、物理学、生物学3个系;教育学院下设教育学、心理学2个系以及师资专修科;1930年又成立法学院,下设法律系及外交领事专科。至此,国立暨南大学拥有5个学院、16个系和2个专科,成为一个完全的大学。

廖承志，(1963.2-1970.3)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

20世纪50年代后期,筹建一所全日制、正规的华侨高等学府的条件基本成熟。为适应侨生回国升学的需要,在陶铸、廖承志等的大力推动下,1958年9月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时任中央侨务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对暨南大学的重建工作始终予以热情关怀。他认为暨南大学办学目的就是接纳海外的炎黄子孙,让大家共沐中华文化。当广东开始筹建暨南大学时,中侨委即拨专款人民币100万元资助。廖承志主任还身体力行,多次莅校视察指导工作,就如何办好暨南大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如1960年11月,在听取广东省副省长、暨南大学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嘉人关于暨南大学工作的汇报后,他就暨南大学的发展规模、专业设置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

1962年3月7日,中侨委廖承志主任到暨南大学视察工作,他对陶铸校长提出的新的办学方针作了具体的补充,并要求学校草拟贯彻新办学方针的方案。同年3月下旬,在北京听取暨南大学王越副校长的汇报时,又着重指出:/各科系专业不宜设置过多,新闻及对外贸易专业应招收侨生;暨南大学还须艰苦奋斗,搞好基础课,提高教学质量。他对师资问题也十分关心,积极向暨南大学推荐师资人选。五六十年代在侨务工作中仍存在左倾思想,华侨的身份被人怀疑,同时华侨对国内的政治教育也心存顾虑。他针对学校任用人才存在的偏向问题着重强调:物色师资时对政治素质应作全面、正确的权衡。针对暨南大学招收华侨、港澳学生和台湾省籍学生较多的情况,他指出:/华侨、港澳学生在各方面都同国内学生不同,有其特殊的地方,不能简单化,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要根据他们的特点,正确地、耐心地、生动活泼地进行工作,使学生好像在家里一样感到温暖。

在他的过问下,1961年8月11日,中侨委与教育部联合发出了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暨南大学主要招收归侨学生和港澳青年。

现任校长：胡军，教育领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原有的教育体制沿袭多年，积弊已深。去年教师节前夕，汪洋书记到暨南大学要求为高校教师创造一个可以凝心静气钻研学问的环境。随后，暨大启动了一项名为“宁静致远”的工程。

针对这些问题，暨南大学校长胡军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多次提及改革之难：大学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要冲破传统的思维定势，改变沿袭多年的成规，树立真正的大学文化和形象，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因此，不仅要勇于改革，更要善于改革，要学会“软磨硬泡”。对于大学改革，他有三点主要观点。1.“三风”建设，不在强制而在自律。2.改革难点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

3.人才培养注重原始创新能力

五、大学主流思想变革

1.恪守“忠信笃敬”校训

暨南大学 “忠信笃敬”的校训出自 《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校训具体何时由谁首先提出已无从考究，但现在流传下来的校训是30年代曾主事暨南11年的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何炳松的题词。暨南办学命途多舛，曾几度播迁、停办，解放后在广州重建的暨南大学，原有校训已不复存在，直至1994,年才正式恢复 “忠信笃敬”校训。

“忠信笃敬”的本意是“言语忠诚老实，行为忠厚严肃”。学校恢复校训后，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给校训注释了新的内涵。校训的恢复和沿用，不仅充分体现了暨南大学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更给予暨南师生以极大的鼓舞与鞭策，并以此为准绳，自律自己的行为，明确自己的目标，对搞好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品位，对外树立良好品牌具有深远的意义。

2.倡导“爱国爱校，团结奋进”的暨南精神

暨南师生历来就有爱国爱校的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暨南迁入上海真如不久，就有大批富有爱国热情的侨生和国内生积极投身到国内兴起的反帝反军阀国民革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暨南师生不论是在上海“孤岛”，还是在建阳山城，均以各种形式积极进行抗日活动，被称之为“东南民主堡垒”。在这些斗争中，较为著名的是1940-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学校处在日伪势力的四面包围中，但暨大师生有坚定的爱国立场，坚持民族气节，不向日伪低头，表明学校的态度是“汉曹不两立，忠奸不并存”。在日寇攻入租界后，暨大师生悲壮地上完著名的“最后一课”后关闭学校，以示不做日伪统治下的顺民。著名文学家、时任暨大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教授在《蛰居散记》一书中记述了暨大的“最后一课”的情景。解放后，在广州重建的暨南大学继承了先辈们爱国爱校、团结奋进的光荣传统，力求把学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吸引更多的港澳台、海外学子前来求学，为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和祖国的统一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鉴于暨南大学的办学成就与地位，在学校建校90周年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欣然为学校90周年校庆题词：“爱国爱校、团结奋进”，给暨南师生和各地校友以莫大鼓舞。全体师生众志成城，自强不息，努力工作，在1996年顺利通过了国家“211工程”部门预审，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之一。之后，学校正式发文，确定以江主席的题词“爱国爱校、团结奋进”作为暨南精神，并号召全校师生以此为精神动力做好本职工作。正是这种精神的鼓舞，近年来，暨南大学走上了跨越式的发展轨道，办学实力不断增强，呈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

3.实施“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

加入WTO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面对新的形势，要抢占高等教育发展的制高点，获得海内外学子对学校的认可，暨南大学适时对自身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在2001年建校95周年前夕，中国工程院院士、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提出了学校新的发展目标，即遵循“国际化、现代化、综合化”的办学理念，实施“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侨校”是暨南大学的立身之本，是学校办学的特色和生命；而“名校”则是要求学校上水平、上档次，跻身一流行列，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所在。实施“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就是要求学校在保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特色基础上，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提升海内外对学校的认可度.参考资料：

1.360百科——暨南大学 2.暨南大学官方网站

3.3.360留学网——暨南大学

4.卢建民，夏泉，UIS视角下暨南大学的品牌战略 5.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暨南校史，暨南大学出版社，

第三篇：中央财经大学校史

各位同学，你们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现在大家所在的校史馆在前不久刚刚建设完工，其实，在2009年，我校建校六十周年之际，学校在学院南路校区重新设计兴建了校史馆。但是为了让沙河校区的众多学子，特别是大一新生方便、及时地参观校史馆，接受校史校情教育，学校又在学院南路校区校史馆的基础上在沙河校区建设了这个校史馆。

“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而对于每一位新来中央财经大学的莘莘学子来说，都渴望了解这所大学的初创，以及它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和种种故事。那么首先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校的发展历程：

我校建校已有60多年，经历了办学初创期、单科性学院定型期、学校恢复期、向多科性大学转型期等几个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努力创办高水平大学新时期。

办学初创期 自1949年建校起至上世纪50年代末是学校的初创期。

中央税务学校

我校的前身是中央税务学校，始建于1949年11月6日，校址位于西皇城根22号，现改为西黄城根南街45号，也就是这张图片所示的位置。

西皇城根22号，最早是一所尚书宅地，由清末邮传部尚书陈璧所建，又名陈家大院，这处院子有30余亩，200间房舍，能容纳500余人，当时学校花费了相当于7000多袋面粉的价格购得该处院落。

此时的中央税务学校还不能说是正规的高等院校，是为中央政府培养亟需的税务干部，还只算是一所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财经类学校。

中央财政学院

为了加强高等财经教育，财政部开始在中央税务学校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中央财政学院，所以从1951年9月开始，西皇城根22号院也成为中央财政学院的校址，同时学院也在西直门外四道口处，也就是现在的学院南路校区处兴建新的校舍。在初期，税务学校和财政学院并行运行，直到1952年6月，税务学校才正式并入中央财政学院。

中央财经学院

税务学校和财政学院合并后，“蜜月”还没度完，就赶上了1952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件，是以苏联为师的结果。这次调整，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教会学校一律撤销，对综合性大学进行整顿，发展专门院校，重点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

这次调整，虽然改变了旧中国工科过于薄弱、师范缺乏的状况，但也确实造成了高等教育长期文理、理工分家，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相割裂的状况，给培养的学生造成了思想方式的缺陷和知识面的偏颇等负面影响。

不过，在这次调整中，我校还是受益的，北大、清华、辅仁、燕京大学的很多知名学者、著名教授来到我校，可以说是精英荟萃，名士云集。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

好景不长，中央财经学院只办了一年就被撤销了，究其原因不得而知，一种说

法是说国家可能处于对北京地区高校布局上的考虑，另一种是说，学校的办学条件简陋，院系调整过来的一些教授们不愿意在这里供职，因为与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相去甚远。

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师资又被分到了北大、清华、人大等院校，原来中央财政学院和税务学校人员大部分留下来承办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不过，无论如何，干校的成立对改变当时财政干部培训工作的落后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极大缓解了当时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财政干部紧缺的状况。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

1958年，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校合并，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这次合并凝聚了财政和金融两大力量，奠定了我校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

单科性学院定型期 1960年直到“文革”期间停办为止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1960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在我校原来干校的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到了1961年，全国经济困难，大家吃不饱饭，各个浮肿，于是中央决定精简城市人口，所以这一年学校没有招生，因此这一时期学校只培养了的四届正规毕业生，共1597人，但就是这四届学生，在后来出了众多中国财政、金融领域的高管，这在后面会加以介绍。另外，在这一时期，我校开始接收外国留学生。

这一时期是学校历史上发展较好、较快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校舍建设、教师培养还是学生培养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的基建工作停了，挖好的地基毁了，教师被下放，校舍被北京烟厂占了。

学校恢复期

1978年，国务院批准学校在原址复校，这就意味着烟厂得搬家，腾出校舍，但是因为烟厂是北京市的利税大户，市里更重视，所以在去留问题上双方争论了好几年。财政部的领导去国务院、去国家事务管理局，都没谈下来。烟厂生产轰轰隆隆，学生没法上课，于是上街、罢课，去请愿。后来事情闹大了，新华社写了一篇内参，报给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胡耀邦批示，让烟厂搬家，这是1981年的事儿了，但是烟厂彻底搬走是1988年，前前后后经历了10年。可以说复校后学校经历了一段相当艰苦的岁月，因为没有地方，有的老师在澡堂里隔出一个空间，做宿舍，第二天起床，被子都能拍出水，几百个学生一起住在大礼堂，学生没有教室，就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上课，但是就是在物质条件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同学们非常团结，保持着高昂的学习劲头，晚上在烟垛上谈理想，平时积极锻炼身体，一心想为国家建设做贡献。而教师到各地用人单位的走访，普遍反映中财的学生务实、踏实，很得用，这可以说已经成为我校学生的传统。

迁厂还校的十年，对学校的发展非常不利，同其他兄弟院校相比，实际上是失去了10年的发展机遇。没有校舍，办学规模就不能扩大，也不利于教师的培养。

向多科性大学转型期

1996年学校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是学校在复校后抓住的第一个历史机遇，相对于原来的以财政、金融、会计等为主要学科的专门性院校而言，学校走上了多科性大学之路。

创办高水平大学新时期

复校后的第二个历史机遇是2000年学校由财政部划归到教育部，成为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重点大学，从而走上了“入主流、办特色、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办学道路。

捐资兴学

这块儿内容是1996年以来，向我校捐资十万元以上的单位和个人的名单。其实无论是小从几十元，大到几千万元的捐赠，学校都一一记录在册，并在基金会的网站上公布出来，但在因为数量很多，而这面墙的空间有限，所以无法一一列举。

除了社会捐赠，很多从校友毕业后反哺学校，像涌金实业前董事长，已故经管86级校友魏东先生，有女巴菲特之称的刘央女士等等。

相信有这么多的好榜样，学生们在能力范围内反哺学校，捐资兴学一定会在中财形成风气，这些虚位以待的空位，说不定也会出现在场同学的名字。

现在我们来到了校史馆的室内展示部分。

前言

这是我校的新徽标，于2009年7月启用，以学校的标志雕塑——“龙马担乾坤”为核心主体。

“龙马担乾坤”主题雕塑坐落于学院南路校区校门区广场中央，落成于2000年5月16日，由著名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先生为我校建校50周年创作，造型是一个背负乾坤，昂首奋蹄的龙马造型，予以中财学子像龙一样腾天潜渊，吐纳川海，也要像马一样辽阔原野，一任奔驰。

我校现阶段的办学目标是建设有特色、多科性、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

历程篇

校史馆的室内部分分为历程篇和成就篇两个篇章，以“有特色、多科性、国际化、研究型”为主线，对建校以来学校取得的成绩，进行简要地回顾、总结和提炼。

与国同体

在中财6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学校始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这些照片是新中国历届国家领导人接见我校师生的照片，这是在我校建校5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给我校的题词。

复校后的历次党代会

在这块儿内容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学校各个发展阶段提出的校办学目标，从第一次党代会的建设全国重点财经院校，到2010年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办学目标，我们可以看出学校在不断发展，办学目标在不断提高。

发展大事记

2000年后，学校发展非常迅速，在基建、科研、教育教学等各方面突飞猛进，这些发展变化在大事记里得到充分体现。

校园变迁 1988年之后，学校进入了校园建设逐步改造和建设阶段，1997年清河分部启用，到1999年建校50周年之际，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办学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学校空间狭小，无法完全满足学校办学的需要，由于周边无法拓展，学校抓住沙河建设高教园区的契机，在昌平沙河建设新校区，扩展办学空间。2007年沙河校区破土动工，2009年正式启用，迎来首批学子。长期困扰学校发展的校园面积过小问题初步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为学校今后的更好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标志着中央财经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根据学校的发展战略规划，沙河校区将成为学校未来的主校区。

在沙河新校区投入使用之前，为弥补教学条件的不足，2007年学校租用了校舍功能齐全，条件完备的上庄校区作为使用了11年的清河校区的替代校区。

同学们看到的西山分部，是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并入中财后，其教学用地成为中央财经大学西山分部。

六十年辉煌

这是在2009年我校建校60周年之际，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发来贺信，题词，还有来视察和讲座的照片。

校庆当天共和国五任财长更是齐聚我校，祝贺60周年校庆。校庆期间，学校还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各大媒体也争相对校庆盛况进行了报道。

有特色

在2003年9月的《经济》杂志上，记者王信川经过细心统计和精心研究，发表了文章“中国财金黄埔报道”，将目光聚焦在我校金融62一班。这个50人的班级出了30多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且大多身处经济重要部门，并且他们的同届和下届校友也不了不少政府高官。这张图片就是这期杂志的封面，封面上的这三位校友分别是时任国家审计长的李金华，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和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戴相龙。

特色学科

60年的办学历程，学校形成了鲜明的财经特色。

经济学和管理学是我校两大传统优势学科。建校初期我校所开设的专业主要属于应用经济学，直接服务于当时国民经济建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专业是国家在我校率先设立的。

这是我校现阶段财经专业的建设情况，我校是全国拥有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四所高校之一，这四所高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

2006年，学校搭建了“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创新平台”，引进了一大批海外优秀归国人员任教，还聘请了一批世界一流学者，包括诺奖得主担任学术委员、名誉院长，平台学生采用国际化的教学模式进行培养，采用国际公认最权威的英文版教材和英文授课。2006年末该平台被列为国家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这张照片是六十周年校庆前夕刘延东同志来校视察时，与平台教师的合影。

我校注会专业在2006年和2007年的教学质量评估中连续名列全国第一，这是中注协发的文件。

保险学专业获得了国际保险业著名专业资格认证机构的资格认证，我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在申请会员方面具有很好的优势，这是会员证。

前不久学校MBA项目又获得了AMBA国际认证。

财经人才培养

我校学生生源好、表现好、就业好、发展好、社会反响好，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毕业生中，一大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为担纲扛鼎的领军人物。其中就包括上面的这五位，分别是：金融62级校友李金华、财政62级校友金人庆，财会63级校友戴相龙，这三位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另外还有总后勤部副部长孙志强，原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都是我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时期的学生。

我校1978年复校后培养的大批校友，现在也已成为国家经济管理部门、金融保险机构、企事业单位、学术界、文化界等行业领域的骨干力量。

而新一代毕业生也是人才辈出，如我校2006届会计学院毕业生王一钢同学被国际会计师公会授予“杰出英才奖”，毕业后被摩根士丹利公司录用，是当年全亚洲唯一被录用的本科毕业生。

多科性

院系成立时间

这是自1949年以来，我校各院系成立的时间，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所在的学院的发展演变情况。大家可以看到，1995年，法律系、中文系成立，学校开始有了非财经专业的院系了。

学科树

目前我校的学科专业建设形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文学、哲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学科体系。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有利于巩固传统优势学科，培植新的优势学科，催生新的学科生长点，为学校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型

这块儿内容里展示的是我校近年来在教育教学科研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就。学校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5人，他们用英文为本科生授课和举办讲座。教师队伍和课程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学校国际化的水平，为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国际化

目前学校与遍及世界五大洲的高校、政府机构、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120家单位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项目包括学生的合作培养，学生与教师互换，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合作。

名人名家

这些是我校建校以来的部分名人名家。

学校历任领导

这是我校第一任校长李予昂，时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他既是一名出色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又是一名精通书画、温文尔雅的文人雅士，是公认的高官中的才子。

这两位是我校现任领导，分别是党委书记胡树祥教授、校长王广谦教授。

学校早期著名学者

这些事我校早期的著名学者，除了这位凌大珽先生是1949年学校成立便来校工作，以及崔敬伯先生是1955年来校工作外，其余的都出自我校中央财经学院时期，他们当中，有在当时就已经享誉全国的经济学家，如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西南联大商学系主任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当时就任学院第一副院长的陈岱孙老先生；还有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如现代中国人口学开拓者之一，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陈达老先生；还有一些默默耕耘、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学者，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家，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的整理执笔人郑必坚。

对这一版块儿内容的整理不容易，由于一些历史客观因素，及人为因素，使得学校早期的历史资料非常欠缺，而仅存的资料又有待整理，所以这些榜上有名的只是早期在我校执名师名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内容还有待我们对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和挖掘。

复校后的著名学者

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给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发放政府特殊津贴，这些是我校96年以前政府特贴获得者。

姜维壮教授是我国比较财政学的开拓者；李天民教授对我国管理会计学发展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其所著《管理会计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探讨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的专著，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刘光第教授最早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应从实物管理向价值管理转变的政策性建议；闻潜教授在我国宏观调控方面较早系统提出“消费启动理论”，具有重要理论影响；赵天寿教授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的副总工程师，1990年北京亚运会计算机系统运行方面的副总工程师。

另外还有两位教授也属于这个范围，一是中央财经学院时期就来我校工作直至去世的崔书香教授，是1993年政府特贴的获得者，她是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引入国内的第一位学者；在后面要提到的现任我校校长王广谦教授也是1993年政府特贴的获得者。

现时期高层次拔尖人才

我校目前拥有“千人计划”引进人才1人，长江学者4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4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人，国家级教学名师2人，其中一位长江学者Barry Eichengreen在国际化师资的内容里进行了介绍。

今天为大家简要的对学校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下面的时间大家可以随便看看。在这里我也预祝各位同学能够尽快度过迷茫期，早日融入全新的大学生活，克服困难、努力学习、愉

快生活，让自己的大学时光精彩不留遗憾。今天，你以中财为家，明天，中财以你为荣。再次感谢大家！

第四篇：重庆大学校史

重庆大学创建于1929年，校址最初设在重庆市菜园坝，1933年迁至重庆市沙坪坝嘉陵江畔至今。学校1935年成为省立大学，1942年改为国立大学。截止1949年，重庆大学已成为一所拥有理、工、文、商、法、医等六个学院，二十一个系科的综合性大学，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周恩来总理及夫人邓颖超女士曾于1938年、1946年两度到重庆大学为学生运动作演讲，给重庆大学和重庆市的学生运动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建校初期至1949年期间，在校任教的著名学者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最早把现代数学引入我国的学者之一的何鲁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教授、中国化工学会创始人著名化学工程专家张洪源教授、我国第一位赴北极考察学者、著名电讯工程专家冯简教授、著名数学家柯召教授、著名作家艾芜先生等。;Z: G(^C(P7 k!t在校就读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有：被誉为“中国恐龙研究之父”的周明镇等十余名两院院士、著名诗人杨明照先生、著名经济学家钱荣堃先生等。

然而，就在重庆大学高速发展的时候，政治却让重大成为牺牲品，沉积了近三十年的精髓在1952年及其后的几次的院系调整中所剩无几8 y(G* S' s$ r, S4 V9 h8 W3 a(, Y

（此部分参考《重庆大学校史下册1949-1994》，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以及2009年的《漫步重大》创刊号）：0 p7 J& k+ m# X8 g“ c” E(?$ n

1952年重大医学院调入当时的华西大学，即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学，后来又被并入四川大学；!B“ _: _5 L.N* S6 a2 ?8 I

1952年重大文学院并入四川大学，部分老师调入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 5 T9 v* {.h& M!{, xU;E

1952年重大铁道工程专业调入西南交通大学土木系7 g# F0 p” H& y

1952年重大商学院调入当时的西南财经学院和四川财经学院，即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H-~# F8 P+ W# X.X9 W1 g$ e% f6 g-p

1952年重大法学院组成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即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

1952年重大体育系科调入西南师范学院，即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7月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

1952年重大农业系科调入西南农学院，即西南农业大学（2005年7月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

1952年重大化学化工系调入四川化学工业学院即成都科技大学，后来又被并入四川大学；(K: D6 t" u.p

1952年重大的土木建筑组成后来的重庆建筑大学，重庆交通学院后又从建筑大学中分离，2000年重庆建筑大学重回重大；;r!Y4 Q8 W6 f% w6 p1 x% A9 @

1953年重大理学院并入四川大学；

1955年重大无线电系电报电话专业与天津大学两个专业组成北京邮电学院，即北京邮电大学；

1956年在重大地质系的基础上成立四川地质学院，就是今天的成都理工大学；

1952年调入重大有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和川南工业学院机械科和电机科，石油专科学校钻探和机械科，西南工业部工业学校机械科' B4 r6 p6 `& l3 z# {.y

1952年调整中，文，商，法，医学院全部调入他校，工科专业有进有出，理学院暂时保留未动8 G6 r1 V7 k* ~$ N.M0 n8 P

1952年9月20日，以何鲁教授为主任委员的重庆大学院系调整委员会开始着手搬迁事宜。从9月28日起，到11月19日，一个半月的时候，调整搬迁工作基本结束。但是对重庆大学的调整远没有结束。1 d7 Z& q-X6 I

1953年理学院全部调入四川大学，1955无线电系全部调出 ,1956地质系全部调出，1952大调整中，工学院是唯一保持了较强实力的学院，因为此时整个重大只剩下一个

学院--工学院。工学院自身也受到重创，无线电系和地质系全部迁出，土木建筑系也全部迁出，1958年重大曾增设了国防科技专业的6个新系，1962年时这6个新系又被调整组合，重大仅保留了无线电专业。第一次调整后工学院所存在的6个专业为：机械制造系，动力系，电讯系，采矿系，冶金系，地质系。第二次调整后所设置专业为：机械制造系，动力系，电机系，采矿系，冶金系。至此，风雨飘摇中颠簸着艰险成长的重大只有5个专业。三十多年的心血，已经无以言对。

到此，当时的重庆大学完全成为一所多科性工科大学

第五篇：南开大学校史

南开大学校史

南开大学创办于1919年，创办人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1876-1951）和严范孙（1860-1920）。

南开大学成立时，设文、理、商三科，招收学生96人，周恩来为文科第一期学生（学号62号）。1920年增设矿科（1926年停办）。1927年成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趋重实地调查和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其出版的《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多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借重。1929年改科为院，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及医预科，共13个系。1931年，商学院与文学院经济系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经济学院；创办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附属于理学院；1932年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

早期的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其经费除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基本赖于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本着“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的原则以及投资所限，学校规模一直较小，1937年在校学生仅429人，但师资力量较强，凌冰（教育）、姜立夫、刘晋年（数学）、饶毓泰（物理）、邱宗岳、杨石先（化学）、李继侗、熊大仕（生物）、蒋廷（历史）、李济（人类学）、肖公权、徐谟（政治学）、何廉、方显廷、陈序经、李卓敏（经济）、黄钰生（心理学）、张彭春（教育学）、柳无忌（英文）、司徒月兰（英文）、冯文潜（哲学）、张 1 克忠、张洪元（化工）等。竺可桢（气象、地理）、汤用彤（哲学）、范文澜（历史）、罗隆基（政治）、吴大猷（物理）等也都曾在南开短期任教。

经过长期的艰苦创业，南开大学终以优越的学术环境、严谨的科学训练方针以及崇尚务实的精神而名驰南北，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是其杰出代表。

1937年7月，正处于成熟发展时期的南开大学不幸惨遭日本侵略军狂轰烂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同年8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南开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内，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并招收研究生；1942年7月，南开在昆明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并出版《边疆人文》刊物。联大期间，三校风云际会，艰苦创业，和衷共济，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校复员北归，1946年南开大学迁回天津并改为国立。复校后设文学院、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和工学院，计16个系，另设有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及边疆人文研究室。师资力量有了加强，一批学者如吴大任、卞之琳、肖采瑜、傅筑夫、高振衡、李广田、罗大冈、汪德熙、谢国桢、张 2 清常、王玉哲、杨生茂、司徒月兰等来校任教。张伯苓在担任校长长达30年之后，于1948年离任，由何廉代理校长。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南开大学开始了新的历程。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南开大学的发展，周恩来总理于1951年、1957年和1959年三次回母校视察；1958年毛泽东主席莅校视察；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南开；李鹏、朱鎔基等也曾先后视察南开，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南开师生以极大的鼓舞。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开大学由一所学科比较齐全的大学变成了一所仅拥有文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设有14个系，3个专修科。院系调整后，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李何林、朱维之、李霁野、季陶达、顾昌栋、温公颐、陈仁烈、江安才、曾鼎禾、杨宗磐调入南开；王赣愚、何炳林、陈荣悌、陈茹玉、陈天池、王积涛、严志达、崔等一批国外留学者纷纷回归，相继加入南开教席。1958年，南开大学的贸易、企业管理、会计、金融、财政、统计等系转入新组建的天津财经学院。1960年设立地质地理系（1961年停办）、物理二系（1961年转入兰州大学）和哲学系。80年代前，长期停滞于9个系的设置，即数学、物理、生物、化学、中文、外文、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系。

1966年至1976年，南开大学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1966年至1971年教学、科研工作完全瘫痪，五年之久不招生、上课。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学校大部分校舍遭到不同程度损坏。

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焕发青春活力。1980年以后，南开大学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利用老专业基础好的优势，建立了一批新的专业和研究机构。文科重点增设了以财经类为主的应用性专业，并在此基础上于1983年恢复了经济学院，理科重点增设了交叉、边缘和高新科技类专业。到80年代中后期，南开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及艺术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

1994年，成立于1983年的天津对外贸易学院并入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