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一篇：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它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和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是我国整个思想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首先，从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来看，许多道教学者，如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成玄英、李荣、司马承祯、吴筠，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谭峭，宋代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白玉蟾等，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一定的贡献。唐代道教重玄学在理论思辨方面非常精致，是当时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发端于唐代、兴盛于宋明的道教内丹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心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道教与儒家和佛教在思想上互相吸收渗透，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比如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等人的哲学思想，都深受陈抟的影响。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也下过许多搜集整理和研读的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邹訢”为道经《周易参同契》作注，并对《阴符经》作过考订，尝自谓“终朝读道书”。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对道教也很感兴趣。王阳明在结婚的那天，走到南昌铁柱宫，遇一道士在盘腿打坐，于是向前与其谈论养生之说，越谈越入迷，乃至忘了结婚大事。第二天早上，他的家人才在道观中找到他。

另外，道书中关于《老》《庄》《易》的注释和阐述也很多。我们要考察道家思想和易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不能忽视道教徒的有关著作。

作为道教经典的《阴符经》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名著。历代有很多道士对《阴符经》作过注解，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应有一席之地。

其次，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历史来看，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国历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以道教为题材或涉及道教内容的。受到道教影响的文人墨客更是不计其数。

魏晋时期，文坛上盛行的游仙诗，即是一种以歌咏神仙漫游之情为主题的诗篇。魏晋时期最有名的志怪小说，是干宝的《搜神记》，其中即记载了许多道教故事。魏晋笔记小说中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同样涉及道教内容。

唐诗中描写道教的作品也不少。被称为“诗仙”的李白，所作的诗中，道教内容极多，以至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称李白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

词起于唐，而盛于宋。词有词牌。不少词牌都与道教有关，如《临江仙》、《女冠子》、《望仙门》、《献仙音》、《潇湘神》等等，莫不与道教神仙故事有牵连。宋代不少填词大家如柳永、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都有以道教为题材的词作。

元曲中反映道教的内容更多些。当时还有专门描述神仙度人和得道飞升故事的“神仙道化剧”。这方面的杰出作家是马致远。在他现存的七种杂剧中，神仙道化剧就有四种，分别是《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西华山陈抟高卧》、《开坛阐教黄粱梦》和《半夜雷轰荐福碑》。明清小说中，也有不少是以道教为题材的。如《封神演义》、《东游记》、《韩湘子全传》、《绿野仙踪》等。《西游记》的内容虽然是佛教取经故事，但也受深道教思想影响，书中充满了“金公”、“木母”、“黄婆”等道教丹法术语。《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亮登坛借东风、五丈原布灯祈续命，都是道教思想的反映。而一部《水浒传》，就是以“张天师祈禳瘟疫”发端的。《红楼梦》开宗明义也是由一个空空道人把“石头记”抄下来传到人间。书中一僧一道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道教与中国艺术的关系，可以从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略作叙说。道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宫廷音乐和各地民间音乐的成分，并按道教信仰对之作了新的综合熔化，从而在中国乐坛上独树一帜。大家所熟知的《二泉映月》，就是无锡道士华彦钧（阿炳）创作的。在国务院公布的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都有道教音乐。

现在非常出名的纳西洞经音乐也是道教音乐。道教与书法的关系非常密切。

道教认为，其神圣的经书，原本是宇宙形成过程中自然凝结而成的天书，蕴藏着无穷的奥秘和巨大的能量，由天上神仙摹写之后，才传到人间的。由于经书的神圣性，故抄写经书对书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样，书法造诣就成了一个优秀道士必备的宗教素养。

道教神秘主义文字观以及在此文字观影响下进行的写经活动，对文人的书法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成为独立艺术，道教的影响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代著名历史学者陈寅恪先生早就意识到道教对魏晋南北朝书法的影响。据陈先生考证，南朝的王、郗，北朝的崔、卢等以书法闻名的大家族都是奉道世家。王羲之写经换鹅的故事大家都熟知。

道教与国画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历代绘画名家，根据道教题材，创作了许多名画。如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绘有《列仙图》、《洛神赋》等。唐代著名画家如阎立本曾绘有《元始像》、《行化太上像》、《北帝像》等近20幅道画。吴道子则绘有《天尊像》、《列圣朝天图》等。宋真宗崇道，为营造玉清昭兴宫，征天下画家三千余人，以著名画家武宗元为首，作壁画饰于宫观中。现存武宗元的传世之作《朝元仙杖图》，即为壁画之底本。历代善画的道士亦比比皆是，如唐代的张素卿、元代的黄公望、张雨、倪瓒等，均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大家。举世闻名的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场面浩大，人物众多，生动逼真，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最近发现，陕西白云山白云观有壁画1000多幅。

道教造像艺术大约起于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已达十分高超的水平。现存宋元道教造像有泉州北郊清源山老君像巨形石刻、太原龙山石窟神仙塑像、晋城玉皇庙二十八宿像等，均为世界著名的中国古代雕塑珍品。

道教建筑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之一。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妙观、嵩山中岳庙，都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当山宫观建筑群，更是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道教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知道，道教重视人的生命，追求长生久视，故特别关注生命的养护和疾病的防治。俗话说：十道九医。许多高道都是医学名家。历代道士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医”形象和道教医学流派。著名的道医有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和孙思邈等。尤其是孙思邈，在民间有着崇高的地位，被尊称为“药王”。东晋葛洪是“道医”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广泛收集民间医疗成果，辑集《玉函方》一百卷。又作《肘后备急方》三卷，全是验方，药物均用易得的草木，不用贵品，诊治各种急病的方剂都很齐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该书中载有以青蒿治愈疟疾的方子。20世纪80年代，我国以青蒿素制成了一种新型的高效、速效、低毒的植物类抗疟新药。

梁代道士陶弘景博学多才，医学造诣颇深。他在整理、补充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基础上写成了《补阙肘后百一方》。他又在系统整理《神农本草经》和全面总结六朝以前药学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本草集注》七卷。书中首创的按药物性质分类的药物分类法，为以后的本草著作所继承。该书对药物名称、来源、产地、性状、鉴别、功用、炮制、保管等的记述，为我国的本草学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他还撰有《药总诀》、《效验方》等医学著作多种，在当时社会上发生过很大影响，可惜现在大都已散佚。

唐代道士孙思邈在医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尊称为“药王”。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收集了东汉以来许多医论、医方、用药、针灸等基本成果，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记载了他的临床经验和采集的民间验方。全书合方、论5300首，对我国医药学特别是方剂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晚年又撰有《千金翼方》，对前书作了全面的补充，其中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为突出。这两本书被后人通称为《千金方》，它是继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后，我国医药学的又一次大总结，有继往开来的意义。道教医学的特色

在疾病问题上，道教主张预防重于治疗，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地真》中指出：“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在平时应注意保健，如起居要有规律，饮食要有节制，经常换洗衣服，动静要结合等，尽量防止疾病的发生。一旦生病，则应早治，不使小病变成大病。

孙思邈就曾告诫世人，平时居家，稍有不适，就应该即时告诉医生。若隐忍不治，希望病情自己好转，一耽搁说不定就成了大病。他还特别向老人指出：“自觉十日以上康健，即须针灸几个穴位，以泄风气。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以预防各种疾病。”为了预防疾病，道教创造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如行气、导引、吐纳、胎息、守

一、存思、内丹等。人们若能按照道教的养生方法，坚持锻炼，自然就会少生病，从而也就不须多吃药。

在用药问题上，道教医学主张尽量用草木药，少用动物入药。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第二》中说：“自古以来贤达的医生为人治病，多用动物做药方。虽说人比动物要珍贵，但是动物跟人一样也是爱惜自己的生命的。损彼利己，所有物类都会认为是不可取的，何况是有智慧的人？杀生以求生，离生也就更远。所以我现在的方子不用动物入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孙思邈指出，即使不得已要用动物入药，也最好是利用自然死亡的各种动物。总之，不杀彼之生命以济此之生命，是道教医学所遵循的重要原则。这对于保护野生生物来说，是非常可贵的。

道教医学坚持多用平常药品，少用名贵药品。在古代，一般医生治病多据《内经》，药方是历代相传的经方，而药则大都依《神农本草经》。这些药方一般都很昂贵，普通百姓只能望“药”兴叹。道教医家有鉴于此种弊病，在实践基础上，淘汰了古医书中一些不易寻得的药方，并打破了“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的传统，或一病而立数方，或一方而治数病，在制方上开创了新的路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孙思邈的《千金方》即大多具有廉、简、验的特点。他们认为，多用几味普通药材，制成“复方”，其疗效并不比名贵药方差。

道教医家在处方用药上所坚持的以贱代贵、方便实用的原则，不仅体现了其医学的平民化倾向，而且对于今天保护野生生物也是十分重要的。名贵药材多取自一些濒临灭绝边缘的野生生物，如虎骨、羚羊角等，少用名贵药材即是保护野生生物。道教医学积极开发药物来源，注重各种资源在临床治疗上的综合利用。如道教十分重视日常饮食在防病治病中的作用，他们对各种蔬菜的成分、营养价值、医疗效果曾进行过详细精微的研究。南朝道士陶弘景所撰《本草集注》所列药物中即有“谷部”，专门讲述谷物在医疗方面的价值。至唐代道士孙思邈进一步将这种颇具特色的饮食法加以完善，称之为“食治”。其弟子孟诜承其传授，着有《食疗本草》三卷。通过饮食的进补及禁忌，即可达到治疗一些疾病的目的，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大宝库。道教中人为充实、丰富这一宝库做出了许多贡献。

道教医学主张多样化的治疗方法。除了药物疗法外，还可以应用针灸疗法、物理疗法、气功按摩疗法、精神疗法等。运用多种疗法，既可以减少药物对人的毒负作用，也有利于疾病的有效治疗。

道教对我国古代化学也有重要贡献。历代道士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促进了中国古代化学的发展。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就是道士们在炼丹时发明的。

在造作、传播经书的过程中，道教对印刷术的发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与道教法印有着直接的关系，雕版印刷术经历了从印章向印刷演变的过程，它在道教系统内经过了印章的捺印、玉印玉版的吹印和道经的雕版印纸的发展过程，在年代上要比现今流行的隋代或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说早，因此，可以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六朝时期道教发明的。道教与指南针的制作

从早期的“司南”磁石，到以磁针制作的罗盘，标志着指南针制作技术的发表。罗盘又有旱罗盘和水罗盘之分。过去国际上有人认为，水罗盘是中国人发明的，旱罗盘是欧洲人发明的，明清时期才传人入中国。但是，考古发现已证实，中国早在南宋已发明旱罗盘。

1985年，在江西省临川县宋墓中出土了两件“张仙人瓷俑”，俑右手竖持一罗盘，置于左胸前。俑底座有“张仙人”墨书。

从瓷俑竖持罗盘而指南针不掉落、不倾斜的情形可断定，该罗盘为旱罗盘，并且还可以从中推知它为枢轴式装针方法。这是古代中国人发明旱罗盘的证据。

而陶俑题名“张仙人”，表明它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出自道教信仰者之手。

著名道教考古专家王育成先生由此推测：“道士很可能是现知最早的中国古代旱罗盘磁针指南技术的发明人或使用人。” 道士赵友钦的“小孔成像”实验

宋元之际的道士赵友钦在他所著的《革象新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日光通过墙上孔隙所形成的像和孔隙之间的关系。并用实验方法，得出了小孔的像和光源的形状相同、大孔的像和孔的形状相同的结论。用严谨的实验，来证明光的直线传播，阐明小孔成像的原理，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龙虎山道士朱思本的地理学成就

朱思本（1272-1333年），字本初，号贞一，临川江西人。早年学道龙虎山，后从玄教宗师张留孙居京师二十余年，晚年主持南昌西山万寿宫。朱思相利用奉诏代祠名山大川的机会，实地考察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十省区许多地方，取得大量调查材料，再结合文献资料，花了十年时间，绘成《舆地图》二卷，刊行于世。

《舆地图》以其先进的地理思想和独到的制图科学方法，形成中国地图思想史上独有的“朱思相地图系统”，成为元、明、清各代绘制全国总图的主要蓝本。道教在机械制造方面的贡献

东晋道士葛洪《抱朴子》记载了用枣心木制造“飞车”的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王振铎先生据此说复原的“飞车”，能够飞升到故宫午门的高度。

总之，道教有“众术合修”的传统，因而在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

最近一些专家学者撰写了《道教科学技术史》、《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等专著，系统地总结了道教在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医学等各个方面的成就。道教文化还广泛地渗透到了民众的生活中，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习俗乃至民族心理等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大文豪鲁迅先生甚至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第二篇：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对医学的影响。道教医学以内丹术为主要内容，内丹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宝库。

理论上的贡献之一是对人体中的气、气化、气血、经络等的探索；贡献之二是养命与养性理论；贡献之三是道教医学道德观。

2．对医疗方法的影响。道教医学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摸索出一整套方药、针灸、推拿、食疗等医术；在养生手段方面，总结出一整套调息、按摩、导引、行气等养生术。

3．对制药学和古代化学的影响。道教的外丹术，既深化了对药物性质的认识，也推动了制药学的发展，晋代以后，含有多种药物成分的膏剂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中医外科的主药。炼丹术是中国古代化学的滥觞。

4．对音乐的影响。道教音乐用于斋醮仪式，包含了独唱、吟唱、齐唱、鼓乐、吹打乐和器乐合奏等多种音乐形式。曲式和情调着意表现神仙意境，风格多样；道教音乐吸收包容了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一些曲调还从道观流向民间，如流行于陕西、山西的道情调、流行于浙南地区的大词，即由道乐衍生而来。

5．对绘画的影响。道教绘画的创作题材以神仙为主，神仙画注重画面气氛的渲染，道教版画随着民间信仰的需求，在明代以后得到长足发展，内容多为门神、财神、土地神、灶神、福禄寿星等，从形式、构图到技法都洋溢着浓郁的民族特色。

6．对建筑的影响。道教建筑称为“道观”，道观的平面布局深受中国庭院式民居的影响，中轴对称，与一般的中国建筑相比，道观更注重风水，大多坐落于蔚然深秀的幽山清水之间，追求清虚幽静，在文化意蕴上别具清幽的特色。

7．对文学的影响。小说方面，道教的流行直接促成六朝志怪小说的繁荣，唐传奇中的部分作品仍未离搜神志怪的传统，明清的大量神魔小说多表现神仙济世的主旨。诗歌方面，促成游仙诗的兴起和山水诗的繁荣。

8．对民俗文化的影响。对城隍、土地爷、灶君、门神、财神等道教俗神的崇拜，几乎遍及各地，渗透到千家万户。

9．宗教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呈现的自身特点：

一是兼容性，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传统，使中国社会能够兼容不同的宗教文化，从而形成本土和外来多种宗教长期并存、互相融通的格局。

• 二是宗法性。在宗法封建制的制约下，中国古代宗教也体现了一定的宗法性色彩。如佛教中“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不拜父母”的规定，经宗法伦理观念的改造，变为礼事君王，孝养双亲，使之与宗法社会相协调；淡化悲观厌世思想，突出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学说，把积善积德的伦理规范纳入宗教实践中。道教主张出世精神与在世功德统一、炼形养生与心性修养并重，与宗法社会内圣与外王结合的传统相符；道教的神仙系统等级明晰，是宗法等级制的宗教化反映。

三是王权高于神权。中国历史上佛、道二教一度繁荣鼎盛，但并未出现神权超越王权的局面。宗教始终依附于王权而存在，并接受政府的管理。传统社会的封建王权以儒学为思想文化的正统，同时又受容不同的外来宗教，允许不同的宗教多元并存，表明宗教并未对一元化的专制政体构成威胁；外来宗教曾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并未取代中国文化，也无损于中国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格。

第三篇：道教文化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道教文化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影响

摘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宗教文化尤其是本国教派道教，与其共同发展，内容极其丰富。由于传统社会以农立国的生产活动和宗法社会的长期存在，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道教在中国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道教为本国教派，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渗入中国的文化、信仰、道德取向等方面，与中国建筑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发展。道教的精神也体现在建筑中，尤其在美轮美奂的皇家建筑和宗教建筑中，百姓通过对建筑的解读更加深了对宗教的理解。文中尝试解读道教文化的主旨及其在中国建筑中的体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Abstract：The Chinese nation has a long history.Religious culture, especially their sect of Taoism, its co-development, which is extremely rich.Due to the long-standing traditional society founded on agriculture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formation of a unique religious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Taois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culture.Taoism for their own sect,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inese culture, beliefs, moral orientation, and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The Taoist spiri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building, especially in the magnificent royal buildings and religious buildings, the people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Can try to interpret the Taoism culture of the subject and its reflected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关键词：道教；文化；建筑

Keywords: Taoism;culture;construction

一、道教文化对室外建筑的影响

宗白华在谈到建筑时说: “建筑之特点，一方不离实用，一方又为生命之表现。”建筑更加强调象征性与精神方面的功能，尤其是“生命之表现”。因此，建筑通过建筑物的线条、比例、材料以及装饰、色彩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不同的建筑美，表达独特的建筑美学思想。

设计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超高层建筑，最难的不是建造技术的运用，而是文化表现。在区域文化和国际文化表现中取得平衡，并找寻最适当的原创性造型和象征意义。高层建筑，象征着对未知的崇仰，征服和追求，在东方则代表着对未来更广阔的视野和包容。登高是为了望远。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长成。自然地层层生长，宛如花开般节节登高逐渐登到顶峰。这样的思考，成就了超高层摩天大楼——台北101。

每一栋世界级的建筑，如果没有充分和当时环境特色相结合，缺少了文化内涵，就不能成为其区域之内的代表之作。鉴于此，台北101在设计中溯源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超越了单一体量的设计观，以中国的吉祥数字八作为设计单元，层层相叠，构筑整体。在外观上形成有节奏的韵律美感，开创了国际超高层大楼新风格。多节式外观，宛若劲竹节节高升，游刃有余，象征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建筑内涵。内斜7°的建筑外墙面，层层向上扩增，采用高科技材质和创意照明，并利用透明清晰造成穿透效果，与自然和周遭的环境相融合，斜立面与多层次结构，有如鲜花绽放，富贵饱满。不同高度展现不同视野，充分体现“一花一世界，一台一如来，台台皆世界，步步皆未来”的东方原创理念。

秉持着打造一个时空地标的理想，台北101在建造中秉持着兼顾经济发展和

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的理念，将环境保护的议题列入了整体的设计规划。

“自然美”是道教的最高境界。对于自然之道的重要性，《无上秘要》卷100 《入自然品》说: “道曰: 自然者，道之真也。无为者，道之极也。虚无者，德之尊也。淡泊者，德之宫也。寂嘿者，德之渊也。清静者，神之邻。精诚者，神之门。中和者，事之原。人为道能自然者，故道可得而通。能无为者，故生可得而长。能虚无者，故气可得而行。能淡泊者，故志可得而共。能寂声者，故声可得而藏，能清静者，故神可得而光。能精诚者，故志可得而从。能中和者，故化可得而同。是故凡人为道，当以自然而成其名。”为了体现“以自然之道为美”的“自然之道”，中国的建筑十分注重与大自然的联系。

道教认为只有热爱生命、尊重自然，认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在美的体验中实现对道教生命境界的追求。对于建筑来说，就是要处理好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营建建筑时尽可能地不破坏自然、尊重自然，借自然之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就会体现出这种自然之美了。《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注疏》卷3 中说: “自然者，妙之本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重点提出了“性非造作”，这正是道家、道教美学思想的精神所在，也是指导道教建筑的重要美学思想。台北101大厦正是基于道教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来设计和建造的。它的墙面采用了考虑到周围环境的使用者，采用斜面处理，无反射光害。高科技隔热玻璃建材，更可阻挡2／3的热源，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为了实现全面环保管理并兼顾未来使用，将水回收，垃圾处理，空气温度调节，灯光控制，废弃物处理等环保措施直接列入设计考虑的范围。

二、返璞归真思想在建筑上的体现

“返璞归真”的思想源于老子之道。老子在《道德经》中对“朴”也多有论

及，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等等。一般意义上来说，这里“朴”的意思是指最接近于“道”的物质。但也指朴素之意，如“见素抱朴”，要求人们具有抱朴守道、遵从自然、素淡清真的审美观念。庄子在老子的理论基础上又提出了“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理论。这个“朴”在道家看来是指事物的原始状态，其中蕴含了大量的美。由此，道家将“朴”作为美的最高标准，主张保留事物本身完美的原始形态，进而保留其中所蕴含的美，不主张以华丽、繁复的修饰为美。崇尚自然、含蓄、冲淡、质朴，崇尚不事雕琢的天然之美，排斥镂金错彩的富丽堂皇之美。

在道教中，“返朴归真”原指学道者通过修炼性命，摒弃伪性，返归人原初时的淳朴和纯真的本性，与道同一。起初这是道教中人的一种修炼方法，后来也渐渐成为了道教中人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既然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那么为其修炼、生活提供空间场所的建筑也应具有这种思想内涵才能与之协调。宗白华在《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一文中说: “世界唯有最抽象的艺术形式——如建筑、音乐、舞蹈姿态、中国书法、中国戏面谱、钟鼎彝器的形态与花纹—— 乃最能象征人类不可言状的心灵姿式与生命的律动。”

景观建筑在营建以道教“返朴归真”的美学思想为基础的。通过物化的转换，使得道教“返朴归真”的美学思想逐步渗透、体现在建筑中。

宗白华先生说得好: “(形式)不只是化实相为空灵，引人精神飞越，超入美境。而尤在它能进一步引人‘由美入真’，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要达到“由美入真”的目的，这就需要道教建筑具有特殊的美学思想——返璞归真。

“长城脚下的公社”是设计在北京北部山区水关长城脚下的当代建筑博物馆，是由SOH0中国有限公司和亚洲地区的12位著名建筑师合作建造的。这个项目宗旨是要激发和鼓励建筑师的创造性，并以此来影响亚洲新一代的建筑师、开发商和消费者，而竹屋便是其中7号别墅。

长城脚下的公社，由12名亚洲杰出建筑师设计建造的私人收藏的当代建筑艺术作品，是中国第一个被威尼斯双年展邀请参展并荣获“建筑艺术推动大奖”的建筑作品。2005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中国10大新建筑奇迹”之一。

竹屋位于核桃沟，它的基地是一块斜坡，隈研吾并没有将它推平，而是像在复杂的基地上延绵不断的万里长城这种形式．将细长的平面形小心翼翼地放在保留的原有斜坡上，将分段的细长平面依地面高低置放上去，形成一个完整的连续体。

竹屋的选址有很大的看点：在视觉上山脉起伏很是壮观，在地形上它极具挑战。房子通过其规模、形式、方向．通道的布局采表达屋址，通过房子的各种空间、屋址在不同的部分和规模得到理解。

竹屋以竹为外形搭建，呈长条形，这个在未经修造的坡地上放置的方形盒子，隈研吾依照地形进行了有机形态的空间转换。丰富的错层和迂回的空间形态丰富了竹屋的空间变化。整个建筑面朝南，从东到西是一个缺了一角的矩形体块，纯净的形式，给人的是安定的感觉。

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分为两部分，中间以有玻璃屋面的半开敞茶室作为连接。所有的内容均统一到一个完整的屋面之下，又通过悬挂的竹吊顶来强调这个趋势。

建筑主体共有两层，主入口隐蔽而简朴，由侧坡而上通向二楼。主要活动区(起居室、厨房、餐厅、卧室)都在二楼，是很好的观赏平台，人们可以从此看到

绵延的长城和山区的秀色、视野开阔。一楼处在斜坡的低端．隐蔽性较强，但可用空间不多，设计了两间卧室。

从平面上看，起居区和交流空间都放在入口外边，卧室这些私密空间都放在里边，而后面的交通空间将这两部分相连。从入口进来，一边通向起居生活区，一边通向卧室私密区，将两边分开，互不受影响。钢结构的实体墙将私密空间和交流空间两部分隔开。而穿插在整个建筑之中的竹隔栅实际上将整体空间分割成了不同的小空间。玄关两旁的竹子装饰将虚空间隔开，引导人从室外进入室内，同时将无关空间屏蔽。餐厅与起居室相连，长方形的空间也有利于交流和交通。起居室则在正对山景的区城里营造了一个温馨而远离喧嚣的交流环境。西侧的居室空间结构非常清晰，一条走廊串连起四间卧室。

屋内有两条石板桥，其中之一通往 “茶室”，另一条则连接到餐厅和通往下面客房的走廊。

竹屋的中部即茶室，从入口进来．下几阶楼梯使可进入。这间茶室处于一个有玻璃顶的三合水院的中心。通过石板桥联系了餐厅和走廊。茶室的六个连续的界面采用同样的材料，也就是竹子，并通过滑轨可以完全封闭形成一个“竹笼”。仅有的家具玻璃茶几也几乎消失于无形。相邻的由水相隔的三个界面也有竹隔栅的出现。所以这些又因水面和玻璃的反射而再次加倍，这对视觉完全是个刺激。虽然材料有所不同，但这个设计与他在我之前介绍过的“水/玻璃”别墅中漂浮于水上的玻璃餐厅有很多的共通之处。隈研吾的透明是匀质并倾向于追求极至的效果。“水/玻璃”中的玻璃餐厅包括家具在内的所有的界面均是绝对的透明，这种完全的晶莹虚幻效果也出现在这里：“竹屋”中的茶室空间也是均匀的，并只采用了一种材料，把空间感受推向了极端。另外茶室的位置也是敏感的所在，处

于内和外之间，介于看与被看之间，环境因素被引入到建筑的内部。

这是一种在对立中产生的对话的中性虚空，即日本传统建筑形式所强调的空间的不存在性——“没有实体的空间”——可流动的、无形的空间，形成一个供人思考的“内向”的空间。竹子、石板、水和阳光等自然材料和元素，在隈研吾纯净的空间设计手法下，被转化成一个洗涤心灵的场所。

起居室、餐厅、茶室的落地大玻璃窗外均有类似于竖向百页的竹制移窗，平时局部遮挡住玻璃，也可将玻璃全部遮挡。局部遮挡时，加上挑檐的遮挡，阳光显得十分温和，结合细碎的光影线条，营造出一份简洁的美感效果。竹墙界定了空间却遮挡不住视线，阳光透过竹子的缝隙射入，虚实相生，起到了连接室内与室外的作用。

因地形，二楼光线充足，因此将主要活动空间设置于二楼。二楼起居区朝东，南面大部分采用了大型落地玻璃窗，使居住者可以得到很好的采光，也可以很好地欣赏到大自然的风光，模糊了室内与室外的边界，使内与外相互交融为—钵。卧室区简单地开着方形窗，但外围的可推拉式竹门有效组织了外立面的装饰效果，光线经由这些竹子进入室肉，形成了意想不到的光学意境。基于竹子的独特涵养，建筑中尽可能地使用竹子。钢、竹、玻璃、石四种材料并存且对比着，以竹占最大分量，不均衡但又协调着。竹屋力求通过竹子这一“微粒”来融合长城山区和居住者。从而让人、竹屋和环境产生了亲近感。在山里面的建筑面对的是低精度的大自然环境，所以他把建筑粗犷化，从而使两者达到和谐统一，既有刚劲的豪气，也有诗意柔美的气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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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六章

文物风华

“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羁思浓。”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宿白马寺》。在破旧的寺庙中，诗人目睹千年古寺的衰落荒凉，不禁遥思起当年高僧远行求法的艰难与辛酸，（图147）再对照自己孤身在外奔波劳苦，一抹愁思便再也挥之不去。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曾在山川名刹间流连忘返，感慨人世无常，哀叹浮生辛酸，虽然由于心情各异，他们所歌咏的情状也不相似，但佛刹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却给他们带来许多奇思异想，也为祖国的艺术宝库中增添了不少锦绣篇章。至于那精巧玲珑的建筑，金碧辉煌的佛像，琳琅满目的壁画，则更是令人浮想连翩，神思飞扬。禅房花木，思之遥深；敦煌飞天，望之起舞。古刹与文艺的因缘可谓经久不衰，艺术家们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中，创作出内涵丰富，意趣万千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并未随着历史的钟声而远去，而是仍然活在人们的眼前心中，不断地给人们以生活的启迪和美的享受。由于建筑和雕塑前面已有阐述，加上篇幅所限，故本章仅对中国其他佛寺文艺略作点染，以现其情状。

文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许多佛经本身就可看作是优美的文学著作，如《妙法莲华经》设喻巧妙，《维摩诘经》语句华丽，《华严经》雄伟庄严，《须赖经》则如同小说。大乘佛教兴起后，文风更加趋向于华美壮丽。著名的马鸣尊者就是一位诗人和哲学家。《佛所行赞》是他最重要的梵文诗歌作品，述说释迦牟尼一生事迹，用诗歌来表达哲理，在梵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还有三部佛教戏剧作品行世，其中《舍利弗故事》为现在最古老的梵文戏剧作品。（图148）

佛教传入中土后，随着佛经的翻译和流传，佛教与文人名士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加上寺院讲经的普及，使得佛教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形式上讲，佛教的讲经唱导、以及禅宗语录等对于白话通俗文学的产生，有着莫大的关联。从内容上说，佛经丰富的譬喻故事让中土文人大开眼界，禅宗的高妙思想对于诗文中意境的塑造也产生过不小的作用。至于世事轮回、因果报应，则更是渗入到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中，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以此为体裁的，可谓不胜枚举。佛教僧侣中以文笔知名者，代不乏人，如唐代的慧净、皎然，五代的齐己、贯休，北宋的希悦，元代的昙噩、大圭，明代的德言，清代的智朴、圣通等。特别是寒山、拾得的诗，清新雅致，充满禅味，在二十世纪得到了欧美现代派诗人的喜爱。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许多文学家或皈依佛教，或对佛教怀有深厚的兴趣，如晋代孙绰、谢灵运，梁代刘勰，北齐颜之推，唐代王维、柳宗元、白居易，宋代苏轼、黄庭坚，明代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等，可说是其中的代表性人

物。他们或喟叹佛法，或点染风景，或吟咏心情，或顿悟世事，用他们不朽的笔墨，与名山古刹相辉映，描述他们精彩的生命风华，以及与佛教结下的殊胜因缘，浇灌出大批美仑美奂的艺术之花。

变文

由于受到印刷术、民众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佛教的弘传最初仅限于贵族社会或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为了使佛法普及，佛教徒们采取了一些浅显而活泼的弘法方式，其一为长于咏经和歌赞的经师。慧皎《高僧传》说：“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又说：“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心”，可见其影响。另一种方法则为“唱导”，增加了说的内容。慧皎《高僧传》载：“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生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其后庐山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齐大意。后代传授，遂成永则。”对唱导之效，《高僧传》说：“谈无常则会心形战栗，话地狱则布泪交零，征（表现）昔因则如见往业，覆当果则示来报，„„于是合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常，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南朝末年，这两种方式逐渐合流，到唐代发展成为“俗讲”，赵璘《因话录》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仿其声调，以为歌曲。”而变文就是俗讲所用的话本，以通俗文字显示佛经中神通变化之事，故称“变文”。变文采用骈散并用的形式，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宣传佛教故事的，如“维摩诘经讲经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图149）还有一类是演述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的，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其后更发展成不仅法师可以讲变文，连民间艺人也跑来分一杯羹了。有些变文还配有画像，以增加故事的生动性。如敦煌写经中的《降魔变文》，叙舍利弗降六师的故事，其卷子背后即画有舍利弗与劳度差斗圣的变相（此卷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每段图画都和变文相应。这些变文体制宏伟，描述活泼，词藻华丽，想像丰富，对后世的宋人话本、鼓子词、诸宫调、弹词、戏曲、小说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真宗时开始禁止僧人讲唱变文，所以变文作品大多失传。直至近代以来在敦煌石室中发现唐人写经，变文的价值和意义才得到研究者的重视。现在《敦煌变文集》汇集敦煌经卷中所存的变文七十八篇，是研究变文的丰富资料。

楹联

在中国的各钟名刹中，悬挂着各种名联佳句。一般来说，这些楹联的书写并非随意制成，不仅其立意包含了佛学的内涵，而且往往跟当地风光、寺院历史相关联。佛殿内外，挂着的许多楹联中，以抱柱联最为常见，佛龛联也有一些。对于寺庙来说，楹联兼具文学、书法、工艺等多种功能，故而至今仍为民众喜闻乐见。以下即试举几例。

最早为寺院撰写楹联的据说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他为江西省广信县南岩寺撰写了一付对联：“一窍有泉通地脉，四时无雨滴天浆。”对仗十分工整。今天的泉州开元寺天王殿内还悬挂着他的另一付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 为弘一法师所书。这付楹联是称颂泉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当地百姓民风淳朴，颇有圣人之风。又如峨眉山雷音寺原名观音堂，亦名解脱庵。寺中有一付楹联写得颇有意味：“解去尘氛，愿尔休作隐蔽恶；脱离苦海，看我大开方便门。”这付对联暗含“解脱”二字，跟庵名相吻相合，诚属佳构。又如杭州西湖边上的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背靠北高峰，南临飞来峰，此地岩峰峥嵘，林樾苍

翠，溪涧萦回，素有“东南第一峰”之美誉。寺内有一付楹联：“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气；鹫峰云敛，千年桂月印湖光。”便很好地描绘了灵隐寺位于湖光山色之间的秀丽景色。其天王殿前还挂有另一付妙联：“峰峦或再有飞来坐山门老等；泉水已渐生暖意放笑脸相迎。”巧妙地将飞来峰的传说溶于联意之中，让所有前来探幽访胜的游客见了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图150）

还有些楹联的解读并不容易，因为其中往往包含着一些特定的典故。如云南昆明筇竹寺的大雄宝殿有一付楹联：“西方有圣人，曾凭引路神犀，妙比莲花开福地；东土传圣旨，共仰明灯法象，春留筇竹证诸天。”如果不明白筇竹寺建寺之传说，则不太容易明白。原来在唐代唐代贞观年间，南诏的鄯阐候（昆明的最高统治者）高光、高智兄弟在昆明西山狩猎，追一犀牛到玉案山北忽然不见了，却看到云雾缭绕，有一群形象怪异、鹤发童颜的僧人立在山巅，等走到跟前却又无影无踪了，只留下几支插在地上的筇竹杖，用手去拨却拨不起来。第二天再去看竹杖已蔚然成林。兄弟二人惊异不已，认为这是神灵的启示，于是便在此地建寺，命名曰筇竹寺。意义接近的对联寺中还有一些，如“地座灵山，白象呈祥，青狮献瑞； 天开胜境，犀牛表异，筇竹传奇。”即用同一典故。再如前一章提到的净土宗祖庭东林寺中建有“三笑亭”，是为了纪念著名的“虎溪三笑”的故事。亭中有一付楹联：“松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话；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这里的三教三源流即是指当时虎溪送别的三位朋友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分属释、儒、道三家。（图151）

还有些楹联虽然也是从佛教出发，但由于设喻巧妙，往往能够逸出宗教之外，给人带来更多的思考。如北京潭柘寺那付著名的弥勒座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堪称经典。又如四川内江圣水寺有一付楹联，相传为清初默野和尚所作，“不可说不必说默而识之真智慧，无幻相无呆相僧者净也极空明”，意蕴深长，读之口齿留香，历来解者不衰，成为蜀中楹联绝唱。（图152）

诗歌

中国佛教对诗歌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僧人自己便会作诗。诗僧中最为著名的大概要推寒山、拾得了。寒山是中唐一位隐士，出身官宦之家，由于科举不第，受人冷落，愤而出家，三十岁以后隐居浙东天台山国清寺附近之寒岩，自号寒山子。（图153）他和国清寺僧拾得的关系很好，拾得于食堂洗碗，常将一些剩菜残羹倒在竹筒内，寒山若来，即负之而去。（图154）清雍正皇帝后来封寒山、拾得为“和合二圣”，赞赏他们的友谊如同新婚夫妇，不离不弃。寒山的诗多表达自己清虚无为、逍遥自在的心态，“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在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这种随缘自适的追求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比寒山、拾得稍早的同类诗人还有王梵志，其诗以说理劝世为主，多宣传佛教思想，语言俚俗，时有诙谐之趣，如著名的“梵志反穿袜，众人皆曰傻。宁可乍你眼，不可隐我脚”，其中透露出对个性的坚持以及对世俗目光的不屑。其诗失传已久，清末在敦煌石室中发现其诗写本数十种，才开始为世人所重视。

佛教对诗歌的另一种影响表现在诗人对佛家思想的向慕上。即使是杜甫这种一向被看作忠实的儒家思想信徒的诗人，在游龙门奉先寺时也禁不住要发几声感慨：“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而以王维等人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则更是受到禅宗的直接影响，后世续其精神者仍绵延不绝。王维是中国唐代的大诗人，号称“诗佛”。相会其出生时，其母梦见维摩诘入其室内，故号“摩诘”。（图155）他一生信奉佛教，先受北宗神秀一脉禅学影响，后又曾皈依荷泽神会，从其参南宗禅。他还曾受神会所托，撰《能师傅碑》，这是关于慧能生平的重要资料。王维对净土宗也很有兴趣，其常去听法的香积寺，即为净土寺院。（图156）王维的诗作受到禅 59 宗思想很深的影响，他的山水诗和酬赠诗中往往包含深远的禅意，此外他还专门写了一些以佛教修行为主题的咏禅诗。王维诗歌的一大特征是用闲定从容的心态去观照世间万物，特别擅于捕捉在大自然一瞬间显露出来的灵机禅趣，在动静、冷暖之间求得内心的平和。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鸟鸣涧》：“人闲桂花落，月静春山空，夜出惊飞鸟，时鸣春涧中。”王维的世界是一空灵澄明的世界，世间万物在他看来，都只如自在花开花又落，所以他提倡自由地思考和生活。我们来看这一首《送别》：

下山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卧归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在这里，人生不得意的喟叹被轻松的冲淡了，在王维的眼中，世间荣辱，也不过缘起缘灭罢了，不若学白云悠悠，轻逸自然。他的这种轻松率意的生活态度反映在诗中，有时候却反而带来更深的哲理，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他看来也许只是率性而为，但读者却能从中得到诸多生活中的感慨。

王维的诗中有不少是直接以寺庙为题的，如《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这里借着自然的山水之气，来平和动荡不安的内心。又如《蓝田山石门精舍》描写他所亲见的寺僧日常生活：“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在《过青龙寺谒操禅师》中，他更写道：“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这句诗表明他已经深得禅宗三味，将人与佛以及世界相融合起来。（图157）

中国古代跟王维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文人可谓不少。而相关的奇诗妙句更层出不穷。如贾岛《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语言简单，而意趣缥缈。刘长卿《送长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则在对自然的观照中凸显自己幽独的情怀。相形之下，韦应物《善福寺阁》则显得更加心境明朗些：“残霞照高阁，青山出远林。晴明一登望，潇洒此幽襟。”而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图158）表面上在吟咏桃花，实际上表达了一种超脱尘世的向往。再如宋之问咏杭州灵隐寺：“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前一句气势逼人，而后一切又回到清远悠然。古刹幽深，佛灯幢幢，禅宗虽然认为日常生活，处处皆有禅机，然究其修行，毕竟仍是远离世俗的。佛家的出发点既然是为人们寻找精神归宿，它便会想尽各种办法寻求解脱之道，而山水园林在这方面带有远离尘世、纯净无染的特性，跟佛家所推崇的净土世界至少具有表面上的联系。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学士愿意跑到山间涧畔、古刹丛林来寻找心灵慰藉，在他们看来，佛法跟自然是合而为一的。王士禛在评价唐代山水诗人时曾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

相较于唐代的山水诗人来说，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对于佛法的领略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图159）据说他曾写过一首关于佛法的很有气魄的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八风是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吹不动，也就是 60 说心如磬石，完全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苏东坡写完这首诗，不禁有些得意，认为自己领悟了佛家的真谛，于是派家人过河送给佛印禅师看，结果佛印禅师阅罢，在上面批了两个字：“放屁！”苏东坡看了气坏了，立刻坐船过来跟佛印论理，走到门前，却见禅师门口贴了一张纸：“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原来禅师早有准备，知道苏东坡惊不起这一激。这个故事说明许多在家居士虽然能够领悟到佛法所指的意思，但要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很困难的。苏东坡也是如此。他虽然对佛教很有兴趣，但毕竟是个传统的士大夫，儒家思想于他来说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用佛禅来调节调节心情还可以，但其内心毕竟不是心如枯井之人，而蕴含着汹涌澎湃之激情。如著名的《念奴娇》起首便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等句子，气势逼人。不过苏轼往往能够在进取与退隐之间求得良好的平衡，使自己始终处于一种宠辱不惊的心态。《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却又接近于佛老思想了。在苏轼的诗词中，浸透着一种沧桑豁达的美。苏轼还有一首咏寺庙的诗很出名，即《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西林就是庐山西林寺，原为东晋太府卿陶范为高僧慧永所创建的庐山三大寺之一。此诗通过对庐山山峰观察视角的不同，写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自然巧妙，设喻生动，历来脍炙人口。苏轼对于佛理也是有一定认识的，他曾作《阿弥陀佛偈》颂：

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

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

生灭无尽处，则我与佛同

因为有这种缘生缘灭的思想，他对于人生的浮沉、仁途的盛衰便能够坦然面对。“常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正是在这种对世事的证悟中，苏轼与大自然结成知交，餐风饮露，不亦快哉。（图160）

跟寺庙相关的绘画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僧人所作的绘画，另一种是所谓的佛画

有不少僧人自己就是著名的画家，如北宋初的僧巨然，受业于南京开元寺，喜作竖式构图，擅画山水。多于峰峦岭窦之外、林麓之间，作卵石、松柏、疏筠、蔓草等，画中幽溪细路，屈曲萦带，竹篱茅舍，断桥危栈，爽气怡人。（图161）又如清初著名的八大山人，他是当时画坛“四僧”之一，善以简笔写意花鸟画，开一代新风。在其所画山水花鸟各种作品中，以神情奇特的水鸟最为引人注意。（图162）另一位僧人画家石涛擅长兰竹花果，笔意纵恣，功力精湛而又尽脱窠臼。其《苦瓜和尚画语录》，是论画的著作，其主要思想是反对模拟，坚持创造，主张以心中之理想，写天地之万物。（图163）

再说到佛画，关于它的起源，最早有一段传说：释迦牟尼成佛后，一位名叫“给孤独长者”的大富商皈依了他，并专门提供了一座花园给佛居住，园中设施齐全，独缺彩画。他便去请示佛陀意见：“若不彩画，便不端严。佛若许者，我欲装饰。”佛于是同意让他画。后来他又去问佛该画什么，佛说：“于门两颊应作执杖药叉，次旁一面作大神通变；又于一面画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本生事；佛殿门旁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画老宿尊荩苾刍，宣扬法要；于食堂处画持饼药叉；于库门旁画执宝药叉；安水堂处画龙持水瓶着妙璎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经》法式画之，并画少多地狱变；于瞻病堂画如来躬身看病；大小行处画作死尸，形容可畏；若于房应画白骨髑髅。”这就是佛画的最早起源。但是如同雕塑一样，最开始的 61 时候并没有佛本身的画像，因为佛教徒认为佛是不可以用画来形容的。直到公元2世纪印度才开始出现佛的画像。

中国佛画的最早记载是在东汉明帝时。永平求法建白马寺，在寺内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魏书·释老志》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又说：“明帝并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显节陵上。”而较早出名的画师则是三国时东吴的曹不兴，他模仿康僧会从西域带来的样本，绘制五尺长的佛像绢画，令人叹为观止。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画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而且运笔比例适当，可见其才华。据说他曾利用在屏风上误落的墨迹绘成一蝇，孙权见了误以为是真蝇，竟用手去弹，一时传为美谈。到东晋时，卫协声誉尤高，时称画圣，画有七佛图。卫协的弟子顾恺之，在瓦官寺壁画维摩像，因画像神妙而得观者布施百万钱。值得注意的是顾恺之所画的佛像跟印度本土已有不同，据说他画的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画出了维摩诘在病中与人交谈的特殊神态。（图164）又有东晋戴逵“十余岁时于瓦棺寺中画”，代表作《五世佛》与东晋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和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刘宋时有陆探微，梁时有张僧繇。随着佛教美术的不断传入，对于来自印度、犍陀罗和中亚其他各国的外国绘画技法也曾加以不同程度的吸收。如张僧繇采用天竺遗法在建康乘寺门上画出有凹凸感的花朵，因而轰动一时，梁武帝所造佛寺多命其画像。传说他在金陵安乐寺中画四白龙，未点眼睛，众人不解，他便给两只点上了眼睛，霎那间雷电交加，二龙竟破壁飞去，这就是著名的“画龙点睛”的故事。齐时著名佛画家有曹仲达，多画打座入定的印度佛教人物，其画像特定是衣服紧窄，代表人物有《禅定图》，人称“曹衣出水”。当时佛教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都得到了一批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的作用，佛教为充分发挥其“以形象教人”的示范作用，遂不遗余力以绘画为有力的宣传手段。这一时期大规模出现的佛教寺塔、石窟壁画和为数更多的佛教行像、卷轴画，其所画佛、菩萨像以及佛传图、佛本生故事图之类，莫不是为了宣扬佛陀的慈悲为怀、佛法的广大无边。通过栩栩如生的绘画形象，使人们相信世间真有因果轮回，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举“两京外寺观画壁”有上都寺观画壁一百四十余处，东都寺观画壁二十处，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吴道子画就有三十二处，（图165）他在长安、洛阳等地作壁画三百余间，情状各不相同，人称“吴带当风”，后世推其为“画圣”，其在长安菩提寺画的“维摩诘变”，其中舍利弗，有转目视人的传神效果。（图166）吴道子的弟子卢楞伽所作《六尊者像》亦是今存佛画名作之一。（图167）中唐德宗时周昉创作水月观音之体，人称其壁画为神品。（图168）长安光德坊胜光寺塔东南院有周昉的画迹，其佛教画曾成为长期流行的标准，被称为“周家样”。五代时贯休以画罗汉知名，所画罗汉形象夸张，大异常人，被称为“出世间罗汉像”。（图169）五代以前的佛画风格，大多中规中矩，以表现菩萨的庄严静默为目的，故而大多体态娴静、清净慈悲。从唐代开始，佛教绘画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根据佛教仪轨而创建的佛的形象开始充分体现来自世俗人间的现实审美要求，而菩萨天女也便逐渐染上了体态丰腴、容貌端丽的人间情调。这些在保存下来的敦煌画中还可以看出来。据说以高尚闻名于时的道宣和尚曾慨叹过庙中的菩萨居然和妓女一个模样。宋后文人画兴，于是佛教画分为两种流派。其一继承隋唐规矩，不失尺度，如宋李公麟、马和之，明丁云鹏、仇英，清禹之鼎、丁观鹏等；其一则不拘绳墨，以古朴奇谲为高，如宋梁楷，明陈洪绶，清金农、罗聘等。宋后的佛画中仍有不少名作，如赵孟頫的《红衣天竺僧卷》、《无量寿佛图》，丁云鹏的《罗汉图》，丁观鹏的《释迦牟尼佛会图》、《法界源流图卷》等。（图170）

佛画在唐代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潮，宋以后虽继续有发展，但在整体声势上已大不如前。可惜由于会昌法难，唐代的佛画所存已经不多。但敦煌千佛洞仍保存了一些唐代的壁画。其作品虽大多为无名氏所作，但从其风格大致可推出当时的画风。这些壁画的内容，主要是佛 62 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佛经变故事画大都是一些生动的小幅故事画，用连续的图画展示其内容，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故事以连续的场面展开，从左右向中心发展，构思完整，整个画面古朴雄浑，线条粗放，颜色奔放，给人带来一种动感。经变故事中，法华经变和报恩经变都很有特色，（图171）故事内容丰富而富予变化。净土变相则是佛教净土信仰流行的结果，用图画描写西方极乐世界的楼台伎乐、水树花鸟、七宝莲池等美丽景物，以诱引人们尊奉阿弥陀佛，表现了宗教世俗化的浪漫气息。（图172）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统计，莫高窟壁画有492个洞窟，就有270绘有有飞天图像，共计4500之多。最大的飞天每身约2米高，最小的飞天只有5、6厘米。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的石窟艺术。敦煌的飞天从艺术上讲，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是由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在敦煌的壁画上，画师仅以几条顺风飞舞的彩带，就将人物轻盈飘逸之姿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既不借助翅膀，也不需要彩云，就这样凌空飘舞，给整个壁画增添了妩媚活泼的气氛。敦煌飞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天才创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图173）

在繁乱嘈杂的世俗环境中，佛乐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教音乐的发展，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最初的佛教徒对于佛教的宣传，只是停留在译经上。但后来他们渐渐觉得要让人们主动去阅读佛经是非常困难的事，于是便开始主动出击，采取公开宣讲的方法。但如果只是大段大段的经文背诵或教义的阐述，恐怕人们听了就会昏昏欲睡。故而渐渐便有了佛教音乐。佛教称自己有八万四千法门，只要有利于众生，皆是方便，佛教音乐在这方面可谓是具有很大的优势。它既能直接传达佛教的理念，而又通过美好的旋律吸引民众，激发其情感共鸣。譬如古寺晨钟，远远听着，便觉余音绕梁，发人深思。而丛林寺院传出的念佛声，也往往给人带来庄严恬和的感受。在繁乱嘈杂的世俗环境中，佛乐使我们的心灵得到静化，妙音清心，觉悟最美，特别是在禅宗的观念中，追求顿悟的效果，而在佛音的感染下立地成佛的，历代不乏其人。

佛教的音乐大致可分为佛事音乐和以佛教题材为主题的佛教音乐。佛事音乐是在寺庙内部，由僧众操持的，包括僧众平时早晚的唱诵、佛菩萨圣诞时的庆祝活动，以及举办各种法会时所唱的各种曲调。而佛教音乐的范围就比较广了，一般只要以推广佛教为目的的音乐就可以包括在内，甚至还可以涵括一些通俗歌曲。中国佛曲的兴起，是以梵呗为始端的。梵是印度语“梵览摩”的省略，是清净的意思。呗是印度语“呗匿”，意指赞颂或歌咏。印度婆罗门自称为梵天的后代，因此习惯指印度为梵，如古印度文为梵文。所谓梵呗，就是摹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用汉语来演唱佛曲。最早的梵呗是曹魏陈思王曹植制成的鱼山呗，唐代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三十四中记载其：“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其声动心„„乃摹其音，写为梵呗。”。同时制成的梵呗还有吴国支谦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的菩萨连句梵呗，以及康僧会传授的泥洹呗。由于梵呗和汉语的区别，中国的歌赞和印度的呗赞之法当然也有差异。正如慧皎大师所说：“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的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设赞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所以说梵呗的产生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是有裨益的。到了晋代，庐山慧远创立唱导制度，南北朝时涌现出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昙宗、僧辨、道慧、慧璩等。《高僧传》曾记载昙宗“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到了隋代由于中西交流的便利，西域佛教的音乐开始传入中土。唐代佛乐则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一时之间，佛曲大兴，加上俗讲的盛行，庙会的轰动，朝野上下，对佛曲都有些如痴如狂。加之寺院之内，净土宗流行，而净土要求多诵法号，63 以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些都为佛曲的大兴创造了条件。现存的唐代佛教歌赞资料有善导《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依观经等明般舟三味行道往生赞》和法照撰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这些赞文都是五言或七言句，间用三、四三言句。晚唐少康则另辟蹊径，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佛曲。敦煌经卷所载唐代佛曲有《悉昙颂》、《五更转》、《十二时》等调，但具体使用情况已不可考。

唐代的佛教俗讲如前面所言，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的众多寺院，实际上成了社会的主要娱乐场所。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述唐代长安的娱乐场所有歌场、变场、道场和戏场。道场本应是高僧大德聚会讲道的场所，但实际情况却沦为声色交杂之地。唐代戏场也多集于寺庙，钱易《南部新书》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龙(寺)。其次荐福(寺)、永寿(寺)。尼讲盛有保唐(寺)，名德聚于安国(寺)，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寺)。”这些都是当时著名的寺庙。在这种情况下，佛教音乐得到大的发展，也是理所当然的。

宋元以后，佛教音乐因为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日趋通俗化，当时的寺庙继承了唐代的特征，仍然十分开放。宋代说话技艺的演出场所之一就是寺庙。开封相国寺是当时演出最为繁盛的地方，至今仍保留了不少古代的佛典痕迹。如在音乐典籍中只有曲名未见乐谱的《驻云飞》，在相国寺乐谱中可找到，其结构极似隋唐的大曲。（图174）还有其他的一些乐曲也有不少唐宋大曲或法曲的特点。另外，从曲名和曲谱中也保存有不少词曲音乐的踪迹，如菩萨蛮、浪淘沙、望江南、水龙吟、山坡羊、醉太平等。相国寺音乐集中州佛曲、词曲和民间音乐的大成，是音乐宝库中灿烂的明珠。此外，继唐代俗讲而起的宝卷，在宋时盛极一时并一直绵延到明清，影响了近世多种戏曲及曲艺音乐。在民间的戏曲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佛曲跟民间音乐的融合，佛教法器在明清众多地方戏中经常使用，包括《一封书》、《楚江秋》、《山坡羊》、《皂罗袍》等时曲，这些都是佛曲深入民间，成为市民娱乐生活重要内容的生动例证。这一时期的佛曲跟唐代相比，表面上是大大衰微了，但实际上佛教音乐仍然很盛行，只不过佛曲的歌唱更多地被化为故事性的唱诵，并且跟通俗音乐逐渐结合起来。从总体上说，佛教音乐柔而不弱，清而不躁，对于陶冶身心、愉悦精神都能起到重要的功用，对于宣扬佛法也是大有助益的。

中国佛教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景德传灯录》卷十二睦州道明章下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秀才访师，称会二十四家书。师以柱杖空中点一点‘会么？’”秀才罔措。师曰：“又道会二十四家书，永字八法也不识。”

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禅门公案。主人公道明禅师是唐代高僧，住睦州龙兴寺，人称陈尊宿或陈蒲鞋。这位秀才号称能写二十四家书，但他学习的其实只是形式上的东西，真正的书法精华，或者更直接地说，实际上是禅的精华，他并不曾领会。而在道明禅师看来，如果不能理解宇宙间的根本大法，以佛性入书，则无论对二十四家的书体如何熟悉，也是不可能有大成就的。道明在空中的随意一点，绝不是指习书者熟悉的那个“永字八法”，而是佛家的心法。由此我们可以悟出佛教与书法的关系。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由于印刷术尚未发明，人们只得靠手抄佛经来弘扬佛法，这就使佛教与中国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书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历来是修心养性的绝佳艺术，而其与佛所倡导的境界也有相符之处，故而佛教对书法一直都很重视。《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中说到，“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僧众抄写《佛经》，本来就需要净心屏气，专心致志，而这对于书法的提高，却是大有助益的，（图175）所以历代以来，有不少高僧也兼为著名书法家。如高僧智永为王義之七世孙，著名的“永州八法”的发明者。智永善书，颇有家法。他曾将 64 王羲之作为传家之宝的《兰亭序》，带到云门寺保存，云门寺有书阁，智永禅师居阁上临书20年。后于阁上临得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一时求书者纷至沓来，门槛都被踏烂了，只好换成铁的，人称铁门槛。其“千字文”用一千个不同的字书写而成，奠定了后世草书的笔法规范，历代大家临摹者不计其数。（图176）又如唐代书僧怀仁，曾书《三藏圣教序》，碑文集自義之真迹，苦心经营达二十四年，最终集成此碑。此书点画纵横，结构完整，天衣无缝，充分体现了王书的特点和意味，给人以温润和谐之感。再如唐代的怀素禅师，擅长草书，生性疏放，不拘细行。时人称之醉僧。据唐人陆羽《怀素传》所载：怀素“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相传他为练字种了一万多棵芭蕉，用蕉叶代纸、勤学精研，曾署其屋曰“绿天庵”。后来芭蕉树的叶子竟被他用光了，用过的叶子堆满了整个房间。他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写至再三，盘板都穿，秃笔成冢，终于得草圣三味，“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怀素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其《自叙贴》、《苦贴》为书法中的瑰宝。（图177）李白很佩服他的字，其《草书歌行》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由于寺院僧侣中书法家很多，故而社会名流往往纷涌而至，与其交游往来，历代文人墨客因此而对佛法耳濡目染，写下与佛教相关的经典或碑文书贴。如王義之曾书《遗教经》、柳公权曾书《心经》、《金刚经》（图178），苏轼更写有《心经》、《华严经》等十余种，再如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黄庭坚、赵子昂、米芾等，均有跟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行世。（图179）至于撰写碑文、题记者，历代更是不胜枚举，而留下的经典作品也不计其数。如佛教祖庭白马寺，山门内东侧有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字体工正秀丽；再如唐代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原碑在长安终南山佛寺，全称为《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此碑书法平正清穆，笔清意长，于雄健中富含深雅之韵，堪称“欧体”的杰构。又如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底层，嵌置着唐代诸遂良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字里行间，温润生焉，如美人婵娟，增华绰约；再如山西龙兴寺有一以大篆而称誉全国的《碧落碑》。文为篆体，共21行，每行32字，除去空阙，实有630个字。碑文的用字和结体，杂取钟鼎、古籀、兼及小篆等文，在前代诸家古体书法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创造，整体风格舒畅秀逸，为历来金石书法家所珍视。关于这块碑文，还有个动人的传说。此碑本为唐代的几位王子为其亡母祈福所立，碑成之日，尚缺碑文，恰巧有两位道士前来请求刻之，二人拿到碑文后，便关门封户，闭目静坐，一连三日，昼夜不出。众人觉得好生奇怪，便一起开门看看动静。不料房中空空如也，唯有一对仙鹤在翩然起舞，而碑文却已刻成，且似鬼斧神工，宛然在目。因此事甚奇，此碑甚妙，不少书法名流慕而观之。当时著名书法家李阳冰见了此碑后，爱不释手，徘徊数日，反复研习，但终于未能琢磨出门道来，最后无名火起，竟以槌击碑，羞愧而去。碑上有一块残缺，相传就是李阳冰的槌痕。

除了碑刻之外，有许多书法作品或书于寺院匾额之上，或题于廊柱之间，或藏于经阁之内，寺院赫然成为中国古代书法的一大圣地。如四川峨眉山报国寺为峨眉山进山的门户，其山门“报国寺”匾额为乾隆皇帝手写；而其七佛殿内，藏有宋代文豪、书法家黄庭坚的四幅《七佛偈》木刻条文真迹；藏经楼内更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写的《兰亭集序》大条幅及郑板桥、康有为、张大千、徐悲鸿等名家墨迹。（图180）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用毛笔写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即使是佛教徒，也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汲汲于抄写佛经。但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如果能适当抽出一点时间来浏览名山古刹，感染佛法的澄澈无边，观赏古代名书家的轻逸之气，其中所蕴含的精神追求，或者仍是值得肯定的吧。而当我们学书问禅，与高僧墨客展开精神交游之际，恍然神与佛交，飘飘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心寂如烟，渺渺不知所归，这种游心骋目，物我两忘的情怀，又岂是凡夫俗子所能领会。（图181）

第五篇：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涌现出来的儒家学说，因为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自从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作为封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历史主导地位，与封建专制思想并行绵延流长。不可否认，儒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儒学思想在后世的文化发展中一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受它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在追求统一的形式化过程中逐步僵化，经济上的自洽满足沦为了贫穷愚昧，文化上的皓首穷经变成了思想桎梏。虽然对儒学思想的反思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未中断，然而，由于极力维护旧传统的保守势力阻扰，儒学从来没有受到全面解构，以至于它仍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现今还有人设想用儒学的保守意识形态对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进行评判。孔子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吸取其中合理的成分，当在情理之中。只是“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似乎不能笼统而论。“影响”有正面负面之分，此处认定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却只字不提负面影响。比如，孔子以及儒家的思想作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于那些要维护正统的人(例如皇帝)来说，确实就像命根子。至于平民百姓，却如李贽所言，只是“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育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千年一律”，方才“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概就有一扫这种专制与愚昧的考虑。如今把孔子思想当作“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去继承弘扬，却是意欲何为？新儒学思想对当时中国有何影响:“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民主与领袖》)。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明清以来“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