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文件解读

第一篇：ppp文件解读

一、引言

2014年12月4日财政部和发改委同日就PPP发枪，出台发布3份PPP文件，为2015年的PPP项目落地打响了发令枪。想必住建部偷着乐，原建设部早在2004年颁布126号文就提出要在市政公用领域推行特许经营制度，毫无疑问是住建部首发PPP第一枪。以前，大家都在谈要不要PPP，三枪之后，现在则到了如何PPP（实操阶段）。毫无疑问，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以下简称财金〔2014〕113号文)出台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项目）项目实际操作产生积极正面推动作用。

二、按照中国目前法律规定PPP项目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财金[2014]113号文第一条开宗明义“为科学规范地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和《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指南”未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这不是财金[2014]113号文主笔的疏忽而是蓄意。

财金[2014]113号文第十一条“

（七）采购方式选择”称“项目采购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规章制度执行，采购方式包括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邀请招标、竞争性磋商和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实施机构应根据项目采购需求特点，依法选择适当采购方式。”明确规定PPP项目采购适用《政府采购法》，这是财政部一贯的观点，先前的财金[2014]76号文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应当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政府采购规定选择项目合作伙伴。

笔者认为，法律适用问题是重大问题，财政部将PPP项目纳入《政府采购法》符合中国法律（包括《政府采购法》）吗？笔者认为将PPP项目纳入《政府采购法》不符合现行中国法律规定。

为什么有人将PPP项目纳入《政府采购法》调整？笔者认为，原因复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本文仅仅从法律角度分析原因。

首先，主张PPP项目适用《政府采购法》人士不清楚PPP项目并不是“政府投资项目”。

（一）国际实践证明PPP项目不是政府投资项目。

1、PPP模式中典型的BOT 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提出的概念。1984年土耳其首相厄扎尔决定引入民间资金兴建基础设施并制订了世界上第一个BOT法(土耳其法律No.3096)，首次使用了BOT(Build-Operate-Transfer)的称谓，后来这一缩略词成为该模式的通行语。BOT 强调“民间投资、用者偿还”，政府无须投入财政资金就可向公众提供服务并且不构成政府的外债和内债，但政府要提出奖励计划以吸引民间投资，例如免税等。2、2014年10月23日发布的《第二十一届APEC财长会联合声明》附件A《APEC区域基础设施PPP项目实施路线图》明确“考虑到APEC区域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和公共部门有限的财政资源，PPP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别于传统政府采购模式发展基础设施的可行模式”，传统的政府采购模式无疑是政府投资项目。

3、英国PPP模式最佳实践表明PPP项目是“私人融资”项目，PFI现在是PF2是也。

（二）财金[2014]113号文第二十四条明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项目）不是“政府投资项目”。

财金[2014]113号文比比皆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何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按照财金[2014]76号文关于PPP定义（解读），其实我们可以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置换成“PPP项目”。那问题来了，PPP项目是政府项目吗？PPP项目是政府投资项目吗？PPP项目是私人投资项目（非政府投资项目）吗？财金[2014]113号文第二十四条明确“项目融资由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负责。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应及时开展融资方案设计、机构接洽、合同签订和融资交割等工作。财政部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和项目实施机构应做好监督管理工作，防止企业债务向政府转移。”充分表明PPP项目是“非政府投资项目”。政府能否“根据项目情况，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支持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领域建设”（国发[2014]60号文）将PPP项目认定为（转变）为“政府投资项目”？笔者的观点，如此认定不妥。

其次，主张PPP项目适用《政府采购法》人士无视中国法律规定。（1）主张PPP项目适用《政府采购法》的人士忽略（忘了）《政府采购法》第四条“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之规定！（2）主张PPP项目适用《政府采购法》的人士忽略（忘了）《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六款对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定义。《政府采购法》明确定义“本法所称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本法所称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本法所称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为了适用《政府采购法》，有人就将PPP项目认定为是政府采购服务。笔者认为，将PPP项目解释为服务采购是闭着眼说话，有点点无赖哦。（3）财政部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主任的观点十分典型，但是似是而非。该主任在第六届“中国-亚行知识共享平台：深化公私合作”研讨会上有个主题发言，该主任认为“按照政府采购规则选择PPP合作方是国际通行做法”。笔者对该主任的观点不表示异议，国际上确实是将PPP项目纳入政府采购。可以言必称国际惯例但不要忘记中国国情和法律规定。中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政府采购”内涵为“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货物、工程和服务是否纳入政府采购的标准是否使用“财政性资金”！该主任还称“各国实践表明，PPP付费方式及合同类型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付费，也就是公共采购，包括公共产品、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另一类是使用者付费，也就是特许经营。因此，国际上普遍将服务和工程特许经营权的授予视为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并将其纳入政府采购制度监管，而不是单纯地将其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融资方式。”笔者对此也没有异议（确实是事实）。但是按照中国《政府采购法》分析，由于“使用者付费”的PPP项目也就是特许经营项目还款来源为终端用户付费政府并没有财政性资金投入，将“使用者付费”的PPP项目纳入政府采购范畴不符合中国采购法。

再次，主张PPP项目适用《政府采购法》人士不懂PPP项目为什么要适用《招标投标法》。法律包括《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工程采购必须适用《招标投标法》，这是明确无异议的。工程项目为什么要适用《招标投标法》进行公开招投标？相关的招标投标法律规定不是从“融资”（钱）角度来规定的（在此不展开）。

最后，“《招标投标法》强调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采购法》强调使用财政性资金。二者适用于大多数PPP项目，但有些PPP项目并非工程建设项目，故不应适用《招标投标法》；有些PPP项目是用户付费，或无法判断是否属采购范围，不应适用《政府采购法》。实践中，两部法律都以公开招标为主要方式，整个招标过程过于严格，对长达十几、几十年的合同，没有给政企双方足够的协商空间。”（王守清语），对教授的观点笔者十分赞同。笔者也认为《招标投标法》更适合工程采购的传统模式而不适合PPP项目，故要修法。笔者认为，修法远远不够，要尽快出台PPP专门法律。

三、结合本土实践学习国外最佳实践（如何理解SPV）

财金[2014]113号文第一条“为科学规范地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和《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指南”未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对此笔者可以理解。通观财金[2014]113号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财金[2014]113号文主笔参照了国际实践无疑。财金[2014]113号文内容包括附2名词解释充分证明了“令人欣喜的是，克强总理和楼部长目前在积极推动第三波PPP，而且表面看是真正与国际接轨的一波，以求吸引社会资金、减少政府债务、进行财税预算改革”之说是有充分依据和理由的。

笔者认为财金[2014]113号文关于“项目公司股权情况主要明确是否要设立项目公司以及公司股权结构”及第二十三条“社会资本可依法设立项目公司。政府可指定相关机构依法参股项目公司。项目实施机构和财政部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应监督社会资本按照采购文件和项目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出资设立项目公司”之规定有点点混乱。第二十三条是三段话，牵涉到至少三个以上主体，“相关机构”是相当神秘（何机构）？“相关机构”是否就是“项目实施机构”？“相关机构”同“政府”是啥关系？信托还是代理？“项目实施机构”同“政府”也是有区别的。根据中国公司法来理解，财金[2014]113号文之二十三条如此规定有点点混乱，法律关系不清，存在利益冲突。

笔者不敢妄下结论，称财金[2014]113号文参照英国PPP最佳模式.笔者可以结合英国最新规定（也不新了）谈谈英国PPP项目中项目公司股权结构（股权投资）最新实践。

英国PPP/PFI的新模式PF2。二十年来，公私伙伴关系在英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英国大多数公私合伙项目采取的私人融资项目（PFI）来进行的。英国在同私人部门以伙伴合作提供公共基础及服务及体制创新方面一直保持着引导者（领先）地位。然而，事实上在英国，公私伙伴项目也不是都取得了成功。由于损耗、僵化及缺乏透明性，PFI日益失去了光泽（吸引力）。2012年12月5日，英国财政部（HM Treasury）公布“关于公私伙伴关系新模式”（A New Approach to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政策文件(英文简称：PF2 Policy)和“私人融资（2）标准化合同指引”（Standardisation of PF2 Contracts（Draft））(英文简称：PF2 Guidance)。PF2 Guidance 代替了2007年发布的私人融资项目指引（PFI guidance）的“私人融资项目标准化合同指引第四版”（Standardisation of PFI Contracts Version 4，SoPC 4)。PF2的公布是对英国基础设施采购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PF2继续采用公私合营的模式，PF2又对原有的PFI机制作了很多重大的变更。英国财政部长Osborne称，新的机制将给纳税人提供更高的价值，其更具有确定性且能保证更快的实现交付。PF2新变化有许多，从原有的PFI机制变动中，我们也可以略微看到未来英国中央政府采购模式的趋势和走向。

PF2关于股权投资及SPV组成新变化。PF2新变化之一体现在英国SPV(特殊目的公司或项目公司）不允许具体采购公共部门（对应中国“项目实施机构”）投资入股并持有SPV股份。但是为了加强公私伙伴关系，英国财政部在财政部内新设立一个机构，名字叫central government unit（CGU）（希望中国财政部拟设立“中央支持基金”匹配CGU）,由它关注PPP项目的商务问题（commercially-focused）。CGU投入并负责公共部门股权投资安排（the public sector equity investment vehicle），GGU独立于采购公共部门。具体采购公共部门不投入股权投资，换句话讲，SPV（项目公司）的股东不包含具体采购公共部门，这是解决公共部门作为采购人和投资人双重角色利益冲突体制安排。

国家发改委牵头研究、调研并起草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起草说明”中称，特许经营立法，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特许经营，政府从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退出，有利于解决管办不分的问题，妥善处理好合同签订者与监管者的身份。笔者认为，笼统提政府退出是不全面的。在监管问题上，英国的经验是地方政府退中央政府进。

笔者提醒PPP专家们高度关注英国SPV组成的新变化新规定新安排。互联网时代，要跟上别人的步伐，吸收别人好的机制及做法，如此可以少走弯路。

四、如何理解财金[2014]113号部分相应条款

（一）如何理解财金[2014]113号文第六条“投资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适宜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第六条其实是个定性判断（经验判断或价值判断），在法律人士看来第六条其实是可有可无。中国及世界PPP项目的实践均表明“投资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适宜采取PPP模式。能否反过来讲“投资规模不大、但有需求、价格调整机制不太灵活、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不适宜采取PPP模式吗？恰恰是“投资规模不大、但有需求、价格调整机制不太灵活、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更需要PPP。那些项目可以采取PPP模式？笔者认为国家发改委“政府指导下的最新操作模式分为经营性项目（具有明确的收费基础，并且经营收费能够完全覆盖投资成本的项目）、准经营性项目（经营收费不足以覆盖投资成本、需政府补贴部分资金或资源的项目，可通过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附加部分补贴或直接投资参股等措施）、非经营性项目（缺乏“使用者付费”基础、主要依靠“政府付费”回收投资成本的项目，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改投资（2014）2724号文）或许更全面。笔者要指出的是（提醒）“投资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是否就必须采取PPP模式吗？这要结合物有所值来判断，详见下面论述。

笔者认为PPP模式实际是个治国模式，各行各业都可以适用PPP模式包括政治体制。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强调，PPP“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体制机制变革”，如此重要的变革（改革）举措更应该做好顶层设计。

（二）如何理解财金[2014]113号文第八条“财政部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会同行业主管部门，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工作”之规定？

笔者认为，根据国际上最佳实践，第八条规定则是牵住了是否实施PPP模式的牛鼻子。根据财金（2014）113号文对定性和定量的解释，笔者可以得出结论：项目适宜或不适宜采取PPP模式不在于“投资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而是在于采取PPP模式“与采用政府传统采购模式相比能否增加供给、优化风险分配、提高运营效率、促进创新和公平竞争等”及采取PPP模式“是否降低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笔者将第八条要表达的观点提炼出（明确）是否“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是项目是否适用PPP模式的关键（前提条件）。

（三）如何理解财金[2014]113号文第九条“为确保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财政部门应根据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财政支出、政府债务等因素，对部分政府付费或政府补贴的项目，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每年政府付费或政府补贴等财政支出不得超出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

笔者认为，第九条规定十分有意思，可以解读（理解）为财政部门的一票否决制。在财税体制改革的大的背景下，十分必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的定位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与过去所讲的“财政是庶政之母”有异曲同工之处，皆说明了财政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财政部门一票否决制这其实是财神爷最最利害之处。“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这是财政部特有的角度，地方政府及其他政府部门行政首长不可能如此考虑问题。是否可以理解第九条实为实施PPP模式前提条件（关键）？如此理解非常正确（当然不错）。举轻明重，传统模式（政府投资项目）更应该“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笔者认为第九条规定可以如此理解（引申）：如果政府没有财政承受能力，甭说PPP模式项目就是传统模式项目都不能上马。笔者认为，按照逻辑发展的脉络，第九条之规定应该放在第八条之前：只有通过了财政承受能力的项目（PPP项目和非PPP项目）（项目上不上问题）才可以进行“物有所值”的评价（项目如何上问题）。

（四）如何理解财金[2014]113号文第十二条“财政部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应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物有所值和财政承受能力验证，通过验证的，由项目实施机构报政府审核；未通过验证的，可在实施方案调整后重新验证；经重新验证仍不能通过的，不再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之规定？

项目识别是适用PPP模式的前提，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等同于国际私法中的识别问题。国际上的经验表明，项目适用PPP模式前提条件是物有所值，对此财金[2014]113号文的主笔十分清楚。财金[2014]113号文其实明确了通过“物有所值”和“财政承受能力验证”是项目适用PPP模式的前提条件。笔者在此要强调，鉴于“项目识别”中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验证的重要性，中央部门应该出台相关操作指南。地方确实需要中央层面的指导，地方政府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操作指南、标准合同、技术规范，如何Value for money。

（五）如何理解财金[2014]113号文第十七条关于项目采购方式之规定？

虽然财金[2014]113号文规定“项目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开展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执行”，但是财金[2014]113号文编制者十分清楚“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是PPP项目采购最佳实践。故在财金[2014]113号文对“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作出十分详细的规定。笔者也认为，按照目前法律规定，PPP项目应该适用《招标投标法》。在《招标投标法》管辖下，工程采购采取公开招投标是常态。如果工程项目实施“竞争性磋商”则要修法。

（六）如何理解财金[2014]113号第二十八条关于争议之规定？

财金[2014]113号第二十八条提到在项目合同执行和管理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应重点关注“合同修订、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都是重大问题。律师对争议解决条款十分关注，然而财金[2014]113号第二十八条关于“

（三）争议解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项目合同约定，项目实施机构、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可就发生争议且无法协商达成一致的事项，依法申请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没有采纳国际上通行的“争议解决升级条款”的最佳模式。笔者希望在将来出台的标准合同文本中见到同国际接轨的关于纠纷处理升级条款。

五、结论和建议

（一）笔者没有能力对推进PPP模式遇到的重大问题谈体会遑论谈观点，笔者仅仅是围绕着财金[2014]113号文部分相关条款谈点学习体会。

（二）建议尽快出台PPP专门法律，对推进PPP项目法律障碍进行清障，对顺利进行PPP项目牵涉的法律问题进行规范，做好PPP顶层设计。当务之急是要参考国际上最佳实践，总结中国几十年BOT/PPP本土实践，形成中国特色的PPP法律、标准合同文本和操作指引。

（三）建议中央相关部门出台一份（二份就多了）“物有所值评价指南”切实指导PPP项目识别工作。

（四）建议在中央层面成立PPP中心，协调管理立项、评估、筛选、招投评标、监管、统计、经验总结推广、实施指南、示范合同等。如果不能成立实体机构，则应成立一个明确由副总理牵头的跨部委PPP协调机构，旅游行业都有哦。

第二篇：PPP合同解读

一、合同主体与合同体系

（一）合同主体

1.政府方

政府方是指政府或政府授权机构作为PPP项目合同的一方签约主体。签订项目合同的政府主体，应是具有相应行政权力的政府，或其授权的实施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授权有关部门或单位作为实施机构负责特许经营项目有关实施工作，并明确具体授权范围。实施机构应当与依法选定的特许经营者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政府或其指定的有关职能部门或事业单位可作为项目实施机构，负责项目准备、采购、监管和移交等工作。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合同，应在政府审核同意后，由项目实施机构与中选社会资本签署。按照地方政府的相关要求，明确相应的行业管理部门、事业单位、行业 运营公司或其他相关机构，作为政府授权的项目实施机构。项目实施机构和社会资本依法签订项目合同，明确服务标准、价格管理以及评估论证等内容。

签订项目合同的政府主体，应明确以下内容：（1）政府主体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等基本情况。（2）政府主体出现机构调整时的延续或承继方式。

项目合同应明确政府主体拥有以下权利：（1）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管理的相关职能规定，行使政府监管的权力。（2）行使项目合同约定的权利。

项目合同应概括约定政府主体需要承担的主要义务，如遵守项目合同、及时提供项目配套条件、项目审批协调支持、维护市场秩序等。

根据PPP项目运作方式和社会资本参与程度的不同，政府在PPP项目中所承担的具体职责也不同。总体来讲，在PPP项目中，政府需要同时扮演以下两种角色：

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政府负有向公众提供优质且价格合理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义务，承担PPP项目的规划、采购、管理、监督等行政管理职能，并在行使上述行政管理职能时形成与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作为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或者购买者的代理人），政府基于PPP项目合同形成与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之间的平等民事主体关系，按照PPP项目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2.社会资本方

社会资本是指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但本级人民政府下属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及其控股的其他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除外）不得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本级政府辖区内的PPP项目。

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化运营的融资平台公司，在其承担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得到妥善处置并明确公告今后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的前提下，可作为社会资本参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本法所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采用竞争方式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和风险分担，约定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建设运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并获得收益，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

3.融资方

PPP项目的融资方通常有商业银行、出口信贷机构、多边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等。根据项目规模和融资需求的不同，融资方可以是一两家金融机构，也可以是由多家银行或机构组成的银团，具体的债权融资方式除贷款外，也包括债券、资产证券化等。

4.保险公司

由于PPP项目通常资金规模大、生命周期长，在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面临着诸多难以预料的各类风险，因此项目公司以及项目的承包商、分包商、供应商、运营商等通常均会就其面临的各类风险向保险 公司进行投保，以进一步分散和转移风险。同时，由于项目风险一旦发生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PPP项目对保险公司的资信有较高要求。

5.承包商和分包商

在PPP项目中，承包商和分包商的选择是影响工程技术成败的关键因素，其技术水平、资历、信誉以及财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贷款人对项目的商业评估和风险判断，是项目能否获得贷款的一个重要因素。

承包商主要负责项目的建设，通常与项目公司签订固定价格、固定工期的工程总承包合同。一般而言，承包商要承担工期延误、工程质量不合格和成本超支等风险。

对于规模较大的项目，承包商可能会与分包商签订分包合同，把部分工作分包给专业分包商。根据具体项目的不同情况，分包商从事的具体工作可能包括设计、部分非主体工程的施工，提供技术服务以及供应工程所需的货物、材料、设备等。承包商负责管理和协调分包商的工作。

6.以下合同在部分项目上适用

（1）专业运营商

根据不同PPP项目运作方式的特点，项目公司有时会将项目部分的运营和维护事务交给专业运营商负责。但根据项目性质、风险分配以及运营商资质能力等不同，专业运营商在不同项目中所承担的工作范围和风险也会不同。例如，在一些采用政府付费机制的项目中，项 目公司不承担需求风险或仅承担有限需求风险的，可能会将大部分的运营事务交由专业运营商负责；而在一些采用使用者付费机制的项目中，由于存在较大需求风险，项目公司可能仅仅会将部分非核心的日常运营管理事务交由专业运营商负责。

（2）原料供应商

在一些PPP项目中，原料的及时、充足、稳定供应对于项目的平稳运营至关重要，因此原料供应商也是这类项目的重要参与方之一。例如在燃煤电厂项目中，为了保证煤炭的稳定供应，项目公司通常会与煤炭供应商签订长期供应协议。

（3）产品或服务购买方

在包含运营内容的PPP项目中，项目公司通常通过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收入来回收成本并获取利润。为了降低市场风险，在项目谈判阶段，项目公司以及融资方通常都会要求确定项目产品或服务的购买方，并由购买方与项目公司签订长期购销合同以保证项目未来的稳定收益。

7.其他

除上述参与方之外，开展PPP项目还必须充分借助投资、法律、技术、财务、保险代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力量，因此PPP项目的参与方通常还可能会包括上述领域的专业机构。

8.项目公司

实施机构应当在招标或谈判文件中载明是否要求成立特许经营项目公司。

实施机构应当与依法选定的特许经营者签订特许经营协议。需要成立项目公司的，实施机构应当与依法选定的投资人签订初步协议，约定其在规定期限内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并与项目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项目公司是依法设立的自主运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实体。项目公司可以由社会资本（可以是一家企业，也可以是多家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出资设立，也可以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但政府在项目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应当低于50%，且不具有实际控制力及管理权。如以设立项目公司的方式实施合作项目，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明确项目公司的设立及其存续期间法人治理结构及经营管理机制等事项。如政府参股项目公司的，还应明确政府出资人代表、投资金额、股权比例、出资方式等。

在项目初期阶段，项目公司尚未成立时，政府方会先与社会资本（即项目投资人）签订意向书、备忘录或者框架协议，以明确双方的合作意向，详细约定双方有关项目开发的关键权利义务。待项目公司成立后，由项目公司与政府方重新签署正式PPP项目合同，或者签署关于继承上述协议的补充合同。在PPP项目合同中通常也会对PPP项目合同生效后政府方与项目公司及其母公司之前就本项目所达成的协议是否会继续存续进行约定。

（二）合同体系

在PPP项目中，项目参与方通过签订一系列合同来确立和调整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PPP项目的合同体系。PPP项目的合同 通常包括PPP项目合同、股东协议、履约合同（包括工程承包合同、运营服务合同、原料供应合同、产品或服务购买合同等）、融资合同和保险合同等。其中，PPP项目合同是整个PPP项目合同体系的基础和核心。

在PPP项目合同体系中，各个合同之间并非完全独立、互不影响，而是紧密衔接、相互贯通的，合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导关系”，了解PPP项目的合同体系和各个合同之间的传导关系，有助于对PPP项目合同进行更加全面准确的把握。

1.PPP项目合同

PPP项目合同是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依法就PPP项目合作所订立的合同。其目的是在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之间合理分配项目风险，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保障双方能够依据合同约定合理主张权利，妥善履行义务，确保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顺利实施。PPP项目合同是其他合同产生的基础，也是整个PPP项目合同体系的核心。

在项目初期阶段，项目公司尚未成立时，政府方会先与社会资本（即项目投资人）签订意向书、备忘录或者框架协议，以明确双方的合作意向，详细约定双方有关项目开发的关键权利义务。待项目公司成立后，由项目公司与政府方重新签署正式PPP项目合同，或者签署关于承继上述协议的补充合同。在PPP项目合同中通常也会对PPP项目合同生效后政府方与项目公司及其母公司之前就本项目所达成的协议是否会继续存续进行约定。

2.社会资本方之间彼此签订股东协议

股东协议由项目公司的股东签订，用以在股东之间建立长期的、有约束力的合约关系。股东协议通常包括以下主要条款：前提条件、项目公司的设立和融资、项目公司的经营范围、股东权利、履行PPP项目合同的股东承诺、股东的商业计划、股权转让、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组成及其职权范围、股息分配、违约、终止及终止后处理机制、不可抗力、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等。

项目投资人订立股东协议的主要目的在于设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因此项目公司的股东可能会包括希望参与项目建设、运营的承包商、原料供应商、运营商、融资方等主体。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更直接地参与项目的重大决策、掌握项目实施情况，政府也可能通过直接参股的方式成为项目公司的股东（但政府通常并不控股和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与其他股东相同，享有作为股东的基本权益，同时也需履行股东的相关义务，并承担项目风险。

股东协议除了包括规定股东之间权利义务的一般条款外，还可能包括与项目实施相关的特殊规定。以承包商作为项目公司股东为例，承包商的双重身份可能会导致股东之间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并在股东协议中予以反映。例如，为防止承包商在工程承包事项上享有过多的控制权，其他股东可能会在股东协议中限制承包商在工程建设及索赔事项上的表决权；如果承包商参与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承担项目的设计、施工等工作，并不愿长期持股，承包商会希望在股东协议中预先做出股权转让的相关安排；但另一方面，如果融资方也是股东，融资 方通常会要求限制承包商转让其所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的权利，例如要求承包商至少要到工程缺陷责任期满后才可转让其所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

3.融资合同

从广义上讲，融资合同可能包括项目公司与融资方签订的项目贷款合同、担保人就项目贷款与融资方签订的担保合同、政府与融资方和项目公司签订的直接介入协议等多个合同。其中，项目贷款合同是最主要的融资合同。

在项目贷款合同中一般会包括以下条款：陈述与保证、前提条件、偿还贷款、担保与保障、抵销、违约、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等。同时，出于贷款安全性的考虑，融资方往往要求项目公司以其财产或其他权益作为抵押或质押，或由其母公司提供某种形式的担保或由政府作出某种承诺，这些融资保障措施通常会在担保合同、直接介入协议以及PPP项目合同中予以具体体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PPP项目的融资安排是PPP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鼓励融资方式多元化、引导融资方式创新、落实融资保障措施，对于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投资者权益以及保障PPP项目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4.保险合同

由于PPP项目通常资金规模大、生命周期长，负责项目实施的项目公司及其他相关参与方通常需要对项目融资、建设、运营等不同阶段的不同类型的风险分别进行投保。通常可能涉及的保险种类包括货 物运输险、工程一切险、针对设计或其它专业服务的职业保障险、针对间接损失的保险、第三者责任险。

鉴于PPP项目所涉风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为确保投保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建议在制定保险方案或签署保险合同前先咨询专业保险顾问的意见。

5.工程承包合同

项目公司一般只作为融资主体和项目运营管理者而存在，本身不一定具备自行设计、采购、建设项目的条件，因此可能会将部分或全部设计、采购、建设工作委托给工程承包商，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项目公司可以与单一承包商签订总承包合同，也可以分别与不同承包商签订合同。承包商的选择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由于工程承包合同的履行情况往往直接影响PPP项目合同的履行，进而影响项目的贷款偿还和收益情况。因此，为了有效转移项目建设期间的风险，项目公司通常会与承包商签订一个固定价格、固定工期的“交钥匙”合同，将工程费用超支、工期延误、工程质量不合格等风险全部转移给承包商。此外，工程承包合同中通常还会包括履约担保和违约金条款，进一步约束承包商妥善履行合同义务。

6.履约合同

（1）运营服务合同

根据PPP项目运营内容和项目公司管理能力的不同，项目公司有时会考虑将项目全部或部分的运营和维护事务外包给有经验的专业运营商，并与其签订运营服务合同。个案中，运营维护事务的外包可 能需要事先取得政府的同意。但是，PPP项目合同中约定的项目公司的运营和维护义务并不因项目公司将全部或部分运营维护事务分包给其他运营商实施而豁免或解除。

由于PPP项目的期限通常较长，在项目的运营维护过程中存在较大的管理风险，可能因项目公司或运营商管理不善而导致项目亏损。因此，项目公司应优先选择资信状况良好、管理经验丰富的运营商，并通过在运营服务合同中预先约定风险分配机制或者投保相关保险来转移风险，确保项目平稳运营并获得稳定收益。

（2）原料供应合同

有些PPP项目在运营阶段对原料的需求量很大、原料成本在整个项目运营成本中占比较大，同时受价格波动、市场供给不足等影响，又无法保证能够随时在公开市场上以平稳价格获取，继而可能会影响整个项目的持续稳定运营，例如燃煤电厂项目中的煤炭。因此，为了防控原料供应风险，项目公司通常会与原料的主要供应商签订长期原料供应合同，并且约定一个相对稳定的原料价格。

在原料供应合同中，一般会包括以下条款：交货地点和供货期限、供货要求和价格、质量标准和验收、结算和支付、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不可抗力、争议解决等。除上述一般性条款外，原料供应合同通常还会包括“照供不误”条款，即要求供应商以稳定的价格、稳定的质量品质为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原料。

（3）产品或服务购买合同

在PPP项目中，项目公司的主要投资收益来源于项目提供的产品 或服务的销售收入，因此保证项目产品或服务有稳定的销售对象，对于项目公司而言十分重要。根据PPP项目付费机制的不同，项目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最终使用者。以政府付费的供电项目为例，政府的电力主管部门或国有电力公司通常会事先与项目公司签订电力购买协议，约定双方的购电和供电义务。

此外，在一些产品购买合同中，还会包括“照付不议”条款，即项目公司与产品的购买者约定一个最低采购量，只要项目公司按照最低采购量供应产品，不论购买者是否需要采购该产品，均应按照最低采购量支付相应价款。

（4）其他合同

在PPP项目中还可能会涉及其他的合同，例如与专业中介机构签署的投资、法律、技术、财务、税务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合同。

第三篇：建设部226号文件解读？

建设部226号文件解读？

“各类别最低等级资质未取消注册建造师、中级以上职称人员、持有岗位证书的现场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的指标考核”。

焦点解读：挂靠市场仍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但一建挂靠价格会下降到与二建持平，预计二建考证热潮将会掀起。根据该通知，目前大部分企业申报建筑业企业资质需要按照资质要求提供足够的人员证书。因为任何企业申报资质必须从最低等级资质申报开始，而最低等级资质申报按照要求仍要配备相关人员的。

因此，从该条要求，小编认为未来的证书挂靠仍将继续一段时间，包括注册建造师、职称证书、岗位证书、三类人员、技术工人。但是一级建造师如果要继续留在资质挂靠市场，其价格可能将与二级建造师价格保持一致。因为一级建造师资质挂靠一般只在最低等级以上的资质申报中使用，该通知一出，一级建造师如果想进行资质挂靠，只能在最低级企业资质挂靠，不过这个挂靠市场中一般都是二级建造师，在这个市场中，一级建造师挂靠价格高，而且注册审批流程长，一级建造师很难竞争过二级建造师。故预计明年二级建造师考试报名将重新掀起高潮！

另外，虽然此次通知未取消最低等级资质对人员的考核，但是小编认为未来对于最低等级资质的人员证书指标考核也将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取消。此次之所以未取消估计更多是目前主管部门没有设计和实践出一套有效的最低等级企业资质监管管理体系，毕竟如果一旦完全放开，必将会有大量的建筑业企业涌入，但是目前已经在建筑业改革内容很多，如装配式建筑、PPP项目合作、建筑业企业动态监管、四库一平台建设等。估计主管部门的方案是在目前存量建筑业企业基础上进行改革，待上海试点成功，其他改革准备基本完成后再正式开放最低等级资质申报。目前，正在上海浦东试点的“承诺制审批”，只要没有不良诚信记录，就可以通过告知承诺方式首次申请或增项申请建筑业企业三级资质。如果上海更早试点成功并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监管体系，或许最低等级资质申报也将更早进行“承诺制审批”方式，最早也要2017年下半年。

取消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标准中关于注册建造师的指标考核。

焦点解读：此次资质标准改革的实质是推进建筑行业计划经济加快过渡到市场经济，让中小建筑企业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几十年来，在市场准入方面，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政府根据分级指标核实企业资质等级，而企业只能在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进行业务活动。

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将严格监管，对违法违规的企业，则依法予以惩处。至于个人的执业能力、水平及执业责任的追究，则全由企业负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管理制度无疑是社会成本很低并行之有效的好制度。但是在市场经济体质下，这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抑制了充分的市场竞争，也影响了建筑行业人才的持续发展。纵观世界，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几乎都不采用单位资质管理制度，而是由政府对执业个人直接进行监管，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个人执业资格制度。

此次住建部取消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向取消建筑企业分级资质迈近第一步，实行“建筑施工许可证”管理，从而推进建筑行业计划经济加快过渡到市场经济，让中小建筑企业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同时淡化企业资质，强化个人资质，建造师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建造师挂靠将会逐渐过渡为合伙人制建筑企业，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导致行业人才需求加大，对行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的素质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调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下资质的建筑面积考核指标。

焦点解读：此次调整大幅提高了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和二级资质中对工程业绩中的部分“建筑面积”要求，同时也扩大了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和三级资质可承包的工程范围。

修改内容如下：

(一)、一级资质要求中，将“1.1.3企业工程业绩(3)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的单体工业、民用建筑工程1项或建筑面积2万-3万平方米(不含)的单体工业、民用建筑工程2项”修改为“1.1.3企业工程业绩(3)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1项或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2项”。(二)、二级资质要求中，将“1.2.3企业工程业绩(3)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单体工业、民用建筑工程1项或建筑面积0.6万-1万平方米(不含)的单体工业、民用建筑工程2项”修改为“1.2.3企业工程业绩(3)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1项或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2项”。(三)、二级资质可承担建筑工程的施工范围中，将“1.4.2二级资质(3)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下的单体工业、民用建筑工程”修改为“1.4.2二级资质(3)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

(四)三级资质可承担建筑工程的施工范围中，将“1.4.3三级资质(3)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下的单体工业、民用建筑工程”修改为“1.4.3三级资质(3)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

对申请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资质的企业，未进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平台的企业业绩，不作为有效业绩认定。焦点解读：企业业绩作假难度增大。

此标准一出，未来企业要好好研究下如何有效、合规的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平台发布企业企业业绩了，作假难度将大幅增加，进行项目挂靠的一级建造师的工程业绩也将一目了然。

对建筑行业的影响 1.充分市场化竞争

根据226号文件的解读，维护资质的成本降低，企业资质挂靠将减少，另外，建筑企业实行“建筑施工许可证”管理，企业数量会大幅增加，中小企业有望参与竞争，市场将释放更大的空间，行业竞争将会更加充分，对行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的素质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将来的竞争从资质的竞争转变成人才的竞争，其实就是持证执业人才数量的竞争，以执行为目的的证书需求将出现井喷。

2.淡化企业资质管理，强化个人资质管理，推动全员持证 此次调整政策取向明确，以注重资质转变为对注重工程项目本身的监管，资质在市场中作用减小。尤其是“动态资质核查”的全面实行，证书需求由原来的事前需求企业资质转成事中事后，并通过横向互联、纵向互通的“四库一平台”查询核实，证书直接和所有项目挂钩，没有证、不够证的建筑公司将接不到项目。

3.短期内内完全以建造师挂靠为目的的考证需求大大的减少，但是工程项目缺证将需大量补充

取消建筑企业建造师指标的要求，短期内以纯挂靠为目的的考证需求或会减少，但企业的存活和运营需要接项目，就必须用到注册建造师证，随着企业培养熟练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持证人员的压力增大，逼迫真正的无证项目经理、职称人员、持有岗位证书的现场管理人员、技术工人考证，刚性需求再次得到释放，建造师证书含金量会更高。对个人的影响

建造师数量跟企业资质可以脱钩，但项目经理必须持建造师证上岗，工程必须得有具有建造师资质人员来做，这些是不会改变的！而且，还会不断规范和强化。要不工程的质量如何保证呢？个人想要当项目经理，想要承接项目，那就必须得有建造师证。而且，要对项目质量终生承担责任！1.个人资质和能力将更受重视，企业也将更加注重人才的需求和培养

人证合一是未来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带证的项目经理肯定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薪酬也会相应提高，真正的有能力、有资格的建造师愈加受重视。新规实施不仅不会对真正的建造师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会突出他们的作用，还会激励更多的人想加入建造师队伍，从而造成建造师潜在考试人数始终保持高位运行。2.证书的含金量提升

建造师、造价师、各种工程师证书不仅成为一种任职的资格，更会刺激从业人员为了证明自己、助推事业、具备项目经理资格而大量考证，包含项目经理在内的甲方工程管理人员、第三方咨询人员、行业监管人员以及计划进入建筑行业的人员等非执业(注册)建造师、职称人员、持有岗位证书的现场管理人员等等，考证需求增长，建造师证书也会显得更为紧俏，含金量也会更高。

总而言之，对于建筑企业资质标准部分指标的调整，一方面，不仅为之后可能会取消建筑企业分级资质以及实行“建筑施工许可证”管理打下基础，更能够释放行业发展活力，推动全员持证，充分竞争;另一方面，个人资质和能力将更受重视，证书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证书需求亦会不断扩大。无论一建二建与企业资质是否挂钩，作为一名项目经理，有一建或二建证书是最基本的要求。建筑行业一定会越来越规范化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你怀疑这一点的话，那么请当小编什么都没说，此贴对你无效，请绕道自便）。项目经理人证合一一定会实现，那么那个时候，无论哪家企业做工程，都会需要一大批带证的项目经理。

根据目前政策指引，各种资格考试考试将会越来越热，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同志们还是潜下心来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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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央一号文件解读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全面深刻阐述水利在现代农业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中的重要地位；文件明确提出要注重科学治水、依法治水，突出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不断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水利可持续发展。关键字

中央一号文件

水

水利

可持续发展

水是人类发展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 是人类和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仅就总的水储量和循环量来看, 目前我国平均年水资源总量为28124亿m3, 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 /4, 仅位居世界第109位。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用水量急增, 再加上可利用水资源南北分布极不均衡, 长期开发利用不当而导致的水资源污染, 使得可利用水资源短缺的危机日益严重。因此保护好现有水资源, 解决好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环境的有机统一, 确保我国水资源的永续利用,是我国水利建设的重要任务。

我国地理气候条件复杂，水旱灾害频繁，是世界上治水任务最艰巨的国家之一。水利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投入强度明显不够，建设进度明显滞后，保障水平明显偏低。总体上看，洪涝灾害频繁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干旱灾害仍然是影响城乡人民生产生活的重大隐忧，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用水方式粗放仍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软肋，水利设施薄弱仍然是国家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水利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仍然是推动水利又好又快发展的深层制约。还要看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大，我国水利面临的形势更趋严峻，增强防灾减灾能力要求越来越迫切，强化水资源节约保护工作越来越繁重，加快扭转农业主要“靠天吃饭”局面任务越来越艰巨。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以水利改革发展为主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首个关于水利的综合性政策文件，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大兴水利的明确信号，就是要抓住当前水利这个薄弱环节，解除水利这个瓶颈制约，夯实农田水利这个重要基础，尽快扭转水利建设滞后的局面。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一个总的目标，即力争通过5年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

这一目标如何实现，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4大体系：

——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十二五”期间继续实施大江大河治理的同时，基本完成重点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让全国小型病险水库全部摘除“病帽”，全面完成山洪灾害易发区预警预报系统建设；

——基本建成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全国年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城乡供水保证率显著提高，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得到全面保障，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明显降低，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十二五”期间新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000万亩；

——基本建成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明显改善，主要水质指标达标率提高到60%。城镇供水水源地水质全面达标，重点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地下水超采基本遏制；

——基本建成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基本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合理配置的水价形成机制基本建立，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基本形成。

２０１１年，我们将全面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部署，重点抓好五项水利建设：

一是着力抓好农村水利建设。全年解决６０００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确保完成３０处以上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新启动一批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发展有效灌溉面积８００万亩，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搞好农村河道清淤疏浚及水环境整治，实现新增农村水电装机２６０万千瓦。

二是抓紧防洪重点薄弱环节建设。加快中小河流近期治理步伐，完成小（１）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２０１０年开工项目建设任务，实现其他项目年内全部开工建设，启动实施小（２）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规划和全国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规划，启动６００个县的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

三是加强西南抗旱能力建设。加快西南地区“润滇”、“泽渝”、“兴蜀”、“滋黔”一期工程建设步伐，加快实施中型水库建设规划，抓紧落实西南五省份重点水源工程近期建设规划，因地制宜兴修小微型蓄引提灌排工程，大力发展牧区水利，搞好集雨水窖工程建设，统筹推进其他地区抗旱薄弱环节建设。

四是继续推进重点工程建设。抓紧开工建设一批治淮重点项目，积极推进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综合治理，加快建设一批骨干水库工程，搞好重点蓄滞洪区安全建设。

五是强化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和水生态保护。力争年内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５万平方公里，深入推进石羊河等生态脆弱河流综合治理，加快实施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工程，加强以青海“三江源”、新疆内陆河流域、西藏等地区为重点的生态自然修复。我国现代水利工程设施体系将初步建立，国家和区域层面水资源优化配置格局基本形成，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大规模建成，节水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涉及民生的水利问题基本解决，水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水利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的能力大幅提升，水利保障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作用更加凸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水利现代化美好蓝图将变为现实。

纵观目前我省水利发展状况，高处长提出用建立健全“三条红线”管理的方法来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三条红线”即水资源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控制指标体系、实行区域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个方面。

也必须看到，水资源短缺、旱涝灾害威胁、生态环境脆弱仍然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主要瓶颈。我省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滞后，农业主要“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用水方式粗放，水资源浪费严重，节水型社会建设任务艰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对水资源保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快水利建设刻不容缓。

第五篇：中央一号文件解读

中央一号文件解读:水利建设成为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投向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记者姚润丰）近日公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突出抓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要把水利放在重要位置。要拓宽水利建设基金筹资渠道，大幅度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规模，新增一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县，加大财政对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解读文件时表示，在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方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两个重点，一是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要放在水利上，二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要放在种业发展上。

水利部部长陈雷介绍，2009年，在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措施的带动下，我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掀起建设的新高潮，水利建设投资规模高达1427亿元。今年是实施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预计“十一五”期间中央水利建设投资可达2760亿元，全国水利建设投资超过6000亿元，分别为“十一五”规划投资目标的158％和116％。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不断增加“三农”投入。根据文件要求，水利建设将成为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投向，主要内容是：逐步推进重点中小河流治理；加快大中型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大力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统筹安排其余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在科学规划论证基础上，启动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通过一事一议、财政补助等办法，鼓励农民自愿投工投劳开展直接受益的小型水利设施建设。

目前，我国农田水利仍然薄弱，全国有一半以上耕地望天收，缺少基本灌排条件，现有灌区普遍存在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效益衰减等问题。陈雷表示，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水利基础亟须夯实。我国粮食生产已连续6年实现稳定增产，连续3年超万亿斤。但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并不牢固，持续增产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保障粮食供求平衡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在影响粮食生产的光、温、水、土、肥、种等要素中，水的增产效用最为突出，灌溉耕地的粮食产量通常是非灌溉耕地的2至4倍，实现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关键在于水，水利建设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