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解说词(详)

第一篇：校史解说词(详)

校史解说词

各位同学：

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启恩纪念中学校史室参观。

林启恩纪念中学是印尼爱国华侨林如光先生1986年捐资兴建的一所侨资公立学校，1987年9月招收第一届学生。开办时是一所完全中学，有高中，也有初中。从2000年开始，只招收高中学生。现在是汕尾市重点高级中学，被评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广东省普通高中教学水平优秀等级学校、广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广东省安全文明校园、全国绿色学校和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创办以来，受到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平、谢非、叶选平等曾先后亲临学校视察、指导工作。

办学30多年来，林启恩纪念中学实现了从完全中学向高级中学的转变，从一般学校发展到办学条件先进、信息技术一流、高考成绩突飞猛进、艺体教育渐成特色的省一级学校。在发展中，学校积淀了厚重的办学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以人为本的管理风格促进了和谐发展办学环境的形成；自强不息追求进步的传统，为学校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稳定的师资队伍成为学校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现代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推动了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变革；艺体教育优势突出，成为学校一大办学亮点；高考成绩不断上升，办学影响逐渐扩大。这些，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一组林如光先生的图片。林如光先生，是林启恩纪念中学创办人，原籍广东陆丰，生活在印尼，年少丧父，白手起家。为纪念他的父亲，1986年，林如光先生回到家乡，捐建了一所用父亲的名字来命名的学校——林启恩纪念中学。筚路蓝缕，玉汝于成。校史室中第一部分的图片是建校初期，启恩人艰苦创业的情形。这些照片还反映了中央及省市领导关心我校办学以及来学校视察的情况，包括林如光先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叶选平、李瑞环、张德江等合影的照片。

1992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平同志来到林启恩纪念中学，关心学校的建设，为我校师生留下“为国成长”的珍贵题词。

学校在校园醒目的地方和每个课室挂有校训“好学力行，敬业乐群”，学校大厅前贴有“勤学守纪，文明进取”校风警句，学校的办学理念为“启智增能，崇德承恩”，其中，“崇德承恩”涵盖了学校的德育理念。学校的办学方针为“在全面发展的前提下鼓励创新，在合格达标的基础上支持冒尖，在规范要求的同时发展个性”。学校大礼堂外塑有宋平同志给我校的题词“为国成才”的横匾。教学楼内到处悬挂有名人名言、学生书画作品等，校园文化环境优雅，净化、绿化、美化，教育性、知识性、艺术性强，艺术氛围浓厚。

学校占地面积88870㎡，布局科学合理，建筑设计独特，空气清新，环境优美，集实用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校园草绿树葱，花开四季，花香四溢，校园绿化率，是环保教育的绝好基地，2002年被评为全国绿色学校。办学30多年，硕果累累。2006年3月，建立了国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被授予广东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广东省群众体育先进集体称号；2006年12月，被评为广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2008年，被评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和广东省高中教学水平优秀等级学校；多次被评为省市文明单位，多次被汕尾市授予年度高考优秀成绩奖和高考进步奖；2016年被指定为广东省学雷锋示范点„„这里，奖杯和奖牌，团团簇簇，无不记录着启恩人团结奋斗的印迹。

学校现有教职工共290人，其中，省级名师、骨干教师及地市级名师、学科带头人有20多人，成立了1个省级名教师工作室和2个汕尾高级名教师工作室。他们对工作兢兢业业，乐于吃苦，默默奉献。学校现有学生3900人，同学们能遵守校纪、校规，勤奋学习，力求上进。学校的很多活动如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图书阅览、德育活动、募捐活动等都由学生自发组织。同学们在启恩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个性得到了张扬，潜力得到了发掘，特长得到了发挥。在这里，启恩学子不断地超越自我，创造佳绩。

启恩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想，启恩的教学改革、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措施受到省内外的普遍关注，并且产生了较大的示范辐射作用，学校声誉远播。近年来，先后各市县兄弟学校前到启恩中学交流新课程改革及创建等级学校的经验。汕尾电视台、陆丰电视台多次对启恩中学进行了系列报道，各级报刊也先后采写多篇报道，宣传和推广了启恩的办学业绩和经验。

同学们，校史室的基本情况就向大家介绍这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林启恩纪念中学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办学方针，上下给力，和衷共济，努力构建现代学校制度，走内涵式优质化的发展道路，把学校建设成为陆丰人民满意的现代化高级中学。

谢谢大家！

第二篇：校史展览解说词（模版）

校史展览解说词

今年是我校的百年华诞，也是中国国立农业高等教育开展的一百年纪念。作为曾经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策源地，今日中国农业高校的领头雁，农大百年沧桑，经历了晚清、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校名和校址也屡经变迁，从我们面前的这张历史沿革表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曲折的经历，坎坷的岁月，磨砺了农大坚韧顽强的精神，形成了农大情系民生的传统，也铸就了农大的世纪辉煌。

一、学基初奠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农学院（1905、12－1914、2）

中国农业大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05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筹建。也许是巧合，也正是那一年传统中国选拔人才的科举制被废除，现代教育真正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农科大学择地建校

京师大学堂自1905年起建设分科大学。在这张珍贵的历史文献——学务大臣《奏请建设分科大学片》中，将瓦窑村地方已购土地留作建农科大学的字迹清晰可见。1908年，望海楼一带取代了瓦窑村成为学校新的落脚地，下面的两个历史文献（《奏请拨望海楼地方苇塘官地建设农科大学片》、《教育公报》）对改址的原因均有记载。罗振玉，农大人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他不仅是堪与梁启超、王国维比肩的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更是农科大学的创始人。1909年，罗振玉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首任监督，他对将农科大学的创建极为重视，这份《复勘钓鱼台地亩情形报告》就是他当年亲力亲为的明证。报告意见被当局采纳以后，农科大学的校址就基本落实了，从望海楼到罗道庄，面积达1200亩，这给日后农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08年算起到1958年迁校马连洼，农大在此办学达半个世纪之久。

农科大学校址的选择，严格遵循了四个原则，充分地体现了第一代高等农业教育者的良苦用心与严谨精神。

1912年11月，农科大学从马神庙京师大学堂旧址迁入北京阜成门外罗道庄（今北京玉渊潭公园）校址，石刻“农科大学”高悬于大门（第一张板的门头，回指对照1993年复制实物）。“农科大学”的大学的讲堂大楼（工字楼）和办事楼比赫赫有名的北大沙滩红楼还要早六年。尽管今日我们已无处凭吊，但在这些老照片中，我们依稀可以想像出它们当年的雄姿。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改称“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1913年，农科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走出校门，此时距1905年建校已经有8年之久，这也折射了中国现代农业高等教育创办的不易：大学堂1904年正式招收预备科第一班学生，1909年预科班毕业后，部分学生和一些同年毕业的师范第四类学生升入大学堂农科，成为农科大学的第一批学员。1913年，在经历时局动荡影响之后，农大的第一届毕业生在12月离校。他们(指照片)就是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的星星之火！

二、风雨前行 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14、2－1923、2）

1914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以“教授高等农业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将农科大学改组为独立的“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为与北京大学同属于教育部的当时北京国立八校之一。由于其时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学校在此后9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用“步履维艰、风雨飘摇”8个字来形容，但仍取得了可观的办学成就，师资力量不断加强，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民国建立初期，中国教育模式“以美为师”取代“以日为师”的趋势十分明显，这张小小的学年历就是历史的见证。1921年，在校长吴宗栻（图片见第二板）主持下，改革学制：由3学年制改为4学年制；各学科采用单位制（相当于现在的学时制）；设必修与选修课程。大家可以参看这个文献（教育部批准改革学制）。1921年10月20日《晨报》上刊登的《添招女生广告》对我校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女性开始进入现代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视野中。可惜当年响应者寥寥，并没有招到学生，直到1926年才有第一名女生入学。从第一名女生于1930年毕业算起，解放前共有71名女生从农大毕业，而今天的农大，女生的比例已接近一半。

当年的校园农场“两岸苇花一溪水，新田千顷尽嘉禾”（1916年校友诗作），当年的农大人“愿学为农意岂奢，田间风味足桑麻”。农专时期，学校教学改革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学生的实地调查研究，这些老照片生动的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从1916年起，每届毕业班（三年级）都利用假期到国内各地和日本、朝鲜考察实习。第一次考察团的带领者，即这位许璇教授（指照片中的许，再回指上一页照片）。他在农大四个不同时期任职累计长达20年，并四次出任院长、校长，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越成就，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他在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被当年教育界誉为“罕有人物”、“一代宗师”。许璇教授1934年积劳成疾而不幸去世后，北平大学为他举行校葬，为一位教授的逝世举行校葬，在北平大学尚史无前例。

这一时期，学校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不断发展，九年时间里共有三百零五名学生从这里毕业。同时，在农专校园还成立了足球队、网球队，办起了杂志、丛刊，文化生活开展的红红火火。

五四运动中的农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农专在“五四运动”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是“五四运动”早期发起者之一，并始终站在运动前列(当年13院校，今天多已不存)。这是农大的光荣和骄傲，农大成为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可以说即是从“五四运动”起。

农专的师生在5月4日和其他12所院校学生一起，齐集天安门举行大会，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政府投降卖国行径的示威游行，6月3日，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上千学生被捕，农专学生罗家楷等亦在其中，为了支援学生运动和营救被捕学生，农专学生发动捐款，并在北京第一舞台和北大、清华、高师三校举行募捐义演（义演、捐款启事和义演的剧目单）；1920年，农专学生会抗议日本政府就山东问题和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所印发传单；1920年5月，农专学生创办《醒农》半月刊，把目标朝向农民，《醒农》的发刊宗旨是：“促人民之觉悟”，“谋农业之改进，”它是“五四时期”有相当影响的刊物之一，发行国内外。

三、开拓奋进 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3、3－1928、11）

1923年3月，经过三年多时间的酝酿，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章士钊在“改大”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他刚刚从欧美考察归来，即投身农专的建设中，并成为改大后的第一任校长。1922年12月，他到农专发表演说，阐述办学方针，声称愿作改造农专的“炮手”。1923年上任之后，章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来推动农大的发展，他刊登在《晨报》上公开纳贤延聘国内外农业专家来校执教的《征聘农业专家特告》就是一例，这一举措在30年代开始显出成效。1925－1926，在他已任教育总长后仍兼任过一段时间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章士钊不仅为农大发展规划蓝图，而且在他任校长期间，将每月工资捐赠农大购置参考书籍，至今图书馆仍有遗存。

这一时期，学校不仅学科体系完善，师资力量雄厚，这份经过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批准的《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大纲》或可说明；学校当时拥有四个农事试验场，增添了大量试验器材和图书资料，学术活动异常活跃，农业化学学会、森林学会先后成立；而且一度经费充足，1923年学生人均经费为一千一百五十元，是当年北大学生人均经费的三倍还多。“不愧为吾国最著名之农业大学。”

这一时期农大革命组织的“萌芽”也值得我们关注。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1921年初，在邓中夏的直接指导下，杨开智(杨开慧兄)、乐天宇、蒋文xiao（音同“孝”）三人组成了社会主义小组，这样的小组在当时北京高等学校中只此—家。半年后，根据邓中夏指示，在此基础上，建立农专第—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也是北京高校最早建立的团支部之一。团支部的建立把农专的学生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924年1月，根据中共北京地委的指示，农大青年团(此时已改称共青团)的全体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成立了农大历史上第—个中共支部，乐天宇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农大支部是北京高校中最早成立的中共支部之一。此后，革命运动在校内外迅猛发展，组织迅速扩大。党员人数由最初的十余人，到1926年发展到五十余人之多，最多时占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农大支部还在京郊农民中发展党员，进行农民教育，开展农民运动。农大党支部是大革命时期北京地区一支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那个时期还有一些事值得我们铭记。“苟且偷生生同朽骨，为国而死死亦光荣。”这是1926年6月，写给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农大学生林孔唐烈士的挽联，在那场发生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反帝运动中，农大学生用鲜血写就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这些文献和照片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北京各界掀起了反日运动。农大全体教职工和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集会、游行、宣传、成立反日济案后援会，抗议日军的暴行。8月，为了唤起人们永不忘国耻，在校园里建起“毋忘国耻”纪念碑。“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农大校园被日军占据为兵营，纪念碑被毁。这座“毋忘国耻”纪念碑的建立，足见当年农大师生爱国热忱。

四、发展壮大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1928、11－1937、9）

1928年，国民政府进入北京，改北京为北平，实行大学区制，再提国立九校合并改组，几经抗议反复，北大、北师大各自独立，但农大却从此开始了她作为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历史。这是解放前农大历史上继农专时期后第二段较长的稳定期，也是学校不断发展壮大的时期。

北平大学农学院校门两侧墙壁上有四个醒目大字：教民稼穑。全校师生也用实际行动为这四个字做了最生动的注脚，他们秉承了农专农大的优良传统，近一步加强了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在全国各地农村参加劳作，进行农事推广，设立农村建设试验区，开展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教育活动。据记载，1935年，西郊农民赠农学院七尺大木匾一块，上书“福利农民”。此匾曾高悬生物大楼之上，后屡经战火**，不知所终。这一时期每年举办的“与农民同乐大会”，正是自农科大学建立起，一代又一代的农大人坚持走面向农村，为农业、农民服务的道路中的一种有效尝试，是不断思考与摸索得到的成果。

北平大学农学院任职较长的刘运筹院长，虽然政治上不够明智（阻碍学生运动的开展），但其办学业绩不容抹杀。他提出了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三大建设计划，对学校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提出并推行“农村建设实验区”，别具匠心倡议以每年11月11日为“中国农民节”，其“双十一”的含义，即为“士”与“土”两字的组合，意为知识、知识分子与土地、农民相结合。

这一时期，学校的学术科研活动渐成规模，各种学会组织多达九个，学术会议不断，农业刊物也有十余种，尤其是随《世界日报》出板发行的《农学周刊》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经过学校二十余年的建设，教学设施逐年增加，原先“水涸已无鱼可钓，池塘只有鸟堪罗”的荒芜校园也是“红桃白李，争风河岸，绿柳青松点缀全境”，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时有“东方小瑞士”之称。

在学习之余，学校的体育运动也是开展的有声有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工也迅速地投入到了救国运动中。10月，农学院抗日救国会在校内外连续举行救国宣传，演出自编自演的新剧，观看演出人数达1500多人。11月时，在突破当局再三阻挠，赴南京请愿的北平各校2000多人大学生队伍中，就有农学院90余名学生的身影。同时，农学院师生还积极进行军事训练，准备投身救国战斗中。这为他们日后从事农业科研活动，为抗战中的颠沛流离、艰苦西迁进行了必要的体力上的准备。

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平大农学院学生同样以巨大的爱国热情汇入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之中。

五、共赴国难 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1937、9－1938、7）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偌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国民政府将北平大学等北京数所大学几经辗转，迁至陕西，组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学校成为西北联大农学院，后又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国立西北农学院。国难时艰中，平大农学院因国土沦丧而消失，新的国立西北农学院建立起来，这对大西北地区高等农业教育而言无疑是一大贡献，但却是以取消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农科大学为代价的。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已是百岁老人的原北平大学校长兼农学院院长徐诵明教授，在与农大研究校史的老师讲起当年的经历仍十分激动，谈到他极力反对教育部肢解北平大学，甚至当面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争论。农学院校友胡子昂等也纷纷致函致电陈立夫，表示反对，要求保存农学院建制，以便战后复员。但农大的百年发展还是在这里一度中断。从京师大学堂一路走过，中国最早的农科大学三十三年的起落沉浮，也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史的艰难开篇。

抗战期间，华北伪政府在北京建立了北大农学院，抗战胜利后，其中的部分人员经过甄别，也并入后来的重建的赓续血脉的北大农学院中。

六、浴火重生

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1946、6－1949、9）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国立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农大也同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一起开始了她的重生之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迁的学校大多开始复员原地办学，而原来的平大农学院，因为被拆散、并迁，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校友会的不断努力下，多次与北大校长胡适联系、协商，达成共识，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得以在原址恢复重建，改属北京大学，农大被中断的历史得以延续。这份当时被刊载于北平各报的历史文献（胡适亲笔致函答复北农校友总会）就是复校的见证，在答复中胡适明确表达了对北大农学院继承原先北农历史的肯定和支持，称“现在之北大农学院，即为延续北农历史之学院。”

在院长俞大绂的主持下，李先闻、李景均、熊大仕、林传光、周明牂、黄瑞纶、陈华癸、李连捷、应廉耕、李荫桢、汪振儒、汪国舆、吴仲贤„„一大批学界才俊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宏大的规模、广阔的教学实习场所和优美的校园环境，北大农学院拥有当时北京大学各学院中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北大农学院设系之多，分科之细为当时全国农业院校之冠，当时北大有六个学院三十三个学系，农学院就占十个。

从1945年到1948年12月（罗道庄解放）的三年间，农学院的进步力量，在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发展。从反“甄审”斗争到抗暴斗争，到“五二○”反饥饿反压迫斗争，再到“八一九”大逮捕，到处可见北大农学院师生反抗、斗争的身影。1948年12月17日，北大农学院所在的罗道庄地区获得解放。农学院在历经苦难之后，怀着对光明的热切期待，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更大的新生。

1949年7月，辅仁大学农学院并入北大农学院。农业大学最粗壮的源流就此形成了。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再次回到风雨如磐的现代中国历史中，梳理农业大学另一个主要源头：清华大学农学院。

一、学科草创 清华学校农科与清华大学农学院筹办（1921－1933）

二十世纪初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因为当时学生“多有志向学习农科者”，就以开始设置农学方面的课程，不少学生经由清华赴美学习农学或生物学，学成后即归来报效祖国，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中国现代农学研究和农业高等教育的中坚。

1921年，清华学校开办农科学校，又有许多有志学农的青年从这里走出国门；1928年清华改为大学，30年代初即已开始积极筹建农学院，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已将圆明园故址拔归清华办农事试验场。

二、人才辈出 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1934－1946）

1934年，作为农学院过渡的农业研究所在清华创立，由校长梅贻琦担任主任，在有限的条件下在河北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但是，很快的抗战爆发了，正常的发展被迫终止，清华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转移和在大后方昆明艰难办学的历程。农业研究所克服了种种困难，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农业、生物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更为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农研所为国家培养储备了一批农业科学技术人才，如展览中所写名单，一个只有60人的队伍，有这么多的院士先后产生，实属罕见。所以说清华农研所是一所英才库，毫不夸张。这是清华农研所对国家最大的历史性贡献。

三、志存高远 清华大学农学院（1946、6－1949、9）

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员北平。1946年，清华农学院成立，汤佩松任院长。汤佩松奉命筹备清华大学农学院时，设计了一幅崭新蓝图，拟订了农学院的发展目标。

对于清华大学农学院要办成什么样，培养目标是什么，要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等等，汤佩松在当年的《筹备方案》和日后的回忆中阐述的十分清晰。（汤佩松谈办学目标中的划线部分）这样的设想和全盘筹划，在我国农业教育中可以说独树一帜。

由于不久新中国建立，清华农学院被合并组建北京农业大学，汤佩松的抱负未得实现，但他的办学理念，并没有全被埋没。农大应当办成什么样的学校？这个问题，一直是农大人思考、议论、关注的问题，今日的农大，以国内最高、世界一流的高等农业学府为目标，已经是我们的共识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近汇成农业大学第三支源流是华北大学农学院。

一、筚路蓝缕 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1940、8－1946、3）

华北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是1940年中共中央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是农科大学的老毕业生乐天宇。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为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家每次听到熟悉的《南泥湾》的旋律时，都会想到王震和他领导的三五九旅。但历史不会忘记，是乐天宇和他领导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深入细致的考查和科学的研究报告，促成了南泥湾的开发。

二、不畏时艰

北方大学农学院（1946、3－1948、7）

1946年，为了“开展农村大生产运动，为战争和人民服务”，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经延安大学农业系的短暂过渡后，在山西长治成立了北方大学农学院。学院在参加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尤其是兽医研究，被国际学界认为是“现代中兽医学”的开端。

三、高歌猛进

华北大学农学院（1948、7－1949、9）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农学院随之称为华北大学农学院，并从太行山上搬迁到石家庄办学，对华北地区的农业实践发挥了科学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大、清华、华大的三所大学的农学院，在中央的支持下，开始酝酿大的调整。三院合并已是大势所趋。从9月中筹备起，只用一个半月，合并与搬迁工作就顺利完成了。12月17日，新领导班子宣布就职，乐天宇任校委主任。钱俊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农大筹委主任)在就职大会上讲话说：“今天全中国范围内以这样大的力量办这样的学校是头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对这个学校方针与实施给以重大注意，我们建设这个学校，对中国农业及农业教育要树立新的榜样”。1950年4月8日，北京农业大学校名确定，农大历史的新篇章就此展开。

“三位一体”办学方针

乐天宇提倡“生产、教育、研究三位一体”，其实早在40年代初就有实践。当时，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师生在大生产运动中，到农村去与群众密切结合，边生产、边教学、边研究，在完成群众生产任务的同时，完成学习和研究任务。“三位一体”在北方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一直延续下来。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实行“三位一体”办学方针的华北大学农学院为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新中国建立后，乐天宇在主持北京农业大学工作时仍坚持这一构想。1950年起举办的农耕学习班，正是“三位一体”论的重要实践。后来，由于三位一体方针不够明确、具体，又在实践中发生了单纯强调生产的狭隘实用主义的偏向，渐渐地就不再被提起了。

农大建立之初的教改回顾

三院合并成立的北京农业大学后是新中国第一所多科性农业大学，既肩负着历史赋予的重任，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首先遇到的是如何把具有不同历史传统与特点的三所农学院真正团结起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农业大学而共同奋斗。建校初期所采取的一系列各项教育改革的尝试，有的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中央和师生们所肯定，但也有失误，尤其在课程改革上，出现了有违党中央的方针与政策的现象，以致出现了“农大**”问题。这也是新中国的高等农业教育者们在探索中前进时所付出的代价。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农大纠正了错误，重新步入正轨。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培养高级农业建设人才”，学校建立较为齐全的教学和学科结构，一面进行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一面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

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被国务院列为全国六所重点院校之一。

农大的院系调整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央的部署下，全国性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展开。农大原有的11个系调整为6个系、9个专业。（展览所列机构表）。而此次调整中分离出去的森林系与河北农大森林系合并建立了北京林学院，现在是北京林业大学，已经别立新宗；分离出去的农机系，则与华北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北京双桥机耕学校合并成立了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成为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一所重要学府，1960年，北农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院校。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后来改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又于1995年与北农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它位于清华东路北侧的校址，是现在的东校区。

五年学苏

在教学上，这一时期的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都进行了很多探索和改革。如全面修订教学计划，精简课程，减少学时（见计划表的对比）；如在学习苏联取得的经验上，遵循“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对教学大纲进行修订；建立生产实习制度（有图片）；改革考试制度；请进苏联专家；引进、翻译苏联教材等等。1954年以前学校的科研工作，重在恢复和整顿，为日后大规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做好准备。1954年之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从各个方面（展览有说明）加强科研工作。全校的学术水平、科研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业调查、品种选育、植物保护、兽医、植物生理等方面均有大量建树。

这些珍贵的图片与文献，真实地记录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探索中的曲折发展

从1958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夕，农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经过了“教育大革命”、全校下放锻炼——调整，贯彻《高教六十条》——试行半农（工）半读等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十年是学校在曲折中前进的十年，学校工作既遇过挫折，也有迅速发展，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克服环境的艰苦，取得了令人称道的丰硕成果。1958年，北京农业大学搬离了走过半个世纪风雨的罗道庄老校区，新校址位于圆明园西北面的马连洼，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西校区。

遵照毛主席指示，1958年北农大和北农机全体师生均下放锻炼一年，这一年的实践有得有失，获得了不少经验，也付出了代价。但正如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高教六十条》的指示中所说：“不论是成功的经验或者是错误的经验，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认真总结1958年前后的“教育革命”经验与教训，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高教六十条》，学校工作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建立了正常的、稳定的教学秩序，调整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甄别了冤假错案，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特别是老教师受到应有的尊重，充分发挥他们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全校科学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农业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学生中认真读书努力学习蔚然成风，教学质量显著提。全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共同战胜暂时困难，学校的领导工作，学校的风气和教学质量出现了继五十年代之后，第二个辉煌时期。

文革罹难，坚韧求卓

在文革十年中，中国农业高等教育受到严峻的考验，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机学院都遭受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苦难与艰辛。

两所学校受到的远大于其他高校的冲击，学校几近瘫痪，甚至面临被解散的境地。学校分别被迁出北京，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经历了数次辗转，颠沛流离，甚至几次更改校名，陕西甘泉县的深山沟，重庆山城，河北的涿州和邢台都留下了它们的足迹。许多宝贵的历史文物也因此劫难而散失无踪，那块“农科大学”的石刻门头原本在1958年随校从罗道庄移到马连洼，现在也只能在发黄的相片中看到，永远成为记忆中的风景。

农大是“抗棍棒的种子”，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中，农大人怀着报国忧民的胸怀，以顽强坚韧的精神，在教学和科研上孜孜不倦。开展贫下中农再教育，进行调查研究，为当地农民培训技术人才。尤其是具有特色的短训班，对普及农业技术，推动当地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小麦育种工作评选出了适应陕北旱塬地区种植的10多个品种，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20%~50%。另外，学校开办的兽药厂、赤霉素厂也陆续投入生产。

1972年、1974年，北农机和北农大分别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北农大有6名代表（沈其益、蔡旭、李连捷、俞大绂、沈隽、汤逸人）出席，12项科技成果获科学大会奖，获得6面奖状。

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北日报》等纷纷发表报道农大的文章，这是对农大极大的支持，也寄托了全国人民对办好这所高等农业学府的殷切希望。

迁回原址，拨乱反正

1978年，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的短暂调整，共和国拨正了航向，科教事业迎来了春天，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迎来了转机。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机械学院也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两校分别从河北涿县、邢台先后搬回北京原址办学。

(这一段说明作参考)1977年8月4日，沈其益在邓小平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言，高鹏先、王明远、沈其益联名给中央写信，时任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于8月9日作了批示，并建议国务院派专人调查和处理。稍早的时候，俞大绂、沈其益、熊大仕等著名教授就曾先后联名上书邓副主席、华国锋主席，另外以华北农大全体教职工名义写信给中央军委及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请求退还马连洼校舍，恢复北京农业大学校名。1978年11月29日，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华北农业大学搬回马连洼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的通知》，在通知发表的第二天，1978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文章，这恰是经历严寒、迎来春天，农大又获新生的真实写照。

也是在1977年8月，华北农业机械学院王永波、万鹤群、唐文霞、乔东生等十九位教职员工曾给邓小平副主席写信，汇报学院情况，陈述了文革外迁中，学院遭受的损失，反映了广大教职员工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邓小平接到信后不久就做了重要批示。1979年，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批示同意农机学院迁回北京原址恢复原校名，十五位总理、副总理也批示同意。这两个文件清楚的记载了这一事件。农工大也终于回到了发展的航道中。迁回北京办学后，北农大和北农机首先面临的就是收回校园的问题。这是当时校园校舍被外单位占用，学生无处读书，教学、科研和住宿能只能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和厕所里进行的惨状（指收回校园迫切要求一组照片）。经过多年的努力，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才收回大部分北占用的校舍。今天，中国农大的两个校区中还能清晰地看到那段特殊历史留下的印迹。

十年浩劫也是人才的浩劫，北农大和农工大在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同时进行的队伍整顿与建设和也经过十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照这些图表，我们可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致力建设，成果斐然

1984年，国务院将北京农业大学列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十所高等院校之一。1988年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更名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本科、研究生招生自1980年起开始恢复，且规模不断扩大，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上成绩巨大，学科设置日臻完善，教学研究成果斐然。研究生教育方面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可以称作中国现代农业科技人才的摇篮。（指招生数字及硕士点、博士点及博导数字）育天下英才是学校的宗旨，学校不仅重视本、专科及研究生的培养，还十分重视成人教育及干部的培训，为国家的农业建设输送不同层次的人才。这是学校继续教育的情况（指继教图片、文字）农大人以解民生之多艰为己任，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三农”服务，解决农业生产建设的实际问题方面农大的老师们辛勤奉献，孜孜以求，1978—1995年间，取得科研成果国家级、省部级奖励约280余项（指科研成果统计数字和奖状）。许多具体细节，我们在一楼的参观中都有了了解。学校在国际交往与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与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建立校级关系的情况（指64板上半部分图片）。这是与以色列、德国、泰国、韩国建立国际合作项目情况（指64板下半部分图片）。1980—1995年，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主办国际学术会议50多次，这几项是主要的，涉及到土壤改良、动物、农业工程、生物技术、可持续农业综合管理等诸多方面。（指65板上半步图片）。国际交往增多，打开了师生的国际视野，派出留学、进修、接触外国留学生、聘请外国专家数量多、地域广。获得了国际资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指65—66板图片）。对照一楼的关于交流与合作的介绍，我们会对中国农业大学近年来的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是这一时期校园风貌及文化活动（指67页板面作部分介绍即可）。

两校合并，宏图大展

1995年10月，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北京农机学院）合并，一所规模更大、学科设置更趋综合化的新型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正式形成。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欣然为学校题写的校名。

1998年，学校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211工程”高校；2003年，学校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985工程”高校行列。

合校后的十年，中国农业大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点您在一楼展区已有较深刻的了解。三届领导班子（指六位领导人照片）在实现学校平稳过渡、逐步地推进学校实质合并、机构改革与创新、提高教职工待遇、校园综合治理等等方面，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努力拼搏进取，迎来了今天中国农业大学生机勃发、欣欣向荣等大好局面。天地玄黄，中国农业大学从20世纪初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源头一路走来；百年沧桑，学校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的命运息息相伴。百年发展铸就了她的辉煌，百年积淀造就了她的品格。“长风破浪正当时”，中国农业大学正以开阔的胸襟、开放的眼光，开创属于自己更为光辉灿烂的未来！

第三篇：北洋部分校史解说词

北洋解说词讨论稿2010-3-12

北洋大学部分校史展解说词

序：

欢迎大家莅临天津大学校史博物馆。

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大学，诞生于1895年，中华民族危难之秋。创立之初，就承载着救国图强的历史重任，已经走过了114年的光辉历程，经历了工法肇基、创新转型、西迁播火、津沽复校、迎接解放、院系调整、改革开放等重要时期。

现在让我们走进“时光隧道”，回顾学校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右边的10个灯带是学校发展的十个重要时间标志，显示屏上播放的内容是学校发展的10个时期的重要历史图片。

左边的石版画是标志着北洋大学作为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开源图”，其详细描述了奏请学堂成立的奏折片段、中外教师合影、中国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聘、第一届毕业生、初创四学门律例、工程、矿冶和机械以及各学门的毕业生等内容，反映出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创办历程。

第一部分 巍巍学府 国之大学

现在我们位于第一展厅，“巍巍学府 国之大学”。北洋大学倡导西学体用，招生方式不同于传统的科举取士，而是由学校直接面向社会招考。在上海《申报》、天津《直报》上刊登招生启事，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这幅油画就表现了北洋大学堂首次招生报名的情景，各阶层人士携子报名，十分踊跃。

这里陈列的档案是北洋大学成立公告和招生启事的手稿，以及当时刊登招生启事的《直报》、《申报》。

这份档案是奏请创办北洋大学的朱批奏折。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请光绪皇帝在天津建立首座西学学堂，奏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办学的宗旨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可见，北洋大学一成立就肩负着“兴学强国”的重任。1895年10月2日，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北洋大学随即成立。

这里展出的五位人物直接影响了北洋大学堂的创办：光绪皇帝、洋务派代表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美籍教育家丁家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世人惶恐。为了强国救国，十八省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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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名上书，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公车上书”，光绪皇帝颁布《强国诏》，此时盛宣怀提出在天津设立西学学堂。盛宣怀的提议在当时可谓大胆，在封建科举制度下全面倡导西学，其勇气可嘉。

学堂最初选址在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村的博文书院旧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德军侵占了学堂。1903年北洋大学堂在西沽重建校舍，占地348亩，前临北运河，后带桃花堤，景色相应成趣，校歌中的“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描绘的就是此处的景色。

赵天麟校长任职期间，总结北洋20余年的办学经验，将其凝炼为四字校训“实事求是”，意在办事求学必须脚踏实地，根据实证，求索真相。“实事求是”的校训传承至今，成为学校发展 的不竭动力和宝贵财富。这些底衬文字是赵天麟校长在1925年为北洋大学三十周年校庆题写的祝词，既是其办学思想的回顾与总结，又是对“实事求是”校训的进一步诠释。巨幅的“实事求是”是1985年茅以升老校长为校庆九十周年题写的。

这是北洋和天大时期的校旗和校徽。

诞生于1935年9月的北洋校歌更是把北洋精神作出了深刻地阐述，展现出北洋人“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的决心和志向。

下面请大家一起简要回顾北洋的发展历程，1895年创办时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912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所有学堂，一律改为学校。”北洋于该年4月，改名为“北洋大学校”，直属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1913年，遵教育部令改称“国立北洋大学”。1917年2月教育部令北洋大学的法科调入北京大学，并于1920年最后一届法科毕业生离校停办法科专办工科。1928年7月，大学区制试行，北洋改称“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随后不足一年时间，北平大学区被废止。随即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北洋更名为“国立北洋工学院”。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底天津沦陷，9月10日，教育部令北洋工学院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研究院西迁，共同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7月，教育部指令将西北联大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其中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和其他三所大学的工学院组成。1946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复名北洋大学。北洋根脉回津复校。新中国成立后，北洋大学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由国家定名为天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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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1959年被列为国家首批重点大学。改革开放后，天津大学首批进入 “211”和“985”重点建设工程，经过一百一十四年的创新发展，目前正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努力前行。

下面请参观第二部分：工法结合 大学肇始

北洋大学以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为蓝本，由美籍教育家丁家立总理学堂事务，开设西学的法律、科学和技术等课程，“一改中国数千年封建教育之传统”，“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

这是北洋大学创办之初制定的《头等学堂章程》，它是中国第一个大学章程。该章程系统地规定了大学学制、招生办法、课程与专业设置、教师延聘、教学管理与经费使用等内容，制度完备、要求严格，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继起者之规式。北洋大学的诞生在社会上反响强烈，这里展出的是1895年刊登在《京津泰晤士报》和《博来评论》等英文报纸上有关北洋大学的报道。

这里是盛宣怀与丁家立共商创办北洋大学的情景复原。这位是盛宣怀，北洋大学创始人、首任督办，被誉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一生从事洋务事业，涉猎轮船、电报、矿业、铁路、纺织等重要实业。1895年创办北洋大学堂后，次年于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可谓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和奠基人。

这位是丁家立，美籍教育家，学堂章程的起草者、首任总教习，任职长达11年之久，素以“严谨治校”著称。丁家立早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和欧柏林大学研究院，曾任李鸿章的英文家庭教师。他的学识和管理，得到了北洋大学师生的交口赞誉。

下面展出的丁家立起草的规划书的英文手稿。北洋大学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头等学堂内分设律例、工程、矿冶和机械四个学门，学制四年。头等学堂所设课程可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基础课，如几何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例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除修满课程外，要求写作策论，也就是毕业论文。随着社会需求的扩大，北洋大学先后又开设了铁路班，法文班、俄文班和师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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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教习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其中美籍学者福拉尔博士（H.V.Fuller）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深有研究，在课余专门讲解相对论原理，开启了学生的科学思想。外籍教习使用外文原版图书授课。这是当时的美籍教习任纳福为北洋学生编写的《世界通史纲要》，此为北洋丛书之一。在北洋工作的优秀中外籍教习纷纷获得清政府的嘉奖。这是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为教习向清政府请奖的录副奏折。

学堂教学设施堪称一流，这是化学讲堂，具有现代风格的弧形设计，便于师生的交流互动。学堂建有图书馆、地质陈列室、矿山模型陈列室、矿物标本室、金属组织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测量仪器室等实验实习设施。

学堂经费投入巨大，头等学堂每年需三万九千余两白银，二等学堂每年需一万三千余两白银。如此巨大的办学经费从哪里来呢？这份档案是盛宣怀发布在《直报》上奉旨“劝令加捐”的通令，可见，北洋大学的办学经费来自国家海关关银。

四年之后，头等学堂有了第一届毕业生。这是“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凭”，颁发给首届法科毕业生中优等生第一名的王宠惠，他是中国近代法学名家，有“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之称。第一张文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北洋大学法科开设的主要课程有20种，囊括了当时西方大学法学院的主干课程。

这是清政府奖励总教习丁家立的“双龙宝星”勋章。宝星勋章制度始于1891年，分五等共十一级。丁家立曾两次获得宝星勋章，照片上的和展出的是他第二次获得的二等三级勋章。（注：第一次，1895年受三等一级宝星勋章；第二次，1903年受二等三级宝星勋章）

这几份档案记录了北洋大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情况。北洋大学在《头等学堂章程》中就列有选送优秀毕业生出国留学计划。1901年，北洋大学资送首批大学毕业生直接进入哈佛等一流学府的研究院深造，成为中国最早选送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的大学。1906年，北洋大学又在近代教育史上开创了整班出国的先例。

这张照片档案室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合影：首班入学30人，毕业时仅有18人，北洋大学淘汰率之高，教学管理之严格，可见一斑。

北洋大学的教育质量很高，当时得到了清廷的赞赏。这几份档案记载着清宣统年间，北洋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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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毕业生被清廷授予进士出身和翰林编修身份的情况。

北洋大学的办学之路是成功的，它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大学本科毕业生、为中华民族培养了第一批近代社会的精英人才。

北洋大学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者，虽然称呼各异，但他们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蔡绍基、唐绍仪、梁敦彦和梁如浩曾是早期留美幼童，亲身接触美国教育，对北洋大学坚持美国大学模式办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位是赵天麟校长，他是北洋大学时期的著名校长之一，他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校训，坚持严谨治校，重视学生全面发展。他在任期间北洋学生在外交官考试、高等文官考试、清华留学生考试全国三大重要考试中连中三元，北洋名声鹊起。

第三部分：创新转型 专办工科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高等教育推行大学区制，划全国大学教育为四个区，分别以北京、南京、武昌、广州为本部，各设一所大学。1913年和191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两次试图将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并为一所，遭到双方的反对，未有成效。1917年训令两校，将北洋法科入校生调入北京大学学习，将北京大学工科入校生调入北洋大学学习。1920年北洋大学遵照教育部237号训令，正式停办法科，正式进入专办工科时期。

北洋大学法科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及图书设备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人才辈出：如前面提到的“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王宠惠；中国现代法学家、政治学家、外交活动家、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著名的外交家、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革命先驱、中共早期创建人之一张太雷等等。法科的停办对于北洋大学来说无疑是一巨大损失。

专办工科时期，学校进行了创新转型。首先进行了学科调整和扩充，在原有的土木、采矿、冶金三学门的基础上，1925年恢复停办了24年的机械学门，1933年起陆续增设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组。加强师资队伍，聘请教师大多具有海外博士学位或海外学习的背景。办学模式由教学型发展为教学与科研并重，建立了我国第一批工科研究所，即矿冶工程研究所、工程材料研究所；1934年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工科研究生；出版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率先实现了中国大学功能的转型。当时北洋被称为“理工学术之重镇”。

北洋大学非常重视实践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当时拥有一批设备一流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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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这里复原了三个实验室。这是复原的水工所场景，是中国乃至东半球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被当时誉为“科学堡垒”。这是复原的机械试验室。试验室设备与当时美国大学试验条件相伯仲。这是复原的航空试验室。1934年，邓曰谟教授就是在这里成功试制了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由于北洋拥有雄厚的机械和航空教学基础，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北洋大学开办航空系，这里展出的是教育部令和航空工程系课程表。

北洋逐步迈入以工为主的快速发展时期。严谨的办学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发展，同时注重教学科研并重、教学和实践紧密结合。

这里展示的是这一时期两位著名的校长，茅以升、李书田。

茅以升校长坚持严字当头，这是当时茅以升为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张度批改的作业。他提倡教学和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著名钱塘江大桥的兴建，凝聚了北洋师生的聪明才智和心血，这是当时学生在钱塘江大桥实习的照片资料。在钱塘江大桥实习中得到磨砺的北洋学子，日后多数成为了桥梁设计和建造领域的学术泰斗。

李书田校长严谨治校，提倡教学、科研并重，是位极具思想的教育家，在《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中提出，用16年时间将北洋大学建设成为工理文法医相结合的综合性一流大学。这一宏伟的计划被战争无情地打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洋奉命西迁入陕。部分在津师生进入英、法租界，乘船出大沽口入渤海，于山东青岛或龙口上岸，取到西安，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合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陕西潼关告急，临时大学又奉命南迁汉中，沿途涉渭河、过大散关、越秦岭。秦岭峭壁嶙峋、地势险恶，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师生每天步行少则30-40里，多则70-80里，终于临大工学院在城固县城以南40里的古路坝落脚。随后，临大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联合大学改组，工学院独立设校，由北洋李书田负责，筹建国立西北工学院。北洋的名号消失。各界校友积极呼吁教育部恢复北洋名号，均无成效。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召开年会，学会中北洋毕业生甚多，借此相聚之际，商议复校事宜，组建筹备委员会，准备向政府提案恢复国立北洋工学院，如不成功则筹设私立北洋工学院。鉴于这种情况，北洋校友、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下划出浙江英士大学工学院，建国立北洋工学院。1943年李书田建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三工连理，根系北洋。在此以前，李书田个人还相继建立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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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西康技术专科学校、贵卅农工学院，北洋精神在中国的西部大地播撒，薪火相承，弦歌不断。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学校或整体或部分地留在当地，成为了中国西部大地上高等教育的中流砥柱。

西北工学院在七星寺设立了分院，北洋学子在艰难条件下潜心苦读，开夜车成风，火烛光焰彻夜不息，被誉为“七星灯火”，这幅油画表现的就是北洋学子在七星灯火下苦读的情景。

北洋坚持在西北办学，自强不息，追求科学，肩负救国图强的社会责任。莘莘学子不畏艰险，终使北洋文脉未断。北洋自觉自愿地担当起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重任。

第四部分：穷理振工 北洋重兴

北洋西迁入陕，合组西北工学院，海内外校友多次奔走呼吁，呈请教育部恢复北洋大学。这是杰出校友、时任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宠惠（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亲笔书信要求恢复北洋大学，朱家骅随即转呈蒋介石。终于，1946年1月，教育部批准恢复国立北洋大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泰顺北洋工学院、西北工学院三地师生，如百川归海，汇集西沽。这幅铅笔画表现各路师生返津复校的情景。复校后在原来工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了理学院。理学院下设物理、数学、化学、地质四系，院长为陈荩民。工学院下设土木、水利、采矿、冶金、电机、航空、机械、化工八系，院长为李书田。

抗战时期，北洋大学遭到严重破坏，损失估计约16亿多元，而教育部所拨付的复原和修缮费不足8亿；复校时教育部任命茅以升为校长，但茅由于修复钱塘江大桥，一直未来校任职。北洋处于极端艰难的时期，天津《大公报》言：“北洋大学诚然有其非常光荣的历史，但今日却正临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在师生的强烈要求下，教育部任命水利专家张含英为校长。全校师生乘十来辆大汽车到火车站热烈欢迎张含英校长的到来。张含英刚一下车,便被蜂拥而至的同学们拥起抬出了站台,场面之热烈,使他深受感动。不久,教育部拨来了办学经费。有了校长,有了经费,一度沉寂的北洋学府有了生气。

虽然北洋大学办学遇到种种困难，但是校风依旧。1947年制定的《国立北洋大学组织大纲》

北洋解说词讨论稿2010-3-12

重申“严”字当头，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社会上流传有“考学难！考学难!考上北洋难于上青天！”的说法。这是这一时期培养的毕业生和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北洋大学获得了新生。这幅油画表现了北洋大学代表迎接解放军代表的场面。这一时期，由校长负责制改为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这是党团活动从地下转向公开的图片。

这是这一时期的掌校人：金问洙、钟世铭、张含英、刘锡瑛。

北洋时期（1895-1951年）共培养毕业生4597名，此处展出了50名杰出毕业生和14名教师的简要事迹。（附重要校友的简要事迹，供讲解中酌情选择）

（王宠惠：第一张文凭的获得者，蜚声国际的法学家，德国民法典的英文翻译家，对中国的法学和近代法律的制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王正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马寅初：著名经济学家。1957年写成《新人口论》，他说，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变为失望和不满”。错批一人，多生三亿。这是后人对马寅初人口论遭到批判的惋惜。

刘瑞恒：原籍天津，1903年考入北洋大学堂。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专擅外科，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创建者，近现代医学巨星。

孙越崎：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被尊称为“工矿泰斗”。“五四运动”时期北洋大学学生会主席。

徐谟：191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192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曾执教南开大学。从1931年起，先后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等职，对1932—1941年间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过重要作用。从1946年起，在荷兰海牙长期担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职务，声名显赫。

张太雷，革命先驱，原名曾让，后改为太雷，是少数见过列宁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

黄汲清，中国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地层学专著《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首倡二叠系三分，是中国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奠基人。他是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的早期开拓者，首次主编完成了全国地质图和一套综合地质图件。1945年，他的经典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系统地划分了中国的大地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创建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

吴自良，“两弹一星”铀是原子能工业的主要原料，把铀235从天然铀中分离是原子能工业和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之一。用气体扩散法以工业规模生产铀235的技术中，要使用一个关键部件——“甲重分离膜”，北洋解说词讨论稿2010-3-12

它涉及粉末冶金、物理冶金、机械加工、金属腐蚀等多项技术。当时，只有美、苏、英三国掌握这项技术，属于重大国家机密。为了打破核垄断，使我国步入核大国行列，吴自良受命挑起了负责研制“甲种分离膜”的重任。历时3年多，终不辱使命。

姚树人，1958年，29岁加入钱学森领导的火箭与卫星攻关小组，承担研制火箭燃料的重担。偏二甲肼液体燃料属于高度保密技术，无相关资料可查，且高能燃料易燃易爆，经历了多次与死神擦肩，终于在1958年底，圆满完成任务，保证了“东方红”卫星的顺利升空。）

第五部分：红色传承

“爱国奉献”是北洋大学的又一光荣传统。

在历次爱国运动中，北洋师生都始终站在前列。这是“五四运动”中的北洋大学师生。北洋学子通电社会各界、致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要求拒签和约。北洋学子在“一二•九”运动中，在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在1948年反南迁迎解放的护校运动中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北洋学子的骄傲、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

一、革命先驱张太雷在北洋大学读书历时近五年，这是他的毕业证书。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与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他由一名品学兼优、爱国进步的青年大学生，向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转变，逐步成长为一位杰出的职业革命家。在领导广州起义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9岁，是牺牲的第一名政治局委员。

在学期间曾在北洋美籍教习福克斯主办的《华北明星报》任编辑和翻译。华北明星报现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天津现存为1928年以后的报纸。这是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为张太雷烈士的题词。

赵天麟烈士，北洋教师的楷模：爱国教育家。天津人。1904年考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6年学堂资送赴美留学。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天津耀华学校校长。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坚决抵制日本奴化教育，支持学生抗日活动，1938年6月被日本宪兵杀害。

还有革命烈士李恒林、于奇、张佩怀、马克昌、马耀南、黄诚、孙景芳等。

众多北洋学子投笔从戎，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不朽的精 9

北洋解说词讨论稿2010-3-12

神丰碑。北洋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是北洋的骄傲！

北洋大学部分的展览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下面请继续参观天津大学部分。

第四篇：永兴一中校史解说词

校史解说词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校友：

欢迎参观永兴一中校史展览馆！我们的展览本着“尊重历史，重在当代”的精神，主要从16个方面，对学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作了简略地回顾、介绍和展望；其主旨是为了给学校历史做一见证，回顾一代又一代一中人的孜孜求索，铭记各级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旌表历届学子拳拳爱校的情谊，弘扬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一中人精神，以及激励来者拼搏进取的斗志。读史可以明智。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永兴一中的历史，去感受，去思考。

1、校训

校训,体现了一所学校的办学传统、精神风貌,是一所学校文化传统和办学理念的沉淀。从省立三女师到永兴一中的漫长岁月里，学校形成了独特的办学风格和基本的传统精神。在七十周年校庆时，为了承前启后，把这种风格和精神概括地提炼为“勤、实、严、活”的校训。勤，是治教治学的精神，业精于勤，天才出自勤奋；实，是指教与学的态度，对科学应有老老实实的态度，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假；严，是对教与学作风的要求，教要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学要扎扎实实，严肃对待；活，是从教与学的方法上提出要求，活学活用，在书山学海中要知入知出，发展创造能力。进入展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永兴一中的校训，就是让你可以直接触摸到我们学校最核心的灵魂和特质，记住它，就好像记住母亲的叮咛。

2、校史概略

永兴一中创办于1912年夏，始称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址在衡阳江东岸丁家码头荷花坪。由于寇犯神州，时局动荡，学校曾十易校名，五迁校址。从雁城东岸到豹水河畔，从女子师范到完全中学，从省立学校到省属重点，从省属重点到省示范高中，无不烙上寒暑百年易，沧桑几度迁的痕迹。翻开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早期历史，一大批湖湘优秀女儿，都荟萃于此。早在衡阳办学期间，学校曾被誉为“湘南革命摇篮”。百年来，学校共培养师范生、高初中毕业生5万余人。他们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还有的旅居海外。永兴一中几辈人孜孜不绝的求索、可歌可泣的革命传统、引人称道的“自强不息”一中人的的精神、以及一脉相连的“勤、实、严、活”的校风，构建了学校薪火相传的校魂。

3、先贤志略

永兴一中于建国前的38个峥嵘岁月里，她哺育了不少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不息，直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她也培养了大批学有专长的博学之士，他们为民族的振兴和科学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恽代英、何叔衡、郭亮、黄克诚、毛泽建、伍若兰、何宝珍、曾志等。恽代英、何叔衡、黄克诚、周里、毛泽健、曾志、夏明衡、伍若兰、白薇等都曾此求学或进行革命活动„„他们的灵魂就如歌曲里一个个跃动的音符，他们的名字就如夜空里一点点灿烂的星光。

4、筚路蓝缕

崛于民国，沐风浴雨，立志教化；起自龙山，披荆斩棘，砥柱中华。永兴一中的前身是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她诞生于雁城衡阳。首任校长是康和声先生。从衡阳到长沙、到资兴、到永兴，学校先后经历五次搬迁。从最初的省立三女师到现在的永兴县第一中学、学校校名十易。学校于辗转流徙中谋求生存，在战乱频仍中坚持办学。历经时代风雨洗礼，饱受战乱考验，她的皱纹里写满了历史的沧桑，她的身影后留下了一串浸透汗水的深深地脚印。

5、桃李芬芳

百年一中，冶精铸华；春风化雨，桃李芬芳。建校以来，秉承“为民办学，为国育才”的宗旨，学校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五万余名优秀学子，其中有革命先驱、文坛巨匠、科技精英、金融巨子„„莘莘学子在这里乘风破浪，走向三湘大地，奔赴五湖四海。由于版面十分有限，加之校友们散居各地，难以收齐信息资料，在这里无法展示每个人的丰采，我们为之深感遗憾和抱歉，我们只好从现有的信息资料中，选取部分校友丰采作为代表来展示。

6、情深意长

情深意长，路再长，也没有情谊长；海再深，也没有恩情深。感谢友谊！感谢母校！感谢恩情！各位亲爱的校友，各位来宾，在这个版块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弥足珍贵的友谊和难以言报的恩情。

7、名师风采

名师不仅出高徒，名师也可以造就名校。100年来，永兴一中的一代代教师，挥洒汗水，辛勤耕耘，栽桃种李，植兰艺蕙，换来了桃李芬芳，兰蕙馨香。他们书写出了永兴一中光辉灿烂的校史。他们是永兴一中的骄傲，是晚辈后学的楷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们将永远景仰他们！新世纪以来，新一代教师继承先辈们“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光荣传统，再展英姿，再现辉煌。学校名师荟萃，英才云集。380多名教职工中，专任教师288人，其中特级教师4人，高级教师132人（硕士研究生5人），省级以上劳模和优秀教师、省市县学科带头人、高级教师占专任教师的48%。许多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为学校的业务尖子、教学骨干，建设成了一支思想素质、精神面貌、业务水平、科研能力各方面都具有较高水准的教师队伍，为学校顺利实施新课程，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了根本的保障。

8、峥嵘岁月

岁月峥嵘，步履蹒跚。1949年——1978年，学校历经接管改造、“一五计划”、整风反右和大跃进、贯彻“八字”方针和“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几个时期。近30年间，学校发展起起伏伏，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烙上了深深地时代印记。“向党交心”，社会主义大教育，停课搞生产，红卫兵的大串联，校内外大办农场„„虽然再教育几乎取代了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学习，学校教育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学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思想教育的“五爱”中心，教学过程中的“五个原则”等就像春天里石头下的一颗嫩芽，让我们看到了她生生不息的那抹绿色。

9、沐浴春风

沐浴春风，振兴发展。1978年——1999年，从地区重点中学到省重点高级中学，校园面积不断扩大，师资力量日益雄厚，管理理念与时俱进，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学校在校园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校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间的学校70周年校庆和80周年校庆，更是学校发展的里程碑，学校集思广益，一次次调整办学方向和制定发展规划。70周年校庆时确定永兴一中的校训为“勤、实、严、活”，完成了一中办学历史承上启下的一次对接。80周年校庆时开始酝酿、1993年提出的“德育为首，教学为主，质量第一，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一直指引着学校素质教育和特色教育的方向。单位、集体、个人所获荣誉巨多，如点点星光，点缀着一中阔远的天空。

10、共铸辉煌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步入新世纪，学校以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为依据，遵循现代教育的基本规律，积本校百年的办学经验，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10多年来，她以惊人的变化和骄人的办学实绩享誉三湘。每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的制定，都描绘着永兴一中的美好蓝图；“依法治校、科研兴校、改革活校、特色立校、质量强校”的办学理念规范着学校前行的每一个步伐；“夯实基础，全面发展，人文一中，质量一中，为学生一身幸福奠基”办学宗旨，引领着学校走向新的彼岸；“重振百年名校，争创省一流”，成为了一中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一个个倩影走进清华园内、未名湖畔；一张张奖状、一座座奖杯见证着一次次的成功和喜悦。在历史的这端，一中人又举起了生生不息不灭的火把，唱响了代代流传的歌谣，续写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

11、毕业留影

同窗数载，温馨如昨，青春岁月，永难忘怀。旧时话语，旧时光阴，旧时照片，凝成一根小小的时针，触动着毕业学子的心。那教室、那图书馆、那棵古樟、那小池塘、那木板楼、那迷人的水杉、那整齐的法国梧桐„„都随着一张张普通的照片，一一翻开尘封多年最美的记忆和留念。传道授业的老师，同窗共处的同学，曾经生活过和学习过的那片热土。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段人生中物质最清贫、精神最富有、感情最单纯、记忆最深刻的校园生涯。

12、杏坛荣光

风雨洗礼半个世纪，励精图治几度辉煌。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校从领导到教师、到学生，团结一心，奋发努力，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大面积、大幅度地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学校许多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设施不断更新，师资水平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攀升新台阶，学校社会影响日益增强。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社会承认的，受到了新永兴父老乡亲的高度赞许。2010年，以刘小勤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确立了“夯实基础，全面发展，着力打造人文一中，质量一中，为学生一生幸福奠基”的办学宗旨。历年来，师生个人和集体所获荣誉无数。学校先后获得县双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市校园文化建设样板学校，省培养优秀体育运动后备人才重点学校，全国群体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13、校庆足迹

永兴一中百年发展史中，成功举办了多次校庆。每一次校庆都堪称学校办学史上的里程碑。历届校庆得到了当时的领导、师生、校友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校庆是一种荣耀，是一份激情，更是一种责任！它是学校发展进步的展示，更是学校展望未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锐意进取、昂首阔步的鞭策！我们都是母亲的孩子，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常回家看看。2022年，我们再聚首！

14、领导关怀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怀。在学校百年庆典将临之际，我们展出这一板块，就是要铭记各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支持、激励，乘国民经济腾飞之强劲东风，挟科技、教育发展之迅猛气势，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继往开来，再续新篇，再创辉煌。

15、翰墨留香

百年一中的创立和发展，凝集了多少先贤仁人的心血；百年一中的进步和腾飞，聚焦着社会贤达多少人关切的目光。他们吟诗作赋、泼墨挥毫，或殷殷寄语、或赞美鼓励、或指导鞭策。一词一语，寄寓着他们浓浓的期盼；铁笔银钩，蓄积着我们奋发的力量。

16、校园全景

学校位于便江河畔、县城中心，占地158亩。为迎接学校的百年华诞，学校新新铺了柏油路，新建了篮球场和学生食堂，装修了教职工活动中心和会议厅，立了校训石，建了一座优雅别致适宜休闲的小花园„„百年老校焕然一新，又展青春风采。校园四季如春，风景宜人，亭台楼榭、假山喷泉相映成趣，教学区、办公区、运动区、生活区布局合理，是莘莘学子求学问道的好地方。

结束语

岁月悠悠，世事沧桑。100年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永兴一中紧跟时代步伐，领时代风气之先，自身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她有着辉煌的过去，也有着灿烂的现在，我们也相信，她也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新老校友们，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母校的明天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让母校永葆青春！

由于母校历史悠久，历届校友散居全国各地甚至居留海外，联系不便，再加上时间仓促，缺乏资料，这个展览一定存在着许多错误和疏漏。请历届校友和知情人士指正的同时，还多多包涵。展览观看完毕，谢谢大家的光临！

第五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展览解说词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展览解说词（试用稿）

（2006年10月）

一、序厅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不久，平津沦陷。著名的北方三校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办学。随后，南京沦陷，战火危及长沙，临大被迫迁至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伟大旗帜，“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昆八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英才，对云南的科学、文化、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被誉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相关连接：这是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旗图形制作的倒三角锥体灯箱，底座是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昆明地图，寓意三校落脚昆明合组西南联大：顶部采用了光导纤维七色光线的变化制作了无数星星闪烁的星空，寓意了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像星空中闪烁的星星一样众多而耀眼）

二、西南联大的前身

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其前身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按照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多方改革和整顿，延聘具有先进思想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到校任教，使北大走在新思想新科学的最前面，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其中，北大校徽是前北大校长蔡元培请鲁迅先生设计的。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称国立清华大学。1931年梅贻琦担任校长后，推行“通才教育”，实施“教授治校” 等制度，使清华成为我国又一所著名高校，教学与学术空前发展。

南开大学前身是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张伯苓1904年创办的私立敬业学堂，1907年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19年建大学部，成立南开大学，制定了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等五项“训练方针”，到30年代已成为我国最著名的私立高校。

北方三校南迁，全因战火所迫。“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不久，平津沦陷，天津的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校舍尽被日军飞机炸毁，而清华大学的体育馆被改作日军厨房，图书馆也被挪作它用。

为保存中国的教育文化力量，北大、清华、南开随内地、沿海高校相继迁往大后方。最初三校迁至长沙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租借韭菜园、圣经书院、岳麓书院等地为校舍，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上课。（相关连接：因此每年的“11月1日”成为临大，后来的西 1 南联大和我们今天云南师大的校庆日。）不久，南京失陷，仅维持了4个月的长沙临大又被迫再度西迁。

长沙临大决定迁滇，是认为昆明离战区较远，相对安全，又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通往国外，交通较为便利。

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入滇：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到昆明（相关连接：该路女生和教职员家眷）；一路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至南宁，再经越南转滇越铁路到昆明（相关连接：该路10余位教师——朱自清、冯友兰、陈岱孙、钱穆等）；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横跨三省进入昆明。同年4月，三路师生先后抵达昆明。其中，第三路是最为艰难，也是影响最大的一路。它由二百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步行团，徒步三千五百里，历时两个多月抵达昆明，被誉为教育史上的长征。（相关连接：闻一多坚信抗战必胜，在路上未剃胡子，到昆明时已留起一部美髯，但没想到这一留便是八年，直到日本投降之日他才剃掉，一时传为美谈）

旅行团由闻一多、黄钰生等十一名教师组成辅导团，带领学生西行。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先生十分关心教育，出发前，为每一位同学准备了统一的行装：草绿色军服，外罩黑色棉布大衣，打绑腿、背干粮袋和水壶及一把长沙油纸伞，并委派了一位将军带队护送前行。

由于每天要步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挑脚泡”成了同学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在步行团到达贵州地界后，地形变得复杂艰险，像“鹅翅膀”、“二十四拐”这样的地形屡见不鲜。当然旅行团一路上也饱览了祖国的锦绣风光，同时师生们深感如此的大好河山，怎可任糟日寇践踏？途中，接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想到自己辛酸的求学史，同学们悲喜交加，团队和当地百姓一块儿冒雨庆祝。

当步行团抵达云南地界，云南省政府派专车为步行团接送行李，大大鼓舞了师生们的士气。4月28日，步行团在昆明东郊贤园整修后，整齐地列队进入昆明，受到了先期抵达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等的欢迎。在行军途中，同学沿途收集素材，著书立说，使得这次行军不仅是人员的迁徙，更具有教育的意味。这是步行团成员编著的《西南三千五百里》、《西南采风录》，其中，闻一多和朱自清专门为《西南采风录》作了序。随着步行团抵昆，也就开始了西南联大在昆八年的历史。

同学们正当弱冠年华，血气方刚之际被迫迁滇求学，他们在祖国山区行走了三千多里，亲眼看到了山区的同胞是怎样过着封建愚昧、没有文化、极度贫困的生活！他们敏锐意识到国家领土无比辽阔，意识到了时间、空间及思想方面的可怕距离分隔了东部沿海城市地区和处于原始状态的内地。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

三、西南联大在云南

西南联大在滇八年，时值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又屡遭日机轰炸，生活困苦不堪。但师生们克服种种困难，精诚合作，共济时艰，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继承和发扬三校优良校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其影响延续至今，享誉世界。

奉教育部令，长沙临大抵昆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门，在今天云南师大正门的位置（相关连接：在向前推进八米的地方，因市政建设而拆）（相关连接：据一些老校友回忆，是由联大师生动手垒成）联大校歌，歌词采用《满江红》的词牌名填写而成（相关连接：是一篇高昂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这首歌也一直为我们今天云南师范大学的师生所传唱）。

联大校徽，以大三角中套有三个小三角组成，寓意三校的团结与合作。校训为“刚毅坚卓”，刚强、有毅力、坚定而卓尔不凡，这一校训一直为我们今天的云南师大所沿用。（相关连接：联大校旗-——这面校旗是1941年10月10日，举行首届昆明市运动会，要求参赛的单位举棋绕场一周。为此，经讨论确定制定一面由三角形组成图案的校旗，三个等腰三角形代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该校旗原来为美国的联大校友保存，后来辗转送回国内，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讨论，认为该校旗应该保留在云南师范大学，1998年由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李传信同志转送云南师范大学，2003年65周年校庆时，我校复制了三面分别赠送北大、清华和南开。）.1938年4月启用关防，“关防”，作用相当于今天的公章。

西南联大的行政机构是汲取西方大学制度之长、结合中国国情、集三校管理经验而建立，适应了三校联合办学与战时特殊形势的实际，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办事效率。联大最高领导机构为校常委会，其领导下的议事办事机构是“两会三处”，即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教务处、总务处、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

联大没有专门的校长，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芩、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组成三常委，共管校务，由于张、蒋均在国民政府兼职，负责日常事务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相关连接：张伯苓——我的表你戴（代）着；蒋梦麟——我的不管就是管。）

西南联大初到昆明，没有专门的校舍。理学院租用昆华农校，工学院租用拓东路的迤西会馆、全蜀会馆等地，由于校舍紧张，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则在蒙自办学，直到一学年后，新校舍建成才迁回昆明。当时昆明流传一句话：昆明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1939年新校舍建成。新校舍十分简陋，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是西南联大图书馆和学生食堂。（相关连接：“民主草坪”——图书馆前的草坪常举行各种时事讲演、聚会，称为“民主草坪”，今天的云南师大仍有所保留。“火腿椅”——当时联大学生使用的一种桌椅两用的椅子，称为“火腿椅”，这种椅子今天在联大旧教室内仍有保留。）图书馆前的草坪常举行各种时事讲演、聚会，称为“民主草坪”，今天的云南师大仍有所保留。当时联大学生使用一种桌椅两用的椅子，称为“火腿椅”，这种椅子今天在联大旧教室内仍有保留。学生们的学习条件是这样，生活条件呢？在这样一间宿舍里，要住四五十人，床挤着床。用水只有几眼土井，还得担心日军飞机的轰炸。

为躲避敌机轰炸，联大教授疏散到昆明城郊农村居住，加之战时物资匮乏，通货膨胀，货币一再贬值，师生们生活极其艰苦。但是，大家深信抗战必胜，保持乐观精神，崇尚真理，追求真知。

在这个小院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里，曾住过华罗庚和闻一多两家共十四口人，用一块布帘隔屋而居，为此，华罗庚曾赋诗一首：“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 3 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教授收入微薄，为了维持一家人生计，闻一多公开挂牌刻印以贴补家用……联大教授薪金比例表……教授们艰难，同学们更艰难……（介绍兼差示意图）。

联大在昆之初，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四学院，增设师范学院后，拥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经常在校的教职工约35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约占一半，八年间在联大任教的教授先后共有300余人。联大大师云集，名家荟萃，为当时国内教授阵容最强、学术水平最高的高等学府。

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历史学、哲学心理学四个学系，知名教授约四十余人。许多基础课程常由几位教授同时或先后开设，让学生自由选修。文学院学生每学年一般在450人左右，共毕业本科生650余人。

理学院设算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气象学五系。1942—1943年，有教授、副教授50余人，学生的共同必修课，除国文、英文、体育外，尚须修习中国通史、社会科学基础课程等。每学年在校生平均约350人，共毕业本科生670余人。

法商学院初设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商学四系。1940年5月，社会学系从历史社会学系中分出归入法商学院。1942—1943年，法商学院有教授约30人，学生700余人，占全校学生35％以上，其中经济学系500余人，是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学系，共毕业本科生1280余人。

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四系。1938年秋，增设航空工程学系。1939年初，又增设电讯专修科。本院有教授、副教授约70 人。全院有学生近2400人，毕业本科生929人。

联大师范学院为当时全国6所师范学院之一，共设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系、教育学系和公民训育系七学系。系主任及任课教师多由联大其他学院教授兼任。1942—1943年，师院共有教授、副教授16人(未计兼任)。建院之初，借用昆华中学北院校舍，1940年10月日机轰炸，昆北院校舍几乎全毁，即迁往昆华工校，直到联大结束。师院共毕业本科生220余人（落实人数）、专科生80余人。为给云南培养更多的师资，师院开办了三年制的专修科，并与省教育厅合办过暑期讲习会、中学在职教员晋修班、中学理化教师实验讲习班等。

联大实行“通才教育”，既重视基础课程的教授，又适应抗战急需安排必修课与选修课。教学中兼容并包，文理渗透，科学与人文并重，贯穿抗日救国教育思想，加之实施学分制、选修制与严格的招生考试制度，在民族危亡关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联大的研究机构由三校独立设置，但研究工作则由联大统一协调。三校共设置13个研究所（室）32部（组），其中，北大有3所11部，清华有8所16部（组），南开有2所（室）5部（组）。研究实力之雄厚，在战时中国高校中首屈一指。它们除了培养出一批研究生（招生240人，毕业74人）外，还与联大各院系相互依托、配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 4 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联大科研的许多方面适应战时需要调整了研究重心，其中特别注重科学技术在国防军事及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应用研究，为抗战救国和大后方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是为抗日救亡、民族复兴而进行的一场中外罕见的教育大转移。它保证了我国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最后胜利的精神财富和人才资本，为战后中国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和物质基础，为边远地区注入了新的文明因素和发展动力。西南联大以其人才、思想、学术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等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先声。

教学与科研结合，是研究型大学的传统。中国近代大学科研从20世纪20年代起步，至全面抗战前已有相当基础。在战时环境中，西南联大的科研特别注意汲取国内外最新成果，具有创新性与前沿性，有利于促进教学与培养学生成才。

抗战时期科研转向是时代的趋势，然而也有过分注重应用研究而忽视理论研究的偏向。此种情势下，联大既重视抗战急需的应用科学，又着力于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基础科学，许多项重大研究成果，进入世界前列。

西南联大不仅在科研和学术走在时代的前列，同时也被誉为“民主堡垒”。西南联大爱国民主运动是在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联大地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层组织，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基层组织。它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先是长江局）和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皖南事变”以后，云南省工委主要在昆明以联大为中心展开学生、工人的工作。1944年国民党当局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挫败后，联大党组织在上级领导下，发起组织了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联大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联大结束，三校北返，师院留昆，联大党员或到平津、或留云南，为新中国诞生作出了新的贡献。

抗战军兴，抵抗侵略的炮火唤起了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内地文化艺术单位和一批著名大学的迁入，众多文化名人相继来滇，昆明继重庆之后成为大后方又一文化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其中，知识青年从军抗日和抗战文化活动是其主要方面之一。1、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局势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反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战场与中国战场结合的云南，已从抗战后方变为反攻前线，为将侵略者逐出国土，中国与盟军配合，积极准备反攻滇西和缅北。满怀爱国热情的联大同学，响应前方召唤，纷纷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

2、战时昆明，抗战文艺社团及其创作、出版、演出等各种活动十分活跃。满怀爱国热情的联大师生是抗战文化活动的主要力量和积极参与者。

3、战时昆明先后出版的报刊有250种以上，其中，许多报刊由联大师生创办、编辑，或撰稿。联大师生通过报刊等大众传媒宣传抗战、倡导民主，为国人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局势，坚定抗战决心，重振民族精神、宏扬中华文化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4、1940年8月1日开播的昆明广播电台，是为抗战国际宣传而建立的中国最大的广播电台。西南联大以其强大的思想、学术、人才优势，全力支持了该台的抗战宣传。从1940年该台试播到抗战胜利，先后在该台专任或兼任编辑、播音员和技术人员的联大师生有100余人，成为该台编播人员的主体。

在民主运动低潮时期，1942年1月6日以联大学生自发的 “倒孔”运动，打破了“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沉寂的局面。从1944年起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进步社团组织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爱国民主运动，因此西南联大及昆明被誉为中国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结束，三校准备复员北返。云南人民依依不舍送别八年来生死与共的联大师生，对西南联大在转移学界风气、开拓边地文明等备加褒扬。

四、联大人杰

“中兴业 须人杰”，西南联大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元勋等一大批英才，还有一批志士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辉煌业绩，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联大在滇八年，总计前后在联大就读过的学生有8000余人。共培养联大学籍的本科毕业生近2500名、专科生约200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籍的本科毕业生1280名、研究生74名，总计毕业约4000名。是当时全国毕业生最多的高校之一。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由于作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这一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从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科学家首次获此殊荣。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表彰大会，向在“两弹一星” 研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学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的23位科学家中有8位是联大校友。

我国自2000年起开始设立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在我国科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业绩最突出的科学家。该奖每年颁发1次，每次奖励2位科学家。2001年，联大校友黄昆获此殊荣。2003年，联大校友刘东生获此殊荣。2005年联大校友叶笃正获此殊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科学技术方面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当选者均为中国科学技术界学术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设立学部，选聘学部委员。以后停止评选。1980年重新选聘学部委员。1994年起改称院士。1995年开始评选院士。中国工程院1994年初次遴选院士，1995年开始增选院士。

西南联大除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外，还培养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其中有的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有17位联大校友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立而英勇献身。从1938年至今，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肩负历史的重任，发扬西南联大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恪守“刚毅坚卓”的校训，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辉煌的业绩。作为西南联大五个学院之一的师范学院，今天的 6 继承者——云南师范大学，秉承历史、勇创未来，为国家特别是云南的教育、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根据教育部令，西南联大于当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为当时中国的六所师范学院之一。西南联大迁滇，大师云集，名家荟萃，“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成为西南文化中心”。发展师范教育，培养人才成为当时社会之共同呼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在昆成立，培养了很多高水平的优秀教师，并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云南师资，对云南的文化教育、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西南联大三校战时使命结束，返回在即。为了答谢云南人民对西南联大八年的鼎力支持，继续为西南培养师资，教育部决定，西南联大师院留昆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是时全校共设有七个系，在校学生约1000余人。60年代初，云南体育学院、滇西、滇南大学撤销，相关专业并入昆明师范学院，学校发展成八个系12个专业，在校学生达2800余人。1984年4月11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1998年7月经云南省报教育部批准，云南教育学院、云南体育进修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合并办学，组建了新的云南师范大学。

构建二十一世纪的新型师范大学，已成为云南师大承负的历史重任。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中，它将为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展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观！

“一二·一”运动展览解说词（试用稿）

（2006年10月）

1945年爆发的“一二·一”运动是继伟大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次震撼全国的著名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结束后，它是国民党统治区燃起的第一把反内战、争民主的烈火；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组成的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的起点。“一二·一”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在联大民主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开始，到1946年3月17日争得出殡大游行而胜利结束，历时113天。

“一二·一”运动发生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是云南人民的骄傲，它继承和发扬了云南各族人民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是云南历史上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也是当前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省情教育的极好教材。正如闻一多先生殉难前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所说：“云南省光荣的历史，远的像护国运动，近的像‘一二·一’，这些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一定要发扬这些光荣的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昆明成为后方重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和中法大学及一些文化企事业单位纷纷南迁昆明，进步力量在此大汇合，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形成坚强的民主基地。

昆明的民主运动，是和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与领导分不开的。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指导在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设在昆明青云街的《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处旧址、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翠湖南路小井巷一号旧址，都表明昆明的民主运动是在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党中央派朱德同志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争取了一批社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人士站到爱国统一战线方面来，使昆明民主运动得以蓬勃开展。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经长沙迁到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南迁来的人中，有不少知名的学者，而且有许多还参加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随着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火种，促成了“一二·一”运动的爆发。

西南联大当时被誉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在西南联大的民主墙上，经常有各种进步社团刊出的反内战壁报和漫画。

抗战的胜利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人们渴望休养生息，治疗战争创伤，重建祖国家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妄图夺取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维持其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于1949年8月2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声明实现和平、民主，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是全民族面临的重大任务。三天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到重庆同蒋介石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于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背信弃义，秘密印发了《剿匪手本》，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到内战前线，疯狂进攻解放区，妄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为发动内战，控制云南。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派卢汉率部前往越南受降为名，调滇军主力离开云南，同时，命其嫡系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将龙云赶下台，由李宗黄代理云南省主席职务，准备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云南爱国民主运动。《新华日报》报道了云南改组事件。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实行独裁统治。1945年11月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已达八十多万人，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昆明学生酝酿以行动响应。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11月23日，由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发起，决定于11月25日在云大至公堂举办反内战时事晚会，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禁止，并强迫云大校方不准借给会场。

当晚，时事晚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到会的有六千多名师生和各界人士，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先后在会上发表演讲，呼吁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会议期间，国民党中央第五军包围了联大校本部，并切断电源，鸣枪放炮，还派特务查宗蕃捣乱，企图扰乱会场，破坏晚会。群众揭穿了特务的面目，将其赶出会场，师生冒着敌人的枪弹，点着小汽灯，聆听四位教授的讲演。大会通过了四大学学生团体建议：发表反对内战宣言，呼吁美国人民和政府，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提案。大会在《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曲中结束，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实行戒严，封锁路口不准通行。学生群情激愤，纷纷签名罢课。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更加激起了学生的愤慨，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工校等十八所大、中学校学生相继罢课，发表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许多学生到接头讲演，遭到暴徒的追捕。学生们不畏强暴，继续写标语画漫画揭露国民党的暴政。

由于爱国学生罢课，广大群众投入到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激流中来。反动派凶相毕露，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实行武力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12月1日上午九时左右，一帮军警、特务带着刺刀、铁棍、木棒、扁担闯进云大，撕毁标语，追打同学，并嚎叫“冲上去”。因云大门口台阶较高，加上学生早有准备，他们居高临下，用石头、瓦片不断还击，特务只好退去。云大当即派人向联大罢委会报信，联大学生当机立断，紧守校门，发动同学用黑板、课桌椅等顶住大门抵御暴徒、特务的进攻。十点左右，二百名佩带“军官总队”符号的武装特务，气势汹汹地向联大新校舍冲来，借口要看联大“民主墙”上的壁报，强行入校。先入校的十余名暴徒一进校就行凶打人，同学们闻讯纷纷赶来，群起反击，并爬上墙头高呼“中国人不打人”，奋力将暴徒逐出校门。暴徒在门外继续行凶，打伤前来劝阻的袁复礼教授等人。当一个暴徒揭开手榴弹，欲往联大校内扔时，南箐中学于再老师急忙上前，将正要行凶的特务拦腰抱住。几个特务将他推到几丈远的地方，随即将已拉开弦的手榴弹向他扔去。随着爆炸声，于再老师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用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挽救了无数战友。

十一时左右，另一帮暴徒在三青团头目周坤的率领下，闯到龙翔街的联大师范学院，配合反动派安插在学校的特务学生，拆毁师院大门一扇，冲到第三院（食堂前男女宿舍楼下），同学们退到西面楼上，抛掷石块、砖瓦与敌人对战。特务肆意行凶，在饭厅前投掷手榴弹一枚，学生们猝不及防，推开食堂窗口，退入隔壁昆华工校，与工校同学一起进行反击，将暴徒逐出大门。暴徒又打破大门，投进两枚手榴弹，炸倒学生多人。联大师院学生李鲁连头部中弹，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被炸，弹片穿入脑中。英勇抢救同学师院女生潘琰（共产党员）被炸倒地，特务龚正德又用尖头铁条向她腹部猛刺三下。三人均于当天壮烈牺牲。一起参加反击暴徒的缪祥烈同学，被炸断了左腿，成了终身残疾。12月1日这一天，有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人牺牲，五十多人受了轻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为此，以联大为首的昆明三十余所大中学校成立了罢课联合委员会，并于12月2日为四烈士举行了入殓仪式。12月4日，“罢联”举行烈士公祭，控诉反动派的罪恶。设在联大图书馆的烈士灵堂，庄严肃穆，“党国所赐”的横幅特别醒目，它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至24日止，前来公祭的团体达六百五十多个，群众约十五万人次，捐款法币近三千万元。

反动派的残酷屠杀，激起了昆明大中学生的无比愤慨，同学们以“我们决不退下”的誓言投入斗争。罢联根据省工委的布署，组织了上百个宣传队，从12月2日起，走上街头、9 郊区宣传，并深入居民中演讲，向各界群众说明事实真相，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以争取社会各界同情和支持，孤立反动派。学生宣传队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为四烈士筹募殡葬费而进行义卖活动。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发表了对制造“一二·一”惨案的抗议，联大教职员致函慰问受伤同学。在运动中全市中学生勇敢参加斗争，坚持罢课的中等学校达三十七所，轰轰烈烈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震撼昆明城乡。

“一二·一”惨案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为了援助国民党统治区蓬勃发展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在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中国并辐射海外。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1日发表了《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大会，向昆明学生致敬》的社论；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今天是昆明学生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者，的确是真正的爱国青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也发表声援函：联大校友在重庆集会追悼四烈士，李公朴先生参加追悼会；上海各界群众二万人集会，追悼“一二·一”死难烈士；林汉达、柳亚子、马叙伦参加了于再同志的追悼会；马尼拉等地群众及华侨也声援“一二·一”学生运动；惨案发生后，上海、天津、成都、遵义等地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暴政，声援昆明学生。

由于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暴政，使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被迫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调离昆明，将昆明血案祸首国民党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停职。

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昆明学生掌握斗争策略，把复课条件同反对内战要求区分开。“罢联”提出了罢课的三大目标（严惩主犯李宗黄、关麟征；负担死难同学之抚恤费，受伤同学之医药费；赔偿一切公私损失等）五条要求（保障人身自由，不得非法逮捕师生；取消禁止集会的非法禁令；负担丧葬、善后费、赔偿公私损失；中央社更正诬蔑学生的消息；继续控诉凶犯力争严惩）。昆明学生通过艰苦斗争，在五条要求达到后，宣告罢课胜利结束。12月27日，“罢联”发表了《复课宣言》，全市三万学生有秩序地正式“停灵复课”，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昆明学生复课后，立即转入了新的斗争。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出殡及公葬仪式。出殡行列以“一二·一死难四烈士殡仪”的横幅布标为前导，撞击自由钟开路，由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殡仪主席团走在出殡队伍前面。队伍中有在惨案中被暴徒炸断左腿的联大师院学生缪祥烈，有昆华工校、昆华师范、云大附中、昆华女中、联大工学院、云南大学等校的师生三万多人，行经昆明的主要街道近日楼、金碧路、护国门等地，沿途均设路祭台。昆明群众涌向街头，含悲注目，送别四烈士。下午，殡仪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校本部，举行四烈士公葬仪式。闻一多、吴晗教授作了悲愤的讲话，学联代表三万多群众在烈士墓前宣誓：安息吧，勇士！我们将以更坚决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最后公葬了四烈士。至此，“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

“一二·一”运动吹响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战斗号角，它给国民党发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丰富和发展了青年学生运动的经验。随内迁学校的复员和学生的毕业，师生们把“一二·一”运动的精神带到了北方和全国各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青年学生继续掀起新的爱国运动。他们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发动派的第二条战线，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斗争，加速了革命的进程，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以来最深入、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它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代表了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援，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继“一二·一”运动之后，爱国民主运动方兴未艾：1946年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上海工人举行反饥饿游行；1947年，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10 总罢课；上海复旦大学学生首先举行了“反美扶日”大游行；昆明学生开展人权保障活动等等。

在昆明，“一二·一”惨案使广大青年学生看清了国民党当局的真面目。他们纷纷觉醒，在党领导下，许多学生纷纷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有的成了边纵各支队的骨干，有的为了云南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了。在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和云南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起义。1950年2月22日，周保中、陈赓、宋任穷率二野四兵团进入昆明，云南和平解放。

先烈虽与世长辞，但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每年“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都有许多大、中、小学学生和各界人士前来参观、祭扫、悼念先烈。我们纪念馆也专门成立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学生义务宣讲团，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西南联大和“一二·一”运动精神。

1965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将四烈士墓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建“一二·一”运动陈列室，1985年更名“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邓颖超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1992年、1994年，纪念馆先后被列为昆明市、云南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97年，“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纪念馆被中宣部列为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5年“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2006年，西南联大旧址（内含“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纪念馆）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二·一”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青年为祖国的命运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写下了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展览解说词

“一二·一”运动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刚刚过去，1946年7月，在昆明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国民党发动派暗杀了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1946年国民党发动派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在全面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同时，加强对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妄图用逮捕、监视、屠杀等恐怖手段把一切爱国者斩尽杀绝，以建立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当时的昆明“黑云压城城欲摧”，进步力量自西南联大复员后有所削弱。面对白色恐怖，著名的民主战士、民盟中共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不顾个人安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获得各界人士的支持，同时也招致国民党发动派的忌恨，加紧了对李、闻的暗害活动。李公朴听说国民党特务已把他列入暗杀的黑名单后，毫无惧色，对家里人说：“我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进来。”表现出为民主革命事业献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先生和夫人张曼筠外出归来行至大兴街学院坡（现青云街）时，被国民党特务枪击受重伤，于12日清晨牺牲，临死前痛骂国民党“无耻”，并用尽力气说“我为民主而死”。

对于李公朴先生的被害，闻一多怒不可遏，大家劝他暂时避一避，但他却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参加了李公朴先生丧葬委员会，并于7月15日去云大至公堂参加为李公朴举行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发表了他那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讲》，愤怒地谴责国民党的 11 罪行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极端蔑视反动派，把生死置之度外，并庄严宣告：“我们随时象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在跨回来。”当天下午，他出席《民主周刊》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发动派杀害李公朴的罪行。会后，闻一多在归途中被特务暗杀于西仓坡联大教授宿舍门前。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受了重伤。

一城之内，五日之间，两位民主战士惨遭杀害，消息传出，举国共愤。毛泽东、朱德从延安分别电唁李、闻家属，并高度赞扬李、闻“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在上海各界举行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宣读了周恩来亲撰的悼词：“今天再次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们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说？我谨以自己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有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烈士为民主而死，烈士的血没有白流，它唤起了更多的群众丢掉幻想，投入到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中。

李、闻生评述略

李公朴（1902—1946），祖籍江苏常州，生于镇江。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社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35年任上海各届救国会执行委员。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11月，在上海与邹韬奋等六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世称救国会“七君子事件”。抗战爆发后获释。1939年5月到达延安，率领“抗战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战教育和宣传，1941年底到昆明曾开设“北门书屋”，后又开办“北门出版社”，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一二·一”运动中李公朴坚决站在爱国青年学生一边，多次撰文抨击国民党，痛悼烈士。1946年他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被特务打伤，伤未愈又回昆投入新的战斗，同年7月11日晚被国民党特务枪击重伤，次日清晨牺牲。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著名诗人、文史学者、教授，是近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后从事诗歌创作。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艺专、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清华等高校抗战南迁，他随校到长沙临时大学。因战火所迫，学校西迁，他随“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行走三千五百华里，沿途考察风土民情并写生。1938年任西南联大教授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1943年后积极参加昆明的民主运动，“一二·一”运动中积极支持爱国学生，向反动黑暗势力作坚决的斗争，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生前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成为记载“一二·一”运动的不朽文献。

外 景 讲 解 词

欢迎大家来到“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参观，我是本馆的讲解员

学院

级

班的学生

，今天由我给大家做总体的讲解。

1982年11月27日，为纪念“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纪念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并作为“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中坚力量的西南联大，纪念支持“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并为争民主、和平献身的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修建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

纪念馆初建于时称“一二·一”运动陈列室。1985年9月经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批准，更名为“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邓颖超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1992年、1994年纪念馆先后被列为昆明市、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又被中宣部列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5年2月，纪念馆及四烈士墓又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个中央和国家部委、局选定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并被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昆明——会理——攀枝花——冕宁——西昌”，成为昆明市唯一一家入选的单位。

“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占地总面积7000余平方米，内含不可移动文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联大旧教室等。设两个展馆及一个展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云南师范大学校史暨成果展览室，展室面积共计1422平方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及“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分别陈列展出了西南联大校史、“一二·一”运动历史以及李公朴和闻一多俩先生的生平事迹三个展览，共计展出696幅历史图片，12幅图表，161件实物，300余万字，是目前全国有关西南联大及“一二·一”运动资料最多、最集中的展馆。

“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建馆至今，共接待海内外各界人士90余万人次，其中90%为大、中、小学学生，每逢清明、“五·四”及“一二·一”纪念日期间，他们都到这里举行入党、入团、入队及成人宣誓仪式。李岚清、李铁映、周培源、雷洁琼、费孝通、王汉斌、彭珮云、孙孚凌、朱光亚、陈至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学者均来馆视察和参观过。

20多年了，纪念馆已成为宣传云南、昆明的重要窗口，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和阵地。西南联大和“一二·一”的历史虽然都已成为历史，但历史不容遗忘，历史创造的伟大精神更不容遗忘，让爱国主义精神永 驻人心！

各不可移动文物介绍：

1、“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建于1946年3月，在216平方米的墓地上，从右至左排列着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烈士的水洗石长方形墓，墓前各有墓碑一块。上刻烈士姓名、籍贯、所在学校、终年春秋。四烈士墓的后方正中间是高3.2米，宽3.55米的自由女神像浮雕石屏。自由女神身后跟随着无数热血青年，呼唤光明；石屏基座上为阴文镌刻的冯至、萧获等人写的5首悼诗。四烈士墓前是闻一多先生衣冠冢。烈士墓四周有铁链围栏。进入墓台的台阶之上刻有一柄“自由民主”之剑，象征了闻一多先生的勇敢战斗精神。整个陵园为参天塔柏翠竹衬托，庄严肃穆。墓地正前方两侧矗立着两根高3.5米的石雕火炬柱，两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象征革命传统代代相传。其基座上镌刻着闻一多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是记载“一二·一”运动的不朽文献。同时，四烈士墓后还有1946年7月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先生的衣冠冢，因“李闻事件”的特殊历史关系，1980年3月26日而从昆明西山迁移至此。

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位于四烈士墓西侧，立于1946年5月4日，碑为墨石，由碑首、碑身、碑座和石拱券组成。碑首半圆形，高0.55米，宽1.23米。通高3.5米。碑额篆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题写。碑文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联大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罗庸书丹。被称为现代“三绝碑”。碑文详细记述了西南联大前后九年的办学经历，是一篇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杰作。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阴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同年而立，碑为墨石，碑身高2.28米，宽0.88米，碑首为圆形，高0.6米，宽1.23米。碑座高0.65米，宽1.23米。通高3.5米，碑文由联大校志委员会纂列，楷书、阴刻，27行，共记抗战八年联大投笔从戎学生834人名单，是西南联大学生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历史见证。

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旁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设置题写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柱，为火炬形，寓意联大光荣传统代代相传，背面有“教学相长”四个篆字。

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教室，为土坯墙，铁皮顶，东西向，长条形，长16米，宽5.8米，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艰苦办学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