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如何思考

第一篇：法官如何思考

法学院2010级 法学二班 朱凌云 学号：201000040129

重视法治原则下的法官的能动性

1——评《法官如何思考》

法官从事审判活动是这一职业的终极目的，审判包含两个过程：

一、审理；

二、判决。审理是判决的基础，判决又是审理的结果，法官如何审理是至关重要的，这牵涉到法官思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西方国家推崇“三权分立”制度，在司法层面上即为司法独立，它规定审判活动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受外在干涉，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所发表的言论、作出的行为，免受民事起诉，享有司法豁免权。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它的法律体系属于普通法体系，法律原则是法官遵循先例原则。在美国社会各阶层，法官的地位一直是备受羡慕与关注的，法官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很高的盛誉，不仅因为法官的司法权威很高，而且因为法官的职业操守令人敬畏。所以，美国的法官们非常的独立，不会受到立法、行政的干预，他们拥有很大的司法裁量权。那么，你是否认为他们会是严格的法条主义（原旨主义），不考虑实际的“自动售货机”呢？他们的司法意见书又是如何得出的呢？“法官造法”的理论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近日一字一页，终于读完了波斯纳法官的著作《How Judges Think》，北大法学院教授苏力在2009年翻译并出版了《法官如何思考》这本书。关于写法官、法官的行为以及与法官制度有关的书籍都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是这本书对法官的深度剖析可谓是史无前例、淋漓尽致的，读来令人一惊三叹，心悸无语。

为什么说这本书有极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呢？首先，从作者本人的角度来看，理查德·波斯纳，先后以最优生和年级第一名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1959）和哈佛大学法学院（1962）。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联邦政府律师、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68）、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1969）和讲座教授。1981年出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至今（1993～2000年任首席法官），同时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其次，从作品的内容来看，在《法官如何思考》中，波斯纳基于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并结合他本人长达27年担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司法经验，分析了种种司法行为和法官职任考量，这一分析迥异于以往对司法以及法官的研究，其关注的是与法官行为紧密联系的认知和情感的社会和制度塑造。波斯纳的分析表明，尽管大多数（常规）司法决定似乎都是法条主义驱动的，但法官绝不是“自动售货机”，只懂得机械地适用已有规则或按既定法理推理模式决策的法条主义者，相反，其政治偏好或法律以外的其他个人性因素，例如，法官个人特点以及生平阅历和职业经验，会塑造他的司法前见，进而直接影响其对案件的判断。波斯纳关于法官行为的分析是具有普适性的，其提出的问题和分析建议在中国语境中也同样适用：法官是如何行为的，为什么如此行为，行为的后果可能为何，以及哪些智识工具最适合分析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官如何思考》这本书，不仅具有学术权威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

全书共分三编十二章，主要研究的是美国的司法（审判）行为和法官思维问题。在本书中，波斯纳基于法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交融，结合他本人长达27年担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司法经验和参与性观察，分析了司法和法官行为的九种理论，研究了司法和法官的外在和内在的制约因素和机制，讨论了司法和法官作出决定的政治性、法条性和个人因素，提出了自己的实证的“受约束的法律实用主义”的审判决策理论。波斯纳在本书中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尽管大多数司法决定似乎都是法条主义驱动的，但法官绝不是“自动售货机”，绝不只是机械地适用已有规则或者按照既定法理推理模式决策的法条主义者，1 理查德·波斯纳著，苏力译（2009），法官如何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共360页。

相反，其政治偏好或法律以外的其他个人因素，例如，法官个人特点以及其生平阅历和职业经验，会塑造他的司法前见，进而直接影响其对案件的审判。

即使因为司法传统和学术背景的差异以及译著本身表述方式的瞥脚, 影响到阅读中的准确理解和流畅感, 本书依然给我非常多的启发, 阅读中获得智识的愉悦感不可名状。阅读是个性化的事情, 相信不同读者比如法律实务工作者和法学理论工作者从这本译著中看到或者看重的肯定是不同的东西。笔者对本书中有关法官的实用主义或这法条主义的论述感触颇深。单从“司法行为的九种理论”、“ 作为偶尔立法者的法官”、“法官的外部约束”、“审判的内在约束”、和“ 实用主义审判不可避免” 等这些章名, 就可以看到波斯纳对法官行为和法官角色定位的明显立场法官绝不是法条主义者尤其是在非常规案件中, 法官是政治的, 必须成为“ 偶尔的立法者”。笔者认为,尽管波斯纳论述的均系美国这个普通法系国家的司法和法官的情况, 但是对于中国的审判和法官的角色定位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第一章里波斯纳讲到了关于司法行为的九种相互重叠、不完整但富有洞见的理论——态度理论、战略理论、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组织理论、实用主义理论、现象学理论以及法条主义理论，构成了一台不便使用的分析设备。通过想象法官是工人，因此是劳动力市场——当然，一个相当不寻常的劳动力市场，但也仍然是一个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可以将这些理论整合起来。由此，波斯纳认为，“在非常规的案件中，法官实际上是如何得出其司法决定的：简而言之，一种实证的审判决策理论”。法条主义理论的缺陷在于，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观念、情感也相应的发生改变，某项法律的价值可能与现实已经不符，甚至势不两立，如果仍旧按照法条断案，可能要损害公平正义、善良风俗的原则和精神。比如，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罗诉韦德案”。案情大致是这样的：1972年，得克萨斯州两个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萨拉·威丁顿和林达·科菲试图挑战当时的堕胎政策。她们选中了一名希望堕胎的21岁女子，化名为简·罗（JaneRoe），韦德（Wade）则是当时达拉斯县的检察官。几经周折，1973年1月22日，美国联邦高院最后以7比2的表决，确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上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这等于承认美国堕胎的合法化。“罗诉韦德案”后，堕胎合法化一度导致美国妇女堕胎人数的激增。1973年来，美国每年有近1500万人堕胎，占每年怀孕妇女总数的1/5。“罗诉韦德案例”给了美国妇女堕胎权，也给了美国社会一个分裂点，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辩论。自堕胎合法化后，支持生命权的反堕胎人士就一直试图来推翻这一决定。反堕胎的各式各样“保护生命运动”和支持堕胎的捍卫女权团体对此争论不休，甚至出现过2003年9月3日因杀害堕胎医生而被处以极刑的第一人保罗·希尔这样的极端例子。毫无疑问，堕胎问题已成为美国社会中大是大非的问题。无论是总统竞选，还是国会选举，再从州到地方的选举，政客们都必须在堕胎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总体来讲，民主党自由派支持妇女的堕胎权，而共和党保守派则对任何形式的堕胎持有否定态度。此番南达科他州州长签署反堕胎法案，挑战30年前的法律，无疑在美国社会再次扔下一颗重磅炸弹。

通过此案我们看到，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个人权利，应受到一定的限制性保护。司法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遵循下列规则：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违反宪法，除非限制是为了维护某种“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而限制措施又没有超出实现立法目的所必需的限度。在罗伊一案中，首先应当承认妇女堕胎是宪法所保护的个人隐私权。但是，也应当看到,决定堕胎与否的个人隐私并不是绝对自由的。在妊娠期间，存在着两种“重要和正当”的国家利益：一是保护孕妇健康；二是保护潜在生命，政府得在同时考虑上述两种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制定限制堕胎的法律。这两种利益在妊娠期间同时存在，各自在某一个时间点内成为不可抗拒的 罗诉韦德案（英语：Roe v.Wade），410 U.S.113(1973年)，又译为露对威德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隐私权的重要案例，对于妇女堕胎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妇女的“堕胎权”，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此外，对于堕胎权的限制应采取“严格审查”标准，并提出“三阶段标准”。国家利益。在罗伊案件中，德州法律对堕胎作了过于宽泛的限制，即没有区分妊娠早期和晚期的堕胎，只是将抢救母亲生命作为允许堕胎的唯一理由，而排除了堕胎所涉及到的其他利益，因此，德州法律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14条正当程序条款。伦奎斯特法官在此案中代表少数意见认为，罗伊案例由于与婚姻无关，因此，它不涉及到隐私权问题。从36个州有关堕胎的立法史来看，妇女的堕胎权利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不可能是一项“基本权利”，因此，不应当受到任何特殊保护。

如果此案严格的适用法律，就会导致妇女堕胎成为了一项合法的权利，但实际上，堕胎行为严重的侵害了妇女的身体健康和胎儿的生命权，同时会影响民众对法官断案能力的否认和嘲讽，激起很多反对堕胎者的反抗，导致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恶劣的连锁反应。所以，必须要强调法官审判时，应该持实证主义的态度，充分考虑案件的性质，和所引发的社会后果，作出符合人类普遍所信仰的价值的判决意见。要充分发挥法官的能动性，积极主动的从法律规定之外的视野看待一个案件，就必须给予法官足够的审判自由，和充分发挥法官智力和能力的外在条件。影响一个法官自由的，不受外在压力的作出司法判决的因素有很多，其于法官自身息息相关，不以法官的意志为转移。而在我们的理论中，却总是强调法官只能服从于法律，给予法官自由的司法裁决权的范围相当小。没有合理的引导上述因素对法官司法行为的积极作用，反而予以压制。正如苏力3先生所言，提出并赞美一个概念上完美的法官，然后激励和要求担任法官的人去实践这个概念：这是一种压抑人性的道德规范模式，一种不可能实践的模式，或者只是一种关于法官和司法的意识形态。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中，我们仅仅把法官当做一个规则的适用者却忽略了法官本身的能动性，造成法律的机械适用（法条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意识到法官的对法条的能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又导致了法官的恣意。

在我们国家，经历了漫长人治社会的历史之后，总算迎来了法治的前夕。大规模的法典编撰如火如荼。甚至我们已经拥有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在法治的建设当中，我们也极力强调法律要成为我们法官行动的唯一准则。避谈甚至讳谈人尤其是法官在法治事业中应该所具有的作用。由此造成的恶果便是，法律成为一种冷冰冰的规则，缺乏变通的适用。事实上，正如我们经常所讲的那样法律尽管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可是作为一种规则，它也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法律规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与法律稳定性之间的冲突乃至于法律与普通公众朴素的正义感之间的严重冲突就成为我们法治建设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面对上述问题，我们不可能放弃解决这些问题采取鸵鸟政策。而寄希望于立法机关及时进行立法活动也不太现实，基于我国立法机关的现状，由于其担负了太多的任务而导致其不可能专心致志的进行立法活动。也许增加法官的权能，赋予其更多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既有法律难以解决或解决不当的情况下，通过法官的自由判断来断定案件的解决无疑是比较合理的方式。这种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法官造法”，通过法官造法的活动对法律漏洞作出弥补或解释，对于难办案件的处理实际上是大有帮助的。而这种“法官造法”的活动其实应当更多的赋予级别比较高的法院法官来实现。正如同波斯纳在“作为偶尔立法者的法官”一章提到的那样，这种法官造法只是法官日常事务中极其偶然的，法官的这种行为事实上对立法机关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官的这种能动性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就极有可能演变为法官的恣意妄为，演变为“法官治”而非“法治”。在波斯纳的书中也提到了这方面的内容，“夸大了法律的开放领域，有时甚至暗示一切案件都不确定。向法官灌输各种形式的任性，从政治到偏见到各种坏脾气。”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国家的法官不仅没有发挥其本有的积极作用，却一直在发挥其消极作用。肆意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对一些常规案 3 苏力，少年从军，当过工人、政府雇员。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学士，1982）；1985年读研究生期间赴美留学，先后获LLM（McGeorge）、M.A.和Ph.D（ArizonaState）学位。1992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长江学者。件不依法处理，司法腐败的猖獗。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丧失。所以，这些年我们才可以看到先定后审这种公然违背程序法基本原则的做法在各级法院大行其道，才会出现下级法院法官和上级法院法官之间的沟通，才会出现法官主动上门解决纠纷情况的出现。以上法官能动性的发挥，不仅没有获得良好的效果，反而违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则。

通过以上一部分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官司法行为中，不是要不要法官能动的问题，而是怎样发挥法官能动的问题。能动有好坏之分，其效果也有天壤之别。针对前一个问题，即如何使法官的能动性发挥积极作用。其实在波斯纳的书中有很多地方给予我们启示，首先就是要尽力减少法官的外部约束机制，最大可能的实现司法独立。波斯纳指出，司法独立是社会的善品，通过尽力减少诸如薪水、任期、考核机制、晋升这类外部约束机制对于法官的影响，可以使法官获得独立的地位和独立的价值。最终可以不为这些外部环境所动，更好的服务于司法。在我国，对于法官的外部约束机制远非这些，某种程度来讲，政治约束可能是目前我国法官面临的最大外部约束，政法委往往在一些重大案件中肆意干涉法官职权的行使，因此，排除政治因素对于法官的干扰尤为重要。其次，要实现法院与法官职能的区分。司法权作为一种判断权。包括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两部分组成。而作为法官能动的发挥的判断主要体现在法律审中，因此，应当实现有专门的法官法院实施法律审。其具体举措应该是，应当由基层法院负责审理案件的基本事实并使用法律，上级法官进行法律审。并在案件有疑难时通过法律审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第三，提高法官地位，增强法官的职业荣誉感。在波斯纳的书中指出，尽管法官本身拥有政治上的倾向，但并不总是按照任命他的政治人物的意图行事，波斯纳指出，“他们并非追求收入和闲暇的最大化，工作的内在满足是是主要的自变量”。所以，增强法官的职业荣誉感，满足法官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离不开法官地位的提升和法官在解决社会纠纷中的最终权威性。

当然，书中的智慧并不仅仅只有这一点，法官该如何思考？以及不是美国，也即不是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该如何正确的为自己的行为，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中国的法官，没有“造法”的权利，行为上也会受到党领导的规范文件的制约，同时更多时候，过多的依赖于法律、法规的规定办案，法官缺乏自己的思考，再加上各个法院司发案件的拥挤不堪，法官也没有时间去思考每一个案件该如何适用法律，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草草结案，早早完事。法院的独立性更是谈不上，中国不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很多时候，审判权要受到立法和行政的制约和压抑，一个判决的作出，是要经过政治权力机构的严格把关的，因此，我们需要对自己国家的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挖掘和解决，针对法官的司法行为存在的不足和违法，借鉴国外的优秀理论，做出一定的改善，促进司法发展。中国法学界太多仅仅围绕法律、法学、法学教育、法官、律师甚至部门法的利益 的“研究”论证了，很少有人能真正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出发，立足于法学之外，运用法学和多学科的知识和手段以反思的眼光看自己投身的事业和行当，予以体贴入 微且有理有节的分析。小家子气注定不可能成就或不断开拓真正坚实的法学。“敢嘲笑哲学者，方为真哲学家”。而《法官如何思考》这本书，却是波斯纳一个人从事27年上诉法官的经验和司法实践，运用自身学到到各种理论知识，不论是法学的、经济学的，还是心理学上的观点，他都将之淋漓尽致的运用在了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这种学术和实践精神值得我们的法律实务者和法律学术家们学习。

参考文献：

牛克乾：“法官角色的政治性与立法性——《法官如何思考》读后点滴”，《人民司法》，2009年7月20号发表

苏力：“经验地理解法官的思维和行为——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译后”,《北方法学》2009年第1期

第二篇：建设高素质高水平法官队伍思考

为顺应人民新期待，回应时代新要求，保障队伍建设全面、优质、可持续发展，最高院全面部署开展旨在全面提高法官队伍素质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具体反映。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建设法院文化是完成这个任务不可缺少的、建设性的举措。在推进“ 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时期,先进的法院文化, 必须能够充分激发法官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最大限度地促进审判工作全面发展。

一、建设法院文化，坚持用文化育人，增强法官队伍素质。

法院文化是法院的灵魂，是司法工作者的价值追求和行动指南，要建设优质的法官队伍，提高法院队伍建设的水平，推进人民法院的科学发展，必须倡导积极、健康的法院文化，并坚持用先进的法院文化培育高素质的司法人才。

首先，发挥政治文化的导向作用，培养具有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和法治理念的法官队伍。

对文化的政治作用，邓小平曾做出过精辟的论述：“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 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要发挥先进政治文化的导向作用，建立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既懂法治、又懂政治的法官队伍，我认为应从以下两点切入，让“司法为民”的意识深入人心，以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占领法院文化阵地。

1、理论教育。坚持不懈地对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形式政策教育、指导思想教育、国情教育、党员先进性教育，为法院文化的政治方向和法官队伍的政治觉悟掌好舵。人民法院的工作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的原则，用政治建院，深化“三个至上”、“科学发展观”教育，在法院中形成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政治理论体系和文化观念。利用科学的政治理论使广大司法干部明确人民法院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什么方向发展，是在政治上保持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的基础性步骤。

2、实践巩固。创造性地辅以理论研讨、学习先进、法官论坛等行之有效的方式，调动法院干部的热情，号召全员参与，为培养具有坚定政治立场的法官队伍铺好路。各部门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进行理论学习，通过集体学习、讨论，深入把握新形势、新问题、新政策，不断地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国情意识，以便更好领悟上级精神，更好地实践“为人民司法”。同时，发挥工会、团委和法官协会的作用，组织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的等文体活动，寓教于乐，在全院范围内形成良好的互动环境，循序渐进地在行动中增强法院工作者的政治素养，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素养和意识形态。

其次，发挥道德文化的约束作用，培养具有高尚道德操守和职业修养的法官队伍。

英国作家毛姆有句名言：“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我国古语也有云：“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官的品行是能否践行“司法为民”的关键，法官职业道德包括:公正。公正是法官职业道德的底线；忠诚。法官要忠于法律，忠于人民，对法官来说, 除了法律以外没有别的上司，除了民情疾苦以外没有别的顾及；廉洁。能否做到两袖清风，是人民法院兴衰成败的关键，是人民法官得失民心的标尺，必须以清廉、俭朴为美德；勤勉敬业。法官无论职位高低, 分工如何,都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履行应尽的职责,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积极主动为人民服务，为司法贡献。

《法官职业道德规范》、《法官行为准则》等等都是法院行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为全国法院的群体成员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标准。然而把职业道德作为一种规范，只能是一种外在的约束, 当外在的强制力弱化或利益引诱加大时，职业道德规范的筹码就会减轻，它就很难稳固持久地作用于法官职业生活。所以除了将职业道德外化为形式，如以职业道德为标准，对干部进行教育、监督，查处违背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更要将职业道德转化为一种文化观念，甚至一种信仰，深深根植在司法者的意识深处，如影随形地约束、指导其行为。优秀法官蒋庆、清廉法官宋鱼水，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道德楷模,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将职业道德视为自己的文化信条，无时无刻不在规范着自己的司法行为。

第三，发挥物质文化的承载作用，为形成文明的法官队伍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

法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建设是法院文化的载体，是法院精神面貌的外在表现，也是推进精神文化持续发展的外在保障，被称为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法院文化的直观形象,它不仅影响法官,对于社会公众也有无以替代的感知和接纳作用。所以要让法院的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充分体现本院的院风院训、法院的文化观念和司法宗旨，使其对法官的司法意识产生积极影响，并在社会和民众的心中形成公、正、廉、仁的公信。具体做法可以有以下两点：

1、注重将法院设施建设与文化内涵相结合。庄严神圣的审判法庭、办公楼大厅两侧的的壁画和浮雕、大厅墙壁上的中外法学家画像、法理名言、法制宣传册、摄影照片、院史陈列室以及端放在大厅的方鼎……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质都承载着深刻的法文化，营造出和谐向上的文化氛围。让司

法工作人员走在法院办公大楼的每一个地方，都能感受到庄严、公正、仁爱的气息，不忘自己的神圣使命，这对于匡正司法行政人员的信念、警醒司法行政人员的行为起到了熏陶渐染的积极作用。

2、加强硬件对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充分利用好图书和网络的教育、宣传作用，创建图书馆、资料室、开放阅览室，购买政治、法律、文学、社科、哲学等多种类型图书，增强干部知识储备，拓宽文化视野；建立法院网络交流平台，创造多元途径，利用现有局域网，广泛开展富有思想文化特色和积极向上、洗礼心灵的一些文化栏目与网页板块，加强文化交流，传播法文化，增强文化互动和探讨，为法官的文化学习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创建荣誉室、院史陈列室等，培养法官荣誉感和集体主义精神、使命感和责任心。

第四，发扬人本文化的辐射作用，培养具有仁爱之心和良好形象的法官队伍。

人本思想是营造法院文化的重要准则，古诗曰：“曲尽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真正高水平的称职的法官，不仅仅是固守法律，而是能超出“规矩”之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运用法条，切实解决矛盾，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和谐统一。要做到这点，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意识层面。增强法官的人文关怀，中国自古崇尚儒家的“人本思想”，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一直贯彻“教育为主，惩治为辅”这一原则。法官既要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依法裁判，又要体味人民群众的甘苦，办案时，积极地在德治和法制之间寻找合适的切合点，获取最优结果。

二是行动层面。发扬走向社会，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优良传统。我们曾举办法官进社区活动，号召法官转变作风，摒弃“官老爷”心态，扭转民众对法院持有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印象，体察民情，注重法律知识和社情民意的结合，在心中给“人民”二字留够充足的土壤。

三是政策层面。完善司法救助制度。最高院和有关部委联合下发的《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意见》就是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保证冤苦的人民能打得起官司，能够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具体体现；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及时了解民众在新时期的新要求、新期盼，推进司法民主有序进行，真正做到 “为民掌权、为民司法、为民服务”；实施便民措施，为上诉上访民众以及当事人设置休息室、提供茶水、纸张笔墨等，用这些细节彰显人文关怀。

二、培养优质人才，重视用人才兴院，提高法官队伍水准。

要推进人民法院科学发展，必须以人才资源为第一资源，队伍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灵魂，是不断提高法院工作的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造就一支高水平的法官队伍，才能实现建设现代化审判机关的理想和目标。具体来说，就是要注重法院优质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

（一）、加强对教育培训的支持和保障，培养精专的人才。“国以才立, 政以才治, 业以才兴,”高水平的审判人才、高素质的行政人才是法院科学发展的法宝。人民法院要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推行“逢进必考、逢晋必训、以考促学、以考促用”的新模式，努力建设一支知识广、业务精、能力强的专业精干的人才队伍。

一要重视学历教育。学历是一个人知识的标示，是一个法院整体学识的衡量标尺。我们要重视不断提高在职人员的学历教育，鼓励广大工作人员进修学历，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目前为止，我院基本已经普及大学学历，大专及以下学历仅有三人，硕士及研究生的占比在不断增加，已接近三分之一，并已有两人取得博士文凭。这种良好的势头需要保持、发扬，法院也要对学历进修给予时间和财力上的支持和保障。环境造就人，要争取在全院形成一种良好的求学求知氛围，浓厚的学习氛围，会让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自觉地朝前走。

二要重视能力锻炼。学历不等于能力，要切实加强锻炼法院干部的专业水平，每一个法院干部都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懂得人生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知识，掌握高超的司法技巧和艺术。这就需要自觉地广泛涉猎综合知识，积极参加相关培训，增强学识和见识，通过自学和培训双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审判能力和行政能力。

三要重视干训教育。法官晋级、干部晋职都要进行严格的培训，另外可以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利用网络视频，进行多层次培训，提高其理论素养和能力水平。

（二）、拓宽对新人的选拔录用渠道，全方位吸收有潜力的人才。法院要发展，就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拓宽进人渠道，积极争取编制，招收和录用高学历、高素质、有潜力的新人来充实和活跃人才队伍。近年来，全区法院以考录的方式，全方位接收了一批踌躇满志的综合型新人，有适应现代办公需求的网络技术人才，文字功底较扎实的文秘人才以及结合地方实际所需的蒙汉兼通人才，高院又通过遴选的方式从基层法院吸收了一批有实践经验、专业能力和扎实水平的审判人才。对这些新人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和培训，不断挖掘他们蕴含的潜力，使之成为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强大不竭的后续力量。这种扩大人才队伍的方式还在行之有效地进行着，这将成为一种建设法院人才队伍的新模式。

（三）、引进竞争制度，保持人才队伍的内在活力。要落实“人才兴院”战略，除了要不拘一格发现、培养综合人才外，还要用好德才兼备的各类人才，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因此，要积极推进竞争上岗机制，出台一套完整的考核用人机制，避免 “以领导好恶为标准”的用人模式。去年，高院就通过竞争上岗的方式选拔了一批有为的副处级干部。另外可以学习山东东营中院的人才管理模式，为有突出工作业绩的人建立“优秀人才库”。

（四）、进行岗位练兵。司法能力需要知识也需要实践和经验，需要把握社会矛盾的能力，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解决突发情况的能力，这就需要扎实有效地推进岗位练兵活动，不断促进司法能力和实践本领的提高。今年，全区法院将启动“三个一千”工程，组织干部轮训、挂职锻炼，同时继续部署形式多样的岗位练兵活动，这些形式将进一步增强司法能力，提高法官队伍的水平。

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危机风起云涌，国内社会总体稳定安宁，但政通人和的大局下也交织着矛盾、夹杂着不稳定因素。雪灾地震、金融风暴及其影响带来了保障民生的新挑战，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越是困难的时刻，越要高度关注民生”，这也为人民法院带来了新的考验。因此，人民法院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用文化育人，用人才兴院，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心系民众、业务过硬的高素质法院队伍，使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好社会稳定器和缓冲器的作用，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

第三篇：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思考解析

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思考

法学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但其相对自然科学来说，又是一门准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法学特别是司法理念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些法律原则和法学理论都随着历史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是专政的工具，所处理的事务范围无非是打击敌人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在整个国家的动力结构中只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角色，然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却将法院推到了权力的前沿，成为社会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当行政权力不再主导经济生活的时候，当法治的合理性、正当性得到越来越深刻的认同的时候，法院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深度进入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调整过程中，而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权力。

法院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员，其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水准对社会正义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活动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专门性活动，必须要求具有高深的法学理论知识，崇高人格和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理解力的法官群体来对法律进行准确的解释和适用，进而调整其作用的社会关系。法官除应具备国家公务员的任职条件外，还应当具备其它一些特殊的职业要求，即法官的被动性和中立性。但多年来，尤其是在“法官法”施行前，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却一直被忽略了。因此，在当今的中国，建设现代法官制度，走法官职业化之路，是时代迫切要求。

一、法官职业化进程的困难

1、全局性的问题。法官职业化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几年来在最高法院的推动下，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是处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国家2002年确立了司法考试制度，并规定法官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择优选任，但至今未见出台有关的具体规定，司法考试制度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司法改革是一项全局性的宏大系统工程，它涉及宪法和法律的修改及相关部门利益的调整，法院体制创新的问题，因而最高司法机关是不能也不可能进行全局、全方位的司法改革。据互联网报道，2003年“非典”时期，中央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最高司法机关积极行动，但在讨论和论证时，部分法学专家出现了一些过激和敏感的言论，以致这次极不容易起动的改革在中央层面搁浅。因此我国的司法改革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2、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进行行政化管理的问题。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司法独立，这种独立不仅指司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单独存在，行使独立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支撑这种机制的一套知识体系亦是独立的，它具有自身运行的理念和逻辑，具有自家独立的语言系统。而在中国当今的司法体制之下，支撑法律规定司法独立的知识体系已基本形成，但在地方党政机关首长的思维体系中，司法独立的理念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在地方行政首长的眼中，法院只是为地方中心工作服务的工具，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政府可以强令法院违规实施破产，按照政府的意图强制实施拆迁。在地方党政首长的这种知识体系的支撑下，司法不可能展现自己独有的逻辑，造成地方政府对法院的行政化管理，司法权力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不听话的法院领导随时有受到指责的危险，不得不参加地方的招商引资和选优评差活动。在司法不能展现自己独有的逻辑的状况下，何谈司法独立和法官职业化，法官职业化只能是空想。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不能完全服从于法律。指望通过最高法院几次教育整顿便可以使法院院长及法官们秉公执行而不考虑地方领导的意志是徒劳的，这是要求他们在做超越人性的事。在法院管理行政化的体制下，法官职业化建设也就丧失了应具备的基础和条件。

3、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院的地位问题。中央“十六”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号召，而法治国家要求法院应居于社会关系调整过程的重要地位。我国的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当边缘化的地位，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要演变成法律问题，这就意味着司法权的影响力不仅及于狭义的法律领域，而应是整个政治权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法院越来越多地对政府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议会立法的合宪性作出判断，而我国的法院至今仍在夹缝中生存，“人财物”等重要生存环节依赖于同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不过是地方党政机关的下属科局而已，并且不是重要的科局，这是因为法院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不会给地方行政首长的政绩添光加彩。因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必须对法院的地位予以明确，地位明确之后，才可以引发全社会对法院地位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只有在人们认识到法院应成为整个国家政治权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之后，法官的职业化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其进程才能加快，效果才能明显。而中国的法院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处在国家权力结构的边缘地位，司法改革和法官职业化仍将处在缺少政治保证的环境之中。

二、法官职业化的改革

要实现司法公正，重要的问题仍在于制度，只要认真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多半是源于制度的缺陷，而非法官的个人品行。当今司法公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人们对所谓的司法腐败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可以说这为法官职业化注入了难得的契机和动力。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职业化制度，我们认为，下面的几个设想值得考虑。

1、改变目前司法权实际从属于地方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与行政管辖范围完全重合，宪法规定法院院长以及法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财政也完全受制于地方，这直接导致地方法院对地方的严重依赖。甚至在中国还存在企业管理的法院，如铁路法院，森林法院，石油法院等。本来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却变成了从属于并听命于地方或是企业的法院，于是地方法院各为其主，破坏了人们对法律统一性的依赖，司法的公信力明显下降，以至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该体制弊端的解决，部分学者和法院人士比较热衷于“法院重直领导”的改革方案，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误区，这种方案虽然改变了法院从属地方的缺陷，但却造成下级法院从属于上级法院的后果，而司法独立的本质应该是法院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每个法院从行政上应独立于它们的上级法院和地方机关，只有这样才是法院应具备的“人格”。“重直领导”说，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亦是值得研究的，在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法官的待遇是相当高的，“重直后”，最高法院能否解决他们的高待遇问题，就是解决了，落后地区法院的法官待遇是否应同发达地区法官的待遇一致，这部分资金如何解决。所以这种方案是不可取的。最客观的方案就是在不与宪法和法律冲突的情况下，即在保证改革的合法性前提下，可以从制度上确保法官职业化的进程。在人事上，法院院长及法官的选任仍由地方组织部门和上级法院负责，然后履行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程序，但要对法官的员额加以严格的限制。同时以党的文件形式规定地方组织部门和人大不得以任何非法定的理由和非经法定程序对法官特别是法院院长进行调整、调动和交流，从而确保其法定的任期。在财政上，按照法官的待遇高于同级公务员的法律规定，及法院物质装备的实际需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法院经费数额，交由地方权力机关审议批准，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由行政机关给予严格的执行，即将法院的物质装备和经费在法律层面上给予保证，无需法院再耗费精力到行政机关去谋取。这种作法，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地方对法院的非正常控制。以上关于法院人事和财政问题的变革，不涉及法律的修改，操作也易行。只有在法院取得了基本的独立之后，法官的职业化和法官追求正义的热情与智慧便会被激活。法院和法官才取得了法律上独立的“人格”。法官职业化才能取得进行操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2、尽快落实法官职级与待遇挂钩。法官的职级已经评定，但始终没有与待遇挂钩，法院法官的待遇仍然套用行政级别，“法官法”规定的法官待遇适当高于公务员的规定没有实现。因法官的待遇低下，造成法院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法院很难引进高层次和高素质的人才，再就是留不住现有的高层次人才。另外由于编制的限制高层次人才进不来，而现有的不符合“法官法”要求的法官又不想退出法院的两难境地，所以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最高院必须推动有关国家机关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要因为法官整体的素质低，就不愿提升法官的待遇，这样将造成恶性循环，法官的整体素质随着人才的流失可能进一步降低，只有提高法官的待遇，才能吸引到高层次的人才，只有高层次、高素质人才，才能确保司法公正，素质低下的法官才能逐步丧失审判权或退出法院。在法官待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问题上，最高法院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最高院包括财政部为何不利用从提升法官待遇这个投入较少的手段，来换取司法公正这个最大的价值（回报）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法官高薪，才有法官的职业化。在不违背现行的财务制度的前提下，对各级法院可在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过程中，对担任法官职务的法官给予相应的补贴，增强法官职业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3、改变法官管理行政化的倾向。行政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首长负责任，强调行政首长的个人权威，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在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进行行政化管理的模式下，法院的院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迎合和服从地方首长的意志，特别是在工作中，法院院长的潜意识也在支配其为地方中心工作服务，这样就给法官的管理带来行政化的问题。法院为了地方的利益及地方党政首长个人意志的需要不得不以牺牲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司法权威为代价，来迎合地方党政机关，这就迫使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加强了对法官的控制。本来中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就不高，监控加强的结果就是法官权力的虚化和内心的失落，加之当事人及律师的鄙视使法官进一步失去责任心和荣誉感，愈加不思进取，不注重学习和提高素质，重大和疑难案件推给院长或审委会就算完成任务，即使事后证明案件判错了，法官也不担责，同时也为部分法官故意误导审委会提供了条件，审委会成了少部分法官逃避责任的有力稻草。由于法官的责任心不强，业务能力处于较低的状态，又导致对法官进行更加严厉监控的正当性。现在法院内部的错案追究制，人大的监督办法的出台，检察院法律监督力度的加强，正是法官管理行政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在这种形势下，法官的独立意识、中立意识和责任意识无法养成，从而无法形成追求公正司法的风气，法官的权威亦无法形成。没有法官的权威，就没有司法的权威，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可以说现在已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准，这就造成中国为何多年来不能产生著名法官、检察官、律师根本原因。纠其原因就是在当今的体制之下，中国法官没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所致。因此在改革时应对此问题引起重视，解决的途径就是加强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的职责，弱化审委会的职能，使法官真正成为行使司法权力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法官职业从大从化向职业化的转变。

4、尽快实行法官员额制。法官员额制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以前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和足够的重视。目前我国对法官按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以致法官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而法官员额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法官的数量由法律加以规定，法官的任命和罢免应依照、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赋予法官弹劾申辩权的制度。通过法官员额制，可为法官抵御非正常的干扰创造条件，法官员额制将从技术层面使法官被免除资格或调离审判岗位的随意性受到限制。由于没有实行法官员额制，造成法官地位不稳定，很容易使那些敢于抵制非法干扰的法官（包括院长）被调离审判岗位或被调离法院，从而使追求司法公正的个人努力变得苍白无力。另外，可以使被免除法官资格的法官获得一个申辩的权力，让那些非正常的干扰暴露在阳光之下，从而约束非法干预行为的实施，在法官和非法干扰之设立一道防火墙，确保法官能够以自己的学识、良心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公正地审理案件。现在各级法院在国家未来实行法官员额制的情况下，可进行法官助理制度的研究和探讨，并尽快实行法官助理制度，将审判权赋予少部分具有高尚人格和掌握高深法学知识，并对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理解力的法官，这对司法权威的树立，法院公信力的提升极具现实意义。

营口开发区法院

第四篇：建立法官员额制度的几点思考

建立法官员额制度的几点思考

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是当前全国法院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所谓法官员额制度，笔者理解，就是将法官定编，确定一个科学的、相对稳定的员额，经过严格的遴选，使少数专业化、道德化、法律化的高素质人才担任法官，行使审判权，而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行使审判权，其他一些审判辅助性事务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承担的一种审判工作制度。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的意义在于：

1、使审判工作更趋专业化。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审判活动都是一项专业技术要求相当高的工作，而从事审判活动的法官都是具有丰富专业知识、丰富实践经验且经过严格的筛选出来的，绝对称得上是社会的精英，而我国法制建设时间比较短，加上受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审判活动没有按其应有的规律去进行，而是带有极强的行政色彩，法官职业也是一个大众化的职业，许多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也可以当法官，而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就是通过严格法官遴选，缩减法官数量，使少数具备丰富法律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的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而其他不具备法官条件的法院人员(包括原有的任命过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不能行使审判权，从而提高审判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提高审判活动的公信度，逐步推进审判活动专业化进程。

2、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促进司法公正。首先，行使审判权的法官本身就是经过严格选拔脱颖而出的，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其二，推行法官员额制度以后，分工更为精细，法官只管“审”和“判”，而将大量的审判辅助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处理，使法官更能集中精力和时间放在审判决策上，有利于作出正确决策；其三，推行法官员额制度，使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建立起了一条隔离带，法官一般不能在开庭前与当事人接触，庭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由法官助理来做，而法官助理不会参与案件的审理与裁判，有利于法官中立、超然地行使审判权，有助于维护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3、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由于法官员额制度是和分工精细、合理配置审判资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之间职责清晰，分工明确，且相互衔接，审判流程更加科学、规范，审判运作更加有序，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审判资源，促进审判效率的提高。

4、有利于形成法院内部的竞争和激励机制，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通过严格选拔出来的法官不仅仅是一个荣誉，更担负着责任和压力，一旦不能适应法官工作，将会被淘汰掉，因此，激烈的竞争压力将会迫使法官不断去钻研业务，认认真真办好每一起案件，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同时，法官助理也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被选任为法官，这就使得法官助理也能够产生工作动力，积极去进取，不断地钻研业务，力争达到法官的条件。这就容易形成法院内部的良性循环，推动法官整体素质的提高。

5、有利于转变法院内部的一些工作职能。实行法官员额制度后，法官成为法院工作的中心，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的行政管理职能必将弱化，他们如果被选任为法官，也必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审判上，这样有利于转变工作职能，加强审判力量。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要受到各种条件因素的制约，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符合各地的情况，推行法官员额制度也是如此。由于我国各地法院人员状况、案件情况、自身经济条件等方面各不相同以及受现行法院内外部管理体制的制约，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将会面临许多困难，笔者认为，其制约因素有：

1、受法院内部管理模式的影响。目前，我国各级法院普遍实行的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法院设有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职务，而且大多数法院机构庞大，领导职数众多，约占各级法院总人数的一半左右。他们除了从事审判工作以外，还担负着管理干警、抓好本部门全面工作以及协调各方面关系等大量行政性工作。他们还大多是法院的业务骨干，根据目前法院情况，如果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改革，他们理应被选为法官，而且很有可能就是确定法官员额后的主要力量，这就有可能产生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精力用于审判案件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抽出精力处理大量的行政事务。这样一种现状，必然影响改革目的的实现。笔者以所在法院为例进行一个大胆设想，我院在职干警总人数为86名，拥有审判资格(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70名，院领导、庭长(不包括在非审判业务部门的中层正职)20名。按照我院每年正常办案3000起左右估算，在配备法官助理的情况下，法官每年结案应该在100起左右，再结合我院现有的人力资源，各部门的人员配备，法官员额确定为30名比较合适。如果算上院领导、从事审判业务的庭长为当然的法官，其他素质较高的法官也就只能选任10名左右。这样以来，院领导、庭长必

然构成法官的中坚力量，他们不得不一门心思去审判案件，而在现有的体制下，能否实现这种工作职能转变，笔者表示怀疑。

2、受法官素质的影响。目前我国各地法院的法官队伍状况差异较大，大致情况为，东部及沿海地区法院法官整体素质较高，中部及西部地区法院法官整体素质相对较低，中级以上法院法官整体素质较高，基层法院特别是内地基层法院法官整体素质较低，而大量的案件却是在基层法院。这就使得在确定法官员额时很难把握，如果法官员额确定得少，工作量又大，必然增大法官的工作压力，如果法官员额确定得多，法官素质又难以保证，案件质量也无法保证。因此，如何确定法官员额也是改革的难题之一。

3、受法院人员数量的影响。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法院涉案的领域越来越广，受理的案件越来越多，而法官职业化的步伐也逐步加快，法官“门槛”逐步提高，法院进人把关更严，使得法院人员数量增长较慢，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的基层法院，由于自身条件差，法官待遇低，很难吸引人才。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引进不来，低素质的人员进不来，法院警力长期得不到补充，甚至随着法院人员退休，有的法院警力还在减少。因此，许多法院内部面临着警力不足问题，有的业务庭甚至连一个合议庭也组织不起来，更别说配备法官助理。有的法院根本没有书记员，开庭时大都有审判员兼任，警力严重不足也影响了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法官员额制度的推行。

4、受各地区收案情况不同的影响。目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受理案件的特点也不一样，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其所在法院受理的案件可能比较丰富，新类型案件、复杂、疑难案件、大标的案件会比较多，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所在法院可能仍以传统案件为主，审理起来可能会相对简单。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近年来刑事案件以伤害、抢劫、盗窃、强奸等多发性案件为主，民事案件以婚姻、赔偿、借款等类案件为主，行政案件大多涉及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是否合法，这些案件处理起来一般难度不大，加上多年来许多审判人员也积累一些这类案件的办案经验，因此，即使一些业务素质不很强的法官也能办下这类案件，而且许多案件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反而不利于案件的繁简分流，不利于法官集中力量办大案，办难案，不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

5、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后，法官待遇如何解决。法官待遇是实行法官员额制度后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经过严格选拔上来的法官的地位必须得到确认，他必须拥有独立行使审判权，必须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否则选任法官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这种通过选任的法官待遇不同于原有的审判人员的待遇，他一定要高于原来的待遇，这种待遇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才能够得到保障，而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立法，法院自身又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法官员额制度就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实行法官职业化、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稳妥推进，要充分考虑到地域的差别，经济文化的差别和自身条件的差别。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都必须由其他方面的改革相配套，都必须争取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就建立法官员额制度而言，有条件的法院应当积极探索，搞好试点，加强调研，广泛宣传，不具备条件的法院不能盲目赶时髦，贪功冒进，草率行事，急于求成。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改革还应当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配套进行。一是努力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通过提高法官“门槛”，严把“进口”，疏通“出口”，保证法官质量，实现良性循环；通过拓宽法官的遴选渠道，保证有充足的人才供应；通过严格法官选任程序，确保少数高素质的法官行使审判权；通过强化学历教育、在职培训等形式，提高法院现有人员的素质；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着力提高法官的职业意识。二是改革法院现行的管理体制，改变目前“司法权力地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的现状，建立一套符合审判工作特点、有利于司法公正的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三是建立和完善对法官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实行对法院各类人员的分类管理和流程化管理，创新监督机制；对法官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实行全方位监督；拓宽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检察机关、上级法院、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坚持“防范在先”原则，做好事前监督，加大惩戒力度，做好事后监督。四是建立法官的职业保障。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法官的职业地位、职业收入，改变现有的按照国家公务员的职级确定法官工资待遇的体制，使法官真正成为一个拥有崇高职业地位、极高法律素质、丰厚职业收入的社会阶层，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公正与权威，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责编/长富

第五篇：对当前法官文化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对当前法官文化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近年来，随着法官职业化的积极推进，法官文化这一崭新命题引起了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同关注。全国法院在大力打造法院文化的过程中，把法官文化建设摆上重要位置，通过法官文化建设，提升法官群体素质和司法水平，推动法院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各级法院的共识。但结合工作开展情况，不难发现在法官文化建设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法官角色意识模糊。法官是区别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它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特殊群体，其手中的审判权是国家法律和人民赋予的，法官本身是超然独立、学识丰富的、融高尚人格与社会正义为一体的楷模。现实中，一些法官不能正视自己的工作性质、特殊身份和社会影响，把自己混同于行政机关公职人员，言行、仪表缺乏法官角色感知，致使法官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

2、法官的知识结构单一。部分法官认为自己已具有法官资格，只要熟练掌握常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就能执行办案，存在“吃老本”思想。孰不知当今经济社会纷繁复杂，时代变革日新月异，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司法工作、司法标准对法官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法官不仅要对法律专业知识融会贯通，还应涉猎政治、哲学、时事、历史、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不断拓展知识层面，优化知识结构，顺应时代潮流。

3、法官文化建设形式化、片面化。实践中，少数法院缺乏对法官文化的全面理解和科学定位，认为法官文化不过是设立几个法官业余活动兴趣小组，组织几次书画展和活动竞赛，或是投资改善一下法官活动场所，把文化建设搞成“形象工程”，没将法官的行为文化、精神文化有机结合，导致对法官文化的实质性认识缺乏。

4、法官文化建设缺乏统一的、理性的价值目标。执法办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法官司法工作的第一要务，有的法庭只抓办案数量，忽视办案质量；只抓公正执法，忽视为民服务；只抓法官业务素质，忽视法官廉洁自律的约束和规制。造成法庭工作顾此失彼、徘徊不前，法官的司法方向茫然、价值观念不准确。

司法的公正与高效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永恒主题和基本价值目标。司法公正的实现，不仅需要有反映人类理性和良知的优秀法律和健全的司法体制，而且需要有高素质的法官去执行法律。司法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官文化作用于整个诉讼进程的过程。一种合理的、符合现实社会发展的理性的法官文化，必然会对司法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司法公正和法律权威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而“法官文化”则主要是指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影响甚至决定法官行为的一系列司法思想、司法意识、司法理念、司法道德、司法规则等文化要素，简而言之，就是司法者的综合素质。它对于司法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对于司法活动的健康运行、对于司法人员的行为道德状况、对于推进法治化建设的进程，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随着审判任务的日趋繁重和新时期对法官提出的更高要求，法官文化建设的作用引起了各级法院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最高院把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作为推动法院整体工作的抓手，对全国法院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具体要求和部署，其主旨就是打造法官文化，但目前，法官文化建设工作在全国基层法院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内容、方式、手段、机制方面尚须在探索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在此，笔者结合多年来抓法院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谈几点体会和思考。

一、是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倡导法院共有精神。法院要将凝聚富有现代司法气息和价值理念作为精神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以及“假如我是当事人”大讨论等专题教育活动，引导法官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经长期积淀和凝练，把全院干警认同的“公正、清廉、文明、敬业”作为法院的院训和法院精神，激励、鞭策着干警忠实履行司法职责。使之得到广泛认同，成为干警自觉作为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

二、是加强学识文化建设，努力锻造高素质法官群体。路北法院以培养专家型法官、创建学习型法院为导向，坚持学习制度，与高等政法院联合建立了法学教研实训基地，邀请专家教授法学基础和前沿理论做专题讲座，鼓励、支持法官在职攻读法律硕士学位，优化法官的知识结构；认真开展“法官教法官”活动，由本院资深法官传授裁判方法、调解技巧和法律文书制作等技能，提高了年轻法官的司法实务能力；不断丰富文化建设载体，多次举办了法官书画摄影作品展，并将法院互联网站作为展示法官风采的平台，陶冶法官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大兴调研之风，组织全院法官对多发性诉讼案件进行调查研究，精选案例评析、调研文章和裁判文书。供干警借鉴和交流，有效地提高了法官的辨法析理能力。

三、是加强行为文化建设，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坚持外在强制与内在引导相结合的方针，以激励为主、处罚为辅，奖励法官群体提升素质、追求卓越，在进步的愉悦和满足中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变。完善党建、思想等文化阵地建设。成立了以中层正职以上领导干部为主的政治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季度集中学习两至三次；院党组每年召开两次民主生活会，查摆自己在党性党风党纪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注重廉政文化建设。结合典型案例适时开展廉政文化展，组织干警集中收看反腐倡廉教育片，做到警钟常鸣；每年召开一次干警家属恳谈会，发送“院党组致干警家属的一封信”和印有“廉政警句”的桌牌，倡导干警家属常吹“廉政枕边风”；开展廉政格言警句创作征集活动，并将“五个严禁”、法官不得有的十三种行为和廉政格言等制成桌卡，时刻提醒干警廉洁自律。同时高度重视司法礼仪建设。出台了《干警仪表及着装规范》，要求干警上班、开庭时一律着制式服装或法袍，业余活动穿戴要符合法官身份；实行了“首问负责制”，规范了文明用语，要求干警接待人民群众要态度亲和、文明礼貌，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强化法官职业角色的感知，引导法官自觉规范司法行为、言谈举止和人际交往，时时处处体现司法的威严。

四、是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提高法院管理水平。以加强制度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健全和完善管理体系，丰富和完善法院管理文化，使其成为公正司法的机制、清正廉洁的机制、激励人才辈出的机制。规章制度实现了系统化。构建了符合审判发展规律和法官职业特点的全覆盖、无缝隙制度体系，涵盖了审判管理、党务政务管理、后勤保障和绩效考评等六大管理制度，各项制度突出以人为本，衔接顺畅，操作性强，确保了政令畅通和各项工作的落实。管理模式实现了规范化。制定了案件审查立案、三大诉讼裁判、各类案件执行、卷宗评查归档、信访接待处置等多项操作规范和标准，统一工作要求，严格目标考核，明确责任追究，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在推进法官文化建设进程中，要注意始终牢牢把握法官文化建设工作方向，要从党和国家、社会公众的要求与期望出发，不断改进和加强法官文化建设工作，力争有效地实现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交流、连结和互动，使其切实成为审判人员更新观念、转变作风、改善形象、联系群众、形成合力、改善执法环境、弘扬司法文明的有效方式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