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一篇：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摘要】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些都是来自儒家的文化，因为儒家的文化源远流长对中华文化影响较大，大到国家政治，小到家庭生活，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本文讲述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相互影响；

一、前言

儒家文化是早在孔子的时代创立起来的，经过后期的发展和不断的改进，越来越符合中国社会的人们所追求的价值观，当今社会，儒家文化的意义也越来越被世界广为接受，事实证明，好的东西是经得起推敲和传播的，这么多年儒家文化的屹立不倒也是在像我们讲述着先人伟大的胸怀和智慧。

二、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说到儒家文化就不得不提到孔子，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他提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儒家思想，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但是其背后所含的警世意义却让人深思，在封闭的古代，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传播的途径这么广，那个时候儒家文化是孔子个人的魅力体现，可是要被全社会所接受和学习并不容易，所以孔子凭借着精湛的学术魅力广收门徒，后来又周游列国，在周游列国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事情，让孔子的胸襟更加广阔，对待事情更加充满智慧，也使得儒家文化经得起推敲和反复的领会。儒家文化的成型推广也离不开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举动，虽然是皇权主义的专制，但是也使得儒家文化迅速的成为全国人民的信仰，使得儒家文化真正被大众所熟知，并传播开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时至今日儒家文化依然深入人心，因为早在公元前，祖祖辈辈的血液里就流着“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汉武帝之后的科举制度、北宋的理学，这些政治举动都奠基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发展。

三、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

儒家思想古往今来都应用广泛，受到人们的推崇，大到政治、教育、哲学等方面；小到每个家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都离不开儒家文化。修身、齐家、之国、平天下，这些看似平常的理念其实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细节。

1.基本精神

儒家文化基本的精神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仁：“仁”也通“人”，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核心，也是孔子主要为人处事的哲学观点，“仁”体现在很多的方面上，在政治上，其意义就是以人为本的治国方针，至今任是我国最主要的国家政策之一；“仁”在教育意义上就是“有教无类”，这影响的代表有我国的义务教育，是希望在该学习的时候不论贫穷或者是富有，都应该受到教育。

义：是人们所熟知的“义气”的“义”也是“宜”，是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做出的道德规范，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观念。

礼：这是孔子一直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人们和平相处的基础，这是儒家思想的社会哲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想必也是离不开儒家哲学“礼”的熏陶。

智：人可以无知，但是不可以无智，孔子崇尚的“因材施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智慧，而不是一味的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人。“智”也是指：知道、见解、聪明等。

信：指的是信任、信用，这个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在现代社会也是人们极力推崇的思想，因为只有彼此之间的信任，才会有和谐的社会氛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才会更加融洽。

恕：孔子核心思想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就包含了饶恕、宽仁的意义，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问题，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不强加于别人身上，只有每个人都秉持着这样的思想，就会有少一点纷争，多一点包容。

忠：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忠诚也是做人的基础，只有对别人终成了，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双方的关系才会融洽，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孝：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础是“孝”，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尊重，也是对长辈的尊重，指的是对年长的人有孝敬之心，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孝都没有，那何来的礼义廉耻呢？ 悌：原意是指对兄长的爱，后来衍生的意义是兄弟之间、人与人相处之间应该有的基本尊重和长幼有序的思想。

2.儒家文化的民族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民族的文化基础是民族的魂，也是多民族长期冲突最后和谐发展的共同追求，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陪伴着民族历史的是民族的文化。

中华的民族性是指中华多民族文化的一体性，这有别于西方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独有的大民族所共同认知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例如美国代表的西方文化，其宣扬的就是自我价值，是个人的自由、自我意识的支配，而中国的文化儒家的哲学是强调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需要团结合作才能成功，所以强调是社会的责任感。

儒家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其核心价值观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家的伦理思想及家庭血缘亲情

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人观念里，人和人的关系主要有五种：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五种关系中，家族关系占三种，而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扩大，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扩大，“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儒家在这种伦理关系上强调血缘亲情，而家国家国，国是家的扩大，把个人同家、国紧密地联系起来，人是家庭的人，是社会的人。

（二）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庸之道在于：一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二是和而不同，和为贵。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礼、忠、孝等整体思想都是“中庸”之道，儒家没有极端思想，儒家学说都是基于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子贡问曰：“有一言可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不强迫，以和为贵，社会就不会有仇恨。

仁、礼都是求和为贵，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社会和谐，人与人之间讲仁义礼智信，不偏激，无不及，此即中庸之道。

（三）理性实用

中国科学在历史上曾长时期地走在其他国家和民族前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飞速发展，中国在与之比较中越显巨大差异，中国不是没有科学，只是缺少或没有西方那么强烈的科学精神，这与各自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文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有关。

儒家文化重视理性实用，以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做了有什么用，而不会纯粹地去追求科学，探索自然的秘密。儒家重视学以致用，强调“躬行”，学习的目的就是实践，儒家的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所以科学在国人眼中不如技术，只是近代以来，科学推动了技术的发展，没有近代科学发展，就没有现代技术的产生。

四、儒家文化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形成的影响

凡事都有双面性，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的影响也应当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1.积极的影响

（一）教育方面

孔子的教学方法至今为止也是人们争相学习的教育方法，孔子在教学上注意的是启发教学和个人的独立教学，这些教学方法应用于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温故而知新”这些至今广为流传。

（二）礼仪方面

儒家文化中强调的是尊老爱幼、尊重父母、长幼有序等道德礼仪方面的做人基础，这是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也在逐渐的学习这种理念，这是中华民族的魂。

（三）思想方面

孔子崇尚思考和智慧，这也是当今社会人们所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因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达，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加快，传播的层面更加广，所以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更加容易，这也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滞慢，因为总有别人思考好的东西可以拿来用，所以自己思考，多加思考，对事物进行反思，也是孔子推崇的理念，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研究的思想。

（四）治国方面

“以德服人”这个思想在政治上面有着积极的影响，也是历代帝皇的治国理念，现代社会的人性化也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存在芥蒂，而是要像朋友一样的相处，这样社会的氛围才会和谐。国家的治理之中，只有时刻的考虑老百姓的心声，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做好事、做实事，这样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掌声。

2.消极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儒家思想也有一些不可取的地方，比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阶级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思想，在消极的影响面前，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

（一）不重视科学的系统学习，孔子的文化里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治人的政治思维，而不是学习的知识传授，这跟当时的社会问题是分不开的，孔子也没想到未来社会发展是这样子的。

（二）西方的学习重视的是理论与刨根问底式的学习，而儒家哲学的中庸之道则是不偏不倚，有一点中间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没有准确的答案，比较靠经验得出的结果。

（三）孔子的儒家哲学里强调一种付出与服从，而这种服从的绝对性又可能演变成一种盲从，所以这就造成了人性的压抑，没有特色与创造力，因为创新有时候需要大胆的尝试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儒家思想里面思想的统一扼杀了这种创新的想象。

（四）儒家思想的落后，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思想有其落后的一面，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跟现代化的男女平等格格不入了，在现代推崇个性的时代，就显得有点性别歧视了。

因为每个时代的不同，人们的思考方式与生活水平也不同，人们的价值观与生活观都在不断的改变与发展，每个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选择与追求也不同，但是不论如何选择，我们都应该将其好的一面发扬光大，其不符合时代意义的一面就要学会舍弃，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

五、结束语

在当今的世界，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单纯的交往越来越少，许多人都在不断的抱怨，其实孔子早在很久以前就跟我说了“仁者爱人”，很多事情，我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你对人付出多少，相应的，你就得到多少，所以我们不论在生活中、学习中、做人处事的问题中，都应该学习儒家文化的思想，让自己不骄不躁，争取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刘彩红.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家文化认同[D].福建师范大学.2011(8):90-92 [2]孙海峰.儒家文化普及经验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3(4):20-22 [3]李晓雨.儒家文化在科技进步中的困境与出路[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2(7):201-203 [4]] 胡晓娟.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D].济南大学.2012(71):3-6

第二篇：儒家文化对我国企业管理的影响

本 科 毕 业 论 文（设 计）

儒家文化对我国企业管理的影响

Confucianists' culture to Our Corporate-management Influence

作

者 专

业 指导教师 分

院

孙彦龙 金融学 张目

副教授 金融学院

二〇〇九年五月

儒家文化对我国企业管理的影响

摘要：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关系问题的探讨也层出不穷，但是，对于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也是儒家文化圈各国人民的财富，它在提高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方面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提高管理水平也将起着融通与互补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其中的糟粕会为企业管理带来一些弊端，甚至是致命伤害。所以，课题在阐述了儒家文化中对我国企业的积极影响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儒家文化对我国企业的消极影响，同时针对家族企业中儒家的封建家长制管理带来的系列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以便于遏制和降低这些消极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企业；管理

Confucianists' culture to Our Corporate-management Influence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s development, also emerges one after another incessantly regard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relations question's discussion, but, still occupied the start stage regarding the Confucian thoughts and the 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s research.The Confucian thoughts take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branch, is also the Confucianists’ culture circle various countries people's wealth, it is heightening people's morality and the standard of conduct aspect is playing the positive promoter action, will also get up regarding the enhancement management level is allowing temporary credit with the supplementary function.But it has own historical limitation after all, in which dregs will bring some malpractices for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will be mortally injured.Therefore, topic in elaborated in the Confucianists’ culture to Our country Enterprise's positive influence's foundation, elaborated emphatically the Confucianists’ culture to our country Enterprise's negative effect, simultaneously aims at the series question which in the Family firm Confucianism’s feudal patriarchy management brings to propose the solution countermeasure, is advantageous contains and reduces these negative factors to th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fluence.Key words： Confucianists’ culture;Enterprise;Manages

目 次

摘要..................................................................................I 目次.................................................................................II 前言......................................................................................................................................................................1

一、儒家文化对我国企业的积极影响..............................................................................................................1

（一）人是企业管理的核心..............................................................................................................................1

（二）“正己正人”、“自强不息”是企业管理的手段....................................................................................1

（三）儒家“民本”思想对企业管理伦理化的影响......................................................................................2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企业的消极影响..............................................................................................................2

（一）封建家长制度对企业管理的束缚..........................................................................................................3

（二）家族关系网对人才管理的制约..............................................................................................................3

（三）家文化对企业制度变迁的制约..............................................................................................................4

三、解决的对策..................................................................................................................................................4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

（二）引进和留住优秀人才..............................................................................................................................5

（三）建设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6 结束语..................................................................................................................................................................6 参考文献..............................................................................7 前言

一定的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每一个民族的时代文化都有自己的源和流，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其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它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颇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动力连接不断、哲学慧根日益萌发的精神源泉。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积淀最深的思想文化，它已经融化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儒家文化在伦理道德、人本思想、成就事业、治理国家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宝贵文化遗产，许多警句和格言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辉，这些文化传统又成为我们走向现代管理的起点。因此，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探讨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影响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课题。

一、儒家文化对我国企业的积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积极的态度引入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技术和科学管理理论，对于加快我国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我国在不断引进、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不能忽视我们已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国民道德、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乃至社会心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近几年来，儒家学说中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管理的价值，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通过对学者们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归纳后发现，儒家文化对我国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人是企业管理的核心

[1]79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子路》），重视“民、食、丧、祭”，其中“民”列第一，足见孔子已经充分认识到民的重要性；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2]211子·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因此，在我国现代管理当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发展。以泰勒为代表的西方科学管理，见物不见人，随后以梅约为代表的“人际关系”阶段之后，企业管理并没有进入所谓以决策理论、系统科学和定量分析为中心的现代阶段，而是更重视人的因素，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企业的主体是人，只有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智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只有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才具有能动的创造性。一切物质的因素都是死的因素，只有通过人的能动性，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才能转化为商品。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麦格雷戈说：“企业这一组织系统，是因为鼓励人的行为才存在的。这一系统的输入、输出和由输入转化为输出的过程，都靠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行为来决定”。可见，企业或事业唯一的真正的资源是人，“企业即人”，人是企业的主体、根本，人是企业管理的核心。

惠普公司提倡员工人人平等且相互尊重，希望通过消除等级差别让每位员工感到满足。另外惠普公司为了贯彻充分信任和依赖员工的理念，还制定了一些制度，比如实验室备库中中的电器和机械零件允许许工程师随意使用。这是这些制度使得惠普员工真正感觉到被尊重与信任，同呼吸共命运，形成了凝聚力的惠普文化，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制度的有效实施和不断创新。

（二）“正己正人”、“自强不息”是企业管理的手段

[1]36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见《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1]73人”（见《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 [1]99身自厚而薄责于人”（见《论语·卫灵公》），即是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自己行 1 为端正，才能以德服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见《论语·子路》）[1]80，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式，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员工中。

《易传》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约生”，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

[1]41“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见《论语·述而》）。如果说这只是致使份子和上层人士自强不息、积极有为思想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谚，则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的普遍化和社会化。正是这种精神的凝聚，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三）儒家“民本”思想对企业管理伦理化的影响

伦理化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管理理论紧密相连，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又同日本以及东亚经济分不开。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以及东亚，在发展经济的过程汇总，全面吸收、引进西方的经济制度和管理理论，同时也十分注重创新管理的东方特色。他们普遍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忠孝、和谐、礼仪、尊贤等管理原则，加以吸收改造，使之与本国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构成一种新的儒家意识，渗透到国民的文化心理中，成为国民普遍存在的社会伦理意识和为人处事原则。这种新的儒家意识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相结合，融化为企业精神，形成上下一心，敬业尽忠的实干精神，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管理上的东方契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这一现象已经初步说明了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机制乃至现代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仁义，其价值理想是忠孝节义。作为一套维护人们之间的亲亲、爱人关系的伦理规范，其价值内核是反对将经济利益作为团体目标，其行为准则是所谓仁义最大化，这势必削弱人们追求利益的动机，导致行为的低效率。而现代管理的直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追求正当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儒家民本思想文化在管理学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儒家民本思想重视对人的管理。当然儒家文化就是调整人的关系的，其具体做法有很多值得现代管理借鉴。但我们不能认为物价文化就是现代管理学上的人群关系学派。因为现代管理中的人群关系学派虽然重视人际关系，但团体目标仍然是利益最大化，并且其社会人的假设并没有从根本上排斥经纪人的假设，它不是无视利益的。因此，儒家文化在价值内核上与现代管理存在很大的冲突。儒家管理文化要想完成现代转换必须在价值内核上承认追求合法利益的正当性，把经济利益作为企业目标。事实上，运用儒家的民本思想成功地进行管理的企业都自发地实现了这一转换。当然，把经济利益作为企业目标并不是完全抛弃仁义，对仁义的某种保留将成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道德约束，这正是儒家民本管理文化在协调企业行为目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的魅力所在。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企业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又是儒家家族主义，与西方社会不同，在中国，家族及家族利益和声誉远远高于其他社会组织。因此，家族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无疑是效用最大化的组织。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也是以家族为社会的细胞，按照家族伦理扩展而成组织的，其他社会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是家族的放大。所以中国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化管理模式，从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看，是儒家家族主义在经营模式上的体现。

毕竟儒家文化中，亲亲是天经地义，亲缘关系甚至高于业缘关系，“子为父隐”的道义正当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在儒家文化中，所有的共同体行为都被系于人，而不是系于 2 功能性的事务。因此，在家族制的共同体内部，比如家族式企业，人们有明确的职能分化和组织化，人们按照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来分配人员的事务，整个共同体好像一个扩大了家族，企业所有者则好像家长，他更多地按照家族式的规则行事。因此，按照儒家文化的逻辑，没有稳定的基于职能分化的组织制度，容易造成公私不分，也为人治奠定了组织基础。现代管理在组织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建立以职能分化为特点的科层制，有利于形成权责分明、高效规范的运作机制，而家族规则容易造成企业目标和组织的扭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化对我国企业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家族式企业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封建家长制度对企业管理的束缚

儒家文化下的家族式企业奉行了严格的家族制度，股权高度集中在家族或企业主个人手中，管理者凭借自己在企业中的管理权威，使经营生产政策能够强而有力地贯彻到企业的每个环节当中，并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配生产策略，迅速适应市场变化。这种集中的股权结构在家族企业创办初期，将家族以及个人的命运同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以家族成员及个人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以亲缘关系为链条形成强大的内部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家族成员能够各尽所能为家族和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使企业的发展取得成功。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单一的家长制也产生了弊端。

首先，封建家长制度造成了在治理结构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虽然这种情况在企业发展初期是有利的，可以充分保证经营主体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做出灵活的适应市场变化的决策。然而，随着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大，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中的弊端就会出现，表现为所有者不堪管理重负和决策失误等等。

其次，封建家长制带来了产权结构单一，家族成员往往在企业的生产及发展过程中形成干扰，导致家族及成员对企业的干预。而且这种产权结构过于集中也会必然导致家族对企业经营干预，将产权与亲缘关系混淆，企业的内部管理建立在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平台上，让企业很难脱离亲缘关系的干预，造成企业经营困难。

再次，封建家长制管理下的企业限制了企业发展再融资的途径，阻碍企业规模的扩大。因为家族企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家族内部，当企业正常发展的时候往往无力提供企业进一步所需的巨额资金，而通过其他融资方式又会产生稀释某些成员股权的可能，所以常常导致企业再融资难度提高、时间成本过大，影响企业的规模发展。

最后，封建家长制阻碍了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集中式的人治管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无法产生对管理者的制约及监督机制。将企业的发展捆绑为失误等弊端。

（二）家族关系网对人才管理的制约

儒家文化非常关系，梁漱溟在对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对比之后而言，中国社会既不是社会本位，也不是个人本位，而是关系本位。他认为，在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中，人们彼此交往的重点是放在关系上。这种网络关系渗透到企业中的表现就是：企业的核心是董事长或总经理：围绕着这一核心的第一层是与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有血缘关系的人；围绕着核心的第二层是以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组成的准亲缘关系网。关系网络的第一层和第二层人员一般担任企业的管理层职务，由第二层向外推是企业的更低层次的管理人员、一般技术人员或普通员工。这样一个组织结构的运转不是靠一般的业务关系，而是特殊的人际关系，亦即依据家族的系谱组建的亲属关系。这些因素反映在家族式企业的运作过程中，就形成了企业独特的竞争力——家族精神，这种精神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许多家族式企业在形成过程中都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

但是，也为家族企业带来了人才问题。一方面是急需人才，另一方面在得到人才后难以在较长时期内留住人才、发挥人才最大潜能、尴尬的状况。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家族企业管理制度带来的问题。

第一，企业管理水平低，决策缺乏民主性、系统性和科学性，随意性较大，什么事情都 3 是老板一人说了算，难以放心放手让引进的人才干，没有所谓的企业制度，往往都是老板一人之言是企业管理制度。甚至没有健全的职能部门，或者部门健全但因为亲缘关系的影响发挥不了作用。尤其是企业管理幅度和管理跨度扩大，需要经营者放权的时候，疯长家长制下强烈的控制欲望会使企业领导人处理事情事无巨细、分不清楚轻重，不能容忍别人代表自己，对权限和越权概念淡漠，随意介入企业具体管理的事情时有发生，最终结果是阻碍了决策程序化，抑制了对有能力管理人员的吸引力和保持力，导致上司和下属关系僵化、人才流失。

其次，封建家长制观念作祟，家族企业老板的人才观念没有把人才当作人来看，就是把人才看作企业的成本，关心人才能为企业带来多少利润和价值，对人才的忠诚度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认为给钱就要全心全意、兢兢业业给我干活，有些实力较为雄厚的家族企业把高薪当作留住人才的唯一激励手段，而不知道绝大多数人才严重并非看重的钱，还有上司对下属的关心、交流，以及企业给予人才自身的合理规划和职业培训等因素。因为在用人观念上的错误，家族企业往往忽视和人才的沟通，为人才设定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培训等等。导致人才在更高层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拍屁股走人。

（三）家文化对企业制度变迁的制约

非正式制度安排中的儒家文化传统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影响。儒家传统是中华民族所积累最深厚的集体意识，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进行一项制度变迁，会由于儒家文化传统中与新制度安排相一致的观念，而降低变迁的成本；也会由于儒家文化传统中与新制度安排相悖的理念，而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

儒家文化影响着中国人行为的知识、价值和其他行为因素，通过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了几千年。这个巨大的深厚的传统，使过去几十年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变革相形之下变得异常渺小。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最深厚文化层次中流传下来的，至今仍是中国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家观念、家文化已经渗透到家族企业的方方面面：企业资金来源于家族；企业经营管理任用家族成员；企业传统的子承父业。这种发展模式在改革初期和商品经济建立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许多家族企业迅速崛起，但是在商品经济高速发达和完善的现代社会，可能会成为一种桎梏。例如，王安电脑公司的衰败，尽管在市场预测、产品开发商存在失误，但更大的失误来自于王安对个人家族企业的认识。王安这位在西方闯荡几十年的电脑英雄，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做好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制度的结合，片面强调家族企业的家族继承性，在他用自己的铁掌控制公司长达40年后传位于自己的儿子，最终导致了公司的覆亡。

儒家文化在强调家这一概念的时候，却弱化了家与外界的联系，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和合作观念淡漠，社会中介组织不发达。这种观念反映在企业经营中就是指依靠家族或家庭的力量，很难通过社会中介，寻找外来力量介入企业，这种状况使得家族式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少，除了少数能够发展壮大外，很多生命周期短暂。并且加重了企业从非正式制度到制度变迁的成本和阻力。

三、解决的对策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要克服封建家长制管理的弊端，首先就要理清企业的产权和管理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家族企业在发展中经历了业主制、合伙制、公司制等主要形式。业主制和合伙制是与传统的家庭制度相联系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法律上称为自然人企业、个人企业或独资企业。个人业主无论是财产权，或者经营管理权，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然而，个人业主制企业又必须对企业全部债务负无限责任，当企业资不抵债时，企业必须一个人财产来清偿企业债务。合伙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业主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积累的财产只能归合伙人共有，而不是归企业合伙组织所独有。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承担连带责任。合伙制企业是业主制企业的放大，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合伙人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清 4 偿责任。不仅如此，合伙人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连带责任。业主制和合伙制都不能满足家族企业大规模拓展的要求。实践证明，家族企业要改掉过去儒家文化中浓厚的封建家长管理制度，只有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公司制，这是一种较为科学的企业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可以克服家长制带来的弊端，主要表现在：

首先，公司制通过建立决策层、管理层、经营层三层分立的治理结构，可以有效提供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安全性。

其次，公司制明确所有者（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会）与执行管理（经理）三者之间各自的权益，建立起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改变过去封建家长制下，老板一人说了就算的情况；在决定过程与最终决策时，不是考虑家族企业本身直接的、近期的利益，还要反映公司于股民的多方面利益、社会的总体与长远利益。表现出比一般家族企业更强的社会规范性。

再次，通过公司制，家族企业可以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例如通过上市公司，成为公众公司，可以从资本市场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和有效的监督，为企业的发展创造外部条件。还为企业实行资产重组、收购兼并等也创造了条件。改变了封建家长制下家族企业中的关系网络，在弱化家族网络关系的同时，增强家族企业与外部环境和社会的联系，提高家族企业的竞争力。

总之，箭镞企业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出发，从壮大自身力量、强化自身的竞争力着眼，走公司制的道路。这既是目前中国家族企业克服儒家文化的不利影响的有效方法，也是家族企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更是今后家族企业长远发展的方向。

（二）引进和留住优秀人才

中国家族企业在用人机制上有自身的特点，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表现在用人用工方面，家族企业彻底打破了铁饭碗，企业对员工的招聘使用由经营者根据企业的需要和市场情况，随时用各种方法把所需之人请进来。在职务晋升放卖弄，基本上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摒弃了国有企业中那种论资排辈、靠关系占位、能上不能下的官僚作风，使真正有才能的人可以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谋取相应的职位。在利益分配方面，四期能做到奖惩分明、按劳分配，经营者有权对位企业做出贡献的人随时给予各种奖励，而不用担心为此犯错误。一些家族企业还大胆借鉴国际上许多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但是家族企业因为受到儒家文化深刻影响带来的家族制管理的弊端制约了家族企业的发展，所以要想吸引和留住人才，要在一定程度上破除家族制管理。

首先，要摒弃家族化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家族企业与现代管理并不冲突，相反家族企业规模壮大后，由于管理层次增多，管理跨度增大，使管理难度增加，家族化管理已力不从心，必须要引入现代管理。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行委托代理制，通过市场机制、竞争机制来选择职业经理人和职员，内部管理由人治向制度管理转变，通过制度规范形成管理人员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一视同仁。对聘任的经理人员，按照公司章程给以职权，同时完善监督和激励机制。

其次，企业经营者要改变家长制作风，合理授权。对于领导者而言，最大的危险辨识下级是一群唯唯诺诺的人，而一个精明的领导者需要在他周围有一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所以，家族企业经营者有西药改变儒家文化中家长制作风，主动倾听员工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并给予积极反馈。问题与信息交流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也是情感交流的过程，能使员工感受到经营者对自己的尊重和重视。这样一方面他们会留在公司工作，另一方面一会制造创新、改革公司的气氛。同时，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的经营者必须改变创业时期的非正规的领导机制，把握集权和分权的尺度，大胆分配给下属一些判断性工作。不仅能够将经营者从事务性中解脱出来，更重要的是能使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和信任，也满足了他们权 5 力需要的欲望，进而会使他们有责任心，有参与感。因此，企业才能拥有新鲜活力，在公司业务发展的同时，也培养了人才和留住了人才。

再次，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人本管理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它强调人是具有多重高要求的社会人，要求尊重员工需求，关心员工的成长与发展，重视员工的主体性与参与性，反对把员工仅仅看作是生产工具。这种思想与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如出一辙，只是在实际运用中因为儒家文化的一些影响产生了一定偏离。所以，家族企业必须摒弃把人当作物加以利用管理的思维模式，确立将人视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以及最主要资源的人本管理理念，重视以内部职工为主题和第一要素来发展企业，无论在企业人才结构的战略设计，还是开发、利用、培养人才的规章制度上都应以员工为核心，体现人本管理思想。在充分尊重员工个人发展期望和精神需求的基础上，达到企业与个人的双赢。

（三）建设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人都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与背景中成长起来并生活的，文化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思维逻辑与行为倾向有着巨大的支配力。实践证明，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仅仅是以一种行为准则的方式存在，而且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它在增强企业吸引力、凝聚力方面发挥着无形的作用。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营造一种尊重关心、体察其需求、发挥其才能的人性化的企业文化氛围，在员工与企业之间搭建一种互动依赖关系，使员工产生一种本能的归属感，并使其进一步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工作动力。目前，中国许多家族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相当薄弱，有的甚至是空白，多数还是以家文化、家观念来维系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所以，家族企业要想发展，在利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形成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并使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开发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用文化的认同力量把家族外的成员凝聚在企业内部，创造出一个团结奋进的整体。结束语

儒家思想文化可以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起积极作用，但这并不是就儒家思想文化整体而言的，而是指其中包含的积极因素和精华部分。但这些积极因素和精华部分，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与糟粕混杂在一起。儒家文化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在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制度的一些特性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儒家文化中。所以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尤其要充分认识其糟粕的内容，结合企业的事情情况，采取具体的对策来降低或减少这种影响。

注释：

[1]张中卫直解.论语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2][宋]朱熹撰.孟子集注[M].济南：济南齐鲁书社，199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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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六章

文物风华

“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羁思浓。”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宿白马寺》。在破旧的寺庙中，诗人目睹千年古寺的衰落荒凉，不禁遥思起当年高僧远行求法的艰难与辛酸，（图147）再对照自己孤身在外奔波劳苦，一抹愁思便再也挥之不去。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曾在山川名刹间流连忘返，感慨人世无常，哀叹浮生辛酸，虽然由于心情各异，他们所歌咏的情状也不相似，但佛刹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却给他们带来许多奇思异想，也为祖国的艺术宝库中增添了不少锦绣篇章。至于那精巧玲珑的建筑，金碧辉煌的佛像，琳琅满目的壁画，则更是令人浮想连翩，神思飞扬。禅房花木，思之遥深；敦煌飞天，望之起舞。古刹与文艺的因缘可谓经久不衰，艺术家们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中，创作出内涵丰富，意趣万千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并未随着历史的钟声而远去，而是仍然活在人们的眼前心中，不断地给人们以生活的启迪和美的享受。由于建筑和雕塑前面已有阐述，加上篇幅所限，故本章仅对中国其他佛寺文艺略作点染，以现其情状。

文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许多佛经本身就可看作是优美的文学著作，如《妙法莲华经》设喻巧妙，《维摩诘经》语句华丽，《华严经》雄伟庄严，《须赖经》则如同小说。大乘佛教兴起后，文风更加趋向于华美壮丽。著名的马鸣尊者就是一位诗人和哲学家。《佛所行赞》是他最重要的梵文诗歌作品，述说释迦牟尼一生事迹，用诗歌来表达哲理，在梵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还有三部佛教戏剧作品行世，其中《舍利弗故事》为现在最古老的梵文戏剧作品。（图148）

佛教传入中土后，随着佛经的翻译和流传，佛教与文人名士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加上寺院讲经的普及，使得佛教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形式上讲，佛教的讲经唱导、以及禅宗语录等对于白话通俗文学的产生，有着莫大的关联。从内容上说，佛经丰富的譬喻故事让中土文人大开眼界，禅宗的高妙思想对于诗文中意境的塑造也产生过不小的作用。至于世事轮回、因果报应，则更是渗入到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中，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以此为体裁的，可谓不胜枚举。佛教僧侣中以文笔知名者，代不乏人，如唐代的慧净、皎然，五代的齐己、贯休，北宋的希悦，元代的昙噩、大圭，明代的德言，清代的智朴、圣通等。特别是寒山、拾得的诗，清新雅致，充满禅味，在二十世纪得到了欧美现代派诗人的喜爱。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许多文学家或皈依佛教，或对佛教怀有深厚的兴趣，如晋代孙绰、谢灵运，梁代刘勰，北齐颜之推，唐代王维、柳宗元、白居易，宋代苏轼、黄庭坚，明代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等，可说是其中的代表性人

物。他们或喟叹佛法，或点染风景，或吟咏心情，或顿悟世事，用他们不朽的笔墨，与名山古刹相辉映，描述他们精彩的生命风华，以及与佛教结下的殊胜因缘，浇灌出大批美仑美奂的艺术之花。

变文

由于受到印刷术、民众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佛教的弘传最初仅限于贵族社会或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为了使佛法普及，佛教徒们采取了一些浅显而活泼的弘法方式，其一为长于咏经和歌赞的经师。慧皎《高僧传》说：“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又说：“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心”，可见其影响。另一种方法则为“唱导”，增加了说的内容。慧皎《高僧传》载：“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生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其后庐山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齐大意。后代传授，遂成永则。”对唱导之效，《高僧传》说：“谈无常则会心形战栗，话地狱则布泪交零，征（表现）昔因则如见往业，覆当果则示来报，„„于是合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常，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南朝末年，这两种方式逐渐合流，到唐代发展成为“俗讲”，赵璘《因话录》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仿其声调，以为歌曲。”而变文就是俗讲所用的话本，以通俗文字显示佛经中神通变化之事，故称“变文”。变文采用骈散并用的形式，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宣传佛教故事的，如“维摩诘经讲经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图149）还有一类是演述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的，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其后更发展成不仅法师可以讲变文，连民间艺人也跑来分一杯羹了。有些变文还配有画像，以增加故事的生动性。如敦煌写经中的《降魔变文》，叙舍利弗降六师的故事，其卷子背后即画有舍利弗与劳度差斗圣的变相（此卷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每段图画都和变文相应。这些变文体制宏伟，描述活泼，词藻华丽，想像丰富，对后世的宋人话本、鼓子词、诸宫调、弹词、戏曲、小说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真宗时开始禁止僧人讲唱变文，所以变文作品大多失传。直至近代以来在敦煌石室中发现唐人写经，变文的价值和意义才得到研究者的重视。现在《敦煌变文集》汇集敦煌经卷中所存的变文七十八篇，是研究变文的丰富资料。

楹联

在中国的各钟名刹中，悬挂着各种名联佳句。一般来说，这些楹联的书写并非随意制成，不仅其立意包含了佛学的内涵，而且往往跟当地风光、寺院历史相关联。佛殿内外，挂着的许多楹联中，以抱柱联最为常见，佛龛联也有一些。对于寺庙来说，楹联兼具文学、书法、工艺等多种功能，故而至今仍为民众喜闻乐见。以下即试举几例。

最早为寺院撰写楹联的据说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他为江西省广信县南岩寺撰写了一付对联：“一窍有泉通地脉，四时无雨滴天浆。”对仗十分工整。今天的泉州开元寺天王殿内还悬挂着他的另一付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 为弘一法师所书。这付楹联是称颂泉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当地百姓民风淳朴，颇有圣人之风。又如峨眉山雷音寺原名观音堂，亦名解脱庵。寺中有一付楹联写得颇有意味：“解去尘氛，愿尔休作隐蔽恶；脱离苦海，看我大开方便门。”这付对联暗含“解脱”二字，跟庵名相吻相合，诚属佳构。又如杭州西湖边上的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背靠北高峰，南临飞来峰，此地岩峰峥嵘，林樾苍

翠，溪涧萦回，素有“东南第一峰”之美誉。寺内有一付楹联：“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气；鹫峰云敛，千年桂月印湖光。”便很好地描绘了灵隐寺位于湖光山色之间的秀丽景色。其天王殿前还挂有另一付妙联：“峰峦或再有飞来坐山门老等；泉水已渐生暖意放笑脸相迎。”巧妙地将飞来峰的传说溶于联意之中，让所有前来探幽访胜的游客见了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图150）

还有些楹联的解读并不容易，因为其中往往包含着一些特定的典故。如云南昆明筇竹寺的大雄宝殿有一付楹联：“西方有圣人，曾凭引路神犀，妙比莲花开福地；东土传圣旨，共仰明灯法象，春留筇竹证诸天。”如果不明白筇竹寺建寺之传说，则不太容易明白。原来在唐代唐代贞观年间，南诏的鄯阐候（昆明的最高统治者）高光、高智兄弟在昆明西山狩猎，追一犀牛到玉案山北忽然不见了，却看到云雾缭绕，有一群形象怪异、鹤发童颜的僧人立在山巅，等走到跟前却又无影无踪了，只留下几支插在地上的筇竹杖，用手去拨却拨不起来。第二天再去看竹杖已蔚然成林。兄弟二人惊异不已，认为这是神灵的启示，于是便在此地建寺，命名曰筇竹寺。意义接近的对联寺中还有一些，如“地座灵山，白象呈祥，青狮献瑞； 天开胜境，犀牛表异，筇竹传奇。”即用同一典故。再如前一章提到的净土宗祖庭东林寺中建有“三笑亭”，是为了纪念著名的“虎溪三笑”的故事。亭中有一付楹联：“松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话；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这里的三教三源流即是指当时虎溪送别的三位朋友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分属释、儒、道三家。（图151）

还有些楹联虽然也是从佛教出发，但由于设喻巧妙，往往能够逸出宗教之外，给人带来更多的思考。如北京潭柘寺那付著名的弥勒座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堪称经典。又如四川内江圣水寺有一付楹联，相传为清初默野和尚所作，“不可说不必说默而识之真智慧，无幻相无呆相僧者净也极空明”，意蕴深长，读之口齿留香，历来解者不衰，成为蜀中楹联绝唱。（图152）

诗歌

中国佛教对诗歌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僧人自己便会作诗。诗僧中最为著名的大概要推寒山、拾得了。寒山是中唐一位隐士，出身官宦之家，由于科举不第，受人冷落，愤而出家，三十岁以后隐居浙东天台山国清寺附近之寒岩，自号寒山子。（图153）他和国清寺僧拾得的关系很好，拾得于食堂洗碗，常将一些剩菜残羹倒在竹筒内，寒山若来，即负之而去。（图154）清雍正皇帝后来封寒山、拾得为“和合二圣”，赞赏他们的友谊如同新婚夫妇，不离不弃。寒山的诗多表达自己清虚无为、逍遥自在的心态，“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在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这种随缘自适的追求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比寒山、拾得稍早的同类诗人还有王梵志，其诗以说理劝世为主，多宣传佛教思想，语言俚俗，时有诙谐之趣，如著名的“梵志反穿袜，众人皆曰傻。宁可乍你眼，不可隐我脚”，其中透露出对个性的坚持以及对世俗目光的不屑。其诗失传已久，清末在敦煌石室中发现其诗写本数十种，才开始为世人所重视。

佛教对诗歌的另一种影响表现在诗人对佛家思想的向慕上。即使是杜甫这种一向被看作忠实的儒家思想信徒的诗人，在游龙门奉先寺时也禁不住要发几声感慨：“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而以王维等人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则更是受到禅宗的直接影响，后世续其精神者仍绵延不绝。王维是中国唐代的大诗人，号称“诗佛”。相会其出生时，其母梦见维摩诘入其室内，故号“摩诘”。（图155）他一生信奉佛教，先受北宗神秀一脉禅学影响，后又曾皈依荷泽神会，从其参南宗禅。他还曾受神会所托，撰《能师傅碑》，这是关于慧能生平的重要资料。王维对净土宗也很有兴趣，其常去听法的香积寺，即为净土寺院。（图156）王维的诗作受到禅 59 宗思想很深的影响，他的山水诗和酬赠诗中往往包含深远的禅意，此外他还专门写了一些以佛教修行为主题的咏禅诗。王维诗歌的一大特征是用闲定从容的心态去观照世间万物，特别擅于捕捉在大自然一瞬间显露出来的灵机禅趣，在动静、冷暖之间求得内心的平和。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鸟鸣涧》：“人闲桂花落，月静春山空，夜出惊飞鸟，时鸣春涧中。”王维的世界是一空灵澄明的世界，世间万物在他看来，都只如自在花开花又落，所以他提倡自由地思考和生活。我们来看这一首《送别》：

下山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卧归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在这里，人生不得意的喟叹被轻松的冲淡了，在王维的眼中，世间荣辱，也不过缘起缘灭罢了，不若学白云悠悠，轻逸自然。他的这种轻松率意的生活态度反映在诗中，有时候却反而带来更深的哲理，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他看来也许只是率性而为，但读者却能从中得到诸多生活中的感慨。

王维的诗中有不少是直接以寺庙为题的，如《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这里借着自然的山水之气，来平和动荡不安的内心。又如《蓝田山石门精舍》描写他所亲见的寺僧日常生活：“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在《过青龙寺谒操禅师》中，他更写道：“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这句诗表明他已经深得禅宗三味，将人与佛以及世界相融合起来。（图157）

中国古代跟王维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文人可谓不少。而相关的奇诗妙句更层出不穷。如贾岛《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语言简单，而意趣缥缈。刘长卿《送长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则在对自然的观照中凸显自己幽独的情怀。相形之下，韦应物《善福寺阁》则显得更加心境明朗些：“残霞照高阁，青山出远林。晴明一登望，潇洒此幽襟。”而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图158）表面上在吟咏桃花，实际上表达了一种超脱尘世的向往。再如宋之问咏杭州灵隐寺：“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前一句气势逼人，而后一切又回到清远悠然。古刹幽深，佛灯幢幢，禅宗虽然认为日常生活，处处皆有禅机，然究其修行，毕竟仍是远离世俗的。佛家的出发点既然是为人们寻找精神归宿，它便会想尽各种办法寻求解脱之道，而山水园林在这方面带有远离尘世、纯净无染的特性，跟佛家所推崇的净土世界至少具有表面上的联系。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学士愿意跑到山间涧畔、古刹丛林来寻找心灵慰藉，在他们看来，佛法跟自然是合而为一的。王士禛在评价唐代山水诗人时曾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

相较于唐代的山水诗人来说，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对于佛法的领略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图159）据说他曾写过一首关于佛法的很有气魄的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八风是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吹不动，也就是 60 说心如磬石，完全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苏东坡写完这首诗，不禁有些得意，认为自己领悟了佛家的真谛，于是派家人过河送给佛印禅师看，结果佛印禅师阅罢，在上面批了两个字：“放屁！”苏东坡看了气坏了，立刻坐船过来跟佛印论理，走到门前，却见禅师门口贴了一张纸：“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原来禅师早有准备，知道苏东坡惊不起这一激。这个故事说明许多在家居士虽然能够领悟到佛法所指的意思，但要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很困难的。苏东坡也是如此。他虽然对佛教很有兴趣，但毕竟是个传统的士大夫，儒家思想于他来说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用佛禅来调节调节心情还可以，但其内心毕竟不是心如枯井之人，而蕴含着汹涌澎湃之激情。如著名的《念奴娇》起首便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等句子，气势逼人。不过苏轼往往能够在进取与退隐之间求得良好的平衡，使自己始终处于一种宠辱不惊的心态。《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却又接近于佛老思想了。在苏轼的诗词中，浸透着一种沧桑豁达的美。苏轼还有一首咏寺庙的诗很出名，即《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西林就是庐山西林寺，原为东晋太府卿陶范为高僧慧永所创建的庐山三大寺之一。此诗通过对庐山山峰观察视角的不同，写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自然巧妙，设喻生动，历来脍炙人口。苏轼对于佛理也是有一定认识的，他曾作《阿弥陀佛偈》颂：

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

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

生灭无尽处，则我与佛同

因为有这种缘生缘灭的思想，他对于人生的浮沉、仁途的盛衰便能够坦然面对。“常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正是在这种对世事的证悟中，苏轼与大自然结成知交，餐风饮露，不亦快哉。（图160）

跟寺庙相关的绘画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僧人所作的绘画，另一种是所谓的佛画

有不少僧人自己就是著名的画家，如北宋初的僧巨然，受业于南京开元寺，喜作竖式构图，擅画山水。多于峰峦岭窦之外、林麓之间，作卵石、松柏、疏筠、蔓草等，画中幽溪细路，屈曲萦带，竹篱茅舍，断桥危栈，爽气怡人。（图161）又如清初著名的八大山人，他是当时画坛“四僧”之一，善以简笔写意花鸟画，开一代新风。在其所画山水花鸟各种作品中，以神情奇特的水鸟最为引人注意。（图162）另一位僧人画家石涛擅长兰竹花果，笔意纵恣，功力精湛而又尽脱窠臼。其《苦瓜和尚画语录》，是论画的著作，其主要思想是反对模拟，坚持创造，主张以心中之理想，写天地之万物。（图163）

再说到佛画，关于它的起源，最早有一段传说：释迦牟尼成佛后，一位名叫“给孤独长者”的大富商皈依了他，并专门提供了一座花园给佛居住，园中设施齐全，独缺彩画。他便去请示佛陀意见：“若不彩画，便不端严。佛若许者，我欲装饰。”佛于是同意让他画。后来他又去问佛该画什么，佛说：“于门两颊应作执杖药叉，次旁一面作大神通变；又于一面画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本生事；佛殿门旁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画老宿尊荩苾刍，宣扬法要；于食堂处画持饼药叉；于库门旁画执宝药叉；安水堂处画龙持水瓶着妙璎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经》法式画之，并画少多地狱变；于瞻病堂画如来躬身看病；大小行处画作死尸，形容可畏；若于房应画白骨髑髅。”这就是佛画的最早起源。但是如同雕塑一样，最开始的 61 时候并没有佛本身的画像，因为佛教徒认为佛是不可以用画来形容的。直到公元2世纪印度才开始出现佛的画像。

中国佛画的最早记载是在东汉明帝时。永平求法建白马寺，在寺内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魏书·释老志》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又说：“明帝并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显节陵上。”而较早出名的画师则是三国时东吴的曹不兴，他模仿康僧会从西域带来的样本，绘制五尺长的佛像绢画，令人叹为观止。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画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而且运笔比例适当，可见其才华。据说他曾利用在屏风上误落的墨迹绘成一蝇，孙权见了误以为是真蝇，竟用手去弹，一时传为美谈。到东晋时，卫协声誉尤高，时称画圣，画有七佛图。卫协的弟子顾恺之，在瓦官寺壁画维摩像，因画像神妙而得观者布施百万钱。值得注意的是顾恺之所画的佛像跟印度本土已有不同，据说他画的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画出了维摩诘在病中与人交谈的特殊神态。（图164）又有东晋戴逵“十余岁时于瓦棺寺中画”，代表作《五世佛》与东晋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和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刘宋时有陆探微，梁时有张僧繇。随着佛教美术的不断传入，对于来自印度、犍陀罗和中亚其他各国的外国绘画技法也曾加以不同程度的吸收。如张僧繇采用天竺遗法在建康乘寺门上画出有凹凸感的花朵，因而轰动一时，梁武帝所造佛寺多命其画像。传说他在金陵安乐寺中画四白龙，未点眼睛，众人不解，他便给两只点上了眼睛，霎那间雷电交加，二龙竟破壁飞去，这就是著名的“画龙点睛”的故事。齐时著名佛画家有曹仲达，多画打座入定的印度佛教人物，其画像特定是衣服紧窄，代表人物有《禅定图》，人称“曹衣出水”。当时佛教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都得到了一批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的作用，佛教为充分发挥其“以形象教人”的示范作用，遂不遗余力以绘画为有力的宣传手段。这一时期大规模出现的佛教寺塔、石窟壁画和为数更多的佛教行像、卷轴画，其所画佛、菩萨像以及佛传图、佛本生故事图之类，莫不是为了宣扬佛陀的慈悲为怀、佛法的广大无边。通过栩栩如生的绘画形象，使人们相信世间真有因果轮回，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举“两京外寺观画壁”有上都寺观画壁一百四十余处，东都寺观画壁二十处，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吴道子画就有三十二处，（图165）他在长安、洛阳等地作壁画三百余间，情状各不相同，人称“吴带当风”，后世推其为“画圣”，其在长安菩提寺画的“维摩诘变”，其中舍利弗，有转目视人的传神效果。（图166）吴道子的弟子卢楞伽所作《六尊者像》亦是今存佛画名作之一。（图167）中唐德宗时周昉创作水月观音之体，人称其壁画为神品。（图168）长安光德坊胜光寺塔东南院有周昉的画迹，其佛教画曾成为长期流行的标准，被称为“周家样”。五代时贯休以画罗汉知名，所画罗汉形象夸张，大异常人，被称为“出世间罗汉像”。（图169）五代以前的佛画风格，大多中规中矩，以表现菩萨的庄严静默为目的，故而大多体态娴静、清净慈悲。从唐代开始，佛教绘画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根据佛教仪轨而创建的佛的形象开始充分体现来自世俗人间的现实审美要求，而菩萨天女也便逐渐染上了体态丰腴、容貌端丽的人间情调。这些在保存下来的敦煌画中还可以看出来。据说以高尚闻名于时的道宣和尚曾慨叹过庙中的菩萨居然和妓女一个模样。宋后文人画兴，于是佛教画分为两种流派。其一继承隋唐规矩，不失尺度，如宋李公麟、马和之，明丁云鹏、仇英，清禹之鼎、丁观鹏等；其一则不拘绳墨，以古朴奇谲为高，如宋梁楷，明陈洪绶，清金农、罗聘等。宋后的佛画中仍有不少名作，如赵孟頫的《红衣天竺僧卷》、《无量寿佛图》，丁云鹏的《罗汉图》，丁观鹏的《释迦牟尼佛会图》、《法界源流图卷》等。（图170）

佛画在唐代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潮，宋以后虽继续有发展，但在整体声势上已大不如前。可惜由于会昌法难，唐代的佛画所存已经不多。但敦煌千佛洞仍保存了一些唐代的壁画。其作品虽大多为无名氏所作，但从其风格大致可推出当时的画风。这些壁画的内容，主要是佛 62 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佛经变故事画大都是一些生动的小幅故事画，用连续的图画展示其内容，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故事以连续的场面展开，从左右向中心发展，构思完整，整个画面古朴雄浑，线条粗放，颜色奔放，给人带来一种动感。经变故事中，法华经变和报恩经变都很有特色，（图171）故事内容丰富而富予变化。净土变相则是佛教净土信仰流行的结果，用图画描写西方极乐世界的楼台伎乐、水树花鸟、七宝莲池等美丽景物，以诱引人们尊奉阿弥陀佛，表现了宗教世俗化的浪漫气息。（图172）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统计，莫高窟壁画有492个洞窟，就有270绘有有飞天图像，共计4500之多。最大的飞天每身约2米高，最小的飞天只有5、6厘米。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的石窟艺术。敦煌的飞天从艺术上讲，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是由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在敦煌的壁画上，画师仅以几条顺风飞舞的彩带，就将人物轻盈飘逸之姿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既不借助翅膀，也不需要彩云，就这样凌空飘舞，给整个壁画增添了妩媚活泼的气氛。敦煌飞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天才创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图173）

在繁乱嘈杂的世俗环境中，佛乐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教音乐的发展，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最初的佛教徒对于佛教的宣传，只是停留在译经上。但后来他们渐渐觉得要让人们主动去阅读佛经是非常困难的事，于是便开始主动出击，采取公开宣讲的方法。但如果只是大段大段的经文背诵或教义的阐述，恐怕人们听了就会昏昏欲睡。故而渐渐便有了佛教音乐。佛教称自己有八万四千法门，只要有利于众生，皆是方便，佛教音乐在这方面可谓是具有很大的优势。它既能直接传达佛教的理念，而又通过美好的旋律吸引民众，激发其情感共鸣。譬如古寺晨钟，远远听着，便觉余音绕梁，发人深思。而丛林寺院传出的念佛声，也往往给人带来庄严恬和的感受。在繁乱嘈杂的世俗环境中，佛乐使我们的心灵得到静化，妙音清心，觉悟最美，特别是在禅宗的观念中，追求顿悟的效果，而在佛音的感染下立地成佛的，历代不乏其人。

佛教的音乐大致可分为佛事音乐和以佛教题材为主题的佛教音乐。佛事音乐是在寺庙内部，由僧众操持的，包括僧众平时早晚的唱诵、佛菩萨圣诞时的庆祝活动，以及举办各种法会时所唱的各种曲调。而佛教音乐的范围就比较广了，一般只要以推广佛教为目的的音乐就可以包括在内，甚至还可以涵括一些通俗歌曲。中国佛曲的兴起，是以梵呗为始端的。梵是印度语“梵览摩”的省略，是清净的意思。呗是印度语“呗匿”，意指赞颂或歌咏。印度婆罗门自称为梵天的后代，因此习惯指印度为梵，如古印度文为梵文。所谓梵呗，就是摹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用汉语来演唱佛曲。最早的梵呗是曹魏陈思王曹植制成的鱼山呗，唐代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三十四中记载其：“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其声动心„„乃摹其音，写为梵呗。”。同时制成的梵呗还有吴国支谦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的菩萨连句梵呗，以及康僧会传授的泥洹呗。由于梵呗和汉语的区别，中国的歌赞和印度的呗赞之法当然也有差异。正如慧皎大师所说：“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的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设赞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所以说梵呗的产生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是有裨益的。到了晋代，庐山慧远创立唱导制度，南北朝时涌现出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昙宗、僧辨、道慧、慧璩等。《高僧传》曾记载昙宗“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到了隋代由于中西交流的便利，西域佛教的音乐开始传入中土。唐代佛乐则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一时之间，佛曲大兴，加上俗讲的盛行，庙会的轰动，朝野上下，对佛曲都有些如痴如狂。加之寺院之内，净土宗流行，而净土要求多诵法号，63 以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些都为佛曲的大兴创造了条件。现存的唐代佛教歌赞资料有善导《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依观经等明般舟三味行道往生赞》和法照撰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这些赞文都是五言或七言句，间用三、四三言句。晚唐少康则另辟蹊径，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佛曲。敦煌经卷所载唐代佛曲有《悉昙颂》、《五更转》、《十二时》等调，但具体使用情况已不可考。

唐代的佛教俗讲如前面所言，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的众多寺院，实际上成了社会的主要娱乐场所。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述唐代长安的娱乐场所有歌场、变场、道场和戏场。道场本应是高僧大德聚会讲道的场所，但实际情况却沦为声色交杂之地。唐代戏场也多集于寺庙，钱易《南部新书》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龙(寺)。其次荐福(寺)、永寿(寺)。尼讲盛有保唐(寺)，名德聚于安国(寺)，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寺)。”这些都是当时著名的寺庙。在这种情况下，佛教音乐得到大的发展，也是理所当然的。

宋元以后，佛教音乐因为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日趋通俗化，当时的寺庙继承了唐代的特征，仍然十分开放。宋代说话技艺的演出场所之一就是寺庙。开封相国寺是当时演出最为繁盛的地方，至今仍保留了不少古代的佛典痕迹。如在音乐典籍中只有曲名未见乐谱的《驻云飞》，在相国寺乐谱中可找到，其结构极似隋唐的大曲。（图174）还有其他的一些乐曲也有不少唐宋大曲或法曲的特点。另外，从曲名和曲谱中也保存有不少词曲音乐的踪迹，如菩萨蛮、浪淘沙、望江南、水龙吟、山坡羊、醉太平等。相国寺音乐集中州佛曲、词曲和民间音乐的大成，是音乐宝库中灿烂的明珠。此外，继唐代俗讲而起的宝卷，在宋时盛极一时并一直绵延到明清，影响了近世多种戏曲及曲艺音乐。在民间的戏曲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佛曲跟民间音乐的融合，佛教法器在明清众多地方戏中经常使用，包括《一封书》、《楚江秋》、《山坡羊》、《皂罗袍》等时曲，这些都是佛曲深入民间，成为市民娱乐生活重要内容的生动例证。这一时期的佛曲跟唐代相比，表面上是大大衰微了，但实际上佛教音乐仍然很盛行，只不过佛曲的歌唱更多地被化为故事性的唱诵，并且跟通俗音乐逐渐结合起来。从总体上说，佛教音乐柔而不弱，清而不躁，对于陶冶身心、愉悦精神都能起到重要的功用，对于宣扬佛法也是大有助益的。

中国佛教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景德传灯录》卷十二睦州道明章下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秀才访师，称会二十四家书。师以柱杖空中点一点‘会么？’”秀才罔措。师曰：“又道会二十四家书，永字八法也不识。”

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禅门公案。主人公道明禅师是唐代高僧，住睦州龙兴寺，人称陈尊宿或陈蒲鞋。这位秀才号称能写二十四家书，但他学习的其实只是形式上的东西，真正的书法精华，或者更直接地说，实际上是禅的精华，他并不曾领会。而在道明禅师看来，如果不能理解宇宙间的根本大法，以佛性入书，则无论对二十四家的书体如何熟悉，也是不可能有大成就的。道明在空中的随意一点，绝不是指习书者熟悉的那个“永字八法”，而是佛家的心法。由此我们可以悟出佛教与书法的关系。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由于印刷术尚未发明，人们只得靠手抄佛经来弘扬佛法，这就使佛教与中国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书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历来是修心养性的绝佳艺术，而其与佛所倡导的境界也有相符之处，故而佛教对书法一直都很重视。《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中说到，“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僧众抄写《佛经》，本来就需要净心屏气，专心致志，而这对于书法的提高，却是大有助益的，（图175）所以历代以来，有不少高僧也兼为著名书法家。如高僧智永为王義之七世孙，著名的“永州八法”的发明者。智永善书，颇有家法。他曾将 64 王羲之作为传家之宝的《兰亭序》，带到云门寺保存，云门寺有书阁，智永禅师居阁上临书20年。后于阁上临得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一时求书者纷至沓来，门槛都被踏烂了，只好换成铁的，人称铁门槛。其“千字文”用一千个不同的字书写而成，奠定了后世草书的笔法规范，历代大家临摹者不计其数。（图176）又如唐代书僧怀仁，曾书《三藏圣教序》，碑文集自義之真迹，苦心经营达二十四年，最终集成此碑。此书点画纵横，结构完整，天衣无缝，充分体现了王书的特点和意味，给人以温润和谐之感。再如唐代的怀素禅师，擅长草书，生性疏放，不拘细行。时人称之醉僧。据唐人陆羽《怀素传》所载：怀素“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相传他为练字种了一万多棵芭蕉，用蕉叶代纸、勤学精研，曾署其屋曰“绿天庵”。后来芭蕉树的叶子竟被他用光了，用过的叶子堆满了整个房间。他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写至再三，盘板都穿，秃笔成冢，终于得草圣三味，“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怀素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其《自叙贴》、《苦贴》为书法中的瑰宝。（图177）李白很佩服他的字，其《草书歌行》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由于寺院僧侣中书法家很多，故而社会名流往往纷涌而至，与其交游往来，历代文人墨客因此而对佛法耳濡目染，写下与佛教相关的经典或碑文书贴。如王義之曾书《遗教经》、柳公权曾书《心经》、《金刚经》（图178），苏轼更写有《心经》、《华严经》等十余种，再如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黄庭坚、赵子昂、米芾等，均有跟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行世。（图179）至于撰写碑文、题记者，历代更是不胜枚举，而留下的经典作品也不计其数。如佛教祖庭白马寺，山门内东侧有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字体工正秀丽；再如唐代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原碑在长安终南山佛寺，全称为《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此碑书法平正清穆，笔清意长，于雄健中富含深雅之韵，堪称“欧体”的杰构。又如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底层，嵌置着唐代诸遂良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字里行间，温润生焉，如美人婵娟，增华绰约；再如山西龙兴寺有一以大篆而称誉全国的《碧落碑》。文为篆体，共21行，每行32字，除去空阙，实有630个字。碑文的用字和结体，杂取钟鼎、古籀、兼及小篆等文，在前代诸家古体书法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创造，整体风格舒畅秀逸，为历来金石书法家所珍视。关于这块碑文，还有个动人的传说。此碑本为唐代的几位王子为其亡母祈福所立，碑成之日，尚缺碑文，恰巧有两位道士前来请求刻之，二人拿到碑文后，便关门封户，闭目静坐，一连三日，昼夜不出。众人觉得好生奇怪，便一起开门看看动静。不料房中空空如也，唯有一对仙鹤在翩然起舞，而碑文却已刻成，且似鬼斧神工，宛然在目。因此事甚奇，此碑甚妙，不少书法名流慕而观之。当时著名书法家李阳冰见了此碑后，爱不释手，徘徊数日，反复研习，但终于未能琢磨出门道来，最后无名火起，竟以槌击碑，羞愧而去。碑上有一块残缺，相传就是李阳冰的槌痕。

除了碑刻之外，有许多书法作品或书于寺院匾额之上，或题于廊柱之间，或藏于经阁之内，寺院赫然成为中国古代书法的一大圣地。如四川峨眉山报国寺为峨眉山进山的门户，其山门“报国寺”匾额为乾隆皇帝手写；而其七佛殿内，藏有宋代文豪、书法家黄庭坚的四幅《七佛偈》木刻条文真迹；藏经楼内更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写的《兰亭集序》大条幅及郑板桥、康有为、张大千、徐悲鸿等名家墨迹。（图180）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用毛笔写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即使是佛教徒，也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汲汲于抄写佛经。但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如果能适当抽出一点时间来浏览名山古刹，感染佛法的澄澈无边，观赏古代名书家的轻逸之气，其中所蕴含的精神追求，或者仍是值得肯定的吧。而当我们学书问禅，与高僧墨客展开精神交游之际，恍然神与佛交，飘飘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心寂如烟，渺渺不知所归，这种游心骋目，物我两忘的情怀，又岂是凡夫俗子所能领会。（图181）

第四篇：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涌现出来的儒家学说，因为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自从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作为封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历史主导地位，与封建专制思想并行绵延流长。不可否认，儒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儒学思想在后世的文化发展中一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受它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在追求统一的形式化过程中逐步僵化，经济上的自洽满足沦为了贫穷愚昧，文化上的皓首穷经变成了思想桎梏。虽然对儒学思想的反思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未中断，然而，由于极力维护旧传统的保守势力阻扰，儒学从来没有受到全面解构，以至于它仍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现今还有人设想用儒学的保守意识形态对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进行评判。孔子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吸取其中合理的成分，当在情理之中。只是“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似乎不能笼统而论。“影响”有正面负面之分，此处认定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却只字不提负面影响。比如，孔子以及儒家的思想作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于那些要维护正统的人(例如皇帝)来说，确实就像命根子。至于平民百姓，却如李贽所言，只是“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育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千年一律”，方才“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概就有一扫这种专制与愚昧的考虑。如今把孔子思想当作“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去继承弘扬，却是意欲何为？新儒学思想对当时中国有何影响:“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民主与领袖》)。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明清以来“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第五篇：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是集信仰、观念、组织、制度等于一体的复合体文化。一般认为它于两汉时期从古印度传入中国，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佛教中的“空”的思想与中国本土道儒的“道”“天”思想非常接近。佛教自传入我国以来，就对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佛教对哲学的影响

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只会，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国古代哲学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其先作为佛教般若学传播的媒介，其后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终为般若学所取代。隋唐二代，虽说儒释道齐头并进，但佛教毕竟是最强大的思想潮流，甚至成为思想界的骄子。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至于宋明理学，在“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建构方式、“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吸收了佛教的思维成果。佛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近代哲学开端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然正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清代学术概论》）。比如康有为、梁启超本人以及谭嗣同等。可以说，不懂得佛教哲学，就很难理解魏晋以后中国哲学的具体形态。当然，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但它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等手法来“论证”其宗教唯心主义观点，便包涵不少精微、思辩的内容，蕴含大量的逻辑分析方法和辩证法观点，这一切都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哲学。另外，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总是在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佛教在这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反面教材的作用。

二 佛教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佛教为史学增加了新的记录和研究对象，丰富了史书的题材，同时史学材料也深受佛教观念的影响。史书中吸收了佛教传说的故事，也出现了佛教论著、注疏、佛教经录、佛教史传等史书形式。比如：汉末三国时牟融《理惑论》、刘宋时陆澄撰《法论》、萧梁时宝唱撰《续法论》等。自东晋道安注疏佛经22卷后，注疏经论日益成风。出现了合本子注的形式。此外，汉译佛典的钞略编目、佛经目录的考订、佛教史传的编撰，一时也蔚然成风。如慧远《大智度论钞》、慧皎《高僧传》、僧佑《出三藏记集》、杨玄之《洛阳伽蓝记》、魏收《魏书•释老志》等。

三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首先，佛教经典有很多就是典雅的文学作品。随着佛典的翻译和流传。僧侣与文人名士交往的增多，寺院讲经说法的普及，佛教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各方面起着广泛的作用。许多汉译佛经文笔畅达，词句典雅，善用譬喻，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为文学计，《法华经》、《华严经》不可不读。”随着佛经的流传，许多佛教用语演化成为汉语的日常用语，大大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文学的各国领域，无论是诗歌、散文，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小说、戏曲，都可看到与先秦、两汉经学的不同面貌，这就是受佛教经典的文体和佛教理论的各种观念以及佛教宣传方法直接的感染和影响。

其次，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使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发生重要大的变化。在内容方面，主要增添两种成分，一是佛教提倡就人生、世界而观苦、空、无常、无我，主张四迁流相，对自然人事多作深入细致的观察，从而得到契悟；二是中国文学原来很少对超时空、超现实有想象力，偏重于写实，显得简单拘谨，但佛教则不同。如《维摩诘经》描述维摩居士身居丈室，而有神通变化，与文殊师利等共论佛法，阐扬大乘般若性空思想，批判一般佛弟子所行和悟境的片面性，斥责歪曲佛道的境界；认为“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虽“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又把“无言无说”、“无有文字语言”，排除一切是非善恶等差别境界，作为不二法门的极致。同时，由于佛经的传译受到了冲击和渗透，出现了浪漫主义的倾向。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诗歌和俗文学等发生直接的影响和作用。《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等书里讲凡间的业报，把形形色色的故事嫁接在一起的例子可资佐证。《黄梁梦》和《南柯太守传》等脍灸人口的名篇，其原型也远植于佛经中的“幻梦”和“魂游”一类故事，后来又进一步演化为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里的若干篇章。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更是以唐僧西游取经为主题。再从佛教对我国文体变化来看，可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种变文、俗讲看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的渊源所自。此外，历代禅师们的开示和法语的记录所产生的朴素、活泼、自由的“语录体”，后来也被宋明理学家仿效而产生各种语录。

四 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佛教的广泛传播给中国古代绘画、建筑、雕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历史记载，佛教绘画、塑像、建筑是和佛教经典一并传入中国的。汉明帝时，从印度带来的佛像置于洛阳白马寺中，并在佛寺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于壁，标志着我国佛像、佛寺、壁画三大艺术的肇始。中国绘画，在佛教尚未传入前，已具独特风格，后受佛教影响发生重大变化。东吴画家曹不兴，接受西域佛画艺术影响，所画佛教人物传神逼真，被称为中国佛像画的“始祖”。佛教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不仅在绘画技巧上，更主要的是创作思想上有突破。王维将参禅领悟的意境引入诗画，他的画以气韵为主，变钩研之法为水墨渲染，表现了高远淡泊的“南宗”画风。禅宗精神影响绘画，使山水画脱离死板风格志向与大自然结合。唐宋以至明清画坛，大凡有大作、有名气、无不深得佛教思想熏陶，表现在作品上往往深远宁静，大有反净其意、超然物外意境。禅宗兴旺时，绘画道盛，禅宗衰退时画坛冷落。也算是中国画史上一个特殊现象。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此后经数代传衍流变，至盛唐时，终使绘画、建筑和雕塑三大艺术达到灿烂辉煌、登峰造极的程度，至今仍属于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五 佛教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

首先，一些佛教作品本身就是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如古代用来解释佛经音义的《一切经音义》、《续一切经音义》等。中国古代的《一切经音义》有两部，均成书于唐代。一部是初唐僧人玄应所撰，又称《玄应音义》，共25 卷，解释佛经音义，详注反切。另一部为中唐僧人慧琳所撰，又称《慧琳音义》或《大藏音义》，100卷，博引古代韵书、字书以解释佛经的音

义，并录玄应、慧苑各家音义编纂而成。辽朝也是一个十分崇尚佛教的政权，辽僧人希麟在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基础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共10 卷，可补《慧琳音义》所未备。这些作品对研究中国古音、词的古义等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慧琳音义》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尤为突出，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十分重视，已出版研究专著数部。

其次，佛教对中国的音韵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的传入，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语言学的交流。从汉末开始，梵学传入中土，开阔了中国音韵学的视野，反切的广泛使用、四声的发现、等韵学建立，都多少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反切是中国古代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有时单称反或切。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反切的产生，是为了补救读若、直音注音方法的不足，是汉字注音方法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汉语语音学的开始。清初编纂的著名字典《康熙字典》就采用了这种注音方法。

再次，佛教对中国的文字也有影响，如我国藏族使用的藏文，据记载是7世纪时由图弥三菩扎参照当时的印度字母创制的，共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历史上曾用藏文翻译和编写了大量的书籍，留下了珍贵的文献，不但促进了藏语的发展，而且也丰富了祖国的传统文化。

最后，佛教丰富了汉语词汇，为我国语言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词语。佛教的专门用语很多，有一些已进入全民的语言里，如佛、禅、寺、庵、塔、菩萨、罗汉、三藏、居士、法名、受戒、沙门、沙弥、行者、方丈、主持、禅杖、衣钵、施主、化缘、忏悔、地狱、阎罗、涅、刹那、僧多粥少、大吹法螺、大慈大悲、菩萨心肠、清规戒律、丈六金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还有些佛教用语，受了汉语的影响，人们已经不能再意识到它们的来源，如梦幻泡影，原是佛教名词，见于《金刚经》的记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指的是梦境、幻觉、水泡和影子，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一切，就像梦中所见、幻术变化、水中泡沫、镜子影像那样虚而不实，后来比喻虚空不实的东西或不能实现的妄想。源于佛教的常用典故也很多，如三千世界、天龙八部、千手千眼、天女散花、天花乱坠、当头棒喝、醍醐灌顶、极乐世界、拈花微笑、泥牛入海、口吸西江、借花献佛、呵祖骂佛、痴人说梦、蒸沙成饭等等。

此外，佛教还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如《高僧传》中记载僧人东来西往路线；《法显传》记载法显陆去海还路线；《水经注》关于印度境内两大河流的记载；《洛阳伽蓝记》中宋云西行路线等。佛教的传入也刺激了中国本土道教的发展，如道教受佛教影响，也开始编纂自己的典籍；道教借鉴佛教中的“佛性说”，创制了自己的“道性说”等等。佛教还给中国留下了很多世风民俗与名胜古迹，如浴佛节、盂兰盆会、腊八节等民俗节日，吃茶、食素、取名、施舍、营供、佛社、庙会等生活方式，以及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道场）等名胜古迹。佛教信仰与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比如因果报应、地域观念、菩萨信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