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 课程考试满分

第一篇：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 课程考试满分

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 课程考试满分

一、单选(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于哪一年？

A.1982年 B.1983年 C.1984年 D.1985年

2.小说《红高粱》是下列哪位的代表作品？

A.莫言 B.余华 C.刘震云 D.阎连科

3.莫言是在哪一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A.2009年 B.2010年 C.2011年 D.2012年

4.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晚7时，瑞典文学院揭晓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中国作家（）获得。

A.莫言 B.余华 C.刘震云 D.阎连科

二、多选(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1.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在宣布莫言获奖时说：“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因为他融合了（）和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

A.民间传说 B.历史 C.军事 D.本土

2.近十年来，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以（）为支撑的“四足鼎立”的局面。

A.传统纯文学 B.青春文学 C.网络文学 D.类型文学

三、判断(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张颐武教授指出，现在华语文学已经变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正确 错误

2.张颐武教授指出，随着网络化的兴起，1999年以后，开始出现一个新事物——网络文学。

正确 错误

3.张颐武教授指出，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应该是既远又近，远是保持距离，能够反思；近是贴近生活，了解时代趋势。

正确 错误

4.张颐武教授指出，近些年中国文学从只有一个纯文学领域发展到了 “四足鼎立”的文学形态。

正确 错误

第二篇：莫言获奖,当代文学的第二春

莫言获奖，当代文学的第二春来了吗？

(2012-10-11 19:13:28)转载▼ 标签：

散文

莫言获得本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奖项。可喜可贺之余不仅想到，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第二个春天要来了呢？

可以说，当代文学的第一个春天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班主任》、《围墙》、《乔厂长上任记》开始，文学在八十年代着实火了一把。那时候读小说的多，写诗歌的多，爱好文学的更多，一篇好的作品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还能对社会起很大影响。那时候涌现出蒋子龙，张贤亮，张承志，关仁山，谈歌，阿城，等一大批作家，作品也开始了从思想到表现形式的探讨，记得郑万隆先生就说过，当时对寻根文学。三淡化小说，意识流等趋之若鹜的大有人在，从而出现了一大批影响很大的作品，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就是那个年代诞生的。直到今天，我们重新读红高粱，读棋王，读绿化树，读男人的一般是女人，读牧马人都还是精品。八十年代文学的兴旺带动了影视，当时许多好的电影和电视剧就是来自于对小说的改编，纵观中国文学史，上世纪八十年代确实是中国文学的春天。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学渐渐淡出了人们的关注点，作家的称号开始变得不再值钱，人们对作品的关注度开始越来越淡，作家的劳动也开始变得不如任何一个行业的付出。于是，有人就开始说中国的文学快死了，中国快没有文学了。世界上甚至还有人说中国是没有思想的国家。诚然，对于一个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来说，这种状况是很不相称的，因为经济要发展文化也要发展，没有文化支撑的经济是没有根底的，迟早要吃大亏。正在这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这给眼下的中国文学打了一针强心剂。那么，是不是从此文学要走向兴旺，焕发第二个春天了呢？

从表面上看眼下的中国文学，其实也不算不热闹，好像现在写作的人并不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少，所涌现出来的作品也不比那个时期少，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现在好的作品涌现的频率远远跟不上八十年代。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我们要看到，当前文学的繁华是表面的，是网络造成的。网络使得许多具有文学情结的爱好者一下子都有了表现的机会。于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具有真正实力的作家能塌下心来认真创作的人少了。还有，由于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的加快，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作品，许多作品追求感官刺激，最求实用主义，使得作品的内涵大为降低，这也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我们的各级政府，对文学的扶持远不如八十年代，往往一句推向市场就撒手不管，要管也是从政治敏感度上管，至于经费和人才，靠给没有实权的文联就得了，好像怎么看文学也是软指标，不如去抓经济指标成绩明显。在这种状况下，莫言的获奖会不会起个催化剂的作用呢？

我们都应该知道，莫言的获奖绝对不是多少奖金的问题，也不是莫言个人的荣誉问题，而是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这比起一首歌就走红的歌手，比卖几个盟就红遍全国的演员不知道意义深远多少。如果说袁隆平培育成杂交水稻，解决了人类的吃饭问题应该得奖，那么，作家出来好作品也应该得奖，这是解决了精神食粮，这二者都要比仅靠一两首歌走红的演员贡献要大,甚至比那些拿着年薪上百万的所谓的高管贡献要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对作家对作品的尊重是不是要更大些呢？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是不可否认，莫言的获奖是一个契机，是中国文学唤来第二春的契机，从人心，从作家群体，更从我们的管理者。

我们期待着。

莫言：对文化的体认中伴随对人性的挖掘

(2012-10-11 21:43:25)温儒敏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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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分类： 现当代文学研究研究

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评论 文化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发布，很多记者第一时间来电采访。

我首先对莫言获此大奖表示祝贺，也为他高兴。这毕竟是中国本土作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几天来就传媒就一直在猜测和讨论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对于莫言获奖，大家还是有心理准备的。

莫言获奖不让人感到很意外，他是有根的作家，他的小说的确很有特色。他对中国北方农村传统文化有很深入的体察与描写，对魔幻现实主义写法的借鉴，强化了她的作品的传奇性和可读性。在他的小说中，现实与历史，当今与传统常常扭结交错，形成色彩斑斓的炫目图景，那种带有现代派意味的图景。对文化的体认中又常伴随对人性的挖掘，包括对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挖掘。

当然，也有些描写因怪异或过于阴暗，而让人读来不快，甚至有所谓“重口味”之弊。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莫言也许并非最顶尖的作家（例如，我觉得贾平凹、余华作品的文化厚重感和艺术成就可能要超过莫言），但莫言无疑是最杰出的少数当代作家之一。

莫言获奖将再度引发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期盼与焦虑等待。其实，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致都是优秀作家，却不能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就等于创作与欣赏的标杆。早些年文学比较纯粹，能获得文学奖的几乎都是一流超级作家，但近二三十年情况有变，这个奖不那么纯粹考虑文学性了，许多非文学因素也都进来了。最近好多年一些文学奖的公布往往叫人大吃一惊，找到他们的书来看看，不过也就中上水平。所以，对诺奖不必迷信。

文学评价毕竟见仁见智，何况是隔着国家、文化评奖？

无论如何，中国有了诺贝尔文学奖，可贺可喜，可贺可喜！

莫言离诺贝尔越近我们离世界越近

近日，关于诺贝尔的热情再一次被点燃，因为面前被解读为最有可能获得者是来自中国的莫言。

每年的10月，都是属于诺贝尔奖的时间。从10月8日，十一长假结束的第一天开始，远在北欧的瑞典将陆续颁发出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而法新社最新的报道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很可能在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中产生。

记者在采访莫言的时候，莫言说道：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但在它的历史上，也确实有很多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都并没有获得这个奖项。而获奖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们都很钦佩。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很多人在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焦虑症，对我这种批评就更多了。

看得出，还是有所期待和忐忑，也有一份从容。

国人对诺贝尔一直是酸酸的态度，因为得不到（尽管也有人得到）。很多人都会说，应该有自己主见，不要被诺贝尔牵着走。

可，有一个事实无法忽视，那就是在当今的世界传播中，最具分量的评选就是两个，一个是奥斯卡，一个是诺贝尔。

有多少人，在不同的国度，共同关注着这两个奖项的诞生。这是品牌的力量，尤其在现在高度发达的传播技术的带动下，这份关注所产生的聚变效应，会在瞬间占据各大新闻和自媒体的头条。

在莫言看来，那些认为争取诺贝尔就是向洋人献媚的人，把问题思考的太简单。“说我拿这个奖向诺贝尔奖献媚，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诺贝尔搞得坐立不安，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知道吗？”

其实，大家都明白，在我们的传播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借助别人的传播，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传播平台对立，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认可？

这不是诺贝尔的错，更不是诺贝尔评委的错，而是我们自身的传播力较弱，没有占据，哪怕是走进评委的视野。

传播是需要有自身强大的平台的。我们每年的外宣，仅仅是在按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事，忽略了我们受众的习惯和思维。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一厢情愿的宣传，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迎合受众。只有大家知道你了，才判断出自己的喜好。往往我们在走到别人面前，都是板着脸。一种输出，而不是一种分享。

进入到这一巨大的具有最高影响力的传播平台，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我应该创新已经创造的成果的传播方式，让别人看的懂，让别人乐意接受，而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那些说风凉话的人，大都带有工匠气质，不具备影响力人物的气场。

如今，莫言离诺贝尔最近，也是被关注的开始。面对世界的众多的媒体，莫言可能就是一个窗口。更希望通过他的作品，通过他接受世界媒体的采访，说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大家听得懂的话。

可以说，莫言离诺贝尔越近，我们离世界越近。

未来的日子，最好的窗口不再是国家的行为，而在每个中国人自我的表达。从这个意义看，让我们一起祝福莫言，期待这个面向世界最好的窗口。

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莫言潜心创造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蛙》，在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收到诺奖青睐。

中国人重视诺贝尔奖是正常的心态

(2012-10-11 22:15:02)转载▼ 标签：

文化

这是我昨天上午（10月10日上午）应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朱凌的采访的记录稿。

谢谢朱凌的采访和整理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又到了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季”。每年这个时候，有关中国作家有没有机会拿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都会被大家热议。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不必纠结在中国作家能否得奖这个事情上。对此，陈教授怎么看？ 陈晓明：那么多人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从根子上说，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关注代表了中国渴望在文化层面获得世界的认同和关注。一直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是有很强大的关注和认同的，但是相比较而言，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关注非常少。在电影领域可能也就是张艺谋的电影有时会受到西方的关注，还有就是一些武侠片，会获得一些关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在随着时代大潮发生变革，在建构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并且，希望通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途径，来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国人这种心态是无可厚非的，是正常的心态。刻意表示淡漠诺贝尔文学奖反倒显得不正常，好像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中国人的开放和大气，就是要在一个平等的层面，和世界文化交流，得到相互尊重。诺贝尔文学相对来说，是最为客观和权威的一个文学奖，也是世界公认的影响力最大的奖项，尽管他也会有疏漏，也有偏颇，但总体上它是比之其他奖项还是公正客观的有权威性的。中国人、中国作家期待通过这个奖项与世界交流沟通，获得世界的承认，得到国际文化学文化界的肯定，我以为这是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正常态度。

主持人：西方世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注比较少，造成这个现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晓明：文艺创作和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和时代变革密切相关。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后，中国文学有了很强的反映现实的意识形态特征，这和当时的“救亡”的时代大背景有关。西方世界要理解鲁迅、张爱玲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对于之后的中国文学可能就比较陌生。文革后，中国文学尽可能地在回归到文学本身。但是，原有的模式依然会延续。以现实主义历史叙事为基础，以乡土文学叙事为主导，以民族国家建构的自我想象为创作冲动的中国文学，可能是西方世界所难以深入而全面理解的。西方的文学是建立在浪漫主义的基础上的，探讨自我、人性及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今天，中西方文化需要对话。西方世界要理解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做出客观判断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因为首先要意识到不同的历史文化差异。如果没有对差异的承认态度，就拿单一的标尺去比较中西方的文艺作品，那是有失偏颇的。过去，西方世界就一种标准——以莎士比亚以下的经典文学谱系为标准，例如，普鲁斯特、乔依斯、托尔斯泰、卡夫卡等为准绳，现在，能不能有更多元化的标准？

主持人：今日的文坛需要怎样的反思？ 陈晓明：中西方的作家都需要反思。西方从浪漫主义之后，西方社会的文学形式也走到了极致，面临枯竭（如J·巴斯说的“文学的枯竭”）。这是他们需要反思的。中国作家也需要反思。但是，反思不是停留在集体的和笼统的层面。文艺创作有很强的个人性，要用作品说话。作家是在自己的每部作品的探索中进行个人的独到的反思，而非抽象的理论观点层面的反思。所有的反思都要凝聚为创新的作品。

当然，今天的西方的文学也发展到非常不同的阶段，笼统说“西方文学”这个概念可能是不合适的，如荷兰的塞斯·诺特博姆的《万灵节》那种小说，是对世界重新认知的表现，那是在宗教、神秘主义、家庭伦理亲情、个人记忆，对传统的历史、现实真实、记忆，都给予了颠覆性的思考。其哲学、宗教和小说艺术手法的含量是极其丰富的。他今年获奖的可能性也很大。

陈晓明：莫言不懈的创新精神 时间:2011-09-07 14:50

来源：光明日报

《蛙》讲述在公社医院从事助产士工作的姑姑的故事。姑姑的形象刻画得相当充分，那些别无选择的疼痛写得逼真而深切。莫言并不是在静态的和目的论的观念下来塑造姑姑的形象，他让人物处于自己的故事的自然发生过程中，人物的性格是在那些故事、事件和行动中逐渐丰富起来的。姑姑有着隐约可见的革命史，又有与空军飞行员王小倜耀眼的恋爱史，但这些本来可以带来荣耀的前提，都逐渐瓦解了，姑姑要靠她自己的行动去建立现实的生命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姑姑的复杂态度，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乡里的所有女人甚至所有家庭展开了一场斗争，几乎放弃了也是遗忘了她个人的幸福。

莫言用人物的器官来给人物命名，这当然也是他给小说增添戏谑成分的手法。莫言的小说叙述从不枯燥，他时刻都在追求诙谐的情调。莫言写实功底原本就非常精当，那些故事过程被他刻画得细致而自然，那些生活的困苦和戏谑的欢乐始终洋溢于其中。

即使在写万小跑的两个妻子时，一死一生，他都能让悲伤和风趣恰到好处，文学功力就体现在这种分寸上。例如，万小跑在与小狮子去登记结婚的路上，突然又想起亡妻王仁美，道路两旁是玉米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提着链条像前妻王仁美提着蛇。在这样的时刻，他强行地要把两个女人并置在一起，生活就是这样，生者与死者，存在与不在，总是要交织在一起，而道路就在脚下，能走向前方吗？

从总体上来看，莫言这部小说与他过去的汪洋恣肆的语言挥洒式的叙述大相径庭。显然，他用稚拙的书信体穿插其中，再以荒诞感十足的戏剧重新演绎一番姑姑的故事。原来压抑的激情和想象，以荒诞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给人以难以名状的冲击。

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叙述方式使小说的结构富有变化，也给予莫言与历史、现实的对话更为自由的空间。在对现实的直接表现中，他要介入我的当下感受，我的当下性与现实对话。很显然，不管是以“蛙”来命名小说，还是在实际叙述中选择了蛙这样贴着大地的视角，或者他伪装成一个初学写作者给日本作家写信，这样的叙述为的是真正摆脱全知全能的自以为是的权威性。我只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不会写的人。没有对历史的完整规划，只是我记忆的历史，而且，我最终只能把它戏剧化。

《蛙》以多种文本的缝合形式，重新建构当代史，它是重构历史叙事的一个启示性的文本。莫言的《蛙》通过多重文本表演，力图逃避强大的历史逻辑，我（蝌蚪）的经验，“我姑姑”的经验要突显出来。莫言从“我爷爷”、“我奶奶”到“我姑姑”，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不只是叙述的角度，而且是小说叙事的基础也完全改变了。“我姑姑”的历史终究是虚空的，不再有家族史的意义。

《蛙》最后一部分的戏剧是对前面的叙事文体的重构，它如此大胆地把文本撕裂，让悲剧的历史荒诞化。《蛙》里的叙述人蝌蚪，那是很低很低的叙述，他作为一个偶然的生命，游走于历史的间隙。或者他只是一只蛙，趴在田地里，看世界与人，他充当了一个编剧者，只能是编织出荒诞杂乱的戏剧。如此低的视角，却胆大妄为地做出这样的戏剧。莫言在低处运气，像一只蛤蟆在低处运气，这就是老到的自信和胆略！从容而自由、机智且幽默，显示出莫言在小说叙事上的强大能力和不懈的创新精神。

莫言获奖重申了文学的尊严

栾梅健

当我两年前写下了那篇《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条件已经具备》时，只是认为莫言获奖是早晚的事，但仍未想到竟会是如此之快！

尽管也许会有人认为，获不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作家的好坏并不需要外国评委来说三道四，然而，对于一个有着百余年历史、在全世界有着广泛口碑的文学性大奖，任何过度的藐视与贬低，往往只会衬托出自身的局限与狭隘。对于莫言的获奖，我们自然应该感到高兴，并为之喝彩。我们认为在莫言的许多小说、尤其是这次备受评委关注的长篇小说《蛙》中，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文学的尊严。

一、对文学的尊重

在十年“文革”乃至建国后较长一段“左”倾文艺路线泛滥期间，文学是政治的简单工具。文学要“三突出”，要“高、大、全”，要写工农兵，否则就是“毒草”，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四人帮”粉碎以后，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作家、真正从底层出发，从民间出发，写出了极其形象、逼真的中国原生态的生活状况。文学由此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特性，作家也由此拥有了自己的耳朵、眼睛和思想，不再简单地图解政策和条文，作品也由此变得可亲、可爱，真正起到了为人民服务、为读者服务的效果。

二、对人性的尊重

记得六、七年前，我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去苏州游览，他说沈从文其实是在1988年获得过诺奖的；当时1988的评奖已经结束，但就在公布的前几天接到消息说沈从文先生已经过世了。于是，按照只授予健在作家的规定而换了另外的作家。沈从文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出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并宣称自己的创作只是想塑造一座神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对人性的尊重，这次也同样现在莫言这里。在《蛙》中，那个溺杀无数婴儿的侩子手“姑姑”，在晚年陷入到无比的痛苦之中。她怀着赎罪的心理嫁给了当地泥塑大师，在他们居住的厢房里，到处都安放着一尊尊泥娃娃。人性的失落与复归，构成了《蛙》中的一个鲜明主题。

文学就是人学。对人性的尊重与对兽性的鞭笞，是莫言创作的一贯追求，也是他的作品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原因之一。

三、对艺术的尊重

莫言是一位具有良好艺术天赋的作家。他作品中摇曳多姿的结构、色彩绚丽的语言、丰富奇特的想象，都较之一般的小说家要优胜许多。在《蛙》中，整部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国际友人的五封长信组成。面对老友，如诉家常，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也随之靠近。从第一封信开头的“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到第二封“敬爱的杉谷义人先生”，再到第三封“亲爱的杉谷义人先生”、第四封“亲爱的杉谷先生”，直至最后第五封“亲爱的先生”，是一个步步递进、层层加深、越来越没有隔阂的过程。而最后那个荒诞剧，正是我们那个时代所必然出现的结果，是历史的惩罚和报应。整部小说一气呵成，气韵贯通，文采斐然，自是艺术中的佳品。

人性是相通的，艺术是永恒的。莫言获奖，再一次证明了文学的价值，重申了文学的尊严

附莫言赠诗一首：

踏雪寻梅花，剪烛读古诗。姑苏相识日，沪上话旧时。感君真情意，长做静夜思。人生复何求，千里有知己。

那一种黑色的精神——论莫言《蛙》

(2011-11-18 19:12:10)翟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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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分类： 论文 莫言 中国

《堂吉诃德》 《灰阑记》 《苦菜花》 杂谈

《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

那一种黑色的精神 ——论莫言《蛙》

翟业军

汪洋恣肆、汁液横流、谈狐说鬼、众声喧哗、一点正经都没有，一向是莫言的拿手好戏，也是他“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1的专属标签。但是，在《蛙》里，莫言谦逊了，口拙了，寡寡淡淡地用五封信和一部短剧匆匆记叙了姑姑的一生，虽然他明明知道，姑姑的一生“可以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等大词儿来形容”。这是莫言力不从心、江郎才尽的征兆，还是一次蓄意为之的叙事“变调”？如果是一次“变调”的话，莫言意欲何为？

一、故作谦卑的叙事人

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是莫言始终萦绕于心的所在。不管是爱还是恨，是缱绻还是决绝，他都不得不把最绚烂的才情、最铺张的文笔奉献给这段历史。历史成了莫言的宿命。不过，这段历史已经被“正说”了无数次，这些“正说”又是如此深获人心，莫言当然不甘淹没于“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之中，更何况“正说”之“正”根本满足不了他的勃勃野心和雄奇的生命原力。那么，“反说”？“反说”肯定能别开生面，却是无比艰难的——革命史早已被凝定为自明、庄严的真理，岂容他人置喙？更暗藏危险——“反”只能是对于“正”的“反”，说到底还是与“正”同体的，所谓“生面”便只能在与“正”的同一维度之上绽放。不愿“正说”也不能“反说”，莫言果断撤退，在历史的缝隙和边角处着眼，用匹夫匹妇的爱恨贪痴呼应或解构帝王将相的金戈铁马，用“丑怪荒诞”的美学丰润或对抗“雄浑炫美”的美学2，一种新历史或反历史观由是生成。

退一步海阔天空。草莽间原来英雄四起，乡野中自有云蒸霞蔚，莫言意外遭逢一股股淋淋漓漓的元气，元气召唤出、鼓荡起他那蛰伏着的生命原力，他竟不得不成为当下中国文学中最野性、癫狂和滔滔不绝的说故事的人。于是，我们看到红高粱地里我爷爷我奶奶的旷世风流，看到万乳攒动的骇人奇观，更看到西门驴、牛、猪、狗、猴历经六道轮回终不改的豪横和执拗——莫言的世界原来万物各有生机。但是，莫言天马行空、飞沙走石的野性叙事在嬉笑、嘲弄正襟危坐的革命史“正说”的同时，会不会也在闪避着历史，历史的真相依旧扑朔迷离？过度膨胀、自我增生的叙事，会不会压抑了对于历史本身的关注？他那虎虎生风的相对性、暧昧性，会不会只是无力把捉绝对和明晰而不得不如此的权宜？癫狂，可能正是相对主义时代的妥协方式。没有对于历史的属己发现，莫言的一次次历史叙事注定是面目雷同的，不同的只是不断翻新的叙事花样而已。

这一次，莫言以姑姑的一生带出计划生育史，瞄准的却还是六十年大历史，历史的隐秘会不会依旧被漫不经心地漏过去，或者说闪避掉？

《蛙》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老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和一部短剧构成，除短剧外，小说的叙事视角牢牢锚定在“我”——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的叙事人——身上。由“我”讲述姑姑，就像《祝福》中由“我”讲述祥林嫂一样，被讲述的人究竟如何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叙事人“我”的身份、态度和心境。那么，让我们先看看蝌蚪其人，特别是他在第一封信的开头奠定下的叙事基调——开头既无比重要又困难重重，就像希利斯·米勒所说，开头是不可能的，因为“开头既需要作为叙事的一部分身处故事之内，又需要作为先于故事存在的生成基础而身处故事之外”3。第一封信的上款是“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落款是“您的学生：蝌蚪”，恭敬、谦卑之态溢于纸间。酷好索隐还很爱国的人士们痛骂了：你莫言怎么能对大江健三郎如此卑躬屈膝？莫言自知理屈，连忙矢口否认：杉谷哪里是大江？否认是无效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江像杉谷一样推崇萨特，并且都是“用巨大的爱心把一个被医院判为必死无疑的婴儿养大成人的父亲”。其实，杉谷就是大江又怎么样呢，重要的是，蝌蚪不是莫言。蝌蚪只是莫言精心设置的一双谦卑的眼睛，一种温和的声音，莫言藉着他向一位尊敬的外国长者娓娓讲述，才能够说清楚计划生育史乃至六十年变迁史，一直浸淫其间的我们哪里能够觉出这段历史的痛楚、荒诞、孤绝和神秘，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所以，尊重决非献媚，而是一种让缕述显得必要、成为可能的叙事态度。更重要的是，莫言故意用谦卑的“我”来说故事，就是要勒住叙事的缰绳——当叙事的激情消弭，呈现让位于被呈现者，表现主体让位于被表现的历史主体，历史才有可能被认真对待。叙事人的故作谦卑，原来是莫言正面强攻历史时吹响的嘹亮号角。谦卑就是高调。

“我”不仅谦卑，还有些呆头呆脑，满嘴陈词滥调。“我”对杉谷说：“您不顾年迈体弱，跨海越国，到这落后、偏远的地方来与我和我故乡的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让我们深受感动。”新世纪的高密东北乡哪里落后、偏远，“我”偏偏如是说，只是非常真诚的套话而已。“我”还说：“您对法国作家萨特的话剧的高度评价和细致入微、眼光独到的分析，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如何入微、怎样独到，“我”哪里能说出个所以然，说不出所以然，“我”照样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不误，殊不知“顿开”需要何等的悟性，“我”的愚钝和恳切，令人不觉莞尔。“我”更立誓了：“我要写，写出像《苍蝇》、《脏手》那样的优秀剧本，向伟大剧作家的目标勇猛奋进。”《苍蝇》、《脏手》岂是说写就能写出来的，“伟大”更非奋进所能抵达，“我”竟呆到憨态可掬了。其后，“我”果然用那么多的套话、废话去追踪和称颂姑姑，比如“在那个不平凡的春天里”，不一而足。这个一脑门子套话、废话的唯唯诺诺的“我”，让我想起《堂吉诃德》里四处寻访并忠实记录下堂吉诃德的“丰功伟绩”的“我”：

他是曼查骑士的精英。在当今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他率先投身于游侠事业，除暴安良，帮助寡妇，保护少女„„我们英勇的堂吉诃德应当不断被传诵，我为寻求这个动人故事的结尾所付出的努力也应该得到承认。

堂吉诃德哪里是什么精英，“我”偏偏认为他就是精英，并用除暴安良等一大套莫须有的废话称颂他，堂吉诃德的行迹才有了被追述、凝炼和传说的可能。试想，如果“我”是明智的，还会煞有介事地对待堂吉诃德吗？而塞万提斯显然是明智的，与愚钝的叙事人和疯狂的被叙者保持着一段反讽的距离，但是，被叙者疯狂言行中的动人处又会反过来威胁到甚至解构掉塞万提斯自鸣得意的明智，明智被宣判为庸俗，疯狂倒成了执着。就这样，《堂吉诃德》以自身的多义诠释着世界的多义，以自身的混沌洞穿了人性的混沌。同样，在《蛙》中，惟其“我”是谦卑的、愚钝的，才会奉很快就将湮没无闻的姑姑为高密东北乡的圣母，并费时数年来搜集她的生平，详尽转述给杉谷，而姑姑的崇高和渺小、狂热和恐惧才有可能历历展露在我们的眼前。莫言则肯定是聪明过人的，露出反讽的微笑张看着叙事人和被叙者，但是，被叙者的赤诚和孤绝也会反过来瓦解掉莫言的自以为是，聪明可能只是因为置身事外、事不关己而已。那么，姑姑究竟是杀人凶手还是送子娘娘，是恶魔还是圣母，是疯子还是天才？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就这样，《蛙》也以自身的暧昧、杂沓穿透了以姑姑为表征的计划生育史乃至共和国史的暧昧和杂沓。需要强调的是，此种暧昧不同于莫言此前叙事的暧昧性——前者是真相，后者是对真相的闪避。

二、通灵者

《蛙》不单单在叙事视角的设置上借鉴了《堂吉诃德》，我甚至要说，莫言讲述了一个当代中国的堂吉诃德的故事。堂吉诃德受骑士故事的蛊惑，不畏艰险（或者说根本就没考虑到什么艰险），踏上除暴安良的长旅，姑姑同样听从党的召唤，舍弃个人的一切，投身到东北乡的计划生育伟业。多舛的旅途上，堂吉诃德有一个忠心耿耿、缺心少眼的侍从桑丘·潘沙，漫长的生涯里，姑姑也不寂寞，有一个形影不离的矮胖助手小狮子。堂吉诃德“生前疯癫，死后颖异”，姑姑同样先前狂热如今忏悔。堂吉诃德临死前的清醒并不能推导出他生前疯癫的无意义，姑姑如今的惶惶不可终日对她先前的狂热同样构不成消解。郝大手对她的忏悔根本不屑一顾：“她说的也是台词儿。”短剧结尾，姑姑上吊，蝌蚪斩断绳索，扶起姑姑，姑姑说：“这么说我再生了。”再生如果如此轻省，忏悔也就动机不纯甚至一钱不值了。或者说，姑姑的忏悔只是一种戏仿，当不得真的，我们千万不能因此得出莫言谴责计划生育政策，强调“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之类的人道主义结论。面对堂吉诃德和姑姑这样的天才/疯子，任何绝对化判断都是危险的。

堂吉诃德置身于散文的世界（昆德拉说：“散文：这个词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不合诗律的文字；它同时意味着生活具体、日常、物质的一面。”4），却梦想做一个传奇时代的游侠，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姑姑生在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祈愿“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的中国，却要做一个计划生育的急先锋，当然摔得鼻青脸肿。但是，堂吉诃德愣是用不可思议的冲劲和孤绝，写就散文世界的失败了的传奇。姑姑更是用超人般的狠劲和凶残，成功遏止了东北乡的人口增长。姑姑竟是凯旋的堂吉诃德。只是凯旋了的堂吉诃德决不会可怜、可爱又可敬，而是让人畏惧甚至厌弃的，要知道失败才是堂吉诃德被传颂的前提啊。所以，姑姑说到底还是失败的。不过，个人的凯旋还是失败，受敬仰还是被诅咒，对于“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的姑姑来说无关紧要，刮掉或流掉每一块未出“锅门”的计划外的肉才是“硬道理”。由此“硬道理”扩展开去，姑姑近乎永动机般从不衰竭的狂热，近乎穷凶极恶的一意孤行和雷厉风行，不就是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伟人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还说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发展了，捉到老鼠了，毁还是誉，纯洁还是污糟，融洽还是分化，甚至就连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极度靡费，都是不足为虑的。这样的发展就像姑姑的事业，既凯旋又失败，既欣欣向荣又面目可憎，不管你如何评价它，你都不得不被它那泼辣的、不由分说的力量裹挟而去，就像不管你合作还是抗拒，你都逃不了姑姑的手掌心。就这样，莫言以隐喻的方式找到了推动这段历史滚滚前行的动力装置。前文说历史永远是莫言念兹在兹、须臾不能忘情的焦点，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印证。更有趣的是，六十年共和国史大抵被我们截然撅成两段——前半段是误入歧途，后半段则是如梦方醒，最终踏上康庄大道。莫言却发现，前半段的高度组织化、计划性为后半段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和制度基础，你看，早在“文革”，姑姑就驾着机动船四处宣讲：“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这样的宣讲显然是其后更大规模的计划生育运动的先导。莫言更发现前后两段之间隐秘的精神一致性——姑姑数十年如一日地给人结扎、人流，不行就拆房子、倒大树，何曾有过一丁点的改变？这种果决、凶猛、咄咄逼人的精神不正是六十年精神的传神写照？莫言的种种发现正好暗合了“新左派”一再申说的观念：“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5看来毛传统亟待学理性清理，却未可轻易唾弃。

姑姑的狠劲的来源又是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就像六十年发展史的动力来源的捉摸不定。“我”说：“现实中的姑姑，总是以身披宽大黑袍、头蓬如雀巢、笑声如鸱枭、目光茫然、言语颠倒的形象出现在我脑海„„”这一黑色、飘忽的形象，不正像黑裙蔽体、黑纱遮面、行踪诡秘的陈眉？陈眉让“我”感觉到，“这高密东北乡，有一个我从未涉足的神秘世界。那世界里生活着侠客、通灵者，还有一些蒙面人。”姑姑原来和陈眉一样，都是通灵者，他们都不需要或者根本抛弃了肉身，从而汲取到某种神奇的精神力量。这样的精神力量要么成为现实发展的助推力，使之欢恣和奔腾，要么刺向表面花团锦簇、一团和气实则千疮百孔、分崩离析的现实，使之左支右绌、节节败退。这些精神力量决不洁白、明朗，而是阴鸷、纠结却又蕴蓄着超凡能量的，就像一道道黑色的闪电。这些力量又决非水乳交融，而是相互冲突、消解和游离的，但是再势不两立的力量都是共和国发展史不可或缺的部分，都被同化起来并从正面或反面服务于发展这个“硬道理”。共和国的胃口真是惊人。这种非肉身性的黑色精神具有极为广阔的概括力，比如前三十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也如后三十年对于底层无休止、无限度的剥夺。面对黑色精神，不管你是功利性地高唱赞歌，还是道德主义地义愤填膺，你都无法否认它的犀利和凶猛。我们都是被黑色精神附体的一代。六十年来我们高唱“东方红，太阳升”，“北京有个金太阳”，红色和金色才是被一再渲染的主色调，具有自明的政治正确性，莫言却言之凿凿地说，六十年来的主色调是黑色，阴郁而又不由分说的黑色。颜色哪里是小节，从来都是政治。

这里还不得不说一下那家“堂吉诃德”小饭馆和伪堂吉诃德陈鼻。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一段做作、不协调，殊不知这正是莫言的有意安排。马克思说历史总在重复，第一遍是悲剧，第二遍是闹剧。姑姑以及六十年大历史对于堂吉诃德的重复是严正的，陈鼻的重复则是胡闹。可是胡闹的自有辛酸，严正的也自荒唐，莫言就用这一胡闹戏仿并瓦解了黑色精神的排他性、神秘性和不可言说性。李手甚至说，陈鼻哪是疯骑士，他是装疯的王子呢。那么，黑色精神也可以是对于哈姆雷特的重复？就这样，莫言宣布了他的发现的非真理性。承认非真理性，可能才是真理的态度，才是通达真理之路。

三、戏仿，或玩笑的精神

接下来的问题是，莫言该如何勾画姑姑的黑色精神？我们都知道，精神是无形的、不可捉摸的。莫言的办法是，戏仿。《蛙》里面的戏仿层出不穷，比如姑姑抓王仁美却倒肖下唇家的树，就是对于“联保连坐”制的戏仿，再如“马槽中的大师”对于耶稣诞生的模拟、陈眉对于“狸猫换太子”中李妃角色的不由自主的靠近，等等。这些戏仿让小说充满了玩笑的精神。玩笑，正是现代小说的美德。只是面对如此严肃、泼悍的姑姑，莫言又会如何戏仿，他又怎么能玩笑得起来？ 莫言坦言，他所受的最早的文学教育就是《苦菜花》、《青春之歌》、《烈火金刚》、《吕梁英雄传》、《三家巷》等所谓“红色经典”。他甚至说：“如果我没有读过《苦菜花》，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红高粱》是什么样子。”6我们更不要忘记，山东大地素有水泊梁山、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战争传统，这些惊心动魄、气贯长虹、邪不压正、人定胜天的文学性战争，更让莫言对“红色经典”以及《水浒传》里种种经典性战争“桥段”如数家珍、爱不释手。戏仿这些“桥段”，就是莫言勾画姑姑的主要手段——姑姑抗击一大群“愚昧”、“顽固”的民众，不就像梁山好汉对抗大宋王朝，游击队员伏击日本鬼子一样的艰苦卓绝却又注定好戏连连？姑姑甚至真把自己当成了梁山好汉、游击队员，有组织有纪律、黑白分明、敢爱敢恨、有勇有谋，她的计划生育伟业（或者说就是共和国史）也就真如八年抗战一样，由节节退守四面楚歌而攻守平衡反复拉锯最终摧枯拉朽一锤定音，煞是好看。比如，张拳老婆跳进河里，躲在一块西瓜皮下载浮载沉，姑姑哈哈大笑：“你看看，她凫得多好啊，她把当年游击队员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啊！”张拳老婆明明是日本鬼子，却错误地学习游击队员的机智，真是愚蠢不堪，姑姑被当成了日本鬼子，却分明就是游击队员，当然具有了道德和智力上的优越性。可是，姑姑和张拳老婆的关系哪里真像游击队员和日本鬼子之间的你死我活？戏仿凸显出姑姑的凶残。其后张拳老婆的死只是让凶残进一步落了实而已。再如，逼死了王仁美，她母亲一剪刀捅到了姑姑大腿上，姑姑挥动着血手慷慨陈词： 我要感谢你呢，你这一剪刀，让我放下了包袱，坚定了信念„„请你们给陈鼻和王胆通风报信，让他们主动到卫生院来找我，否则„„她就是钻到死人坟墓里，我也要把她掏出来！

这就是“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的忠肝义胆、烈士豪情，更是“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革命乐观主义。可是，姑姑面对的哪里是什么“蒋家王朝”，更何况在姑姑故事被叙述的历史语境中“蒋家王朝”一词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姑姑对革命豪情的重复根本就是闹剧，闹剧的效果更被愚钝的叙事人放大了。但愚钝的叙事人又惊人忠实地记录下了姑姑那种什么样的闹剧都瓦解不了的赤诚和勇敢。黑色精神是喧闹的、荒诞的，说到底更是有力的、动人的。戏仿真是一面哈哈镜，照出了奇形怪状，却又诡异地万变不离其宗。其他如王胆逃跑对于“地道战”的戏仿（五官甚至唱起《地道战》的插曲：“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这一次具有无穷智慧和超人胆略的却是群众的专政对象），姑姑水上追击王胆对于《水浒传》水战和《铁道游击队》里“我们扒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的戏仿，在在是嘻嘻哈哈、荒诞不经的，却准确传达出黑色精神的执着和泼辣，并一再提醒我们黑色精神的革命和草莽来源——共和国的高速发展哪里是空穴来风，一股英雄气和革命豪情一直荡漾其间，虽然英雄气和革命豪情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早已闹剧化、玩笑化了。闹剧化的实践必然生意盎然，却又无比残忍，我们哪里笑得出来。昆德拉说：“欧洲的笑的历史已接近它的尾声。”7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当下中国。

结尾的短剧因为与信件的内容过度重叠，构不成一种对话或升华的力量，算是败笔。不过，短剧第八幕高梦九审案戏仿包公戏《灰阑记》，对于共和国史形成指涉，尽显莫言涉笔成趣的才情。这一幕里，电视戏曲片《高梦九》拍摄现场，高梦九端坐大堂，陈眉抱着婴儿闯入，高呼包青天，您可要为民女做主。高梦九假戏真做，重演一出《灰阑记》，把孩子判给不忍争夺的小狮子。明明照着清官路子操作，却成了葫芦官判断葫芦案，明明心怀善意，却做了恶的帮凶。也许，当下中国压根没有古典时代或者戏台上那样明晰的真假对错美丑，清官之“清”哪里可能，“浊”才是真实的主宰！所以，这是一个浑浊、凶残又有力、迅疾的时代，一个不由分说、泥沙俱下的时代，一个由黑色精神主宰的时代。我认为，《蛙》的洞见几乎可与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媲美——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从这个角度说，莫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忠实的书记员，那一种黑色的精神就是他对于时代隐秘的天才抽象。

（翟业军，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邮编210093，电话***）

1莫言说：“重要的不是写作，而是通过写作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见莫言、王尧的《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2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1页。

3【美】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4【捷】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5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

6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7【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第三篇：莫言获诺贝尔奖对当代文学的启示与影响

201102010424 11级汉语言文学4班 赵一赫

1、莫言获诺贝尔奖对当代文学的启示与影响？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属于莫言的，这一消息沸腾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文坛。从上世纪中期以后，国人翘首以盼的诺贝尔奖终于花落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它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它的名字那么简单。沉寂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终于扬眉吐气，以胜利者的姿态站立在世界面前。在此之前，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虽有一点成就，但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却是九牛一毛，其影响力远不及唐诗、汉赋、宋词。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必将一举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萧瑟处境，是给中国文坛打的一剂强有力的兴奋剂。

然而，当兴奋的余温散去，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审视这个诺贝尔奖。毋庸置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孱弱现状令人堪忧，或许我们能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上找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语言独特，穿透性强。首先，莫言在小说中善于使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如在《金发婴儿》中：“她的叫声很响，具有一股臭豆腐的魅力”，化听觉为嗅觉，借此表达声音的穿透力，使人身临其境。其次，小说语言形象可感。如《红高粱》中这样写道：“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陌生化的语言却意外给人以音乐性的享受，生动淋漓地鲜活了奶奶的形象。最后，莫言小说中的比喻是非常有个性的。如把高密人比作白鳝鱼，肥肥的白鳝鱼——从头到脚一根刺，呆头呆脑，实在让人摸不清他是自豪，还是恨铁不成钢，抑或是褒扬。

无关成败，讴歌人性。莫言在一种不纯粹、不完美的环境中来表现人性的美，他把丑恶和美丽的东西杂糅在一起，在一个很混沌的、很复杂的时空中展现人性。他的作品《蛙》中充斥着对人性的描写。在国家政策与伦理道德的碰撞下，不同的人显现出了不同的状态，人性或许是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小说中面对鲜活的生命，“姑姑”从来没有半点手软这与年轻时如天使般的姑姑形成鲜明的对比。“姑姑”的美与丑对比，不以成败论英雄，让读者去感受人性。莫言相信这是一个正义的世界，他相信人性的善良。

关注现实，书写灵魂。通过对《蛙》的拜读，我们很容易通过莫言的描写找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却又因为小说本身的存在而显得遥远。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贯穿于他的作品中，现实在于他的描写对象，乡土气息，总是很容易就给我们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魔幻于他的人物形象刻画又与我们真实中的人物有一点相异，比如《蛙》中全村人的名字都以器官来命名，这便是魔幻。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奇谲、幻想的感观世界。

以文写文，接近纯粹。莫言曾说，你没有太认真地写，很随意、很放松地写，也许会写出一部不错的作品。现在许多作家都以写作求生存，他们的写作带有严重的目的性。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对时下流行的话题、焦点趋之若鹜，使得纯文学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可以收到一定的甚至可观的经济效益，但这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是功利性的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应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应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作一个纯粹的写作者。莫言做到

/ 3 了，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扎根乡土，描摹乡情。莫言善于用粗鄙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他作品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山东高密乡，仅是一片长满红高粱的地方就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一种乡土气息，接近自然。莫言不刻意的去模仿，他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来表现自己家乡的故事，是用一种类似“移花接木”的手段为己所用。正是这种特点使他的作品让读者在感叹情节真实的同时又能看到一点外国的影子。而对于外国读者来说，这种手法是他们所熟识的，也是易于接受的。莫言坚持了自己的乡土文学，也让他的乡土文学走向世界。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在中国刮起了一股“莫言热”，也使得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收到世界的瞩目。在此之后，如果说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一直苦苦挣扎于黑暗中找不到出路的话，莫言的获奖放佛照进了一丝亮光，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总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当代文学的启示是有益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要沿袭着莫言的足迹，不断创新，使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走向繁荣。

2、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文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民主”与“科学”登上历史舞台，自由思想得到空前传播。1917年“文学革命”爆发，“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接踵而至，白话成为文学的主流，自由之思想进一步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自由的思想主张得到进一步提倡。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中国封建枷锁，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孕育而生。

中国自古是有浪漫主义的传统，屈原的《离骚》便是中国浪漫主义的鼻祖。而中国的现当代浪漫主义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的延续，而是“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一个横向移植，是西方浪漫主义在遥远的东方所激起的一次巨大的回声”。20世纪初，在西方的启蒙下，才逐渐有了追求自由和真实的浪漫主义文学，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西方影响下产生的。

受西方启蒙思想而产生的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在拥有浪漫主义特点的同时又具有着本民族的特点。

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与西方相比在个性主义上有着自己的特点。个性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中被引进中国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效果和深刻的思想影响，进而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光辉旗帜和锐利武器。然而，中国“五四”新文化的个性主义义承担着西方个性主义所不具备的“救国”功能，这是与当时中国的大环境紧密联系的。

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与西方的浪漫主义有着共同的主题，即自然。西方浪漫主义追求回归自然，不希望看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工业文明，他们的作品突出人的自然本性，这是中外所共通的。在外国有卢梭对自然美景和田园风光的描绘，如《新爱洛绮丝》；而在中国有郭沫若的诗歌对自然的赞颂，如《太阳礼赞》。

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西方浪漫主义相比有明显差异，即攻击封建主义和对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极度失望的差异。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由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浪漫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即推翻封建主义的束缚。而外国的浪漫

/ 3 主义发生在封建主义已被瓦解，自由思想已深入人心的时代。因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斗争对象。在郭沫若的诗中甚至还出现了对资产阶级文明表征的讴歌，这一讴歌的态度明显是对他诗歌中的攻击封建主义文化立场的支持，而他所借重的却恰是西方浪漫主义所竭力逃避的，中西浪漫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此出现了巨大的裂度。

中过现当代浪漫主义在想象性上与西方浪漫主义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浪漫主义的想象更多的时候是在讲一种夸张的技巧，夸张是在现实层面上的夸大，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用三千丈的白发夸张的变现愁之深。而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的想象则是超越了现实的构想，是纯精神层面上的构建。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柯尔律治的《古舟之咏》《忽必烈汗》

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的抒情在注重感情的主观性、直接性，注重感情的强烈程度和个人色彩的同时，又受当时中国现实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有着更为可贵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更为注重对现实的思考和改造，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现实的过程中，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出绝对自由和个人幻想的世界，从个性主义走向大众，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革命。

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受执政党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中国共产党执掌大权以后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被深深得打上了政治的烙印，文人们取消了对自我的颂扬，革命成为文学的主题，诗人们纷纷 “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身份”，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使浪漫主义逐渐背离了它的初衷，越来越向 “畸形浪漫主义”发展。

总之，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在宣扬与西方相同的自由的浪漫主义的同时又受时间、环境的影响而具有了自己的特色。有些特色虽与浪漫主义的初衷不相符合，却依然有着自己的魅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 3

第四篇：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 课程考试满分

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 课程考试满分

一、单选(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中国文明的第一次高峰。

A.青铜文明 B.石器时代 C.铁器时代 D.黄金文明

2.在我国古代，统领华夏各族的是下列哪种文化？

A.中原文化 B.西夏文化 C.藏区文化 D.边疆文化

3.在我国的五行哲学中，（）生水。

A.金 B.木 C.土 D.火

4.尼罗河文明指的是下列哪项文明？

A.古埃及文明 B.古印度文明 C.古希腊文明 D.古巴比伦文明

二、多选(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1.李延祥教授指出，石器时代被分成了以下哪两大时代？

A.旧石器时代 B.新石器时代 C.黑石器时代 D.有色石器时代

2.李延祥教授指出，根据使用材料的种类，人类漫长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时代，分别是（）

A.青铜文明 B.石器时代 C.铁器时代 D.黄金文明

三、判断(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李延祥教授指出，中原的铜器通过某种渠道，比方说贸易、赏赐、甚至战争的掠夺，到了边疆地区极其被珍视。

正确 错误

2.李延祥教授指出，青铜发展轨迹背后隐藏着人的活动和社会的活动、社会的组织的发展历程。

正确 错误

3.李延祥教授指出，文明产生的冶金说适用于所有人类文明。

正确 错误

4.李延祥教授认为，青铜时代与国家、文明联系在一起。

正确 错误

第五篇：福克纳与莫言

福克纳与莫言

朱世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在近十年来兴起的作家群中，莫言是一位令人瞩目的小说家。他之所以引起评论家的广泛注意，不仅在于他创作的小说的数量，而且还在于他所追求的十分独特的艺术道路。他的小说的构思，其哲学上的含意，以及意象的运造使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迥异而独立于世。我认为，莫言的艺术成就，不仅得益于他的丰富的生活的经验，而且还得益于他善于借鉴与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中国意境与外来思想启蒙的结合，使他创造出了一个个独异的艺术环境与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人们也许会感到诧异，将出生在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一个荒凉村庄四壁污秽的草屋土炕上的、以放牛割草为生、当过县棉油厂临时工的莫言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中道衰微的庄园主后裔相提并论。其实，艺术就是这样，人类的灵性是相通的，对周围世界的艺术理解与阐释，是会有许多共通之处的。这种共通的灵性，正是人类进行艺术与文化交流的基础。“艺术毫无疑问都是人的创造，而人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又毫无疑问都要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反映人对现实生活的某种感受，这些对中西文学都是一样的，是大家都有的共性的东西。”〔1〕

莫言说，他的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２〕

二

在发表了《沙多里斯》（Satoris, 1929）之后，福克纳发现“我的邮票大小的故土是值得一写的，恐怕毕一生之精力也无法将它写完；通过将现实升华为想像，我将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最充分地发挥我仅有的那点才能。我打开了别人的金矿，这样，我得以创造一个我自己的天地。”〔３〕福克纳对邮票大小的故乡小镇杰弗生镇的执着与兴趣给莫言以极大的启迪。他从福克纳的艺术实践中认识到，要“立足一点，深入核心，然后获得通向世界的证件，获得聆听宇宙音乐的耳朵。”〔４〕

如果说杰弗生镇是福克纳一系列小说的背景的话，如果说福克纳是当地情景的一个敏锐的观察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莫言将他的艺术想像力执着地孕育在高密的红高粱地、玉米地、河堤、野草甸子和桥洞里。他将在高粱野地里演进的故事，像福克纳一样，赋与了一种非凡的传奇色彩。他所描述的带有些野性的家族与地区的神话却拥有与众不同的美感与诗学的内涵。对于福克纳来说，祖宗的罪愆影响了后代的命运；而对于莫言来说，祖宗的放浪形骸与潇洒是后代引以为骄傲的资本。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上代的命运影响着、感应着后代的人生。

正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所指出的，福克纳的伟大就在于他对社区——过去的与现在的——的力量的赞赏，以规范人类的道德生活；就在于他对于在南方传统社会中种族和阶级的精确的描述；就在于他成功地运用了民间风格和浪漫观点以适应２０世纪小说的需要。〔５〕福克纳小说艺术虽然很显然是属于现代派的，他虽然是“现代经典作家”，但其基础是口头文学，“他充分吸收了从打猎篝火前、乡村小店前听到来的龙门阵里的口头文学传统”。〔６〕他从一个狭隘的地区出发，却创作了令人惊讶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品。许多文艺批评家把他归属于所谓“原始的或神秘的作家”。福克纳之所以能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据布鲁克斯认为，则是因为他的艺术具一种“泛涵性”。基于这种泛涵性的解释，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福克纳采用的口头文学的传统——一种无意识的原始主义——却如此完美地为他的艺术服务，如此完美地表述了关于时间、记忆、人性等现代观念的细微之处。这就

是为什么福克纳能得以超越文学的地区主义、超越狭义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手笔。

我认为，正是福克纳艺术中的“泛涵性”与莫言艺术中的“泛涵性”走到了一个共同的交点上，使我们得以进行文学的与艺术上的比较研究。马尔科姆·勃莱特贝利指出,福克纳与D.H.劳伦斯一样,“既植根于当地的智慧,又植根于折衷的世界主义。”〔７〕莫言的成就正在于他植根于当地的智慧。在研究莫言的小说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想到这是一位多么“原始的或神秘的作家”。他描写的是最原始的人性的欲望与感情，在他的故事里，无论是酒、红高粱、玉米、铁砧子、性，都具有一种神秘感。莫言赋与了这种原始的欲望与神秘的故事以多么中国式的美感。莫言相当钟情于“哲学上的深思”，人们在这些原始的口头文学传统之下不难发现一个深邃的莫言的飘散着红高粱馥馨的“精神的家园”。

三

在《秋水》〔８〕中，莫言塑造了作为高密东北乡最早的开拓者我爷爷的形象。他“黑，魁梧”，“杀死三个人，放起一把火，拐着一个姑娘（我奶奶），从河北保定府逃到这里。”他是个“剽悍的男子汉，在阳光里眯起那两只鹰隼样的黑眼，下巴落在双手里，身体弯曲成饿鹰状，端的一个穷途英雄。”在这“匪种寇族迁来，设庄立屯”的一方世界，横生出“鬼雨神风，星星点点如磷火闪烁”。作家运用扩展的、怪诞的手法，来营造一种我父亲诞生前的可怖的自然氛围。“正说着话，听到四野里响起一阵怪声，隆隆如滚雷”，“四处水声喧哗，像疯马群，如野狗帮，似马非马，似水非水，远了，近了，稀了，密了，变化无穷。我爷爷从草棚里望出去，见月光中亮出满山野鸟，白得有些耀眼”，“月下不见树叶，恍惚间觉得树上挂满了异果”，“细看才知树上也全是大鸟。”就在这样怪异的环境中，杀人逃犯的妻子——我奶奶经历着临盆的痛苦和煎熬。

我奶奶几近绝望，认为活不下去了。可穷途英雄我爷爷却说：“咱人也杀了，火也放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当初就说，能在一起过一天，死了也情愿，咱在一起过了多少个一天啦？水大没不了山，树高戳不破天，好好生你的孩子。”中国式的乐观精神支撑着他们应付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

故事很简单。在水涨水落之中，在希望与失望之中，我奶奶在与临盆的痛苦搏斗。然而，就在这大水莽荡草洼之中酿成了一场仇杀。紫衣女人开枪打死了与她有杀父之仇的黑衣人。而黑衣人之所以将紫衣女人的父亲老七杀死，是因为他伤害了白衣盲女。我想，《秋水》所刻划的是一种意境，正如Ｒ．Ｗ．Ｂ．路易斯在评论《福克纳在旧世界》中所说的，这种意境是努力从某种死亡境地回归到某种生命状态，从隐退和瘫痪的各种黑暗洞穴返回生命活力之源泉。〔９〕紫衣女人接生了一个杀人逃犯的后代，同时又杀死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早年曾经杀死了紫衣女人的父亲，而紫衣女人的父亲一定也伤害过白衣盲女的一个亲属。人间的仇杀就是这么一环紧扣一环，在莽野之中具有几乎是一种宿命的力量。故事以一个寓言式的民间歌谣作结束：

白老鸹吃紫蟋蟀。蓝燕子吃绿蚂蚱。

黄＿＿吃红蜻蜓。

绿蚂蚱吃白老鸹。紫蟋蟀吃蓝燕子。

红蜻蜓吃黄＿＿。

这寓言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

莫言笔下的“英雄”有的有性缺陷，其故事的传奇色彩每每与性的缺陷联系在一起。作家所描述的性缺陷左右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这里，人们几乎可以有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注释，即由于性的缺陷的存在，男性英雄因为要证明自己的男性本色而变得更加疯狂而放浪，更具

有一种悲壮英雄的特色。例如，《白棉花》中的《父亲在民夫连里》〔１０〕的“我父亲”。“那猛烈的爆炸声和淡薄的硝烟以及缓缓飞起的人与狗的破碎尸首合成一股力量，猛烈一击，使父亲心脏紧缩，随即下体一阵难以名状的剧烈痛楚，那只残存的、非常发达的„雀蛋儿‟紧紧地缩上来。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思念倩儿——我的母亲时，就要爆发这种痛楚。”在民夫连运送六万斤小米子的路上，遇上了一条冰河，没有桥，只能光身子下去探河。于是，“我父亲”脱得一丝不挂，踏进河水。“往前走，水渐渐淹至大腿根，他的狰狞鸡头缩得如一只蚕蛹，那个过分发达的独蛋儿歪歪地贴在盆腔上，丝丝缕缕扯不断的钝痛，这地方是父亲身上的要害，他遵照爷爷的意旨加倍地尊重它宝贵它，不敢有一点点损伤。……后来它老人家整个儿淹没在河水中了，父亲用一只手捂着它，但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恐惧与痛苦由此产生。” 作家用这一独特的角度描写了这样一个自我夺权的英雄“英明又混帐的领导”，他动辄就威胁割耳朵或剥裤子骟蛋子，既表述他原始的野性的一面，又表述他临危不惧、自我牺牲的侠义的一面（你们都是两个蛋，我只有一个蛋，你们冻坏一个还有一个，我冻坏了就没有了）。在莫言的叙事艺术中，他成功地颠倒了时间的顺序，让故事在意识的流动中展开。我觉得其中有明显的福克纳的影响。人们在阅读《喧哗与骚动》时发现福克纳将故事的出场时间颠倒，小说按一个个片断前后错乱地演进。让－保罗·萨特认为，福克纳对现在的概念，“并不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划定界线或有明确位置的点。他的现在在实质上是不合理的;它是一个事件,怪异而不可思议,像贼一样来临——来到我们跟前又消失了。”〔１１〕福克纳像多斯·帕索斯一样，将故事演化在意识之中，演化在片断之中，让读者最终去编缀故事之网。我在阅读《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１２〕（一篇写得十分美丽的小说）时，感受到作家这种现代主义的努力。莫言所叙述的世界，和福克纳的一样，犹如“坐在敞篷车里往后看的人所看到的”，“每一瞬息都有影子在他右边出现，而左边是点点闪烁、颤动的光。只有当它们被仔细看去的时候它们才变树，变人，变车子。”〔１３〕每一瞥，每一瞬间是一缕光，一种色彩，一丝记忆，一种印象，具有超现实的力量。

著名民歌演唱家吕乐子“骡子”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把自己的那玩意儿割掉了”。作家并不急于解释为什么，却把读者带回２０年前的古老的吕家祠堂。发生在童年时代的事件仅仅是一个个片断：“骡子”疯狂追求“小蟹子”。“在下课铃响前二十分钟，他就烦躁不安起来，烦躁不安通过你扭屁股、摇脖子、头皮上流汗等一系列的行为和现象表现出来。”“骡子”去解开拴绵羊的麻缰绳，为的是找借口去和“蟹子”约会。然而，故事又回到现在，“小蟹子”和她丈夫“鹭鸶”闹离婚。然后，故事又拉回过去。“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发现„蟹子‟的胸脯上鼓起了两个鸡蛋那般大的瘤子。我们当中连弱智的„老婆‟都知道那俩东西不是瘤子而是两个好宝贝。从此之后，„蟹子‟的胸脯上便印满了男孩的眼光。”时间又跳跃到“当它们像八磅的铅球那般大时„鹭鸶‟这兔崽子每晚都摸着它们睡觉。”接着，故事又回到“昨天这时候，你和羊已经尾随在„蟹子‟背后，羊吃草，你唱民歌。”“小蟹子”住进了精神病院，“胖得很厉害，一张大脸白白的，眼睛比她少年时小了许多。”有一天晚上，“骡子”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大雨哗啦啦，“像天河漏了底儿”。他看到雨中卧着一个长发凌乱的女人。他伸手去拉她时，她突然用十分尖利的指爪，把他裤裆里那个“把柄”紧紧地抓住。“他光着屁股跑回家，站在门口他哆嗦着，衣服已被剥光”，“眼前的门轻轻地开了，开门的人竟然有点像那个在雨中梦一般出现又梦一般消失的女人。”

这个长发凌乱的女人是谁？是刘书记那个３０岁刚出头的老婆吗？是“小蟹子”吗？作家用现代派的手法，表述了一个充满神秘和荒谬的表明人的异化的故事。

萨特曾经发问，为什么福克纳和许多其他的作家都选择了这种特殊的荒谬性呢？他说，“我们必须从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状态中找寻原因。”〔１４〕因为社会转型期的形态具有诸多的荒谬性，莫言敏锐地感觉到这种社会形态的荒谬性，从而找到了一种适合时代的、具有现代艺术特征的风格。

莫言在小说叙述文体中非常注意色彩的运用，人们可以看到印象主义的痕迹。请读下面一段： 你的绵羊出现在被野豌豆花装扮得美丽无比的墨水河大堤上时，西边的太阳流出苍老的金黄色来，河水自然也被金黄感染，生成幽深的玫瑰红，青蛙因为鸣叫而鼓起的两个汽泡在两腮后多么像两个淡紫色的小气球。〔15〕

这简直是一幅色彩斑斓的自然的图画。作家不惜各种色彩的运用，“苍老的金黄色”“金黄”“幽深的玫瑰红”“淡紫色”，令人目不暇接。再请读一段：

那些四个棱的狗蛋子草好奇地望着他，开着紫色花朵的水芡和擎着咖啡色头颅的香附草贪婪地嗅着他满身的煤烟味儿。河上飘逸着水草的清香和鲢鱼的微腥，他的鼻翅扇动着，肺叶像活泼的斑鸠在展翅飞翔。河面上一片白，白里掺着黑和紫。〔16〕

这种生动的、富有色彩的田园牧歌式的描述，人们也可以在福克纳的文体中找到：

小巷两边都是建筑物的背部——没有上漆的房子，晾衣绳上晾的颜色鲜亮刺眼的衣服更多了，有一座谷仓后墙塌了，在茂盛的果根间静静地朽烂着，那些果树久未修剪，四周的杂草使它喘不过气来，开着粉红色和白色的花，给阳光一照，给蜂群的营营声一烘托，显得挺热闹。〔17〕

在莫言的小说中，人们还可以发现魔幻和神秘感的影响。他的神秘的图景与形象，表面上显得十分荒诞，每每是印象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如：

突然，我们看到一个通红的女人扑进火堆里。她张着胳膊，像一只通红的大蝴蝶扑进火堆里。她也许根本不像蝴蝶顶多像一只老母鸡扑进火堆里。……一会儿，我们就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鸡肉味。〔１８〕

“通红的女人”扑进火堆，接着闻到的是“一股香喷喷的鸡肉味。”

再如：

民兵连长正吆喝着，就听到那株成了精的大柳树上咯吱吱一阵响，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从树上跌下来。

我们的魂儿都要吓掉了，因为红灯笼照出的光明里出现了一具没有头的女尸。也许由于没有了头，她的脖子显得特别长。她身上赤裸裸一丝不挂，一副非常流氓的样子。〔19〕

在莫言的小说里，眼泪成了绿色的，“脖子上的血管像绿虫子一样蠕动着。”〔２０〕“绳子像蚯蚓一样扭动着，一会儿扭成麻花，一会儿卷成螺旋圈”。〔２１〕“支部书记一下子化在地上，浑身上下都流出了透明的液体。”〔２２〕

莫言试图将中国式的神话与魔幻描写进他的小说里，以增加其生动性。请看：

他最后想了个好法子：开炉取丹时，让一个正来例假的女人站在炉边，狐狸精怕女人血，就不敢来盗仙丹了。说他出丹那天，“大金牙”的娘站在炉边，一开炉门，果然白气冲起，差点没把屋盖掀跑。他的脸在白气中隐现着，赤红赤红，宛若一块炉中钢。〔23〕

作家在这段描写里，把“身穿黑西服，脖缠红领带，嘴叼洋烟卷，鼻架变色镜，斜挎黑皮包，左手戴一块黑色电子表，右手戴一块黄色电子表”的时代英雄的愚昧与荒唐，通过魔幻手法勾勒得入木三分。

我觉得，莫言从福克纳那里获得了象征主义的启迪和灵感。我无意在此如布鲁克斯所批评的那样，去咬文嚼字，贩卖象征这个名词。但布鲁克斯也承认，即使是最简单的文学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24〕现在，文艺批评家都认为，枪在《熊》里的象征意义，它贯穿整个故事，是统一全局的主题。艾克第一次遇到老熊时，把枪扔了，这是神圣的行动；第二次他扔掉枪，冒生命危险去救熊口下的孤单无援的小狗，这是博爱的行动。Ｒ．Ｗ．Ｂ．路易斯认为，这是故事主要的象征性倾向。〔25〕我认为，红萝卜在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26〕里，像《熊》中的枪一样，具有一种象征的力量。莫言塑造了一个沉默寡言的、骨瘦如柴的黑小孩形象。生产队分配这个“放个屁都怕震倒”的小孩去为公社水利工程砸石子。他有一切自然之子的伟大。“他用脚指头把一个个六个尖或是八个尖的蒺藜撕下来，用脚掌去捻。他的脚像骡马的硬蹄一样，蒺藜尖一根根断了，蒺藜一个个碎了”。虽然生活中充满了苦难，后娘没有给他任何的爱，但在自然之中，他总是可以找到欢乐和愉悦，找到灵魂的慰藉。“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着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他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嘴角上漾起动人的微笑。”黑孩寡言木讷，别人还以为他是哑巴。但“他四五岁时说起话来就像竹筒里晃豌豆，咯崩咯崩脆。可是后来，话越来越少，动不动就像尊小石像一样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寻想着什么。”然而，黑孩身上似乎有一种超自然的魔法。小铁匠喝令他把滚热的钻子捡回来。他“一点一点弯下腰去，伸手把钻子抓起来。他听到手里„滋滋啦啦‟地响，像握着一只知了。鼻子里也嗅到炒猪肉的味道。”“小铁匠看到黑孩手里冒出黄烟，眼像风瘫病人一样歪斜着叫：„扔、扔掉！‟他的嗓子变了调，像猫叫一样，„扔掉呀，你这个小混蛋！‟”

黑孩有一个美丽的梦。他看到在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美丽的童稚的梦很快就被恶的现实击破了。当黑孩的手就要捉住小萝卜时，小铁匠猛地窜起来，一把将那萝卜抢过来，那只独眼充着血：“狗日的！公狗！母狗！你也配吃萝卜？……”

黑孩总是想着那个萝卜，金色的，透明。

一次，发了疯的小铁匠难受死了，要黑孩去拔个萝卜来救救他。黑孩就如被一种神话驱使，行一膝步，拔两个萝卜。他再也找不回自己的梦，梦中那透着液体的红萝卜了。于是，他就从事破坏，拔，举，看，扔，还没有长成的萝卜一半给拔了出来，萝卜地一片通红，好像遍地是火苗子。整篇作品充满了一种失望的悲剧情绪。红萝卜成了卑微生活中的奢侈、享受和欢乐，具有一种神话的力量。

对在生活中缺乏爱的黑孩来说，它犹如一个飘渺的美丽的传说。红萝卜成了一个象征，它揭示了美丽的幻想与严酷、专横现实的矛盾，生活是多么无可奈何，荒凉得如同盐碱地。如果说《熊》中的枪象征权力，象征“价值的超越”的话，那么《透明的红萝卜》中的红萝卜就象征生命的梦，这美好的生命对于生活在最底层的黑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四

和福克纳一样，莫言的作品，从《民间音乐》、《白狗秋千架》到《白棉花》，从《红高粱家族》到《酒国》，由于运用乡土素材而获益甚多，这使他“有可能坚持表现他心目中的关于极其古老、基本上不变的人的困境的永恒真理。运用他的乡土素材，他发现他能守在家乡同时又能处理带普遍意义的问题。”〔27〕

中国文艺批评家曾经注意到莫言的现代主义的努力，但并不是非常自觉地、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阅读《透明的红萝卜》使我们得到一种十分新鲜而又陌生的艺术经验。这篇小说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明显地与我们平时习见的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在性质上和形态上都有很大的不同。”〔28〕这是１９８６年的评论。《透明的红萝卜》新鲜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与我们习见的艺术形象有不同？不同在何处？如果我们把莫言的创作放在一个更宏大的文学背景上来考察，如果我们考虑到并研究了莫言所受的福克纳和其他现代派作家的影响，我们便会非常自然地、非常恰当地看出莫言艺术实践的路子，使我们懂得为什么他小说中的人物变了形，在这些变了形的人物中产生了超道德的英雄行为，给人们一种强烈的异化感和孤独感。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莫言的创作完全处于福克纳的阴影之下，不，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正如以上分析的，福克纳对莫言有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种“化境”，是自然而然地融化在莫言的艺术里。他们之间的共通，一部分在于影响与借鉴，一部分则是由于艺术与灵感的吻合。我认为，后一种则是更为重要的。

有的批评家注意到莫言在营造意象中的自觉追求。但意象难道仅仅是中国的吗？仅仅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之一吗？中国的古典文学中，特别是词中，充满了意象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意象的极致。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外国文学中没有意象。２０世纪初的意象主义就是一例。虽然小说的意象与诗歌的意象有不同之处，但其诗学上的含义是相同的，就是说，小说与诗一样，都必须具有诗学上的蕴含。我觉得莫言小说中的意象已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模式了，他很明显地吸收了、消解了外国意象主义的营养，而将它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特别是在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这一冲突上，他表现了独特的观察和描述世界的方式，表现了他独特的哲学的思考。这既不纯粹是中国的，也不是外国的，而是他融中外之精华，坚实地踩在自己的基石上，走自己的路。

如上分析，莫言在小说创作中尝试了现代主义手法。这是中国小说观念现代化中令人鼓舞的努力和成就。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化会不会使中国小说成为西方现代派的尾巴呢？我认为是不会的。有出息的艺术家植根于自己中国土地的丰富营养，汲取外来文学的精华（包括现代派的精华），会创造一种全新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艺术来。正如莫言自己说的，“现在我想，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无疑是两座灼热的高炉，而我是冰块。因此，我对自己说，逃离这两个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他又说：“我想，我如果不能去创造一个、开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我就永远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如果无法深入进我的只能供我生长的土壤，我的恨就无法发达、蓬松。”因此，他给自己树立了四条原则：“

一、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

二、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

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

四、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29〕

莫言是清醒的，这确实是他不死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