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中的是与非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中的是与非
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再回顾
1922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由评议会通过的征收讲义费决议付诸实施。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有朱希祖、王世杰、沈士远、丁西林、李书华、沈兼士、周鲠生等评议会成员联名写给蔡元培的来信连同蔡元培的回信。前者建议：“本校讲义印刷费，岁达一万余元;然图书扩充费，为数极微。现在学校既决定收纳讲义费，我们为学校计，为学生计，谨向先生提议，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支出，„„将来学校图书充足，学生外国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废除讲义。”后者表示：“此次征收讲义费，一方面为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故特令费由己出，以示限制。一方面则因购书无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至所印小券，不照他校之规定每学期讲义费若干者，取其有购否自由之方便。彼等若能笔记，尽可舍讲义而不购也。”
北大校评议会是蔡元培教授治校的产物。他到北大不久，就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负责学校各种章程、法规的制定，同时各学科的废立、各门课程的多少及改革、学校的财政安排、聘请新教授等事项均须经评议会严格的审核通过。评议会的评议员全部是教授，任期一年。因此，经评议会研究决定的事实际上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形式的决定。所谓讲义，是老师将授课内容诉诸文字后油印或铅印发给学生。按照北大惯例，教授一般都会在课堂上免费发放讲义，但讲义的制作费用由学校承担。这项规定由来已久，北大学生早就习以为常。至于评议会部分成员给蔡元培的联名信和蔡元培的复信内容，实际上蔡元培早在五年前已经提到过。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其最近要做的两件事中说：“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蔡元培上台之后，致力于革新校内其他诸如制度修订、人才延揽等事务，对于讲义改良事宜虽有要求，但似乎并未落到实处，这从周作人制作讲义的过程可以得到证明。1917年9月北京大学正式聘任周作人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担任欧洲文学史和希腊罗马文学，周作人每周要编写二十多张稿纸的讲义，由于时间紧迫，周作人白天写好草稿，交给哥哥周树人（鲁迅），周树人帮其修改，并誊写，一周的讲义完成后就拿去学校油印并分发给学生。蔡元培没有立刻实行自己对大学讲义改革的设想也不足为奇，蔡元培刚接任的北京大学虽说在教学硬件设施上是当时全国先列，但校内思想落后，远不适应国际教育的需求。摆在蔡元培面前最重要的事还是具有新思想教师的延揽。等到这些新思维教育人才延揽工作告一段落，一浪高过一浪的**又让蔡元培应接不暇。接任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的蒋梦麟描述过他当北大校长时的情景：“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了，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得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其实蔡元培又何尝不是这样。在这样复杂的大环境下，改革讲义的事的确不可能一蹴而就。
1922年蔡元培再次提出5年前的革新任务，一个原因是此时的北京大学经历最近五年的发展，各种教育制度、各科教育人才已经齐备，而学生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也再次静下心来钻研学问，蔡元培有必要继续推进自己的治校方略;另一原因是教育经费短缺。鲁迅曾说过，“钱――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北洋政府还相对稳定，尽管教育经费不多，但还能勉强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但随后，随着军阀割据的混战，军费开支急剧飙升，按1919年中央预算，海陆军费用占预算支出42%，而教育经费却不及预算支出1%，许多学校因经费短缺而难以维持，教员薪酬难以按时发放，更谈不上发展。在此情况下，一年一万多元的讲义印刷费对于北大来讲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由此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才有了北大评议会征收讲义费的决定。但这个决议还没有公布，北大校园内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更有学生在1922年10月17日齐聚校会计室，对工作人员恫吓、谩骂。18日又到校长室讨要说法，蔡元培亲自向学生承诺最近几天暂不收费，学生仍然不肯退去，甚至出现了谩骂、推搡现场教师的行为。面对此，蔡元培愤然提出辞职，北大全体职员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据《京报》报道，10月19日，北大“遂陷于停课状态之中。除预科由主任丁燮林之布告及第二院理本科各系要求教员照常上课外，其余第一、三两院文理本科各系学生均因职员停止办公，教室锁闭，未得受课。”面对蔡元培的辞职和教职工的罢教，北大学生分成了挽留和反对挽留蔡元培的两派。经教育部和绝大多数北大学生的劝留，在开除“肇事者”冯三省的前提下，蔡元培及全体教职工25日到校视事，北大讲义费风潮到此结束。
蔡元培在讲义费风潮中的是与非
在讲义费风潮中，蔡元培面对学生欲找工作人员理论时曾说，征收讲义费的事由他负责。他在负责这件事的时候到底有无过错？
三年前，面对群情激奋的学生运动，蔡元培置政府“命令”于不顾，对学生运动誓死捍卫，奋力与政府抗衡，无畏保护全体学生，并认为学生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而三年后，对于这样一次小小的风潮，蔡元培却以“**”称之，并以开除学生来惩戒。纵观蔡元培对这两次运动的不同态度，似乎的确有点匪夷所思，小题大做。但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还是能看出蔡元培的良苦用心。他在呈总统和教育部的《为北大讲义费风潮辞职呈》中写道：“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蔡元培将这次讲义费风潮与学校纪律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北大学生缺乏纪律观念的表现，并认为这种不遵守校纪校规的行为将会成为其他学校学习的“榜样”，因而必须予以制止。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中，就有人认为学生过多参加游行“将遇事生风，不复用功了”。但蔡元培却认为“结果乃与之相反，盖学生在此次运动中，有了两种经验：一是进行的时候，遇者艰难，非思想较高，学问较深的同学，不能解决，于是人人感力学的必要;二是专靠学生运动，政府还是不怕，直到工商界加入，而学生所要求的，始能完全做到。觉得为救国起见，非启发群众不可。所以五四以后，学生一方面加紧用功，一方面各以课余办平民夜校、星期演讲及刊布通俗刊物，这真是五四运动的收获”。蔡元培之所以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就在于五四运动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
在国难当头时，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另外一些人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谈到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状况时说：“各地学生既然得到全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不免因这次胜利而骄矜自喜。各学府与政府也从此无有宁日。北京学生获得这次胜利以后，继续煽动群众，攻击政府的腐败以及他们认为束缚青年思想的旧传统。学生们因为得到了全国舆情的支持，已经战胜了政府„„至于北京大学，他（蔡元培）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已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果然在五四以后，“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要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浸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蒋梦麟的说法可能有夸大之词，但也并非空穴来风。这实际上反映出了五四以后北大的校风校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胡适1922年10月22日在《努力周报》的文章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北京大学这一次因收讲义费的事，有少数学生演出**的行为，竟致校长以下皆辞职。这件事，在局外人看起来，很像是意外的风潮;在我们看起来，这确是意中之事。‘五四’、‘六三’以后，北京大学‘好事’的意兴早已衰歇了。一般学生仍回到那‘挨毕业’的平庸生活;优良的学生寻着了知识上的新趣味，都向读书译书上去，也很少与闻外事的了。因此，北大的学生团体竟陷入了绝无组织的状态，三年组不成一个学生会！这几年教职员屡次因经费问题，或罢课，或辞职;学校竟完全无主张的地位。懒学生落得不上课，不考;好学生也只顾自己可以读书自修，不问学校闹到什么田地。学校纪律废弛，而学生又无自治的组织，一旦有点小变故，自然要闹到‘好人笼着手、坏人背着走’的危险境地。目前的风潮，也许可以即日结束;但几十个**分子即可以败坏二千六百人的团体名誉，即可以使全校陷于无政府的状态，这是何等的危机？”
对北大校风校纪败坏理解最深刻的还应是蔡元培。他在10月25日北大演说时说：“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所羞为，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么要用这种横蛮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第三，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蔡元培所提的三点，第一、二两点毫无疑问是对学生目无法纪、目无师长的行为而言。经历了五四运动，蔡元培对学生参与政治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认为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在国难当头，学生应该用自己所学知识唤起国民的爱国热忱，但读书是学生救亡的基础，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因而一旦在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蔡元培还是希望学生能认认真真做学问。无论是从传统还是从现代角度，蔡元培都希望学生能尊师重教，专心于学术问题的研究。但五四后北大的学习风气却并不见好转，反而有了下滑的趋势。这种下滑现象，胡适和傅斯年早在1920年的《北京大学日刊》就有所表述。傅斯年认为，“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贡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胡适也说，“我们今天反观北大的成绩，我们不能不感到许多歉意。我们不能不说：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成绩„„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几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这是蔡元培所不希望的，因而他曾在1921年12月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劝北大学生尊重教师布告》，希望学生能尊敬师长，平心静气地与教师探讨，而不应“为鄙悖之匿名书信，匿名揭帖，以重伤教员之感情”。至于第三点，蔡元培实际上是不指明地批评了北大的派系斗争。关于北大法日派与欧美派等派别的明争暗斗，这里不再赘述。但毫无疑问的是，蔡元培对这些派系的斗争应该很清楚。蔡元培希望在历经各次运动、迭历数次讨薪后，北大师生应该团结起来，而不应该内部相斗。
尽管蔡元培是为了整饬学校纪律而采取了辞职与开除学生的举措，其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做法的确有所不妥。就其辞职一事，当时就有学生认为：“蔡校长毫无辞职之必要，„„且蔡氏即辞，对于课务亦（不）应立即恝置不理，任职员宣告停公，而置吾辈学业于不顾。”由于蔡元培的声望，他的辞职引起了学校几乎整个领导层的集体辞职和全体教师的罢教。作为一校之长，因个别学生而导致全体学生无法上课、导致整个学校机构无法运转，不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有所不妥。
就开除学生而言，似乎也有操之过急之嫌。周作人曾回忆说：“我在北大做讲师，有一回在上第四小时的课，看见（冯）省三也混在那里偷听，十一时五十分下课回家，次晨翻看《北大日刊》来看，说昨日学生闹讲义风潮，为头的是冯省三，开除学籍。原来有些学生因为征收讲义费，准备抗争，与事务主任和校长争论甚烈，省三下课走去看热闹，参加说话，后来大家看看形势不佳，陆续退后，只剩他在最前线，成了为头的了。我觉得这事很冤枉，与教务长谈及，他也同意，但是那时他确是挤在前头，学校只能认他为首。”查周作人日记，10月17日，天阴，学校放假。10月18日，晴，上午往北大。10月20日再去北大就因为讲义费风潮不上课了。由此看，冯省三偷听周作人的课应该是10月18日上午，而这天上午学生到校长办公室找校长理论。如果冯省三参加也应该是在下课之后。换句话说，他不可能是始作俑者。但周作人的这段回忆我们也不能过分相信，因为第二天，也就是19日，北大日刊就停刊了，直到25日才复刊。同时他提到与教务长（胡适）讲了冯省三的事也值得考证，因为在这几天周作人和胡适的日记中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但后来钱玄同也回忆说：“我事后打听，才知道真正的主谋者早已经销声匿迹了，省三是临时去看热闹的人（自然他也不免夹七夹八地说了几句话），大家快要散完了，他还不走，于是他就得了开除的处分！”钱玄同很坦诚地说是听别人讲的，如果这能与周作人的回忆印证，倒似乎有一定的可信度。
冯省三到底是不是这次风潮的替罪羊？或许能从蒋梦麟的回忆中得到一些启发。蒋梦麟在《西潮?新潮》中说：“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中有一个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绝不会让人认错，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个手辣心黑的贪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蔡元培通过开除学生来惩戒、警示北大学生，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做法对错与否。但就关于开除冯省三一事，从上面众人的回忆中看，蔡元培有失公允，操之过急。
1922年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在历尽沧桑的北大历史上的确是一件极小的事件，但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透视那个时代背景下北京大学学生群体的思想、了解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件事更能体味到蔡元培为中国高等教育所作出的努力。任何时代，大学生都不能只在象牙塔中学习，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是每一位大学生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但大学生的首要责任在于学习，在于用知识救国、用知识为国效力。民国如此，当代亦如此。
作者单位：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谢建平
第二篇：“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专题展览在北大红楼开幕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专题展览在北大红楼开幕
北京大学时期的蔡元培
为纪念蔡元培诞辰150周年暨北京大学120周年华诞，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联合举办的“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专题展览于2018年3月15日在北大红楼开幕。蔡元培1885年乡试第一场的考卷。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历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注重学术研究，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成为以学术自由而著称的现代大学，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蔡元培因此被北大人尊称为“永远的校长”。青少年时期的蔡元培
本次展览由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蔡磊砢所带领的团队策划，旨在通过大量珍贵的文献档案资料，再现蔡元培先生对北大进行的大刀破斧的改革。展览分三部分，分别展示蔡元培从一位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传统文人成长为学贯中西的学界领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奠定了北大的学术传统；以及蔡元培北大改革的深远影响。
1907年，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的注册档案。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签署的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任命状。
展览通过近百件珍贵的文献资料，再现蔡元培在北大延聘教授、会通中西、调整学科、倡导科研、制度建设、践行美育、男女同校等方面的改革实践，使参观者更加深入地理解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展品大多为最新挖掘的文献资料，包括蔡元培先生的手迹、北大师生及友人与蔡先生的通信等，蔡元培家藏的文献弥足珍贵，很多为首次公开展出。此外还展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藏的《新青年》《国民》杂志等相关文物。
蔡元培亲自设计的反映其沟通文理思想的北京大学校旗
蔡元培论述“兼容并包”思想的手稿“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红楼的重要历史人物，今年又恰逢北京大学红楼建成100周年，让我们回到当年的北大校园，看看这些现场、这些照片、这些文字，在这里对蔡先生的记忆会清晰起来。
展览在红楼一层临展厅，将持续到4月8日，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9:00-16:00。蔡元培在北大积极倡导科学研究，促进了学术繁荣。这是当时北京大学出版的三种学术刊物《国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蔡元培1928年4月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图为中央研究院同仁合影。
1927年11月27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为院长，后由萧友梅继任。图为成立典礼的合影，前左二为蔡元培，二排中间为萧友梅。1928年5月13日蔡元培为国立音乐院院刊题写了发刊词。
第三篇：反日风潮中的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
反日风潮中的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
若是让中国人投票选出最讨厌的国家，日本必居榜首，历史上的种种让很多中国人对日本有着深刻的厌恶甚至憎恨。而日本政府至今仍然不能坦诚面对历史，再加上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领土争端，国内的反日情绪越发高涨，国人对于日本的不满引发了一系列抗议活动，我相信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其中截然不同的两种出发点——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是一种高尚的感情，它对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强盛可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从我国历史发展的状况来看，积聚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基本特征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前提和基础。自秦汉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来，中华民族开始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发展形式。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虽也曾多次发生过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乱，出现过短暂的分裂和割据局面，但总体来说，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是在统一的国家内发展，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积淀。从爱国主义的特有功能来看，它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韧，靠的就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
狭隘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中最极端的一种。为表示对自身民族的忠心与认同，不惜以各种手段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容易发展成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这种人作为当政者要么使用武力对外进行扩张侵略，要么狂妄自大、闭关锁国。狭隘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中危害最大的一支。会严重影响世界和平和社会稳定。中国明清时期的衰落就是由于当政者的狂妄自大和闭关锁国，这种主义威胁的不是个人或者某一小团体的利益，而是要把整个国家往悬崖推。任何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应当主动远离这种主义。
那么究竟该怎么分辨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呢？我认为最关键的标准就是理性。爱国是好的，但是必须要理性，古语有云：过犹不及。当爱国的激情异化为狂热，考虑问题不经过大脑，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做判断，这样爱国主义就会往狭隘民族主义方向过渡，很容易如无头苍蝇一样原地打转；更有甚者被人利用，当了枪使，成为了别人的工具，这样的人怎么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呢？扰乱社会秩序，给国家增添负担倒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对于狭隘民族主义，我们要分清楚其中的两种人，一种是网络上很流行的“愤青”这样的人要么文化水平不高，要么年纪轻，没什么社会经历，很容易被人忽悠，以爱国为名义做出有害国家的事情，这样的人数量不少，但是由于只是思想不成熟，所以是可以通过合适的引导使他们重新走上正确的爱国道路的，而且由于这类人很有激情，可以对国家的进步做出很大的贡献；另一种是对于非所属民族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心理阴暗扭曲，类似沙文主义，甚至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法西斯主义等，此类人目的明确，自我主导，还能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于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有着极强的危害，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对其进行约束，责令其进行思想改造，若是已经违法乱纪，应依法给予惩罚，绝不手软。
实际生活的反日风潮，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抵制日货运动，以及由它发展而来的打砸抢烧日系商品店铺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首先，就抵制日货而言，我是持支持态度的，毕竟在官方的一系列行动之外，作为泱泱大国的人民，我们应该给予嚣张的日本政府一些警告用来表现我们的态度，在华日商的压力自然会传回日本，影响他们的态度以及决策。而在历史上，抵制洋货多次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有积极的意义。以下列出几条：
1904年承认美国迫害华工合法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但美方却胁迫清政府继续续约，由此激发了1905年大范围的抵制美货运动。最终，美国政
府放弃续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旅居东南亚的华侨便一致决定抵制日货。此举使得在新加坡经营时间最长、资本最雄厚的日商弘荣洋行宣告破产。
1947年1月，上海工人掀起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此运动在其他地区的深入，促进了中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关于有人打着抵制日货的旗号进行打砸抢烧，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讨论，这完全是由不法分子煽动群众造成的刑事案件，危害极大，主事人员必须依法处理。这种行为与爱国毫无关系，非但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还让中国在国际上大失颜面以及受害者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那么是不是和平非暴力的抵制日货就应该提倡了，我觉得不然。首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商品算是日货？是日本国内产的？还是日本企业产的？还是说只要有日本股份的公司生产的都是日货呢？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商品已经很难说是哪个国家产的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国企”，很多都有日本的股份，毕竟自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崛起迅速，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之一，而且经济结构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互补，中日合资企业不胜枚举，抵制日货，往往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再者即使是纯粹的日资企业，很多都把工厂设在中国，它们在为日本创收的同时也给国人提供了工作机会，若是这些企业倒闭，这些工人该何去何从呢？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所谓日货根本抵制不尽，日本的制造业世界领先，几乎所有的手机都有日本产的零件，基本所有的相机镜头都是日本产或者日本与别国合作生产，除此之外，日本在工程塑料，控制系统，电子软件等方面都有强大的优势，说句直接的话，中国根本离不开日本。
那么对于日本的嚣张态度，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抵制日货是要进行的，但是这不是对抗日本的手段，而是表明态度的一条途径，日本经济已经很久没有起色了，在中国依赖日本的同时，中国市场也是日本经济的救命稻草，抵制日货可以给他们很大的压力。然而想要最终解决问题，发展才是关键，日本那么多技术领先我们，我们想要不被其要挟，就必须打破这些枷锁，超越他们。而在达到这一步之前，我们可以在其它很多方面对日本进行反击，比如电子产品方面韩国的技术也很好，中国可以与韩国加强合作来减少对日本的依赖，如此日本国内必然压力倍增。就我们大学生来说，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学习，争取让自己能为国家贡献出更大的力量，所谓青年强则国强，人才是21世纪最重要的资源，把自己锻造成可用之才，为祖国建设添砖添瓦才是正途。
第四篇：台湾问题中的是与在
台湾问题中的是与在
内容摘要：
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中国人的家内事，由自己人解决，容不得旁外人的不当目的指手划脚。以此理，一切国际上“分华”、“反华”“、台独”之类的歪理斜论或者实践，终究是经受不了事实的考验，上不了历史的台面，终归是幻想。解决台湾问题，是现实中国人面临的现实问题，因为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了，它困扰着每个中国人盼和平，盼统一的心，解决它，刻不容缓。但是台湾问题有它的顽固性和复杂性，需要我们去认识，去定位，去分析，去解决。因此，要实现祖国的统一，不能操之过急，定位台湾问题的实质，分析台湾问题面临的周遭的环境之类的，至少是时下中国人必须走的必要过程。关键字：
台湾问题
是
在软实力
硬实力 正文：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由于战祸与人为的种种因素，台湾游离于祖国环抱之外，统一台湾是世代中国人的梦想与目标。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世代中国人的使命与抉择。
随着中国的复兴与强大，中国的周边环境并不安宁，种种潜在的，明示的挑战应然而存在。在区域的实力对抗中，在全球的利益冲突中，中国面临的环境并不安适。应着人民的需要，历史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中国需要与台湾的统一。然而，美国却不乐意，日本也不支持，西欧某些国家模棱两可的观望之态，使得这个问题复杂化，长期化。这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在复杂多变的当前环境下，中国人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只能从长计议。目下，随着隐性争异与显性和平的存在，茫然直接的解决问题不是当然的选择，因此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前，认识定位台湾问题也很重要，所以以下讨论一下台湾问题的是与在问题。
首先，台湾问题的是的问题也就是台湾问题的实质问题，也就是它是一个怎样的问题的问题。这里我们从以下几个各方面予以分析：
1．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从地理区位层面看，台湾与大陆分离，同时又南面东南亚及世界诸国，是中国的东南部门户。显然的军事及利益冲突集结地，某个方面说就是一个军事要地。因此，才有明朝的郑成功平荷兰收复台湾，半个多世纪前的日本侵台占台，以及现在台湾与大陆不统一的现状。它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从1945年开始，它就已经回归中国，至于现在状况，只能说是中国人家内的不和的现象，这个现象从1945年开始。
2．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本文摘要部分已经提过了，要认识这个问题，其前提就是要明确它是一个内政（内部）问题，国际有影响因素，但国际不能也不该左右这个问题，否则他就是对中国内政的非难，也就是对中国的挑战，中国不容忍也不容许。对于美国，从美蒋的《共同防御条约》到美国单方的《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中国人自始至终没有点头，相伴着也有了《告台湾同胞书》和出台了《反分裂国家法》，对待法国的对台军售案，中国已降低外交关系等位以回应。所以，应对对中国内政的挑战，中国永远不会妥协。
3．台湾问题是关乎中国发展的问题。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105页）。而发展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统一的国内环境，对于台湾，这也要从两方面去看待和分析。首先，台湾与大陆不统一，于大陆来说，缺少一个联系世界的东南门户或者是窗口；于台湾来说，在地域方面少了一个庞大安全的背腹之地。其次，台湾的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大陆是社会主义社会，但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大陆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一国两制”和台湾统一后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所以冲突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大陆主要虑及的是彼此的共同发展问题，即把台湾的比较发达的经济和大陆具有深厚广阔经济发展潜力结合起来，以图共盈。所以在台湾统一的问题上，中国有先见地考虑的更远。
4．台湾问题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有机组成问题。台湾是有比较现代和先进和发达的社会条件，大陆已经认识到。前面已经提及，不考虑社会制度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台湾已经优裕于大陆了。然而台湾由于人口的增加，社会负担加重，福利保障及就业保障问题严峻，再考虑到地域条件局限，长远长足的发展规划还是要考虑大陆方面的条件。对于大陆来说，大陆的现代化发展正好利用用台湾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条件，从这一方面来说大陆更需要台湾。
5．台湾问题是关乎中国安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显性的问题，在中国周边
安全环境中，东南海域和南部海域目前来看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比如南海争端，比如钓鱼岛问题，在台湾问题中，钓鱼岛问题很是严重了，都牵扯到主权问题了。美国一直觊觎台岛，想把台岛作为其亚太战略的重点，想把台岛作为它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在政治上美国把台湾当做其政治上遏制中国目前的强劲势头和利于对大陆实行和平演变的一颗棋子。相对来说，台湾依附于美国，除了仰慕其优越的社会形态和发达的经济外，可能更多是像老蒋那些所谓的依强势“保私家和私国”之类的一厢情愿。而这些严重影响到了大陆的安全与利益，在大陆与台湾的统一进程中，这无疑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其次，台湾问题中的在就是关于台湾问题的现实存在的问题，也即台湾问题的客观性。当然这也要首先从认识的层面讲，台湾问题是客观存在着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认识好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这个问题已经深层次的复杂化，各种国际的区域的，软实力的硬实力的，潜在的明示的因素影响着它，鉴于已经存在的问题长期性的现实，我们更要现实的理性的去对待。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大趋势下，我们有必要改变观念与态度，沉着冷静是一个明智的战略化思维。
基于此，对于台湾问题的存在，在对待与处理解决上我们应该有以下几点准备：
1.心态上，不轻浮急躁，不要走“大国即强权”化的道路。政治多元多级，真正的强势已然不再，而强势的软实力和负责任的影响力往往左右着当今世界局势。中国已经崛起，心态上应该更为沉静，要有一个大国应有的心态。
2．行为上，讲求显软与潜硬相结合。中国的经济实力目前还不是很强，但是很有潜力，并且发展速度非邻邦能比。军事实力上，中国有核武能力，正规军事力量也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其他方面中国的强势更不多说。中国有不逞强争霸的传统，中国向来讲求和为贵，但中国也不少为正义事业而表现出应有的强硬。中国是一个负责人的大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已经表现出了沉着与冷静，中国能忍受无意义周旋，能忍受较为长期的等待，但中国不容许无理挑衅与介入。
总之，台湾问题不简单，它的逐渐复杂化，难度越来越大，解决逐渐地困难。问题的长期化，对中国来说还是更为不利，前面提到的六个问题是关键，长期性致使这些问题更为难以解决。在中国的实体实力上，台湾不统一，中国不能实现
真正的强大；在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即软实力方面，台湾不统一，中国不能实现真正的强大。
以上我讨论了台湾问题中的是与在，其实主要是在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与定性上，它是什么及怎样解决，这是我们解决此问题的积极准备，不可或缺。中国人要有大国的心态，要有乐观的心态，解决台湾问题上需要沉着与冷静。当然中国也不会容忍长期的等待。我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尽早为好，这样对台湾对大陆都有好处。
第五篇：企业文化的“是”与“非”
企业文化的“是”与“非”
随着我国企业进一步走向市场，企业文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以深厚的文化基础做底蕴的，没有文化内涵的企业，一时也可能获得想象不到的效益，却很难长久得势———不要说能像可口可乐、福特公司那样长盛不衰，即使十几年独领风骚，也是极难做到的。究其原因，还是失之于文化。但企业文化到底是什么？从字面上讲，文化泛指精神财富，企业文化亦即企业的精神财富。可是这样讲还是太抽象、笼统，像“热油里的豆腐”一样无从下口。这是当前企业在构筑企业文化时最突出的感受。正因为如此，目前不少企业在自身文化建设上出现了偏颇。企业文化不是空洞口号，而是核心价值观据了解，目前有不少企业走进了“文化”误区。这些企业，无论国有还是私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对“文化”高度重视，在工厂门口、老板办公室，都有一条或几条标语，诸如诚信，求实，创新，拼博，奉献等等，其中也不乏“以质量打市场，靠信誉求发展”等意味深长的至理之言，其目的无非是想对人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冲击，昭示本企业的文化内涵。说起来，这些词语并没错，但必须明确的是，企业文化绝不仅仅是名言警句，而是需要全员认同并能落到实处的核心价值观。哪怕文字不那么精炼对仗和朗朗上口，只要能唤起全体员工的认同和觉醒，并能自觉指导行动，成为上下共同的哲学信仰和企业精神，那同样是非常精彩的企业文化。美国有家生产药品的默克公司，其信条是：“我们做的是保存和改善生命的事业，所有行动都必须以能否圆满地实现这个目标为衡量标准。”作为一家医药企业，以“保存和改善生命”为事业，既高尚，又非常实际、实在，很容易得到大家认可并将其变成行动。有了这个基本的信条，什么信誉、质量、科技、创新均可包含其中，成为整个企业的信仰和核心价值观。该公司的罗伊·魏吉曼说：“默克公司贡献于对抗疾病、解除痛苦和协助大家，这是正义的事业，是一种可以激励人们献身其中的伟大事业。”相比之下，我们有的企业提出的企业精神，就缺乏能统一全体职工为之认同并落到实处的核心价值观。像诚信、拼博、奉献这样的口号，哪个企业都可套用，缺乏个性内涵和文化特色。当然，企业文化中基本的内涵，如诚信，遵法守纪，公平竞争，人文关怀，社会责任，创新，奉献，等等，每个企业都需要，但必须概括出独具自己特色的文化才是自己的文化。企业文化不是发展目标，而是基本理念企业必须尽可能获得利润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实现最大利润的目标作为企业文化的内容来推崇或定义企业文化，笔者认为不妥。惠普前总裁约翰·扬说：“利润虽然重要，但却不是惠普存在的原因，公司是为了更基本的原因而存在。”美国福特公司的唐·皮特森也说：“把利润放在人和产品之后，是福特公司奇迹的根本原因。”不错，企业要有自己工作的目的和目标，但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目的和目标。这里就有个基本理念的问题。企业存在的价值并不仅仅是睁开眼睛就向钱看，还需要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或者说理念作指导，将员工指引到一个崇高的目标上来。这就是企业持续发展必须具备的超越利润目标的深刻内涵。这个观念和内涵就是企业文化。它不会随市场流行而摇摆或改变，它会为员工提供强大的理想和动力。市场的竞争就是文化的竞争。1994年———1998年，在全国茶饮料市场上开发得最早的河北旭日升曾占据市场的70%，但1998年以后，康师傅和统一先后进入茶饮料市场攻城掠地，旭日升渐渐败下阵来。旭日升败在哪儿？首先就败在企业文化上。旭日升的广告用语“越飞越高，旭日升”，只是对品牌的注释和希冀，并没有多少文化内涵。而康师傅的广告词是“自然最健康，绿色好心情”，打的是呼声最高的“绿色”，市场诉求正对热点。再加上一系列销售上的精耕策略和措施，市场一下迅速打开。可见，要想让企业持续发展，而不是赚把钱就死，我们的企业还是要在文化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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