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对博物馆的影响

第一篇：商业化对博物馆的影响

商业化对国际体育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商业化就没有如今规模和水平的国际体育。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萨马兰奇曾说过：“我个人看法是，目前流入体育领域的钱只能欢迎，那些钱无论是对发展整个体育活动，还是对运动员的物质保证，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想阻止商业化，因为我们认为商业化对体育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所要避免的是将商业利益置于体育之上。”能否对商业化这匹烈马进行有效驾驶，把它限制在为目标服务的操作层面，而不使之变为追求的目标，这是现代国际体育能否持续和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如果向对方所说的一样，那它就不应该是一个博物馆了，他不应该有社会大众去打扰，万一我们自身的原因，破坏了里面的氛围，那怎么办，但是这样就违背了国家博物馆的初衷。所以千万不要将它神话，关于国家形象，一个博物馆就能决定，我觉得这个论断真的很可笑。您把商业化当成恶魔，大可不必，难道商业利益的获得一定要损害他人的利益吗？很显然不是，很多在国家博物馆的商业化运营，通过商业化来做公益活动，建立品牌认同。从而达到了彼此的共赢。

在国外，虽然也一直存在争议，但文博场馆与市场化的结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就举著名的卢浮宫来说，数十年前，卢浮宫也曾经远离市场化，法国政府每年为维护卢浮宫承担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工作人员只是负责早上开门、晚上关门，没人关心怎样做好宣传、服务，公众也颇有怨言。

此后，法国政府紧缩预算，逼得卢浮宫自寻财源。经过多年来的运作，借助市场化，卢浮宫如今已经走上了一条良性运转之路，在广开财源的基础上，场馆维护、宣传、服务水平都大为提升。2008年时，卢浮宫搬出珍藏的22副达·芬奇幅画作，邀请全球名流，在馆内举办“达·芬奇之友”的美式私人募款餐会。当晚，卢浮宫便募到约269万美元。

外展项目现在已经从以前的单一展览发展到现在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展；从单方面赴外展发展到引进展和交换展并重；从只针对发达国家到兼顾发展中国家。我们在涉外展览中更多地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更加能真实客观地展示国博的文物藏品。除了文物展览，还增加了人员互访、培训、文物保护、管理、数字化建设等专题内容，领域在不断扩展。担当着历史赋予的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承担着普及教育者的角色

卢浮宫博物馆每年带动的消费可以高达6亿至10亿欧元，国家每年对卢浮宫等国立博物馆的补贴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私人和企业赞助则慢慢增多。无论是故宫还是卢浮宫，作为国家级博物馆，其经营管理都在公众的注视之下。合理适度的经营也是不能回避的，都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持博物馆的生命力。

在中国，文化底蕴太厚，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很多人心态不平衡，导致群体文化会攻击个体文化，最后导致少数被迫服从多数。同样道理，群体的非商业化会打击个体的商业化。如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商业化所给国家博物馆带来的巨大利益，是面对舆论压力的偃旗息鼓，还是我们继续大胆创新，勇于探索，让中国国家博物馆商业化走出一条多方共赢的光明大道。既然如此，让我们大家相信国家博物馆应该商业化。

3月2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整体向公众开放。开放首日，观众客流量达到8800余人次，“爆棚”现象引发了不少问题。天涯论坛上一篇悉数“国家博物馆N宗‘最’”的帖子，配图展示了“水太贵”、“厕所设计令人尴尬”、“设施缺损、故障”等瑕疵纰漏，引得不少参观者围观跟帖。这边国博官方微博(http://t.sina.com.cn)上，有网友呼吁：“能不能把网站的内容扩充下，有个更开放的平台能让我们了解下国博的展品！” 据首都博物馆信息中心副主任朱锴介绍，目前首博网上体验馆仍处在发展初期。首都博物馆馆藏文物多达12万套，展品上网属于长期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大量人工，但目前负责这项工作的只有五个人。另有文博行业从业者称，国家每年对文博事业的财政、人力支持并不高，文博系统在各级地方濒于边缘化。一些国家重点建设范围之外的博物馆，甚至没有负责网站的专门人员。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陆建松教授认为，现阶段国内网博发展瓶颈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首先是观念问题，我国博物馆多为科研机关，实行资料封锁，馆与馆之间还存在一种狭隘的观念。其次，藏品的分类、定名、用度、计量单位等基础性技术工作非常难做。再就是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家博物馆面对的是全国各民族群众，对于有形文物和无形文物都要给予重视，这是对我国5000年悠久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我认为国家级的博物馆不能只限于专业角度，应站在国家、世界，甚至全人类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应是自然、历史、文化等多学科的大融合，国家博物馆应成为为人们提供精神动力的加油站。

在故宫爆出私人会所丑闻之后，国家博物馆也出事了，有人爆料称中国国家博物馆出租5楼举办私人婚礼。而记者随后的探访，也证实了此事：相关工作人员称，租用场地的费用是25万元，谁想租可以去官方网站找相关电话。国家博物馆在承认举办婚礼的同时表示，结婚的新郎和新娘是内部职工，“不存在市场操作的费用问题”。像国家博物馆等国家级知名公共场所，由于和公众之间距离太远，在公开与透明运行等方面还不够。这也是为什么其举办私人婚礼引起公众过分焦虑，因为公众担心其成为私人掌握的资源并以此牟利。国家博物馆去神秘化的第一步，就是要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这个5楼。此外，如果不影响公共利益，国家博物馆尝试市场化运作未尝不可，而且也有先例。但，走远路之前，还需拿掉鞋里的沙子——5楼，否则就会一直硌脚。博物馆难以亲近百姓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周志强坦言：博物馆作为由科学、文化、艺术和历史共同铸就的华丽殿堂，其蕴含的千年文明，本就属于人民。但是，在社会经济水平大幅提高、大众文化需求越来越强烈、人们生活节奏普遍加快的今天，博物馆事业却面临着一些不太“亲近”百姓的无奈——

一边是博物馆大力“扩张”，一边是百姓不大买账。博物馆越建越多，人们参观博物馆的兴趣却不见高涨。全国2300多个博物馆中，大约有2/3生存困难，这其中又以中西部地区为主，以中小博物馆居多。

互动性不够

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秘书长安来顺说，文史类的博物馆收藏的珍贵文物大部分都有保护的玻璃框，观众只能鉴赏，而不能触摸。在展示形式上，人们早已厌倦“隔着玻璃看，耳旁别人讲”的固定模式，渴望更多的参与性和自主性。突出参观者与展览的高度互动性是世界大博物馆的共有特色。在大英博物馆,游人可以触摸古埃及的石雕、中国战国的钱币和古希腊的砖；在伦敦博物馆举办的古罗马人发明的展览中,孩子们可以动手操作织布机、印刷机,学习架桥。

馆藏利用率不高

艺术家陈丹青曾说过：中国不是没有珍品，但许多都藏在仓库里，还没有形成固定陈列的规模，这也是我国的博物馆还无法同国外的博物馆相抗衡的一个因素。中国的博物馆馆藏利用率不高。部分产品由于博物馆展示场所有限无法展出。

据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共60多万件（套），但到目前为止，向社会公开展出的，总共还不到5万件（套）。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近100万件，而每年展出的文物只有8000多件，不到总量的1％，并且10年来从没有进行过更换。而在法国的巴黎圣母院，馆藏文物80万件，经常陈列的展品有5万件。每3个月轮换更新一次，每10年为一个周期，可把全部藏品分期陈列一次，展品一年换几次。

难以接受的高价门票

老百姓不进博物馆，高价门票是又一原因。

有专家指出，如今博物馆界好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只有到了特定假日，才会免费开放一两天，一旦免费，场面就会非常火爆。原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吕济民教授指出：“票价是阻碍老百姓进入博物馆的重要原因。免票的博物馆要么不值得老百姓去看，要么交通不方便。真正对老百姓有吸引力的博物馆大多票价很高，动辄几十元甚至几百元。”对于门票，吕教授呼吁中国的博物馆合理收费，这样才能真正的吸引更多的百姓走进博物馆。

“博物馆要持续发展，就必须走近百姓，积极开发百姓感兴趣的方式，针对性、新颖性、贴近性和多样性地向普通百姓展示更多的珍贵文物，展示更多的中国古代文明，把馆藏文物和中华优秀文化传输给普通观众。这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道路。”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文彬建议。

一，体制问题。中国大多数博物馆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完全靠政府拨款。这不是长久之计，博物馆应多方筹资，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并靠灵活的运行机制来吸引社会的资助。多元的投资主体不仅能筹措更多的发展资金，更能吸收多元的经营理念，推动博物馆灵活地顺应市场和受众的需求。

二，管理问题。博物馆自身要发展文化产业，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将企业模式引入博物馆管理工作，在市场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博物馆的资源，重视市场营销和增加收入。

三，专家（人才）问题。据相关资料统计，当前全国博物馆机构从业人员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只占4.5%，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只占13%，人才的总量、结构、素质都无法满足要求。而博物馆由于陈列品的特殊性质，需要历史、绘画、修复、鉴定、裱画等多方面相关的专家、人才，要让真正的专家来管理博物馆事业。

近日，故宫博物院与大英博物馆签署了一份时效长达5年的合作意向书，大英从而成为继法国卢浮宫、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冬宫）之后，与故宫合作的又一国际博物馆巨头。吕教授指出，国内博物馆在与国外大博物馆合作的过程中，中华五千年文化可以走向世界，公众也可以感受到国外文明的熏陶。中国的博物馆同国际接轨已经是必然的趋势。

专家认为，中国博物馆事业需要可持续发展，贴近百姓生活创新内容与形式是条件，提升整体水平与国际接轨是根本。凭借丰富的历史、人文和自然资源，积极吸收国外博物馆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完全可以成就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博物馆事业。国家博物馆的诸多“社会化”措施，有的已经在进行尝试，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比如，国家博物馆监制的十二生肖瓷器、黄金艺术品等，像狗年国宝生肖金条、“神六”金条等，均受到热烈追捧。这样，百姓有了更多接触文物、了解文物的机会。通过接触和了解文物、艺术品，百姓不断地接受文化的熏陶，文化素质也随之得到了提升，而且，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由于深受百姓喜爱，由国家博物馆监制、国家博物馆艺术品开发中心设计、北京国道文化公司总发行的黄金艺术品，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国道黄金。目前，“国道黄金”在黄金收藏界已经无人不知。

据悉，国家博物馆推出的“文物知识培训班”、“文物鉴定服务”等，目前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即将推出的仿制馆藏文物，已经在收藏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但是，博物馆的服务社会之路也引来了一些争议，有部分人士认为，博物馆走向市场，是为了狭隘的自身经济利益。对此，原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吕济民教授的看法不同。吕教授认为，首先，博物馆探索引进市场机制，并不是为了自身狭隘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博物馆事业。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博物馆所有经费均由政府拨款。但是，仅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规律来看，过分依赖政府拨款不利于发展。只有引进市场机制，完善自身造血机能，才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方向，这也符合世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大趋势。

其次，博物馆肩负着收藏过去、教育现实、传承未来的历史使命，在经济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生活节奏普遍加快的背景下，博物馆传统的运营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求，如果一味固步自封，我们的馆藏文物将真正“藏”了起来，文物所代表的优秀文化将远离人民群众，博物馆教育现实、传承未来的历史使命将成为一句空话。《文化保护法》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十六字方针要全面贯彻，文物展览、出版物、仿制品开发都属于文物利用，要把几千年的文化保护好、利用好，只有走进老百姓，才能弘扬文化，才能传承未来。为了能够走进老百姓，就需要引进各种适应大众需求的模式，引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模式。

“我国的博物馆事业改革还处在摸索阶段，改革任重而道远。”吕教授呼吁社会各界改变观念，支持我国博物馆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第二篇：国家博物馆商业化立论初稿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观众以及对方辩友大家晚上好！继北京故宫会所门、拍卖门等多重门之后，著名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在国家博物馆开展的长达三个月的专题展览又再次把国家文博事业与商业化的舆论推向了风口浪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深入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提出，客观上要求国家博物馆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变化，重新定位它的职能的运作方式。今天我们探讨的辩题是国家博物馆应不应该商业化，我方的观点是国家博物馆应该商业化。

首先，让我们来对辩题中关键词语下个定义：国家博物馆是具有代表性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对公众开放，为研究、教育、欣赏的目的收藏、保护、研究、传播、展示关于人类和人类环境的实物或非实物证据。商业化即市场机制下的商业运作。下面我方将从必然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来论证国家博物馆应该商业化。首先，从必然性来看，长期以来，国家博物馆一直耻于谈商业，尤其谈到国家博物馆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在金钱面前尤显 “羞涩”。然而事实上，良性运作的商业无疑是国家博物馆能够长足发展的最佳方式。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殿堂，国家博物馆无疑是可以商业化的，而且商业化的推广更有利于国家博物馆履行如此之多神圣的、公益性的使命。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博物馆，包括很多大馆名院，企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在经营中发展自己，已是当今的潮流。英国的皇家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意大利的庞贝遗址博物馆，都是有国家支持，并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的。这些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在经营中不论是直接收入，还是为旅游项目配套带来的间接收入，都给国家和博物馆带来丰厚的效益，有些已成为国家支柱产业的重点项目。

国家博物馆商业化给设备、内容、形式陈旧，咨讯不畅、管理老套的国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国家博物馆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也已经不再是公益性和公共性的唯一形式，私立公助、公办私营、股份制等不同形式的国家博物馆的运行方式都在各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特别是对博物馆运行效率的追求，使最近的中国台湾和不少西方国家博物馆的管理与经营兴起方兴未艾的私有化与民营化趋势。荷兰自然博物馆馆长恩格尔斯曼概括了其在荷兰的经验。从1988年开始调研到1995年，在文化部和议会的指导下，荷兰对国家博物馆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建立博物馆董事会和运营基金，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从政府人员改为企业雇员，但是博物馆建筑和藏品仍然为国家所有，博物馆经营者采取向国家租赁的方式进行运营，使其将征集保管、保护研究和传播教育的功能发挥到最大。仅仅存在20余年的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整个荷兰享有盛名并受到公众普遍欢迎的博物馆。让我们再来看看可行性。国家博物馆资源丰富，它具备实物、场所、技术设备、人才等诸种条件及一定的行业优势，但物质资源闲置率高，人才资源未能充分挖掘，整体利用效率较低。我国国家博物馆经费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拨的钱仅够发工资甚至不够发工资，现行体制及社会环境又使其难以在社会筹资和健康的创收方面有所作为，国家博物馆的正常经营维持艰难更谈不上发展。

市场机制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加之现在政府鼓励国家博物馆积极创收，文化部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给予支持，有利于使“无利可图”的社会事业单位在得到政府再分配机制优惠的条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商业化能够使国家博物馆资源的优势与潜力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家博物馆在市场机制下的商业运行还能多渠道地开拓资金来源，有效改善博物馆经营资金缺乏的不利局面和提高博物馆运营效率,从而更有利于其公益性的发挥。

时代的辩题要有时代的意义，时代为博物馆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信息化时代等对博物馆事业提出新的挑战，国家博物馆商业化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唯有紧跟时代脉搏，才能求得国家博物馆的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我方坚定的认为国家博物馆应该商业化。

第三篇：对律师商业化问题的思考

对律师商业化问题的思考

【内容提要】律师的属性具有多重性，我们往往看不到律师的市场属性，看不到在市场中靠自己的专业活动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去努力，而更多看到了是政法工作者。律师的商业化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促进律师职业目标的实现，商业化并不是律师职业化的必然敌人。律师的职业身份的法律定位几经变迁，它带给律师的心理冲击和生存发展方式也是几起几伏。我国律师业目前存在的商业化问题很多是制度性问题，而不是单纯律师素质或律师道德水平问题。要彻底扭转和放弃法律商业主义的市场化倾向，重构律师社会责任，加强律师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固然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入手，从立法上定位。

【关键词】律师 商业化 根源 社会责任 重构

一、律师商业化孰是孰非

第六届华东律师论坛和第四届福建律师论坛在征集主题论文题目中，其中给出一道参考选题是：“律师的社会责任与律师的商业化”，笔者不妨揣摩其题意，命题者是否在告诉作者，在这两个不同价值取向的义利对立命题中，如何进行取舍或者协调。

2007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营销与管理——2007律师精英论坛》上，来自深圳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舒卫东律师作了《营销策划和品牌战略是技术打造商业化律师事务所的必由之路》，对此北京律师协会会长李大进颇有微词，一再强调：律师陷入不择手段的商业竞争中，以营利为目的不断追求个人利益，将会突破道德底线，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会上李大进律师当即表示要好好会会舒卫东律师，探讨商业化律师到底是什么东西。[1]

北京市高院副庭长刘京华指出律师的商业化，表现在：不适当地过高收费；为获得或持续获得案源，有的采用“挑诉”或“累诉”方式，将必然败诉说成可能打赢或有意分案连续诉讼；有的违背诉讼规律不适当地许愿；有的违背法律和证据规则一味迎合当事人的意愿；有的根据收费高低或有无，决定案件的取舍以及尽力，尽责程度；还有一些律师不愿从事法律义务援助等。他认为：一个公认的事实，中国目前90%的刑事、民事、行政各类诉讼案件没有律师参与，如此众多的当事人不请、没有请或请不起律师的主要原因是：律师收费过高，绝大多数诉讼当事人将委托律师看成是“富人的奢举”。[2]

那么，律师，你该为谁服务？如果答案是为有钱人或者至少是为能够付得起律师费的人服务，这个回答毫不奇怪，因为律师是有偿服务的，靠收取律师费生活，不为有钱人服务，不为付得起律师费的人服务，律师的生计如何解决？[3] 张卫平教授指出的：律师的一个特点在于一定是为当事人的利益服务，一定是为当事人在法律框架内的最大利益而斗争。一个好的律师就是一方面为当事人谋取合法的最大利益的同时，自己也能取得最大有收益。我们不否定律师在为当事人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也在追求律师自身的利益，律师不去谋求自己的利益，律师便没有动力，便没有了行动的智慧，也就不能生存和发展。[4]

在2003年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律师论坛上，有一场以“中国律师业发展是否应培养学者型律师”为题的自由辩论赛，[5] 反方“坛主”及其支持者明确主张：执业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商人，是做实务的，赚钱应当是律师的主要目标；所谓学者，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样，只是一块招牌，类似于旧时商人捐官，说穿了是律师藉此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6] 应该说，目前律师业内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希望将律师业拓展为一门产业的也大有人在。

全国律协会长在于宁“营销与管理--2007律师精英论坛”开幕式发表讲话中，他说：“我认为对律师的属性要看到他的多重性，既是国家的社会法律工作者，是党的力量。同时除了政治属性以外还有社会属性，我们叫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是去年党的二十四次全国统战会议上提出的，从社会阶层角度分析社会属性。更重要的是律师还是专业工作者，用自己的专业在市场中为社会服务的，是市场的主体，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容忽视的概念。我们往往看不到律师的市场属性，看不到在市场中靠自己的专业活动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去努力，而更多看到了是政法工作者，这时候就对品牌产生不同的认识。”

中央电视台2008年6月3日今日说法播出一则案例：《“晒晒”律师的收费》，讲的是广西两名律师代理一位工伤瘫痪者索赔赔偿款案，律师用三天半时间，以风险代理从27万元的赔偿款中，获取了11万元的风险律师费的纠纷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喜教授在点评律师业收费高问题时说：“律师提供的服务具有商业属性，它有有偿性，这种有偿性和公共利益能够有机结合在一起，所以，一个社会当中，只有不为衣食而愁的律师，才能够更符合职业道德维护法律，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富裕的社会阶层，一个富裕的律师阶层，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不是一件坏事”。

在中国整个社会产业结构中，律师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律师业的产业化，意味着会出现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意味着律师执业商业化已不可避免。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律师必不能脱离这个现实而求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一个事实。律师的商业化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促进律师职业目标的实现，商业化并不是律师职业化的必然敌人。[7]

二、律师缘何会商业化

近十多年里，中国律师业迎来了自恢复重建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不仅律师数量和律师业务量快速增长，律师的经济收入也获得迅速提升，但不可否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确实存在一种泛商业化倾向，律师队伍中一切“向钱看”的问题十分突出，用张华先生的话说就是“标的大的认真干，标的小的糊弄干，无名无利不傻干”。[8] 还有一些律师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价值坐标，执业中以“金钱至上”为原则，钻营经济标的高的“金钱案”，甚至与执法人员串通一气，为了不法利益大量办理“关系案”，倾斜了法律天平，泯灭了道德良知。[9] 针对这种现象，曾经当选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的顾培东大律师说：尽管律师个体利益扩张的实际倾向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但在中国现实条件下，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在谋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点上，律师事务所与企业、律师与商人几乎没有本质区别”。[10]

为什么会出现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律师发展产业化的同时，不少律师正越来越多地关注经济利益，而不是公平与正义”。然而，当我们在检讨律师的过度商业化问题时，更多的是归结于律师的职业价值观，却很少从更深层次去探寻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应该说，我国律师业目前存在的商业化问题很多是制度性问题，而不是单纯律师素质或律师道德水平问题。这与公职人员腐败问题是一样的，我们习惯将公职人员腐败归结为“放松了学习”、“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却很少从制度上找原因，比如是制度设计使他们容易腐败，他们掌握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体制本身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和便利等。[11]我国律师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对律师的职业身份的法律定位几经变迁，它带给律师的心理冲击和生存发展方式也是几起几伏。这些话题及律师生存现状也引发了律师对自身角色定位的困惑。

1980年制定的《律师暂行条例》把律师定位于国家法律工作者，而漠视律师业的商业化属性。中国律师业要发展，国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养活律师，律师业很难发展，从1980年到1986年,律师业发展缓慢就是例证。8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改革，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打破铁饭碗，律师要走向市场，自己养活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律师业逐渐发展起来了。”[12]

1988年，国家对律师制度开始进行重大改革，推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自此之后，律师事务所不再只有“官办”的了，开始有民间性质的律师事务所了。律师的国家公务员身份，渐渐地发生着“量变”。1992年，国务院发布《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法律服务归类为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咨询业。1993年，司法部在《关于律师工作进一步改革的意见》中对律师体制进行改革，要求新办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要体现“两不四自”特征：“不占国家编制和经费；自愿组合、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将律师直接定位为“社会法律工作者”，从此，律师正式退出国家公务员队伍。[13]1997年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将律师定位为“社会中介组织”，[14]使律师完全摆脱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将律师完全推向市场，律师不仅不能从国家拿一分钱，还要向国家交纳大量管理费用，对律师事务所也实行企业化管理，即所谓“自收自支，自负盈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开始拼命向社会收费以维持生存和发展。在“社会中介组织”和企业化管理的前提下，国家鼓励和允许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到市场上赚钱。[15]2000年8月，国务院在要求国资所脱钩改制的文件中，将律师定位为“社会中介法律工作者”。2004年，司法部允许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做业务广告。中国律师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推向市场。中国的事情，常常矫枉过正，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了，又总是一切“向钱看”，万事万物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律师是这样，律师管理部门也是这样。

在律师的角色发生上述转变的情况下，律师的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发表了《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他看来，人的需求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层次。低层次的需要是生理需要，向上依次是安全、爱与归属、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指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追求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动机。按照人性的自然特点，只要存在谋求个人利益的地方，总会出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形，律师职业也是如此。尽管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律师都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尽管现代社会要求律师以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国家法律为其神圣的使命。但是，律师作为一名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自然人，难于避免地存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的运行机制以及市民的思想观念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尤为明显。追求个人利益的本性与律师的使命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的冲突。[16]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安索尼T·克罗曼认为：人们选择法律这一职业有许多原因。一些人为了钱，一些人为了权力和名望，还有，至少是一小部分人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成为律师。[17]而当今中国律师，由于律师制度安排，将律师定位于社会中介服务人员，成了实实在在的“法律商人”，整个律师群体的政治地位都被边缘化了。在这种被扭曲了绝对低下的社会定位情况下，律师无法实现政治、法律抱负。由于制度体系中的边缘化使得律师在制度体系中心无所作为，[18]于是，韩德云律师认为，律师的非公职身份决定了律师首先需要自行扮演经济角色，在日渐市场化的社会中，成为自食其力的经济人。

潘志恒在《如何保持律师的使命感》一文中说：“律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是社会的一分子，必然受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在一个强权政治、金钱万能、贿赂公行、腐败泛滥的社会中，要求律师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是不现实的。而在一个讲求真理、追求正义、公平竞争、人人守法的社会中，律师树立使命感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顺理成章的。文章认为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及培养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是律师树立和保持使命感的社会基础。[19]我们并非为一些律师的不法行为辩护，而只是强调在律师业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制度的重要性。[20]

三、重构律师社会责任

中国律师的现状不利于律师的发展，既有律师制度设置上的问题，也有国家政治体制人事制度上的问题，既涉及《律师法》，也涉及其他基本法，要彻底扭转和放弃法律商业主义的市场化倾向，重构律师社会责任，增强律律师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入手，从立法上定位。

1、在立法和制度设计上对律师的身份和律师行业重新定位，果断放弃“中介机构”的定性。在几乎所有法治国家，律师都是司法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在立法上无一例外地将律师定性为司法制度中的成员之一。这种制度上的设计和立法上的规定直接避免了将律师等同于一般社会执业人员、将整个行业当成中介机构和经济组织的错误。中国的法治进程如果没有律师的参与，没有这一重要的民主力量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如果这一重要力量仅仅是中介机构组织的执业人员，而不是以追求公平与正义为使命的一支制衡队伍，同样也难达到法治的目标。

2、改变律师职业从一而终的命运，建立律师转入政界和司法界的流动机制。有了这样的流动晋升机制，才不致于律师只有“钱途”，大批的优秀人才才会有计划地设计自己，到律师业中磨练发展去实现其政治理想，这样既可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又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首先是作为政治制度而产生的，由于律师制度具有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监督功能，而被世界各国视为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西方国家的律师发展历程也表明，律师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人才资源。

3、树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法律信仰、法律素养、法律思维和法律职业伦理道德。律师与公检法同属法律职业群体，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文化远未形成，良性的职业关系尚未建立。现实中司法人员对于律师具有强烈的地位优越感，律师的人格未得到应有的尊重，缺乏足够的交涉力，于是在很多时候“打官司”成了“打关系”，以致律师整体水平以及律师业务能力水平的降低。因此，就法律而言，律师与公检法应当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完整法律职业共同体，相互之间在法律面前应以法律学识而不是以手中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彼此在对待事物或处理纠纷时，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评价体系，在处理结果上能形成合理的期待。[21]

4、目前律师执业环境差，社会地位不高，固然有赖于各种客观因素的改善，如完善司法体制、改变执法观念，等等，但律师队伍的主观方面的因素则更为重要。中国律师必须真正实现自己的社会存在价值，才谈得上社会地位的提高。而要实现律师的社会存在价值，就必须全体同仁共同塑造中国律师高尚的人格形象，良好的职业形象，才能博得良好的社会信誉，才能提升社会地位，反过来促进执业环境的改善，有为才能有位。[22] 律师应当时刻牢记自己的职业使命，才能承担起庄重的社会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 邱旭瑜：《商业化——中国律师业变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律师网，http://

3、吴革；《律师，你为谁服务？》《律师文摘》2006•第一辑第97页

4、张卫平《律师要成为一支正义的力量》，《律师文摘》2004•第四辑第41页

5、参阅“第二届中国律师论坛”自由论坛精彩剪辑之二：《中国律师专业化发展是否应以培养学者型律师为方向》，原载《中国律师》2003年第2期

6、任秉铎对此认为：“各地除了少数律师被作为‘花瓶’选为人大、政协代表有机会参政议政外，大部分律师都没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就是这些少数被选为参政议政的代表的律师，大多数是少数民主党派推荐的，很少有律师群体推选出来的。”《我国律师现状及其发展之思考》，原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5期

7、王进喜：《律师职业化与律师职业行为规则》 http://

21、吴清旺：《中国律师“边缘化”之思考》 http://www.xici.net/b167997/d8507628.htm

22、张用江：《律师的使命》，中国律师网

第四篇：医院商业化计划书

第一部分项目简介：

项目简介很重要，不能超过一页纸，主要用简单明了的话说清楚以下7个问题，每个问题最好用一句话表明，不要用模糊和可能等忽悠语句。

1、清晰地描述你医院商业模式的核心--即你的专科及优势病种；

2、为什么你的专科医院或什么服务创新，解决了哪部分患者的就医需求---即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到你那去看病。

3、用准确的数据来描述巨大的市场规模和远景

4、简要概括你的竞争优势。

5、表述你的核心技术团队和管理团队组成“超级团队”。

6、用具体数据和时间来说明你医院的投资回报周期和盈亏平衡周期。

7、简要说明你希望融资多少钱，主要用来做什么。

第二部分你医院商业模式的核心：专科类别和服务

医院的专科选择和优势病种或术种选择（可以说是医院的产品吧）就是你医院的商业模式核心，简单的说，你的医院将通过看什么病或做什么样的术种来盈利。千万别说“我们要做哪哪最大、最领先或什么的医院。在这需要交待清楚的是：你选择什么专科，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科，这个专科的最好盈利项目是什么？你的资源是什么？

第三部分 市场

市场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宏观的、微观的、以及具体你如何开发自己的市场。

宏观的：你所能得到的宏观市场数据：卫生部官网上的统计年鉴，或新出台的相关政策等等，更重要的是与你的专科直接相关的市场数据，即你的微观市场、你力所能及的市场，这些数据越详细越好。如果可能，这部分数据请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协助你完成，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数据会比你单方提出的数据更有说服力和价值。

然后，你要说明你如何来行之有效地挖掘市场，别斗胆说你要像福建人一样花1000万去做媒体广告建立医院品牌，这很危险！还不如说，你和某某三甲综合医院的主任专家建立了转诊资源或这些专家来你医院出诊所将带来多少病源，或和多少个高档社区，建立了区域医疗服务意向等，更加实惠。

第四部分： 竞争对手

你所建的医院一定不是独一无二的的创新医院，没有竞争对手。比如肾病医院，你要清楚的了解在江苏最好的肾病科是哪家医院，最好的肾病主任专家是谁，最好的肾病专科医院是哪家，对于竞争对手的优点要进行系统的分析，同时也要清楚的表诉你的医院与他们相比，竞争优势在哪，或者如何通过差异服务赢得竞争。

第五部分：团队

对于医学专家，主任医师等医疗技术资源，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亮相机会。目前新的医疗政策开始放开医生的多点执业，掌握专家即是掌握技术的核心，这是盈利的核心资源。管理团队成员非常重要，专业的管理团队会让你的医院管理效率区别于传统的中国技术型医院而更加具有投资的价值。对于管理团队核心成员的要素：如名牌大学、留学、或上市公司的专业背景等等都能很强大的表现你团队的管理能力。

包装你的团队，就是让投资者对你更加的信心百倍，而又多又快的给你掏钱。

第六部分： 里程碑

创建医院就像盖一座高楼，什么时候地基落成、什么时候封顶、什么时候交钥匙都是工程中的关键节点。且医院的投资回报周期远不是想像中的那么简单。

虽然中国目前的医疗投资政策有所松动，但对于在中国创建一所新的专科医院来说，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变数。一个新的医院，如何开始有病人，老百姓什么时候开始认可这家医院，什么时候医院开始第一项手术，多少例手术或多少病人量后医院达到盈亏平衡，这个周期要多少，等等，这对医院的所有者和投资者来说都很关键。

我们建医院可以谈功德，可以谈理想，但相信这些都是建立在医院能够存活下来的前提下。医院行业是最需要经营和沉淀的行业，和任何行业经营都不一样。医院经营中的任何小失误都可能引起无可挽回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风险又极大。所以说：医院的收支持平并不是最终目的，但这个周期说明这个医院的潜力和市场价值。也说明这个团队的价值。只有把这个想清楚，才可能做好充足的准备，从容应对，并且给投资者有力的说服。

第七部分： 财务计划

不论是你找投资商还是自己花钱投资一所医院，财务预测是商业计划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

一。但是在早期的投资创业中，这是最最最被忽视的方面！一个好的财务计划，能够清楚的把医院的资金链规划清楚，并且从容有度，所有的计划细项必须要经得起推敲，万不可大概估算。假设的支出和收入者要建立在数据运算和事实预算的支撑上，千万别拍脑袋，大概是多少。否则在经营中出现问题之后，就可能铸成大错。

记住：至少做3年的财务计划，最好做5年，把重点放在第一年。写清楚三张表：--假设（Assumptions）

--收入预测表（Income Statement）

--现金流表（Cash Flow）

第八部分： 股权结构

不管你要把谁拖进来当股东，你天下一家要让对方知道，股东组成部分到底由哪些人组成，他们都是什么背景。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如果坦诚，完全可以一开始就托盘而出，即使遇到某个无法明说的官员等等，也必须说清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占有了什么样比例的股份。不能说明的原因是什么等等。但我相信，只要是投资进来当股东的人，都不会对这一部分模糊的，所以要想清楚，这是无法蒙混过关的。即使开始含糊而过，后面也将后患无穷。

第九部分：医院的组织构架

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

1.医院注册在哪里？注册在海外还是国内？投资人的钱从哪里注入？公司的架构关系到股东利益是如何体现的，你最好画一张图表来表达清楚。

2.你的医院将是如何运转的，你设有那些部门？你的院长、业务副院长、行政院长、财务处长、主要科室主任、护理部主任等核心岗位是否分工明确，各就各位？？除了这些，你的三级部门、科室如何建设，你最好也能提供出一张详细的组织架构图表来。

第十部分 目前医院的投资额及估值

你有这么宏大的愿景，那么你在你的创业医院里投入了多少自己的钞票呢？如果自己你一分钱都没有投入，投资者们通常会非常怀疑你自己对这个专科医院的信心和创业态度。

你希望募集多少投资额并且希望出让多少股份，这些对于投资者来说，很重要。明确提出你的要价，作为谈判起点。

第十一部分： 收入模式 – 清晰的、可信的、明确的、精准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收入模式

对于一个新医院来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收入更加重要了。

千万、千万不要对我说，你是一个可以赚大钱的人，不在乎赚那么几个小钱，一定要清楚的说明你赚到的第一块钱对投资商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清楚的地告诉投资者，医院的第一块钱

是怎么来的、是从什么样的病人来的，是药费还是什么费用，哪怕是个8块钱的心电图检查费或5角钱的挂号费。

第十一部分：资金用途

即使你有详细的财务预测，建议你在商业计划书里有一张清晰的列表，把主要的资金用途罗列出来，比如说，购买医疗设备建议你把需要购买设备的型号和厂家列清楚，千万不要简单写上：GE彩超，120万。这会让投资者很没有安全感。

第五篇：新建 大学校园商业化

【导语】

在鞭炮声中一排豪华车队驶入大学校园，一对新人在该校食堂五楼举办了婚礼。学校南门附近，散落着一堆鞭炮碎屑，食堂东门和北门贴着大红喜字。说出来你可能还不信，这就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婚礼直播现场。

【正文】

几个孩子正在婚礼舞台上玩着气球，百余人围着十几张桌子吃喜酒，一对新人在敬酒。餐厅经理证实，正在举办婚礼的新人不是学校的师生，“餐厅是对社会开放的，可以举办婚礼、婚宴。”

北京语言大学一位同学说“我正去图书馆自习，校门口突然响起鞭炮声，当时我震惊了，这是大学校园，怎么还能办婚礼?”是啊，怎么这种令大家都难以接受的事实，校方为什么默许了呢?

大多数学生反对大学校园内承办婚礼，大学应该是去商业化的，豪华林肯等婚车驶入学校，有点与大学校园的氛围格格不入，但个别学生也表示，只要不影响学校师生就餐，举办婚礼也未尝不可。

北京语言大学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学校食堂的四楼五楼是对外承包的，只要不影响学生就餐，在高校食堂举办婚礼很正常。

这令我们联想起另一桩也是争议比较大的校园商业化事件，清华大学接受服装品牌“真维斯”的赞助，将教学四楼更名为“真维斯楼”。此事一出，就在校内外立时掀起轩然大波，板砖齐飞、口水四溅，更有学生给该楼的新铭牌泼污。

【口播】

这种商业化方式，不知道置身其中的师生们是否还会有当初的归宿感。不影响学生吃饭，不影响学生学习，这是否就是高校与商业活动联姻的底线?大学当兼容并包，思想开放，但前提是——它当是一片精神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