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第一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成为区域合作最具活力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风险案例时有发生，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方面构建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衡量各国风险并划分出投资风险低、中、高三个区域，为改善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益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风险因子；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主权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4-0045-1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有了较快增长，区域直接投资存量从2007年的97.3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1 671.9亿美元，直接投资流量从2007年的32.5亿美元上涨至2017年的143.6亿美元。但在总量上升的同时，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事件频发，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环境不优，投资主体风险防范经验不足，前期风险评估不充分是造成风险案例多发的主要原因。为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充分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征，评估各国投资风险高低，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与实践。

一、理论基础及研究逻辑

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将风险定义为：违背主体意愿的结果事件发生的概率[1]，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则可以定义为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收益低于预期的可能性。经济活动的发生必然面临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东道国投资环境也更加复杂。杨丽梅（2006）[2]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分为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聂名华（2009）[3]更加细致地总结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三个层面的风险：国家层面风险，如政局不稳定、政策不连续、法律法规变化、恐怖主义活动等；市场层面风险，如汇率水平、物价波动等；企业层面风险，如投资决策、项目经营、道德风险等。本文主要从国家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参照布歇（Bouchet等，2003）[4]的观点，国别风险基本涵盖了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等潜在因素，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东道国的投资风险。

学者普遍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托马斯和格罗斯（Thomas和Grosse，2001）[5]认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政治风险等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雅各布森（Jakobsen，2010）[6]认为政治风险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崔宗模和全兵南（Choi和Jeon，2007）[7]则发现汇率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邱立成、赵成真（2012）[8]则认为法律和环境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国民收入越高的东道国，法律和环境风险越严重。在识别了风险来源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开始量化评估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罗博克（Robock，1971）[9]、西蒙（Simon，1982）[10]先后运用独立和非独立变量实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拉梅尔（Rummel，1978）[11]和克拉尔（Kraar，1980）[12]设置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东道国的投资风险。之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风险来源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金（Kim，1992）[13]从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三个角度去综合评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风险。

关于“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以我国学者研究为主，多数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区域政治风险占主要地位。马博雅（2016）[14]指出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沿线政局动荡和大国利益竞合，各国战略互信不足、领土争端、恐怖主义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使“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脆弱。由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东道国关键领域的项目投资风险评估不到位，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存在投资质量低下、投资结构不合理、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等问题（樊增强，2015）[15]。在货币金融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日益加深，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加大使得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逐步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封闭、信息化手段落后及投融资制度不完善导致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了企业投融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宁薛平，2016）[16]。主权信用风险方面，如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其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17]中指出，沿线各国政治、经济、金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区域内国家主权信用水平参差不齐，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这对“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的开展尤其不利。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区域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有少数学者从量化角度衡量了投资风险：苏馨（2017）[18]对除中国外的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测算，但目前已有的风险定性研究，对风险的衡量较为粗略，尤其是衡量政治风险的评价指标有限，对不同国家的不同风险特性刻画不足。

本文的“一带一路”区域包括65个国家，参考已有的投资风险指标体系研究，结合国际知名信息公司领英（The PRS Group）出版的“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国别风险报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角度分别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情况，构建风险衡量指?瞬馑愀鞴?投资风险，将各国按照风险高低进行排序，并将“一带一路”各国分为投资风险高、中、低三个地区，以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应区域国家风险特点，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二、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情况

2015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特别是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快速增长。[19]2017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同比增长3.5个百分点。从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的地域分布来看，地区分布比较集中，投资目的地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见图1）。东南亚8国一直是“一带一路”区域接受中国投资最多的地区，每年接受的中国直接投资额占“一带一路”沿线总投资额的40%以上；俄蒙两国、中亚、南亚和西亚北非地区近年吸引中国投资的规模逐步增长，俄罗斯更是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前10位的国家。由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市场长期以来被欧洲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主导，距中国的空间距离较远，中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一直较小，年直接投资流量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占比一直不到2%，且增长速度缓慢。

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大多资金需求庞大、投资周期较长、涉及资本跨境合作，叠加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地区分布集中、行业分布敏感、投资主体单一的特性，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较多。据统计，2005年1月至2016年6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的投资风险案例共49起（占对外投资风险案例总数的28.3%），总金额777.2亿美元（占26.2%），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额15.9亿美元（见表1）。从风险项目损失金额与投资总额的比值来看，经计算，2005―2016年“一带一路”区域的比例为41.1%，高于全球38.4%的平均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金融、法律和主权信用等方面具有一些高风险特性，下面分别进行简单梳理。

（一）政治社会风险

巴特勒和乔奎因（Butler和Joaquin，1998）[20]将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定义为：“东道国政府在跨国企业经营中突然改?政策规则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的可能性。”东道国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稳定程度对投资造成的损失往往大于经济风险，是对外直接投资需要首先考虑的风险因素。“一带一路”包括了地缘政治最为复杂的一些区域。第一是政局动荡。东西方多种文明在“一带一路”地区交汇，导致该区域政治宗教冲突频繁发生，缅甸、印巴、阿富汗、乌克兰等一些国家处于国家内部分裂或领土纷争之中，突发性**或战争频发；西亚、北非国家更是政局动荡的集中区域，部分国家长期敌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旧有冲突热点依然发酵、战争频发，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活动使国家局势持续动荡。第二是政策频繁变更。“一带一路”区域部分国家民主化程度较低，政权频繁变更会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当东道国以公共利益和环境保护等为借口对投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如通过提高税收、下达政府禁令、无故违约以及国有化政策等对外国直接投资设置壁垒时，投资项目会遭遇运营困境或被迫叫停，陷入“投资陷阱”。同时，“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浓厚的宗教思想和较大的文化差异会加深民众的误解，进而引发政策变更风险，严重损害国外投资者的正当经济权益。第三是大国角力形势复杂。美国针对中亚和南亚提出并实施“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经济带计划”，随后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欧洲实施了“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计划增强与中亚的联系；俄罗斯2014年提出“欧亚经济联盟”战略，计划联合中亚、独联体等国家成立一个超国家联合体；日本1997年就提出了针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并主导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海外投资提升其在油气资源开发领域的权益和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印度目前在积极推动印度次大陆国家经济合作协议（BBIN）、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和环印度洋地区的“蓝色经济合作”。来自美日俄印等大国的各种竞合博弈和复杂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第三国霸权主义的干预风险。第四是恐怖主义蔓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频发，“西亚―中东一南亚一中亚”的弧形恐怖主义地带初步形成，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恐战争此起彼伏（周五七，2015）[21]。据美国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显示，25%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危险状态，15%的国家处于高危状态。伊斯兰地区极端宗教势力猖獗，恐怖组织势力从中东地区蔓延到中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中东欧，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家暴恐事件不断。除了陆上恐怖主义势力，“政治性海盗”为主的海上恐怖主义事件近年来在红海、亚丁湾、马六甲海峡和孟加拉湾等海域频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活动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指东道国经济形势变化或经济政策调整导致对外投资收益降低的可能性。“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经济基础较薄弱，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稳定性较差；金融系统较为脆弱，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容易受到世界经济低迷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运营风险较为突出。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存在通货膨胀问题，俄蒙两国的平均通胀率高达10.42%，中亚、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的平均通胀率也超过了6%（吴舒钰，2017）[22]，2017年乌克兰和伊朗的通货膨胀率更是分别高达11.5%和11.2%。汇率风险主要涉及东道国本币汇率的稳定性、货币自由兑换程度和外汇管制情况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欠发达国家较多，币种偏小，国际流通性较差，汇率制度不健全，本币汇率频繁波动情况时有发生。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汇率机制僵化导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经历了货币较大幅度贬值情况：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蒙古和独联体等国家的货币显著贬值。在许多国家实行较为严格的汇率管制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很难在利用当地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来对冲汇率风险。这将增加“一带一路”项目的货币风险点，提高分散风险的难度。资金运营风险，一方面指企业做出投资决策过程中对成本收益预估失误，另一方面指融资渠道出现阻碍导致资金不能保证项目正常运营等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由于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加上“一带一路”大部分国家存在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度不高、金融产品不丰富、资金可获得性低、市场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对外投资的资金不可持续性风险大大增强。

（三）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司法环境各异，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办事流程差异较大，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存在法律不完善乃至朝令夕改等问题。沿线地区国家的法律分属大陆法系、海洋法系、宗教法系和具有当地特色混合法系等，对当地法律的不熟悉往往会面临法律费用和经营成本增加的挑战。第一，一些东道国相关法制欠缺，在投融资、产业政策、劳动力和土地等方面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较为随意；部分法律对境外投资者设置法律壁垒，对跨境投资实施反垄断审查，给对外直接投资造成较大阻力。第二，企业不了解当地一些特殊的法律法规而造成投资损失，其中劳资关系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和生态环境破坏纠纷是主要方面。第三，“一带一路”投资仲裁机制不统一。目前我国已经与沿线56个国家签订《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但没有覆盖全部沿线国家，仲裁结果的执行也主要依靠国际社会压力，法律强制性较弱。同时，沿线有15个国家不是WTO成?T，其国内法律法规可能与WTO法律制度、RTA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冲突，多重争端解决机制相互交叉加剧了法律保障难度。

（四）主权信用风险

东道国政府违反合约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容忽视，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东道国政府的违约风险，主权信用评级越高，投资面临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小。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发布的《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展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在：信用等级跨度大，包括等级为AAA的新加坡和刚走出违约状态等级的乌克兰；主权信用风险水平各地区分布不平衡，中东欧地区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整体较低；东南亚地区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整体不高；南亚和北非地区的国家政府偿债压力较大但信用风险整体可控；中亚和西亚地区主权信用风险较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做出的主权信用评级结果与以上分析也基本一致（见表2）。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实证分析

（一）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

1.评价方法。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融资风险涉及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等多个风险类别，风险判定指标较多、计算过程繁琐，尽量运用比较少的综合指标代表原有指标，全面准确地刻画“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是我们的目标。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具有较强的国别特征，有的国家政治风险突出，有的国家则主要由于经济发展潜力不足造成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有的国家则是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共同交织下存在较大风险，需要分类讨论。针对上述问题，选择因子分析方法来对各国的投融资风险进行实证评价。因子分析以丢失最少信息为前提，将所有变量按照相关性综合成几个综合因子进行分析，各因子间线性关系不显著，既有较好的解释功能，又能减少计算工作量（薛薇，2014）[23]。依据因子分析理论和步骤，首先考察各风险变量是否具有因子分析的基础，即各变量是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其次，基于主成分分析法选取累计贡献率超过80%的综合因子、确定因子个数，并通过正交旋转确定因子载荷矩阵；最后，根据各综合因子得分评估各国投资风险大小。在评估投资风险时，将变量作逆向化处理后，利用因子综合得分公式（1），计算各国家的风险因子得分，再按照因子综合得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国家投资风险越小。

因子综合得分=（因子1×因子1方差贡献率+因子2×因子2方差贡献率+…+因子n×因子n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1）

2.评价指标与数据来源。参考已有投资风险研究成果在风险衡量指标上的选取方法，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特点和统计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了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4个一级指标、26个二级指标，建立了“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含义和数据来源见表3。笔者选取了除去巴勒斯坦的64个样本国家在2012―2016年的年度平均值作为风险评价数据。一方面，可以避免部分变量在某一年份确实对实证分析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一段时期内各国的风险特征。

笔者选择spss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该软件会自动对不同量纲的原始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线性变换使数据结果处于[0，1]区间。由于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最终计算出的各国风险因子得分是以0为平均值，正值表示风险水平较低，负值则表示该国风险高于平均水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所选取的26个指标变量有的和投资风险呈正相关关系，有的呈负相关关系，为使综合因子得分正确反映各国相对风险的大小，笔者在因子分析前对所有正向变量进行了逆向化处理，即所有变量值越大，代表投资风险越小。

（二）投资风险实证评估

选取表3四大风险类别下的所有26个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进行因子分析。由于文莱、东帝汶和叙利亚的经济风险指标和主权信用风险指标数据确实严重，故剔除这3个国家对61个沿线国家进行分析。KMO值为0.75，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见表4）。公因子方差基本大于80%（见表5）。根据风险因子解释的总方差表格和碎石图（见表

6、图2），提取9个主因子，9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接近85%，能够较好地代表所有风险衡量指标。将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之后（见表7），9个因子的含义较为明确：第一个因子可视为政治经济综合因子，代表一国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国家民主化进程和执政能力影响经济开放程度和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第二个因子为社会法律综合因子，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受社会传统和法律法规的影响程度，一国对社会传统的重视往往体现在法律法规上面，进而共同对投资行为形成约束；第三个因子是营商环境因子，包括物权登记是否便利、合同执行是否严格、投资者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等，衡量一国在打造投资优质环境方面的能力；第四个因子是经济波动指数，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第五个因子为政治局势因子，主要衡量一国包括内部矛盾、外部冲突在内的政治局势的稳定状况；第六到第九个因子则主要衡量一国的国家资产负债情况、主权信用情况和政府财政状况。最后，根据表8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评估出“一带一路”各国总体投资风险的评分与排名情况（见表9）。

从投资综合风险来看，新加坡、爱沙尼亚、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联酋、拉脱维亚和斯洛伐克等10个国家风险最低；除去文莱、东帝汶和叙利亚，老挝、乌克兰、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缅甸、阿富汗和也门等10国风险最高。按照沿线各国的经济地理分区，制作了投资风险的分区域分布情况（见图3）。除了独联体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之外，中东欧区域国家金融体系相对完备，投资安全程度整体较高。俄蒙两国整体风险高于平均水平，两国经济风险尤其突出，社会安全系数较低。中亚5国的投资风险整体较高，主要源于其落后的经济条件、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较弱的政府治理能力。西亚和北非、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间风险程度呈现较大分化：西亚和北非地区除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格鲁吉亚等国外，其他国家投资风险较高，如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由于民族和宗教冲突频繁、恐怖主义势力猖獗，导致经济、社会、法律、主权信用等诸多指标落后，投资风险飙升；南亚地区不丹和印度投资风险较小，其中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经济增速较快且增速平稳，投资的经济风险较小，其他国家经济体量小、政府执政能力不强、经济开放度不高、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投资风险较高，阿富汗的突出政治风险问题则需要特别重视；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是区域内投资最安全的国家，其他国家基本处于经济转型期，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经济制度不完善、营商环境不佳、主权信用评级较低，叠加国内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投资整体风险较高。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投资风险分区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风险特征并不相同，在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了各国国别风险程度之后，需要更客观地将国家风险进行分区。笔者采取聚类分析方法，选取欧氏距离计算变量个体间距离，将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4类风险区。第一类是低风险国家，包括：新加坡、爱沙尼亚、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联酋、拉脱维亚、斯洛伐克、不丹、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格鲁吉亚、保加利亚、沙特阿拉伯、匈牙利、马来西亚、卡塔尔和黑山。第二类是中风险国家，包括塞尔维亚、马其顿、土耳其、阿曼、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巴林、菲律宾、科威特、蒙古、波黑、伊朗、亚美尼亚、泰国、土库曼斯坦、摩尔多瓦、约旦、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第三类是高风险国家，越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伊拉克、黎巴嫩、柬埔寨、埃及、巴基斯坦、老挝、乌克兰、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缅甸。第四类是极高风险国家，包括阿富汗和也门。

四、结论

笔者分别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分项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得出如下结论：

1.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偏高，中高风险国家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的2/3。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进行投资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以保证投资收益。

2.政治?济综合因子对一国的整体投资风险影响最大，可见对于“一带一路”区域来说，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具有较强相关性，二者相互交织成为决定国家投资风险的最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社会法律条件、营商环境、经济波动情况，政局稳定程度和主权信用状况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

3.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投资风险分区与2005―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我国大量投资集中在东南亚的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南亚的巴基斯坦，中亚5国和俄罗斯、蒙古等国，而这些国家大部分都属于高风险区域，对中东欧等低风险国家的投资则较少。未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应着力完善区域分布结构，谨慎选择投资目的地，减少对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加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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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an1，Wang Hongju2

（1.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00，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trategy，Beijing 102400，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the capital flow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ecame the most dynamic factor of regional cooperation.In recent years，while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line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cases of investment risks，which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economic losses to the country and enterprises.On the analysis of risk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way，the author built the country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 and sovereign credit risk four aspects，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measure risk of various countries us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mark off three regions of low investment risk，medium risk and high risk，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our country's investment benefit on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investment risk，risk factors，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sovereign credit risk

第二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信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信息（蒙古、俄罗斯、中

亚五国）

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均是中国的邻国或近邻。上述七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2220.8亿美元，占全世界总量的2.84%；人口21428.3万，占世界总人口的2.97%；人均GDP10323美元。

该区域是世界上能源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区域内国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能源和原料输出。依靠矿产开采等大型项目的开发，蒙古和中亚五国的经济保持普遍增长势头，2014年增长率在4.3-10.3%之间，但俄罗斯受国际油价下跌和外部制裁影响，经济增长率仅为0.6%。我国与该区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主要进口油气、矿产资源，并出口机电、交通设备及轻工产品。近年来，双边贸易量、我对东道国投资额及投资企业数量显著增长，合作深度广度不断加大。中国已成为俄罗斯、蒙古和土库曼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上述国家设立投资企业已达2655家。

该区域国家金融深化程度相对较低，银行业资产占GDP比重较小，均不到100%，不过总体而言，其银行业稳定性和盈利性较好,但俄罗斯在较为不利的外部环境下资本流出情 况比较严重。在银行业与监管合作方面，共有6家中资银行在该区域的俄罗斯、蒙古和哈萨克斯坦设有9家一级机构（6家子行、3家代表处）；七国中，俄罗斯、蒙古和哈萨克斯坦在华亦设有12家一级机构（除1家分行外，其它均为代表处）。中国银监会已先后与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央行签署了MOU，并与俄央行签署了跨境危机管理合作协议。此外，我国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分别签署了本外币互换协议。

蒙 古

蒙古国地处亚洲中部的蒙古高原上，北与俄罗斯联邦接壤，东、西、南与中国交界，是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国土面积约156.65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为山地或高原，平均海拔1,600米。人口约290万，主要语言为喀尔喀蒙古语，文字为斯拉夫蒙文、回鹘式蒙古文。全国以喀尔喀蒙古人为主，佛教（喇嘛教）为国家第一大宗教。首都乌兰巴托，是全世界年均气温最低的首都，仅为-2℃。

一、经济概况

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藏80多种，矿点8000多个，主要有铜、煤、铁、金、铅、锡、锌等，另外锰、银、铬、钨、钼、铝、磷矿、萤石、石棉、石墨、石 油等也储量丰富。重点项目包括力拓公司开发的奥尤陶勒盖铜金矿项目、中国神华集团开发的塔本陶勒盖煤矿等。

2014年，蒙古国GDP初值218442.5亿图格里克（折合美元120.2美元），扣除价格因素后（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实际增长7.8%。2010-2011年，蒙古国GDP增幅高达17.3%，主要受益于矿产行业的快速发展。但是自2012年以来，由于国家政治环境较为复杂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等内外因素，蒙古国经济一落千丈，蒙古货币图格里克近3年年均贬值20%，外汇储备截至2014年年末仅有16.50亿美元，FDI同比下降高达60%。全国CPI增长率达12.80%。

中蒙贸易、投资方面，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国。蒙古国90%的产品均出口至中国，大约30%的产品需从中国进口。2014年，中蒙双边贸易总额68.41亿美元，其中我国进口50.73亿美元，同比增长36.77%，出口17.68亿美元，同比下降3.07%。我国主要进口产品包括：焦煤、铜、钼等矿产品以及羊绒羊毛制品，出口产品包括：机械、家用电器、日用品、水果鲜蔬等。截至2014年末，在蒙注册中国企业已有7000余家。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蒙古国唯一银行业监管机构为蒙古国中央银行（Bank of Mongolia，简称“BOM”）。蒙古央行成立于1991年，其前身 为1924年由俄罗斯与蒙古两国共同出资建立的蒙古国贸易与工业银行。其在管理上独立于蒙古国政府，拥有相当的自主管理权，但在行政上仍需坚守议会的监督。

蒙古央行最主要的目标是确保国家货币图格里克的稳定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维护资金、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的稳定。主要职能包括：发行货币并管理其流通，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担任政府的财政中介，监督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活动，组织以及管理银行间的支付和结算活动，管理官方外汇储备。

俄罗斯

俄罗斯国土面积1712.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储量非常丰富。4 全国总人口约1.437亿（截至2013年末），共有193个民族，其中俄罗斯族占总人口的79.8％。该国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和总统制，现由85个联邦主体组成，包括3个联邦直辖市、4个民族自治区、22个共和国、46个州、9个边疆区、1个自治州。首都莫斯科位于东欧平原中部, 面积108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51万人，是有860余年历史的国际大都市，也是全俄最大的城市和经济、文化、金融、交通中心。

一、经济概况

2014年，俄罗斯延续了近年来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1.84万亿美元，增长率仅为0.6%，创08年金融危机后最低水平，全年资本外流1515亿美元，同比增长148%，已超过2008年水平；外国直接投资仅186亿美元，同比下降70%；年末外债5995亿美元，较年初减少1294亿美元；卢布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由年初1美元兑32.66卢布跌至年末56.26卢布，贬值72%；联邦财政赤字3280亿卢布（约58亿美元），约占GDP的0.5%。为抑制通胀水平、稳定金融体系，俄央行全年6次上调关键利率，从5.5%上调至17%，并累计向金融市场投放约790亿美元，俄年末国际储备跌至3855亿美元，为近五年来最低水平。商品进出口双降，全年出口4936亿美元，同比降5.7%，全年进口3080亿美元，同比降9.8%。俄产乌拉尔原油年末每桶 54.5美元，较年初每桶108.5美元下跌约50%，对以能源为支柱的俄经济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

中俄互为最大邻国，资源和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开展经贸合作领域众多、前景广阔。我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国，俄罗斯是我国第九大贸易国。2014年，双边经贸额952.8亿美元，同比增长6.8%。2014年我国对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亿美元，俄对华实际直接投资5000万美元。中俄双边贸易额的中期目标是在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中国对俄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机械、电子、鞋类、纺织服装、皮革、家具、汽车等产品，俄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原油、成品油、铁矿砂及其精矿、原木和煤炭、木材和化工产品等。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1990年7月成立，作为中央银行，进行银行监管与调节，对信贷机构和银行集团合法合规经营（是否遵守银行法、反洗钱法、反恐融资安排等）以及执行中央银行的标准化文件和义务等情况进行日常监管。俄罗斯金融市场局于2004年3月成立，负责调整金融市场法律规范、管理和监督金融市场（不包括银行、审计业务），包括对保险业、信用社、小额信贷业务、商品交易所、交易所经纪商的管理和监督，对俄罗斯法律有关打击滥用内幕信息和市场操纵的要求进行监督。俄罗斯金融监测局2002年2月 成立，负责打击洗钱活动和反恐融资，并协调该领域其他联邦行政机构的运作。

按照法律,俄联邦中央银行负有银行体系监督和调节的职能。从1996年12月以后,中央银行具体负责监管活动的执行机构是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地方分支机构,委员会主席由中央银行行长任命,一般由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兼任。

俄银行体系的监管模式为单一的集中监管,监管权力集中于中央银行。2013年7月25日，俄总统普京签署关于成立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的法案。俄金融市场局对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养老金投资等领域）的主要监管职能划归至俄央行。俄已在央行基础上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加强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监管，提高金融监管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降低系统性风险。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首都阿斯塔纳。国土面积272.49万平方公里，列世界第九位，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相当于整个西欧国家面积之和。全国分 为2个直辖市（阿斯塔纳市、阿拉木图市）和14个州。人口约1740万，共有130多个民族，主体民族为哈萨克族（64.7%），其他民族有俄罗斯族（23.7%）、乌克兰族、乌兹别克族、日耳曼族和鞑靼族等。哈萨克语为国语，哈萨克语和俄语为官方语言。50%以上居民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此外还有东正教、天主教、佛教等。

一、经济概况

哈萨克斯坦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石油储量约50亿吨（预测蕴藏量170亿吨），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3.2%，列全球第9位，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阿联酋、委内瑞拉、俄罗斯和利比亚等国。天然气储量约2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1.5%，预测蕴藏量146亿立方米。铀矿已探明储量150万吨，占全球总量的25%，居世界第二位。铜矿已探明储量为345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5.5%，居世界第四位。钨矿储量200万吨，占全球总量5%，居世界第一位。

金融危机前10年是哈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GDP年均增长10%左右，经济总量扩充5倍，外贸额增长6倍，经济实力占中亚五国总量的三分之二。金融危机爆发后，哈经济增长速度骤减。2008年GDP增幅降至3.2%，2009年进一步下降至1.2%。2010年至2012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国际市场需求恢复以及能源和金属等国际价格稳定，哈经济开始强劲反弹，出口开始增长。石油工业是哈萨克斯坦的支 柱行业，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2013年-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乌克兰危机的外溢效应使哈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受到了波及和冲击，俄罗斯经济因与欧美国家的相互制裁而遭到重创。在全球石油需求疲软，国际油价一跌再跌的背景下，2014年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仅为4.3%，远低于此前政府制定的6%的目标。根据哈萨克斯坦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2015年哈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中国是哈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列俄罗斯之后。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中哈两国贸易额占整个中亚地区与中国贸易额的70%。据哈海关统计，2014年哈中进出口贸易总值171.82亿美元（占哈2014年进出口贸易总值的17.2%），同比下降24.43%。其中，哈向中国出口98.15亿美元（占哈出口13.4%），同比下降31.71%；哈从中国进口73.67亿美元（占哈进口27.5%），同比下降11.92%。我方主要出口机电产品、服装、鞋类等，主要进口铜及铜材、钢材、原油等。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正式从原苏联独立，开始建立本国独立的金融体系。1993年4月13日颁布实施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法》，1995年8月31日颁布实施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银行与银行经营法》。根据上述两个基本法律的规定，哈萨克斯坦实行二级银行体制，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Kazakhstan）（以下简称“国家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为哈萨克斯坦银行体系的第一级，商业银行和其他性质的银行处于银行体系的第二级，因此，在哈萨克斯坦通常将除国家银行以外的各银行称作“二级银行”。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作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中央银行，根据国家的授权代表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国际性银行和国际性金融机构开展交往活动。哈萨克斯坦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国家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独自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监管范围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归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直接领导，在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独立运作。国家银行行长和副行长由总统任免，国家银行的组织结构、人员编制和薪酬制度由总统批准，国家银行的章程、报表、发行货币的设计式样由总统批准。

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的基本目标是确保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物价稳定。为实现该基本目标，国家银行承担如下职能：

——制定并实施国家货币政策； ——保证支付体系的稳定运作； ——实施外汇调控与外汇监管； ——促进并保障金融系统的稳定；

——调节、控制和监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 ——确保金融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开展货币统计和对外部门统计领域的活动。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关注的重点有：公司业务发展战略、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反洗钱等等。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共和国（Kyrgyz Republic），简称吉尔吉斯斯坦，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是连接欧亚大陆和中东的要冲，首都比什凯克。全国分为7州（省）2市：楚河州、塔拉斯州、奥什州、贾拉拉巴德州、纳伦州、伊塞克湖州、巴特肯州和比什凯克市、奥什市。国土面积19.9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80万。共有80多个民族，其中吉尔吉斯族人口为419.3万人，占总人口72.6%；乌兹别克族人口为83.6万人，占总人口14.4%；俄罗斯族人口为36.9万人，占总人口6.4%。70%以上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国语为吉尔吉斯语，俄语为官方语言。

一、经济概况

吉尔吉斯斯坦自然资源丰富。主要有黄金、锑、钨、锡、汞、铀和稀有金属等。其中锑产量居世界第三位、独联体第一位，锡产量和汞产量居独联体第二位，羊毛产量和水电资源在独联体国家中居第三位。

吉尔吉斯斯坦国民经济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主要生产原材料。21世纪初，吉调整经济改革方针，稳步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转轨，推行以私有化和非国有化改造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保持了低增长态势，工业生产恢复性增长，物价相对稳定，通膨水平也降至独立以来最低水平。根据吉尔吉斯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2014年1-12月吉尔吉斯国内生产总值为3972.8亿索姆（约合74.3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工业产业同比下降1.6%，农业产值下降0.6%，建筑业产值增长24.9%，服务业产值增长4.1%。此外，2014年1-2月，吉尔吉斯国内通货膨胀率为10.5%。2014年1-12月，吉尔吉斯的侨汇收入为22.36亿美元，较2013年22.68亿美元略有减少。尽管总金 额有所下降，但侨汇仍然是吉尔吉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且是拉动吉国内需的重要动力。2014年吉尔吉斯斯坦货币索姆对美元贬值19.71%，主要是受到外部环境震荡的影响，包括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受制裁、哈萨克坚戈大幅贬值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美元升值等。

中吉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有着约1100公里的共同边界。吉尔吉斯斯坦是古丝绸之路穿越的地方，它的楚河畔的托克马克是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701～762）的诞生地。2014年1-11月，吉尔吉斯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11.087亿美元，同比下降15.4%；其中，吉方出口额为3030万美元，同比下降10.6%，吉方进口额为10.784亿美元，同比下降15.5%。吉中贸易在吉国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为17%，中国为吉尔吉斯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自华进口额占吉总进口额的21.3%，中国为吉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主要进口商品为服装及服装配件（1.35亿美元）、铸铁和钢铁（0.95亿美元）等。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吉尔吉斯坦的银行监管机构为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the Kyrgyz Republic，简称NBKR），即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央银行，负责发行货币吉尔吉斯斯坦索姆。其属于非营利性质的独立法人实体，对外代表吉尔吉斯共和国参与国际活动。1997年7月29日发布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银行法》规定了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总体 目标是通过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来实现和维持物价稳定；因此其首要任务是维持国家法定货币吉尔吉斯斯坦索姆的购买力，和保持国家银行支付系统的稳定运作。为了执行其分配的任务，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银行依法独立管理，并从事以下活动：

1.制定，确定并实现金融政策； 2.调控和监管银行和金融信贷机构； 3.研究、开发并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4.全权负责发行货币； 5.促进支付系统的有效运作；

6.制定开展银行业务，银行体系核算及报告的法规。2014年，为稳定吉国内货币市场上索姆对美元的汇率，吉国家银行出售外汇总金额达5.27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据悉，此前四年吉国家银行出售外汇的金额分别为：2010年2.63亿美元、2011年2.81亿美元、2012年0.43亿美元和2013年0.15亿美元。尽管如此，2014年1-12月吉国货币索姆对美元和欧元仍然大幅贬值，贬值幅度分别为19.7%（从1美元:49.2索姆到1美元:58.9索姆）和6.4%（从1欧元:67.7索姆到1美元:72.1索姆）。

此外，为维持吉国内货币市场的外汇供需平衡，2014年前11个月吉国家银行便已动用外汇储备总额达2.68亿美元。1月27日，吉尔吉斯国家银行宣布将银行贴现率提高5 个基点，达到11%。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中亚东南部的内陆国家，境内多山，约占国土面积的93%，有“高山国”之称，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主体民族非突厥族系的国家，首都杜尚别。全国分为3个州（省）、1个区、一个直辖市：戈尔诺-巴达赫尚州、索格特州、哈特隆州、中央直属区和杜尚别市。国土面积14.31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16.04万。共有86个民族，主体民族为塔吉克族占68.4％、乌兹别克族占24.8％、俄罗斯族占3.2％。此外，还有鞑靼、吉尔吉斯、乌克兰、日耳曼、朝鲜、哈萨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其他民族占3.6％。塔吉克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为国语，俄语为族际交流语言。居民多信奉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帕米尔一带属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

一、经济概况

塔吉克斯坦矿产资源丰富，种类全、储量大。已探明有铅、锌、铋、钼、钨、锑、锶和金、银、锡、铜等贵重金属、油气和石盐、硼、煤、萤石、石灰石、彩石、宝石等50多种矿物质，其中有30多处金矿，总储量超过600吨；银矿多为与铅、锌伴生矿，储量10万吨，大卡尼曼苏尔银矿为世界最大银矿之一；锑储量占整个独联体的50%，在亚洲占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泰国；塔共探明有140处建材原料矿，其中40处已经开采，多处的储量可维持20～25年甚至更长的开采，为生产砖、惰性材料、陶瓷石膏、面板、水泥等建材提供了原料保障。石油储量1.131亿吨，天然气8630亿立方米，但无法得到有效开发。塔水力资源丰富，位居世界第八位，人均拥有量居世界第一位，占整个中亚的一半左右，但开发量不足10%。

塔吉克斯坦经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苏联解体后的政 治经济危机以及多年内战使塔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经济损失总计超过70亿美元。1995年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国家经济政策，并推行私有化改制。1997年国民经济开始步出低谷，呈现出恢复性增长。2000年10月成功发行国家新币索莫尼，初步建立国家财政和金融系统，开始逐步完善税收、海关政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塔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塔政府采取系列应对措施，随后塔经济逐渐增长。但另一方面因本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其发展对国际社会依赖甚重，同时能源短缺和缺乏支柱产业问题仍然突出，外债压力大，塔全面发展经济任重而道远。

塔吉克斯坦GDP总量和人均GDP在中亚垫底，侨汇收入将近占GDP总量的一半。2014年塔吉克GDP总额为456亿索莫尼，约合92.4亿美元，经济增长6.7%，增速同比下降0.7%。其中，工业增长5.1%，农业增长4.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3%，零售贸易总额增长6.5%，对外贸易总额为53.16亿美元，同比增长6.6%，失业率2.5%，通胀率7.4%。2014年平均汇率1美元兑换4.9349索莫尼。

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塔建交以来两国贸易快速增长，从几百万美元发展到每年近20亿美元。2014年1-9月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贸易总额为18.04亿美元，同比增长41.54%。其中，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出口17.67亿美元，中国自塔吉克斯坦进口0.37亿美元。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第二大投资来源国，投资合作前景广阔。截至2014年6月底，塔吉克斯坦吸引外资总额为26.59亿美元，中国对塔吉克斯坦投资额为4.67亿美元，是塔吉克第二大投资来源国。我国新疆与塔吉克斯坦地缘接近，新疆在塔吉克斯坦投资日趋活跃，截至2014年4月底，我国新疆地区在塔吉克斯坦投资企业共计25家，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建材生产、制造加工、商贸服务等行业。

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第一大债权国，中国金融机构对塔吉克斯坦融资开展顺利。截至2014年9月，中国对塔吉克斯坦贷款超20亿美元，已成为塔吉克斯坦第一大债权国。目前，我国对塔吉克斯坦放贷的金融机构为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塔吉克斯坦的银行监管机构为塔吉克斯坦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Tajikistan，简称NBT）。国家银行系塔吉克斯坦的中央银行，也是塔吉克斯坦索莫尼的发行机构。它由国家全资拥有，向塔吉克斯坦议会下院负责；但同时它也依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独立安排及执行其任务活动，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干涉。

塔吉克斯坦国家银行的法定主要目标为维持国家货币塔吉克斯坦索莫尼购买力的稳定，发展和巩固共和国的银行体系，维持结算系统的高效、平稳运行。主要职能是制定和 实施货币政策；担任政府的银行，代理政府处理财政事务；开展经济和货币数据统计及分析，并以此为据，为政府行政提出经济方面的建议；监督和规范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担任运营不当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促进银行同业支付系统的高效运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发行货币并组织流通；管理国家的外汇储备；代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负债；保持国家的收支平衡等。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中亚内陆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另一个是列支敦士登），首都塔什干。全国分为1个自治共和国（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1个直辖市（塔什干）和12个州：安集延州、布哈拉州、吉扎克州、卡什卡达里亚州、纳沃伊州、纳曼干州、撒马尔罕州、苏尔汉河州、锡尔河州、塔什干州、费尔干纳州、花拉 子模州。国土面积44.7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7.5万。共有130多个民族，乌兹别克族占80%，俄罗斯族占5.5%，塔吉克族占4%，哈萨克族占3%，卡拉卡尔帕克族占2.5%，鞑靼族占1.5%，吉尔吉斯族占1%，朝鲜族占0.7%。乌兹别克语为官方语言，俄语为通用语。主要宗教为伊斯兰教，属逊尼派，其次为东正教。

一、经济概况

乌兹别克斯坦自然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储量总价值约为3.5万亿美元。截至2014年，探明有近100种矿产品。其中，黄金探明储量3350吨（世界第4），石油探明储量为5.84亿吨，凝析油已探明储量为1.9亿吨，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为2.055万亿立方米，煤储量为18.3亿吨，铀储量为18.58万吨（世界第7），铜、钨等矿藏也较为丰富。截至2014年，乌兹别克天然气开采量居世界第11 位，黄金开采量居第9位，铀矿开采量居第5位。

乌兹别克斯坦是独联体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经济实力次于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四金”：黄金、“白金”（棉花）、“黑金”（石油）、“蓝金”（天然气）。但经济结构单一，加工工业较为落后。农业、畜牧业和采矿业发达，棉花产量占前苏联的2/3，生丝产量占前苏联生丝产量的49%，洋麻产量占前苏联的90%以上，羊羔皮、蚕茧和黄金产量分别占前苏联的2/

3、1/2和1/3。轻工业不发达，62%的日用品依靠其他共和国提供。乌兹别克斯坦工业在中亚地区举足轻重，天然气、机械制造、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轻纺和丝绸等工业都比较发达。

2014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144.9万亿苏姆（约合627.8亿美元），同比增长8.1%。其中，工业产值75.2万亿苏姆（约合325.82亿美元），同比增长8.3%；农业产值37万亿苏姆（约合160.31亿美元），同比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33.7万亿苏姆（约合146亿美元，增长10.9%）；建筑业产值19.8万亿苏姆（约合85.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零售业总额58.6万亿苏姆（约合253.9亿美元），同比增长14.3%。欧洲复兴发展银行刊发报告称，2015年预计乌经济增长7.8%，通胀率预计仍将保持在11%。俄罗斯经济发展状况对乌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表现在自俄汇款下降和两国贸易额下降。

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双边贸易额42.71亿美元，同比下降5.76%。其中，中方出口26.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4%；中方进口15.96亿美元，同比下降16.79%。中方贸易顺差10.79亿美元。从进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对乌出口主要商品为工程机械、空调、冰箱等机械设备及器具，金额5.85亿美元，占我对乌出口额的21.87%，同比下降0.05%;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金额3.17亿美元，占我对乌出口额的11.85%，同比增长32.24%；天然气管道等钢铁制品，金额2.77亿美元，占我对乌出口额的10.37%，同比下降38.17%；货车、起重车等车辆及其零配件，金额1.93亿美元，占我对乌出口额的7.23%，同比增长9.43%；钢板等钢铁制品，金额1.91亿美元，占我对乌出口额的7.12%，同比增长15.20%；塑料及其制品，金额1.76亿美元，占我对乌出口额的6.59%，同比增长2.54%。我自乌进口主要商品为天然气，金额8.03亿美元，占进口额的50.28%，同比下降17.02%；其次为棉花，23.9万吨，同比下降23.9%，金额5.26亿美元，占我自乌进口额的32.92%，同比下降21.26%；天然铀，金额2.14亿美元,占我自乌进口额的13.39%，同比下降4%。

截至2014年7月，中国对乌投资已达76亿美元，包括直接投资61亿美元，中国政府优惠贷款15亿美元。直接投资流向为：油气领域97.8%，电信领域0.6%，皮革制鞋领域0.5%，纺织领域0.3%，其他领域0.8%。优惠贷款流向为：能源领域23.4%，化工领域17.9%，石油天然气工业领域17.3%，交通领域25.2%，住房市政领域5.7%，农业领域4.6%，教育领域1.7%，电信领域1.6%，其他领域2.6%。目前，乌共有488家有中国投资的企业，其中72家为中国独资企业，中国公司在乌注册代表处共71家。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乌兹别克斯坦为两级银行体系，即一级银行（中央银 行）、二级银行（商业银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简称CBU）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央银行，是乌兹别克苏姆的发钞行，成立于1991年，总部位于塔什干。依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4条以及《银行和银行活动法》第1条，央行是一个法人实体，一个公共机构，由国家全资拥有。但其在经济上是独立地管理控制自己收入及成本，国家不承担其债务责任。而在行政上中央银行对国家议会负责，但不受其领导。

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本国货币乌兹别克索姆的稳定以及维持其购买力，调控物价，主要职责是制定、发布以及实施货币政策，比如通过信贷和外汇业务改变货币供应量，组织和提供有效的支付系统，执行和监督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发行国家的纸币和硬币，提供经济统计数据，担任政府的经济顾问，以及担任国家对外的财政代理人，储备和管理官方外汇储备。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位于中亚西南部的内陆国，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首都阿什哈巴德。全国划分为1个直辖市（阿 什哈巴德）及5个州：阿哈尔、巴尔坎、达绍古兹、列巴普、马雷。土库曼斯坦国土面积49.12万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中亚国家。土库曼人口近700万，人口密度约14.25人/平方公里。共有100多个民族。其中土库曼族占90％以上，其余为乌兹别克、俄罗斯、哈萨克、亚美尼亚、鞑靼、阿塞拜疆等民族。土库曼语为官方语言，俄语为通用语言。土库曼绝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俄罗斯族和亚美尼亚族信仰东正教。

一、经济概况

土库曼斯坦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石油、天然气、芒硝、碘、有色及稀有金属等。土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为1亿吨和24.3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四位。英国著名国际咨询公司“Gaffney, Cline&Associates”称，仅土南约洛坦气田的储量就高达4-14万亿立方米，为世界第二大单体气田。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为土库曼斯坦的支柱产业。土主要农作物包括棉花、小麦和稻米等。农业主要是棉花和小麦种植。1991年独立后，土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油气产业快速发展带动下，GDP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政府在加快油气兴国和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同时，注重经济平衡可持续协调发展，加大对建筑、农业、通信、纺织等领域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加大对科技和创新领域投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土库曼斯坦2014年GDP总量为402亿美元，与2013年相比增长10.3%，其中，工业增长11.1%，建筑业增长12.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超过490亿马纳特（1美元合3.5马纳特）。外贸总额达330亿美元，建筑业投资超过510亿美元。2013年，中土关系实现战略升级，9月双方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是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天然气进口国。2013年，中土贸易额为100.3亿美元，同比下降3.3%，其中中方出口11.3亿美元，同比下降32.9%，进口88.9亿美元，同比增长2.5%。中方主要向土出口铁路设备、机械、电器、黑色金属、化纤、鞋和服装等，自土进口天然气、生丝、棉布、棉纱、皮毛和甘草等。截至2013年4月，在土注册中资企业共22家，其中油气企业11家，中资企业参与实施的各类经济技术合作项目65个，涉及油气、通讯、纺织、交通等领域。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土库曼斯坦实行二级银行体制，土库曼斯坦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Turkmenistan，简称CBT）为一级银行，成立于1991年，是土库曼马纳特的发钞行，也是二级银行（除央行外其他银行）的监管行，其总部位于阿什哈巴德，主要目标是维持土库曼马纳特的购买力以及稳定，开发及强化土库曼斯坦的银行系统。主要职能是建立必要的法律条件 和保证土库曼斯坦的银行体系稳定运行，发布实施货币政策，发行货币并组织其流通，确保支付系统有效运作，监管商业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维持物价稳定，保护债权人和信贷机构的存款人的利益，对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募集资金依照法律充公，管理外汇储备。

第三篇：“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土耳其

“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土耳其

来源：中国网 2015-08-31

特约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之一，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至关重要的重要合作伙伴国。投资吸引力巨大、投资环境相对安全，但是投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作者：姜晨 张华

编者按：“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带一路”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中国网将以每周发布两篇分析文章的方式，对“一带一路”地区的60余国的政治风险进行简要的概述与分析。本系列将持续发布30余周，共计60余篇文章。具体内容主要围绕该国的一般情况、投资环境、政治结构、各方政治势力、相关政治风险以及可能的国家战略动向进行分析。

姜晨 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华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位于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意义极为重要，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至关重要的节点之一。中土双方将两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对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致力于实现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一、土耳其概况

（一）自然环境

土耳其位于亚洲最西部，横跨亚欧大陆，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并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国土面积78.36万平方千米，海岸线长7200公里，陆地边境2648公里，与亚、欧8个国家相邻。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其中大理石储量占世界总量的40%，品种数量均居世界首位；硼矿、铬、煤等储量也居世界前列；河流资源丰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均发源于土境内；森林资源也很丰富，是西亚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石油、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需大量进口。

（二）政治环境

土耳其拥有悠久的历史，几经大起大落。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11月17日开始生效的第三部宪法，宪法规定土耳其为民族、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

土耳其政治体制效仿欧洲，实行共和制。总统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大国民议会是最高立法机构；政府即部长会议掌握行政权；司法独立。主要政党有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等。其中，正发党是执政党，主张建立法律至上、尊重人权和自由的现代共和政体，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三)社会文化环境

截至2013年底，土耳其人口7667万，其中80%为土耳其族，15%为库尔德族，此外还有阿拉伯族、亚美尼亚族及希腊族等少数民族。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少数民族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库尔德语、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99.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约85%属逊尼派，15%属什叶派；0.2%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

与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不同，土耳其宗教气氛相对宽松，社会风气较为多元开放，新闻制度相对开放、自由；工会等非政府组织可在一定条件下自由组织，且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大。总体而言，土耳其社会稳定，治安较好。

二、中土外交及经贸关系

（一）中土外交关系

土耳其奉行独立自主、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重视多边区域外交，注重经济外交。同美国保持传统战略伙伴关系，是北约的重要成员；重视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并将加入欧盟作为既定的战略目标。但是，近年来开始注重外交多元化，积极发展同亚洲、非洲等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1971年8月4日，中土两国建交。建交40多年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两国都保持了政治上相互信任，经济上互利合作，文化上相互借鉴，多边场合相互支持。高层交往不断加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长、外长及军队高级将领等多次实现互访，增进了彼此了解。2010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土，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双边关系步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012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土，就进一步加强中土务实合作提出了建议。2009年，土耳其总统居尔访华，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增进了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2015年7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率团来华访问，双方商定合作内容涉及经贸、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交通旅游等多个方面。虽然中土关系总体发展顺利，但双方也并非没有矛盾和分歧，最主要的是贸易摩擦和“泛突厥主义”两个问题。中土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土耳其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额不断增大。近年来，土对华实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紧跟欧美国家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成为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泛突厥主义”的变种之一就是中国新疆境内的“东突”分裂运动。土是境外“东突”势力最集中、最活跃的国家之一。新疆“7·5”事件后，仅有几个伊斯兰国家政要和宗教领袖对中国发出无理指责，土耳其就是其中之一。

（二）中土经贸关系

土耳其是继金砖国家之后又一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享有“新钻国家”的美誉，是G20峰会的重要成员国之一。2013年，土耳其成为全球第17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15615亿里拉（约合82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0%，远超外界预期。

数据来源：土耳其统计局、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经商参处、IMF、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2013年，在土耳其产业结构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分别是8.9%，27.3%和63.8%。其中，纺织业、汽车业、农业、旅游业是土耳其的重点特色产业。

中国和土耳其直接贸易始于1965年，1971年建交后双边贸易迅速发展。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双边贸易额为277.4亿美元，下降2.1%。其中，土对华出口28.6亿美元，下降20.8%，占出口总额的1.8%；土自中国进口248.8亿美元，增长0.7%，占进口总额的10.3%。土方逆差220.2亿美元，增长4.4%。中国成为土第2大进口来源地、第3大贸易伙伴和第19大出口市场。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月报

矿产品一直是土耳其对华出口的最主要产品，2014年出口额为18.0亿美元，占对华出口总额的62.9%；化工产品为第二大类产品，占11.3%；纺织品及原料为第三大类产品，占8.6%。在对华出口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4.9%，是为数不多的保持增长的大类产品之一。土耳其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家具玩具制品等。当前，受各种因素影响，双边贸易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在对华出口大幅下降而进口仍保持微弱增长的情况下，土对华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1990年和1995年两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进入21世纪以后，双方相互投资加速增长，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土直接投资累计6.42亿美元，涉及交通、航运、能源、通讯、采矿、旅游等多个领域。土对华实际投资业内已突破1亿美元，投资领域从早期的产品制造加工，逐步发展到金融、商业零售、酒店、工程等各个领域。

三、土耳其投资环境

（一）投资吸引力

近年来，土耳其社会治安较为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营商环境报告》中，土耳其在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5位，比2014年的69位上升了1位。其投资吸引力主要有以下几点：

（1）基础设施较完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设施完备；通讯技术不断发展；电力等能源设施也逐步完善。自2009年开始实施“2023年发展规划”，将完善基础设施作为首要任务之一。

（2）政治基本保持稳定：正发党执政以来，主张法律至上、尊重人权，建立自由的现代共和政体，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采取多项措施缓和社会矛盾，保持政局稳定。

（3）经济增长迅速：过去十几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5%的均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17大经济体，发展势头迅猛。（4）区位优势显著：土耳其处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逐渐成为地区至关重要的产品、服务、人员、技术的集散地。利用其区位优势，投资者可获得广阔的市场。

（5）市场开放化程度不断提高:土耳其政府致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已成为地区贸易中心之一。

（5）国内市场不断扩大：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土耳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万美元大关，人民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国内市场需求不断增加。

（6）融资条件好：土耳其鼓励金融资金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外来投资者可以从当地市场直接获得信贷；法律和财会体系与国际标准一致，透明度较高；融资渠道众多，包括世界级的商业银行、投资公司和土本国的金融机构等。

（7）人力资源充足且素质较高：土耳其平均年龄30岁，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供应充足，且相对便宜、优质。

（8）政策支持：土耳其推行自由和开放的经济政策，对外资实行平等待遇原则，简化外资政策和行政手续，外国投资者可享受国民待遇。

（二）重点投资领域

（1）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发展规划”正处于集中发展阶段，完善包括交通运输、电力、房地产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举国关注的焦点，政府对外招标并给予优惠政策，希望吸引外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太阳能、地热、风能、核电等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催生了诸多投资机遇。

（2）纺织业：土耳其是世界第5大纺织服装出口国，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纺织技术水平高，服装配套行业也很发达。

（3）旅游业：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古希腊、古罗马、奥斯曼帝国三大历史遗迹汇聚于此；黑海、地中海、爱琴海将其环绕。独特的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全球第6大旅游目的国，外来游客数量逐年攀升，旅游产业潜力巨大。

（4）农业：农业基础较好，机械化程度高，农产品种类丰富且质量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喜爱。绿色、无污染等高端农业经济及相关的食品制造等产业发展前景良好。

（5）汽车业：政府对汽车业实行大量引进整车制造和本地化生产的双重政策，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汽车零部件工业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6）国际物流与运输业：处于三大洲交界地带，区位优势显著，水、陆、空运条件都非常便利，正努力成为国际物流和运输中心。

四、中国在土耳其投资的风险

如上所述，土耳其在吸引外资方面有诸多优势，但在对土投资前，中国投资者应该充分了解以下潜在风险：

（一）政局稳定性问题

（1）政党纷争：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分歧比较严重，斗争激烈，其实质是国家是否坚持世俗化发展道路，直接关乎国家的发展方向。（2）军政关系复杂：近年来，军队在政治生活中受到一定限制，但对于执政党的威胁仍然存在。复杂的军政关系威胁国内政局的稳定。

（3）国内社会问题：库尔德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仍较为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

（4）恐怖主义干扰：处在恐怖主义活跃的中东地区，易受干扰。

（二）经济状况问题

（1）经济对外依赖性过强：2010年后，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土经济也走上复苏之路。但其经济对外依赖性过强，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经济复苏仍具有不确定性。

（2）通货膨胀风险大：近年来，土经济发展较快，人民收入不断增加，极大拉动了需求，但产能相对落后，通货膨胀情况较为严重。

（3）能源相对短缺：目前，土耳其生产的电力尚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能源供应不足，大量依赖进口。

（4）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由于临近欧洲，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中等人才不足，高端人才稀缺。

（5）财政赤字与外债：土耳其经常账户长期赤字，外债较为严重。财政收支失衡、国家信用评级相对较差影响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政策风险

（1）投资和贸易法规不完善：尽管在贸易法规方面加强了立法，但投资和贸易法规体系仍不健全，许多问题无章可循。

（2）政府腐败问题：政府部门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存在腐败现象，加大了投资者的经营成本和投资风险。

（3）技术性贸易壁垒：土耳其要求进口的医疗器械、机械等产品必须加盖欧洲标准标志（CE认证）。但同样是符合欧洲标准的产品，来自欧盟的便可直接进入，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还需进行额外检测。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影响了外来投资的发展。

（4）行业限制：限制行业主要有广播、航空、海运、经融、房产等；限制方式有投资禁止、股比限制、许可证、数量限制等。

（5）政府违约风险：2013，土耳其政府否决了一项公路特许经营项目。该项目为几条高速公路和桥梁为期25年的特许经营项目，由土耳其公司Koc Holding和马来西亚主权基金Khazanah旗下的UEM联合中标。此举不仅是对中标联合财团的一次重大打击，对准备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也是一个重大警示。政府违约的风险性较高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四）宗教文化因素

（1）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土耳其国民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尽管社会风气较为开放，但穆斯林独特的文化和习俗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2）不时出现的排华事件：受土耳其境内“东突”势力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土耳其多次发生排华事件，严重威胁到华人华侨的安全，增加了中国在土投资的风险。

综上所述，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之一，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至关重要的重要合作伙伴国。投资吸引力巨大、投资环境相对安全，但是投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资本在决定投资前，需做好充分的风险分析和预测、制定必要的防范措施以保障投资的安全。

第四篇：“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菲律宾

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研究之菲律宾

发布时间： 2015-03-26 14:24:54 来源： 中国网 作者： 黄日涵 海佳伟 责任编辑： 张林

编者按：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路一带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中国网将以每周发布两篇分析文章的方式，对一路一带地区的60余国的政治风险进行简要的概述与分析。本系列将持续发布30余周，共计60余篇文章。具体内容主要围绕该国的一般情况、投资环境、政治结构、各方政治势力、相关政治风险以及可能的国家战略动向进行分析。

黄日涵 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海佳伟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 研究生

中菲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一直很好，双方在处理一些分歧问题上也形成了一些共识。但是近两年来，两国关系因南海岛礁问题面临严重困难。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如何重新回到共识的基础上相向而行，成为摆在中菲两国面前的共同难题，目前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进出口总额在2014年再创新高，随着中国企业投资菲律宾力度的加大，如何有效规避南海岛礁争端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成为了“一带一路”投资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一、菲律宾国内政治概况

菲律宾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主要成员国，也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21个成员国之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菲律宾专题，菲律宾现行宪法于1987年2月2日通过，同年2月11日由总统正式宣布生效。菲律宾宪法规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菲律宾实行总统内阁制，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拥有行政权，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六年，不得连任，总统无权实施戒严法，无权解散国会，不得任意拘捕反对派；禁止军人干预政治；保障人权，取缔个人独裁统治；进行土地改革。议会称国会，是最高的立法机构，由参、众两院组成。司法权属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

菲律宾有大小政党超过100个，主要政党包括：

1、执政党自由党，由菲律宾第5任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于1946年创立，早期成员主要是从菲国家主义党内分裂出来的自由派人士。

2、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由前总统拉莫斯于1991年底创立，由人民力量党、全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菲律宾穆斯林民主联盟、团结党等整合而成。

3、民族主义人民联盟是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执政党联盟-民众奋斗党（LAMP）成员之一。

4、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南部穆斯林武装组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政党。

目前，菲律宾的主要商会包括菲律宾工商总会和菲华商联总会，这两个商会在菲商界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其中，创建于1886年菲律宾工商总会，是菲律宾历史最悠久的商会组织。菲律宾工商总会汇聚了菲各行业的主要资源，代表私营企业的利益；创建于1954年菲华商联总会，是菲律宾华侨华人工商界最具影响的商会组织，原来的名称是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1956年改称菲华商联总会，为非营利的股份有限公司性质。

二、中菲双边外交关系回顾

根据外交部网站中菲双边关系专题，中国与菲律宾于1975年6月9日建交。中菲建交以来，总体关系发展顺利，两国在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1996年江泽民主席对菲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同意建立中菲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合作关系，并就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达成重要共识和谅解。2000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二十一世纪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确定在睦邻合作、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2005年胡锦涛主席对菲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确认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2007年1月，温家宝总理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愿共同全面深化中菲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

建交以来，中菲高层互访不断，保持较为顺畅的高层互访机制。与此同时，两国外交部自1991年起建立磋商机制，迄今已举行19次外交磋商。中菲除互设大使馆外，中国在宿务设有总领馆，在拉瓦格开设领事馆。菲在上海、广州、厦门、重庆、香港和澳门分别设有总领馆。

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在进入21世纪以来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双边文件，这其中包括：

1、2004年9月，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2、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

3、2007年1月，温家宝总理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

4、2009年10月，杨洁篪外长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5、2011年9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

三、中国与菲律宾经贸关系

1、菲律宾的贸易投资环境

菲律宾矿产资源丰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家概况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铬矿储量为4092万吨，金矿探明储量为48亿吨，铜矿储量为81亿吨，镍矿储量为7亿吨；此外，铁、锰、钼、石灰石、页岩、稀土等矿物的储量也较为丰富。自从印度尼西亚原矿出口禁令生效以来，菲律宾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镍矿出口国。菲律宾全国森林总面积1581万公顷，覆盖率为52.7%，其中森林保护区面积327万公顷，可采伐的商业林区面积1006万公顷，出产乌木、紫檀等名贵木材。除此之外，菲律宾的水产资源也极其丰富，鱼类品种超过2400种，金枪鱼资源居世界前列，已开发的海水、淡水渔场面积2080平方公里。

根据菲律宾贸工部投资署发布的信息显示，菲律宾一直积极吸引外资，但是由于各种困难，近些年来流入菲律宾的FDI并不理想，每年基本维持在30亿美元左右。与此同时，菲律宾政府每两年都会更新限制外资项目清单，有一些领域完全禁止外国投资，绝大多数领域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0%。安邦咨询在2014年发布的投资报告中列举了菲律宾2012年颁布的第9版限制外资项目清单，规定外国企业和人士在土地获取、陆上自然资源开发、公共部门运营和管理等领域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0%，而且还禁止外资进入大众传媒、所有的专业性服务、海洋资源开发等领域。但是，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菲律宾政府也发布了“投资优先计划”，引导国内外资金流向特定行业，列出鼓励投资的领域和可享受的优惠条件。其中“2014-2016投资优先计划”，这一计划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是“以产业发展促进包容性增长”。主要包括7大类、22个产业列为优先发展领域，重点关注点在于能源、化工、汽车、废弃物处理、环保节能建筑等领域。

根据安邦咨询研究团队发布的2014年菲律宾投资报告的信息显示，菲律宾税收体系税种较少，税率普遍较高，但并不复杂。由菲律宾中央政府征收的税种包括关税、消费税、增值税、印花税、所得税、房产税、比例税等，此外地方政府也有权就某些特殊行为和商业行为征税。除此以外，菲律宾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PEZA)下属的苏比克、卡加延、三宝颜等特区，对于外资进入根据企业性质与行业的不同，可享受一些特殊政策，优惠幅度较大。

根据下列两个图表信息显示，近年来中菲双边商贸经济交流互动频繁，虽然因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对菲直接投资状况下滑，但总体仍然呈现向好向上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同菲律宾进出口金额也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解：2006-2011年中国对菲律宾直接投资金额走势表（单位：百万菲律宾比索）

资料来源：菲律宾国家统计协调委员会，外国直接投资数据

四、中国在菲律宾地区投资政治风险

1、菲律宾国内的排华情绪 由于近年来菲律宾国内政治斗争及少数外部国家势力的挑唆，菲政府持续频繁借由中国南海问题制造事端，人为地激化了中菲两国间的矛盾，导致两国间关系倒退，并助长了菲律宾民间的反华情绪，更恶化了中资在菲律宾的投资安全环境。因此中资企业在菲律宾投资时要警惕由于中菲在黄岩岛、仁爱礁争端而可能引发的排华运动。

2、腐败及官僚主义严重

根据透明国际2014年最新发布的相关报告，菲律宾清廉指数为38，排名并列第85位，在全球175个国家和地区中位于中下游。与2013年相比，该国得分和排名虽均有小幅提升，但菲律宾国内的政商环境仍然较为恶劣。由腐败，官僚主义及低下的行政效率综合导致的整体政商环境恶化正不断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腐败、官僚主义问题同样也会一定程度冲击中资企业投资的安全。

3、家族式资源垄断

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命脉被四大政治家族所控制。菲律宾连续七任总统都出自四大政治家族，这四大家族通过结盟、联姻等手段笼络其它精英家族，在国内不断扩展自身的势力，并且掌控了多数地方政府。这些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构成了菲律宾的统治阶层。家族政治的弊端导致四大家族纷纷追求各自的家族利益，并最终导致腐败横行，家族政治往往是人治社会，造成有法律也难以执行，造成了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化。

4、社会秩序及治安的不稳定

由于近年来菲律宾国内贫富及阶级差距的不断拉大，民众对政府及四大家族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导致了频繁发生的的游行示威活动，由此引起的骚乱不仅持续恶化着菲律宾国内脆弱的社会治安，更助长了各类犯罪组织的滋生。同时由于菲律宾国内警察系统的腐败和低效，处置突发事件往往束手无策，导致了社会治安混乱问题难以根治，2010年发生的香港康泰旅行团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因此中资企业人员在菲律宾的安全问题也需要谨慎考量。

5、分离组织及恐怖组织活动猖獗

菲律宾国内分离组织、恐怖组织主要集中在南部棉兰老岛和中部比萨扬群岛一部分地区，同政府军的冲突由来已久。目前主要的分离组织包括：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虽然规模不大，但表示效忠于ISIS，经常进行绑架、暗杀、炸弹袭击等恐怖行为。就在2014年，阿布沙耶夫组织还绑架了两名德国人质长达6个月，目前这三股力量在菲律宾南部组织中仍然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2015年APEC峰会将于菲律宾举办，需要警惕菲律宾国内的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勾连以企图制造大规模恐怖行为及混乱的野心。

第五篇：“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塔吉克

“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研究之塔吉克斯坦

作者：储殷

塔吉克是中亚的东南通道，也是阻止阿富汗**向中亚蔓延的前哨，也是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毒品走私进入中亚的前沿阵地。

编者按：“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带一路”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政策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塔吉克的政治风险

相比于中亚其他国家，塔吉克是相对而言的穷国、弱国，然而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故而常成为大国觊觎的对象。当前塔吉克的政治风险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

其一，阿富汗局势恶化带来的国内安全局势恶化。塔吉克与阿富汗有着漫长的边境线，由于国力的原因，塔吉克始终无法有效地保障其边境的安全。塔阿边境已经成为毒品、恐怖主义的自由走廊，俄罗斯、乌兹别克对此极为头疼，也曾经多次对塔吉克提供援助，但收效非常有限。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中亚重新面临阿富汗问题的困扰，一旦极端势力卷土重来，塔吉克就会首当其冲地面临恐怖主义的困扰。

其二，境外大国博弈带来的政治风险。对于俄罗斯而言，塔吉克是其抵御美、印影响力进入中亚的桥头堡，也是牵制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在普京上台以来，随着俄罗斯对中亚整合力度的加强，塔吉克实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俄罗斯的军事保护之下。

乌兹别克对于俄罗斯在中亚的一体化动作一直保持着冷淡与警惕。对于乌兹别克而言，在历史上，塔吉克这个非突厥国家的出现，本就是当年苏联反制泛突厥主义刻意为之的结果，而在现实中，塔吉克对于乌兹别克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乌塔两国不仅存在乌兹别克反对派问题、跨境民族问题、领土争议问题，还存在严重的水资源冲突问题，乌兹别克的主要农耕区都在阿姆河的下游。地处阿姆河上游的塔吉克对于乌兹别克的水资源具有直接的决定权。

自建国以来，乌塔两国就围绕阿姆河多次发生激烈的冲突。当2008年塔吉克正式宣布恢复罗贡水电站建设后，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性低谷。乌兹别克通过外交谴责、封锁跨境铁路、中断天然气供应甚至武力威胁等多重方式对塔吉克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虽然曾经许诺投资，但是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投资行为。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塔吉克水力资源丰富，但是顾虑到乌兹别克是中亚油气管线枢纽的事实，中国水电仍然不宜大规模进入塔吉克。

在乌、俄两国围绕塔吉克博弈的过程中，俄罗斯如过江强龙，但是乌兹别克拥有地利，亦不可小觑。由于塔吉克与中国的通道地处高山，一年只有几个月可以通行。乌兹别克事实上控制了塔吉克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不仅如此，乌是中亚油气管道的枢纽，塔吉克的能源管线亦受制于乌。

其三，地域利益集团冲突带来的政治风险。尽管内战已经结束，但是塔吉克的地域政治集团冲突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一方面，由于塔吉克人的文化和民族凝聚力中心撒马尔罕、布哈拉地区处于乌兹别克境内，塔吉克在培养、宣传民族认同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从而导致国家认同淡薄，部落地域认同过于强大。另一方面，塔吉克领土的各个部分缺乏紧密的联系。苏联组建的塔吉克更多地是基于切割本地区民族联系的目的，它把突厥斯坦边区的12个州、东布哈拉、帕米尔自治区和苦盏地区拼凑成了今天的塔吉克。

各地方不仅交通不便（其北部地区只能通过跨境铁路与首都杜尚别相联），而且在利益上彼此疏离甚至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塔吉克是个天然有利于地方割据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它更适合以松散的区域组合来维持国内和平。在这种国家推行强力的总统制以促进中央集权，很可能引发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得到俄罗斯支援的拉赫蒙为了权力交接，已经开始着手清洗根据民族和解协议分享权力的反对派，塔吉克在未来存在较大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