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长春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李长春: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央有关部门联合举办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这对于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这位历史伟人,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崇高品德和革命风范,进一步加强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坚持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代表党中央,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并通过你们向广大理论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特别是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世界上也有巨大的影响。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他的光辉一生充分表明,他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的名字,同我们党、国家和军队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辉煌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
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著作。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十四大以后,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增订出版第一卷、第二卷。这些著作概括了邓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独创性思想,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之后又写入宪法。十五大以后,全党兴起了一个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经过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不断取得新进展,邓小平理论日益深入人心,广大党员干部运用这一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十多年来,广大理论工作者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把研究邓小平理论同宣传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把研究邓小平理论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加深了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坚持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同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加深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关系的认识,加深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加强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对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光辉思想,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继续抓紧抓好。明天,胡锦涛同志将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提出新的要求。这里,我就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谈几点意见。
第一,通过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认识
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新成果。邓小平同志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出一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说过的符合当代客观实际的新话。在拨乱反正遇到“两个凡是”障碍的时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进程中,他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常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总结新经验,提出新思想,创造新理论。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根据实践和时代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今天,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就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勇于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科学态度、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进一步提高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就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进一步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就要研究如何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就要研究如何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要研究如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和深化理论创新的崭新起点,坚持求真务实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更好地回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第二,通过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中心内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努力。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深刻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科学论断,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邓小平同志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需要我们继续写下去的“大文章”。
今天,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就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牢牢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始终坚持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性地推向前进;就要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基本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深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就要研究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认真分析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和一些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就要研究如何运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总结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成功经验,进一步解决改革发展稳定和加强党的建设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就要研究如何全面把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把坚持“四基本”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就要研究如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课题,继续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
第三,通过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靠发展来不断巩固和推进的。发展是贯穿邓小平理论整个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实践的主线。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如何认识发展、怎样加快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他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我们确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路线。他指出,加快发展必须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要善于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决不能丧失机遇;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力争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他强调,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既要把握沿海率先发展的大局,又要把握沿海发展起来后帮助内地发展的大局;要始终注意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这些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在发展问题上的战略思考,对推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就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始终把握发展这个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坚决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要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发展问题上的一系列理论创新,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要研究如何根据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加深理解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就要研究如何吸收国外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借鉴世界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
第四,通过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要求的认识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他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强调要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他曾经说,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我们党执政以后尤其要注意防止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他强调,“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人民利益标准。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他指出,人民群众是改革和建设的主体和决定力量。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越是改革深入,越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他指出,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这些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进一步回答了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的思想,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
今天,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就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时时充满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处处体现对人民群众的关心,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念,坚定人民立场,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就要研究如何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牢记“两个务必”,进一步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竭诚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就要研究如何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要求,并把它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就要研究如何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五,通过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
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不断成熟的一大法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党的建设思想,分析我们党在执政特别是改革开放条件下面临的新考验,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他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要改善党的组织状况,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按照“四化”的要求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各级领导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这些思想,对我们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今天,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就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始终高度重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领导作用,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根本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要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要论断,进一步回答和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要研究如何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要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重大问题,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就要认真总结党在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研究和借鉴世界上其他政党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研究我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的新要求,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通过我们的研究,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的基础之上。
第六,通过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认识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就没有一切。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克服封建主义的影响,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在对外开放中,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满怀信心地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今天,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就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就要研究如何坚持一切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出发,既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反对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抵御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侵袭;就要研究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和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下,如何既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又坚决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就要研究在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社会意识出现多样化的形势下,如何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凝聚力、感召力。
以上六个方面,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着重把握的问题。我们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努力推出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为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动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提供有力支持。
在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党最根本的思想建设。实施这一工程,要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形成充分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形成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
目前,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局良好,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我们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极端重要性,满腔热情地投身于这一庄严的历史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交付给我们的光荣使命。我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思想理论界的共同努力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定能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一定能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一定能进一步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同志们,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是时代赋予广大理论工作者崇高而神圣的责任。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的态度、创新的精神、求实的作风扎实工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促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25日
第二篇:李长春在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有关部门联合举办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深切缅怀陈云同志的不朽业绩,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崇高品德和革命风范,这对于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进一步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切实搞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进一步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代表党中央,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理论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在20世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以辉煌业绩、深邃思想和崇高品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陈云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党、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关头,创造性地提出许多正确的主张和建议,为党和国家渡过一道又一道难关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胆识,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和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观点。他的重要思想观点,成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党中央历来重视对陈云同志的思想和实践活动的研究和宣传。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同志曾指示编辑陈云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的讲话和文章,供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成员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同志阅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陈云文选》。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陈云年谱》。这次,为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又编辑出版了《陈云文集》和《陈云传》。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陈云同志的历史功绩,精辟阐述了陈云同志的许多重要思想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明天,胡锦涛总书记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对紧密结合当前改革和建设的实际,进一步加强学习和研究陈云同志的思想和实践,作出重要的指示。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当前,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正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加强对陈云同志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更应努力汲取他的政治智慧和精神财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学习他的始终心系人民、追求真理的崇高品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下面,我谈几点意见。第一,加强对陈云同志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研究和学习,进一步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陈云同志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特别是处理那些事关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并善于把握事物的本质,把握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冷静地判断形势和分析问题。越是在发生困难和曲折之时,越是显示出他独特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这与陈云同志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分不开的。陈云同志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的口号。他认为,在干部中特别在领导干部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学习理论,“首先要学习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他的切身体验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陈云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高超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既唯物又辩证,始终实事求是。正是由于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领会、正确把握和纯熟运用,陈云同志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思想和理论认识不断产生新的飞跃,思维十分敏锐,视野十分开阔,观察和分析问题全面透彻。许多深谋远虑和国策大计,都是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唯物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精神的精妙运用。陈云同志从他几十年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十五字箴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概括提出了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是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思想的创造性阐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这十五字箴言,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陈云同志曾多次作过解释。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才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要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克服片面性。比较,就是做结论要经过上下左右的比较,要设想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经过反复比较,作出最佳选择,防止匆忙下结论。反复,是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决定问题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听听不同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避免草率做决定。这些都是陈云同志多年的经验之谈,对我们今天坚持和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做好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都很有指导意义。陈云同志是全党公认的善于作调查研究的楷模。他有一句名言:“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因为“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吃透两头,一方面对政治路线要有正确的了解,另一方面对具体情况要有切实的了解。他还特别要求领导干部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以便广泛了解真实情况。陈云同志的讲话和文章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掌握材料十分具体周详,注重靠准确的事实和数据说话。他解决问题,总是深入实际,先做周密的调查,在对各方面情况进行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上,准备几个方案,反复权衡,慎重决策,因而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薄一波同志曾经说过,陈云同志从全面的调查研究入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种领导工作的方法,就是善于抓住牛鼻子,因而进退自如,疾徐由我,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当前,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陈云同志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和经验,努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努力掌握运用调查研究方法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全面真切了解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的基本功;不断提高求真务实的自觉性,打牢求真务实的思想基础,用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客观规律,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以及各个部门和地方的各项工作。这是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责任。第二,加强对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研究和学习,深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陈云同志的经济建设思想,是他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工作的结晶,是很深刻很富有特色的。这些具有创造性的思想贡献,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丰富了邓小平理论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他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顺利开展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胜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建立全国统一的财政经济体系和制定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陈云同志为这条道路的艰辛探索殚精竭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例如,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他提出“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又例如,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方面,他强调必须按比例发展,认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这一时期,陈云同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关于综合平衡的思想。他深刻论述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也没有间断。“文革”后期陈云同志在协助周恩来同志抓外贸工作时,他根据历史发展的新情况,主张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功地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陈云同志经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提出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理论上的一个突破,使人们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认识上大大推进了一步,为后来逐步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重要的历史铺垫。陈云同志还提出了关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的观点,关于“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观点,关于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的观点,关于经济工作必须脚踏实地、力争有较快的发展速度的观点,等等。陈云同志大力主张和坚持改革开放,赞成和支持办好经济特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他在晚年时还说:“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他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认真学习和研究陈云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深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加强对陈云同志党建思想的研究和学习,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陈云同志对毛泽东建党学说和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延安时期,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达七年之久,对党的干部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都有重要建树。建国后,陈云同志根据党的地位和任务的变化,对执政党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纪委书记近10年,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思想。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陈云同志从延安时期起就提倡在党内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并把能否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的重要标志。他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纪律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同时,他又强调要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要允许党内不同意见存在,防止“一言堂”、“一边倒”。陈云同志还强调必须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上个世纪80年代初,陈云同志积极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方针,并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他反复强调要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并提议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连续不断地保持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干部队伍。他认为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一项战略任务。“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陈云同志根据改革开放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新的考验而作出的精辟论断。陈云同志认为,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为人民谋利益。党群关系是党风问题的核心。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切实维护人民切身利益,二是坚决反对党内不正之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陈云同志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强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一起抓,并突出强调党风建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当前,我们正在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紧紧抓住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两大根本性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对于进一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全面推进执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仍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第四,加强对陈云同志理想信念和崇高风范的研究和学习,进一步把握和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陈云同志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挫折和压力,他都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他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树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人生观。他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客观真理,要树立这样的人生观,必须做到三件事:一是要把握这个客观真理;二是要为实现这个客观真理而奋斗;三是在奋斗中要有决心,要干到底。他还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性教育,领导干部要做出表率。重温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每个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是大有裨益的。陈云同志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心系群众福祉。延安时期,他就指出:“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我们党执政以后,陈云同志又反复强调:“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为了人民的利益,他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政治品格。他强调,领导者要经常了解群众心理,把握群众情绪,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入手,从群众最高兴的事情做起,根据群众需要和自愿的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这些论述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提高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自觉性,进一步坚持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政绩的自觉性,始终不忘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很有启示和指导意义。陈云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和人民公仆的本色。全国胜利前夕,陈云同志在给一位干部子弟的信中严肃指出: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否则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们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切记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指出:“人们常常容易在胜利时因疏忽、骄傲而犯错误。”“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丰富了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居安思危、拒腐防变、艰苦奋斗、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陈云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品格风范,堪称楷模。毛泽东同志曾经评价陈云同志说: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住要点。江泽民同志指出:“在陈云同志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陈云同志的深邃思想,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陈云同志的崇高品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陈云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和精神是永存的。同志们,在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了许多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思想宝藏。充分发掘这个宝藏,充分发挥这个宝藏的资政育人作用,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党史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做好这项工作是功德无量的,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更好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助于不断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助于我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有助于我们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有助于我们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当前,我国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又复杂多变,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都面临新的考验。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居安思危,努力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加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学习,加强对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努力提高领导能力和政治理论水平。我们要继承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三篇:李白的生平和思想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因罪徒居中亚。他诞生于中亚的碎叶(今苏联托克马克),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因自号青莲居士。他的家庭可能是个富商,幼年所受的教育,除儒家经籍外,还有六甲和百家等;他的生活情趣和才能也是多样的,他不仅是一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青年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的少年游侠和羽客,传说他曾经为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二十岁以后,他开始在蜀中漫游,曾登峨眉、青城诸名山。这些生活经历,对李白豪放的性格和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也造成他的思想的复杂性。
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岁,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一个新的漫游而兼求仕的时期。他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游踪所及,几半中国。李白的漫游有恣情快意的一面,但也有他的政治目的。他没有也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这和他的不屈己,不干人的性格以及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宏愿都不相符合。因此,在漫游中,他有时采取类似纵横家游说的方式,希望凭自己的文章才华得到知名人物的推毂,如向朝朝宗诸人上书;有时则又沿着当时已成风气的那条终南捷径,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来树立声誉,直上青云,如他先后和元丹丘、孔巢父、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剡中。他尝自言隐不绝俗,说穿了也就是隐居以求仕。
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终因吴筠的推荐,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人的喜悦是可以理解的。李白初到长安,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见叹为谪仙人,声名益振。玄宗召见时,也降辇步迎,如见园绮。但实际上玄宗所赏识的只是李白的才华,把他看作点缀升平和宫廷生活的御用文人,因命供奉翰林。这不能不使李白感到他的政治理想的破灭。同时,他那蔑视帝王权贵的傲岸作风,如他自己说的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又招致了权臣们的谗毁,也使他感到长安不可以久留。在度过一段狂放纵酒的生活之后,他上书请还。五噫出西京,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三年的翰林供奉,使天真的诗人李白初步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现实政治的黑暗,开始写出一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
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天宝三载春,李白离开长安后,再度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在洛阳他遇见了杜甫,在汴州又遇见高适,这三位诗人便一同畅游梁园(开封)、济南等地。李白和杜甫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天宝四载秋,李白和杜甫分手后,又南游江浙,北涉燕赵,往来齐鲁间,但以游梁宋为最久。这时期李白的生活是窘困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心情也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拽鞲上鹰,但始终没有丧失他的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随着天宝年间政治的日益黑暗,他揭露现实的作品愈来愈多,反抗精神也愈来愈强烈,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显著特色。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由宣城避地剡中,不久即隐居于庐山屏风叠,密切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次年冬,永王李粼以抗敌平乱为号召,由江陵率师东下,过庐山时,坚请李白参加幕府,李白出于一片爱国热情便接受了他的邀请。不料李粼暗怀和他的哥哥唐肃宗(李亨)争夺帝位的野心,不久即被消灭,李白也因而获罪,下浔阳狱。出狱后,又被判处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李白这时已五十八岁,在世人皆欲杀的残酷迫害下,经常爽朗大笑的诗人有时也不得不发出无声的垂泣: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乾元二年(759),李白西行至巫山,因遇大赦,得放还。他经江夏、岳阳、浔阳至金陵,往来于金陵、宣城间。上元二年(761),李白六十一岁,闻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他由当涂北上,请缨杀敌,但行至金陵,因病折回,所以他说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次年,宝应元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家。初葬采石矶,后人遵诗人遗志,改葬青山。和杜甫一样,在安史之乱期间,李白诗歌的特征,也是爱国主义精神。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他还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等类人的气质或行径。这和他的思想的复杂性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并且认为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有时他甚至把庄子抬高到屈原之上:投汨笑古人,临濠得天和。与此同时,他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所谓以武犯禁、不爱其躯、羞伐其德这种游侠精神,在李白身上也是存在的。所以他又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儒家思想和道家、游侠本不相容,陈子昂就曾经慨叹于儒道两相妨,但李白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了。这就是他在诗文中再三重复着的功成身退。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所以他非常钦幕范蠡、鲁仲连、张良等历史人物。主观上的结合并不等于事实,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李白这种人生理想始终未能实现。但他又始终在追求,矛盾、冲突、以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狂放等便都产生了。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这对于我们理解李白思想的矛盾复杂性质是很有启发的。当然,李白的思想也有庸俗、消极的一面,如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等,这在他的生活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
第四篇:陶渊明的生平和思想
陶渊明的生平和思想
1、生平: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私谥靖节。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其生平大体上可分三个时期:二十九岁以前为居家读书时期;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为时仕时隐时期;四十一岁至六十三岁为归隐时期。有《陶渊明集》。
2、思想:东晋末年的思想学术是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的玄学盛行,佛教、道教亦广泛流播,传统的儒家思想虽受到冲击,但并未完全泯灭。陶渊明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道家思想的影响。儒家的济世救民的入世精神、道德人格修养、安贫乐道的心态,在他的思想中均有所体现。而道家的追求个体自由和超脱世俗的出世精神,以及崇尚自然、追求反朴归真的思想,又深深地嵌入了他的灵魂之中。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
一、陶渊明的诗歌
1、思想内容:
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上划分主要有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其次还有行役诗、赠答诗等。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田园诗:描写了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纯朴的田园生活。这是被诗人理想化、艺术化了的一种境界。反映了诗人的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的超脱心境,同时也是对当时黑暗现实和官场丑恶的一种否定。如《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野外罕人事]、《饮酒》[结庐在人境]、《和郭主簿》等。抒写了对躬耕生活的体验和对劳动的热爱,并体现了诗人对农民的深情厚谊。如《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描写自己生活的困顿和农村的凋敝,反映了诗人的理想化境界之外的现实世界。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乞食》等。
咏怀诗和咏史诗: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相近,咏史亦是咏怀,它继承了阮籍《咏怀》和左思《咏史》的诗歌传统。诗的主要内容是抒发个人思想、情怀和志节。有的表现了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矛盾;有的忧患生命价值的实现,抒发了壮志难酬的苦闷;有的反映了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坚守个人志节的高尚品格;也有的以“金刚怒目式”的方式抒发着激愤的情怀。如《饮酒》、《拟古》、《杂诗》、《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多属这一类。
其它:陶渊明的行役诗是其宦游其间的作品,多是写行役之苦和厌倦仕宦思慕归隐的内容。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赠答诗多是写朋友之间的友情。如《答庞参军》、《与殷晋安别》等。此外陶渊明还有一些哲理诗。如《形影神》等。
2、艺术成就:
恬淡自然、醇厚隽永的艺术风格。陶渊明的诗歌题材和内容贴近平淡的日常生活,诗歌的形象也往往取自习见常闻的事物,而且是直写其事,不假雕琢,不尚辞采,陶渊明田园诗深厚的意蕴只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实感,托出诗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然平淡之中见神奇,朴素之中见绮丽。朱熹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苏轼说他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又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上卷《评韩柳诗》)元好问说他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三十首》)陶诗除了这种基本风格外,还有一些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的诗歌。朱熹也曾谈到他豪放的一面:“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
高远拔俗、天然浑成的艺术境界。陶渊明的诗歌意象看似平淡无奇,然却创造了高远拔俗的艺术境界。其诗的主旨在于写意,在于表达自己的心志、情趣和人生体悟,而写景、叙事只是为意造境。陶诗的许多作品达到了物我合—、主客融合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做到情、景、理的交融统一。
1 天然本色、精练传神的语言。陶渊明的诗歌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精练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达到了写意传神的艺术效果。他善于提炼日常生活口语入诗,沾染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常用比喻、象征、寄托等手法,即使使用典故也是俗语化。
作品赏析
1、《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
《归园田居》是陶渊明的一组著名的田园诗,共五首,约写于诗人辞去彭泽令归田的第二年(406)。本篇是其中的第一首,诗歌抒发了辞官归隐的志向,并通过对恬美幽静的田园风光的描写,表达了归田后恬淡闲适的愉悦心情。
全诗可分为三层:前八句为第一层,叙写自己的禀性志向及误落尘世的懊悔和最终归隐田园。以下八句为第二层,描写了宁静恬美的田园风光与田园生活的乐趣。最后四句为第三层,抒写了清净闲适的生活情趣和脱离尘俗、返归自然的欣喜心情。
本诗典型地体现了陶渊明田园诗平淡自然、恬静优美、醇厚隽永的艺术风格。作品采用了景物描写与情感抒发相结合的表现方法,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对景物的描写则采用了白描手法,精练传神地勾勒出生动如画的艺术形象,创造了恬淡宁静、淳朴自然、闲适安乐的艺术境界,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情感、生活情趣和人生理想。并且把平淡自然的田园生活与“尘网”、“樊笼”的官场生活相比衬,突出了他的爱憎情感,同时“尘网”、“樊笼”也是象征手法的使用。此外“羁鸟”、“池鱼”句也是比兴的运用。此诗语言平淡自然,不假雕饰,但却以平淡的“田家语”创造出了生动的艺术形象和优美拔俗的艺术境界,正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与苏辙书》)。
2、《饮酒》(结庐在人境)
本篇是陶渊明《饮酒》组诗二十首之五,是历来为人称道的名篇,描写了诗人归隐后悠闲恬静的隐居生活和心境。
本诗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前四句,写“心远地自偏”的道理。此四句可谓平中见奇,貌似实写,却是虚写,由虚处见意,实是写自己的心里感受和处世的哲理。第二层为中间四句,描写了幽静雅致的自然景物及悠然自得的心神情态,并以比兴的手法寄托了深厚的意蕴,创造了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第三层为最后两句,以含而不露的手法,提示“真意”,点题作结。
本诗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写景、抒情、言理三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譬如前四句,先写景后言理;中间四句写景的同时抒发了悠然自得的情怀,也寓托着倦而知还的道理;最后两句则是观照万物而体悟人生的哲理。诗歌创造了主客浑融、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即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妙融无痕,浑然天成。此诗的构思看似自然随意,实亦颇见匠心,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言:“‘意’字从上文‘心’字生出,又加一‘真’字,更跨近一层。则‘心远’为一篇之骨,而‘真意’为一篇之髓。”诗歌语言看似朴素自然、平淡无奇,实则达到了精练传神、含蓄蕴藉的境地。
二、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
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但是其艺术成就和风格却能在当时独树一帜,其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散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辞赋如《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其散文语言简省洁净,叙述描写形象生动,在骈文盛行的时代能别具一格。其辞赋主以抒情,感情坦率真挚,语言流畅自然。
《桃花源记》赏析
【原文】: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良
2 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这是一篇历来为广大读者传诵的名篇。《桃花源记》所描写的世外桃源是陶渊明的理想国,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世界。在作品中,作者描绘了一幅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君主统治,没有战争**,人们共同劳动,相互平等,过着自给自足、丰衣足食、自由自在、和平安乐生活的社会图景。
作品所描写的桃花源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空想社会。这种空想的社会,是作为现实社会的对立物出现的,与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压榨下和军阀混战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恰相对照。这种描写是作者对现实社会政治黑暗的尖锐批判,也是对秦、汉、魏、晋以来君权统治的大胆否定。
作品所描写的理想世界,虽然是幻想的产物,却有现实的依据。汉末以来,国内战乱不止,人们往往集结起来筑坞壁(一种构筑在村落外围作为屏障的土堡)以自保,在小小的地域中维持着安定的生活。这可能给作者以启发,作品中的桃花源也许是坞壁生活理想化的产物。但是作者理想的产生主要还是建立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是对于现实社会认识深化的结果。东晋末年和晋宋之交,社会**,战争频繁,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极端残酷,作者对现实社会黑暗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归隐以后又参加了一些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有一定的了解,于是产生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
《桃花源记》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隐居生活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压迫,渴望过着自食其力和平安定生活的思想愿望。此外,儒家的“大同”和老子的“小国寡民”以及鲍敬言的“无君”的思想都可能给作者以影响。但是,这种世外桃源的理想,在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里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一种幻想而已,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具有引导人们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桃花源记》全篇以渔人发现桃源的始末为线索,在结构上自然分成如下几层:
第一层(开头至“豁然开朗”)写渔人无意中发现桃花源的经过。文章首先交代了时间、人物及其职业,从捕鱼活动中自然地把人物引进桃花林,桃花林奇异的景色又引起渔人的探求,从而把人物引入桃花源。文章铺叙委曲婉转,水到渠成。桃花林景色的描写宛如仙境,为后文描写桃花源渲染了气氛,作了铺垫,暗中点明了桃花源名目的由来,同时也交代了桃花源与世隔绝的自然条件。
第二层(至“怡然自乐”)写桃花源中的景象和人们的生活。文章先是从渔人的所见所闻描绘桃花源的自然景色:平旷的土地,整齐的房舍,肥沃的田野,优美的池塘,纵横的道路,邻近的村落,茂密的桑竹„„;然后写人们的生活情景:往来交游、耕种劳作、衣服穿戴和生活乐趣。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幅恬静快乐的与世隔绝的田园风光。
第三层(至“不足为外人道也”)写渔人和桃花源人的交往。从渔人和桃花源人的交谈往来中,表现了桃源民风的古朴淳厚,桃源人的知礼好客;说明了桃源人的来历及其与世隔绝的原因。他们的先世是为“避秦时乱”而“来此绝境”的,这里既没有帝王,也没有王朝的更迭,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汉、魏、晋三朝的更替,所引起的只是叹惋而已。从而表现了对暴政战乱的厌弃憎恶和对君权王朝的大胆否定。
最后一层写渔人离开桃源及桃源再次与世隔绝的过程。这一层描写进一步加强了世外桃源神秘气氛的渲染。尽管渔人去时“处处志之”,却“遂迷不复得路”,就连好游山泽的高士刘子骥也无缘一睹胜境,虽欲游而终未果,以至“后遂无问津者”,桃源遂又与世隔绝。末尾一段文字与开头寻得桃源的描写是相互照应的。开始是“忘路之远近”,结尾是“不复得路”。作者笔下的桃花源究竟在何处,不得而知。不仅读者不知,就连发现它的渔人也无从知道。文章气氛的渲染更突出了桃花源虚幻的乌托邦色彩,也流露出作者苦闷迷惘的心情。
3 在艺术手法上,《桃花源记》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文章所描写的世外桃源,是作者理想的反映,是幻想的产物。作者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在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了这一理想的世界。文章所描写的景象既有现实的影子,又是理想化了的。它既不同于神话传说,又具有一定的神话传说的色彩。其次,作者善于叙事写景状物。全文仅三、四百字就能把发现桃源的始末,桃源中的景物、环境、风土、民情、来历、交往描写得清清楚楚,历历在目,既有生活的对话,又有曲折的情节,写景明丽如画,叙事委婉得体,有较高的艺术技巧。最后,语言简洁洗练,朴素自然,流畅易懂,明白如话,没有典故的堆砌和字句的雕琢,形成一种新颖明快的风格。
三、陶渊明的影响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附】
陶渊明《饮酒》赏析
北京大学中文系程郁缀教授点评
【原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组诗共二十二首,此为第三首。前有小序,说明全是醉后的作品,不是一时所写,并无内在联系,兴至挥毫,独立成篇。这首主要表现隐居生活的情趣,于劳动之余,饮酒致醉之后,在晚霞的辉映之下,在山岚的笼罩中,采菊东篱,遥望南山,此时情味,何其深永!陶诗的一大特色就是朴厚,感觉和情理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他常常用“忘言”“忘怀”等词语阻断对情理规律的探索和揭示,这或者就是诗歌回归自然的一种表现。
【主持人】陶渊明幽居于田园之中,不问世事的隐士,竟然能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成为后世士大夫的精神归宿,您能谈一谈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吗?
4 【程郁缀】陶渊明在我们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是非常突出的,他的120多首诗歌可以说每一首诗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唐代以前很多题材的诗歌,唐代的时候才登上它的高峰。比如边塞诗、山水诗、送别诗,惟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田园诗是陶渊明开创的,并且由陶渊明把它推上了它的顶峰。我们说唐代有很多田园诗人,比如说王维、孟浩然,宋代有些田园诗人,像范成大、杨万里。唐宋这么多的田园诗人应该说他们所创作的田园诗都是在陶渊明田园诗的浓荫笼盖之下,可以说是没有超过陶渊明的田园诗的。所以说陶渊明的田园诗歌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他生在公元365年去世在427年。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9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的时期,从29岁到41岁他是一会儿出来做官、一会儿又要归隐,是仕隐反复的时期。他在彭泽当县令时有一次上级来检查工作,他的这些下级的书吏们就说,你赶紧把衣服穿好了帽子戴好了再去迎接吧。他喟然长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就挂冠而去。这种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像李白,他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那么他挂冠归隐以后就隐居到田园中去,他的晚年是在田园中度过的。他跟乡亲们的关系非常好,自己有酒的时候就让隔壁邻居的老人们一起来喝酒,他自己没酒喝的时候就去敲人家的门说你家有没有酒,所以这个是非常率真的。而且他还亲自参加体力劳动,他有首诗歌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个“愿”一般人理解为回归自然之愿,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还可以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个愿望就是丰收的愿望。我认为只要能够丰收,那么衣服打湿了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理解可能更接近于普通的老百姓,而且这一点也不影响陶渊明形象的伟大。
陶渊明性格方面是非常率真的,他自己说“少无适俗运,性本爱丘山。”他很喜欢自然、很喜欢率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这个人不会弹琴,可是他自己家里老是放着一把无弦琴,就是没有琴弦的那个琴,高兴起来的时候就把琴拿着拨喇拨喇,没有琴弦肯定没有声音的,没有声音不要这个声音。“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就是说只要有琴动的意趣就不需要有子弦的声音,这是非常有趣的。他的一生最喜欢的一个是美酒,一个是菊花,这两点都非常突出,这两点在《饮酒》其五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主持人】请您给我们评析一下陶渊明这首《饮酒》。
【程郁缀】这首诗是非常好的一首诗,他开头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把自己的房子建筑在人世间,可是听不到车马的喧闹,那么“在人境”一定会有“车马喧”,为什么没有“车马喧”呢?他自己自问,说“问君何能尔”,就是我问你是什么原因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呢?下面他答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渊明非常有名的咏菊的诗歌,“采菊东篱下”是一俯,“悠然见南山”是一仰,在“采菊东篱下”这不经意之间抬起头来看南山,那秀丽的南山就是庐山,他家乡的庐山,一下就扑进了他的眼帘。所以这个“见”字用得非常好,苏东坡曾经说:如果把这个“见”南山改成“望”南山,则一片神气都索然矣。下面他就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就是说山里面自然的景观早晨和晚上都非常好,在傍晚时分飞鸟呼朋唤侣结伴而归,大自然是在这个很自然的气氛中飞鸟就回到鸟巢中去了。然后从这样一种非常自然的、非常率真的意境中,陶渊明感受到人生的某一种境地。但是这样一种非常微妙的境地,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欲辩已忘言”了。
【主持人】这首诗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何在?
【程郁缀】这首诗歌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它的好就在感情非常真率,一切都自然,特别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地自偏”对我们今天也不无启发,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非常现代化的、非常喧闹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我们已经不可能像陶渊明时代那样隐居到山林里面去。我们在这个非常热闹的现实当中,只要我们每个人他的心远离了一些名利、一些物质的追求、远离了一些世俗的官场,那么我们住的地方也会变得偏僻起来,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得宁静起来。我们也会克服一些浮躁的情绪,这样使自己变得非常的宁静,这个对于我们自己人生的修养,对于我们社会的安宁都是很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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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之一赏析
【原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归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是一首著名的田园诗,是作者辞官回乡后的次年写下的。诗的开篇说,年轻时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性格,生来就喜爱大自然的风物。“误落尘网中”,很有些自责追悔的意味。以“尘网”比官场,见出诗人对污浊官场的鄙夷和厌恶。“羁鸟”、“池鱼”都是失去自由的动物,陶渊明用来自喻,表明他正像鸟恋归林、鱼思故渊一样地思恋美好的大自然,回到自然,也即重获自由。那么生计如何维持呢?
“开荒南野际”就可以弥补以前的过失,得以“守拙归园田”了。接下来描述恬淡自然、清静安谧的田园风光。虽然陶渊明从小生活在庐山脚下,这里的丘山、村落原本十分熟悉,但这次是挣脱官场羁绊,从樊笼尘网中永远回到自由天地,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喜悦之情和清新之感。他后顾前瞻,远眺近观,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落、炊烟,以至深巷狗吠、桑颠鸡鸣、无不是田园实景,又无一不构成诗人胸中的真趣。“暖暖”,远景模糊;“依依”,轻烟袅袅。在这冲淡静谧之中,加几声鸡鸣狗吠,越发点染出乡居生活的宁静幽闲。结尾四句由写景而写心,“虚室”与“户庭”对应,既指空闲寂静的居室,又指诗人悠然常闲的心境。结尾两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回应了诗的开头。这里显示的人格,即非别墅隐士,又非田野农夫。罢官归隐的士大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锄禾田间的农夫缺乏陶渊明的精神生活,所以陶渊明是真正能领略自然之趣、真正能从躬耕劳作中获得心灵安适的诗人和哲人。“返自然”是这首诗的中心题旨。它是诗人人生理想,也是这组田园诗的主旋律。
陶渊明诗的自然真趣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天地宇宙万物之“道”的核心,又是天地万物的一种生存方式。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就是崇尚自然,“自然”是指导陶渊明生活和创作的最高准则。任真自然的本性流露,使陶诗的意境语言蕴涵着前所未有的天然真趣,使他成为诗歌史上最具魅力、最难仿效诗人。
1、任真率性,质性自然
任真性格:陶渊明自少好学,既专注老庄学说,也怀有兼济天下的壮心猛志,但在他思想性格中欣豫自适、委心事外的态度一直占主导地位,为人处事皆表现出任真率性的特点。《五柳先生传》是理解陶渊明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的一篇奇文,“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一切从任情适性出发,我行我素,萧统评其性格为“任真自得”(《陶渊明传》),颇得其要。
出仕归隐: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这十三年间,陶渊明曾几度出仕归隐,曲折复杂,充满矛盾。社会的黑暗混乱,官场的险恶污浊,激起他对仕宦生涯的厌恶不满。四十一岁彭泽令弃官一事,是其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对此他曾在《归去来兮辞》及序中表明心迹:“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由此可见,在他“质性自然”的本性与官场“矫厉”生活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既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是性格的矛盾,必然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二句正是渊明之出仕及弃官的最切合形象的譬喻。
人生态度:超尘脱俗、顺从自然、委运任化,是魏晋名士的普遍作风,这对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和思想观念影响很大,他视世俗“人事”为“网”为“羁”:“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是对人之本性的束缚,故而他决不肯“适俗”。陶渊明的这种鄙薄世俗的人生态度,一方面固然是继承了魏晋名士的清高之风,同时还含有不甘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精神,更是出于对精神放旷的自由境界的追求。朱熹曰“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澍《陶靖节集》引)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是以“自然”为依归的,向往和平安乐、躬耕自资的社会,追求淳朴真诚、淡泊高远的人生,喜爱恬静幽美、充满自然意趣的乡居,在田园生活中体味自然之“道”,寻求自然之“真意”,获得无限的乐趣快慰,他的冲淡平和的田园诗正是其人生境界和美学趣味的最好体现。陶渊明 6 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代之际,一个分裂混乱的黑暗年代。毕生经历三个时期:闲居、出仕、隐居。终以隐居闻,《宋书》、《晋书》、《南史》皆入《隐逸传》。
2、物我合一,意境自然
物我交融:陶渊明的田园诗,大部分作于弃官归里之后,抒发乡居田园生活及内心的感受,这类作品自成一体,独具个性,最能代表陶诗的风格。《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和郭主簿》二首、《杂诗》八首等是其代表作。崇尚自然的精神,决定了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是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因素。在陶诗中,自然景物不再是单纯的比兴素材,而是诗人体悟自然之道的感性形式。诗人笔下的田园风物,既是其相生相守的生活环境,又是诗人愉悦寄情的对象,更是诗人澄怀观道的媒介。《归园田居》五首,是诗人弃官后田园生活初期的自我写照,黄文焕《陶诗析义》曰:“'返自然'三字,是归园田大本领,诸首之总纲。„绝尘想'、„无杂言',是返自然气象;„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是返自然方法。至于生死者,天地自然之运,非一毫人力所得与。曰„终当归空无',一一以自然听之。”诗人在田园山水中找到了自己精神的真正归宿,物我合一,真正悟得了自然的真髓。
情景理合一:自然之景与人文之景融为一体,又寓以深刻的哲理,景即情,情即理,情、景、理三者合而为一,“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潘得舆《养一斋诗话》)。“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这些诗句既有理趣,又有情趣,以深厚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言浅意深,意味隽永,远远超越了东晋“淡乎寡味”的玄言诗风,独树一帜,为诗歌创作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
浑融的意境:陶渊明诗在晋宋出现的特殊意义,还在于比他同代乃至以后几代文人更早地发现和创造了浑融完整的诗歌意境,这种意境是在诗人淳真恬淡的生活和心情意趣中自然形成的,随诗人对自然的体悟而深化。不以一字一句,某一片断眩人眼目,而着重于整体意境的清新自然、浑融完整,往往臻于妙境。《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正因此而广受称颂。“渊明诗类多高旷,此首尤为兴会独绝,境在寰中,神游象外,远矣!”(温汝能《陶诗汇评》)“起四句言地非偏僻,而吾心既远则地随之。境既闲寂,景物复佳,然非心远则不能领其真意味。既心领岂待言。”(方东树《昭昧詹言》)心既远,方感地偏,方能无意见山而心与物遇,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方能于飞鸟日出而出,日夕而返中悟出委运顺化之真意;真意既得,又何仿忘象忘言。诗之玄理,妙融于自然景象之中,“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蔡启《蔡宽夫诗话》)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天地,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在他的笔下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得到艺术的再现。其归化自然、物我合一的理念,更赋予他的田园诗浑融和谐的独特意境。
3、平淡醇美,奇趣天然
自然本色:陶诗纯以自然本色取胜,美在朴实无华,是其“抱朴含真”理念的体现。在陶诗中,绝少奇特的意象、夸张的手法、深涩的语汇、华丽的词藻,一切从心胸中自然流出,高度精练、明净单纯。“发真趣于偶然,寄至味于淡然”(谢榛《四溟诗话》)“晋人诗,能以真朴自立门户者,唯陶元亮一人。”(贺诒孙《诗筏》)《饮酒》其七“秋菊有佳色”,《拟古》“仲春遘时雨”,《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移居》二首,平淡质实,略无雕琢,自然天成。
奇趣盎然:陶诗的好处还在于能在平淡的外表下,蕴涵深厚的情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能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平实流畅的笔法,构筑极富天然真趣的艺术境界。苏轼曰:“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惠洪《冷斋夜话》引),“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诗人似乎漫不经心随意点染的景物,却饱含着真情深意和丰富内涵,充满了奇趣盎然的诗意,自有其精妙谨严之处,“似大斧运斤,不见斧凿痕”(惠洪《冷斋夜话》)。即如“悠然见南山”之“见”,便是经过高度提炼的点睛之词,写出了诗人“偶尔见山,初不用意”的神情。又如“中夏贮清荫”(《和郭主薄》)之“贮”,写夏日树荫的清凉可掬,高度神似。再如“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 7 白”(《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写雪之轻虚,如历在目。朴素与华美、平淡与瑰奇,这些对立的审美范畴在陶诗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酿就了陶诗独特的魅力。
流风遗响:陶渊明自然真趣的诗风,将文人诗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直至唐代,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无不祖述,“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沈德潜《说诗睟语》)宋代以后,更是声誉大增,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无不倾心赞美,“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钱仲书《谈艺录》)陶渊明的人品诗风,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诗坛风尚和审美观念。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的《论诗绝句》道出了陶诗的美感特质。平淡自然,醇美有味,使陶诗在华缛绮靡、贵尚巧似的六朝诗坛独标一体,深刻地启迪了后代的诗风。
陶渊明与酒、菊
重阳节在季秋九月九日正是“秋菊盈园”,家家户户登山喝菊花酒,渊明一生酷爱菊与酒,这与他的生日重九有密切的关系。笔者考证他在五十四岁时作了一首止酒,决意要戒酒:“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可是到了生日那天却又说:“酒能袪百虑,菊解制颓龄”,真是“世短意常多”呀!“九日闲居一首”─序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诗说:“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喧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流留岂无成?”这首诗就在他五十四岁生日(文帝元嘉二年乙丑年)重阳节那天所作的。“菊为重阳冒雨开”。
菊花盛开的九月,俗称“菊月”,古时候,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也称为“菊花节”。人们在这一天要开菊花宴,喝菊花酒,据说是菊花酒令人长寿与消灾,而重阳登高,喝菊花酒,也成为中国人自古以来,一个很独特又富诗意色彩的习俗。
属于菊科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原产于我国的菊花,传说在神农氏尝百草时,已把它列为药物。依照本草、山海经、尔雅等古书的说法,它还有节华、女节、女华、金蕊、延年、帝女花、苦薏‥等别名。而据说,菊本来就是“鞠”字,鞠者穷也,也就是说,一年的花事,到这个时候已经穷尽了。九月秋凉的时候,百花落尽,春已远去,只有菊花迎秋风秋雨而盛开,“燕知社日辞巢去,菊为重阳冒雨开”,菊花是秋天萧瑟风雨中的唯一点缀。菊花自开到谢,始终花蒂不落于地,所以,没有落红满地的狼藉景象。
苏东坡也写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诗句,说菊花的花朵枯萎了,依然还挺立于枝头,花瓣绝不飘落,高傲无比。古人因此把菊花比喻为不趋炎奉承的节士和不屑与凡俗同流的隐士,与梅、兰、竹合称“四君子”。其实,菊花瓣的飘落与否,和生长环境及品种也有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传王安石执政时,曾写一首咏菊诗,诗里有“黄昏风雨过园林,吹得黄花满地金”的句子。苏东坡以为菊花瓣不会飘落满地,便倜侃的续和王诗:“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大怒,便把他贬谪到黄州。谁知黄州的菊花真的会落瓣,苏东坡才深为佩服的又写了“落英唯有黄州菊,博得荆公服子瞻”诗句,以表歉意。千古以来,菊花的真正知己,应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人陶渊明了。看到秋天的菊花,总让人想到陶渊明以及他的酒,菊与酒与陶渊明,似乎为以后的诗人们组成了一个诗意而美好的秋天,于是,后来的人就以陶渊明做为九月的菊花神。
“别后东篱数枝菊,不知闲醉与谁同”是杜牧的酒;“携壶酌流觞,菊搴泛寒荣”是李白的酒;“墙根菊花好沽酒,钱帛纵空衣可准”是韩愈的酒;“明日万条尽醉醒,残花烂漫开何益”是杜甫的酒;“黄花助兴方携酒,红叶添愁正满阶”是白居易的酒,如此多的诗人如此多的酒,这些诗人又都喜欢在九月菊花盛开时喝酒,秋天的菊花,果然醇美似酒,让人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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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李长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李长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1年7月2日)
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召开的这次理论研讨会,是中央庆祝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中央隆重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全面回顾了我们党90年来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的奋斗历程,高度评价了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深入总结了90年来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明确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目标任务,深刻阐述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大政方针。讲话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思想深刻、内涵丰富,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有很强的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纲领性文献。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不断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更好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这次研讨会开得很好、很成功,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主题突出。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深入研究总结我们党90年的伟大实践和宝贵经验,始终贯穿了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要求,贯穿了中央确定的关于庆祝建党90周年活动的主题。二是联系实际。紧密结合90年来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紧密结合当前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实际,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三是探讨深入。大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围绕改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围绕总结各个领域的新鲜经验,围绕各个学科的前沿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四是成果丰硕。入选会议的140多篇论文和会上的发言,选题广泛,内容丰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许多新进展,体现了广大理论工作者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可以说,这次理论研讨会是近年来理论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是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有力动员。
下面,我就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新形势下的理论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深入总结90年来党的理论建设的非凡历程和巨大成就,不断深化对理论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理论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指南。我们党作为一个用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锤炼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理论建设,重视发挥科学理论对事业发展的强有力指导作用。从在苦苦追寻中举起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到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到确立社
会主义制度并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理论建设接力推进,硕果累累。胡锦涛总书记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我们一定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总结我们党9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建设的宝贵经验,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理论工作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使党的理论建设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1.我们党的90年,是在风云激荡中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在披荆斩棘中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90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历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并在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回望近代中国,面对山河破碎、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有识之士纷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形形色色的“主义”、思潮纷至沓来、竞相登场,最终又都昙花一现。唯有马克思主义,以其无可辩驳的科学性真理性,在同各种思想的争鸣交锋中,站到了社会思想大潮的前列。经过反复认识、比较鉴别、激烈斗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使黑暗的中国迎来光明。90年来,我们党以高度的自觉信仰马克思主义,以毫不动摇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捍卫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根深叶茂、坚如磐石。无论是国内革命和建设事业遭遇挫折,还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无论是面对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还是面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我们都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主心骨,不被任何干扰所惑。90年来,正是因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才使我们党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始终把握正确方向,形成了团结奋斗的强大思想基础,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取得历史性的成就。
2.我们党的90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胜利前进的90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它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实践之中,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90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面对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的问题,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找到了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业,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面对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党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90年来,正是在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事业发展、推动中国进步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巨大威力,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注入强大生机活力,不断开辟了发展新境界。
3.我们党的90年,是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以思想建设引领推动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90年。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也是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条重要经验和重要原则。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只有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发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用,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9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体党员,通过思想建设引领党的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等各方面建设,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延安时期,我们党经过整风学习,坚决纠正了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迎接新的任务,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过去不熟悉的东西,创造性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了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头脑,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普遍的、深刻的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习教育,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90年来,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以思想理论建设为灵魂和主线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才极大促进了全党思想和意志的统一,极大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有力推动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党的先进性的发展。
4.我们党的90年,是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理论创造,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勃勃生机和活力的90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亿万群众改变苦难命运、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和建设;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实现富裕安康、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90年来,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都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着眼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极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了人民群众无穷的创造活力和聪明才智。我们党的许多成功探索和新鲜经验都来自基层,来自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90年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火热生活,对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鲜活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形成规律性的认识,作出理论的创新概括。90年来,正是因为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以广大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创造精神为理论创新的动力,以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理论创新的目的,我们党才有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永不枯竭的发展源泉,党的工作才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党才当之无愧地成为深受各族群众信赖、爱戴和拥护的党。
5.我们党的90年,是高度重视理论人才队伍建设,团结凝聚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不断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90年。党的理论建设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取得丰硕成果,关键是有一支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才队伍。马克思主义从早期零散的翻译介绍,到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研究;从初步运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到自觉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成为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理论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9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崇高的理想吸引人才,以伟大的事业锻造人才,汇聚培养了一大批造诣深厚、影响深远的理论大家,一大批学贯中西、勇于创新的领军人物,一大批信仰坚定、素质优良的骨干中坚,形成了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90年来,广大理论工作者积极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洪流,追求真理、竭忠尽智,以科学求实的精神、开拓创新的勇气、锲而不舍的探索、卓有成效的成果,为理论建设的繁荣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作出了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重大贡献。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90年,伴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党的理论建设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给予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马克思主义是认识规律、揭示真理的科学理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积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做到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理论上不断有新突破;马克思主义是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理论,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回应实践挑战,服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马克思主义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理论需求;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理论,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认真汲取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大胆探索创新,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些重要启示,集中反映了90年来我们党理论建设的丰富实践,反映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本质要求,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理论工作中很好地坚持,并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
二、清醒认识党的理论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增强做好理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理论工作是党的整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来都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关键阶段,必须从审视国际国内大局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中准确把握理论工作面临的新任务新要求。
1.从世情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如何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发展主动权,对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同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各种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多,特别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对各国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经历这场冲击之后,围绕发展主动权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积极探寻更为有效的发展路径、发展方式,努力抢占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对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讨论也日益活跃。在这场竞争中,国家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从实质上说,是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的竞争,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关于发展的理论。用什么样的发展理论来指导,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取向,有什么样的发展结
果。我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根本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发展理论,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判断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各种风险挑战、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迫切要求我们从国际国内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大势、创新发展理念、完善发展战略,争创发展的新优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迫切要求深入总结我国发展的成功经验,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关切,使中国发展道路获得更加广泛的理解和认同,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迫切要求进一步进行理论创新,增强思想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使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增强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力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2.从国情来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关键阶段,如何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对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三个没有变”的重要论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国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事业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既是一个发展机遇期,也是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的“两难”问题明显增多。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趋势更加明显,各种社会思潮日趋活跃,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随着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协调各方面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压力不断加大,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任务十分艰巨繁重。这迫切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迫切要求围绕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开展具有针对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深入研究,更好地提供政策建议、理论依据、解疑释惑和咨询服务;迫切要求深入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鲜活经验,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新的思想观点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新贡献。
3.从党情来看,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对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90年来,我们党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艰苦奋斗、不懈探索,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在这一光辉历程中,我们党适应各个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坚持不懈地推进自身建设,党的先进性得到坚持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但是,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是一个永恒课题。当前,党内还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特别要看到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也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自身建设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和繁重。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
理论和实际问题,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这就迫切要求我们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科学认识,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迫切要求认真研究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研究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治国理政的客观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建理论;迫切要求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以更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推动党的建设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4.从理论工作自身来看,面对新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如何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对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9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呈现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当前,理论工作面临着极为有利的发展条件和难得机遇。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为理论工作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工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理论工作提供了广阔舞台;全党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为理论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也要看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不断对理论工作提出新任务新要求。与时代和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理论工作还存在某些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在社会意识多元多样,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迅猛发展,社会思想形成和传播渠道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增强党的创新理论的说服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力,给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把握发展机遇、适应新的形势,把理论工作提高到新水平,迫切要求我们在坚持过去的宝贵经验和成功做法的同时,积极探索理论工作新的思路、办法和途径,不断深化对理论工作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扩大工作覆盖面和影响力,积极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创新研究分析方法,以先进的思想理论占领互联网、手机等新阵地,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