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一带一路”中的地缘风险？

第一篇：如何应对“一带一路”中的地缘风险？

如何应对“一带一路”中的地缘风险？

在“一带一路”沿途、沿线诸多国家中，目前表态支持“一带一路”的有50多个，但是无条件支持的并不多。多数国家指望“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收益，但并未准备好投入，一些国家甚至公开恐吓，“支持不足而捣乱有余”，干扰“一带一路”的建设。政局不稳或对华关系紧张，更导致立场的逆转。基础设施投资都是战略性、长期性的，有赖于沿途国家的政局稳定、对华关系稳定，要防止可能的颜色革命干扰和对华挑拨。

如何确保“一带一路”的安全？换言之，如何将利益共同体变成“利益+安全共同体”？中国如何与有关国家合作，提供安全公共产品？针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道路、贸易、货币、人心“五通”的地缘政治风险，首要的要处理好以下挑战：

美国的战略围堵

“一带一路”是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地艰苦努力，才能建成的伟大事业。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及全球化关系？

美国可能的破坏包括：

一是美国的联盟体系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与沙特的特殊关系怂恿三股势力搅局；

二是为维护海上霸权，不断强化印太战略，加强亚太、印度洋军力，重点利用东亚海洋领土争端，挑唆声索国制造事端，企图“以邻制华”、“困龙浅滩”，遏阻中国“海洋崛起”；

三是策动沿途国家(尤其是缅甸、越南、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

四是加紧通过利益集团代言人对中国施加影响，策划推动“五独”势力的合流，推动台湾加入TPP；

五是与日本一道，借助基础设施建设的环保、劳工标准等，利用亚行阻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败坏“一带一路”声誉。

当然，战略分析总是从最坏处着眼，追求最好。现实表现中，美国并非一味反对，或围堵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未雨绸缪，必须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化解美国的战略疑虑，破解美国可能的战略围堵。

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国家，美国公司、个人可能率先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实施，推动美国政府更新观念、转变看法。我们也尽可能将美国利益融进来，引导、塑造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并以其盟国态度反推美国立场变化，使之朝向有利于、至少不妨碍或少妨碍“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发展。

俄罗斯的战略猜疑

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衰与俄罗斯、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密切相连。“一带一路”的关键挑战，在海上是美国，在陆上是俄罗斯。

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投入运营，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该组织还将吸纳新成员，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会加入，不排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未来加入的可能性。如果算上吉尔吉斯斯坦，将有三个联盟成员国与中国接壤，其中哈、吉均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普京曾表示，经济联盟将成为独联体地区的一个经济引擎，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

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一度是警惕和紧张的：

一是怕绕过俄罗斯； 二是怕与欧亚联盟相对立； 三是怕取代上合组织。

经过不断做俄罗斯政府工作，终于取得其支持，并将其远东开放和远东铁路改造项目融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带动俄罗斯经济发展。在具体规划、实施中，需要中方始终考虑俄方利益，寻找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行的契合点。

因此，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麻烦，不只是以其主导的地区合作组织分化有关国家，更在于欧亚经济联盟的不接轨，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与“一带一路”理念、体制不兼容——铁轨的不兼容还是技术层面的，观念上的不兼容更麻烦。

印度的战略不合作

2014年底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中，印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刚称，印度未表态支持“一带一路”的理由有三个：

一是成本巨大(要8万亿美元大规模投入)，印度不愿投入，担心无法获益；

二是所经地区争议、动荡，比如经过克什米尔地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过缅甸不稳定地区、中巴经济走廊经过不稳定弧等；

三是担心被中国包围，尤其是从海上、陆上恶化印度安全环境，担心美国的介入影响其独立自主性等。

但是，印度并未公开反对“一带一路”战略，甚至赞同将东北邦开放融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对中国的工业园区、经济特区建设经验十分看重。针对印度的大国心态与安全关切，中印可效仿中日21 世纪友好委员会机制，建立中印21世纪友好委员会，加强战略磋商、地方交流，推动民间智库联系，探讨中印在印度洋、南海合作开发、经营的可能性。

日本的战略搅局

作为美国的盟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者，日本一定不会坐视“一带一路”成功，可能成为美国联盟“使绊战略”的排头兵。

日本在丝路沿途国家经营多年，“一带一路”动其奶酪，可能采取如下措施破坏：

一是在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搞互联互通与中国唱反调；

二是利用其对外直接投资(FDI)优势搅局； 三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破坏中国项目； 四是利用亚行基建项目与中国竞争。

当然，日本并非不能争取。中日韩自贸区、外长会晤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都在化解日本可能的战略搅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北部延伸，联通韩日，是东北亚和平稳定的希望。

如何应对有关风险？应确立两容、两分、两轨思路：

所谓“两容”，一是与当地已有合作架构的兼容，尽量不另起炉灶；二是与域外力量的包容，不是排挤俄美欧日等域外势力。

美国的比较优势是军事联盟体系，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人、技术、经验和地缘，可以参照北约与欧盟的合作模式——北约提供欧洲的硬安全、欧盟提供软安全服务，避免重复、竞争——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一带一路”的兼容。

所谓“两分”，就是分好工、分好责，不能全包。金融投资不能央行托底，安全风险不能解放军托底，必须让当地利益攸关方和社会力量对接上，把中国要维护安全变成他们要维护安全，把我们的风险变成他们的风险。所谓“两轨”，就是针对沿线及域外国家的各种心态，在以下方面同时推进：

第一，安全与经济双轨。

与有关国家的领海主权争端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但不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

美国提出TPP，并没有人质疑美国与这些国家还有双边的利益冲突。这就提醒我们，应该强调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推进区域合作倡议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价值，不受历史和现实冲突的干扰，避免把它说成是中国单方面推进的战略。

第二，双边与多边双轨。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比如自贸区、投资协定谈判很重要，多边的经济走廊，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很重要，是联系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纽带，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拓展经济合作、互利共赢新模式。

第三，南海与印度洋双轨。

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印度洋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站，对于联系亚非欧大陆至关重要，两者都是通达欧洲终点站的必经之道。通过瓜达尔港、克拉运河绕开马六甲海峡，是双轨推进南海、印度洋的可行举措。

当然，双轨是形式，不是目的，最终要实现双轨统合，一盘棋推进。

从外部环境讲，美国仍然是牛鼻子，要摒弃绕开美国的侥幸心态；俄罗斯、海湾国家合作组织、印度、伊朗、土耳其等是关键节点，欧盟是抓手。除了与陆上丝绸之路精神相通内容外，海上丝绸之路更强调开放、包容、透明原则。海上丝绸之路合作要照顾各方关切，才能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新亮点。

最后，要抓住欧洲。

“一带一路”并非中国单向推进，终点站是欧洲，需要西头来主动对接。尤其是要借助欧洲运筹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调停乌克兰危机。以中欧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欧海洋合作、第三方合作、网络合作，共同致力于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等“五通”，管控好“一带一路”风险。推动欧盟加入“海上合作组织”；与欧洲国家合作共同经营中亚、中东、西亚北非市场。提升互联网国际治理的话语权；抓住美国放弃国防互联网域名的管理权的时机，联手欧洲推动互联网国际治理民主化。

第二篇：一带一路战略风险（精选）

一带一路战略风险

一带一路改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版图的战略，至少需要10年谋划、经营，战略风险是多重的：

一、中国的战略扩张。包括战略投入与战略补给两大风险。一带一路沿岸、沿途国家对美国霸权的失落，可能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邀请中国战略介入中东、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对中国战略诱惑不小；丝绸之路经济带要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而战略资产易投不易守，这些都可能使中国陷入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警告的“过度扩张”的危险。丝路基金采用国际融资手段，也可能陷入杠杆化风险。如果这些投资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托底，会出现又一个4万亿问题。

二、美国的战略围堵。一带一路是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才能建成的伟大事业，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及全球化关系？对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绝不可低估。美国还看不懂一带一路构想的意义，或不看好其前景，认定那是个“Illusion”(美梦)，目前忙于应对两大中国挑战：一是以“亚洲新安全观”为风向，试图动摇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二是在现行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外另起炉灶，比如搞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但美国一旦醒悟过来，认定一带一路计划可能成功，并且对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产生重大挑战，一定会怂恿盟国和沿途国家进行反对或破坏。美国在加速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可能重拾新丝绸之路计划并加以改造，从海陆两路进行搅局。

美国可能的破坏包括：一是美国的联盟体系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与沙特的特殊关系怂恿3股势力搅局？二是为维护海上霸权，不断强化印太战略，加强亚太、印度洋军力，重点利用东亚海洋领土争端，挑唆声索国制造事端，企图“以邻制华”、“困龙浅滩”、遏阻中国“海洋崛起”。三是策动沿途国家(尤其是缅甸、越南、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四是加紧通过利益集团代言人对我施加影响，策划推动“五独”势力的合流，推动台湾加入TPP。五是与日本一道利用亚行阻止AIID，败坏一带一路声誉。

三、俄罗斯的战略猜疑。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衰与俄罗斯、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密切相连。一带一路的关键挑战海上是美国，陆上是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投入运营，其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该组织还将吸纳新成员，亚美尼亚近期即将加入，吉尔吉斯斯坦则拟在今年5月加入。不排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未来加入的可能性。如果算上吉尔吉斯斯坦，将有3个联盟成员国与中国接壤。其中哈、吉均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普京曾表示，经济联盟将成为独联体地区的一个经济引擎，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因此，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麻烦不只是以其主导的地区合作组织分化有关国家，更在于欧亚经济联盟的不接轨，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与一带一路理念、体制不兼容——铁轨的不兼容还是技术层面的，观念上的不兼容更麻烦。

四、印度的战略不合作。印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刚称，印度未表态支持一带一路理由有3：一是成本巨大(要8万亿美元大规模投入)，印度不愿投入，担心无法获益。二是所经地区争议、动荡，比如经过克什米尔地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过缅甸不稳定地区，中巴经济走廊经过不稳定弧等。三是担心被中国包围，尤其是从海上、陆上恶化印度安全环境，担心美国的介入影响其独立自主性等。中国应效仿中日21世纪委员会建立与印度的二轨机制，争取印度支持。

五、日本的战略搅局。作为美国的盟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者，日本一定不会坐视一带一路成功，可能成为美国联盟“使绊战略”的排头兵。日本在丝路沿途国家经营多年，一带一路动其奶酪，可能采取如下措施破坏：一是在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搞互联互通与我唱反调，二是利用其FDI优势搅局，三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破坏我项目，四是利用亚行基建项目与我竞争。

六、地缘政治风险美俄战略。对抗影响一带一路沿途、沿岸地区稳定，相关国家可能成为美俄代理人对抗的牺牲品，尤其是乌克兰危机走势、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沙特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影响，滋生种种地缘政治风险。此外，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3股势力”再度抬头；东亚海洋领土争端加剧，中国在海洋安全面临的严峻现实威胁对建设海上丝绸之路颇为不利；气候变化、极端天气、水资源冲突等也可能将中国搅进去。

一带一路沿途、沿岸64个国家中，目前表态支持的有50多个，但是无条件支持的并不多。多数国家指望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多多收益，并未准备好投入，一些国家甚至公开恐吓“支持不足而捣乱有余”，可能配合外界干扰一带一路建设。政局不稳或对华关系紧张，更导致立场的逆转。基础设施投资都是战略性、长期性的，有赖于沿途国家的政局稳定、对华关系稳定。要防止可能的颜色革命干扰和对华挑拨。

归纳起来，跨国投资可能面临的安全风险可有4个层次：

1.企业和企业经营者(一带一路可能涉及的派遣人员人身安全)：主要是企业选择的投资和运营方式、企业文化(与投资流向的国家文化是否冲突)、企业处理风险的方式和能力等。就私人投资而言还需考虑企业经营者个人安全的因素，这主要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2.与相关国家内部治理有关的风险：主要包括政权稳定性，主要政治机构变更或更迭的可能性，是否有改革(反腐等)及改革强度、法治情况等，可有不同指标衡量。如中亚地区：长时期的独裁(领导人更迭时可能有风险)、经济自由度、法治指数、移民情况等。希腊：债务、政权更迭与党派间竞争。

3.国家间冲突造成的风险：乌克兰危机后俄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中国东海与南海的边界冲突，宗教、民族冲突，其他武装冲突愈加突出等。另有由美国撤军导致的地区安全形势恶化，跨国移民(尤其在欧洲地区，移民所导致的安全风险正在大幅增加)。

4.全球性问题：主要可提大宗商品价格、网络安全、海上安全。

如何应对风险

确立两容、两分、一抓的思路。

所谓“两容”，一是与当地已有合作架构的兼容，尽量不另起炉灶；二是与域外力量的包容，不是排挤俄美欧日等域外势力。美国的比较优势是军事联盟体系，中国的比较优势的人、技术、经验和地缘，可以参照北约与欧盟的合作模式——北约提供欧洲的硬安全，欧盟提供软安全服务，避免重复、竞争——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一带一路的兼容。历史上，英国无法承担全球霸权体系，主动请美国帮忙；不久的将来，美国可能对中国提出类似请求。中国要做好准备。

所谓“两分”，就是分好工，分好责，不能全包。金融投资不能央行托底，安全风险不能解放军托底，必须让当地利益攸关方和社会力量对接上，把我要维护安全变成他们要维护安全，把我的风险变成他们的风险。

所谓“一抓”，就是抓住欧洲。一带一路并非我单向推，终点站是欧洲，需要西头来主动对接。尤其是要借助欧洲运筹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调停乌克兰危机。以中欧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欧海洋合作、第三方合作、网络合作，共同致力于政策、交通、贸易、货币、民心等“五通”，管控好一带一路风险。推动欧盟加入“海上合作组织”；与欧洲国家合作共同经营中亚、中东、西亚、北非市场。提升互联网国际治理的话语权；抓住美国“放弃”在互联网域名权给私人公司的计划，联手欧洲推动ICANN民主化。

此外，推动地方与沿途、沿岸、沿线国家结对子。丝路沿线省份的政府承担国内、国际两大功能，为此应调整其工作理念，改变工作作风，帮助其寻找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地区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全球伙伴网络要接地气，夯实一带一路安全的社会基础。另外可考虑创设安全外交机制。将丝路分区、分段，以支点国家外交实现区、片联动，先近后远，先点后面，有序推进，按领域建立安全网。与此同时，加强丝路公共外交，也是化解一带一路风险，消除“丝路威胁论”的必要举措。

第三篇：王志民：“一带一路”的地缘背景与战略布局

王志民：“一带一路”的地缘背景与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抉择，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一并规划为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战略。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一带一路”的地缘背景与战略布局。

一、“一带一路”提出的地缘背景 “一带一路”的推进，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先看“天时”，从2010年至今，中国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1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是亚洲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和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出口国。同时，中国发明专利受理量连续五年居世界首位。看完“天时”，再来看“地利”。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第一个大局是利用东部的地缘优势，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使东部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第二个大局就是当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国家再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两个大局”战略实际上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目的是将有效的资源首先投入到效益较高的地区，这对改革开放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而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中国更是成为了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具备了经济发展更大的辐射能力，但要向更多国家开放，关键要出台一个向西开放的总战略和创新模式，这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的背景。我们再看“人和”。迄今为止，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已经有60多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亚投行已经有57个创始会员国，最近申请加入的还有24个国家，而亚投行的主要功能就是为推进“一带一路”提供融资支持。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界定非常重要。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2013年10月又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这便是“一带一路”的由来。推进“一带一路”，需要新的框架思路。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要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孟中印缅、中巴、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第二，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方面看，海洋强国战略要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畅通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可以贯通“一带”和“一路”，进一步推动产能合作，从而取得更大的进展。从国内角度来看，国家正在建立环渤海湾港口群、长江三角洲港口群和珠江三角洲港口群三大港口群，这些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重要的海洋支点。“一带一路”的内涵集中体现为“五通”：政策沟通（主要是指高层外交等方面）、设施联通（最早称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重点）、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主要体现在民间外交方面）。推进“一带一路”，还要强化多边的合作机制，现在中国可以依托的多边合作机制有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等。同时“一带一路”作为复合型国家战略，制度建设无疑不可或缺。对此，中央已经成立了“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办公室。2016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等三部委更是联合推出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总纲领。

三、“一带一路”的理念引领与布局“一带一路”是倡议，也是战略，这样大的战略没有理念的引领是不可想象的。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正是在共同体意识的指导下，中国现在已经和70多个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一带一路”是以产能合作为核心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是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主题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创新性地提出与发达国家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运用可以让多方受益，而且对中国的产能合作，特别是对中国提升经济结构和核心竞争力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推进“一带一路”，还必须处理好国内发展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关系。以推进长江经济带战略为例，它东起上海、西到云南，通过“东引西进”形成了一系列的城市群链。并且，“滇中城市群”往外延伸，还可通向南亚、东南亚，进而通向印度洋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通，随后通往非洲和欧洲。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对接是重点。第一，“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战略，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是切入点。截止2015年底，中国已经与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相关备忘录和具体协议，初步形成了覆盖亚、欧、非三大洲的总体布局。第二，“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2015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第三，“一带一路”与印度“向东行动政策”的战略对接。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11月在第十二届东盟——印度峰会上表示，将原来的“东向政策”发展改变为“东向行动政策”，后又提出了“印度制造”新战略，这对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对接提供了基础。第四，“一带一路”与“欧洲投资计划”的战略对接。如今中欧已经开始就《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的落实进行相关工作，并且就中欧金融、能源、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达成了共识。第五，“一带一路”与中东欧“三海港区合作”的战略对接。这项合作规划是2015年11月24日李克强总理在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提出的倡议。现在中东欧与中国已经形成了“16+1”的合作机制，中东欧国家响应“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也很高。同时也应注意，“一带一路”的推进将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包括大国博弈将引发地缘政治经济的挑战、产能转移可能引起“产业空心化”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蕴藏着诸多风险的挑战等等。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切不可因为存在风险和挑战就裹足不前而丧失机遇。“一带一路”对于国内而言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它承载着中国崛起的希望，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着新动力，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欢迎关注“元浦说文”订阅号金元浦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文化部动漫类教材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博导“元浦说文”由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创办。目标在于速递文化信息、传播深度思考、汇集文化创意产业的业界和学术精英，搭建产学研的合作桥梁。

第四篇：如何应对“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形势下全面认识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以下方面进行建设和合作。（1）政策沟通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2）设施联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3）贸易畅通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4）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5）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有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残疾人康复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欢迎沿线国家智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

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一带一路”虽然面临巨大挑战，但是也存在着良好机遇，中国要敢于迎难而上，脚踏实地下好“一带一路”大棋局。

第一，践行“一带一路”战略首先需要明确实践主体。政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者，政府主要扮演着开疆拓土、牵线搭桥的角色。政府首先需要实现沿线国家之间的链接，打开沿线国家的国内市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些方面的“必要统一”，在政策层面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其次，企业应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最活跃的部分。商人以追求利益为目标，企业是“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直接承担者，应该成为“一带一路”项目中经济利益的捍卫者。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成为了“海外投资”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也需要有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成为了我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主体，例如中石油等。然而，一些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国家背景存有偏见，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会导致不公平竞争行为，甚至有不可告人目的。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增加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做好释疑、解疑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可以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中去。“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战略，也是我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对于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需要进行甄别，宁缺毋滥，这就需要参与“一带一路 ”项目的企业不仅具有强大的经济能力，还要具有过硬的国际公关能力。

第二，要采取多种手段有效应对“一带一路”项目中存在的安全问题。首先，从国家角度来讲，国家应该倡导沿线国家共同建立“一带一路”联合反恐中心，在中心实现反恐情报共享，反恐行为相互配合的目标，共同应对恐怖势力威胁。其次，中国应该与沿线国家在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以当地政府为主，同时依托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地区设立一道对“一带一路”资产以及海外劳工进行保护的安全屏障。必要时也可以与当地政府协商后派出维护海外资产项目的安全人员，确保“一带一路”项目的安全。最后，投资本身就意味着风险，为了规避风险，中国企业也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共同组成跨国公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将“一带一路”蛋糕共同做大做好。

第三，积极推动投资建设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本土化”。在“一带一路”项目落户沿线国家之前，我国需要建立“一带一路”专门研究机构，做足前期准备工作，并且实现与企业的合作，组织有能力的专门研究人员赴沿线国家进行长期、实地考察，分析当地的实际情况，针对当地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一带一路”企业的具体特点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促使“一带一路”项目“扎根本土”。此外，智库除了担任研究、考察工作外，还应该发挥桥梁的作用，开启不同国家之间智库的沟通与交流，增强智库层的互信，构建沿线国家决策层对“一带一路”的科学认知。

第四，要加强“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工作。“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国走出去的“经济工程”，还是一项巨大的“形象工程”。因此，对“一带一路”的宣传工作需要采取“入乡随俗”的策略，讲求“互利共赢”的原则，使当地人能够真正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去的福利，以及给他们的生活带去的积极改变。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在开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对当地的公益投入，使“一带一路”走过的地方能够印下友好的脚印。

第五，设立专门机构对“一带一路”进行科学管理。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国际政治、国家与国民安全账、大国责任账、全球与地区发展账、民族信心账等等，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专门机构对“一带一路”进行科学管理，难免会使“一带一路”项目顾此失彼，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一带一路”是一项巨大工程，不仅涉及到工程项目建设，还需要与沿线国家进行沟通、协调。“一带一路”管理机构在设立时应该以项目需要为出发点，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相关机构。其次，“一带一路”管理机构在设立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边机制”，实现与当地政府以及其他国家共同管理，一方面可以实现风险共担，另一方面也可以方便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

第六，通过制度化机制将“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固定下来。当前中国“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时主要采取的是政府间合作，“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再加上选举政治的影响，“一带一路”存在着被中止的风险。任何政府间的合作都存在着风险，唯有通过规则与制度将合作机制化，才能够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化机制将“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固定下来，那么就会确保“一带一路”的连贯性与稳定性，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依旧处于对规则的适应阶段，并没有主导制定新国际规则的实力。当前世界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对现有国际规则的适应阶段，中国应该抓住这一点，将“一带一路”总体保持在现有国际规则的框架内，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去主导制定符合我国利益的新规则，并对一些不合理的规则进行修订，使之能更加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现实发展需要。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第五篇：“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土耳其

“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土耳其

来源：中国网 2015-08-31

特约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之一，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至关重要的重要合作伙伴国。投资吸引力巨大、投资环境相对安全，但是投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作者：姜晨 张华

编者按：“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带一路”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中国网将以每周发布两篇分析文章的方式，对“一带一路”地区的60余国的政治风险进行简要的概述与分析。本系列将持续发布30余周，共计60余篇文章。具体内容主要围绕该国的一般情况、投资环境、政治结构、各方政治势力、相关政治风险以及可能的国家战略动向进行分析。

姜晨 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华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位于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意义极为重要，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至关重要的节点之一。中土双方将两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对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致力于实现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一、土耳其概况

（一）自然环境

土耳其位于亚洲最西部，横跨亚欧大陆，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并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国土面积78.36万平方千米，海岸线长7200公里，陆地边境2648公里，与亚、欧8个国家相邻。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其中大理石储量占世界总量的40%，品种数量均居世界首位；硼矿、铬、煤等储量也居世界前列；河流资源丰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均发源于土境内；森林资源也很丰富，是西亚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石油、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需大量进口。

（二）政治环境

土耳其拥有悠久的历史，几经大起大落。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11月17日开始生效的第三部宪法，宪法规定土耳其为民族、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

土耳其政治体制效仿欧洲，实行共和制。总统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大国民议会是最高立法机构；政府即部长会议掌握行政权；司法独立。主要政党有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等。其中，正发党是执政党，主张建立法律至上、尊重人权和自由的现代共和政体，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三)社会文化环境

截至2013年底，土耳其人口7667万，其中80%为土耳其族，15%为库尔德族，此外还有阿拉伯族、亚美尼亚族及希腊族等少数民族。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少数民族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库尔德语、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99.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约85%属逊尼派，15%属什叶派；0.2%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

与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不同，土耳其宗教气氛相对宽松，社会风气较为多元开放，新闻制度相对开放、自由；工会等非政府组织可在一定条件下自由组织，且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大。总体而言，土耳其社会稳定，治安较好。

二、中土外交及经贸关系

（一）中土外交关系

土耳其奉行独立自主、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重视多边区域外交，注重经济外交。同美国保持传统战略伙伴关系，是北约的重要成员；重视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并将加入欧盟作为既定的战略目标。但是，近年来开始注重外交多元化，积极发展同亚洲、非洲等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1971年8月4日，中土两国建交。建交40多年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两国都保持了政治上相互信任，经济上互利合作，文化上相互借鉴，多边场合相互支持。高层交往不断加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长、外长及军队高级将领等多次实现互访，增进了彼此了解。2010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土，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双边关系步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012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土，就进一步加强中土务实合作提出了建议。2009年，土耳其总统居尔访华，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增进了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2015年7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率团来华访问，双方商定合作内容涉及经贸、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交通旅游等多个方面。虽然中土关系总体发展顺利，但双方也并非没有矛盾和分歧，最主要的是贸易摩擦和“泛突厥主义”两个问题。中土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土耳其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额不断增大。近年来，土对华实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紧跟欧美国家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成为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泛突厥主义”的变种之一就是中国新疆境内的“东突”分裂运动。土是境外“东突”势力最集中、最活跃的国家之一。新疆“7·5”事件后，仅有几个伊斯兰国家政要和宗教领袖对中国发出无理指责，土耳其就是其中之一。

（二）中土经贸关系

土耳其是继金砖国家之后又一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享有“新钻国家”的美誉，是G20峰会的重要成员国之一。2013年，土耳其成为全球第17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15615亿里拉（约合82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0%，远超外界预期。

数据来源：土耳其统计局、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经商参处、IMF、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2013年，在土耳其产业结构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分别是8.9%，27.3%和63.8%。其中，纺织业、汽车业、农业、旅游业是土耳其的重点特色产业。

中国和土耳其直接贸易始于1965年，1971年建交后双边贸易迅速发展。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双边贸易额为277.4亿美元，下降2.1%。其中，土对华出口28.6亿美元，下降20.8%，占出口总额的1.8%；土自中国进口248.8亿美元，增长0.7%，占进口总额的10.3%。土方逆差220.2亿美元，增长4.4%。中国成为土第2大进口来源地、第3大贸易伙伴和第19大出口市场。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月报

矿产品一直是土耳其对华出口的最主要产品，2014年出口额为18.0亿美元，占对华出口总额的62.9%；化工产品为第二大类产品，占11.3%；纺织品及原料为第三大类产品，占8.6%。在对华出口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4.9%，是为数不多的保持增长的大类产品之一。土耳其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家具玩具制品等。当前，受各种因素影响，双边贸易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在对华出口大幅下降而进口仍保持微弱增长的情况下，土对华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1990年和1995年两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进入21世纪以后，双方相互投资加速增长，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土直接投资累计6.42亿美元，涉及交通、航运、能源、通讯、采矿、旅游等多个领域。土对华实际投资业内已突破1亿美元，投资领域从早期的产品制造加工，逐步发展到金融、商业零售、酒店、工程等各个领域。

三、土耳其投资环境

（一）投资吸引力

近年来，土耳其社会治安较为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营商环境报告》中，土耳其在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5位，比2014年的69位上升了1位。其投资吸引力主要有以下几点：

（1）基础设施较完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设施完备；通讯技术不断发展；电力等能源设施也逐步完善。自2009年开始实施“2023年发展规划”，将完善基础设施作为首要任务之一。

（2）政治基本保持稳定：正发党执政以来，主张法律至上、尊重人权，建立自由的现代共和政体，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采取多项措施缓和社会矛盾，保持政局稳定。

（3）经济增长迅速：过去十几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5%的均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17大经济体，发展势头迅猛。（4）区位优势显著：土耳其处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逐渐成为地区至关重要的产品、服务、人员、技术的集散地。利用其区位优势，投资者可获得广阔的市场。

（5）市场开放化程度不断提高:土耳其政府致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已成为地区贸易中心之一。

（5）国内市场不断扩大：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土耳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万美元大关，人民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国内市场需求不断增加。

（6）融资条件好：土耳其鼓励金融资金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外来投资者可以从当地市场直接获得信贷；法律和财会体系与国际标准一致，透明度较高；融资渠道众多，包括世界级的商业银行、投资公司和土本国的金融机构等。

（7）人力资源充足且素质较高：土耳其平均年龄30岁，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供应充足，且相对便宜、优质。

（8）政策支持：土耳其推行自由和开放的经济政策，对外资实行平等待遇原则，简化外资政策和行政手续，外国投资者可享受国民待遇。

（二）重点投资领域

（1）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发展规划”正处于集中发展阶段，完善包括交通运输、电力、房地产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举国关注的焦点，政府对外招标并给予优惠政策，希望吸引外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太阳能、地热、风能、核电等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催生了诸多投资机遇。

（2）纺织业：土耳其是世界第5大纺织服装出口国，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纺织技术水平高，服装配套行业也很发达。

（3）旅游业：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古希腊、古罗马、奥斯曼帝国三大历史遗迹汇聚于此；黑海、地中海、爱琴海将其环绕。独特的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全球第6大旅游目的国，外来游客数量逐年攀升，旅游产业潜力巨大。

（4）农业：农业基础较好，机械化程度高，农产品种类丰富且质量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喜爱。绿色、无污染等高端农业经济及相关的食品制造等产业发展前景良好。

（5）汽车业：政府对汽车业实行大量引进整车制造和本地化生产的双重政策，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汽车零部件工业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6）国际物流与运输业：处于三大洲交界地带，区位优势显著，水、陆、空运条件都非常便利，正努力成为国际物流和运输中心。

四、中国在土耳其投资的风险

如上所述，土耳其在吸引外资方面有诸多优势，但在对土投资前，中国投资者应该充分了解以下潜在风险：

（一）政局稳定性问题

（1）政党纷争：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分歧比较严重，斗争激烈，其实质是国家是否坚持世俗化发展道路，直接关乎国家的发展方向。（2）军政关系复杂：近年来，军队在政治生活中受到一定限制，但对于执政党的威胁仍然存在。复杂的军政关系威胁国内政局的稳定。

（3）国内社会问题：库尔德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仍较为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

（4）恐怖主义干扰：处在恐怖主义活跃的中东地区，易受干扰。

（二）经济状况问题

（1）经济对外依赖性过强：2010年后，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土经济也走上复苏之路。但其经济对外依赖性过强，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经济复苏仍具有不确定性。

（2）通货膨胀风险大：近年来，土经济发展较快，人民收入不断增加，极大拉动了需求，但产能相对落后，通货膨胀情况较为严重。

（3）能源相对短缺：目前，土耳其生产的电力尚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能源供应不足，大量依赖进口。

（4）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由于临近欧洲，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中等人才不足，高端人才稀缺。

（5）财政赤字与外债：土耳其经常账户长期赤字，外债较为严重。财政收支失衡、国家信用评级相对较差影响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政策风险

（1）投资和贸易法规不完善：尽管在贸易法规方面加强了立法，但投资和贸易法规体系仍不健全，许多问题无章可循。

（2）政府腐败问题：政府部门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存在腐败现象，加大了投资者的经营成本和投资风险。

（3）技术性贸易壁垒：土耳其要求进口的医疗器械、机械等产品必须加盖欧洲标准标志（CE认证）。但同样是符合欧洲标准的产品，来自欧盟的便可直接进入，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还需进行额外检测。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影响了外来投资的发展。

（4）行业限制：限制行业主要有广播、航空、海运、经融、房产等；限制方式有投资禁止、股比限制、许可证、数量限制等。

（5）政府违约风险：2013，土耳其政府否决了一项公路特许经营项目。该项目为几条高速公路和桥梁为期25年的特许经营项目，由土耳其公司Koc Holding和马来西亚主权基金Khazanah旗下的UEM联合中标。此举不仅是对中标联合财团的一次重大打击，对准备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也是一个重大警示。政府违约的风险性较高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四）宗教文化因素

（1）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土耳其国民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尽管社会风气较为开放，但穆斯林独特的文化和习俗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2）不时出现的排华事件：受土耳其境内“东突”势力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土耳其多次发生排华事件，严重威胁到华人华侨的安全，增加了中国在土投资的风险。

综上所述，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之一，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至关重要的重要合作伙伴国。投资吸引力巨大、投资环境相对安全，但是投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资本在决定投资前，需做好充分的风险分析和预测、制定必要的防范措施以保障投资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