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介绍

第一篇：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介绍

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介绍

同学们你们的任务就是抄这九个人的名字，记住哪些是自由派，哪些是保守派！首席大法官

小约翰-罗伯茨（John G.Roberts, Jr）（2005——）约翰·罗伯茨（John G.Roberts Jr），2005年9月，由布什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通过，罗伯茨就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17任首席大法官。他也是美国两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

约翰·罗伯茨（John G.Roberts Jr）1955年生于纽约州水牛城，在印第安纳州长大。父亲是一家铁厂的小职员，家中共有4个孩子，童年时家境拮据。1971年罗伯茨考入哈佛大学，但在校成绩优异，曾担任《哈佛法律评论》的执行总编。1976年，罗伯茨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哈佛法学院毕业，1979年，罗伯茨在哈佛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成为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的助手，随后进入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成为白宫最著名的法律顾问；2003年5月，罗伯茨宣誓就任联邦上诉法院哥伦比亚地区（华盛顿特区）法官，这个法庭被称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摇篮。罗伯茨任职期间，曾向最高法院递交过39个案件，其中25件胜诉。由于业绩出色，罗伯茨备受业界和客户追捧，被称为“美国最出色的上诉律师”。罗伯茨曾多年在白宫、司法系统工作。在里根政府中，罗伯茨担任总统助理顾问职务，同时兼司法部长特别助理。1989年至1993年，老布什当政期间，罗伯茨担任司法部副部长，作为政府的仅次于司法部长的最高检察官，在最高法院中为政府的立场辩护。罗伯茨持强硬的保守立场，其中一个观点就是反对堕胎。

大法官（Associate Justices or Justices）: 1:安东尼亚-斯卡利亚(Antonia Scalia)（1986——）

安东尼亚-斯卡利亚生于1936年3月11日，是美国法学家。有名的保守派，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自1986年起担任此职，是目前服务时间最长和最资深的大法官。其父为西西里移民，其母也是意大利裔美国人，曾就读于于纽约市天主教附属学校，之后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乔治敦大学，1957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赴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参与颇负声望的《法律评论》编辑工作。1960年毕业，1961-1967年于克利夫兰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1967-1974年在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部任教，1974-1977年任职于美国司法部，1977年他回到学术界，专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1986年被罗纳德·里根任命为大法官，接替升任首席大法官的威廉·伦奎斯特。斯卡利亚被普遍认为是最高法院最保守的大法官，反对实践主义司法，支持约束主义司法，他以比较严谨的态度解释国会制定的法律，以比较宽的态度解释州和地方的法律（除非后者与联邦法律或保守的宪政原则相违背）

2:安东尼-肯尼迪(Antony M.Kennedy)（1988——）

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出生于1936年的加州山克拉门都。他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并获得法律学位，之后他开始在加州的旧金山及山克拉门都实习，并于1975年被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审判庭法官。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提名肯尼迪(Kennedy)为最高法院法官，且他在1988年正式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自桑德拉·戴·奥康纳退休后，肯尼迪常被认为是最高法院中唯一的摇摆票，在很多投票5:4的案件中处于关键地位。他立场倾向中间偏右。

3.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1991——）

克拉伦斯·托马斯，美国法学家。自1991年以来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最高法院继瑟古德·马歇尔后第二位黑人法官，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之一。

托马斯出身贫寒，靠曾是黑奴后代的外祖父抚养长大。他的学业是从神学院开始的。加入耶稣会教团之后，他创建了黑人学生工会并支持黑豹党。耶鲁大学毕业后，历任密苏里州助理检察长（1974～1977）、孟山都公司的律师（1977～1979）、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丹福思的法律助理（1979～1981）、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任联邦教育部副部长（1981～1982），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1982～1990）。1990年老布什总统任命其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后提名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以接替瑟古德·马歇尔。于1991年对托马斯的大法官批准国会听证会上，曾是他于EEOC助理的安妮塔·希尔（法律教授，生于1956年）指托马斯曾对她性骚扰，引起轩然大波，事实上安妮塔·希尔的行为纯属诬陷，在后来的参议院中以52比48票微小差距通过了托马斯的任命。在最高法院中，托马斯一直较少露面，但他的投票和决定显示出强烈的保守主义。明确反对流产，支持对不满18岁者的死刑。他拒绝大部分的平等权利法案，认可在战争期间，总统拥有更大的实权，允许宗教组织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没有其他的大法官能够像他那样，把美国特色的怀疑主义精神用到所谓精英（无论是媒体，学术界或者是华府的富有的游说议员）鼓吹的社会工程计划之上，同时他尊重个体的自我依靠精神和选择自由价值，并把这些价值观念带入了最高法院。托马斯大法官持有不同观点，他引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说法，“如果黑人不能靠自己的双腿直立，那就让他摔倒吧，我要求的只不过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靠自己的双腿站起来，别去管他！托马斯大法官评论道：”如道格拉斯所言，我相信无需大学入学管理者的操心，黑人照样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过好美国人的生活。在1995的种族案子上，托马斯大法官毫不苛责的解释，为什么他认为政府使用种族登记是错误的。各类种族定额以及种族优待的政策都是直接违背独立宣言承诺的，所谓“人人都是受造平等的“原则。平权法案实质上是“种族主义的（家长）专制“，它造成的意外后果可能就和其他形式的歧视一样有害，是危险的。托马斯大法官以他自身的经历来论述，他说：“所谓’善意’的区别对待就是向众人兜售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长期患有明显不可治愈的障碍的人士，如果得不到政府的”特殊”关照，他们无法和其他人一起竞争生存。”他辩驳道：“这类政策等于给这些少数人群贴上了次等人的标签，很有可能把他们惯出一些凡事依赖的陋习，或者，养成所谓”受到特殊待遇-理所当然”的人生态度。托马斯大法官曾誓言决不作和事老或者墙头草，（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却乐此不彼），因此他在意见书中，突出的强调了原本用来帮助某些人的所谓最新的社会学说，有时候是怎样损害到他们的利益的。正是因为他尊重底层民众的民主，而且比别人更了解贫困的含义，所以他表示强烈反对1999年最高法院决定取消一条禁止闲逛的地方法律。该项禁令是为了减少贫民区的黑社会活动。“法院没有充分的考虑到黑社会的猖獗所带来的恐怖，这使得我们最穷、最可怜的市民每天生活在他们的阴影当中，如同囚犯一样，只好呆在自己的家里。”

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功绩的仰慕者（这两位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亲身经历过贫困生活、落后的教育以及糟糕的治安，这使得他支持由下至上，分散（反集中的）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他拒绝在司法上大范围的执行所谓（政府）提供校车服务，强制加税的一些反种族隔离法令。作为一个在种族隔离学校毕业的学生。托马斯大法官说道：“这简直太让我太意外了，法院怎么这样乐于假定社会上普遍认为黑人应该是次等人。”对托马斯大法官来说，美国政府的指令和控制的政策并没有使得那些最穷的人过得好一点，相反，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他们只会压制新思维。对于改善教育的问题，托马斯大法官认为宪法没有规定只对州和市的政府准入，也包括了允许宗教团体来参与尝试。2002年托马斯大法官赞同所谓学券制，他再次引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说法，教育意味着解放，意味着光明和自由，意味着提升一个人的灵魂到真理荣光当中，这真理之光可以使人得到自由。托马斯大法官接着说出了令人失望的现状：“如今，很多市内的公立学校却拒绝给都市少数族裔的学生于自由。”“当普世实现公共教育的浪漫想法引起那些反对学券制的人共鸣的时候“，托马斯大法官说：” 在贫民区的穷困家庭却只希望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对现在的孩子而言，在我们这样的高科技和先进的社会，他们将来好用的上。

4.露丝-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1993——）

露丝-金斯伯格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1993），195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曾当法学教师和妇女权益律师，1980年被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巡回审判区法官，1993年由克林顿总统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系最高法院内富有争议的自由派法官之一，坚决主张妇女有堕胎的权利。

1933年3月15日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贫困的犹太人、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聚居区中的一个工人家庭，父母是内森·巴德和西莉亚·阿姆斯特·巴德。金斯伯格是家中的次女，但其唯一的姐姐早夭，后来就成为了独女。金斯伯格的母亲从小给她灌输自我努力的价值和重视良好教育的理念，在母亲的熏陶下，金斯伯格在学校学习非常勤奋，成绩优异。据她的同学回忆，她非常好胜，有时甚至到了讨人嫌的程度。在她高中毕业典礼的前一天，金斯伯格的母亲因癌症去世。虽然母亲给她留下了足以支付大学学费的遗产，但金斯伯格自己争取到了足够的奖学金，而将绝大部分遗产留给了她的父亲。高中毕业后，金斯伯格进入了康奈尔大学。在那里她结识了马丁·金斯伯格，即她后来的丈夫。金斯伯格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康奈尔毕业后，与马丁·金斯伯格结婚，并随被征召入伍的马丁·金斯伯格迁居到他的服役地，俄克拉荷马州的Still要塞。两年后马丁·金斯伯格退役，夫妇二人均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当时，哈佛法学院的500多名学生，包括金斯伯格在内仅有9名女生。教职员普遍对女学生持歧视态度。然而金斯伯格战胜了种种歧视，成绩优秀，还担当了法律评论编辑。在美国大学的法学院，只有最出色的学生们才能担任法律评论编辑。后来马丁·金斯伯格罹患了睾丸癌，金斯伯格一边继续学业，一边照顾患病的丈夫和尚未到学龄的女儿。幸而马丁后来成功战胜了癌症并顺利毕业。马丁毕业后加入了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金斯伯格随他来到纽约，转学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哥大，金斯伯格再次获得了法律评论编辑的位置，这使她成为第一位在两大名校都赢得这项荣誉的女性。转入哥大一年后，1959年，金斯伯格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

1959年毕业后的金斯伯格虽然有律师资格，但由于育有幼儿，没有律师事务所雇用她。于是她到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为Edmund L.Palmieri法官做了两年法律秘书。随后金斯伯格把精力集中在学术研究上。她先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做研究员，后于1963年转入Rutgers大学法学院任法学教授直至1972年。在这段时间内金斯伯格参加了很多推进女权主义的工作。在Rutgers大学，她参加了为新泽西州学校教师争取产假的斗争。1970年，她与其他人共同创办了《女权法律报》（Women's Right LawReporter），这是全美第一份关于妇女权益问题的专门法律杂志[2]。她还开始积极参与美国民权联盟(ACLU)的活动。1972年，金斯伯格成为第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同年，她还成为了ACLU女权计划(Women's Rights Project)的第一任理事长(director)。金斯伯格继续崭露头角，她加入了全美法律界不同团体中的许多重要的委员会。在这段时间内，她的身影开始出现在美国最高司法殿堂——最高法院。她一共在美国最高法院辩护了6宗争取女权的案件，包括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里德诉里德案(Reed v.Reed 404 U.S.71(1971))[3]，这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推及到妇女权益保障的案例。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作为访问学者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1981年，金斯伯格被当时的总统吉米·卡特提名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此后她在这个位置了工作了13年。

1993年，美国最高法院怀特大法官(ByronR.White)退休，最高法院出现了空缺。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女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向克林顿举荐金斯伯格。参议员以96票对3票通过了金斯伯格的确认。1993年8月10日，金丝伯格宣誓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第一位犹太人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1]。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光谱上，金斯伯格与斯蒂文斯、布雷耶等法官一样认为是自由派。不过她对其他保守派法官投赞成票时也从不犹豫。和其他大法官不同，金斯伯格乐于向公众演讲，用雄辩的语言和满腔的投入感来宣扬自己的女权理念。

金斯伯格1999年被查出患有结肠癌，接受手术、放疗和化疗，但从未因治疗停工过一天。2009年，她又被查出患有胰腺癌，在纽约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接受手术，留院观察10天后，她回到工作岗位，同样没有错过一次庭审[4]。金斯伯格曾于2005年访华，会见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5]，并赴北大法学院演讲[6]。

5.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1994——）

斯蒂芬-布雷耶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并获得法律学位，他曾任职于政府部门及学术界，并从1980年至1990年担任联邦上诉法院第一巡回审判庭法官，且于1990年至1994年晋升为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提名布雷耶(Breyer)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且他在1994年正式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被认为是最高法院的自由派。1994年出任大法官的布雷耶，正是上述“美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也是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案参与裁决的大法官之一。不过，当年他投的是反对票，而他所在的自由派阵营，以4∶5的微弱劣势输给大法官中的保守派，未能阻止布什胜诉。至今，布雷耶仍然觉得遗憾，他将该次判决称为美国最高法院的一次“自残”。

布雷耶在中国法学界很知名，与他的几部著作在中国相继出版、颇受欢迎有关，其中包括法律出版社日前出版的《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有此，今年来布雷耶家中两次遇贼，也成了中国网络上的热门花絮。我们采访前提及此事，布雷耶承认确有此事。“你们知道，我很勇敢的。”布雷耶风趣地说，当时他对着那个手拿大砍刀的劫匪大声呵道：“拿去，给你钱！”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私人时间内是没有保镖的，近年来大法官遇劫的新闻并不鲜见。布雷耶戏称，“他（劫犯）不知道我是大法官，不然他可能就要更多的钱了。”布雷耶告诉财新记者，大家会以为大法官很有钱，“其实，在美国，我们法官的收入并不高。”

1993年春天，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拜伦·怀特（Byron White）主动宣布退休，大法官席位出现空缺。布雷耶进入总统克林顿的提名视野，受约前往华盛顿面谈。不巧，布雷耶骑自行车郊游遭遇车祸，被撞断肋骨。与克林顿会面时，他伤痛未退，喘气都略有困难，根本无法认真交流。会面后，克林顿放弃了提名布雷耶，他对幕僚们称：“我想要一个有灵性的大法官。“ 当年，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经克林顿提名并最终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大法官宣誓就职仪式上，布雷耶主动前来参加，并微笑着观看典礼，这个细节让克林顿十分感动，认为布雷耶是一个“内心豁达的人”。1994年4月，另一时任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宣布退休，布雷耶再次被举荐。这一次，举荐者先寄了一盘录影带给克林顿，内容是布雷耶接受一群俄罗斯法官来访时发表的机智诙谐的演讲。这次，布雷耶获得了克林顿的提名。当年6月29日，美国参议院以87票对9票批准他就任大法官。宣誓就职前，布雷耶调侃称：“还好这次没有从自行车上掉下来。” 担任大法官18年来，布雷耶被视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人缘最好的大法官，即便是观点相异的保守派大法官，也同他交情不错。2007年出版的知名畅销书《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The Nine: Inside theSecret World of the Supreme Court）中，布雷耶被描绘为“长袖善舞”，但这不是贬义词，而是形容他的灵活与务实。

布雷耶的思想开放，注重解决现实问题，不拘泥于传统的法律教条和死板的司法观点。作为一个自由派的大法官，他并不像诸多著名先辈那样，热衷于通过重要案件的判决，推动社会变革。在他看来，许多事应该交给人民用选票选出的国会议员来操心，法院最好不要越俎代庖。根据葛维宝教授统计，1994年到2005年，美国最高法院动用司法审查权，推翻国会立法的判决中，布雷耶只在28%的案子中投了赞成票，是最不情愿推翻国会立法的大法官。布雷耶成为大法官之后，他仍然坚持研究和写作，有不少著述问世。其最新著作《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由中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何帆译成中文。

何帆称，翻译布雷耶的书“是一个充满愉悦、挑战和启发的过程”。他认为，中美两国的最高法院存在很大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布雷耶的观点对思考“中国问题”的启发。2012年，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访问清华大学，作题为《美国政府体系中的最高法院（TheSupreme Court in the American System of Government）》主题演讲。

6.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Alito, Jr)（2006——）

塞缪尔·安东尼·阿利托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2006年1月31日被乔治·沃克·布什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及耶鲁大学法学院，1990年被老布什任命为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他是第110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退休的桑德拉·戴·奥康纳。他被认为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

7.索妮娅-索托马约尔(Sonia M.Sotomayor)（2009—）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出生在纽约贫民区，父母来自波多黎各。她于1976年至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求学，1979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92年，她担任纽约南区法院法官，并在1998年担任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至今。

40多年前，一名纽约贫民窟女童梦想将来成为法官；如今，这名拉美裔女子叩响了美国最高法院殿堂之门。当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在2009年5月26日获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提名、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拉美裔最高法院法官时，这不仅是美国4000多万拉美裔的荣耀时刻，也是一名寒门女子个人奋斗的最佳注脚。

8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68票赞成、3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联邦上诉法院女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提名通过后说，他相信索托马约尔能胜任这一职务。8月8日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宣誓就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接替6月退休的法官戴维·苏特，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拉美裔最高法院法官。

分析人士认为，除在法律界拥有声望外，索托马约尔作为女性、少数族裔和政治上中间偏左等特点也是她获得提名的重要原因。索托马约尔的政治立场与她将要接替的苏特相近，因此不会改变最高法院内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比例，因而也不太可能使该法院的判决倾向发生变化。

奥巴马在公布提名人选时说，他期待现年54岁的索托马约尔不仅给最高法院带来多年法律生涯积累的经验和知识，还带来多彩人生旅程中汲取的智慧。索托马约尔的父母来自美国海外领地波多黎各。她出生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一个政府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住宅区内。索托马约尔9岁那年，父亲去世，抛下两个孩子。她的母亲在一家戒毒诊所当护士，靠微薄薪水养活一家三口。索托马约尔后来回忆说，母亲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设法把她和弟弟送进一所教会学校，还买下了社区内仅有的一套百科全书。小时候，索托马约尔最爱看系列侦探剧《南希·德鲁》，渴望长大以后成为像剧中少女神探那样的警探。不过，8岁时，她被诊断患有儿童糖尿病，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医生劝她打消当警察的念头。不久，她把对南希的崇拜转移到另一系列法制剧《佩里·梅森》上面，发誓将来要当法官。“我发现，法官是那间屋子里最重要的角色，”索托马约尔1998年获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后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从布朗克斯区的天主教会高中毕业后，索托马约尔考入名校普林斯顿大学，迈出改变人生的重要一步。她后来回忆说，从布朗克斯踏进普林斯顿校园，她当时感觉自己“降落在异国他乡”。头一年，她甚至不敢在课堂上举手提问，“我又胆小，又别扭，不敢提出问题”。不过，4年后，索托马约尔以当届普林斯顿大学“最优等生”的荣誉毕业。1979年，她取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求学耶鲁期间，她还担任《耶鲁法律杂志》月刊编辑。即便如此，索托马约尔总觉得与所处环境格格不入。“尽管我在普林斯顿、（耶鲁）法学院待过多年，干过各种法律工作，但还是不能完全融入我所在的圈子，我总是在考虑自己合不合拍。”索托马约尔在耶鲁的大学同学罗伯特·克洛瑙夫证实了她的这种角色挣扎感。他说，在上世纪70年代的语境中，一个带有波多黎各口音的女子可能面临双重歧视。克洛瑙夫说，两人讨论过索托马约尔那种出身背景者的困境，索托马约尔使他明白，“即便他们是耶鲁学生，也不得不去克服重重障碍”。从耶鲁毕业后，索托马约尔一度进入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同时接手一些私人法律事务。1992年，她迎来人生另一重大转机。当时，纽约州出身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与同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达成一项交易，由两人分享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人选推举权。索托马约尔获莫伊尼汉推举，并得到时任总统乔治·H·W·布什提名。

1995年，索托马约尔因一桩案子的判决成为全国名人。那一年，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因球员罢赛一度濒临瓦解，球员和球队老板最终把官司打到联邦地区法院。作为主审法官，索托马约尔做出有利于球员的判决，敦促球队老板与球员们达成新的劳动协议，从而挽救了美国职业棒球业。

索托马约尔本人是狂热的棒球迷。这一判决下来后，美国棒球界和部分媒体对索托马约尔充满溢美之词，甚至称她是职业棒球历史上最辉煌的名人。索托马约尔则借用棒球术语描绘了这一关键判决。“当你看到外场手后退到场边跳起时，这一刻时间暂时凝固了，你得最终判断出这是一记本垒打、二垒安打、一垒安打或是出界。” “棒球判决”令索托马约尔声名鹊起，在纽约联邦地区法院80多名法官中脱颖而出。1997年，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提名她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然而，这一提名遭到共和党人顽强阻击。他们担心，一旦索托马约尔成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她的拉美裔背景将使她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有力候选人。

经过一年多争斗，索托马约尔的提名最终于1998年获参议院通过，成为设在纽约市的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踏上通往最高法院的最重要一块跳板。

8.埃琳娜-凯根(Elena Kagan)（2010——）

2010.8.6 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为埃琳娜.凯根进入最高法院在东厅举行庆祝晚宴之前，于总统办公室签署委任状。

艾琳娜·卡根现年50岁，1960年出生于纽约，1977年毕业于著名的亨特高中，1981年获得普林斯頓大学历史学士学位，1983年获得牛津大学哲学碩士学位，1986年成為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从哈佛毕业后，卡根曾在华盛顿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兩年，这是她仅有的个人法律从业经验。之后，卡根前往芝加哥大学教授法学。1999年，卡根被提名上诉法院法官，但未当选。她后來担任大法官馬歇尔的秘书，当過参议院工作人员、白宮律師和克林頓政府的国内政策助理。卡根在克林頓执政时期就因在政策顾问们之間消弭了分歧而贏得了美名。之后，卡根在哈佛大学任职，成为该校著名的法学教授。2003年，布什当政期间，卡根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是首位女性但任此职位。而在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長6年期间，她让保守派的学者们也能夠在这個左翼领先的校园中。

怎样翻译塞林格「I think love is a touch and yet not a touch」？

文艺青年们很推崇的一段话：

Loving you is the important thing, Miss Lester.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think love is sex and marriage and six o’clock-kisses and children, and perhaps it is, Miss Lester.But do you know what I think? I think love is a touch and yet not a touch —— J.D.Sailinger

网上译作《破碎故事之心》的这个短篇并没有在任何国内出版的小说集里找到，写得很美。上面那一句是点睛之笔。

这句话，下面的两种翻译最为常见：

爱情是含情脉脉但是又羞涩难当。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

但如此翻译是否妥当，一些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小屋住不下：

文章标题建议译为“碎故事的心”原文标题是个文字游戏，调换语序后就是The Story of a Broken Heart.译文应该反映这一点，调换语序后是“心碎的故事”

“爱情是含情脉脉但是又羞涩难当”，情感是对的，但没有把touch这个词的隽永含义翻出来。

Horgenschlag的确是含情脉脉的，也是十分羞涩的——羞涩到在公交车上看着自己心仪的女孩儿微微张着嘴，却不敢上去搭话。

touch，接触，触动。

既有身体上的接触，也有保持联系、深入沟通，最后发展到心灵层面的全面接触、了解、抚摸。

从最初的羞涩到最终的渴望，这些都可以浓缩在touch这个词里面。但身体上的不敢触碰，哪怕是一个指尖，才是这段情愫那么简单又那么动人的开始。“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touch的含义翻出来了，但“收回手”是不妥的。这封信是作者假设Horgenschlag在监狱里写的信，那个时候他已经抢到了Lester的钱包，他已经碰到了Lester。

“若即若离”以及类似的翻译大概都是没看原文就翻的，情感完全不对。重点不是“若即若离”，而是害羞。男人“钓”女人，人“勾”男人，都可以装成漫不经心，“若即若离”，而这不是Horgenschlag想说的。

翻译得过雅更不妥。Horgenschlag只是个油漆工帮手，用词非常口语化。你让这么一个人在信里写文言，非常假。

综上，结合原文，把这句话出现的段落翻译如下：

爱你是件顶重要的事，莱斯特小姐。有人觉得爱是跟她做爱，跟她结婚，每天早上六点钟亲吻她的嘴，跟她生个孩子。莱斯特小姐，这些话也许都没错，可你知道我怎么看这事？我说，爱是只敢轻轻触到你，却又想要那么多。

林也朔：

爱你，是件重要的事。有些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是六点钟的吻和孩子；或许的确如此，莱斯特小姐。但你可知我怎想？我认为爱是轻轻触碰却又渴望所有。

mu peng：

爱是心已动，手未碰。

还有一种翻译特别有味道——

羽田中山：

我想，爱她就送她一部iPod touch吧，而不是在她身上摸来摸去。

资料整理自[知乎] 2013年美国出了一部纪录片就叫《塞林格》，纪录片通过采访塞林格的同事和朋友等圈子成员，试图去展现塞林格的童年、工作方法、婚姻等私人世界，但实际上并未挖掘到什么深刻的内容。也因众多评价和各种被消费手段有了“珍爱生命，放过塞林格”的说法。这么说来作家群体里要放过的人可能有点多，从三毛、萧红、张爱玲、林徽因，到杜拉斯、伍尔夫、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辛波斯卡、苏珊·桑塔格„„这些被消费过度的人„„没错，他们一直都是书店里的畅销作家。

我的阅读时光：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What can I hold you with?

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给你我已死去的祖辈，后人们用大理石祭奠的先魂：我父亲的父亲，阵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境，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死的时候蓄着胡子，尸体被士兵们用牛皮裹起；我母亲的祖父——那年才二十四岁——在秘鲁率领三百人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亡魂。

我给你我的书中所能蕴含的一切悟力，以及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和幽默。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

我给你关于你生命的诠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的真实而惊人的存在。

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

What can I hold you with? I offer you lean streets, desperate sunsets, the moon of the jagged suburbs.I offer you the bitterness of a man who has looked long and long at the lonely moon.I offer you my ancestors, my dead men, the ghosts that living men have honoured in bronze: my father's father killed in the frontier of Buenos Aires, two bullets through his lungs, bearded and dead, wrapped by his soldiers in the hide of a cow;my mother's grandfather--just twentyfour--heading a charge of three hundred men in Peru, now ghosts on vanished horses.I offer you whatever insight my books may hold, whatever manliness or humour my life.I offer you the loyalty of a man who has never been loyal.I offer you that kernel of myself that I have saved, somehow--the central heart that deals not in words, traffics not with dreams, and is untouched by time, by joy, by adversities.I offer you the memory of a yellow rose seen at sunset, years before you were born.I offer you explanations of yourself, theories about yourself, authentic and surprising news of yourself.I can give you my loneliness, my darkness, the hunger of my heart;I am trying to bribe you with uncertainty, with danger, with defeat.-Jorge Luis Borges(1934)但是你没有

《但是你没有》的作者是一位普通的美国妇女，她的丈夫在女儿4岁时应征入伍去了越南战场，从此她便和女儿相依为命。后来，她的丈夫、孩子的爸爸不幸阵亡。她终身守寡，直至年老病逝。她的女儿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母亲当年写给父亲的这首诗，题目就是《但是你没有》。

Remember the day I borrowed your brand

new car and dented it?

I thought you'd kill me, but you didn't。

And remember the time I dragged you to the beach, and you said it would rain, and it did?

I thought you'd say, “I told you so.” But you didn't。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I flirted with all

the guys to make you jealous, and you were?

I thought you'd leave, but you didn't。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I spilled strawberry pie

all over your car rug?

I thought you'd hit me, but you didn't。

And remember the time I forgot to tell you the dance

was formal and you showed up in jeans?

I thought you'd drop me, but you didn't。

Yes, there were lots of things you didn't do。

But you put up with me, and loved me, and protected me。

There were lots of things I wanted to make up to you

when you returned from Vietnam。

But you didn't。

记得那天，我借用你的新车，我撞凹了它 我以为你一定会杀了我的 但是你没有

记得那天，我在你的新地毯上吐了满地的草莓饼 我以为你一定会厌恶我的 但是你没有

记得那天，我拖你去海滩，而它真如你所说的下了雨 我以为你会说“我告诉过你” 但是你没有

记得那天，我和所有的男人调情好让你嫉妒，而你真的嫉妒了 我以为你一定会离开我 但是你没有

记得那天，我忘了告诉你那个舞会是要穿礼服的，而你却穿了牛仔裤 我以为你一定要抛弃我了 但是你没有

是的，有许多的事你都没有做，而你容忍我钟爱我保护我 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我要回报你，等你从越南回来 但是你没有

我的阅读时光：你不是别人

最近很迷博尔赫斯的诗歌： 你不是别人

你怯懦地祈助的

别人的著作救不了你

你不是别人，此刻你正身处

自己的脚步编织起的迷宫的中心之地 耶稣或者苏格拉底 所经历的磨难救不了你

就连日暮时分在花园里圆寂的 佛法无边的悉达多也于你无益 你手写的文字，口出的言辞 都像尘埃一般一文不值 命运之神没有怜悯之心 上帝的长夜没有尽期

你的肉体只是时光，不停流逝的时光 你不过是每一个孤独的瞬息

英文版

The writings left behind by those whom Your fears implore won’t have to save you;You are not the others and you see yourself Now at the center of the labyrinth woven By your own steps.The agonies of Jesus or Socrates will not save you, nor will the Strength of Golden Siddhartha who, At the end of the day, accepted death In the garden.The word written By your hand or the verb spoken By your lips, these too are dust.Fate has no pity, And God’s night is infinite.Your matter is time, ceaseless Time.You are each solitary moment.里尔克《秋日》

在这春光里，突然莫名地想起了秋的景色，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里尔克的，秋日，好美的一首诗，九个版本的翻译，希望能伴你入眠，晚安！

English 1: Autumn Day(by M.D.Herter Norton, 1938)

Lord, it is time.The summer was very big.Lay thy shadow on the sundials, and on the meadows let the winds go loose.Command the last fruits that they shall be full;give them another two more southerly days, urge them on to fulfillment and drive the last sweetness into heavy wine.Who has no house now, will build him one no more.Who is alone now, long will so remain, will wake, read, write long letters and will in the avenues to and fro restlessly wander, when the leaves are blowing.English 2: Fall Day(by J.B.Leishman)

Lord, it is time.This was a very big summer.Lay your shadows over the sundial, and let the winds loose on the fields.Command the last fruits to be full;give them two more sunny days, urge them on to fulfillment and throw the last sweetness into the heavy wine.Who has no house now, will never build one.Whoever is alone now, will long remain so, Will watch, read, write long letters and will wander in the streets, here and there restlessly, when the leaves blow.中译一：《秋日》 冯至

1905-1993。1930年赴德国留学，其间受到德语诗人里尔克的影响。五年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返回战时偏安的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任外语系教授。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迫使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中译二：《秋日》北岛转译于英文版

1949-。不喜欢里尔克的长诗,认为短诗比较有张力，因此受到指责。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让风吹过牧场。

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 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 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 徘徊，落叶纷飞

中译三：《阙如》程抱一

1929-。法籍诗人 2002年受封为法兰西学院第705位院士。

神啊，时候到了。夏日曾经丰盛。将你的影投射在日规盘上； 在原野间，散放你的巨风吧！

最后的果实，命令它们成熟。再给它们两天温馨的日子，让它们完成。同时让果汁的 甜意滴滴渗入浓郁的琼醪。

没有居屋的，将不再建造。原是孤单的，就此孤单下去； 念书，写信，或是苦守长夜，他将久久徘徊，在林荫道上 飘零无尽的落叶间。

程抱一《和亚丁谈里尔克》

纯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一年初版，第86－87页

中译四：《秋天》 陈敬容

1917-1989。女诗人，原籍四川乐山。译有《巴黎圣母院》、〔捷〕伏契克《绞型架下的报告》、波列伏伊的短篇集《一把泥土》《伊克巴尔诗选》等，然教育背景不详，尚不知是否均从原文译成。

主啊：是时候啦，夏季的光热多奇伟。如今你的影子躺在日规上，任无羁的风在平原上吹。

吩咐最后的果子充满汁液，给它们再多两天南方的温暖，摧它们成熟，把最后的 甜味，给予浓烈的酒。

没有房屋的人，谁也不为他建筑，孤独的人会长久寂寞，会在无眠的期待中读书、写长长的信，会在秋风蹂躏枯叶的街巷里 不安地踱来踱去。

《（诗苑译林）图象与花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版P78

中译五：《秋日》杨武能

1953-。翻译家，生于重庆，先后学习俄语和德语，后于1978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冯至教授学研修德语文学。2000年获联邦德国总统颁授的国家功勋奖章。

主啊，是时候了。夏天已很盛大。请往日规上投下你的影子，还让西风在田野里吹刮。

命令最后的果实结得饱满，再给它们两天南国的温暖，催促它们快快地成熟，还给 浓烈的酒浆加进最后的甘甜。

谁此刻没有屋，就不会再造屋，谁此刻孤独，就会长久孤独，就会长久醒着，将长信书写，阅读，就会在落叶纷飞的时节，不安地在林荫道上往来踟蹰。

《里尔克抒情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P20

中译六：不详 李魁贤

1937-。台湾诗人，诗评家。起初学习化学工程，后研修德语。

主啊，时候已到。夏日已太长。使阴影掩过日晷仪，让秋风在草地上吹扬。

令最后的果实都成熟，再给予两天南方温暖的时光，逼使更加完美饱满

且猎取那浓郁美酒的终极芬芳。

如今谁无房屋，也不需要再建筑，如今谁无伴侣，亦将长期孤独，亦将清醒，阅读，而且写长长的信，而且将在甬道上来回走步 不休止地，当黄叶飘零。

《里尔克诗集（III）》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P74－75

中译七：《秋日》 绿原

1922-。诗人。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何其壮观。把你的影子投向日规吧，再让风吹向郊原。

命令最后的果实饱满圆熟； 再给它们偏南的日照两场，催促它们向尽善尽美成长，并把最后的甜蜜酿进浓酒。

谁现在没有房屋，再也建造不成。谁现在单身一人，将长久孤苦伶仃，将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将在林荫小道上心神不定 徘徊不已，眼见落叶飘零。

《里尔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版P94

中译八：《秋日》飞白

翻译家、诗评家，用英俄法德意西拉丁七种语言进行翻译。

“撰写的《诗海》是我国学者第一部“融通古今、沟通列国”的世界诗歌史；他主持编写的十卷本《世界诗库》更以世界的眼光和非凡的魄力，收入了译自三十多个语种、一百多个国家的诗近20万行、译介文字约100万，全书总量达800万字，成为世界上第一套全面系统的世界诗歌名作集成，被誉为“世界诗史的一个奇观”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如此之长。把你的影子卧在日规上吧，再在田野上放开风的马缰。

命令那最后的水果更加饱满； 再给它们加两天南方的温暖，好把它们催向完成，再往那 浓冽的酒浆里压进最后的甜。

今日无房者，不再为自己造房，今日孤独者，将长期会这样，将会长醒，长读，写长长的信，将会随着飘荡的落叶之群

在林荫道上彷徨，彷徨，彷徨„„

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现代卷》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P1051－1053

中译九：《秋日》欧几 生平不详。

我主，是时候了。我们已消受盛夏炎炎，投你的影子于日晷，放出风，让它纵蹄原野。

让最后的果实成熟；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日光，催它们丰润完美，把最后的甜蜜驱入肥硕葡萄的浆。

无家的人将长流浪。孤独的人将长寂寞，读书、写信将伴无眠，也将踯躅

林荫道上，当叶儿飘落。

陈敬容主编《中外现代名诗鉴赏辞典》

第二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姓名

九個可能決定布什、戈爾命運的人──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覽

人民網北京12月1日專訊 美國總統大選史上一場史無前例的法庭聽証會當地時間1日上午10點（北京時間1日晚11點）將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舉行。在這一可能決定美國歷史上最激烈的總統競選的最后結果的聽証會上，九名大法官的政治傾向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之一。美聯社就此發文扼要介紹和分析了九位大法官思想意識中反映出的政治傾向：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和八名大法官組成。九人均由美國總統提名經參議院批准任命，終身任職。他們是：

威廉﹒倫奎斯特，首席大法官。今年76歲，在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由尼克松總統提名，于1972年1月就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由里根總統提名，于1986年9月出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至今。倫奎斯特持保守派立場，在聯邦各州的“權利”與聯邦政府的“權力”之間，他傾向于維護各州的權利。在流產問題上，他持反對立場。

約翰﹒保羅﹒史蒂文斯，大法官。今年80歲，在美國西北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由福特總統提名，于1975年12月就任大法官至今。史蒂文斯早期被認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中間派，但現在他傾向自由派。在是否擴大美國警察的權力上，他投的是反對票。而對于流產的權利，他持支持意見。

桑德拉﹒戴﹒奧康納，大法官，70歲。1981年9月，由里根總統提名，奧康納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女性。她在斯坦福大學獲得法學士學位。在擔任大法官之前，她積極參與共和黨的政治活動。而在最高法院，從她的投票來看，已很難看出她的政治偏向，她的票常被看作獨立選票。

安東尼奧﹒斯卡利亞，大法官。今年64歲，在哈佛大學獲法學士學位。由里根總統提名，于1986年9月擔任大法官至今。在進入最高法院之前，他被認為是一個十分強硬的保守派人物。他反對流產。

安東尼﹒M﹒肯尼迪，大法官。今年64歲，在哈佛大學獲法學士學位。由里根總統提名，1988年2月擔任大法官至今。他的票常被當作最高法院里最主要的具有決定作用的獨立選票。

大衛﹒哈克特﹒蘇特，大法官。今年61歲，在牛津大學獲碩士學位。由布什總統提名，于1990年10月出任大法官至今。由于他很少就熱點問題公開發表文章，因而在諸如流產等問題上并不知道他的實際立場。不過，蘇特就任大法官后，其表現令提攜他的保守派大失所望，他現在經常站在最高法院自由派一邊。

克拉倫斯﹒托馬斯，大法官。今年52歲，在耶魯大學獲得法學博士。由布什總統提名，于1991年10月擔任大法官至今。對他的任命經過了參議院共和、民主兩黨間一場十分激烈的辯論戰，才得以通過，此事因此也成為美國黨派混戰的一個典型。在任大法官之前，他具有保守傾向，他一直反對美國政府旨在鼓勵雇用少數民族及婦女的有關措施。

魯思﹒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金斯伯格女士在哥倫比亞大學獲法學士學位，今年67歲。由克林頓總統提名，于1993年8月擔任大法官至今。她是一個婦女權利的積極支持者。在70年代當律師時，她共代理過6件有關婦女權利的訴訟，其中有5件案子勝訴。如今，她被認為是美國最高法院中自由派的中堅分子。

斯蒂潘﹒布雷耶，大法官。今年62歲，在哈佛大學獲法學士學位。由克林頓總統提名，于1994年8月擔任大法官至今。他在最高法院是一個喜歡起折中作用的人，他不喜歡他人對多數法官作出的判決提出異議。（鄧林）

第三篇：法律-专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

专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

——关于美国宪法的访谈

访谈人：布瑞恩〃兰姆 Brian Lamb 《理性杂志》 蒋天伟 译

2006年8月5日

主持人 布瑞恩〃兰姆：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你是否记得第一次对《宪法》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

约翰〃罗伯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好吧，我真的无法肯定第一次对《宪法》感兴趣是什么时候了。我记得在中学里我们曾经讨论过《宪法》。在那里要学一点点有关于政府的事情，我现在不清楚这门课确切的名字。但我记得那时对《宪法》有过一点探讨。

兰姆：你记得你自己对宪法发生兴趣是什么时候？

罗伯茨：嗯，我是在大学时产生了对《宪法》的兴趣。在大学时我学的是历史，而美国历史中关于《宪法》的内容理所当然地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内容有宪法的角色、《宪法》的制定以及《宪法》在内战时期遭受到的保留待遇。因此当时我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进入宪法，从历史系毕业进入了法学院后，我在那里顺理成章地把宪法当成是主要的研究对象。

兰姆：如果你必须用二百个或者更少点字来对我们的《宪法》做一个界定，对《宪法》说了些什么作一个简单的阐释，你会怎么说呢？

罗伯茨：好的，宪法是我们用来治理我们自身的规则。如你所知的，无论要去玩何种比赛，你都必须要知道规则是什么。当然治理行为并不是一种比赛。但它比比赛重要得多，然而原理确是一样的，那就是你必须知道规则是什么。

在世界历史上，政府通常会滥用它们拥有的权力，而人民会由此受害。《宪法》的制定者们由此决定：他们将要制定下的，是一些能防止这类事情发生的规则；而那就是我们的《宪法》。

兰姆：宪法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部分、是你始终所喜欢的？

罗伯茨：嗯，如你所知，由于人权法案的缘故，人们会比较关注归属于第一修正案与第四修正案下的案件、以及禁止残忍与不寻常惩罚之类归属于第八修正案下的案件，这些案件更容易成为热点。还有归属于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的案件。

但是宪法中真正有意思的部分，也是我认为制宪者当初最感兴趣的是，宪法整体的结构。穷竭政府之权、彻分为三，划割成三个各自独立的政府分支并试图确保每一分支在其范围内行事。这个整体结构就是：总统职位，行使总统的权力；立法机构，有自己的决事范围；然后是司法体系。而对我们的自由的主要保护正是维系挺立于这个结构之上的，这也是制宪者防止政府变得过于强势的方法。而我认为正是这一部分，至少对我来说，正是这一部分令人兴致盎然。

兰姆：有没有哪一部修正案是你最喜欢的？

罗伯茨：没有。我不认为我对某一部修正案的偏爱会超过对另外任何一部修正案。我的意思是，尽管很明显在第一修正案与第四修正案下更能够找到许多有意思的争议问题。

而我们能在那里找到许多有意思的争议问题的原因正是：这些条款就是为数个世代写就的。制宪者在当初落成文字之时，就选用了涵义宽广的术语。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制宪者真正认识 2 到了他们是在为未来数个世纪的治理，制定出章程。他们也确实希望如此，所以他们使用诸如合理的搜查与扣押之类的措辞，制宪者认识到这些措辞的涵义要留待后继者去给予。

兰姆：如果你只是刚开始学习宪法，依据你现在的所知，你会如何开始着手呢？

罗伯茨：你知道有件事情人们是不会去做的——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从事其他行业的普通公民，也包括法学教授、法官、法学学生在内——人们不会去读《宪法》。我们谈论《宪法》很多。我们有许多关于宪法的案例。但是真正坐下来去读《宪法》的事情却不是那样多见。阅读《宪法》是一件回报颇丰的活动。

兰姆：假设你必须充当1787制宪会议上的立国者中的一员，你愿意成为他们中哪一位？

罗伯茨：啊，这是个……这是个很难做到的事情，我倒是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确实有一些人帮助实现了一些妥协；这些成就使得宪法成为现实。你知道他们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是有那么多难题的，在我们今天看来确实是毫无希望，他们是如何解决的。他们开始时就遇到了那些。

你看，有许多小州认为它们会被晾在一边，有许多大州不愿意放弃任何权力，人们对许多事物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然而他们能够坐到这间房间里以激烈讨论来化解、消弭分歧，提出一个重大的妥协来使得小州、大州、商业州、农业州能共同走到一起。当然是有例外，有一个分歧没能得到妥协，他们始终没能找到对待奴隶制分歧上的一致，于是他们决定不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使得《宪法》受到玷污，用了一场内战才抹掉了这个污点。但是除 3 了这一点之外，我认为他们做到了相当了不起的工作，把所有这些散漫的利益聚拢起来使他们能达成协议一致往前走。我不得不说，即使是他们当中最乐观的人，恐怕也很难会预见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到来。

兰姆：你最近一次读宪法是什么时候？

罗伯茨：是在几周前。就是在最近一期收尾阶段的回顾时刻。你知道我们在最后一期发布了许多关于宪法的含义的重要判决，我当时想，应该至少停息个把小时或是再读原文，以便看看我的想法和制宪者当时写的有多少接近。

兰姆：在你看来宪法中是否有什么弱点？

罗伯茨：你知道我不愿将宪法任何一处指为某种特定的弱点。即使确有弱点存在，制宪者对其羸弱的程度也预判到了。我指的是修正案程序。这是一桩极其棘手的事情，我们倾向于不去关注它，但是宪法确实留下了一些根本性的缺陷留待处臵比如奴隶制是在第十三修正案中被废黜。至于权利法案，我倾向于认为权利法案原本就属于宪法的整体之一，因为对制宪者中的许多人，当时他们的默契就是一旦能先完成一部宪法摆在那里，我们就能尽快地制定出权利法案来。

是的，我不愿去指明任何一个特定的缺陷。

兰姆：依你所知，在我们的历史中，是在哪一个时刻点上法院巩固地成为三个政府分支中具有强势的部分？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罗伯茨：如果你能在华盛顿特区周游一圈的话就能发现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当政府搬到这里时他们做的第一桩事情 4 是为总统建造白宫，然后是为立法机构建造国会山，人们当时忘记了最高法院。直到1935年最高法院才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建筑物。我想这就是人们如何看待司法系统重要性的一个极佳标识。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道：司法权是最孱弱的分支。而在司法权最初的历史阶段，情况也确实符合这样的判断。然后就是约翰〃马歇尔的登场，正是他——约翰〃马歇尔，确立了法院——宪法的阐释者角色。在他的著名判决（马布里诉麦迪逊）中，马歇尔写到，他大致是这样写的：看，我们是一个法院，那我们就得裁判案件；如果在判决案件中我们不得不去决定《宪法》的含义的话，那好吧，依据《宪法》那要做就是我们的工作。

他认为宪法是法律。这也是我们的宪法与许多其他宪法具有的不同之处之一。许多有宪法的国家里，它们的宪法真的仅仅只是政治性文件。而如果你对宪法有争议，无论如何争议还是要被解决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是依靠选举，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靠使用武力，也许还会是依靠暴民解决。政治上的争议就是这样子解决的，而这也是他们解决宪法问题的方式。

约翰〃马歇尔在马布里诉麦迪逊案件中说我们有不同的方法。他说宪法是一个政治性文本。宪法设定了政治的结构，但是同时宪法也是法律，如果宪法也是法律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由法院来定夺宪法的含义，而法院说的话对政府的其他分支具有约束力。

我认为，这是对宪法是如何发生作用的重要洞见，在我看来这一看法正是一直以来这个案例成功的秘密所在，法院能获得对 5 宪法含义的最终解释，这种解释来自一个独立于政治性分支的分支，并且解释对政治性分支具有约束力。

兰姆：你说最至为重要的是要先读宪法文本。那么你会用什么作为辅助资源呢？

罗伯茨：嗯，我会读《联邦党人文集》，这本书的字字句句是关于鼓吹批准宪法，一字一句都是鼓吹支持批准宪法的信念与论据。立国者中的几位参与了这本书，他们用写作解释了宪法的涵义。他们希望确保宪法能得到批准。为了使各个州的州会议能通过宪法，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解释它。

人们又一次被这样的事情吓跑了，写得相当易读而且直白易懂。他们想把行政权力交给总统职位，他们解释把权力分割开来的目的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他们怎样想的就照原样想的告诉了人民。书容易读懂能帮助解释条文的涵义。

兰姆：有你最喜欢的一章吗？第84或85章？

罗伯茨：有几篇文章专门讨论司法系统，比如解释为什么联邦系统的法官能获得终身任职，为什么他们的薪俸不能被缩减。他们说：之所以要这样做，理由是法官们不应当是用来对民众作积极回应的。不同于立法者，不同于总统，我们不要法官们在一个具体事件上去做人民想要他们去做的事。他们所要做的就应当是遵循法律，因此要给予法官终身任职。

当时确是有一场大辩论，人们对此都很关注。当时的人们有过经验，与之打过交道的法官是英国法官，人们都不喜欢那样的经验。他们问为什么要在新的宪法中放进法官终身制这样的东西？这听上去像是贵族制啊，我们想要去除的不正是这个吗？

因此汉密尔顿他们向人们解释不必有这个担心，因为法官不会去裁判重要的政治性问题，他们只是去决定法律是什么，而他们要做到这点就需要能够忽略来自公众迫使他们屈服的压力。

如你所知，在历史上所有主要的成文宪法中，我们的宪法是最短的一部。它不是一部繁复详尽的法典。只是确定了制宪者希望历经岁月长存下的那些基本原则，而它们也确实做到了超越时间。从今天来看，宪法的一些内容没有多大意义，我们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为士兵提供住房以及诸如此类事项要写到宪法里，但在当时这些确实至关重要的。当然其中大部分内容仍然在回荡中获得理解和共鸣，你只要能坐下来阅读《宪法》，就能看到制宪者们当时正在试图做的事情。

兰姆：自你成为首席大法官之后，再看宪法时是否会有任何不同于先前之处？

罗伯茨：没有。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自成为一名法官开始，我对于法院在解释宪法和法律中的角色就有着特定的感觉。我特别用心去保留住司法系统隔离于政治分支的那份独立性，因为这是制宪者所认定的司法系统能发挥其功能的关键所在。

而我也许，作为司法团队中的一员，也许对法院在如何使得《宪法》成为涵蕴深远的文本工作中具有的重要性和扮演的角色分量上有着有一点点超越团队骄傲的骄傲感。

兰姆：在你观注这个国家在那场关于宪法的争论时你是否看到了过不同的人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你是否说过我们确实不理解宪法是怎样的一件事物？

罗伯茨：我确实认为我们——法官们应当在教育人民认识人民的角色上做一点更好的工作。太多的人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只要出现了任何一种问题，那好吧，就交给最高法院，他们会作出决定的。

在一个民主制的共和国内，这不应当是第一反应。人们的第一反应应当是在政治过程中解决政治性纷争。现在看来，在制宪者众多重要的洞见与天才之中，至为显著的无疑就是：要确保自由受到保护，并且是交由法院保护自由。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如受到侵犯，法院就会出现在那里，为的是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但是，法院并不是成天在那里解决每日发生的政治纷争。人们对许多案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我要去和我的国会议员谈谈，我要和我的参议员谈谈这事，我要给白宫打电话，我要给我的州长打电话，我要去和当地政府里的人谈谈这事情。因为制宪者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们就是这样去理解整个体制的运行。

兰姆：回顾过去阅读《宪法》、阅读《联邦党人文集》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位老师就宪法而言对你是特别重要的？或是否有这样一本书？

罗伯茨：没有。我想没有这样的人。我当然有过许多位老师，在中小学里就有过，但是后来就倾向于是历史老师，而历史正是我所感兴趣的科目。他们激启了我对此的兴趣。而我是从研究美国的历史开始进入法律和宪法的。至于书，是的，我认为确有一些关于宪法的很重要的书。我在法学院里看得最多的就是这些书，比如亚历山大〃比克尔(Alexander Bikel)他们写的书，他是一位著名的法学教授，他试图解释什么是他认为的、我们的体 8 制中最具根本性的、难解的命门：这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体制中如何能保留有我这样的、不经任何人选举而产生的、无须对人民承担问责，并且能作出如此重要性决定的人。如何去说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逻辑不一致，而他执着于这个难题，非常非常的有想法，确实令我印象深刻。

兰姆：谢谢你，首席大法官先生。

罗伯茨：非常感谢你，我过得很愉快。

结束

第四篇：【美国法律青年读物】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文斯推荐读物

【美国法律青年读物】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文斯推荐读物

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大法官（已退休）1920年4月出生于芝加哥一个显赫家族。后因受 “大萧条”影响，家道中落，斯蒂文斯的叔叔自杀，父亲蒙冤入狱。

1941年，斯蒂文斯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天加入美国海军。“二战”期间，他一直在海军从事密码破译工作，并因此获得铜星勋章。战后，斯蒂文斯进入西北大学法学院学习，期间曾任法律评论主编，并以该法学院史上最好成绩毕业。

法学院毕业后，斯蒂文斯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利·拉特里奇的法官助理。之后回到家乡芝加哥，在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从事反垄断法律业务。由于在反垄断法领域有突出造诣，他先后在众议院和司法部担任特别顾问。1970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命他出任为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1975年，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因病辞职，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提名斯蒂文斯补缺。斯蒂文斯任职35年间，司法立场逐渐从中间派转化为自由派，到2010年6月退休时，已是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的领军人物。

主要著作: Five Chiefs: A Supreme Court Memoir（2011年，中译本名为《五位首席大法官》何帆翻译）、Six Amendments: How and Why We Should Change the Constitution（2014年）。斯蒂文斯大法官在《谁来守护公正》中接受采访时曾言“一个人对法院的看法，肯定是受多重因素影响，逐步形成的。一些取决于你的阅读范围，还有一些由你的人生阅历决定”。近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从自己的枕边书、推荐给法律青年的书、让人感到意外的书，一直数到自己没读完而感到难为情的书。从中可以窥见一名法律青年成长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过程中的知识汲取，也为有志于献身法律事业的法律青年们提供一些参考。访谈全文

你的床头柜上现在放着哪些书？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的《最佳讲坛：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新闻业的黄金时代》(The Bully Pulpit: Theodore Roosevelt,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Golden Age of Journalism)。

古往今来所有小说家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现在仍在写作的小说家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所有的小说家中我最喜欢的是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世的作家中我最喜欢的是爱德华·拉瑟弗德(Edward Rutherfurd)或鲁斯·伦德尔(Ruth Rendell)。

对普通读者，你最推荐的法律书籍是哪些？对法律专业的学生，你最推荐的又是哪些？对普通读者，我推荐肯恩·马纳斯特(Ken Manaster)的《美国法律体系和公民参与》(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and Civic Engagement)；对法律专业的学生，我推荐利昂·格林(Leon Green)的《法官和陪审团》(Judge and Jury)。

如今法律书籍写得最好的人是谁？很可能是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在文学方面，哪些书籍让你获得了罪恶的快感？有没有哪种体裁是你特别喜欢的？那些关于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戏剧的真正作者的书籍。

你书架上的哪些书可能让我们感到意外？金·詹姆斯(King James)版本的《圣经》以及乔治斯·西姆农(Georges Simenon)的侦探小说。

最近让你大笑的是哪本书？戴夫·巴里(Dave Barry)关于去年新闻事件的报道。

上一本让你大哭的书是什么？我不记得了。

上一本让你愤怒的书是什么？吉尔伯特·金(Gilbert King)的《树林中的魔鬼：瑟古德·马歇尔，林地男孩和新美国的黎明》(Devil in the Grove: Thurgood Marshall, the Groveland Boys, and the Dawn of a New)。

你小时候喜欢读书吗？你当时最喜欢的书是什么？我的父母都很喜欢读书，他们鼓励我和兄弟们读了很多书。我喜欢的有《维尼熊》(Winnie-the-Pooh)；路易莎·梅·阿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男人》(Little Men)和《小妇人》(Little Women)；史蒂文森(Stevenson)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菲力克斯·冯·卢克纳伯爵(Count Felix von Luckner)讲述自己“一战”时突袭盟军船只的故事；以及几十本关于汤姆·斯威夫特(Tom Swift)的书。

你学生时代对你影响力最大的书是什么？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诗学》(Poetics)。

谁是你的文学英雄？威廉·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我也特别喜欢A·柯南·道尔(A.Conan Doyle)。

哪些小说对你当作家的影响最大？有没有哪本书激发了你的写作欲望？我不知道哪些小说可能激发了我的写作欲望，但是我最感激的老师是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诗歌课程的诺曼·麦克林(Norman Maclean)。

如果你能要求美国总统读一本书，你会选哪本？《六个修正案》。

假设你要举办一个文学宴会，你会邀请哪三位作家？塞缪尔·克莱门斯(Samuel Clemens)、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莎士比亚经典作品的作者。如果他们拒绝了，我会邀请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和阿方斯·都德(Alphonse Daudet)。你睡觉前喜欢读什么书？历史方面的书。你旅行时读哪种书？来自最高法院的意见。

你读过的最糟糕的书是什么？我没读完，不记得书名了。哪些书你还没读过并为此感到难为情？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你接下来打算读什么？《六个修正案》的书评。致书单收集爱好者：点击下方查看「公民阅读书单」:)

第五篇：美国最高法院打官司的潜规则丨大法官问谁越多则谁输得越惨？

美国最高法院打官司的潜规则丨大法官问谁越多则谁输得

越惨？

阅读自由和正义的另外一种可能编者按语 许多年前，乔治敦大学法学院一位名叫莎拉·莱维恩·舒尔曼（Sarah Levien Shullman）的二年级女生总结出一条“定律”：在美国最高法院打官司，结果是输是赢，根据言词辩论情况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大法官问哪方问题多，哪方就输定了。4 位政治学学者为此选取了美国最高法院 2000 多小时言词辩论记录、搜集了大法官们在法庭上所问的近34万个特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4位研究者的研究结论验证了“舒尔曼定律”的正确性：诉讼结果与提问频率是有关联的，谁被提问多，谁的输面就大。Inquiring Minds Want to Know:

Do Justices Tip Their Hands with Questions at Oral Argument in the U.S.Supreme Court?Timothy R.Johnson，Ryan C.Black，Jerry Goldman and Sarah A.Treul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Volume 29(2009)问其所欲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言词辩论中通过提问摊牌？蒂莫西·R·约翰逊，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与法学副教授； 赖安·C布莱克，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分校政治学在读博士； 杰里·戈德曼，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

莎拉·A·特雷乌尔，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在读博士chunfengqiushui 翻译《华盛顿大学法律评论与政策杂志》，第29卷（2009年）★★★★★

2008年3月18日，美国最高法院审理“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Heller）。诉讼中，汤姆·金斯坦（Tom Goldstein）（在其实时博客中）认为，“只基于提问就能证明有错误。最高法院在海勒案中因为意识形态而分为两派。肯尼迪(Kennedy)大法官坚持认为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有效条款’（“operative clause”）保护不与兵役相连的个人权利，其确保了狩猎和自卫权。”

（【译者按】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The Second Amendment reads: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说明确些，他认为海勒将赢得这场官司，大法官会承认携带武器这一个人权利。有趣的是，汤姆·金斯坦也表明布雷耶（Breyer）大法官试图通过发信号——即他愿意狭义地理解宪法第二修正案——以获得五分之一的投票。然而令布雷耶大法官气馁的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派中再无第二人支持他的看法。金斯坦的底线是，对当天观察最高法院的大多数人来说，大法官们将以微弱差额投票形式支持海勒有权携带武器。时间最终证明了这个预言。的确，最高法院以 5:4 支持海勒。

史蒂芬·布雷耶（Stephen G.Breyer）

像金斯坦分析海勒案一样，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首席大法官长期一直认为，大法官们在最高法院言词辩论中向辩护律师提问可以用于预测诉讼结果。事实上，在他加入最高法院前，罗伯茨已经通过小样本诉讼中大法官们对律师的提问数量验证了他的假设。具体说来，他计算了1980年至2003年开庭期第一起案例到最后一起案例（共28起案例）的每一场言词辩论，并发现在这一段时间里 86% 的情况是，哪一方受到大法官较多的提问最终会败诉。约翰·罗伯茨（John G.Roberts Jr）

尽管我们发现他的假设很有趣，但是因为首席大法官的分析是基于小样本案例进行的，因此我们对1979年至1995年开庭期间 2000 多件案例进行分析以重新验证他的论点。本文结构如下，下一部分我们将聚焦于大法官和学者们就一般言词辩论的所写所述以及这些诉讼程序在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过程中的作用；本文第二部分我们将考察几个与此话题有关的现有研究；第三部分将展示我们用以检验这一假设的数据；第四部分介绍我们所用的方法；第五部分讨论结果。我们以一般性讨论和未来研究方向结束此文。第一部分：言词辩论对诉讼结果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Oral Argument on Case Outcomes）

研究最高法院的学者们不同意言词辩论是否真的会影响诉讼结果。那些强调根据态度以预测大法官们判决的人认为这些诉讼程序没有提供谁输谁赢某案的真实迹象。另一些人则认为，言词辩论给大法官们提供了信息，而且在一些案例中，当大法官们在做出时候，其甚至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于这个原因，言词辩论能够影响诉讼结果，因为它们给大法官们清理踌躇问题和判断其同僚如何思考该案的机会。这一研究线索也表明，言词辩论的质量影响大法官们的判决。事实上，通过系统分析注意到，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大法官就考虑言词辩论的质量，学者们发现大法官们已对摆在其面前的言辞辩论说服力作出了反应而且通常已相应投票。

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

先不管这些迥然有异的观点，较为合理的假设是，言词辩论丝毫没有加强大法官们对一个案例的考虑。现有的轶闻证据支持这一看法，就像最高法院的司法意见经常提及诉讼程序中所收集的信息一样。例如，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诉希尔案”（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v.Hill）和“《纽约时报》公司诉苏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中，鲍威尔（Powell）、斯蒂文斯（Stevens）和布伦南（Brennan）大法官在他们的判决意见中提到了言词辩论中所讨论的问题。毕诺伊特（Benoit）以此为基础发现了称引那些在诉讼摘要中没有提及但胜诉方此前在言词辩论中提及的问题的判决意见例子。最终，约翰逊认为，“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的判决直接源于莎拉·韦丁顿（Sarah Weddington）律师和拜伦·怀特大法官（Byron White）在言词辩论中的讨论。他也提供了系统的证据以解释大法官们何时最可能在多数派判决意见中援引言词辩论中的信息。

最后，有证据表明言词辩论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影响他们对该案的最终投票并为其在撰写判决意见过程中提供帮助。相较于诉讼摘要，这些诉讼程序给大法官们提供了以较少偏见的方式获得信息的机会。事实上，大法官们不仅用言词辩论来确认或澄清诉讼摘要中的信息，而且还可能在这些诉讼程序中寻找新的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符合其所希望的结果的判决。

以前和在任的大法官们肯定了言词辩论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前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Rehnquist）说到，“律师们经常问我言词辩论是否‘真的很紧要’。这个问题经常是以怀疑论的方式低调提出来的，如果不是犬儒主义的话（这暗指法官们在列席审理前已经真地做出决定而言词辩论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它真地很紧要：在一个重要案例的少数派中我听取了言词辩论，我让同僚从不同方面来思考一个案例。这种变化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发现其真的可能发生在那些涉及我所不是很熟悉的法律领域的案例中。”

威廉.任奎斯特(Chief Justice William H.Rehnquist)伦奎斯特大法官所指的是，这些诉讼程序为大法官们提供了“就什么经常是复杂法律和事实问题达成协议”的机会。就像这样，他们可以被影响，尤其是大法官们对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领域不是很熟悉的时候。

另外大法官们也承认言词辩论在为最高法院提供信息中起着重要作用。布莱克门大法官声称，“（一个）好的辩手能为一个案例提供不少助益，帮助（我们）在稍后分析该案所涉及的诸般问题……（摘要中）的许多困惑可以通过律师所说内容得以澄清。”刘易斯·F·鲍威尔（Lewis F.Powell）大法官巩固了这一看法，他是这样说的，“事实是，正如每位法官所知道的……言词辩论……对于判例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刘易斯·F·鲍威尔（Lewis F.Powell）

很明显，大法官们相信和学者们已经证实言词辩论对于大法官们的观点之具体化或使其能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案例有着重要作用，大法官们的观点和学术解释的组合建立了这些诉讼程序和大法官们最终对案件判决进行投票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大法官们的问题预示诉讼结果？（Do Justices’ Questions Portend Case Outcomes?）

尽管学者们已经分析了言词辩论在为最高法院提供信息中的作用，系统的证据还没有显示大法官们是否确实在这些诉讼程序中“摊牌”。然而大量轶闻证据显示，他们将言词辩论用作关于最高法院应该如何判决一个案例的最初想法之沟通方式。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讨论最高法院观察者、律师、大法官、法律学者和心理学家们所提供的这些证据。追踪报道最高法院的记者们认为，“（当）大法官们向辩论席上的律师发问时，他们也已互通信号。”事实上，格林豪斯（Greenhouse）表示其可能预示了诉讼的结果，因为“言词辩论的一般趋向”通常泄露了大法官们的意图。例如，当最高法院听取“克劳福特诉马里恩县选举委员会案”（Crawford v.Marion County Election Board）的言词辩论时，她推测大法官们的“提问表示大多数人不接受挑战者的基本论点——扮演投票者进行欺诈不是一个问题。”对格林豪斯来说，大法官们的行为也意味着他们想不再谈论该案。最终，她指出，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acalia）大法官在他的提问中“以明确反对”的方式说话。

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acalia）

辩护律师也同意记者们的观点，即大法官们可能在言词辩论中彼此发送投票信号。一位美国前副司法部长将这些诉讼程序描述为“高度程式化的日剧”，即“大法官们通过提问来互通声息。”在2005年开庭期为四桩案例进行辩护的戴维·弗雷德里克（David Frederick）说，他认为言词辩论是一个 “三向”（three-way）对话，其包括“在辩论席上的律师”、提问的大法官和“潜在被说服的大法官”。

即使大法官们也声称他们可以确定他们的同僚如何基于其在言词辩论中对辩护律师的提问类型和腔调来判决。正如伦奎斯特所称，“言词辩论第二个重要的作用是能够收集事实，它是大法官们在一周后几天里有望坐在法官席上集中讨论一个案例的会议讨论前的唯一时间。尽管大法官们的提问是直接针对该案的辩护律师，其事实上可能有助于其同僚。” 琳达·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

不管新闻媒体、辩护律师和大法官们所说如何，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结论是基于单一的案例还是这一行为贯穿于所有案例、所有大法官和所有时间。有一些证据支持这种一致性，然而格林豪斯在其回应最高法院预测项目时重新考察了从2002年开庭期以来所有言词辩论故事，回顾了她对六桩案例的确切预测。她的发现对她来说并不令人惊讶，但是其可能涉及该项目的两个群体。确切地说，与其他预测项目的各方相比，格林豪斯能基于其对大法官在言词辩论中的提问之评论而预测更多诉讼和每位大法官的投票结果。她相信，她在基于计算机和专家方法上的优势是她的预测乃是“辩论后的预测”。正如一位政治科学家所看到的那样，这“应使我们大多数人重新考虑未能注意到这些表演的司法判决之解释。”

舒尔曼（Shullman）通过计算2002年开庭期十次言词辩论中大法官们的提问数量来拓展格林豪斯和罗伯茨首席大法官所进行的研究。她清点这些问题并将其分为如下几类：1）提问总数，2）“每案所提问题”，3）有大法官投票支持一方被问问题数，4）有大法官投票反对一方被问问题数。（【作者原注】《魔鬼的辩护之假象：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如何在言辞辩论中预示其判决》，Sarah Levien Shullman, The Illusion of Devil’s Advocacy: How the Justices of the Supreme Court Foreshadow Their Decisions During Oral Argument, 6 J.APP.PRAC.& PROCESS 271, 273(2004).）舒尔曼在简单地计算后将发言的腔调进行解释，假设当大法官们讲笑话时，“我会想起言词辩论中任何其他潜在相关或有趣的观察。”更确切地说，她将每个“最有帮助的问题”记为一分，将每个“最有敌意的”问题记为五分。最终舒尔曼对法官席所提问题的总数和这些问题的情绪内容感兴趣。她的研究结果很清楚：言词辩论结果具有预测力。换句话说，当最高法院问一方问题越多，尤其是提问较多有敌意的问题时，则这一方很可能败诉。这一研究发现只是基于 10 个案例，其还需要进行有系统的研究。

莱特斯曼（Wrightsman）甚至进一步辨析了主要案例与非主要案例。他将其称之为意识形态对非意识形态。他假设主要案例中所问问题更具有诉讼结果预测力。为了检验这一假设，他分析了2004年开庭期 24 个案例（主要与非主要各半）中大法官们的提问支持或反对一方的次数。其结果非常类似于舒尔曼的结论。

另一方面，莱特斯曼的研究发现与格林豪斯、舒尔曼以及罗伯茨的研究——即被问问题较多的一方，其败诉的可能性将大增——存在龃龉。莱特斯曼最初将其归因于每项研究分析的是不同的开庭期和每项分析都少于 24 个案例这一事实。接着他重新检验了他们的每一项发现并得出结论，简单的问题数不是一个预测诉讼结果的可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问题数和敌意问题数的组合可能是基于言词辩论中大法官们的行为以确定胜诉方的最佳方式。

最后，包括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亲自分析在内的上述研究只是描绘了一副狭小的图景。因为小数问题的存在，他们没法控制替代性解释，我们不能确信这些研究结果是可靠的。尽管存在不足，我们相信组合的结果对于我们的分析是有益和重要的。实际上，它们告诉我们大法官们很可能在言词辩论中摊牌。正如舒尔曼所得出的结论，“尽管大法官们向诉讼双方提出敌意的和争辩性的问题，但通常似乎是他们向其所支持的一方律师较少提问而向其所反对的一方律师扮演魔鬼辩护人。”

基于这些轶闻发现我们试图检验类似的论点。确切地说，我们假设最高法院对特定一方关注较多与其胜诉的可能性是逆相关。换句话说，当最高法院较多关注原告一方，大法官们很少会投票改判而不是维持原判。我们用大数统计分析检验了我们的假设，其相比此前研究更具普遍性，而且控制了与最高法院撤销或维持下级法院原判相关的潜在混淆因素。第三部分: 1979—1995年言词辩论问题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 of Oral Argument Questions 1979—1995）

我们的研究通过使用1979—1995年所有言词辩论的副本以拓展此前的研究发现。

（【作者原注】我们拥有截至2006年开庭期的所有数据，但是其他主要参量的数据可获得性使我们受到限制。正如我们在本文讨论部分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将在未来的分析中采用许多方式拓展我们的研究。）

此前的研究只分析了少量的案例，我们的数据使我们能够系统考察 2000 多小时言词辩论和大法官们所问的近34 万个特有问题。

（【作者原注】这里的“问题”可能会引起误解。不管其是否是一个问题，大法官的每一次发言都是“问题”的先导。例如在2006年开庭期的一起案例中，布雷耶（Breyer）大法官提供了这个例子：“对不起，我有喉炎。你们能完全能听清我说的话吗？”（见于“哈德森诉密歇根案”（Hudson v.Michigan，547 U.S.586(2006)(No.04-1360)），【译者按】布雷耶大法官在此案判决中是少数派））我们的观点是大法官们这些非实质的声明或问题只是我们数据中的随机噪声。）换句话说，与聚焦于某个开庭期或几个开庭期的少量案例相比，我们的广泛数据使我们能对提问如何影响最高法院的判决作出一般性评价。

为了收集这些问题数据，我们下载了1979—1995年最高法院开庭期所有可得到的言词辩论副本。我们接着使用基础的计算机脚本隔离大法官们的问题并收集诸如每个问题的（词语）长度等额外信息。我们将其合并到保罗·柯林斯（Paul Collins）在最近一篇文中所用到的数据库中。分析单元是案例的引用，我们涵盖了所有言词辩论和引用法官判词的司法意见。

（【作者原注】《法庭之友：考察美国最高法院诉讼中法官顾问的参与之影响》，Paul M.Collins, Jr., Friends of the Court: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Amicus Curiae Participation in U.S.Supreme Court Litigation, 38 LAW & SOC’Y REV.807, 807–32(2004).）

我们最初探究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言词辩论中所问问题的几个描述性方面。图一的柱状图显示，数据呈熟悉的钟型分布（Bell Shape），每次言词辩论期间的平均问题数是 105 个，标准偏差大约是 38。

图一：1978—1995年每案所问问题数柱状图

我们在图二提供了大法官们这一段时间里所问问题的另一统计。该图显示了样本区域内平均每案最高法院所问问题数。这一时间序列显示了数据的几个有趣特点。首先注意到平均数从未低于 80，这表明言词辩论是辩论当事人希望被问的与大法官们想问的明显差不多。图二：1978—1996年每案平均被问问题数

基于我们关于言词辩论信息收集功能的观点和与之有关的现有发现，这一发现是凭直觉获得的。有趣但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伯格（Burger）法院末期被问问题数明显减少，而伦奎斯特时期则逐步增加。最值得注意的是急剧的下降发生于1980年至1985年开庭期，当时每案平均被问问题数从近120 下降至 80 多。在下一个开庭期，其平均数仍在 100 以下，这与伦奎斯特被晋升为首席大法官相一致。接着，1987年开始有上升趋势，当时大法官们的提问数从 92 增加至1995年令人吃惊的 147 个。这些数字与这一时期最高法院最多产的提问者大法官之加入相一致，他们是斯卡利亚、金斯伯格（Ginsburg）和布雷耶大法官。

鲁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图三显示了大法官们在提问中所用词数，其有助于我们更深一层分析言词辩论。平均数在伦奎斯特法院时期最初 5 年增至 2200 词左右。最终，在伦奎斯特接掌最高法院的第二个五年（1991—1995年），这一数字飙升至每次言词辩论 2800 多词。大法官们似乎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不仅想要多问问题，而且想问更长、更复杂的问题。这与我们的想法相一致，即大法官们用言词辩论与辩护律师做出一样多（或更多）的考虑。

图三：1978—1996年大法官们提问所用词数第四部分: 多变量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尽管上一部分的描述性数据很迷人，然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大法官们所问问题是否显示他们就一个案例的判决将如何进行投票。为了确认这一效应的存在，我们评估了两个逻辑回归模型。两个模型都用同样的原告胜诉二分因变量。原告胜诉就是“一”，否则就是“零”。

为了检验我们的假设——获得法官席较多关注的一方很可能败诉，我们建立了两个变量。我们在第一个模型中使用问题数差（Question Difference），它是原告被问问题数和被告被问问题数之差。其平均值是 0.34，而标准偏差大约是 25。我们在第二个模型中使用词数差（Words Difference），它是用以讨论原告诉被告案的词语数之差。这一变量的平均值是-26，（也就是有更多的词指向被告）标准偏差大约是 550 词。基于我们两个变量的操作，正数表示原告在辩论中被问更多问题或使用更多词语。因此我们预期模型中的每一个系数都有一个负号，其意为当原告受到较多关注时原告很难胜诉。因为政治科学的传统观点仍表示言词辩论对诉讼结果很少或没有影响。我们控制了这两个模型中的替代性解释变量。首先我们建立了三个变量以捕获意识形态可能对最高法院改判的影响：马丁—奎因中值（Martin-Quinn Median，MQ）衡量中间派大法官意识形态对最高法院的影响；下级法院趋向（Lower Court Direction）对于自由派下级法院来说是一个编码的“一”，则否就是“零”；下级法院中间派法官一致性（Median Justice-Lower Court Congruence）是前面两个变量的互动。

这些变量可以使我们确定当下级法院的判决在意识形态上处于最高法院优先选择的对立面时最高法院是否会撤销原判。当最高法院相对自由时，中间派的MQ值是负数。如果下级法院的判决是自由派立场（记为“一”），则互动一项是负数，即其将拉下最高法院撤销原判的可能性因为中间派同意下面的诉讼结果。与之相反，当中间派较为保守时（即MQ值为正数），互动项是正数，即其很可能与撤销原判相关因为中间派在意识形态上不赞成下面的诉讼结果。政治科学家也证明，当副司法部长（Solicitor General，SG）作为法官顾问参与某案时，副司法部长所持的立场很可能胜诉。为了控制利益当事人可能获得联邦政府的支持，我们设立了两个变量：副司法部长作为原告法官顾问（SG Petitioner Amicus）和副司法部长作为被告法官顾问（SG Respondent Amicus）。如果联邦政府支持原告方，则第一个变量记为“一”，否则为“零”；如果联邦政府支持被告方则与之类似。在我们的案例样本中，副司法部长支持原告 574 次，支持被告 301 次。

当联邦政府方面作为法官顾问参与进来时需要排除这一因素，证据是当诉讼当事人一方获得一个或多个利益团体支持时其很可能在最高法院胜诉。如此一来，我们也为其设立了两个变量：原告方非当事人意见摘要（Petitioner Amicus Briefs）和被告方非当事人意见摘要（Respondent Amicus Briefs）。它们分别代表原告和被告方非当事人意见的摘要数。第五部分: 结果

我们用参数一同来评估表一中的两个模型，其结果明显支持我们的假设，诉讼双方在言词辩论中谁受大法官们关注明显会影响诉讼结果。

表一第一列表示作为主要自变量的诉讼各方被问问题数之差模型结果。负号表示最高法院向原告提问较多问题，大法官们不大可能撤销下级法院原判。当我们控制公认的替代性解释即大法官们为什么判决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时其依然成立。第二列表示同样的关系，我们衡量了特定一方以大法官们提问问题词数之差形式受到的大法官们注意。事实上，根据模型的常规衡量，词数差（Words Difference）变量似乎要优于问题数差（Question Difference）。总的说来，两个模型都能较好预测最高法院是否会投票撤销原判，每一个都能在估计模型结果（也就是撤回原判）时适当减小误差。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控制变量如预期一样表现良好。这支持我们的论点，即我们有合适的给定模型。

表一：原告胜诉的逻辑回归（圆括号表示强标准差）尽管我们感兴趣的变量系数似乎很小，其实际的影响确是非常巨大的。图四显示了问题数差的结果。当大法官们问原告和被告同样数量的问题，撤销原判的可能性为0.64（即64%）；当最高法院向原告所问问题比被告多于 50 个（低于平均值两个标准差），则这种可能性骤降至0.39；若果差处于最高水平（向原告所问问题多于94个），最终这种可能性将下降至最低值0.18。如图四所示，与之类似，当最高法院较多关注被告（图四X轴的负数部分）时，撤销原判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

图四：问题数差对诉讼结果的影响

我们感兴趣的也对不仅限于法官席上所提问题数是否会影响诉讼结果。图五显示了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如果针对诉讼双方所问问题词数差是平均值（-22.11），最高法院撤销原判的可能性为 0.64（即64%）；当最高法院向被告所问问题比原告多两个标准差，这种可能性上升至 0.85；如果差处于最高水平（向被告提问用词超过2423个），撤销原判的可能性是 95%。与之类似，如果大法官们向原告提问用词较多，则撤销原判的可能性明显下降；如果高于平均值2个标准差（向原告提问用词超过1100个），则撤销原判的可能性下降至 34%；当向原告比被告提问用词之差处于最大水平时，其最终会降至 8%。

图五：词数差对诉讼结果的影响第六部分: 讨论

本文的分析非常明了：当大法官们在言词辩论中较多关注诉讼双方中的哪一方，则哪一方很可能败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它支持了罗伯茨、格林豪斯、舒尔曼和莱特斯曼等人此前所提供的证据。尽管这些描述能说服我们，但是他们每人所关注的案例都少于 30 个，这表明需要系统的证据来支持他们共同的论点。我们提供了这些证据，但问题依然存在。

例如，格林豪斯、舒尔曼和莱特斯曼将所提问题理解为它们对诉讼中的律师是否有有助益或有敌意。我们在这里没有这样做，因此之故我们的研究发现较接近罗伯茨首席大法官的发现。然而在我们有关此课题的下一个研究项目中，我们将明确地表达这一问题。随着数据生成过程我们描述如上，我们还收集了有关大法官们在提问时所问问题和所用词语的语言和情感性质数据，这些数据都是基于辛西娅·惠瑟尔（Cynthia Whissell）的工作成果，其有助于我们评估最高法院所用词语的令人愉悦水平。因此，我们能够更广泛地检验这一观点，即对诉讼双方给予较多有益的或有敌意的对待能影响诉讼结果。

检验大法官们用词的情感内容已经超出本文的探讨范围，我们只检验针对伯格法院时期最后几年和伦奎斯特法院时期最初十年的假设。因为我们控制变量的数据局限，这是本文的一个必然选择。但是我们有言词辩论数据以将我们的分析扩展至2007年开庭期。

如此我们将能检验整个伦奎斯特法院时期、伯格法院时期最后几年和罗伯茨法院时期前几年的结果。如此一来，我们将能评估首席大法官的更替和最高法院的正常变化是否会影响言词辩论中的提问如何有关于最高法院的判决。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单个大法官层面的分析，也即我们将分析言词辩论中所有大法官（甚至是托马斯大法官）的行为以确定他们在这些诉讼程序中如何行动是否有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否会影响他们如何判案。我们将利用1998年开庭期以后的副本，因为这一时期能明确地辨别向律师提问的每一位大法官。

最后，我们希望不管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这些研究如何，但是基于言词辩论声频文件的可获得性，我们希望将这些数据和此前的书面副本一起使用。我们相信像舒尔曼听到这些言词辩论将会就大法官们在一个案例中最终将如何行动给我们更佳的洞见。

最终，我们的分析支持十来年有关于此的研究，其证明言词辩论如何能够并实际影响大法官们判决。这使最高法院观察者可以对今后的案例进行预测，就像金斯坦在“海勒案”中一样；并使像我们这样的研究分析者可以说明像这样的轶闻描述是准确和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