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旦退学生的自白

第一篇：一个复旦退学生的自白

一、正式退学：

大三上学期期末，针对复旦的“学风问题”，我和复旦学生们展开了一场论战——与其说是论战，不如说是骂战。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给对方扣上“臭公知”的帽子，然后通过造谣和校园广播进行“酣畅淋漓的大批判”。一般来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以这种方式争论，总是越辩越不明。

面对举校围攻——这已经是第三次围攻了——我忍无可忍，于是在去年的今天，写下了退学宣言，单方面宣布从复旦退学。但很快我就反悔了。因为我的学费是按学年缴的，下半年的学费还没有使用，复旦的领导向来提倡“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就这么提前退学太铺张浪费了。当时还有不少复旦人给我本人泼脏水，说我是被劝退的，一派胡言，我感到非常气愤，所以就没急着办退学手续，又在他们的母校待了一个学期。

今年9月，大四上学期开学，我向复旦提交了退学申请书。办退学手续是件很折磨人的事情，难怪我国很少有大学生退学，退个学还能搞出个大新闻。办手续花了我好几天时间，要么到处跑，要么等领导，终于盖齐了十几个章交了上去。又等了一个月左右，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同意了我的退学申请。在10月中旬，我终于拿到退学决定书，才算正式从复旦退学了。复旦的活宝们可看仔细了，是主动退学，不是被劝退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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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为什么要退学：

先从“学风问题大论战”谈起。

大三上学期期末，有复旦学生在人人网发布了一条状态，原文为：“干！！老子要吐槽教务处！！傻X教务处今年开始猛抓给分好的老师，张巍刘学礼都被警告给分太好了啊！现在B不超过30%啊啊！尼玛的教务处我们绩点高一点你会怀孕啊！我们一通CDF回去过年你有啥爽的啊！”

这个状态很快在全校炸开了锅，引起了复旦学生们的强烈不满：“傻逼复旦去死吧！”“毛线！！哪里有联名信？加哥一份！”“尼玛啊！教务处这是想和国际接轨啊？那你的课程和老师也和国际接轨啊！？”“虽然我也不喜欢B+无限的做法，但教务处要求CD的数量，这就根本不是教育了”„„

后来教务处不得不出来辟谣：“教务处没有出台过B类成绩不得超过30%的规定”。紧接着，那个发状态的学生在人人网道歉：“更正致歉：今天上午发布的关于对老师给分限制的事情，是早上听人说后一时激动没有注意核实就发到人人的，同学跟教务处问过了没这情况。给大家造成很大影响了，实在很对不起。”

看完这场笑话后，我写了篇《“薄学而渎职”的复旦》，在人人网上引起了广泛传播，颠覆了复旦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复旦学生们见风向不对，立刻把矛头从教务处转向了我，那些气得一塌糊涂的校友们啊，连期末临时抱佛脚都不管了，目光刚毅地死死盯着电脑屏幕，咬牙切齿地敲出一篇篇诸如《身为复旦人，此时不该再沉默》《你没有资格谈复旦精神》的雄文，其他的学生则热血沸腾地争相转载。后来连校园广播都用上了，用《人民日报》的文风和《新闻联播》的腔调，批判“所谓的公知”，歌颂“大学行政化”。此时此刻，复旦人民都团结了起来，他们恨不得拉起“打倒猿公知”的横幅，并在毛主席像前合唱一曲“复旦大学好，复旦大学好，复旦大学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复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我认为应该改为“薄学而渎职，怯问而禁思”。复旦的老师们普遍不好好教书，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收益更大的论文、课题和经费上。学生们也不是追求知识，而是追求绩点和毕业证。

复旦有太多不负责任的老师。不说大师了，这年头连好好教书的都是凤毛麟角。教授们个个忙着创收和走穴，不愿在教学上耽误时间。一般的老师待遇都很低，为了买房买车买奶粉，只能拼命在“核心期刊”上炮制“论文”，好早日升成教授改善生活，哪里还顾得上教学！还有的老师，读的书还没有写的书多，东拼西凑出版各种教材和“学术著作”，我就不点名了。我上过课的绝大多数老师，他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念PPT，年复一年地自言自语，像复读机一样。学生们睡觉的睡觉，玩手机的玩手机，抄笔记的抄笔记，就是很少见到有人提问，真是连我的高中都不如。对复旦老师们来说，学生们学得好不好，对他们没什么大的影响，传道授业解惑不如论文课题经费来得重要。不知老师们是心虚还是善良，普遍不愿跟学生们过不去，学生们没学到什么知识，他们自己心里也有数，所以通常会在期末划重点，并且给分都相当宽松。

上面提到的刘学礼教授，就是典型中的典型。有人指责我“拣软柿子捏”，一个柿子不能怪人家来捏你，而要反省自己为什么被捏，更何况整个复旦也没几个硬柿子。我大二选过这位刘教授的马基，上课总出现令人费解的错别字也就算了，还花大力气讲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故事，让学生们上去念情诗，整个场面十分滑稽，如果再来点音乐，伴个舞，就跟外面的民营英语培训班一样了。刘教授的姿势水平如此之低，以至于能跟我的高中政治老师媲美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体育老师来代课，我备一下课都能比他教得好很多。这可不是吹牛哦，我高中政治花的时间非常少，也不做老师布置的作业，但无论大考小考几乎都是全校第一。我只去上过这位刘教授的两次课，最后的期末成绩是A-，难怪复旦的学生们都喜欢他。

根据复旦各专业的培养方案，每个学生每学期要选十几门课。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来对比一下美国，据出国交流的复旦学生介绍，美国的学生每学期只选三四门课，“多一点的话五门封顶”，因为他们的课程很紧，作业很多，“每周每科作业十来张A4纸很正常”。国外三四门课就喘不过气来，那复旦的学生岂不直接死翘翘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就是太低估复旦的学生们了。我学的是文科，理工科不了解（好不到哪里去），但对文科非常清楚，复旦的学生们个个都是门萨女神和门萨男神，即便选了一大堆课，但平时不怎么学习，只需在期末熬上几个通宵，就能做到成绩斐然，拿A类成绩并不难，最起码也是个B类。“平时像幼儿园，考试周像高四”。

只要是复旦人，你就懂什么叫作“B+无限”：因为乱给分现象实在太严重，教务处规定老师只能给30%的A和A-，很多老师给成绩都是先用完这些指标，剩余的人通通都给B+（当然，前提是你得参加考试）。也有个别不自量力的老师，竟敢要求严格，经常给学生C和D，于是被学生们称为“CD刻录机”，他们的课就很少有人选。复旦学生中流行选课软件，只要输入老师名字，就可以查出该老师历年的给分比例图，这玩意我没用过，但我身边的同学们几乎没有不用的。每到选课时，学长学姐们就给学弟学妹们推荐给分好的课，甚至还有学生专门创立了“选课学”，其中有一句是“两凤一宝，花花草草，江河湖海，都不要选”，即老师名字中含有“凤宝花草江河湖海”的课给分都不好。

论战接近尾声，我宣布要退学。“臭公知滚旦啦！”——在复旦人的欢呼声中，这场论战以复旦大学的伟大胜利而告终。没过多久，在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杨玉良校长大言不惭地说道，“在复旦，你们完全可以毫无保留地质疑老师，你们更可以毫无保留地来质疑校长”，好歹也是得过莱布尼茨奖的人，怎么能这么残忍，连大一新生都骗？

这场“学风问题大论战”，只是退学的导火索，并不是我退学的主要原因。

2010年高考，我总分排名全省第88名，离清华北大的录取线还差几分，只是因为没有北京和上海的户口，那么多比我差得远的学生都能上清华北大，我连进区区复旦还要被有的人认为是破格是恩赐。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不能不说是很邪门儿的。湖北在全国是出了名的考试强省，这足以证明我的学习能力确实出类拔萃。我高二时还获得了“省级优秀团员”的“光荣称号”，这个跟党员可不一样，大致能够说明我的品德不坏。我小学还当了六年班长，初三被省重点高中预录取，高二高三又在奥赛班当了两年班长——该班主任高一时曾换过五六个班长！总而言之，从小学到高中，几乎在所有人眼中，我都是个标准的好学生。

虽然高考没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复旦毕竟也是全国名校，所以我依旧满怀憧憬和希望，立志在大学好好学习，将来为社会做点什么。但刚来复旦一个月，我就失望透顶：这决不是我想象中的大学，更不是我心目中的复旦！（复旦是大二才军训，一个月时间足以对学校形成一个感性的认识）但我又看了看周围的同学，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所以我以为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上中学时，我一心准备考清华北大，舍不得花时间读闲书，也没有兴趣发展兴趣爱好，再加上傻逼媒体总喜欢用个别极端事例宣扬“高分低能”，那时候我很傻，真的，差点被他们忽悠了，曾一度怀疑自己只是个“考试机器”。

为了弥补高中的遗憾，或者说，为了“早日适应大学生活”，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闲书。谁知道越读就越适应不了。有次逛学人书店，我买了本《中国高校之殇》（武大老校长、教育家刘道玉写的），仔细读过好几遍后，我如释重负：终于知道问题不是出在我身上了。可又转念一想，我辛辛苦苦那么多年，终于考上了名牌大学，结果却发现被当猴耍了。我觉得自己跟个傻逼一样，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看清大学的真实面目后，我开始频繁逃课，整天窝在寝室看书。我拒绝融入复旦，不愿跟周围人打交道，导师和辅导员也没功夫管我这破事，大学同学们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连我的室友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以前的朋友和同学们全都知道，因为那时我还在用扣扣空间，总喜欢在上面写这些那。

期中之前我生病了，家里人过度担心，非让我从上海回家。本来计划只回一个星期，却耽误了将近一个月，结果错过了期中考试的时间，除了英语外其余科目全部缺考。大学的成绩不像高中，平时签到和作业占一定比例，期中考试也占不小的比例，这是非常影响期末的总成绩的。但那时候我很不在乎，比了那么多年成绩，我不想再和别人比了，所以决定自己学自己的，高中的经历给了我充足的自学信心。此外，我也知道大学考试的潜规则，只要期末抱抱佛脚，强记一下课件，就能保证不挂科，更何况我学的还是文科，我对考记忆力相当有把握。

不幸的是，病好返校之后，我不小心看了一些“毒草”，其中包括韩寒的杂文集，还有罗永浩的《我的奋斗》，第一次产生了退学的念头：既然我这么讨厌大学，那干脆退学算了，都还要熬三四年呢。韩寒和老罗都是初中学历，没饿死，我退学了好歹也是高中学历，应该也不会饿死。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是啊，反正是自学，妈的在哪儿不能自学呢？于是，从期中之后，我就不再去上课了，成天在寝室里看书。考虑到经常逃课和没有期中考试，很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心态。

越是临近期末，我对复旦就越反感，退学的想法也就越强烈。到了考试周，虽然大家平时都不怎么学习，但别人都在临时抱佛脚，我却在整天思考到底退不退学，根本没有任何心思复习备考。我当时只是觉得退学后不会不如别人，但对退学后的具体出路其实并没有底，所以也不敢贸然不参加期末考试，还是老实地去裸考了（除了一门“网页制作”课，我因搞混了时间和考场而缺考）。一共十几门课啊，天知道我那时候是怎么考的！

寒假成绩出来了，挂了三科，没有一门是我自己选的，全是学校强行搭售的课程：一门高数，一门多媒体技术，一门网页制作。高数有4学分，两门计算机课各1学分，一共挂了6个学分。看到成绩后我一下子慌了：“挂的学分多了，会不会被劝退？”事情就是这么搞笑，之前还牛逼哄哄要退学的人，瞬间变得杞人忧天起来，开始担心会被学校劝退。因为闹退学的缘故，感情出现了问题，这更是雪上加霜，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我从盲目自信变得妄自菲薄——这两者始终是相通的。但无论是主动退学还是被劝退，或者赶在被劝退之前主动退学，我都得考虑以后的出路。别的同学都有这特长那特长，要么懂绘画，要么懂音乐，而我的童年基本上是玩过来的，没有上过任何兴趣培训班，最他妈气人的是，我连腿都不特长。整个寒假我都在不断地问自己“退学后我能做什么”，不断地去想，也不断地失望，当时我甚至考虑过到蓝翔学厨师开饭馆。不要小看蓝翔，中国所有的大学，没有一所比得上蓝翔的。上大学前我看不起北大青鸟，上大学后我看不起北大清华——这或许是我上了三年大学最大的收获。整个寒假我都很迷茫，那是真的迷茫，我跌入了自有记忆以来的最低谷。别人都忙着同学聚会和准备过年，我却在家里“思考人生”，所谓的“思考人生”，其实就是睡觉。我有个习惯，心情不好就睡觉。没日没夜地睡，睡得毫无斗志，处于极度郁闷低沉的状态，连过年我都在家里睡觉，失去方向的日子真是度年如年。我以前不能理解名校大学生为什么自杀，在有过类似的经历后大致能够理解一点点了。不过那时候我没想过自杀。正是因为生命没有意义，所以人他妈才要活着啊。

现在看来，三年前我还是太年轻，考虑多了，我至今没找到复旦有挂科太多就劝退的规定。更何况，我大一上学期的绩点其实是合格的，由此可见复旦对学生要求有多低，我这样的学生搁国外早就被劝退了。复旦是学分制，最多可以读七年的本科，不管你挂过多少科，只要在七年内把学分修完，就能拿到毕业证，只要绩点及格，就能拿到学位证。无论学没学到知识，只要两证到手，在社会上招摇撞骗忽悠傻逼已经足够了。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应该是我们县的高考状元，几乎全镇人都晓得我考上复旦了。要知道，对于小镇上的人来说，考上名牌大学意味着什么。升学宴是我爸妈准备的，选的酒店“恰好”在同行们集中停三轮车的地方，我明白这是想让一起骑三轮的人都知道，“我们儿子考上名牌大学了”。为了给爸妈长面子，从小学到高中的老师和朋友，我能喊来的都喊来了，我甚至把高中的校长也请来了。我妈只有小学学历，在城里骑三轮车，夏天汗流浃背，冬天双手冻伤，省吃俭用供我读书，我一直都是她最大的希望。如果能让我妈高兴，就算上春晚我都干。但是我读了半年大学，看了几本破书，就心比天高，还要从复旦退学，她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想？作为儿子，我心里很是愧疚。关于退学的事，我自己也没想好，所以寒假就没有跟爸妈讲，亲戚们也都不知道，他们都还以为我混得很好。如果大家都认为你混得好，你就必须得混好。很多情况下，人真的不是为自己而活。因为我想不清楚退学后的出路，在还差不到一周就要开学的时候，我终于决定：既然什么都不会，那还是继续回复旦读书吧。

高数有4学分，两门计算机合起来才2学分，“网页制作”缺考还不能补考，所以我稍微看了下“多媒体技术”，主要还是在预习高数。开学后，“多媒体技术”在其他校区补考，我坐车去郊区竟然迷了路，结果错过了补考：命中注定我跟计算机没有缘分啊。因为时间原因，高数我只预习到微分那章，积分和后面的内容都没来得及看，然后就去补考，考完后我认为及不了格，除非改卷老师放水。后来成绩出来了，补考竟然通过了！在那么低谷的时候，你们无法体会到我查完成绩后的高兴。高数补考通过，就不算挂科了，这也就意味着：大一上学期，我只挂了区区两学分的计算机课而已。考虑到我没有参加期中考试，也没有平时作业和签到成绩，连期末都是裸考的，这个成绩简直太优秀了，这么优秀的小伙子，怎么可能会被劝退呢？

大一下学期，我尝试转变。

尽管对复旦的讨厌并没有减少，但我不再像上学期那么激进。因为要点名，我逃课逃得少了（还是不听讲，在课堂上看闲书），作业也尽量都做了。除了正常选课，我还重修了“多媒体技术”，我本可以拿A的，因为逃了几节课，缺了一两次作业，最后成绩只拿了B+。这门课教Photoshop和Flash，我学得很好，还额外买了两本砖头一样的教程，借助百度自己学得乐此不疲。我每次作业做完都会发给好几个同学，有大一的也有大四的，都是在课堂上认识的，他们各自改动一下再交上去（有时候作业评分比我还高）。大三时，我还给一个朋友补这门课，而当年拿A的室友们，都只记得最基本的操作了。

我无心再像高中那样跟人比成绩，所以下学期还是没怎么学习，期末也只是适当抱了抱佛脚，决不像其他人那样熬夜甚至熬通宵。即便如此，我大一下学期的绩点提高了将近1.0（复旦总绩点为4.0），如果单看“进步幅度”，我或许是全复旦第一。报专业时，我以为我选了社会学，但到学校后才知道只是“社会学类”。“社会学类”主要包括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工作专业，大一要先接受有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大二再分专业。因为大一上学期的绩点，我大二被调剂到社会工作专业。我报复旦是来读社会学的，不是来读社会工作专业的，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想来可谓幸甚，社会工作专业要比社会学专业轻松，这为我省下了大量时间读书思考，还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大二上学期，我认为大一下学期进步太大，属于矫枉过正，简直是浪费时间，慢性自杀！于是我就确立了“不挂科”的总方针，以“多一分浪费，少一分可耻”为基本原则，既不能像大一上学期那样走极端，也不能像大一下学期那样放不开。从大二开始我没有再买过教材，该逃的课照逃不误，逃不了的就在课堂上看闲书，平时作业敷衍了事，期末考试也不认真，只需过几遍PPT课件，了解个大概内容，适当背一背重点，考试时再发挥文科生特有的胡诌特长就行了。即便如此，我的成绩还是高于预期，这让我很是苦恼——复旦老师们给分实在是太好啦。直到大三上学期宣布退学，我的总绩点在本专业排名还不是最后一名。要知道，我们专业只有20几个学生。

除了转变学习态度，我也开始融入大学生活，和室友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并在复旦交了不少朋友。其实从小到大，我都是个很友好的人，朋友很多，大家有目共睹。通过微博（我把人人网当微博玩）了解一个人太不靠谱了，很多时候甚至是反过来的。我在人人网对复旦人并不友好，我不否认这一点，但那是因为他们先围攻我，而且是三番五次围攻我，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我在复旦待了三年，认识很多复旦人，我相信单个的复旦人不会是网上那样，毕竟大家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他们扎堆之后却瞬间变成了一群傻逼。不要觉得奇怪，这在心理学上是有依据的，建议复旦人都看看勒庞的《乌合之众》，特别经典。

现在大学生中很流行“母校理论”。一个糊涂蛋说了一句糊涂的话，然后一群糊涂蛋便将其视为真理，当成打人的棍子。类似的还有村上春树的“墙和鸡蛋理论”。“母校理论”称“母校就是自己可以骂一千遍，但是不准外人骂一遍的地方”，哪个外人要是胆敢骂了，全校人就会众志成城，像一群疯狗一样咬死你。“母校理论”扩大到一个省，就会成为“地域攻击”，扩大到一个国家，就会上升为“爱国主义”。复旦人围攻我时，我并没有退学，一直都是复旦人，但也被他们视为“外人”，成了“卖校贼”，可见“母校理论”只是个幌子，其本质是“通过捍卫学校荣誉，来捍卫个人的尊严”，谁都不准骂，谁骂跟谁急。越是名牌学校，学生们发起癔症来就越不得了，动不动就举校暴怒。复旦和交大的骂战我见识过很多次，连复旦名师冯玮教授都是身先士卒。我要是身为人师，就会羞得满脸通红，教出这帮傻逼学生，更不可能和他们一起发癔症。我和人大的学生们也打过交道，他们在学校“抵制日货游行”，我在学校“抵制蠢货游行”——抵制日货不如抵制蠢货，结果人大学生们比复旦人还疯，我成了人大公敌，被人肉搜索，被电话威胁。对多数复旦人和人大人而言，“名校毕业生”这一头衔几乎已是人生最高峰，此后就一直蜷缩在这个头衔的身份认同和虚幻荣光中自以为是无法自拔。当一个人把二十年的生命都倾注到大学的抢位战里，当一个人的生存价值都浓缩成‘xx大学毕业生’几个字的时候，你否定他的母校，不就是在否定他存在的所有意义吗？他能不跟你急吗！

当然，复旦人并不总是反对我。“逢袁必反”只是“插班生事件”以后的事情。

复旦食堂的筷子以恶心著称，用上几年都不进行更换，筷子里面都已经腐烂了，五六根筷子一折而断，地上还会残留一堆碎屑。筷子外面也已经“粉”了，不仅长毛，甚至还分出岔了，沾上水后都能当小扫帚扫地了。我吃饭时总能吃到筷子碎屑，每次都顿时没了胃口，然后大发脾气，折几根筷子以示不满。室友们安慰我道“再仔细找找，里面也有好筷子”“死不了人的，室长您就放心用吧”„„我对复旦食堂的筷子，从大一持续反感到大二，从本部一直反感到南区。曾给食堂工作人员反映过几次，让他们跟上司说有人对他们的筷子很不满，未果。大二上学期期末，食堂的监督台竟然破天荒有学生值班了，于是我又上前说了筷子的问题，被告知会尽快向食堂反映，我竟然相信了。

大二下学期，筷子还是没换。有次我又吃到了筷子碎屑，终于忍不住了，在人人网发布了《友情恳请复旦南区食堂更换筷子》，要求食堂两周内换筷子，否则就在南食门口举行“折筷子大赛”，我自掏腰包先把筷子换了，然后用旧筷子举行比赛，还要全程摄像发到网上。当然，这只是威胁，不一定真干。即使干也只会折新筷子，搞行为艺术，折食堂的筷子和折自己的筷子效果其实差不多，但后者显然更聪明一些。文中还有大量筷子配图，惨不忍睹，惊天地泣鬼神，结果这篇文章被广泛转载，引起了全校学生们的共鸣。这篇文章发布后，南食第二天就更换了全部筷子，紧接着其它几个食堂也都换了筷子。复旦学生们对我大加赞扬，称我为“筷子哥”，校园媒体纷纷来采访我，《青年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不过，食堂方面坚称筷子是合格的，并且表示日志发表后换筷子纯属巧合——“我们正准备换筷子的时候，网上有同学反映筷子的问题”。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大四上学期，我和室友们一起去南食吃饭，我发现筷子又变回原样了。室友们开玩笑让我再写一篇文章，我嘲笑他们“你们复旦人就只配用这样的筷子！”

中国人忽视尊严。所谓尊严，是指某人受到尊敬，同时也是个人的价值所在。如果一个学校有一些体面的教授和学生，就不会年复一年地使用腐烂筷子而浑然不觉。筷子就这样和个人尊严联系在一起。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做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到了现代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仍有这种遗风，缺少个人的尊严。拿“北区强搬事件”来说，复旦校方为了给留学生提供好的宿舍，让北区几栋楼的复旦学生搬出自己的寝室，给留学生们住。北区的学生们不满，结果校方强制搬迁，还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来批评他们。

复旦不仅对内霸道，对外也相当霸道。除了强搬学生宿舍，比较典型的还有“强拆南区一条街”。

“南区一条街”是复旦学生们的吃喝购物一条街，很大地方便了学生们的生活，是历届复旦学生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之一。但在我大三上学期时，复旦为了在“一条街”建新教学楼，撕毁和“一条街”商户们的协议，提前半年勒令所有商户搬出去。商户们不同意，打横幅游行抗议，复旦先是断水断电，然后直接强搬强拆，似乎没有看到墙上红艳艳的大字：“复旦无耻，华联无耻”，“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一所名牌大学，做出这样无耻的事情，我以自己是复旦人为耻，后来只要有人提到我是复旦的，我就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当然现在我退学了，别人再这样说时，我就可以说“你他妈才复旦的，你全家都复旦的！”听到这个消息，复旦学生们纷纷在人人网发帖，惋惜怀念即将消失的“一条街”，还有学生对以后没地方吃饭表示不满，但我没见到谁指出复旦不守契约的恶劣行为，更没有见过有哪个复旦人或校园媒体为商户们说过一句公道话。值得一提的是，有家少数民族拉面馆坚持抗争，复旦只好妥协，在一片废墟中，这家拉面馆照常营业，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感人的景象。

复旦不遵守契约已经成习惯了。除了“强拆一条街”，还有“插班生事件”。

我大二下学期时，杨珖、徐豪、伍婷、钱蕊颖、焦美琪等5个同学通过了插班生考试，并签收了复旦的预录取通知书。可是没过多久，复旦取消了这5个二本学生的录取资格，理由是招生简章上的“只限第一批次”。可是，复旦对二本学生开放了报名系统，并在之前多封校长回信及邮件答复中，白纸黑字地说明二本学生拥有报考复旦插班生的资格。6月21号，5个插班生的家长带着证据来到复旦，见到了插班生招生组组长、副校长陆昉，家长们出示证据后，陆昉打了模棱两可的哈哈，声称要再考虑考虑，调查一下。两周后，家长们再次来到学校，整个工作组避而不见，家长们从白天等到夜晚，再从天黑熬到天亮；第二天，复旦校方在约定会谈的12点半再次上演集体消失，绝望之下的家长们跪在毛主席像前哭诉，在复旦大学门口静坐。复旦这才答应见面开会，会谈结束后，有两个主要方案被列入考虑：下一年再转入复旦，或是复旦帮助安排进入华东师大。家长们很高兴，但这实际上是复旦的缓兵之计。

7月12号，家长们再次来到复旦。整个学校如临大敌，有很多警察，救护车也来了，两个医生随时待命。复旦换了一批人和他们谈，原来插班生招生小组的人全都不见了，一群退休老教授向他们宣布，之前提出的方案全部被否决，唯一可能的补偿是帮他们争取在原来的学校转更好的专业，或者二本学校之间“也许可以动一动”。插班生的家长们懵了，于是去找上海市政府，给市长信箱写信，市长信箱后来把这封信转给上海市教委，教委看到是复旦的，又转给复旦，复旦回复市政府，“此事我们不受理”。市长信箱就回复插班生家长“复旦不受理”。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不能不说是很邪门儿的。

我对复旦无信无耻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也为无能无力的插班生们感到很难过。于是，我在人人网上写了《插班生事件的始与末》，这篇文章在不少大学引起了广泛传播，复旦线上各大舆论平台也掀起轩然大波，很快《南方人物周刊》找到了我，对“插班生事件”进行了报道，网上对复旦大学一片谴责。但是，复旦秉承着“不要脸”的复旦精神，硬是没把这么大的舆论压力当回事，至今不认错不道歉不补偿。而复旦的学生们好像突然全疯了，疯狂地写文章发状态，一味地维护母校，颠倒黑白，并对我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围攻，我从此被扣上了“臭公知”的帽子。这帮没出息的，明知道自己没理，只好给我扣上“臭公知”的帽子，然后试图通过打倒“臭公知”来打倒我，进而打倒我的观点。“插班生事件”后，我对复旦的厌恶到达了最高点。大一上学期退学的念头又出现了，但由于那时候的阴影，我始终下不了决心。

大一是我看书最密集的一年，我从此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寝室的书堆满了几个书架，也随着兴趣变化卖过好几批。现在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有用，但有些书确实让我终生受益。受胡适和王小波的影响，我开始信奉自由主义，后来薛兆丰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并把我领入了经济学的大门，再后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我逐渐成了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更重要的是，通过读书，我也终于发现了兴趣所在，找到了方向。

大一下学期，我在地摊上买了本吴晓波的《大败局》，读完之后深受震撼，从此开始对商业产生兴趣，随后又买了很多商业书籍，不少都是中信出版社的书，我对商业的兴趣愈发浓厚了。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偶然。高二时，有次市文科状元来我们班传授经验，她提到做笔记用“活页本”，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于是就去学校商店买“活页本”，没有卖的。这么好的东西，班上竟然没什么人用。我发现了商机，于是开始在全班推销，大家纷纷下了订单，我找我妈借了钱，趁周六下午半天假去进货，回来之后卖给同学们，每本只酌情赚五毛到一块钱的跑腿费。然后更多同学来找我买，我高兴坏了，于是决定在全年级推销。通过高一同学们，我拿到了二十几个班的订单，然后又去进了第二次货。我还打算扩大到全校的，但是怕被班主任发现，见好就收了。后来大致算了下，竟然赚了好几百块钱。那是我第一次做生意，比考全校第一还要有成就感。遗憾的是，我大一上学期没有想到这茬。大二上学期，我选修了一门“市场营销导论”，老师讲的很糟，因为不点名，我就一直逃课到期末，最后的成绩竟然是B+。此外，我还选修了一门“创新与创业”，开始还算有趣，老师让我们自己找项目，但后面越来越没意思了，我就没怎么再去上课了。离11月11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发现光棍的同学们非但不觉得不好意思，反而个个都很有表现欲，纷纷在人人网上发状态，“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单身”，于是我想出了在“单身节”卖“单身装”的点子。所谓“单身装”，就是能表明自己是单身的服装，主要通过印在衣服上的图案。

说做就做。我学过Photoshop，所以自己设计了单身装图案（当然，后来再看就觉得丑死了，如果让我现在再做的话，我就不会选择自己设计，而会选用计算机里现成的“找不到对象”的弹出框设计），我在网上筛选了好几家服装厂，然后就坐地铁在大上海到处找，实地考察后发现都不靠谱，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姓孙的经理，我们很快确定了合作关系。我敲定了一个卫衣款式和一个图案设计，交给孙经理打版，从无到有，做了十几件单身装样衣。这是我第一次做衣服，拿到衣服后我特别自豪。我还开了淘宝店，打算在单身节前接受预订，心想说不定能搞个爆款出来，赚上一笔。我还在复旦找了一个漂亮的朋友当模特，她的男朋友和朋友们也来帮忙，我们在大学路的摄影棚拍了一个下午。拍好照片后我又自己修图，熬通宵装修淘宝店，上宝贝写宣传文案。一件卫衣的面料成本是四五十，我定的价格大约是面料成本的两倍——按照央视记者的说法，服装业肯定属于暴利了，央视记者错误的根源在于不懂经济学。马克思认为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人们都认为成本决定价格，事实上是价格决定成本。因为没有经验，也没有团队，宣传也做得不算成功，最后只把十几套样衣卖掉了。单身装的时效性很强，过了单身节就没人买了，于是我就没有继续订做，黯然收场了。这次没有亏钱，但也没有赚钱。现在看来，很多地方做的都有硬伤，但最大的失败莫过于凡事亲力亲为。虽然有朋友们的帮忙，可是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忙活，没有团队是我这次失败的最大教训。后来我和孙经理一直保持着联系，不知道网上骂我的复旦人知不知道，你们身上穿的希德书院院衫其实是我找孙经理做的。

单身装实践的失败后，我对做生意的兴趣更大了。做生意有这么多的困难，真他妈的有意思。复旦校内的快递管理很混乱，学校开了太多的打印店，但就是没有一个快递点，快递员送快递很麻烦，学生们收快递很麻烦。后来终于影响到我的心情了，我就去南区园委会反映快递的问题，南区园委会说这不归他们管，让我去找学校的后勤。我找到了后勤部副主任，他说这个也不归后勤管，让我去找校长办公室。我又去找校长办公室，校办的人说这个问题他们了解，但是不管。你们都不管，难道让我们学生来管？这不能不说是很邪门儿的。后来，我从中发现了商机，想到了做“校园快递”的点子，打算综合大学周围的所有快递点，在学校建立一个统一的快递中心，雇佣本校学生当快递员，通过手机App进行快递收发管理。这确实是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我打算先在复旦试点，成功后找天使投资，然后在其他学校复制，外包给该校学生快递队，利润三七分成，我们三，学生们七。我去找快递公司谈，申通的钱老板跟我诉苦，他说快递公司也很苦恼，财大就有快递点，唯独复旦特殊，他又拿出一张纸，上面全是复旦领导的电话，他曾多次找过复旦领导，希望在学校建立申通快递点，但复旦的领导就是不同意。所以复旦学生们不要再埋怨快递员了，这事只能怪你们的傻逼领导。钱老板听说我要搞“校园快递”，跟我讲了收件派件的价格，并且答应如果运营一定合作。他还说要请我吃饭，被我严厉拒绝了。我又去找了汇通快递，汇通快递的老板请我喝了咖啡，说他们也很苦恼，后来把内部的快递管理系统都给我了。根据他们提供的价格，和我查到的校园快递数据，我认真评估了一下成本和收入，认为校园快递是可以做到盈利的。如果“校园快递”在学生中做出口碑了，除了收件派件，单是大四毕业生的托运业务，就是不小的一块蛋糕。

为了显得正规点，我决定注册个小公司，名字都起好了，叫“全校通校园快递有限公司”，这样跟快递公司谈合作的时候，人家不会认为是毛学生在小打小闹。但我发现在中国注册个破公司太麻烦了，乱七八糟的手续实在是繁琐，于是我就想到了找代理公司注册，我查了很多家代理公司，最后选择了陆家嘴的一家。只需交几千块钱的代理费，一条龙服务，甚至还能“垫资”。在中国开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也要三万元。政府今年取消了最低资本限制，这是市场经济的进步。后来我穿正装打领带去浦东，煞有介事地跟他们签了合同，交了定金。但我翻《公司法》时，发现“垫资”属于抽逃出资，是违法的。其实很多公司都是代理注册的，垫资的现象在中国很普遍，不过我还是决定不垫资，自己掏三万块钱当注册资本。我钱当然不够，于是就找亲戚借，好说歹说都没用，他们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还说让我在学校好好读书，把我气坏了。借不到钱，又不愿垫资，做App和网站也需要钱，还要有房租代理会计费等支出，实在是没辙。很快到了期末，我跟代理公司说我要考试，先暂停注册，他们答应了，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没再继续做“校园快递”，过了很久，代理公司问我还注册吧，我说不注册了。他们问真的不注册了？我说真的不注册了。他们说那交的定金不能退呀，我说这不重要。然后这个项目就搁浅了。后来，“创新与创业”的期末论文，我写的就是“校园快递”，只是逃课太多作业不交，只得了个B+。不过，听说我给这位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他知道我就是那个“校园公知”后，对我赞不绝口。

自从“校园快递”搁浅之后，我已经下定决心毕业后做生意了。但一是考虑到没钱，二来时间也很不够用，我就不想在大学阶段瞎折腾了。大学几年是看书的好机会，在大学里多学点做生意的理论，以后就不容易犯低级错误了。等胡乱混到文凭后，再开始做生意也不迟。后来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领域，优米网曾经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上面学到了不少干货，了解做生意的基本常识，像股权呀，融资呀，团队呀，等等。看书还是以中信出版社的商业书籍最多，并且我时刻关注互联网公司的动态，几年下来，有不小的进步，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间我不断有新的创业点子，但都只停留在琢磨阶段，并没有真刀真枪地干。

复旦可不教“做生意”，“做生意”不符合“自由而无用”的精神。杨玉良校长教导我们说，“如果为了当官发财而读复旦，会受到鄙视”。我却以为，当官发财并没有什么可耻的，这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这个国家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作为副部级高官，杨校长说这话的时候难道不脸红吗？人的思想总是千差万别，但他们的行动都是一样的。复旦表面上标榜“自由而无用”，实际从上到下都很急功近利，这他妈才应该受到鄙视。复旦虽然不教“做生意”，但会教学生“创业”，所谓的“创业教育”，效果是很糟糕的。我其实挺讨厌“创业”这个词，主要是被大学和大学生们闹的，他们很喜欢搞“创业大赛”之类的花拳绣腿，真刀真枪干的时候，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率却比国外低很多，成功率更是低得可怜。就是这群人，整天把“创业”当成炫耀和口头禅，“这年头，不创业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我不愿跟他们为伍。我一般不说自己“创业”，但被人追着问恼火了，我就会说我要“创业”，他们马上就“创业就创业，没人拦着你”了。我可是要“创业”的人，哪里轮得到你这厮来教训！

虽然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我就没有再瞎折腾了，但我逐渐展现出了做生意的能力，尤其是组织能力，比较典型的是组织了“石健加油”募捐活动。

大二下学期，在得知高中校友石健患了重病后，我没发起但组织了“石健加油”全国高校募捐活动，和高中的小伙伴们一起为石健募捐，一个月时间募集了45万元善款，《楚天都市报》、《重庆日报》、“湖南卫视”等几十家大小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人人网上有很多大学生募捐活动，但绝大多数都是三分钟热情，更没有一个能做到我们这样的规模。这首先和襄阳四中校友们的凝聚力是分不开的，其次我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的主要作用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具体表现在给大家分工，让每个人产生责任感，并不断监督和激励大家。具体的事情我不怎么管，我也不能管，组织者越是事无巨细，就越可能导致失败。成功只能是团队的成功，不会是个人的成功，这是做“单身装”给我的经验。后来石健同学还是离开了我们，我一度感到很气馁，但又想到我们帮了他家庭很大的忙，就又感到很欣慰了。

我本来打算胡乱混到毕业，拿到文凭，然后再摸爬滚打做生意。我之所以继续读下去只是为了给爸妈一个交代，也给传统观念一个交代。做生意并不需要什么绩点和毕业证。因为“学风问题”的论战，我再也受不了傻逼复旦了，决定退学。退学后我不会放弃学习。不在学校学习，不代表不学习。现在有互联网，也有coursera等在线大学，资源很充足，复旦真得算不了什么。学习本是件有趣的事情，人应该为了兴趣而学习，而不该为了毕业证和绩点而学习。最后，退学是我个人的选择，谁都不能干涉，我家里人也尊重我的决定，我“心比天高”也好，“命比纸薄”也罢，跟其他人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以上就是我退学的全部原因。

三、《一个复旦退学生的自白》：

万万没想到，在我单方面宣布退学后，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南方人物周刊》最先对我进行了采访。过完年后，我又在“江西卫视”《深度观察》做了一期节目，这期电视节目是个引爆点，我开始受到大量关注。紧接着，《武汉晚报》记者专程赶到上海采访我，这篇报道还上了腾讯新闻头条，其他门户网站也都跟着转载。再然后，中新社和优酷网先后约我做了访谈，《楚天都市报》、《IBTimes》、《时代周报》等中外媒体也都做了报道。后来连CCTV都来约我一起聊聊，可惜没有聊成。

虽然我宣布退学了，但大三下学期还待在复旦，因为比较忙，没有抛头露面。复旦人高兴坏了，他们以为我退学了就和复旦翻篇了。这种想法很傻很天真，也不符合科学——要知道我可是天蝎座的，天蝎座哪有不小心眼的。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宣布正式退学，并决定将我的大学经历写成书，书名暂定为《一个复旦退学生的自白》。

我写这本书，是有思想准备的，是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是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复旦是名校，我对它提出严重的指控，难免有人认为我是在博取出名，“借复旦炒作”。我很喜欢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的“破鞋理论”。大家都说陈清扬是破鞋，她就去和王二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王二不仅不安慰，还偏说她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王二解释道，“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假若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若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

同理，复旦人说我是炒作，那我就是炒作，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我并不打算为自己辩护。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非那些不需要证明的东西。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假如我不想当炒作者，就要把嘴闭上，把眼睛捂住，这样当然很吃亏。我不想吃亏，所以就应该写本书来，一本正经地炒作。

——袁涛，2013年12月29日 ——

附录

1、天涯连载： 《一个复旦退学生的自白》

附录2：电子邮箱：letoyuan@qq.com，新浪腾讯微博：@袁涛LetoYuan，请指教。

附录

3、《一个复旦退学生的自白》目录：

第一章：我的大学 《大学以前》

《大一上学期》

《创业二三事》

《我在复旦这三年》

第二章：校园公知

《南食换筷子》

《募捐**》

《插班生事件》

《抵制蠢货游行》

《校园公知》

第三章：校园公知退学记 《学风问题大论战》

《校园公知退学记》

《我想和复旦谈谈》

《我所理解的大学》

附录：《深度观察》

第二篇：一个财务总监的自白

一个财务总监的自白

2016-10-15

入T公司很偶然，我原来所在的公司因业务拓展的需要，董事会决定将集团公司迁往上海那个全国的金融中心，说是融资等等更加便利，我作为财务总监，虽对此心里极不以为然，但也无法反驳众位董事(主要是董事长)的意见，何况我家在此城，当然不愿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因此提出辞职。也算是将这个工作机会留给上海人民吧。

在得到一部分补偿之后，我算是自动下岗了，对于在这个滨海城市里要找个工作，就我来说并不发愁。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便有空与那些狐朋狗友一起寻欢作乐，平时工作时总是没有多少空闲时间，难得放松一下，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些补偿吧。

如是没过半月，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已将你推荐给一家公司的老总，老总说要见见你，想跟你谈谈。我问这位朋友：什么样的公司?

朋友说是一家酒店管理公司，下属有几个酒店，要请一个财务总监。

我一想，左右闲着也是闲着，见见无妨。于是约好了时间面谈。

面谈(实际就是面试)时对方来了两个人，就是T公司的董事长和一位副总，无非是问些工作简历，家庭情况，在介绍了T公司的大致情况后问一些对公司的管理方面的看法等等。

凭着我以往的工作经验，自然是应答如流，看来他们非常满意。因为工作地点是在另一个城市，离我所居的城市尚有几百里之遥，我反而有些犹豫了。他们似乎看出我的心态，许诺配一辆专车给我用，以便周末往返，并邀我择日前往公司参观以作决定......三天后，我便坐在老总的别克车奔驰在去往S市的高速公路上。

相信我当时的一番话十分的讨巧。一方面，老板娘属于非专业人员，一系列的专业词语相信会让她云里雾里，另一方面，站在财务人员的角度上代表了她们的利益，容易产生共鸣。事实也正如此，随后在我回房间休息时，A总即将参与座谈会的人员招之办公室，详细问了她们(包括老板娘)对我的看法，结果当然不问可知。

在由各位老总参加的送行酒席上，趁着酒酣耳热，我向A总提出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待遇问题，要求年薪达到X万(此年薪已高过两位副总，此事我上任后才知道);二是前段时间过忙，需要返原籍探望年迈的父母，时间大约一个月;三是虽然居财务总监之职，但管理权限不低于副总，尤其是牵涉到财务活动方面的各项决策有充分的自主权(此前已明确我如到位则老板娘出任酒店驻店经理，有关财务及采购方面将由我全权负责。)

之所以提出以上要求，一是个性使然，我一向是那种将话说在明处，宁可事前算账，也不事后算计的人，有些话先前说明免得日后碍于情面缩手缩脚。二是事到如此我仍然对到异地的这个公司工作存有犹疑。一则在省会城市工作久了，原有的辛苦建立起来各种关系将要闲置;二来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此公司也确实是个烂摊子，俗话说得好：白纸写字易，拨乱反正难。再者直觉上感到这公司虽然是私营企业，但人际关系可能十分复杂，算是为今后的工作开展增加筹码(后来事实证明我还是很有些先见之明的)。

本以为条件开出，A总会有所考虑，这样我也算给自己打退堂鼓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私心里算对自己有个交待。谁知A总现场拍板，一口应承。霎时间我就有千里驴被上了套的感觉，心想：这下算是将自己的一百多斤又一次卖出去了。

我对生活的态度有点近似于洋鬼子的方式，就是工作时拚命去做(当然是为了收入和饭碗)，而一旦闲下来则想四处走走，因为管理工作总的来说是一件极损伤脑细胞的事，长年侵淫其中而不知放松调整的话，那等于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所以在从T公司回来后，便即启程返乡。

在与父母短暂的相聚后，又去几个城市旅游，顺便看了看几个多年的公务员朋友，与他们把酒言欢之际，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的时光，如今各自的生活方式可谓是天壤之别，心中难免丝丝感慨。

忽忽而过二十余天，期间A总来过几个电话，一是问候我父母的情况，再就是催促我尽快回来，其意也切，其情也拳。突然间我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虽说他只是为了公司考虑想用我这个人，但自初识开始，从我阅人的经验来看，他就没将我当成一个打工者，而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尽管我心中的界线是：老板永远是老板，哪怕他把你当做朋友)。但A总的求才之心还是让我有些感动。

于是结束行程，回家收拾行李等必需物品，公司已派了专车来接，自此上任。

公司给提供了一间办公司室，就是原来老板娘的那间。外间隔着一扇门是出纳及总收银的办公室。

在公司里，一些看似约定俗成的小事其实可以反映出公司人员的心态和大体的人文氛围。你可以不去注意，但如果发生在你身上或与你有直接的关联，你就不得不引起警惕。

一是配办公桌

当时老板娘坐的是一张普通的办公桌而非大班台，腾出单独一间办公室后，A总批示新购一张大班台。此事自然由办公室负责，当时办公室主任来跟我商量买什么样的桌子时，我告诉他：就那种带转角的可以放电脑和打印机的，和两个副总的差不多就行了。因为此前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去各自的办公室拜访过两位副总。

结果桌子一买来，没有转角，也就是豪华些的办公桌那种，与两位副总的大班台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主任殷勤地和工人一起在给我安装，我跟他说：“辛苦了啊，你自己去看的啊?”

主任回答：“C副总亲自带我去的”。我“哦”了一声没再言语，主任似看出我脸上有稍许不豫(我这该死的脸就爱表现心里的想法，藏都藏不住)，急忙说：“是不是不好?不满意我们可以去换”，我当然回答是挺好的，能坐就行啦。事实上我当然知道已被别人拉开了档次，只是这种暗示彼此心知肚明而已，我才不会傻到要去点破呢。

二是就餐

所有的部门经理包括我们副总级人员是专辟一个房间吃饭的，菜蔬自是小炒，和走道另一端的员工大厅的大锅饭有着天壤之别。

记得第一次就餐是客房部经理带我去的，盛好饭我就在圆桌边一把空椅上一坐准备开吃，一边的前厅部经理对我说：“不要坐，那是B总的位置”，C总也在一旁接口：“B总坐在别的位置上饭就吃得少，还有谁谁谁是在他的左边和右边”云云。嘿嘿一笑，我转过别的椅子，心想：嗬，还挺分明啊(后来知道就两个副总的位置是固定的，一般谁都不去坐那两个方向)!私下里颇有些不以为然：尊严是这样来的么?

一、管理进行曲

由于还没进T公司时已造足了声势(主要是A总及两位副总)，公司上下四百余员工大都知道了要进来如此这般一个财务总监，各部门经理在例会上也被再三要求需无条件配合财务部门的工作并形成公司文件张贴上墙。一方面有人好奇，看是何许人也来收拾公司财务上这一堆烂摊子。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看看A总大造声势的人会是怎样个下场。

对于我来说，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后来离开T公司之后，才在冷静反思之下不仅仍然暗自佩服A总的驭人之道，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跟本部门四、五十号员工的见面会上，我除了介绍自己以外，就讲了两个内容：一是各部门人员各守其责，除非极特殊的情况，一般来说各位不用担心岗位变动的问题(每人一颗定心丸，不然你指望谁给你做事啊?)。二是三天内会计、稽核、采购、收银领班、库房、出纳每人交上来一份岗位说明书，并明确告诉了对于他们来说是第一次的岗位说明书应该怎么样写(只要他们能写个七七八八，整个酒店财务方面的工作情况就了解得差不多了)。

然后散会，不说一句多余的废话。

接下来三天的时间里，除了向二位副总和老板娘请教他们对管理上的看法外，就是跟各部门经理了解情况，征询他们对财务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各个关键岗位上的人员一一招来谈话，从中听取他们对公司管理方面的各项建议和想法。

所有的谈话都是以谈笑的方式进行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个亲和力蛮强的人，我的幽默、机智、自嘲和适时的玩笑总能让别人消除戒备心理，拉尽彼此之间的距离，从而得到我想要了解的东西。这也基于我本身是从最低层的打工者一步步做上来的。我深深了解他们的心态，那就是：越是最基层的人员付出的劳动就越大，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劳动价值是赢得他们信任的最佳方式。如果我没有这个头衔，走在大街上和他们毫无二致。

我没有去查阅财务上的任何凭证或账簿，案头上只有每天的收入日报表(没有累计数和同期对比)、各酒店的A、B两套账的报表，所有在我脑海里形成的问题都是从外围了解(主要是财务人员)和报表及各项统计表的数据印证得来。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T公司在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渐渐在我的脑海里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整个公司的问题可以说是盘根错节，互相关联，有的甚至于牵一发而动全身。虽说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但要付诸实施却还需要大费周折。

看来未上任先要权这一步棋是走对了

T公司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囿于职业道德及公司商业机密因素考虑，隐去数据及某些内容，见谅)：

没有系统的规范财务管理制度及公司相关管理制度 各岗位没有操作性较强的工作流程

账实不符、账账不符，造成公司资产不清，盈亏不明 库存不明，采购、物品领用无计划，造成资金的大量浪费 成本核算不细，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财务及相关岗位职责不清，人浮于事 合理避税方面无序及主次不分，隐患极大

仅就财务部门而言，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造成：

不能系统、客观地向公司领导反映公司资金流、物流的现状 不能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能给经营者提出良好的改善经营管理的建议 得过且过，部分财务人员工作时缺乏主观能动性

以上了解和归纳的问题，事实上由来已久，几乎每一个高速发展的私营企业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只是一次集中地反映出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是第一次碰到。大多私营老板在急速扩张时，他眼前所能看到的，只有“利益”二字，为了达成短期的目的，手段是不计一切的，自然也没有精力放在管理上。当问题越来越多的得不到解决时，量变便产生质变，最终影响公司的发展。

A总本身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他看来，聘请我到公司仿佛是买一支消炎针一样，他所期待的是立刻消除以上各种炎症。但他却忘了一点，就是如老百姓所说的：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尤其是以财务管理为基础的各种变革，最需要的还是时间。

但就算如此，对上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还是让A总感到欣喜并看到了希望，因为有些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其中的操作过程还是费了我一番心思的)。作为一个多年在私营企业担任管理职务的我来说，我太了解老板们的心态了。

因此，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我是这样赢得他们一致认同的：

首先，将远在另一个酒店办公的财务人员全部集中在一起办公，置于各位老总的眼皮底下，那么原来一直在全公司眼中认为最散漫、最没有工作纪律的团体立刻焕然一新，而对于这些属下，我只是用生动的实例告诉他们在社会竞争当中不进则退的道理，并明确表示我无意辞退任何一个人，但岗位和工资待遇将依学习进步的情况予以调整。我自己做到并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每一份报表及述职报告，以至于每天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有人在阅读、在分析，并切身体会到各自的实际作用。如此一来，充分地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最基本也是全公司人所每天目睹的就是财务人员从原来踩着钟点上下班到主动加班加点，主动学习电脑和电算化知识，主动帮助别人和提出合理化建议等等……

管理从最容易入手，从最基本做起，也最容易见成效和激励人心，当然也最快赢得老板的信任以为日后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

其次，在原有的报送简单资料的基础上，制定并细化和准确所上报的每日、旬、月等各类经营数据，让老板能一目了然地知道收入、成本费用支出及现金流量情况，及时摆在老板案头上各种翔实的数据时刻提示着他的属下每天在做着哪些工作。

再次，清产核资，调整账目。这应该说是财务管理当中最费力而又最难见到实际成果的一项了，好在有上述两项面子上的成绩撑着门面，自是有时间来慢慢梳理。

第四，通过深入了解和结合公司的实际工作情况，编写工作流程、确定岗位职责、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第五，实行电算化管理，将财务人员从繁重的手工记账当中解脱出来，以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到经营管理当中来。

第六，对原有的成本和费用实行二级和三级核算，迈入向管理要效益的实质性阶段。

……

完成以上各项，共计耗时半年有余，个中艰辛甘苦，确是难以表述。

二、两位副总其人其事

记得是国内那位先者说过：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私营企业里，这句话最是能够得到印证。

从进入T公司的哪天起，我就告诫自己不要参与到任何有关派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去，后经证实，我是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这也与A总对我的极度信任和财务总监的特殊地位有关，也可以说禀性使然(骨子里的我是极为清高自傲的，换句话来说就是情商巨低，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后来翻船也只是陈景润的工作—再次演算验证而已)。但要说人在职场，就象身处江湖一样不由自己，完全置身事外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T公司的两位副总，自他们身上我也确实受益良多。

B和C两位副总都是跟随A总多年的人，几乎同时在A总创业初期加盟。

B副总原是一部队营级干部，转业后在其家乡城市任处级干部，后任一驻外机构老总。中等个头，许是因为长期坚持锻炼的结果，一身键子肉十分结实，他也常常引以为傲，脸几乎象刀刻一般是成天板着的，也许是在部队久了的缘故，行为处事都带有部队的作风，常常见他大声呵斥自已的下属及员工。

C副总则大腹便便，一副笑弥勒模样，跟所有的员工都嘻嘻哈哈。C原是当地一家拍卖行的副总，zf各级部门之间关系较广，这方面恰恰弥补了A总不善于外交的缺陷。

在我看来，公司里这二人极似哼哈二将，搭配倒也十分合理，红脸白脸的角色都有人唱了。

由于我的工作成绩和极得A总信任，加之管理到中、后期时牵涉到各部门，与两位副总打交道的时候就越来越多。A总常常在中层管理人员例会上戴帽：公司改革涉及到各部门的，必须无条件支持，谁阻碍谁下岗，包括他本人亦如此。这样一来，我明确感觉到B、C处处让我三分的味道。

而我在这种环境下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我不是不知道月满盈而亏的道理。因此在工作当中我尽可能地不去触及到B、C两位副总的既得利益，接触当中他们知道我性情直爽，我也明确告诉他们，我除了做好份内的事外，别的一慨不管(包括婉辞A总让我代管副总下面的某个部门)。摆明了让他们了解我不会对他们构成任何威胁。因此上与之也相安无事，员工们常常见到我与B总健身打球，与C总喝酒吃肉，所以一切与我们三人之间如关系远近之类的言论都会不攻自破。其实我们心里也清楚，在私营公司里，有些自认为聪明的老板会为了便于驭人而采取一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而一旦有小团体的形成那可就犯了大忌。

大家都是聪明人，台面上的风平浪静是必须要做到的。

A总也许真是将我当成了心腹之人，对于两个副总的评价总是在我面前口无遮拦。

对于B副总，他的看法是：此人不能冒头，冒头必打压之。他曾经跟我说：“你都不知道，B在原来单位做总经理时，与一个副总不和，将那位副总逼得神经错乱送进了医院呢”。听罢我是吃惊不小，想到B对于手下部门经理的手法，暗幸不是在此人门下求食。

但B副总确是唯A总的马首是瞻的，无论A总的号令多么的不合情理，经常的朝令夕改，他必全力赞同，且明知是错也不折不扣去执行。

记得一次在经理会议上，A总做出一个决议，是明显有失偏颇的对某某人的处理。其他的人尚提有建议或另一种处理方式，而B的表态是“完全赞同”、“坚决支持”等等，在座各位无不莞尔，大家也都深知他的为人处世方式，自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对于C副总，A总则认为此人不学无术，跑跑交际也全*公司送钱送物支持且常常工作做不到位。言下之意若非照顾元老，早已开之。

C总也是唯命所从之人，许是年纪已过五十，亦或感觉到了A总的看法，交谈之际常常流露出再过几年就退休的意思。不过C总平时与各阶层员工关系较好，在公司里常起着润滑油的作用。也正因此，在领会A总意图和员工利益之间常摆不平二者的关系。

每每听到A总对此二人的评论，看着平日里二人诸多事情之间的明争暗斗，不由得平生一丝悲哀。我也常劝二人，都是打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做了呢。言下之意：何苦来哉?他们听不听得懂我的暗示我不知道，但我却清楚人在其位，不得不为的道理。有时想想换了我在他们任意一人的位置，我又当如何去做呢?

B和C都是没有实际管理经验的人，公司管理混乱至如今地步，与此二人也是大有关联的。一个是管理自己的部门总是家长作风，另一个则事事抹稀泥。也难怪A总对他们微辞不断。

我的到来，对B、C都是个挑战，用A总的话说就是带来一股职业管理的旋风。A总并时时要求他们学习我的管理方法，无非是一些宽严有度、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之类，B和C对此也是大会小会的表态要与时俱进(我也看得出，他们既使为了各自的饭碗也不会来跟我为难，谁会将一个台面上的朋友推到对方怀里而树敌呢?况且我早已言明只做自己份内的事，从他们内心而言也觉得我不是他们的竞争者，这当然与我有意无意的暗示或明言有关---说实话，他们的这种心理对于我工作的开展可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我所想说的挑战实是基于公司发展的大环境，因为公司如不断壮大，你如仍坚守原来的心态、考虑和处理问题的模式及方法而不跳出固有的框架，实在也有些不合时宜。

可惜此二人虽然自知地位之岌岌可危，却也有些许无可奈何，用C副总的话来说就是“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还要让我去学电脑、学打字么”(全公司包括A总在内，除了打字员，我去时尚没有会用电脑的)?，一个是得过且过，而另一个则是僵化不已，他们所做的，唯有更加吃力地去迎合A总不断跳跃变化的思维，如此也为日后的惨痛教训埋下了伏笔。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B和C在自身固有条件下的生存之道也有各自的过人之处，我内心是极其看不起这种生存方式的，不过话说回来，我所看不起的，难道不正是我所缺乏的吗?

各位想必象我当时一样诧异，为什么象A总这样一个锐意进取的人，怎么能容得下别人在这样关键的岗位上尸位素餐?对此，我曾在与A总谈话时隐约提到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回来后就直拍脑门骂自己蠢，想想我部门的员工何尝不是有此类人存在?我为什么还没有动作炒掉他们?设身处地不都一样吗?——时机，还有手段，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一天的到来说穿了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过后的不久，公司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公司新待装修的酒楼在工程上出了点问题，需要部分返工，这样工程预算将大大超支，该项目是在B的管辖之下。当时A总当着我们的面将B副总严厉训斥了一顿。二是公司一员工结婚，C副总带着几个部门经理参加并各自封了红包(此前公司有规定，凡公司员工婚嫁等皆由公司统一表示礼金)，就此事A总在管理例会上将所有参与人员挨个批评，并明令财务部门根据各人所封红包的数额扣罚工资，另外宣布对C总处以罚款1000元。

数天后的一个晚上，A总开车约我去海边散步。

知道A总必有事要跟我谈，在习习的海风中，听着阵阵的潮声，我静静地等待A总的开场白。

他倒是没有绕弯，开口便直奔主题：“我准备炒掉一个副总，你认为最应该炒掉谁?”

我并非那种善于揣测老板心理的人，通常也不会随声附和决策中的意见。A总在这段时间里对此也了解得很透，所以在管理会议上我如果对某事持有保留态度的话，他当众征询我的看法时，我可能是沉默或是简单说一下对该事件的看法，并不表示赞成(如果实在逼得急了我也会当众据理反驳，有一两次直至他面色讪讪)，下来后我会毫无保留地向他提出我的意见。如是者三，A总一般会在会前与我私下沟通时听取我的看法，而不再在会上当众让我表态，他问两位副总反而更能让他找到感觉(肯定是赞成无疑的)。

但现在A总问起来倒叫我一时间难以回答，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头脑却在急速旋转：两个副总说起来是半斤八两，跟我都没什么过节，最近又都在工作当中出了事故，从这一点来说，炒谁都有可能。A总这种话既然开口，心中必已千般盘算，嘿嘿，老板们惯用的伎俩又使出来了——他明明已确定下人选，偏偏要似是而非地征询一下下属的意见。

想了一下，我说：“两个都差不多吧。”

他倒是个急性子，首先耐不住：“我准备炒掉C副总”，接着便谈了一些他认为的理由，无非是C副总的管理理念与公司的发展观和企业文化不符、如不炒他势必会影响公司的进一步发展等等。

这种情况下还不表态那真是蠢字当头了。虽然心里不免有兔死狐悲的感慨，但兔子之死已成定局的时候，狐狸哪里会往猎人枪口上撞呢?

我说了一些赞同的话，并有理有利有节地说了一些必炒C副总的理由，我想A总想听的正是这些，他只不过是为了在心理上找点平衡罢了，毕竟C副总是跟他一起创业至今并在公司较得人心的。言谈间我也真正体会到他内心的一丝痛苦——企业的发展淘汰跟不上节奏的人是必然的。

接下来谈到补偿的问题，此时才是我真正表达意见的时候。我谈了一些C副总对公司的贡献和员工的看法，包括C副总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等，将A总提出的数额增加了万余元，A总同意了我提出的金额。

我所能做的也仅限于此。

第二天召开管理会议宣布此决定，全体哗然。我特意留心了一下B副总的表情，那张瘦削的脸一如往常，看不出丝毫端倪。

三、我与供应商

之所以将供应商这个话题单独拿出来谈，是因为与供应商打交道实际上占用了我一半有余的工作时间，不单独开篇，似有遗憾。再者，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间或透视出T公司的经营模式，所以值得一提。

T公司逐步壮大的过程，其实就是借用别人的资金滚动发展的过程。

在这一点上，A总可以说是深得其中三味，尽显商场精明本色。如果说从一个小店转行开拓酒店业是其敏锐独到的眼光和善于把握机遇的商人本色的话，那么无师自通经营酒店业则只能归结于他的勤勉和胆略。

当A总盘下第一家酒店时，支付完合同租金和必要的开支，就几乎倾尽了他的所有积蓄。而酒店要开业，房屋的改造、客房用品及配套设施、市场的开拓等等，还需要一大笔资金来周转。借贷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A凭着原来各客户的关系和三寸不烂之舌，硬是游说工程队伍和供应商垫资完成了所有的前期工作，在未支付大部分工程款和酒店设备款的情况下开业迎宾。

以后的发展模式无不照搬进行，就连出资购买后来的酒店，在联合融资的途径当中，本质亦是如此。由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各供应商和客户几乎象面前吊着青菜拉磨的驴子一样，还没完全明白过来就已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尤其是酒店日常用品和副食品的供应商，不再送货吧，前面所欠的款项很难索要，继续供货吧，挤牙膏似的象征性支付一点货款，饮鸩止渴般地使欠账越来越多而无可奈何。

好在这个城市前两年旅游业发展迅速，投入产出比例较高，因此上虽然T公司快速发展，经营上倒也没陷入什么较大的困境。只是有一点新的积累就全部投入到新的项目中去，负债数额久居不下。同行业中，善于欠账和用别人的钱来自己发财的名声便渐渐传了开来，在各供应商心中自也信誉极低，以致后来急需资金周转时竟然连合作方处也借贷无门，焦头烂额。

这种情况下的公司财务部门，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一方面，公司正常经营的各项开支必须保持，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催要欠款的供应商每天盈门，威逼利诱、哭骂吵闹，手段真可以说无所不用之极。旺季时现金流入较多，尚可应付。一至淡季，可想而知，那可真是嘴上都要急出燎泡来。

我到任后，所有有关的支出皆交由我来安排，A总和两位副总撒手不管，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一块是最头痛的，事不关已，乐得轻松自在。而且在有限的现金流中，还需要保证A总经常未经详细论证的一些项目的投资(大多无疾而终)，于是身在其位的我不得不从管理上腾出大量的时间来为保证公司正常的经营而劳心智、苦筋骨。

A总对于供应商的理论是：能欠则欠，越多越好，实在不行就付一点点。他的这种观念我可以理解，毕竟公司发展到现在，正是沿着这种模式走下来的，这种投入少、扩张快的经营方式已在他的思维中形成了心理定势。除非有朝一日全面崩盘，否则难以改变。

而面对来催要款项的各色人等，我却更能体会到他们的心情，因为在未入职场前，我也从事过他们其中的一个行业，正是由于垫资过多、欠款无法收回而导致血本无归，黯然收山。

但同情归同情，所谓在其位，谋其政。因此我的这张脸也就经常在人情与原则之间、各色引诱和职业道德之间经常变幻莫测。

到我辞职之前为止，各供应商的欠款金额较接手前平均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得悉我辞职以后的大部分供应商纷纷要请我吃饭，还有的送了纪念品。这种情况，连酒店内部的人员都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只见过背着一身骂名和供应商咒怨而走的财务管理者，没想到我使供应商欠款数额增加而他们对我却恋恋不舍。。。

经验虽不可言传，但我想“设身处地、以诚待人、恪守职责、不贪不嗔”应当是其中关键所在吧

四、驭人之道与狠斗私字一闪念

没有不好的员工，只有不好的领导，我对这句话深以为然。

离开T公司后，偶尔泛起回忆的，不是我工作当中的呕心沥血，不是行百里路半九十的失望和遗憾，而恰恰是一般人认为最难相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职场中所受到伤害是萦绕的阴霾，那么，所有给予我关怀、理解和支持的同事就是一股股春风，和煦得让人感动。

驭人先驭已，这是我的信条。用一句很烂的话说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简单来说就是，我连续数月的加班加点(毫无报酬的)，下属你总不能手头的工作不做完就放任不管罢;业务不熟练没有关系，我手把手教你，一遍两遍，直到学会为止，那么我再问你要表格数据，你总不能不按时交罢;工作中有困难我给你解决，有成绩是你的，出了事我兜着，那么你对发现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应当直言不讳了罢;不是一个部门的我主动跟你协商，听取你的看法，道出我的建议，不以势压人(红顶在身那是前提，只须再加上谦逊)，有什么矛盾总可以解决了罢;如此等等。

当然，人食五谷杂粮，谁没有火性?工作中拍桌瞪眼、疾言厉色，以致挂电话摔东西等，那也时有发生的，但要做到让对方感觉你是说过就完，只是纯粹为了工作不是针对个人，而且性情禀直，那可绝非一日之功了。

在管理自己和对待他人方面我坚持的是以下几点：

A----accept(接受)

选择了一个公司，即选择了老板和同事，包括该公司衍生的一切如规章制度等。不可因老板的人格方面某些缺陷或为人处事的某些问题而心生不满(这一点本人做得可是不够好)，不可因某些看似苛刻的规章制度而心怀抵触，更不可因同事之间相处产生的矛盾而丧失沟通的本意。我时刻记着对于公司而言我只是个体，加入了就只能接受，除非走人。否则任何怨怼之情只能给自己以后的工作带来被动和麻烦并凭添心理上无法卸却的负担。

B----belief(信任)

老板是不能做朋友的，即使老板一定要把你当作朋友看待，我自己内心也一定会有一条老板和雇员的界线。但对待员工和同职位人员，我努力做到让他们把我当作是朋友般的信任而又不失原则。

C----care(关心)

关心任何一个公司里我认为应该关心的人尤其是我的下属，方式可以是各种形式的(但绝对不能让对方感觉到是讨好)。有时简单的问候和家常、无伤大雅和不损人格的玩笑更能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D----digest(理解)

人性的悲剧，就在于模糊的“定性”和具体的“定量”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支撑点。我如是，我的下属和同事也如是。这种“定性”和“定量”虽说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但在主观愿望中，人人都希望是平等的。所以即使别人在我面前出现自身定位有误时，我也能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加以理解。

当然，理解一词的释义是很广泛的。

E----enjoy(欣赏)

适时和恰到好处的赞扬是我用来提升员工士气、增强他们自信心的法宝。

我努力地按照自己这些处事方法去做，当然，现在想来，还是有很多方面做得很不够。

当我办完辞职手续即将离开那个城市的前一天晚上，财务部门全体和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出资欢送宴席，我看到了很多人的眼泪。

那一晚，还算稍擅酒力的我酩酊大醉。

恰好是在我进入T公司工作后不久，我的一位朋友，是在新筹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做副总的，有次在一起吃饭时他对我说他们酒店的财务总监被北京的老板炒了。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说，酒店因为筹建期间需要进大量的材料，这位财务总监在一笔合同中吃了回扣。问他数额是多少，答曰七千余元。听后暗暗笑那位仁兄如此之傻。心想：你做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财务总监，按照本城市的工资水平，怎么着也得七、八千一个月吧，为了区区一个月的工资丢了饭碗且坏了名声，岂非太不划算?

就我个人而言，身处财务总监之位而权力又有过之的我，面对各种诱惑是必然的。

虽说没有上述那位仁兄在筹建阶段经手大笔的合同，但在T公司，平均每个月也有四、五百万的资金经我的手流出，如一般人所想的话，捞点小钱真是易如反掌。单是供应商货款安排这一块，我就不知拒绝了多少或明或暗的“意思”。这并不表示我有多么的高尚和多么的遵守职业道德，实在想来是不划算。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A总对我太过信任和在公司对我的极力推崇。我很难想象，如果我是因为这方面出了差错，他该怎样面对公司上下人等，依他这样一个极其自负的、自认为不会看错任何人的人，他所依仗的股肱之臣品行不检，嘿嘿，我想对他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但还是有一件事差点就要印验了上面的话(尽管他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是我已打定主意要辞职的时候。

公司一笔数百万元的银行贷款经再三延展后就要到最后的期限，该笔贷款是我们用收购的那家自有产权酒店作抵押的，按银行方面的规定，延展后的银行贷款不能如期偿付的话，银行方面将查封拍卖抵押物，而用于抵押的酒店，正是T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时值旅游淡季，公司的资金周转正有困难，无论我怎样盘算、计划，包括所有员工的工资拖欠不发，所有的供应商分文不付(当然，货还是要他们送的，每天开门总要吃、用和消耗的吧)，到半月之期，还贷资金缺口尚有二百余万。

和A总谋划，确定以下三个方案：

一是按我所计划的节约各项开支，保证还贷资金的缺口不超过二百余万;

二是返家乡筹款：通过两个途径，跟亲朋好友借款(据A总自述其往来无白丁)和已购有产权的那家酒店的合作方—一位资产过亿的大老板借款。

三是T公司原购入待要改装成酒楼的一栋二手楼房，由于城市道路扩建、美化的需要，zf部门已下文限期拆除，将有补偿款一百余万元，但是此手续尚未开始办理。

A总对第二种方案信誓旦旦，在他看来，借这二百余万元易如反掌。

此时的我已对A总屡次的大言炎炎八成不信了(此类事件已发生多次)，但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毕竟还有一亿万富翁的合作伙伴嘛(其时二人已龌龊颇多，起因是A总的言而无信，他因此要撤出资金而A总无力支付剩余的大部分款项)。

A总带着B副总直飞某省，专为此事奔波。因为无论我还是贷款的银行负责人都已郑重其事地向他陈述了不能按期还款的后果，看得出他是非常焦急的。

刚好离还贷还有十天的时候，A总在某省给我来电话说，借不到款。让我自己解决或跟银行商谈再延期。那时他们已经去了五天，三天前还来电话说没问题呢。闻此讯我的头“嗡”的一声就大了。

要知道，银行方面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这点A总不是不清楚，他不敢给银行打电话正是因此。二是十天的时间(中间还有公休)，要跑完zf各个部门谈何容易?——程序如下：土地管理局打报告——主管副市长签字——市长签字——市委书记签字——据此土地局再打报告(两份，分别交计划局、财政局)——财政局据计划局的报告再由分管市领导签字同意后划拨款项至土地局——土地局将收到之款项划转公司账户(而当时的我手头上只有一份土地局报出的有一位副市长签名的报告)。每个机构尚要经过文件签收、经办人意见、科长意见、局长意见再回到经办人那里办理等详细环节。

还好我早有准备，一是从未停止过跑zf机关，二是与一家长期供应酒店用品的供应商协商，他答应我以优先付他所欠款项为条件，自他兄弟处借款，我保证在zf的补偿款一到位即还。

最后一招是与原来相识的省会城市的一位典当公司老总协商(脸红地自吹一下我在他的眼里是属于信得过的那种人)，以公司的名义借用二百万资金，期限二十天。过期加收利息。

时间还剩五天时，zf那一头市委书记已经签了字，但土地局长出差了要第二天才回来。

此时，那位典当公司老总打电话给我说，资金借用没有问题，其财务已准备好，但要四万利息，并明确表示这钱是为我要的，他的意思你这样替老板考虑，辛苦费总是要一点的。我的心怦然而动。

将上述情况汇报给A总，自然隐去了典当公司老总后面的话，A总此时哪有什么招数，自是言听计从，要付利息就付利息，在他看来借人的钱救急，利息多一点只要解决问题就算万幸了。

对于打定主意离去的我来说，激烈的思想斗争由此展开：一方面还贷包括跑zf部门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我一个人在跟进，典当公司老总处绝不会有半点不利于我的事，我拿这笔利息可以说天不知、人不觉。另一方面想到进入T公司这么久了，自认为所做的贡献远远大于我所得到的报酬，拿这笔钱理所应当。唯一感到心不安的是A总对我的信任，尽管此时的我已经看清了此人的本质而对他极度失望，但也只是观念分歧而他并没有对不起我。

一边考虑该不该拿这笔钱，一边开着公司配给我的专车在各zf职能部门之间往来穿梭，充当着甚至打字员、邮递员的角色(帮各局的人起草报告、没有打字员时就在那里打印并送到另一部门)，到zf机关办过事的同仁都知道其中的难处，没有二致，个中难度不言可知。

结果正如各位所想的那样，在贷款到期之日的当天下午，土地局的补偿款项划到了公司的开户银行，而我现在则可以坐在家里，心安理得的在键盘上敲字。

唉，这年头，达者不愿兼济天下，穷者却要独善其身。

五、我与A总之倾斜的牛奶桶

事实上，我已回忆不起我跟A总的经营理念及为人处事态度的分歧到底是产生于何时，也许是对某一件事的看法不同，也许是日积月累受各方面的影响，也许是合久必分的规律使然… …

但有一点我想我们双方都不可能否认，那就是尽管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考虑问题的方式方法和角度不同，前题却都是一个，那就是可能都基于公司运作及发展的立场。

A总是一个非常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他参加了一个素质管理培训班后，认为自己受益非浅，就命令公司中层以上干部全部去参加(分三个阶段，他们叫三阶，一阶大慨费用一千余元，二阶近四千元，三阶记不清了，总之费用要超过二阶)，就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气氛中，听着音乐，由讲师引导你剖析自己内心世界、人生经历及感悟、并辅以互动游戏的那种。他甚至着迷到后来去这个公司当义工、当讲师、为这个公司拉学员等，天真到就象一个孩子捡到一件宝贝而急不可耐地要与别人分享喜悦一般。试想一下，一个人的素质怎么可能在短短的几天内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三阶加起来约需一周时间)?

后来，A总更将一个助教(讲师的助手)招至门下做T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此人不学无术，挂在嘴边的无非就是些分享、成长之类，但他每天跟在A总后面，阿谀奉承之能较之两位副总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公司人人侧目。

A也非常爱学习，他办公室里尽是各类管理书籍，还化了近三十万去学一个国外的MBA课程(授课地点在上海)。

他接受了一点新的知识，便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大家，在管理工作会议上复述他学到的内容，并立刻要求下属们运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去。我觉得他的作为就象一个挣扎在底层的人一旦进入主流社会，就会要求自己符合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甚至会一厢情愿地希望别人和他一样。而不管别人是否能够接受得了或符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一念至此，想想自己某些方面何尝不是死守教条：以职业经理人自居，始终认为职业经理人是应对资本负责而不是对资本家负责。其实说穿了资本乃是资本家的资本，尤其是对私营企业而言。这无疑是我个人认识上的的悲哀。

A总甚至不知道由于性格、脾气、心胸、气度等各方面的因素，即使把MBA背得滚瓜烂熟，也永远不能成为成功的管理者。因为管理这门艺术不仅需要逻辑思维，更多的需要形象思维，数学上的1+1=2，管理上的1+1可能等于3，也可能是负值。在生吞活剥各类书本上最新的管理经验时，他哪里还会有空想想这些。

A总是个性子急躁的人，换言之是雷厉风行。T公司在管理上的弊端沉疴已久，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恨不得一觉醒来各项工作都能步入正轨，而作为财务管理者出身的我，则强调切实可行，况且由于基础管理太过薄弱，哪里可能一夜功成?但有时不得不尊重他的意见，违心地做一些拔苗助长的事，结果的摊子还得由做为部属的我们来收拾。

T公司在创业之初是以快速产生效益和利润、快速形成规模为中心的，当时简单的经营机构和不健全的职能甚至没有制度和规定，A总“一言堂”的管理模式反而行之有效。但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暂时的，也是生存的权宜之计，短期内也许不会出现问题。

但随着条件变化和公司的成长，如大环境和市场的逐步规范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很快就会被打破，问题和危机接着就会暴露出来。这时，原有管理人员(包括A总)的管理能力与公司的规模和发展以及市场要求极不相称，公司就需要有比较健全的管理职能来维系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但这种管理职能的建立是需要有大量的基础工作和人员素质的普遍提高作铺垫的。

A总恰恰看不到这一点，揣摸他的心理活动是：由缺乏管理到急切规范管理，很容易患上“管理空虚症”，即他已经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对缺乏管理非常着急，于是“为了加强管理”贸然弄出一些不合时宜的制度、组织或模式，臆想一蹴而就，从而为T公司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当我将这些想法与A总沟通时，他对前者即公司的现状没有异议，但牵涉到个人方面那可死活不认了。偏我又是个认死理之人，明知其自尊心极强，死要面子，但还是将那些话讲了出来，讨论的不欢而散那是必然的结果。

A总的死要面子在我看来有时到了拿他自己的钱不当钱的地步。

近年来由于本市旅游市场管理无序、zf调控无方而导致酒店林立，恶性竞争使得各企业营业额及利润剧减。A总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进军餐饮业。

本来为了降低经营风险而投资其他的领域，对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来看是一件十分好的抉择，但在没有考察本市饮食业市场和对客源情况充分调研的情况下，A总便个人决定装修风格、菜系和含义不清的店名。公司的其他人员唯有按指令行事的份儿，我自恃一心为公，也过份天真地提出不同意见，没想到从此在他心中留下阴影。自此后，该酒楼凡有牵涉到管理方面的事情，我只要提出看法，他皆认为我一直对此抱有成见。让人哭笑不得，只好撒手不再理会这桩事(A总甚至到了在大会上严令不许任何人谈该酒楼的问题的地步)。

现在，该酒楼几经改建装修，菜系一变再变，投资一再追加(已达三百余万元，不过就是酒楼名称未改—因为那是A总自己定的)，开业一年来直至今天，仍然月月亏损。

我至今不太明白A总的变化出自何方，在后期为何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

我曾经当他的面提到过“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个典故，跟他分析过为什么公司里没有人对他的决议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由来。大意是：从人性上来讲，大多数人会倾向于“逢迎上意”的态度，是因为打工者都比较被动，不愿因个人想法与上意不同，而去据理力争，以免未谋其利，先受其害。二是基于“拍马屁”的政治哲学。三是一般人不愿意改变现状，不愿因为个人而有开创性的想法，让自己承担可能风险。

在A总这一方面，我后来总结为(这点我倒没跟A总谈及过)：因为不论是从家庭还是他的员工，长期以来全部都顺从他的意愿，而造成“万民拥戴”的心理错觉，以致无法发觉经营上的问题。在这些因素不断恶性循环下，终于形成一种所谓“一言堂”的惯例。我的到来，只不过就象久痛之人有一天碰到个游方郎中，时间和精力所限而只开了一方止痛剂，暂时抑制住了痛苦，不痛时你郎中说什么都是对的，而你要他改变生活习惯，那可就难上加难了。

韩非子在“主道篇”、“二柄篇”说道：“君，见其意，臣将自表”。“支好，去恶，群臣见素。”即清楚地说出臣下知道君主的欲望，就会掩饰自己，全力迎合。因此，君主不能表现自己的好恶，则群臣就不知该怎样逢迎。

我一直把这两句话记在工作日记上，想拿去给A总看，最终还是没有拿出来。

事实上，也许是我的心理感觉吧，从酒楼一事及当面分析过“典故”以后，A总就已渐渐不再主动找我商讨有关问题，而有着一副驴脾气的我，也只是做好份内的工作就行了。

现在我想，可能就从那时起，那盛满牛奶的桶，已被我拎到了阴沟边，因为从时下流行的商数测算来看，我的情商、逆商并不是那么高的。

真正使我痛下决心的是我验证了A总的多疑以后。

事情的诱因还是因为那间新开的酒楼：当时是因为成本核算的问题，在公司例会上，财务部门指出该酒楼亏损的原因种种，并提出降低成本控制消耗的方法。没想到这竟然使A总大为不满。他说：餐饮部目前的做法是出于公司发展的角度考虑的，财务部门不要只想着本部门的利益。

一言既出，我再也按捺不住(当时也没想到给他留什么面子)：这是什么逻辑?一般一个公司的财务最能代表公司的整体利益，你这样说岂不是本末倒置?记不得是哪位副总打了圆场，会议不欢而散。

仔细思考，此时的A总虽然并没有怀疑我本职工作方面的事，但他却因为酒楼一事有了成见，处处疑心我跟他结梁，跟他唱对台戏而要他好看。在他眼里，我反而成了斤斤计较之人。

后来冷静分析A总多疑的由来，长期的个人经商，已形成了他周围是不可依*与不可信赖的心理定势，这种情绪长期埋藏在潜意识中，而后又经历自己无意识的证验，以致形成多疑与不信任人的个性特点。再加上生意场中的尔虞我诈、认为人与人都是相互利用，所以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以免自己上当受骗，也可能是过分敏感和自卑，对他人缺乏一种起码的判断力和理解力，常常从别人不经意的一些表情、动作、语言，主观推测一些让自己担忧的信息出来，从而产生出多疑的习惯性心理。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在T公司已经很难再发挥自己的专长了。

在最后一次财务例会上我谈了工作情况后，向大家宣布我的辞职决定。会后即将打印好的辞职报告递交A总。

我跟他说了最后一番话：小时候上政治经济学的课，老师讲到“剩余价值”的理论，当时的我虽然还没喝过牛奶，但始终不明白资本家为什么要将想象中那么好的东西倒进阴沟里，后来才清楚这么做是怕牛奶的价值会贬低。我既然已在T公司发挥不了自己的能力，我便不再混你这份工资。哪怕是回家闲着，我这桶牛奶此时也决定要倒在阴沟里了，从我内心来讲，对得起T公司，对得起A总你，这就足够了。(当时的原话，一字未改)。

第三篇：一个书虫的自白

一个书虫的自白

七年级10班韩昕芸

我是一名资深的书虫，每天遨游在书的海洋里，贪婪地享受着这精神的食粮，不断地搜寻着各种各样的“宝藏”，别提多开心了。

我喜欢徜徉在古代诗词里，时而到宋朝，与岳飞握着手，一起大声吟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言壮语；时而到唐朝，端着酒杯，坐在铺满月光的地上，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抒发对家乡的思念；时而又到了清朝，与龚自珍一起，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来感叹这世道的不公；时而......我还喜欢遨游在经典名著里，一会儿穿越到古代和唐僧师徒三人一起和妖魔斗智斗勇，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一会儿又来到了大观园，和林黛玉一起葬花，和薛宝钗一起扑蝶，和湘云一起醉卧花海；一会儿我又回到了近代，和鲁迅一起批判旧社会，和马克*吐温一起批评那种可耻的拜金主义，和高尔基一起揭露人们的小市民思想……

闲来无事，我还会翻翻杂志，看看报刊，总之，不管看什么书，只要一翻开，就放不下了，有时能看一整个上午，如果不是妈妈要让我吃饭，硬夺下来，我一定能“手不释卷”地看完整本。

那一次，爸爸妈妈出差，临走时吩咐我，先写作业，中午饭自己做，写完了才能看书。我满口答应，微笑着把他们“二老”送走，刚刚坐下，准备写作业时，眼睛一瞟，瞄到了刚刚借来的《小时代》上面，我忍不住拿了起来，心里想着，就看一会，就看一会。但后来，我沉浸在这优美的语言文字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中，犹如陷入了沼泽，无法自拔。直到旁边的电子表“叮”的响了一声，像闹钟一样，叫“醒”了我，我一看表，不好了一点了，我还没……我赶紧放下书，虽然依依不舍的，坐到写字桌旁，抓起笔，奋笔疾书起来。代价呢，就是我的作业一直写到了十一点。在知道缘由后，爸妈不停地摇头，念叨“这孩子….”。

读书确实给予了我很多，不但让我的语文写作水平和阅读水平有所提高，而且让我了解了许多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上课时，积极举手回答，得到了老师们的表扬和认可。而这一切，都是书带给我的。

暖暖的阳光温柔的洒落，我临窗坐下，将头发散开，泡一杯清茶，捧一本好书，安静的阅读。是的，作为一名资深的书虫，读书是我放不下的事情，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做书虫，读好书。

这就是我——一名书虫的自白。

家长感悟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韩昕芸就特别爱听故事。无论是语言还是历史，只要给她讲，她就会静静的听。后来，慢慢的认识了拼音，借助拼音，自己一字一句的开始了书籍的旅程。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读书可以使人静下心来，可以磨练一个人的耐心，更可以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正因为孩子喜欢读书，可以自己静静的读书，才使得后来自己可以静下心来，书写每一道题，认真完成各科作业。无论多晚，她都会坚持每天读书半小时。

但是，我认为读书一定要注意，要读好书。要读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好书。古往今来，崇尚读书的传统一直在延续，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读书就聪明了，成功了，有的人却越读越蠢，事事失败呢？关键就在于，有的人读好书，学了真理，有的人读错了书，被引上了邪路，从而失败了。

所以，读书的习惯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让一本好书成为你的良师益友，从而帮助你的学习，使你进步。

第四篇：一个教师的自白

一个青年教师的自白

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教师这个职业？

我笑了，笑得那样灿烂，那样动人。我爱草的绿色，花的芬芳； 我爱山的挺拔，水的清澈；

但我更孩子天使般的脸庞，水晶般的梦想； 于是，我作了这样的选择，于是，我定了这样的终身。也许有人会说 教师太平凡，忙忙碌碌，默默无闻。也许有人会讲 教师太辛苦，夙兴夜寐，风雨晨昏。

然而，我要骄傲地告诉他们： 我无怨无悔，一诺千金；

在这里，我的灵魂得到了净化； 在这里，我的生命得到了延伸

我变成了太阳，给大地送来了清晨，我变成了雨露，给田野披上了绿荫，我是崇高的丰碑，矗立在孩子的世界，我是神圣的色彩，涂上了童年的底蕴。就这样

在别人的生命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在别人的成功里，我看到了自己的欢欣。我的双手，捧着孩子的夙愿，我的肩头，承担着父亲的责任，我的耳畔，激荡着民族的呼唤，我的双脚，紧跟着时代的追寻。我愿意每天

夹着开拓的笔记本，把生命的田野耕耘，我愿意每年

带着跋涉的旅行包，向着崭新的生命挺进！这就是我

一个青年教师的自白

一个新时代的——教育人！

第五篇：一个初中生的自白

我是一名普通的初中生，但是我的烦恼与忧愁，失败与痛苦皆由这三个字引起。

每天早晨都必须在睡梦中起床，披星戴月的去上学。在等着一块儿走的人时，怕迟到了，摧人家又不好意思。这样的担惊受怕一般人品尝得到吗？在路上怕遇见老师，因为遇到了你不打招呼老师就会对你有意见，又怕自行车坏了，因为那样更会迟到。而班主任绝不会信你这个理由。

因为道路是土路，路上大车二车都能引起灰尘，淌得自己嘴里鼻子里都是灰尘，不得鼻窦炎才怪。有时由于走得迟了，路上不得不拼命骑车，到了学校如果是夏天肯定汗流浃背，有时还是会迟到，让班主任叫住便是一顿“拳打脚踢”或“唇箭舌枪”。

英语课，老师几乎天天检查，每次上英语都是担惊受怕。偶尔被老师叫住一次，回答得好犹可，不好不但在班上丢人，而且还会被老师好一顿毫不留情的训斥。上班主任的颗更难熬，还没上心就绷紧了。政治是开卷，但提问比英语更多更棘手。上了初三，课程表上的音乐、体育等课绝迹，老师们更是留了学生一年不睡都无法完成的作业。学生们都很懒，值日生放学就溜，下课了也不搬水。图书室基本是徒有虚名。

回到家中受罪不减，每天写作业写不到十点不行。爸妈管教犹严，一个月不曾看电视，两天不曾说话，爸爸一天20多遍的催人家好好学，并且不能更不敢说话，吃饭都计时、、、、、、我真想隐居起来，从此再也不上学，再也不担惊受怕、心惊胆战，自己过着本属于花季少年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