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世纪上半叶犹太音乐家对中国钢琴艺术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犹太音乐家对中国钢琴艺术的影响
【内容摘要】文章就犹太音乐家对中国钢琴艺术发展的影响力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当时的地域文化特征、音乐学校办学规模、犹太钢琴家的艺术造诣、教学方法、与国际接轨的理论体系，以及各文艺团体和钢琴大师的音乐会进行梳理与记述，揭示犹太钢琴家对中国钢琴文化的形成所起到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犹太钢琴家 钢琴艺术 办学规模 艺术造诣 诠释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者的屠杀之下，犹太人颠沛流离，背井离乡，逃亡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很多国家都成为了犹太人再次安家立业的聚居地。令人钦佩的是，弱小而又伟大的犹太民族在近2000年的流亡历史中，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等民族一样被同化消失。他们以“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放弃了语言却保留了自己的文字――希伯来语，让自己的思想与文化得以传承延续。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这个民族的生命力愈发顽强与生生不息。
我国曾经是犹太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与其他国家不同，在我国堪称幅员辽阔的疆土上所呈现的多民族聚集的特点，对于外来民族并不排斥与歧视。所以在当时不需要入境签证的上海、拥有浓郁欧陆色彩的国际化都市哈尔滨、联结亚欧大陆的水陆交通枢纽的天津港等地，迅速成为犹太民族在中国的最大聚居地。这种状况促进了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追溯中国钢琴艺术的历史，如果从1927年由中国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专”开始算起，至今也不过百年的历史。但令我们引以为豪的是，在我国有着数量可观的世界级钢琴大师，有着与世界接轨又兼具自身科学特点的钢琴教学体系。诚然，这些成绩是老一辈钢琴教育家刻苦钻研、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结果。但是我们不应忘记，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寄居在我国的犹太籍钢琴家对我国钢琴艺术的影响。可以说，众多的犹太籍钢琴家也是中国钢琴艺术中的奠基人，是他们在寻求安定生活的同时为我们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的钢琴家，如丁善德、吴乐懿、范继森、李翠贞、易开基等。这些避难的犹太籍音乐家有组织地创办乐团，创立专业音乐学校，定期举行经典作品音乐会，以精湛的技艺、深厚的音乐素养、科学严谨的教学方式方法，使当时的中国音乐人迅速具有了与国际接轨的钢琴技能和音乐鉴赏力。
一、犹太音乐家在上海
二战期间，大批犹太人涌入中国。从1933年到1941年，近三万德、奥、意犹太难民来到了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当时的上海音乐界，拥有两所足以代表这座城市整体音乐文化水平的音乐团体，分别为我国第一所音乐专业院校――上海国立音专和整体规模与专业水准被誉为“远东第一”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
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音乐院校，上海国立音专的师资力量尤为雄厚。大批各国的音乐家都曾在那里执教。在他们当中值得一提的是，音专钢琴系的教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犹太钢琴家。这些人为中国培养第一批钢琴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生于哈尔滨、毕业于国立音专并留校任教的俄籍犹太钢琴家阿达?勃朗斯坦夫人，亨利?马克林斯基，德籍作曲家、钢琴家沃尔夫冈?弗兰克尔，钢琴家卫登堡等。阿达?勃朗斯坦夫人培养出了我国最早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的傅聪。她还与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多次合作钢琴音乐会，包括圣桑、弗朗克、肖邦、贝多芬、格里格等大师的经典钢琴作品频频上演。1948年，她与教授周广仁合开的双钢琴音乐会曾经轰动一时;教授亨利?马克林斯基把俄罗斯民族乐派奠基人格林卡的传世之作《伊万?苏萨宁》介绍到上海;教授沃尔夫冈?弗兰克尔无论是作曲还是钢琴方面的造诣都很高，经由他培养的丁善德、瞿希贤、桑桐、汤正方等中国学生都成为了我国作曲界与钢琴界的中流砥柱。
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中，一些犹太音乐家既司职工部局交响乐队演奏员，又兼任国立音专的教师。令人钦佩的是，除了专职的钢琴家外，很多乐手在各自专业上造诣非凡的同时，又弹得一手好钢琴。他们当中最为著名的是犹太籍小提琴家、钢琴家卫登堡。他在国立音专的中国弟子有钢琴家范继森、杨体烈、李名强等。教学之余，他还以小提琴家和钢琴家的身份活跃在音乐舞台上。
随着上海钢琴文化逐渐萌芽，许多当时世界级的钢琴家也纷纷来此举办音乐会。高水平的商业演出为钢琴文化的推广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工部局交响乐队也在与世界级大师的合作中逐渐成熟起来。历数商演中的知名钢琴家，犹太籍人士随处可见。例如，常与工部局交响乐队合作举办独奏音乐会的钢琴家秦格尔;举办过两场贝多芬与肖邦作品独奏会的波兰钢琴家利奥波德?戈多夫斯基;擅长演奏拉赫玛尼诺夫作品的俄国钢琴家本诺?莫伊谢耶维奇;波兰钢琴家阿尔图?鲁宾斯坦和伊格纳茨?弗里德曼;还有曾在俄国彼德堡音乐学院任钢琴教授的查哈罗夫，以及钢琴家拉查雷夫、皮利毕可华、欧萨可夫、柯斯特维支、吕维钿夫人等都曾来华演出。这些犹太籍钢琴家有的长期居留上海，有的只是暂住此地。但正是他们，把国际化的音乐教育体系与世界级的高水平演出带到了上海，与我国的钢琴界前辈们共同缔造了我国第一批钢琴专业人士与数量可观的钢琴文化爱好者群体，初步形成了钢琴艺术的文化圈。
二、犹太音乐家在哈尔滨
哈尔滨是历史音乐名城，以其独特的域外文化与本土风格有机结合的艺术底蕴而闻名于世。2010年，哈尔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认定为“音乐之都”。两年一届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已成为中国三大音乐会之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暗藏10万中俄两国劳工血泪史的中东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和东欧反犹主义的大行其道，逾两万俄籍犹太人流亡东迁来到这座城市。
大批犹太人的涌入，为哈尔滨注入了欧洲的经济贸易与文化色彩。犹太籍俄侨的艺术文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哈尔滨深深扎根，为哈尔滨成为音乐名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当时犹太籍钢琴家有两位领袖级的人物，他们代表着当时哈尔滨钢琴界的最高水平。一位是被誉为天才钢琴家的哈尔滨第一高等音乐学校校长格尔施戈琳娜。她1925年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1933年又到意大利米兰音乐学院深造，在意大利皇家音乐学院大赛中获“钢琴大师”称号。1936年返回哈尔滨担任音乐学校校长。从1921年到1941年，历经二十载，学校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学生，举办了百余场的钢琴音乐会。同时，她在中央大街120号也开办了私立钢琴学校。前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郑曙星，我国台湾知名音乐教育家、指挥家逢静良就是在她的教授下成长起来的。
另一位是著名小提琴家戈里德施京的夫人钢琴家迪龙。迪龙是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的高才生。夫妇俩在炮队街（现通江街朝鲜族第二中学校西北角）开办格拉祖诺夫高等音乐学校。学校主要教授五线谱并以介绍古典乐派作曲家及其作品为主，如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的音乐经典作品，同时也介绍交响乐、奏鸣曲、协奏曲等音乐表现形式。“乐器之王”钢琴恰恰是最能直观地表现这些知识体系的传播媒体。学校的200多名学生中，大部分的专业都是钢琴。以迪龙为首的众多犹太籍钢琴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国外教学的先进经验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使一批批的钢琴学子从幼年开始就打下坚实的基础，练就了与世界接轨的过硬技术。在当时的大多数中小学也纷纷效仿他们的教学方法来授课，使钢琴文化在哈尔滨得以推广和普及。
但是在二战期间，犹太人在哈尔滨并没有安逸多久，“犹太钢琴家西蒙?加斯普绑架案”迫使大部分犹太人重新迈出了逃亡的脚步。而这一事件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大批犹太籍人士胆战心惊，陆续选择离开这座城市，开始他们新的逃亡生涯。
三、犹太音乐家在天津
据上世纪30年代美国出版的《犹太年鉴》记载，当时在天津居留的犹太人达到3500人以上。许多的犹太音乐家曾在那里开办学校和组织演出活动。其中位于台道福康里七号的犹太女钢琴家奥珂开办的钢琴学校较为知名。虽然奥珂的学校在规模上并不是很大，但其教学的方法与理念却丝毫不逊色于上海与哈尔滨的专业音乐院校。学校秉承不拘一格的教学理念，力求因材施教，善于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加强其自律性，着重挖掘潜力。并不提倡完全依靠苦练，力求使学生在思考中进步。在作品上，首先要求忠实作曲家的创作理念，把对曲目的音乐形式、内容、思想以及情绪的训练作为重点，配合运用合理的技术手段来全面诠释作品。而且，在对专业学习的进程上，十分注重强调基础性训练，把曲目程度安排得循序渐进。不像我们现在的有些钢琴学校的教师，趋于速成和功利性的目的，屡屡出现学生还没弹过《练习曲》，却去弹《奏鸣曲》《乐曲》的情况，使得好多专业上极具天赋的学生被揠苗助长。
天津被称为“曲艺之乡”。在这块文艺沃土上，可谓是名家辈出，精彩纷呈。天津时调、天津快板都是久负盛名，如雷贯耳。而且令人惊叹的是，天津人对艺术的鉴赏力方面尤为突出。也许是因为天津独有的“市井文化”，让普通的大众在面对由其他地域流入当地的文化非但毫不排斥，而且还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而使这些异乡文化迅速地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对于钢琴，这种在当时属于新兴的西洋乐器，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表现出强烈关注和广泛认同。在这种大环境下，许多在业余时间以私人身份从事教学活动的犹太钢琴家如鱼得水，大展拳脚。他们对于当地钢琴文化的促进与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使天津的钢琴文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20世纪上半叶的特殊历史原因，犹太的钢琴家们以自身高超的艺术造诣，严谨科学的教学体系，高度的责任心，使中国的音乐人才汲取到了充足醇正的艺术养分，堪称我国钢琴文化的奠基人，为中国的钢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影响深远。同时，他们也为我国引进了大量西方世界的经典作品，使中国的音乐人才开始接触并学习有别于五声调式的作品，使西方的音乐文化与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为基础的艺术结构有机结合，并在教学理念上使我国的传统教育模式与西式教育相互借鉴，相得益彰。
（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0YJC760029。原标题为《20世纪上半叶犹太音乐家对中国钢琴艺术的培育》）
参考文献：
[1]许步曾.犹太音乐家在上海[J].音乐艺术，1991（3）.[2]刘学清，刘欣欣.哈尔滨西洋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3]潘光，王健.犹太人与中国[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4]胡雪丽.20世纪上半叶犹太音乐家对哈尔滨音乐活动的影响[J].音乐研究，2009（4）.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高薪茹）
第二篇：基督教对西方艺术的影响
基督教对西方艺术的影响
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由巴勒斯坦境内拿撒勒人邓稣创立并于公元四世
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取得合法地位的基督教随之在欧洲得以广泛传播。此后，基督教传统和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在西方世界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阐述基督教传统和《圣经》对西方文学、音乐、绘画和雕塑等方面的影响。自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支持下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基督教随之在欧洲各地广泛传播开来，作为基督教会和信徒信仰的依据的《圣经》(Bible)，也对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形成了一种极为独特和巨大的影响。
《圣经》作为西方文明之源两希文明(即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结晶，其《旧约》继承、汇聚了希伯来文明的思想观念、法律制度、宗教传统和诗歌民谣，是对其曲折历史的认真回溯和深沉反思;而《新约》则更体现出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的撞击和结合，实际上莫定了公元前后地中海地区欧亚文化现象的思想认识基础并形成其普遍且久远的语言表述特色。两希文明在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沟通，为西方思想发展中“知”、“行”、“信”三者的统一创造了基础，使得西方文化中探讨“真善美”、讲究“信望爱”的价值体系逐步形成。可以说，文化史意义上的“西方文明”与宗教史发展中的“基督信仰”有着不解之缘。西方文化现象这一典型的基督教特色，自然也使《圣经》在其各族各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进程中占据了独一无二或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它对西方各国人民的思想、心态和文化色彩产生出全方位的影响，令其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一种《圣经》的思维特色、主题特色、甚至语言特色。
一、基督教与文学
《圣经》不只是一部宗教的书，而且也是一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道德和法律的书。《圣经》译为英文始自第8世纪，但都只是一些片断。1382年后所译的(威克里夫圣经》(Wycliffe Bible)版本，虽为全轶，并未通行。1604年，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集合54位学者历时八年，将《旧约》和<新旧》分别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成英文，并于1611年出版，叫作《钦定圣经》(Authorized Version)。它的出版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对英美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对英国语言和文学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英国语言学家布雷德利(Henry Bradley)在他的<英语的形成》(Tke Making of En}lislt)一书中说，“对近代英语之形成有贡献之作品中，圣经之翻译，自16世纪末期之廷德尔《廷德尔氏圣经》(出版于1525-1534年)与科弗达尔《科弗达尔氏圣经》(出版于153年)至1611年之钦定圣经，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举出beautiful一字为例。他说，“象beautiful这样一个至为熟悉而决不可缺的字，在廷德尔以前不知道有任何人用过。这个字决不是廷德尔所造，但是毫无疑问，却是由于他在圣经里用了这个字，这个字普遍流行起来。”(„)英国政论家及历史学家麦考利(T.B.Macaulav)则说:“假使所有英文写的东西全都毁灭了，而只剩下英文《圣经》这一部书，那这部书自己就足以把英文里全部的美与力显示出来。
欧洲文学有两个主要源流，一为希腊文学，一为希伯来文学。希腊文学以荷马史诗和沙弗克尔的悲剧为主，而希伯来文学则以《旧约》为其代表作。在西方古典文学中，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弥尔顿10的《失乐园》和《复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等都是取材于《圣经》的。意大利诗人但丁的长篇叙事诗《神曲》被认为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之一。全书分三部分:《地狱》、《炼狱》和《天国》，共14233行，分为100个诗章，除《地狱》有序诗一章外，每一部分均分为33个诗章，其结构匀称、完美、自下而上排列整齐，给人提供一种神学上的“三位一体”的象征性和神秘感，书中描述但丁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引导下遨游地狱和炼狱;到达炼狱之巅时，又得到青年时的情人贝雅特里齐的引导，得见天国的美景。《神曲》以其构思的宏伟，想象的凝聚，人物的描写，艺术的熟练，以及富有感情的道德力量，堪称一部伟大的雄浑的诗歌杰作。在形式上，它摹仿了阿奎那神学体系由下而上递相依属的等级结构;在内容上，《神曲》在众多贤哲中提及了《圣经》人物亚当、亚伯拉罕、挪亚、摩西、大卫、耶稣、圣母、彼得等，对《圣经》中的说教、象征、启示、福音等均有详尽的刻画和展示。这部作品除了单纯的文学意义外，还有寓言的意义。它所描写的但丁的行程，就是但丁的灵魂的历史，也就是他的心灵走向上帝的行程，给每一个读者作为规范，帮助他探索一条过道德生活的“直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此外，但丁以维吉尔为理性和的哲学的象征，以贝亚德为信仰和神学的象征，借此表示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认为人靠理性和哲学能够认识到罪恶，但要认识最高真理、达到至善，理性和哲学则无能为力，只有按照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和仁爱的德行生活才能获得。所以，但丁这部有着宗教哲理和神学韵味的文学杰作，其指导思想与《圣经》神学理论乃是一脉相承的。
德国诗人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就受到《圣经》篇章和其故事、格言与用典的影响。浮士德是16世纪一个关于德国巫师或星相家的故事，他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以换取知识和权力。歌德写作《浮士德》，从狂甩突进时期起到他逝世前一年完成，延续了近60年。这部诗体悲剧长达12000多行，在写作其代表全剧总纲的“天上序幕”时，歌德采用了哎旧约·约伯记》的形式。全文以三位天使的光临而从太阳谈到大地、从风雨雷鸣谈到芸芸众生、从天使的歌唱引到上帝与魔鬼的对话。歌德以上帝代表“善”，以魔鬼代表“恶”，而以浮士德代表一个在人间不断追求的人物。
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的代表作《失乐园》(Parudise Lost),<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和《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均选自《圣经》题材。《失乐园》分十二部，取自《旧约·创世纪》。诗中描写天神撒旦率领天使反抗上帝，失败后被打人地狱，在烈火中受罪。撒旦为了泄恨，潜入伊甸园劝诱夏娃违反上帝命令，偷食禁果，随后亚当情不自禁，也尝了禁果。因此二人被上帝逐出乐园，滴往世间，阱手肌足，自谋衣食，“失去了乐园”，意即指此。原是乐园的主人的亚当、夏娃，如今落得到处漂流，要在罪恶、悲惨、死亡的路上讨生活。作者以此篇长诗说明人类不幸的根源，认为人由于意志薄弱、经不起引诱而感情冲动导致违禁犯罪。《复乐园》为弥尔顿伟大史诗《失乐园》的续篇。它取材于《新约》福音书中耶稣不被撒旦引诱，经受住各种试探的故事，谈的是基督的意志和力量。(复乐园》描写耶稣来到人间，为人类赎罪。作者并未处理十字架死刑的情节，而是表现耶稣如何战胜撒旦的各种诱惑，从而开始在世界布道传教，替人类恢复那失去的乐园。弥尔顿以《圣经》为题材的这两篇长诗说明，人类如何对付引诱的问题，阐述了清教徒所追求的理想的伦理观念。弥尔顿的第三篇长诗《力士参孙》也取自《圣经》题材，它基于《旧约·士师记》的故事，描写了以色列民族英雄参孙因贪恋美色而被出卖、落人敌手，遭受种种折磨和凌辱，最后靠神力推倒大殿柱子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悲剧。《力士参孙》谈的是人类因意志薄弱而丧失了力量，后又因坚强的磨练与克制又恢复了力量。《失乐园》强调理性控制情欲，反映出了人文主义对人生的肯定与清教徒反对无限制享乐这种道德观之间的相互协调;《复乐园》则强调用坚定的信仰来消除情欲，以表示其宗教信仰终究得胜。《力士参孙》强调人在痛苦和耻辱之中，只有克服失望才能恢复精神力量。弥尔顿的这三篇长诗不只是单纯地表示革命的信念，而是对神的引领的祈求，对个人灵魂的重视和对人类终于复兴的信念。
英国散文作家班扬(John Bunyan)的讽喻小说《天路历程))(The Pi板rim ' s progress)，其主旨也紧紧围绕《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所宣扬的只有留心进„窄门”、付出代价才能获得永生、到达天国的道理。作者在小说中描写他梦见主人公基督徒背着包袱，背朝家门，手捧一书，正在阅读，突然大呼一声说:“我怎么办呢?”作者接着写他梦见主人公如何历尽千辛万苦，克服种种魔障.终于到达天国。指出一个人要想到达天国，亦即实现革命理想，必须下定决心，抛弃家室，丢掉包袱，遵循《圣经》的指示，经受各种考验，道德上要坚定才行，并想以此思想来影响当时的读者。班扬在小说中吸收了英语《圣经》的许多特点，语言庄严、简洁、有力。特别在叙事部分，例如so they did;but behold, even as they entered into thefair, all the people in the fair were moved，这里不仅选词，而且在字句安排、停顿和韵律方面，都有强烈的英译《圣经》文体风格。
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长篇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以17世纪中叶清教徒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描写一个受不合理的婚烟束缚的少妇犯了为加尔文教派所严禁的通奸罪而被示众，她必须在胸前佩戴红色的A(A为英文adultery的首字母，意为通奸)字，作为淫妇的标志;作者细致地描写了经过长期赎罪而在精神上自新的少妇海斯特·白兰，长期受到信仰和良心的责备而终于坦白承认了罪过的狄姆斯台尔牧师，以及满怀复仇心理以至完全丧失人性的白兰的丈夫罗杰，层层深人地探究有关罪恶和人性的各种道德、哲理问题。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的情调是低沉的，小说以监狱和玖瑰花开场，以墓地结束，充满丰富的象征意义。这部作品其书名中的“红”(scarlet)字，也是根据《新约·启示录》中论及“巴比伦大淫妇”(the great whore of Babylon in purple and scarlet)着红穿紫之意而来。
二、基督教与艺术
西方音乐的发展与基督教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受到了《圣经》的深远影响。如果从音乐发展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便会发现1600年以前的音乐，除了流传于世的世俗歌曲中悲歌、颂歌、饮酒歌、恋歌、婚礼歌等会自发地抒发表情以外，主要是宗教音乐中的经文歌、弥撒曲、安魂曲和圣赞歌风行。《圣经》中也有古希伯来人是喜好音乐的民族的记载。如《旧约·创世纪》第4章就有“犹八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之说，而《诗篇》、《雅歌》等原来就是歌曲，其中有些章节记载着应该如何演唱，如《诗篇》中就有“用丝弦 的乐器”、“用吹的乐器”、“用迎特乐器”演奏的标注。
基督教对音乐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通用的“美声唱法”却与教堂中圣歌和弥撒的音乐有关。音阶的唱名do, re, mi，是来自1l世纪意大利音乐理论家、班内迪克廷寺院修士和音乐教师圭(Guido d' Arezzo)所写的“圣施洗约翰颂”。该曲每一句的第一个音均落在6个唱名(即大调音阶上的前6个音)的不同音上。在拉丁语系国家中，这些音，即ut,re,mi,fa,sol,la被用来命名从c到a的音符。下面就是献给圣施洗约翰的赞美诗(Hymn to St.John the Baptist)UT queant laxis RE sonare fihris Mlra gestorum FA muli tuorum SOLve pollutis LA hiis rectum Sancte lohannes.这首赞美诗的大意是:你的信徒要高声直率地唱出你奇妙的恩惠，让罪过从他们那非圣洁的嘴唇上走开吧，圣约翰。”由于原音阶的唱名ut是以辅音结尾且不易发音，后来改为do，最后加上的音阶唱名。i是来自圣施洗约翰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这样就形成了包含整个音域的全音阶的七个唱名:do, re, mi, fa, sol, la,st o 古典音乐作家中的精心之作，许多都是宗教音乐。17世纪末、1b世纪初英籍德国作曲家韩德尔的清唱剧多取材于《圣经》。他所创作的清唱剧既悦耳又虔诚，其中以《弥赛亚》最为脍灸人口，当该剧于17.12年4月13日在都柏林首演时，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弥赛亚》又于1743年3月23日在伦敦首演，英王乔治二世亲自到场欣赏，当听到全曲第二部的《哈利路亚》合唱曲时，乔治二世为之所动，情不自禁地起立肃听，全场听众也跟着起立，该曲至今仍是西方古典音乐中的保留曲目之一。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巴赫就是以创作教堂音乐和器乐曲而著称的。他的《B小调弥撒曲》可算作他登峰造极的作品，在创作中他把乐曲同宗教的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约翰受难曲》和《马太受难曲》分别根据《新约·约翰福音》和《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受难的悲剧故事编写而成，两部《受难曲》影响广远，成为西方音乐会和教会音乐活动中经常上演的音乐曲目。19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贝多芬的《D调庄严弥撒》，在他众多的声乐合唱乐曲中可以称作顶峰之作。贝多芬在作品中将他自己心目中的上帝用声乐形式表达了出来。德国钢琴家、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合唱曲《德意志安魂曲》，其歌词也取自《圣经》。在法国，有德彪西的《浪子》、柏辽兹的《安魂曲》;在比利时，有弗兰克创作的清唱剧《八福》和《赎罪》;在匈牙利，有李斯特的《耶稣基督》和《格兰弥撒曲》;在奥地利，有舒柏特创作的《圣母颂》和《Ab大调弥撤曲》等;此外，具有代表性的圣诞颂歌《平安夜》(Silent Night)就产生于奥地利一个叫作恩斯道夫的乡村教堂里。1818年圣诞前夜，教区神父摩 尔根据《新约·路加福音》2章14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一颂词而作词，由管风琴师葛路伯(Franz Uruber)谱曲的圣诞颂歌。后来这一圣诞颂歌由德国移民介绍到美国，现在这首颂歌已成为流传最广、最受人们喜爱的圣诞颂歌之一;每逢圣诞佳节，几乎到处可以听到《平安夜》的歌曲和旋律。
西方的绘画和雕塑也与基督教传统有关。达·芬奇所画的(最后的晚餐》是一幅人人皆知的名画，这幅画是他为米兰格拉契圣马利亚修道院食堂所画，题材取自《新约·路加福音》。画面表现了耶稣说出“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句话时晚餐气氛的骤然波动和门徒们各自不同的』心理反应。达·芬奇巧妙地于群情之中把握住瞬间，而在此瞬间又对12个使徒的表神、神志作出深刻细致的描绘。以画圣母像著称的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是拉斐尔的代表作。这幅画是教皇朱理亚二世送给皮亚琴察西斯廷教堂黑衣修士的礼品，拉斐尔受托而为这一教堂的祭坛作画，历时4年，故有《西斯廷圣母》之名。画中的圣母马利亚抱着圣婴缓缓从云端降下，两边帷幕刚刚拉开，跪有一男一女，男的是教皇西斯克特，身穿金色的锦袍，做出欢迎圣母子的姿式;女的是圣母的信徒握娃拉，她神态自若、举止安详，做低头下视之状，以示对圣母子的恭顺。拉斐尔笔下的圣母是一位典雅、优美的平民妇女，目光中含着淡淡的哀伤，但又保持端庄、宁静的仪态。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艺术巨匠米开朗基罗不仅是绘画大师，同时也创作出不少以《圣经》内容为题材的雕塑作品，其中最为出名的是他的《大卫》雕像。该作品取材于《旧约》传说中牧羊少年大卫的故事。大卫杀死了攻打犹太人的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受到其民族的无比爱戴，后被立为犹太国王。作品中的大卫全身裸露，双目向左前方怒视，左手扶着肩上的甩石机，右手握拳，塑造出一个以智谋和技巧战胜强大敌人的雄伟健美、勇敢坚强的美男子形象。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们在造型构思时，常以《圣经》为题材以表达自己在生活中捕捉到的灵感、创造出完美形象的原因所在。在西方美术史当中，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很多论述文艺复兴艺术成就及其产生原因的文章中，都谈到了经济和政治因素对当时文化发展的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从而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美术注重神学，轻视人文的状况。而人文主义的兴起恰恰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繁荣的根本原因。然而，对于基督教艺术与文化同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很多文章阐述得很含糊。基督教在文艺复兴之后开始走向衰亡，这是否就意味着基督教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存在只是徒有其表的?还是说，基督教文化及其艺术对于文艺复兴的繁荣乃至产生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基督教在西方经历了千年的发展和演变，基督教的精神已经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艺术的审美和价值观。西方美术已经建立了以基督教艺术精神为核心的艺术传统理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西方艺术也从中世纪的表现倾向转移到现实的风格上来。这种人文主义是否是对基督教思想的一种挑战或者是反抗?其实，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而言，其思想内涵与基督教思想渊源甚深。尤其是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进行深入剖析后，就更能体会到当时的人文主义其实是一种深刻的基督教思想。
基督教及其经典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很多民族的文化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民族的观念、风俗、语言等都在它的影响下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许多人由于耳濡目染，常常在不自觉中使用《圣经》里的人物、情节、典故和词句。它已成为、并将持续成为西方文化的源泉
第三篇：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早在2005和2006年，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上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中小企业，很多是没有科技实力，像服装、鞋帽、五金、玩具，这些恐怕有上万家企业都撤资了，像东莞，都转到了广西省那里去了，那是一个新的经济区。这样要想中小企业有个大发展，目前难度比较大，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小企业之所以有这些状况，是因为原材料上涨导致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价格优势变小，同时国家采取信贷紧缩政策导致的。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多少自有资金，要靠信贷。以前珠江三角洲很多地方，企业拖欠工资后可以渡过他的难关，现在随着2007年中央出台的一些民生保护政策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于拖欠工资的现象处罚非常严重，而且对雇工签合同以及解聘，有一系列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既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对企业不利的一面。多方面原因导致中小企业生存困难，赚不到钱。
像上海很多中小企业，有不少是韩国的、日本的，一看赚不到前马上不干了，这要想改变的话，恐怕有一定难度，主要措施可能是目前在营业的，通过放松银根、减税等措施，使这部分坚持下来的企业，让他们首先生存下来，如果这个做到了，不致恶化，那么形式经过一年或者半年之后，形势会好转。
金融危机的中国机遇
从我对各方面的了解，这次美国经济问题对我们国内经济情况影响很大，一方面在出口领域，我们知道我国贸易顺差接近一多半，主要来自于美国，如果对美国出口市场出现大的萎缩，理所当然会对我国出口驱动经济的轮子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一些金融领域，涉及一些购买美国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债券的影响比较大，近几天大家也能知道，披露出来中投在美国的亏损非常大，这些都是我们国内的损失。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近期也一直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些研究，我感觉应该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总的宏观经济面还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我想可能反而是一次大的机遇。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有几个背景大家可以一起探讨。第一个背景，包括美国逼迫人民币快速升值以及对我国出口产品限制的措施，虽然很现实，但是我想只要外面环境允许我们以正常行为规则发展的话，我想中国是相当充裕的。短期内可能初级性的加工产品出口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逼迫我国出口结构进行升级。只要在这种外围市场情况下有这种趋势，我相信国内中小企业，包括大企业肯定能做好产品的升级换代。当然可能需要时间的缓冲，这就引出第二块问题。从中央以及各方面，宏观决策层会很好的把握这个时机，同时争取给我国中小企业还有包括大型出口商，都会提供缓冲的时机。
我们仔细看一下就可以发现，今年7月中旬，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开始停止，而且出现了适度贬值，这就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这一点可以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防止了8月8日美元大幅度升值给我国汇率改革带来的冲击。我们可以翻阅历史发现，很多汇率改革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德国，从历史来说都可以发现，往往在汇率改革的第一阶段，当该国兑美元从升值转向贬值，大部分会出现致命冲击，日本、韩国、德国都经历过。我们国家，从各方面横向对比来说，应该是第一例，就是使美元反向升值对于人民币反向贬值交错的风险，我觉得产生很大的缓冲释放作用。近8月美元大幅度升值，包括国际上石油、农产品价格等大幅度暴跌情况下，我国汇率反而比较稳定，这点在我国汇率改革路上是里程碑；第二个作用，我们也知道这个时期人民币升值减缓，对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可以说给了一个很大的缓冲作用，一个喘息之机。我在这里也是对中小企业的一个建议参考，就是到年底之前，人民币会控制到目前的升值幅度之内，只要国内不出现大的金融动荡，可能人民币还会有略微贬值的过程，中小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安排第四季度出口生产，大的汇率政策应该会对中小企业有个好的参考价值。
众所周知，最近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从这一次危机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国经济和中国的企业受到了什么影响？对我们而言，中国企业到底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
首先，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侯玉成表示，美国本次金融动荡最终转化成危机，是由价格泡沫所引起，价格泡沫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市场。美国将问题转移到金融衍生品是在混淆概念，其根本问题就是房地产泡沫过渡膨胀，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近年，美国的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导致经济发展较快，但其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是以价格不断上涨来支撑它整体总的经济发展局面。正是因为这一点细微差别，导致一旦某个领域出现问题，就会使整个价格体系崩盘。
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施慧洪博士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还在于美国的金融机制，即信用衍生产品，普通的债券本金和利益都是可以预期的，衍生化后，本金变化了，利率也变化了。如利率可以与汇率挂钩，利率可以跟很多因素挂钩，这样就使风险更加扩大化。尤其是期货，利率一高，亏损的数字就成了天文数字，这使整个经济分为两极，一方是巨大的盈利，一方是巨大的亏损，经济体系就无法平衡。
面对这种局面，目前各国政府都在尽力挽回金融危机局面，但究竟有多大效果？侯玉成表示，包括现在欧洲、美国所有的注资，包括成立各类基金的目的主要是让市场稳定，整体在根上并没有做实质性的动作，目的就是各国央行联合起来，给市场信心，先让金融系统稳定，让实体经济正常运营。
谈到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影响，侯玉成认为，其主要负面影响在我国的外贸出口及金融领域，但从另一个角度，无论是宏观经济面还是中小企业发展，此次危机又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机遇——逼迫我国出口结构进行升级，这就需要宏观决策层给我国中小企业还有大型出口商提供缓冲的时机。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投资经理连杰表示，在中国目前自主动力并不充分的环境下，生存环境愈加恶劣，在产业升级和行业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诞生出更强有力的企业。另一个层面，刚性的内需支持的行业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们现在内需增长并不快，但是这种增长基本是刚性的，不会突然变成负增长，比如农业、快速消费品，这些都有很好的投资机会。
侯玉成认为，在目前经济局面下，可以在稳定或者尽可能减少出口影响基础上加强对内需的关注，从近期召开的党代会可以发现，内需的启动，或者内需的制造，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大的经济政策方向。而对于农业甚至与农相关的整体领域，可能是我国未来加强内需发展的一个点。下一步我国很可能在科学、技术行业给予适当扶持和推动，一方面发展科学技术基础，另一方面试图从这个领域制造出新的消费热点。
对于什么样的行业在这次危机中能够很好的发展，企业如何在这次危机中全身而退？各位专家对中小企业提出建议：
侯玉成：中小企业对未来发展的思路要有大的改变和提高。今年乃至未来，靠过去单纯的密集性、低成本生产模式会逐步遇到发展瓶颈，这需要未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两个方面必须要准备，第一方面，首先中小企业技术需要进行提高和准备。第二方面，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出口型为主的中小企业，未来的发展需要对一些经济和金融领域熟悉的人才，做一个必要的配备。
连杰：谈到中小企业发展有一点要提出，就是中国金融环境。在中国金融环境整体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情况下，金融行业是有机会的，金融行业将来也会产生很多种小企业，有可能也会生活的很好。投资公司选企业，在实务中考虑几个因素，第一是行业空间，即使排名第一，但行业中只有一百万的生长空间，是不考虑的；第二是行业壁垒，这是限制竞争的因素，设计壁垒让后者无法追赶，甚至不能轻易进入这个领域竞争，这就很有价值了。
对于中小企业转型的问题，施慧洪认为一方面可以依靠自身力量，第二方面需要依靠外力，外力部分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中小企业发展往往需要政府的相应政策，否则中小企业跟大企业竞争起来非常被动。而侯玉成认为，中小企业一定要从自身发展着手，不能把发展希望完全寄托在国家身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企业优胜劣汰是正常现象。
最后，三位专家谈到我国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何时突围时，表示：目前局面下，中小企业要积极拓展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包括非洲市场、欧洲市场，甚至亚洲市场，通过危机的锻炼，来提高与国际企业的竞争能力，及国际市场的开拓能力等，不断提升自我实力，前进的步伐不能停止，机会终究会到来。是机会？——可能给中国带来机遇
瑞士银行投资银行部中国区主席蔡洪平：“对中国而言，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意味着机会。我们不要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美国挂钩太多。中国是一个经济结构非常坚固的国家，具有庞大的市场和需求，同时也有资源。这个时候，美国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光大集团董事长、银监会前副主席唐双宁：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机构如果看得准，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反向操作，出手收购境外金融企业，借机进入美国华尔街。唐双宁指出，对手的失败就是自己的机遇，本次金融危机能够促使美国金融机构收敛，中国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将有所加强。[详细]
专家观点：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的机会：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演化，讨论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声音越来越大。专家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将是中国的机会。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的最大机会是要认真研究，吸取教训，并不是说危机使美国的金融资产便宜了，中国企业可以去抄底，大赚一笔。
是挑战？—— 经济形势可能更严峻 中国难以独善其身
法国巴黎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兴动认为：“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的冲击并不小，而且这个冲击可能意义深远。华尔街的金融风暴还在发展，并没有结束，而这对中国来说，是祸绝不是福。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可能会有更多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这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压力。其次，中国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何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将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另外，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并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中国的出口可能进一步下降。”[详细]
不是贸然收购的时候：对于华尔街目前的局面，中国一大型券商高层坦言：“现在可不是国内机构走出去的时候，一旦出去可能会片甲不留，……中国目前还成不了国际社会并购的主流。”
他认为，仍在动荡中的华尔街可能会经历一个重生的过程，其间相关的交易法规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不确定因素太多，“目前根本看不清楚，金融危机影响力也肯定没见底。”如果在这种看似便宜货满地的时候仓促出手，贸然进行收购行为，一旦接手可能发现有更多的窟窿等着补，那时候想抽身都来不及。[详细] 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如果得到国会通过的话，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救市行动。不过，美国大量发行美元，可能会使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恶化，加大中国未来的通胀压力。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继续延伸，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成为密切关注的焦点。知名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美国救市不仅会使美国面临10%的财政赤字，而且会给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压力。
澳大利亚增加150亿澳元拨款抵御危机法国将于12月4日公布救市方案 保经济增长是明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 英国减税200亿英镑
存贷款利率下调1.08个百分点 中国 日本经济七年后重回衰退阶段
9月15日，美国巨型证券公司“雷曼兄弟”倒闭，犹如一场海啸，引发全球金融系统动荡。美国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家权力”，处理危机，消化金融“孽债”。其出手之重，已不再顾及“市场情面”，预示着美国版“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迎来了逆转的时代。美国一向自诩是在金融马背上长大的牛仔，特别是二战后，长期把持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聚敛财富，行使霸权，支撑美国经济繁荣。但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危机不断，捉襟见肘。自1987年8月上任到2006年1月退休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任19年，竟然处理了12次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足见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暴露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破绽。
首先，美国主导的“资金游戏”面临极限。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潮流，推动金融自由化。1999年美国颁布新银行法，进一步放松了金融管制，金融经营模式的“分业管理”被打破，“混业经营”大流行，形成了“ 裁定型金融运作模式”，即利用市场定价的扭曲，通过“低买高卖”，套取高额利益，展开“资金游戏”。而随着市场参与者增多，价格体系日趋均衡，游戏利润率下降。为扩大利润空间，美欧等巨型金融机构大肆“创新金融技术”，编制金融衍生商品，人为制造“虚拟的金融世界”。如以“次级贷款”的债权为抵押，整合、分割、编制成一系列的证券化商品，并通过层层分割、再编制，衍生出更多的虚拟金融商品，销往全球。这个过程被美国吹捧为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也被视为分散金融风险的最佳手段。问题是，金融风险犹如电脑病毒，不会因分散而消亡，相反，其不断分散的过程，恰恰演变为病毒扩散的路径，一旦在某个环节病毒发作，必将侵染整个系统。这就是“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不断深化、扩散的根本原因。
其次，美国市场评级体系改革滞后。无疑，金融衍生商品的发展，有利于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美国的金融改革并没有触及市场评级机构的垄断格局，当年靠“政府订单”扶植起来的评级机构依然垄断着市场，导致评级市场“道德缺失”，金融风险被掩藏，酿成病毒广泛扩散。
第三，美国金融体制存在结构性失衡。美国的新银行法仅仅扩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权，结果出现了金融机构集团化，金融产业大扩张，金融权力大膨胀。而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依然按照传统的格局“各司其政”，给金融产业留下了三不管的空间。
第四，最惨痛的教训是“规模=安全”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金融改革中，美国政府认为金融机构的规模越大越安全，因此，积极掀起金融机构并购浪潮，形成了巨型金融集团垄断的金融产业格局。如，美国前三家证券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均超过1万亿美元，堪与中等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媲美。而雷曼兄弟公司的纯债务就高达6130亿美元。显然，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用事实击碎了“规模=安全”的定论，也让美国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重新认识到规模过大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性。
金融市场化与产业化，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必修课，关乎民间储蓄能否有效转化为民族生产力的蓄积条件，更是确保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制度条件。随着中国贸易发展，经常收支顺差连年扩大，“中国资金”、“中国资本”日趋国际化，金融改革与开放，成为确保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回顾国际金融发展史，不难发现国际金融制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制度构建、修正、再构建的过程。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开放，也需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业、贸易的待成熟性，以及民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路径等新特点。中国金融改革既无需因美国金融出了问题，而放缓市场化与产业化改革脚步，也不一定因日本金融成功躲过了“次贷危机”而简单模仿其模式。中国依然需要确立金融改革的自信，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改革道路。
第四篇：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一个世界上庞大的经济体，作为一种外向型的经济体，中国不可能在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待这种影响，只有这样，我们的信心才会有根源，我们才能够化“危”为“机”，从容应对这场危机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同时不错过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在可见的层面，那些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产业和企业肯定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玩具等基本上依靠国外市场生存的企业，也包括纺织业等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国市场的企业。但是，这样的行业还不是受到不利影响最严重的企业，最为严重的应该是那些信赖资本市场泡沫的行业。比如说，美国的房产市场不景气，中国的钢铁产业就很受伤，据称，目前我国钢铁产业闲置的产能已超过一亿吨。这还只是一些静态的情况。实际上，动态来看，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的影响要大得多。一些产业部门的衰退就会减少该部门的就业，进而影响到投资与消费。这种相互的影响，很有可能把整个社会经济拖入下降的轨道，带来全面性的衰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斥巨资扩大内需，可谓是对症之药。
但是，金融危机对于我国影响决非如上面所说的那样简单。
第五篇：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浅谈中西文化差别：我国的群体性文化，非常重视家庭亲友关系，把它视为组成社会的细胞；而在西方国家，崇尚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中国人重视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英美国家，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历来崇尚“四世同堂”“合家团圆”，自古就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良言古训；而在英美国家，18岁的子女仍住在家里依靠父母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去独立生活。同样，年龄大的父母即使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一般也不会拖累子女，他们往往要住进老人院，由社会关照
其实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的影响在汉代就开始了，当时的罗马帝国就与中国的东汉王朝开始了交往，这种交往的途径就是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以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就更加的频繁，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基督教的传入，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称作“景教”，教徒一度发展到数十万人，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渗透。但到了唐朝晚期，军阀混战，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没落。第二次渗透，是元朝。当时因为蒙古帝国的影响力，大批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可波罗，他的《东方闻见录》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成为西方垂涎的伊甸园从此开始。第三次渗透是在明末清初，时值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并开始向中国推广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及先进理念，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等，可惜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人所传达的东西，中国继续沉眠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等到了第四次渗透，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了，中国开始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四次的渗透初期仍是外国人通过传教向中国人灌输西方的宗教哲学经济政治思想，但到了后期，一批批爱国青年成为了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主力军。第五次大规模渗透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深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开始喝可乐了，中国人开始关注好莱坞了，中国人喜欢上NBA了，中国人爱上过洋节了，中国人的水平要用英语来衡量了，可见，第五次渗透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前四次的渗透。
西方文化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呢?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的就征服了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自身的原因，二才是外部文化的原因。为什么说我们自身的原因是第一位呢。我们还是要从历史方面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分化为三个派别，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激进派，一个是中间派。保守派主张一成不变，继续走老路子；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中间派则认为单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就能强国御侮。一开始中间派掌权，开始推行所谓的“洋务运动”，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中间派不足以改变中国现状。于是激进派开始上台，发动了所谓的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逐渐唾弃。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阶段，特别是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尤为严重。由于长期对传统文化及传统节日的轻视，使中国人普遍存在文化上的精神空缺及文化满足上的空虚。恰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那种多样性及多彩性，弥补了中国人长期压抑的文化需求，所以普遍被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所接受，并迅速扩展开来。从西方文化自身的原因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非常讲究的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给中世纪昏暗的文化注入了多姿多彩，优雅的元素，于是诞生了莎士比亚，达芬奇等一大批天才文艺作者。并且西方文化宗教气氛浓厚，所以又给西方文化披上了一层神圣神秘的外衣。这些原因都给严重缺乏文化寄托的中国人强大的新鲜感。
现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体现在多个方面的。西方国家在饮食，音乐，电影甚至是语言等多个方面都对中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西方电影和音乐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现在许多中国人喜欢看美国大片，现在许多中国青少年崇尚非主流，喜欢跳街舞，其实这些都是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西方的音乐对中国的影响就更大了。现在许多的中国人喜欢听起源于美国的摇滚乐以及爵士乐，而对于中国的戏曲则没有一点兴趣，而有些人则干脆连中文歌都不听了。这还是很可以理解的，这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古典音乐有些不符合现代人的趣味，其节奏太慢，实在让现代人难以接受，而中国的流行乐又大多是抄袭外国的音乐，所以说实在难以让人产生极大兴趣。
西方节日和传统节日的比较，面对西方情人节的冲击，土生土长的传统七夕节遭遇着尴尬却总是不声不响。七夕节虽然历史悠久并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但它在年轻人群中的影响力，却似乎并不大。人们已经把七夕节还给了古老的历史。每当西方情人节来临之时，年轻情侣都会不失时机地互赠爱意，且花样翻新，近乎疯狂。而每年的七夕节却显得异常冷清，鲜见年轻人有什么热情举动，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节日。也许是故意，也许是不经意，总之人们在追捧“洋节”的同时，冷落了本土传统的节日。纯美的七夕就是这样渐渐地被遗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媒体、商家为捕捉商机，大肆宣传，纷纷推出各式各样的活动来吸引顾客、制造影响。这样做法其实本无可厚非，但却在无形中助长了西方节日的气焰，为“洋节”推波助澜，使它们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似乎更要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西方的一些节日大多以自娱自乐为形式，注重热情奔放的情感追求，过节方式洋溢着狂欢和自由，比较迎合年轻人的心态。而中国节日虽然也注意创造欢乐祥和的气氛，讲究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总更趋向于实用理性，尽量用理智的行为去指导情感的活动。中国的传统节日总是内敛而含蓄的，圈子局限在家人之间的其乐融融。不少节日还讲究礼节，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很繁琐的一套礼仪，稍不注意，很可能会让长者找出晚辈的“无礼”之处，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无疑成了他们的一种负担。（）
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宗教方面，星座占卜方面，以及文字方面。他的到来给中国文化带来的不是灾难性的，而是在中华文化强大的再生能力面前壮大了我们民族文化，如拼音的运用、电脑知识的运用，以及《周易》文化在网络上的迅速传播。就像元朝、满清的文化，反而维护了我们民族文化一样，强大的易理哲理会令更多的西方人叹为观止。同时，也通过和西方文明的碰触，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和善”在精深的文化中的继续发展，和她产生的古老渊源。也在和西方文明的撞击中，让更多的中国人投入到研究、学习、使用古文化的行列中。虽然有些懒惰的人不愿费脑子去研究中国的古文化，随意写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对中华文化来说这无伤大雅，因为众多的中华文化的捍卫者在一代代崛起并影响着一代代人。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外国的汉语热也将逐步升温，中华文化正在上升至一个新的格局，绝不会轰然倒塌。
终上所述，中华文化在和西方文化的交往中不会失落，而且正是上升的大好机会。崇拜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比我们现在发达，所以在文化互相碰撞的时候，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就成了一种优势文化。文化的优势是不可小视的。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但是自己的文化却传承了希腊的东西。抱着学习态度的人自然是很多的。从洋务运动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对于这种优势文化的学习对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进步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要忘记自己的传统，不要崇洋媚外。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我们应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居住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越来越多。了解不同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适应性，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实现从感性到理性质的飞跃，排除东方思维负迁移的影响，进而使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更有效，更顺畅
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全球化，使文化超越了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国际间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西方文化的确是对中国青少年有许多不良，这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确实是一种侵蚀，但是全盘否定西方的一切也是不正确的，毕竟西方有许多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作为一名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保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并保留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面对滚滚而来的洋流，我们应该包容接受，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自己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在保存传统文化和对待西洋文化上，日本人就做的非常好，因此我们应该像日本学习如何保护本国的传统文化。近些年来，韩国利用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将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申报为韩国的文化遗产，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所以我们在接受洋文化时不能舍本逐末，让我们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我们手里旁落他家。（）
中国西化最彻底的部分是教育制度，小孩子没有多少民主思想所以对于教育的改革没有多大意见。改变教育体制不象改组清政府那样严重的涉及一些人的切实利益，所以非常谨慎，甚至弄的潭嗣同这样的人，抛头颅洒热血，也没改成。说是重视教育功在千秋，但几千年传统教育方式说扔就扔，扔的非常干脆，也可以说是改革的不太谨慎。传统教育是不是就真的那么不值钱，原因是教育是功在千秋，反过来说就不是当务之急，改了就改了，应个景的事而已。那么传统教育和西化的教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传统教育是从《五经四书》开始学起的。《五经四书》实际上是早期人类的思想，也就是说传统教育的教育把教育对象作为人类来教育。用西方的思想来说，《五经四书》一类的书，被胡适等编写成哲学史，成了大学以后甚至专业学者才去学的哲学。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启蒙教育是从哲学教育开始的。而西式教育是反过来的，是从“小艺”开始的。西式教育实际的教育方向是将人向工具性的方向教育，而不是把将人教育成人。“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而这批人恰恰都是具有传统教育的根基。而当这批人过去之后，就基本成了青黄不结的局面。完全的西式教育究竟教育出了什么？启蒙教育从哲学教育开始是不是真的是个错误？从哲学开始对一个人来讲教育模式和方向将是开放的，发散的，而西式教育实际是闭合的。这对于呼吁什么民主改革，以及教育改革的人来讲，实际效果和他们的愿望是相反的。
（）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