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变复印 中国大学这是怎么了

第一篇：复旦变复印 中国大学这是怎么了

复旦变复印 中国大学这是怎么了？

留校长 2015-06-01

先抄日本再抄德国 复旦抄袭门始末

近日，中国大陆顶级名校上海复旦大学迎来建校110周年校庆，而原本应该喜气洋洋、彰显名校实力的当口，却被网友发现其对外公布的校庆宣传片《TO MY LIGHT》涉嫌抄袭日本东京大学2014年宣传片《Explorer》。

而面对各大媒体的曝光、质疑，复旦大学矢口否认，并坚称《To My Light》是复旦大学原创创意，并不存在抄袭行为。

随后，网友纷纷上传日本东京大学2014年宣传片《Explorer》于中国各大视频网站，事件发酵

最终，在事实面前复旦大学被迫承认该校建校周年宣传片确系抄袭日本东京大学的宣传片，并在官方微博上致信道歉。

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就此要告一段落的时候，事情又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最新视频仍然是抄袭，抄完日本抄德国，复旦变复印。

原来，早在5月28日，复旦大学校方就已经将公布的周年校庆宣传片《To My Light》全部删除，并重新上传了新制作的宣传片。新版宣传片通过网络被传播开后，很快，又有网民指出，该校新版宣传片涉嫌抄袭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校庆宣传片《Typisch TUM》。

更有网友指出，复旦大学校庆表示和苹果公司Touch ID图标几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只是方向被左右颠倒了一下而已。

国家顶级名牌大学的校庆视频接二连三的闹出抄袭丑闻，国内网民纷纷表示无法理解，并认为中国创造型人才已经缺失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甚至有网民直接讥讽“复旦大学”不如改名为“复印大学”更符合该校校风。

@老玉米 丢人现眼，一所国内著名大学居然搞不好一个小小的宣传片，还有脸办下去吗？我看关门大吉！

@谁言寸草心 抄了日本先嘴硬，眼看瞒不住了就象征性的道个歉……结果放个新视频又是抄德国的——这脸丢的可不是一般的大。真不知道学校领导是干什么吃的。

日本网民评论出亮点 赞赏复旦大学承认错误的勇气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复旦抄袭东大校庆视频的新闻，很快也被日本媒体翻译、转载，复旦的脸这一不小心丢到国际上了。

日本最大综合新闻门户网站Yahoo Japan转载复旦抄袭门事件后，日本网民作出如下评论：

@网民A 今天早上新闻上播了对中国大学生的采访，最让我吃惊的是竟然有学生说“相信(复旦)没有抄袭.”我心说这么明显的抄袭你还嘴硬，脑子没进水吧？而且被采访那中国大学生好像也是中国哪所名牌大学的在校生。把两段录像一比较，分分钟就能看出来那是抄的吧，就这还中国名牌大学呢。

@网民B（复旦大学）一点儿想象力都没有吗？与其抄袭别人的，不如把宣传视频委托给自己学校的学生，甚至外包给日本的广告设计师也行啊。况且中国肯定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才的……虽然不敢说质量肯定很好，但是现在这互联网时代，你抄袭别人的东西分分钟就会露馅儿的……

原以为日本网民会清一色的对中国冷嘲热讽，可是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有不少日本网民对复旦大学勇于承认错误的做法表示赞赏。@网民C 虽然抄袭的行为的确令人不齿，但是最近中国国民(版权)意识提高了不少，经常能看到民众讽刺、攻击抄袭者的新闻。这点中国比寒国强太多了(编者按：日语寒和韩发音相同，此处寒国意在讽刺韩国)。

@网民D 勇于承认错误的话，多少还能原谅点儿。这对中国来说不正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吗？

@网民E 中国的山寨文化又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这次能老实承认错误很不错了。

抄袭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是事实上有没有构成抄袭，其次是抄袭有没有违法。著作权法并没有直接规定“抄袭”，在法律解释上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

（五）禁止的“剽窃”和抄袭基本相同。保护有形的表达而不保护抽象思想是著作权法的基本法理，简单的说过多使用他人作品的具象或细节可能构成抄袭侵权，如果是沿用主题、脉络或其它精神层面的相似可能有三种不同结果： 合理借鉴，如迪斯尼动画片《狮子王》借用《哈姆雷特》的构思和关系图谱，构架出神似而故事情节却实质不同的动物卡通； 侵权，如于正《宫锁连城》与之琼瑶的《梅花烙》； 3 其它诸多已经构成抄袭但还没有达到违法程度的情形。

回顾抄袭事件爆发以来，有几个细节特别值得思考：

首先，卷入抄袭的有复旦大学中层干部也有复旦校友。官方代表和前学员都不约而同的抄袭，让人感觉抄袭已经成为集体习惯；

其次，从抄袭者在事件爆发前对“创意”的经验总结和被追问后第一时间对抄袭的推脱否认与辩解，似乎对抄袭已习以为常；

再次，抄袭事件爆出后复旦制片人家属居然接到威胁全家生命安全的恫吓电话，如此极端的暴力言行恐怕不是为了抄袭而是因为抄袭的是日本作品；

再次，复旦大学官方微博今天就抄袭事件向公众道歉并称将启动调查和严肃处理。道歉是纠正错误的开始，不过复旦大学应该首先向东京大学道歉，其次才是关心复旦的中国公众；

最后，似乎唯一幸运的很多复旦校友比学校官方更早的承认有侵权嫌疑，要求校方尽早调查和给合理解释。从事发的27日到全面失控的31日；从最初对校宣片涉嫌抄袭的批评，到全民都调侃“复制大学”；从《ToMyLight》一条抄袭嫌疑，到从校宣片到校庆Logo全面涉嫌抄袭。当复旦校方终于想到承认错误并启动调查，“复旦大学”的声誉和形象已经全面崩溃，在2015年高等教育年鉴里面，复旦抄袭门是一个绕不开的耻辱印迹。

为什么作为国内顶尖高校之一的复旦大学在面对一个本不算太糟糕的错误前，会一再用愚蠢、颟顸的应对处置方式将其演变成一场失控的公共关系灾难？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从整个事件的反应方式，看不出复旦校方有治学的“严谨”、“求真”的风范，从头到尾展现给公众留下的是“诿过”、“卸责”的印象。

消极处理，应付舆论，恐怕这才是复旦抄袭门最大的错误。即便是5天后的认错并启动调查，从公关形象上更像是事情闹大后被上级勒令所为。从公共关系心理学的角度，那些心中没有对“公众”起码尊重的官僚，他们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来应对公共关系危机事件，都将是错的。

为何高等教育学府频现抄袭丑闻？ 中国大学的全球排名的确一直在上升，清华、北大、复旦、南大、浙大等一度跻身或正位居全球前100所大学排行榜。但做一下比较会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的进步速度还没到令人鼓舞的地步。先看横向比较，中国大学排名上升速度和中国GDP的全球排名相比是落后的。中国GDP已经甩开日本和德国、英国，但无论从大学排行榜还是从诺贝尔奖排行来看中国无法和这些在经济规模上已经被超越的国家相比。再看横向比较，中国高等教育经费尤其是重点高校经费的增加速度比中国大学科研与教学实力增加的速度更高，换句话说讨论很多年以来有大楼无大师的问题还将望不到头的讨论下去。

个人认为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进步缓慢，和抄袭事件是鸡和蛋的关系。一方面校方制片人和校庆LOGO设计者对抄袭所表现出的随意，说明抄袭并不是偶然而且已经为很多人所依赖。对抄袭的麻木必然导致学术研究的堕落。另一方面现行体制下学术研究在大学的边缘化正是使抄袭被有意或无意容忍的核心原因。

大学有两个根本，教育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需要独立、自由和宽松，这些诉求与行政系统以级别和权力为基础的价值系统是对立的。大学的高度行政化使得物质资源和学术资源包括学术机会都过度集中在行政管理者手中，权力成为可以兑换学术认可和头衔的硬通货，级别比学术重要的多的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通向权力和级别的手段。如果抄袭能更快的达到目的，那么抄袭就成为值得认可的理性选择。

学术的边缘化使得学术道德乃至大学体制内全部道德被同步边缘化。文科的研究不再是探索未知的社会规律而是为了维护既定主题的准确性，证明代替了争鸣，主旋律取代了旋律。理工科从教学到研究都如此功利，以致很多导师变成了老板中的老板（这里还请允许我对所有执着良知和学术的老师致敬）。

复旦在110周年校庆陷入抄袭争议是一个悲哀。对抄袭的集体无意识不再是单纯的法律意识不高而是基本的学术道德失守，而学术道德失守也不再是复旦大学一家学校可以担当和必须反思的。

（综合自@花生网 公众号、虎嗅网、新京报等）

第二篇：因为这是大学

有人大清早就去了自习室，直到熄灯才回来；有人整天宅在宿舍里玩游戏，熬到半夜中午才起；有人在学生会社团工作很出色，为人行事各种通达；有人收获了爱情，每天从早到晚，眼里只有一个人；有人热爱运动，运动场上永远少不了他的身影；有人找兼职赚钱，为此逃了不少课；有人喜欢旅行，翘课，哪怕没钱，也风雨无阻；有人做科研项目，白天黑夜，完全忘我；有人随波逐流，永远跟着大军，上课下课吃饭睡觉周末休息再上课；有人追求着错误的东西义无反顾，但却觉得人的一生应该追求一次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是错的；有人笑；有人哭；有人沉默；有人兴奋；有人忧伤；有人幸福……

这就是大学，每个人做着自己做的事情，没有对与错，谁都没有真正意义上是非曲直的标尺，谁都有为自己伸张正义的自由和理由，谁都有自己的人生准则和方向；谁都可以犯错，据说这里摔得不会很疼；谁都会得到别人的尊重，身份地位完全平等因为你们都是学生；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对的，因为以前定义对错的你的老师和家长在你上大学以后已经不怎么管你了；谁都可以随时堕落和振作，你有大把的时间做这些事情；一切的一切，只是，因为这是大学！多年以后，这各式各样的人中不见得谁混的一定比谁差，整天泡自习室的人也许成了教授，翘课做兼职的人也许成了公司老总，宅在宿舍玩游戏的人也许进了知名游戏公司做高级工程师，出去旅行的人也许单反玩的很溜成了摄影家，收获爱情的人也许此生和爱的人过着平淡的生活，但只要这是他们定义的幸福，他们就是幸福的！我还是觉得生活没有三六九等，只要你做的是你的梦想中要做的事，你就是站在属于你自己的巅峰上，这也就够了。百万家产不一定就比清贫小农快乐，快乐从来没有等级之分，而快乐，恰恰就是生命的意义…… 没有可以拼的爹，没有聪颖的天资，更别谈平步青云的出身，天纵英才的基因，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是茫茫人海中平凡的一员，在苦苦挣扎中碌碌无为，在漫漫浮生中寻找希望和方向，那就请你珍惜在这里的时光吧！珍惜这里的人们，珍惜这里受过的伤，珍惜这里的梦想！在这里，你没资格说不，因为这里是大学，而你，什么也不是！

第三篇：作文……变……了

家乡变美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变了,变得更强大、更美丽了。许多省市都变了。我的家乡--云南罗平也变了。

罗平在云南的最东边，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同时也是云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处。

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路都是泥巴路，是坑坑洼洼的。妈妈上高中时，她常骑着自行车去买菜。路很不好走。一次她去买菜时，一不小心跌到在地上，腿都出血了。老师说，他们小时候，从东屏小学到我家是没有路的，只有田埂。可现在不同了，家乡这修了通往四方八达的路，就像蜘蛛网一样。现在，人们在路边修了人行道，人在人行道上走，车在公路上跑，路上像过节一样热闹。人行道上还种了许多树。人和车子像似大海里的鱼一样，在这快乐的生活着。

不光路，房子也变了。从瓦房变成了高楼大厦。瓦房已经不多了。只有一些农村人还在住在里面。姐姐家有一栋瓦房，不过只在里面吃饭。里面只有三个房间，一个吃饭，一个做饭，另一个就没有用处了。奶奶说她小时候就住那里面了。那栋瓦房历史还很“悠久”呢，就算是白天，有两个房间里还要开灯呢。听姐姐说里面还有老鼠。

可现在不同了，一些房子有十几层高呢。当然了，这的商店也有很多，有卖衣服的；卖文具的；卖书的；卖体育用具的等等。这些房子像森林一样座落在这里。

山也变了。原来，树、草、花像兄弟姐妹一样快快乐乐的生活在这里。后来，人们把树砍了，去做很多家具。就这样空气污染越来越差。

过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人们意识到了后果，不在砍树了，而是在山上栽花种树。还有一些人在自己家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在山里野花、野草和树木把整座山装扮成了仙境一般的地方。小鸟、蝴蝶在这里欢快的生活着。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罗平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虽然这里比师宗、大同大，但人们却谈起师宗的美景、大同的牛肉，好像把罗平忘了一样。

现在，罗平成立起了九龙瀑布景区、鲁布格小三峡景区、多依河景区、金鸡蜂丛等。噢，还有这的特产“油菜花”。每年春天是油菜花开放的季节，每当这时候就会举办“菜花节文艺表演”，因为这时候金灿灿的油菜花会开放，所以，每次都能吸引来许多中外游客。

家乡很富绕，我知道它还会改变的，只要人们去建社它，就能使它更富绕、更美丽。我想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

第四篇：中国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

中国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

本来是想发“养猪场”这篇，看到里边出现了学校就想着配几张图，结果找着找着我就发散了。。所以养猪场先放一放，看看西南联大的一些情况吧。。

西南联合大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1937年11月1日开学。三校名师荟萃，团结合作，弦歌不辍，具有“爱国、民主、科学”的传统，在中国教育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联大师生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意志坚定，精神高昂，克服种种困难，精诚合作，共济时艰，维系中华教育命脉。同时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伟大旗帜，积极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反内战、争民主的伟大斗争中，被誉为“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西南联大校徽

西南联大校训

西南联大钢印印模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完成战时联合办学之使命，于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三校北上复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当局决定筹设若干所临时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1日开学。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决定西迁入滇，迁校昆明。1938年4月2日，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初期，学生人数由长沙临时大学迁来的900多人，骤增到1900多人，1939学生超过3000人，此后经常有学生近3000人。

当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留洋海外的清华学子纷纷回国，以最新的知识反哺祖国。一些人回到联大任教，使联大教学接近国际前沿。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一代风华正茂的联大学子脱颖而出。八年中，在西南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3800余人。在联大毕业生中涌现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元勋、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众多科技工作者。（本期照片由校史研究室、校档案馆提供）

“一二·一”四烈士公祭典礼

民主斗士闻一多教授在演讲

西南联大“民主墙”

西南联大教学和生活环境艰苦而简陋，铁皮屋顶的教室，茅草屋顶的学生宿舍，还经常遭到日军的轰炸而“躲防空”，但教师学生仍刻苦顽强地工作、学习。

西南联大铁皮屋顶的教室

西南联大宿舍被炸 西南联大学生在昆明龙潭街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发散完了。。回到正题。。阚凯力：中国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 问：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

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

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

斯坦福大学

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

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来，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课堂里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却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者是有铁饭碗。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问：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

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教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

当然，还有很多非法的卖学历。全中国有多少“在职博士”？很多是国企老总、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学历无所谓，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学历。有几个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们又有几个人来上过课？

他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问：那么您个人在学校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阚凯力：难呀！大学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

我当时做院长，开始还在院里讨论“到底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还是老师为学生服务”，后来也讨论不下去了。这就像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是不是要公布个人财产。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现行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触动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体制结构了。

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过，中国大学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体制不行，校长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转业来个什么政工干部，没地方安置了，就在学校里面添个副校长，然后他就等着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国的《高教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评论就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校长是负得了这个责，还是负不了这个责？

我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的大学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学，那么政府就有出钱的义务。为什么？因为办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从行政到学术的各种事务，连北洋军阀时代都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好地服务社会。

现在中国大学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系统，学校领导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级的、局级的。这样下来，中国的大学就是两个字的目标：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培养不出大师？”靠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大师，简直是扯淡。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养猪卖钱，完全失去了大学的精神。

问：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现行体制下，你会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什么建议呢？

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

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我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第五篇：中国信息大学：努力了,就好

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怎么能不记录点什么呢！

冬风席卷着孤单“双十一”的到来，我的实习生活开始了。

在前往圣迪奥厂子的路上，师傅简单地给我介绍了采访内容，是关于商标侵权的。到那之后，我一直跟随师傅记录着采访内容。而后，来到物流发配车间里，看着眼前规模辉煌的流水线车间，我开了小差，在物流发配车间乱转起来，什么也没记录。回到电台师傅让我交一份关于圣迪奥“双十一”电商销售喜讯的采访稿，而我只能红着脸告诉她我没有数据。第一次的外出采访，给我一警醒：自己缺乏新闻记者所必须具备的新闻敏感度。

“不努力走在前面，跟在后面你看到就只有灰尘”。

一周的时间里，我遵照师傅的安排，努力翻阅和学习电视台历年来的新闻日志，把每一篇日志仔细琢磨，了解了这个电视台的新闻模式，其余时间和台里的各位老师出去采访，然后开始写稿子。还记得那次采访一个微电影的开机仪式，导语就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协办、承办、主办三者的关系没有分清楚，领导的职务也没有搞清，整个稿子内容零散，背景也交代不清楚。总之一个字：差。

师傅是严厉的，总希望我能独立思考和写稿，所以她不会采取鼓励式的方式。她想培养的徒弟是机灵的，而我属于起步比较笨，没有人给我示范，很难把事情做完整的那种人。师傅火急火燎地让我交稿子，而我卯足劲也写不出来，可想当时心里是多么的自卑。后来，慢慢的和台里的老师们出去采访之后，经他们的指教：如何在采访前写一个完整的提纲，以致在我写稿的时，他们都主动给我指点，就这样，我一步一步地琢磨。

实习的第二周，师傅说我写新闻稿已经有些上手了。但是其他老师告诉我师傅，说我出去采访时还是不怎么喜欢说话。是的，我也知道自己性格有些孤傲，把自己的心藏在寂寞的时光中，不沾染一丝风尘的喧嚣，别人看见我始终无法接近我，就像面对着冬夜的孤星冷月。师傅看着我的状态很着急，与我交心长聊，说道：“作为一个搞新闻的人，性格是需要改变的，你不学会和别人交流，就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资料。”

我也想借此实习机会把自己这种性格改变一下。决心这样做之后，我开始主动帮助其他的老师听同期，送东西，跑腿。作为一个实习生，我表现勤快这种方式，很受老师们的欢迎。不吝啬的对别人力所能及的帮忙，主动打招呼让其他老师渐渐的信任我，看着老师们更关注自己，我也更好的把心打开，融入到新的环境。后来时间长了，台里很多老师都愿意带着我出去跑新闻，鼓励我自己操机抓拍现场，一些简单的民生采访会让我独自完成。就这样踏实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干好，逐渐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也让我不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世界。

回顾两个半月的实习记者的经历，总结来就是：不同的路有不同的风景，不一样的经历就有不一样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