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莫言获奖与我们的文化心态

第一篇：王蒙：莫言获奖与我们的文化心态

2012年，莫言获得了内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然后出现了各种说法。现以此为典型案例，作分析如下：

第一，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影响最大的一个世界性的奖，它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有北欧的大致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有一批年老的，相当认真地从事着评奖事业的专家，有相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同时也因其不足与缺陷而不断受到质疑与批评指责。

第二，它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强势文化的符号，从事这项评奖工作的个别专家，确实也有自我感觉良好的种种表现，对中国的文学常意在指点。中国的一些人士，则对之又爱又恨，又羡又疑，又想靠近又怕上当，既想沾光贴金扩大影响，又怕被吃掉被融化演变吃亏。有些写作人，像小蜜蜂一样地围着被视为权威的评奖人士飞舞（语出香港作家黄维梁教授），希望通过此奖的认可来为自身加分求证添利。它反映了第三世界、正在迅速崛起、和平崛起的我国，在文化上还缺少足够的清醒的自觉与自信，对外部事务的知晓也还有待推进。我们可以通过莫言获奖这一好事，总结提高以非强势非世界主流的古老独特文化、面对强势主流文化时的各种经历与经验教训，我们应该逐步树立不卑不亢、实事求是、明朗阳光、该推则推、该就则就的敢于正视、敢于交锋、敢于合作、敢于共享的通情达理、尊严、自信、坦然的态度。

第三，我们现在很提倡中华文化的 “走出去”，一出国门，就会碰到同样一个非强势非主流文化面对强势与主流文化的问题，有时候你不想讲意识形态，但西方意识形态的代理人们揪住你的意识形态不放。有时候对方认为他讲的是并无意识形态色彩的普适价值或专业学术，但是引起你的意识形态的深恐上当的警觉，尴尬而且踯躅为难。这方面的自觉与自信，应该落实为从容不迫与实事求是，落实为眼界拓宽、心胸扩大、知己知人，追求真理。不必花一大堆钱到处送票然后吹嘘自己进了什么欧美演出大厅；也不必一言不和便断定对方亡我之心不死。简单地说，我们要大大方方，彻底超越、摒弃、清除义和团对八国联军的心态与逻辑。当然，看到那些八国联军式的高高在上的对中国的指手画脚，也令人觉得他们还迷迷糊糊地生活在庚子年间。

第四，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十分个性化、风格化的创造，它的接受、欣赏、评析、传播也是与受众个人的个性与风格爱好分不开。诗仙诗圣，唐宋八大家，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普希金与拜伦、雪莱，哪个第一，哪个次之，岂有公认定论？奖励文学，排名次，是非常困难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在当今信息化、媒体化、市场化的时代，寂寞的文学与它的主体即作家们，他们中的多数人，其实相当愿意得到社会的扶持乃至炒作。与此同时，一些掌握了相当的社会资源的人士，有志于通过评奖推动文学事业，发现尚未被认识的文学天才，向受众推荐优秀的文学作品，直至从财务上支持作家并客观上支持严肃的文学出版事业，这是一件好事，是值得欢迎与赞扬的义举。

第五，文学奖搞得再好，它不是一个文艺学、语言艺术、美学、小说学或诗学的范畴，它主观上是一种文化友好加慈善的活动，最多是文化活动文化事业文化行为，不是文化创造更不是文学创造本身。客观上它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是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品牌营销，是文学的推手，当然也是已有成绩的文学家的美梦，是名利双收的大喜事，是为自己的作品与知名度进行促销的天字第一号手段。

第六，生活中常常让你觉得大奖比被奖的文学作品与作家更牛得多。一本好书出了，不过如此，大奖拿上了，响动甚巨。原因是大奖调动了社会资源，与国家、权力、财力结合在一起，（如诺贝尔奖是由瑞典国王授予的，芥川龙之介奖是由日本天皇授予的。法国的龚古尔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高的规格。同样，龚奖也受到为出版商谋利的批评）堂堂皇皇地闯入文学的象牙之塔（如果当真有这样的塔的话），以世俗之力去干预有脱俗之心的语言艺术。这样，各种奖被传媒与大众所十分关注。而单枪匹马的作家，没有这种实力。

第七，好的文学奖最感人的是它的伯乐作用。一个默默无闻的爬格子——敲键者，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正是大奖最令人敬佩和感激之处。但是大奖也可能挂一漏万，也可能有遗珠之恨，也可能有看走了眼的地方，这也难免。前者我们可以举出海明威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后者我们可以举出一大批旧俄作家。对此，我们可以客观评价。既不必苛求苛责，也不必对某奖顶礼膜拜。我早就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模仿一个电视广告词：“诺贝尔文学奖做得好，不如文学好。”

第八，文学追求脱俗，作家与做奖，不可能绝对免俗。作家与做奖，都是肉体凡胎的人类干的活。获奖者不是神仙。奖不是天赐金钟罩或飞天成仙灵药。各种世俗生活中都有失误或缺陷，作家与做奖都不例外，这不足为奇。我愿意相信主办此奖的专家的纯洁心意，但世俗中的人的判断受到世俗因素的影响，也属正常，例如受到国际形势、国家关系的影响，受到本身的价值取向的局限，受到社会风气时尚的影响（有时候刻意地去反时尚，也是受到时尚影响的表现），受到语种与翻译的影响，受到影视戏剧视听作品的咋咋唬唬的影响，乃至存在着某种公关活动的影响等，都是可能的，都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关键的关键仍然是作品。没有好的作品能翻译好？能搞出好的配方？能响出动静或拉好关系？能碰上铃兰花（瑞典国花）运？离开了文学作品谈某某获奖，那都是庸人论文，是将文学奖与文学干脆八卦化。

第九，诺贝尔文学奖与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不少碰撞。苏联帕斯捷尔纳克与索尔仁尼琴的获奖，都得到了苏联当局的负面反应。但肖洛霍夫获奖，则是皆大欢喜。我们不妨注意一下，诺奖颁发也曾与美国龃龉。包括对莫言影响甚大的诺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好友，他曾长期被美国政府禁止入境，并因此受到美国作家的强烈抗议。诺奖也奖过阿拉法特的友人，葡萄牙共产党人作家萨拉玛戈、意大利左翼剧作家迪里奥·福等。我们最好不要简单地将此奖视为异己敌对势力的表演，正如不能将瑞典学者视为中国文学的考官与裁判一样。

第十，莫言获奖当然不是偶然。他的细腻的艺术感觉，超勇的想像力，对于本土人民特别是农村生活的熟悉，他的沉重感、荒诞感、幽默感与同情心，他的犀利与审丑，他的井喷一般的创作激情与对于小说创作的坚守，都使他脱颖而出。早在11年前，日本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在北京预见了莫言将获此奖。

第十一，有人不喜欢莫言的作品，指出他写作上的某些粗糙乃至粗野粗鄙。这里有个性上的隔膜，也有言之有理的真知灼见。大奖并不能帮助作品的完善，这些评议是完全正常的，乃至是有益的。

第十二，说莫言的作品是皇帝的新衣，不如说许多庞然大物有皇帝新衣即破绽的一面。这奖那奖也未尝没有破绽，人类文明、民族传统、普适价值，吹得上了天的令人目眩神迷的说法，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托尔斯泰大贬莎士比亚，陀斯妥耶夫斯基厌烦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都有它的道理，也都不是结论定论。

第十三，文学的魅力之一是它的可解读性，即它具有相对阔大的解读空间与分析弹性。对于一部文学作品，完全可以你解读你的，我解读我的。不能因为别人的解读不合我们的意就疑神疑鬼，也不必跟着北欧的风起舞，甚至于也用不着急于给莫言搞操行评语。至于将对莫言获奖的讨论变成对莫言的政治鉴定，责备莫言尚未做到又白又专、成为现行体制的敌手，那种立论，廉价、偏颇、浅俗、几近疯狂。

第十四，莫言获奖的最大积极意义在于，他使中国堂而皇之地走向了牛气十足的“诺贝尔”，也使“诺贝尔”大大方方地走进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所谓诺贝尔文学奖出现了真正的中国元素。也就是中国文学中出现了认真的诺贝尔元素。这与主观动机与一厢情愿的解读无干，莫言获奖意味着互相的承认。莫言在瑞典学院的讲话《讲故事的人》获得了诺贝尔所在地的知识界的好评，也全文刊登在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这太好了。它有利于民族、本土、中国特色与西欧、北美、基督教文明即所谓普适或普世的交通直至对接，用文学的夸张来说，它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构建、文化的繁荣发展走出去与请进来。如果此后中国出现十个二十个更多的莫言与获奖事态，中国将会有所不同，世界将会有所不同。它的意义要慢慢地看。一些持反面看法的鼓噪者，正是力图用零和模式，用非此即彼的思路来简化世界。

第十五，诺奖开始运作以来，已经颁奖给一百多位作家，真正对文学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与作品，其实有限。有人视诺奖为神明，视本土作家为粪土，这是面对强势文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虚无主义表现，也是十足的愚蠢与幼稚无知。

第二篇：莫言获奖

2012年中国文学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虽然没有很认真的读过莫言的作品，因为实在是有点长。但对于这位老作家还是曾经了解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莫言的作品获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很多重要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之前中国作家实力排名莫言高居榜首。

对于莫言获奖，并不是人人都肯定，大部分中国人都把诺贝尔奖神化，认为他这样一位乡土文学作家能获奖简直就是一件神奇的事。我认为莫言是个很简单很现实很坦率的人 出自他手的小说具有生动表现力，人物语言和画面感都非常电影化，完全折射出社会真实的方方面面。他的个人化比较明、地域性比较强烈，他对于动态的社会性的描述、和史诗性情结的搭建极好。这主要是他对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涉及。尽管莫言本人创作长篇小说，但他对细节的强烈的描摹，比如一些血腥恐怖场面的描述，都是极其精彩的。

而这样说其实也不是觉得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最应该的，当然，他能获奖，那肯定是优秀的。而历史上，托尔斯泰、易卜生等大文豪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谁也不会否认他们的成就。就中国而言，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巴金等也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很大一部分的人认为他的作品“最符合西方文学的路子”，更确切地说，他的作品更符合西方人的某些主观需求，文字很直接，甚至残酷，说实话我是挺喜欢这种风格的，很实在。

总的来说，莫言获奖也为了民族争光，对以后中国的文学也有很大影响。

第三篇：莫言获奖

新闻评论——莫言获取诺贝尔奖

莫言何许人也？你可以没看过他的书，或者你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但是，你若是连“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都不知道，那么，你真的已经OUT了。

莫言，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今年是2012年。没错，如果2012真的是世界末日的或，怎么轮也该由中国那一次奖了吧？当然这是笑谈。中国能够有一位作家可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值得举国同庆的。闷骚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坛，每次都把不被嘉奖一事当作一缕轻烟，莫言这颗重磅炸弹平地一响，浮尘四散，各领域各阶层各单位„„纷纷发来贺电。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作协，自己人拿了这么大的奖，哪怕这个人他不是自己，作为领导作为同僚，怎么也得一番褒奖吧。主席致辞，这是中国作家在世界获得肯定，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大飞跃，客套话，听听开心开心得了。网上书城也瞅准时机，莫言书系一版再版全部卖脱销，消费者买的可是诺奖获得者的传世之作，就算不看，往书柜上这么一摆也是有学识的象征！紧随其后的是莫言的老家，旅游局早早规划好了，当年莫言写作的屋子要盖一座纪念馆，瞻仰诺奖人风采不能没地儿去。“红高粱”旅游区规划好了，不劳费心早就被执行力超群的乡亲们提上日程。“莫言牌”××商标以确定被其老家一个卖烤鸡的商家抢注，打上“莫言”商标那就是销量的保证啊。为家乡贡献一份力量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事，不是吗？

莫言好忙，元芳你怎么看？身为作家出品好的文学作品记录真实感情，莫言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如果不是活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相比大多数国人会陷入笔者开篇所述的窘境。获奖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势，这是莫言的荣誉，我们只是沾光，光有射程，也有暗淡的一刻，以此“光”炒作的集体与个人都是不当的，胜不骄，各行各业欢腾过后还是该干嘛干嘛去吧，莫言已经够忙了。

有倾向性的叙述占了大部分篇幅，几乎没有真正的议论。

第四篇：莫言获奖

莫言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从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红树林》、《蛙》等一大批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和国际文学奖。莫言的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在世界文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在中国当代文坛，莫言的写作特色十分鲜明。他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等影响，吸收西方文学营养讲述中国乡土故事。同时，他始终一腔热血地关注当下现实，同时又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近两日来围绕莫言获奖大家众说纷纭，左方认为其作品迎合了国外一贯的“审丑”心态，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及底层现状的揭露，有丑化中国人的嫌疑，就像当年张艺谋电影《红高粱》所受到的批判一样；右方认为其作品缺少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呼吁，本人有红色背景，与官方关系密切，尤其存在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过往，而饱受民主人士的诟病。

甚至出现一些他是否应该获奖的争议，有人认为其获奖是对共产党的肯定，间接否认了西方对中国政府严格的审查制度、缺乏自由声音的抨击，不利于今后对当局民主改良的鞭策，所以目前不应该获得这个奖项。但更多的国人是表示祝贺，毕竟是圆了百年来中国人的诺奖梦，能够促进世界更多的人去了解、认识中国。

个人认为莫言的获奖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1、对于文学方面，能够激励中国作家写出更多关注民生、贴近现实、接地气的好作品。虽说文学作品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政治不能超越人性，对真善美的讴歌，就是对普世价值的肯定，就是“以人为本”最本质的解读。

2、对于其他自然学科也有很大的促进，万事开头难，跨出了第一步，至少证明中国人对于诺奖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从而激励后来人在国人更加期盼、更加在乎的自然学科上的突破。

3、能够促进中国人对当前教育的反思，放牛娃出身的莫言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难道不是对中国教育的极大讽刺？中国僵化的应试体制，对学生天性的压制，造就的是只会考试、毫无创造力的“人才”，已然走进了一个很大的误区，就像钱学森临终所忧虑的：当下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

总之，我希望将来各领域能够涌现更多的“大家”，朝向世界文明迈出更坚实的一步！

莫言获奖原因分析

中国当代作家这样多，莫言能成为最具焦点的那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诺贝尔文学奖为何花落莫言呢？ 文学原因：

莫言的文学风格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神交”，成为被诺贝尔文学奖“看好”的极大因素。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对莫言的颁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莫言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将三维舞台，转变为显意识、潜意识结合的全息境界，沟通时空、真幻、人神世界。莫言的写作手法、思考角度受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很大，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尤甚，即吸收西方文学营养讲述中国乡土故事。而所谓魔幻现实主义，貌似荒谬，离现实无限远；实则深刻，离现实无限近。他的作品写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故事，所透出来的却是对人类的关怀。他始终一腔热血地关注当下现实，同时又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在莫言3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除品质上乘、被普遍视为杰作的《红高粱》之外，《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一批小说，都以其暴烈的叙事狂欢及魔幻而非凡的想象力，使之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既融合中国古典浪漫情怀，又有天马行空的怪诞虚构，从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借鉴的各种叙事技艺，保证了莫言小说的繁复与博大，深湛与激情。莫言以其“泥沙俱下”的叙事能量成就了迥异的文学气场，其饱满的视觉、触觉、味觉、听觉、嗅觉等感知细节的全方位铺排总给人难以自抑、狂飙不止的阅读感受。当代中国作家中，如苏童、毕飞宇就不止一次说过，莫言是当代中国最具原创力和爆发力的小说天才。莫言的文学创作具备了超越地域、民族、政治的魅力和价值，闪烁着人性光辉。

个人原因： 在作品中摹刻了一出出“东北乡”传奇的莫言对自己的家乡一往情深，“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当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山东老家高密东北乡写作；彼时，他是从这片生长着红高粱的土地走出的“黑孩”。这一天，书商忙着加印，人们忙着热议。众声喧哗中，莫言仍在生长出他的生命与文学的土地上，默默地写作，默默地讲述着生命与人性的故事，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用文字记录永生”。一个诚恳的人，一颗诚恳的心，一些诚恳的作品。这就是莫言，至今保留着故乡“树木、水流、高粱地”创作灵感的质朴的人。

在此之前，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舆论众说纷纭，也有一些人对他提出质疑。对此，莫言说：“感谢那些支持我的朋友，也感谢那些批评我的朋友。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把自己放在众声喧哗之中的机会。持续半个月之久的网络大战，也是认识自我的最佳机会，让我知道我有哪些缺陷和不足，也让我知道了有哪些宝贵的东西需要坚持、发扬。”

莫言是中国严肃作家中被介绍最多，在国外知名度最高的。他的想象力在这一代中国作家中也是很突出的。这是当下几代人很缺乏的。而且莫言一直在努力超越自己。从《红高粱家族》，到《丰乳肥臀》，到《生死疲劳》，到《蛙》，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方法。这是很不容易的。很多作家成名后，会满足自己的已有成就而裹足不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莫言获奖后电话专访了他，莫言表示，“将按照我原来既定的方向，脚踏实地，描写人的生活，人的情感，站在人的角度写作。” 莫言的充沛才情、独特选材、顽强坚持、认真借鉴，成就了不同凡响的文学佳作。

政治原因：

在政治方面，首先，莫言获奖须置于世界地缘政治向非西方国家平衡、世界多极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来看。最近三十多年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诺贝尔文学奖项的颁发出现了一个趋势，即由原来主要颁给欧美作家，开始逐渐颁给欧美以外的人，比如非洲人、拉丁美洲和亚洲人。这反映出，当前的世界，地缘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失去了核心，力量在向非西方国家平衡，在趋于多极化。诺贝尔文学奖，也摆脱不了这一地缘政治色彩。

另外，这次莫言获奖，本身也体现着诺奖评委们和国外文学界，对日益发展强盛的中国的承认和尊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正视与重视，认识到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不可或缺。

文学没有绝对的标准，外界的国际环境会产生一些影响，中国崛起的势不可挡也起了一定作用。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莫言本身创作的影响力，他的文学个性以及丰富的想象力。文化传播原因：

“翻译”与“影视”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

莫言是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他笔下的“乡土魔幻中国”受到西方译者青睐，许多重要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日文、荷兰文等多国文字。尤其是在诺贝尔奖的所在地瑞典，瑞典汉学家陈安娜一人就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三本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

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西方媒体评论称，莫言的小说能走进西方主流视野，跟张艺谋改编拍摄的电影《红高粱》有很大关系，“他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还是《红高粱》。”

在中国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际，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应和翻译、影视、媒体宣传等共同形成跨文化传播的合力。中国面向世界的文化传播需要系统工程。

原因：

1.自身优异。莫言具有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莫言自述：“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这点从他的小说都可以看出。

2.他的小说色彩感强，个性鲜明。举例：比如他描写的月亮是“墨色的月亮”，高粱是“杂交的高粱”，人影是“一对对暗红色的人影”......3.善于写自己的故乡。这是有别于其他作者的地方。是自我个性的另一个表现。

4.他懂得学习西方创作理论，不管是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都大胆在自己的作品中尝试。比如莫言崇拜的福克纳，他写的《喧哗与骚动》，小说大量动用多视角叙述方法及意识流法，是意识流小说乃至整个现代派小说的经典名著。在莫言的小说中都有体现，这也是他有别于中国现代作家重要的一点。但是莫言又说：“越是崇拜福克纳，越是要离他远一点”。这一点提醒我们，具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说因为崇拜某某人，因为他优秀出众就去模仿他，而丧失自我的个性。莫言不仅吸取西方创作理论，又保有了自我鲜明个性。5.作家的成功要经得起风雨。不管是社会给予的，还是因为家庭婚姻、子女造成的种种问题。都需要我们坦然面对。这点在莫言身上也得以体现。

6.对于自己获奖的主要原因，莫言表示，”我的作品的文学的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给我的理由就是文学奖，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的独特的文化和弥足的风情，我一种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立足写人，超越了人群和种族的限制。

7.原著被翻译的好。有言论甚至说，其翻译的文字比莫言本人写的还要好。

8.有个日本获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来中国必见莫言。必要与莫言交流分享文学思想。说明公众作家的推崇也是很重要的。莫言获奖想必这也算个原因之一。大概就是这些了。

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沈从文，我们几度与诺奖失之交臂，往事如昨令人惋叹。我们不是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一流的作品，困难的是以何种方式挤进世界文学的前沿，个中原因有作家视野的宽阔或狭窄，也有思维模式的僵化和惯久的一边倒，还有作品人性普泛意义的揭示和把握，更有翻译技术的隔膜和制约。每隔几年，我们的作家都会掀起为什么诺奖队伍中缺少泱泱中华的大讨论，其实深究起来无非是我们的作品过于看重商业化，或者有更多成分刻意于“主旋律”，加之身处浅阅读的文化生态环境，让作家们远离了抱负和责任，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仍有对现实思考极其深刻的精品在涌现，莫言的《蛙》就是最好的例证。

那么，为什么莫言的《蛙》在摘得茅盾文学奖后又能问鼎世界级奖项，个人认为因素如下。

一，作品主题的独特性。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而控制人口又是现代转型的无奈抉择。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为天下瞩目，但就其纯粹的技术手段也为很多国家所诟病，笔者就曾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最高潮时亲身参与其中，深知其对政治、伦理、传统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那时候我想，若干年后我们该怎样看我们今天的手段，又该如何还原和解释这段历史？这是在用生命之痛、人性之痛交换国家发展和经济繁荣。如此敏感的题裁，那个作家敢碰？走进禁忌，该有超凡勇气，而这勇气源于作家敏锐的眼光和坚守的良知，庆幸的是我们国家在复兴道路上逐渐解除着文化禁锢，才让我们的作家敢发心声而于笔端。

二，不断打磨的耐久性。莫言这部作品动笔于2002年，当时的题目叫《蝌蚪丸》，触动作家灵感的是1958年的一则旧闻：男女同房喝下14只蝌蚪可以避孕，与当今“喝红茶菌”“打鸡血”的形式极其相似，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为什么会重复同样的荒谬？于是他用一个剧作家观看自己作品的表现手法写了十几万字，觉得不满意，便搁置到2007年才重又动笔。我们说一部好作品要不断打磨，经得住时间的晾晒，才有可能思考得更深，观察得更透，写起来才更加成熟、饱满。

三，艺术手法的多样性。《蛙》以解放前、文革中、改革开放和新世纪四个不同历史空间作为小说背景，围绕实施计划生育的不同叙事，让这四个空间互文参照，纠缠搅扰，把人性悲剧宿命化，国民痼疾精神化，气象辽阔，具有史诗风格。整篇写了五部分，每一部分用书信的形式开笔，使故事不论推得多远都能围绕在一条大的主线下，而结尾部分又采用九幕话剧的笔法，揭示人物内心的苦痛、现实的惨烈和对未来的憧憬，主人公“姑姑”从接生的快乐，到坚决不准超生婴儿活着的忠诚甚至疯狂，再到精神的救赎，以眼前泥塑婴儿一一复活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反思我们民族为了富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充满强烈的寓言意味。而“蛙”的低卑形象、令人恐惧的眼神、咕呱繁复的鸣叫，刀锋般刺向我们的记忆深处，又反向深化了主题。

四，叙述语言的朴素性。从他的成名作《红高粱》我们可以感受到，莫言的语言气势宏伟，大气滂沱，泥沙俱下，既有诗意充斥，又有民间喧哗，是业内责疑的话题和描摹的范本。那么，如果用这类叙述语言去写《蛙》该更会显现意想不到艺术冲击力，但是这又给作品向外推介制造了翻译上的障碍。令人欣喜地是《蛙》的语言在力求返璞归真，用超然于世的第三者视角，干净地编织故事，简洁地塑造人物，朴素地谈论思想，这不能不说是莫言对个人风格的成功改造，也是一个作家在功成名就之后的自我升华，更是一个成熟作家能力攀升的生动体现，也为译者荡平了华语作品推介的难度。所以说莫言不获奖连上帝都会抱怨。

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那丰腴厚重的黑土、若猎猎旌旗直指天宇的红高粱，哺育了一颗善于忧思的伟大心灵，他曾在易县当兵服役、创作在保定起步，贯穿并主导民族风骨的易水文化，保持了一个作家道义的守恒。莫言在《蛙》杀青之后说：他人有罪，我亦有罪。我说：莫言获奖，受之无愧。我们说：这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一个作家带给整个中华民族痛快淋漓的自豪。

梨花体

在网上看过很多诗歌，当然也包括那个已经属于“著名作家”所写的“梨花体”。其实现在流行的诗歌，包括《章子怡漂不漂亮》都不是什么新发明，几年前在一些实验诗歌的选集中，早就出现过。

我并不把它们归于诗歌一类,它们仅仅是一些被莫名其妙断了句的句子而已。平常的句子，仅仅因为在电脑上多打两个回车，就成诗歌了？或许诗歌的确不应该承载太多的社会责任，但起码要给人美的享受。

徐志摩的诗、海子的诗都曾经打动过我们，因为他们的诗歌中有美好的东西，这些东西触及到了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带，能够给人带来共鸣或者感动，可以让人震撼或者思考。这样的诗歌才是好的诗歌。不像现在的某些诗人创作的诗歌，形式大于内容，或者索性没有内容，仅仅把一段毫无意义的文字毫无章法地分割一下，就成为了所谓的诗。

虽然在诗歌不很流行的年代，这样的诗歌也许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吸引人们的目光，但这种关注肯定是不会长久的，诗歌不是为了博得旁人浅薄的笑容。无论是古诗还是新诗，好的诗都应该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而不是为了写诗而写的诗、为了出名而写的诗。降低对创作的要求，最后受伤害的是诗歌本身。

[孙健]我在学生时代曾当过业余诗社的社长,近日对“梨花体”诗歌的讨论,多少我重新激发起我对诗歌创作的热爱。那些多半只能自我欣赏的诗歌明显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是我相信民间的“草根之作”（即便是那些似乎是对诗的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的作品），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怀的宣泄，便也应是艺术花园里的一朵奇葩。正像我们热爱相声艺术，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郭德纲。诗歌的年代已经远离我们许久，眼下我们终于欣喜地看到了一线曙光。

[beinah]我觉得就像日常生活语言可以不断更新不断创造一样，诗歌也是可以根据生活情境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形态来表达不同的爱好方式的，我很感兴趣，正在努力尝试，也算与时俱进。

[zcx]我一点也不喜欢“梨花体”。

诗就得有诗魂，有意境，如果“梨花体”算诗的话，那么街头巷尾长舌妇的碎语废话岂不字字珠玑、句句成诗了？从“偷听某某”记录下的闲言闲语岂不都成了“来自民间”的诗歌了？文必有内容，诗必言志。我不想玩弄文字游戏，不想糟踏汉语，不想亵渎诗歌。《梨花》、《与沁园春无关》、《章子怡漂不漂亮》之类的“梨花体”只会激起我对“赵（钱）孙李”们的蔑视，而不是对玩文字游戏的热情。

[九九]看了一些“梨花诗”，忍不住学着它的格式，做了一篇评论“梨花诗”的诗：梨花体算不算诗/有人说它算，有人说它不算/俺的语文老师就说它不算/可是/苏菲舒说它算/但是/语文老师硬是送了俺一个鸭蛋。哈哈，我这一句话评论可不可以命名为“梨花评论”呢？！

[陈剑华]对于“梨花诗”，有人愤怒地说：这根本不是诗！但至少这样的诗让人看得懂，知道在说什么东西，而这一点是现代诗早已放弃的功能，因此，“梨花诗”也扎扎实实地打在了现代诗的痛处，打在了现代诗真正的软肋。不管作者这么做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是嘲笑了不知所云的现代诗，这告诉现代诗的诗人们：不管你怎么写诗，至少你得实现诗歌最基本的功能，要让别人看得懂！然后才有好坏之判！

第五篇：莫言获奖

原标题：听莫言获诺奖演讲

□洪 烛

听莫言获诺奖演讲，我的感受是：本色。

本色就是他的最大特色。

没有拔高自己，也没有自我矮化，他展现的就是他这么一个人，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爱谁谁去。他可不会为讨你的欢心而改变自己，更不会因桂冠加冕而自我戏剧化，仿佛真的铁肩担社稷似的。

是大英雄自本色。本色其实很难得。尤其在众人无限的期许与无限的挑剔面前。

莫言以不变应万变：我就这么着了，你能怎么样？我是来领奖的，又不是来拉选票的。难不成还要为别人的喜怒哀乐而活吗？让你失望了，那活该。别怪我，在你认识我之前我就这样了。你有更好的演讲稿，那你来讲啊。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我估计他心里还是有点火的。这几个月撒向他的鲜花，没有使他更温柔，因为泼向他的口水，反倒使他更坚强了。

其实，作家的定义和角色有很多种，莫言选择了最原始也最基础的一种：讲故事的人。好像挺低调。可把中国故事讲到万众瞩目的诺贝尔领奖台上，就牛逼了。

潜台词是：许多作家自以为真理在握，自我戏剧化地传道乃至殉道，却连故事都讲不好。基本功都不过硬，最好别自命为作家。

作家还是要拿作品说话的。任何口号都可能随风而逝，文学经典才是铁板钉钉，光靠嘴皮功夫是拿不下来的。

作家可以像上帝一样置身度外地俯视瞬间政治风云（他的参照系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再辉煌或再黑暗的朝代都只能算作插曲），缄口莫言，守口如瓶，保持要么纯个人要么立足于全人类的独立思考。大作家大诗人的功绩显现在：众生内讧之时，巴比塔土崩瓦解之际，他却独辟蹊径地以个人之神力“建造了一座非人工所能建的纪念碑”（普希金语），其流传久远一点不逊色于亚力山大的功德碑。

不管怎么说，能看出莫言是个感恩的人，对母亲的感恩，对故乡的感恩，对军艺导师徐怀中的感恩，对改革开放的感恩，甚至对中国小说先驱蒲松龄的感恩，以及对外国先驱马尔克斯与福克纳的感恩。哪怕这些恩情有的只是之于他个人而言的。但一个功成名就后懂得感恩的人，比忘恩负义或恩将仇报的人在我眼中更朴实，更有人味儿，也更感人。

昨天晚上记者采访我，问莫言获诺奖对整个中国文学复兴是否有效用？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纯文学在八十年代高居于中国文化的金字塔尖，才造就出莫言等一代新作家及北岛、舒婷等一代新诗人的横空出世。后来，过度的市场化（或者说过度商业化）又使纯文学快变成文化金字塔垫底的了。

从莫言获奖开始，纯文学终于把颠倒的乾坤扭转过来，重新荣登金字塔尖的位置。

洪 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