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年毕业论文-社区矫正的发展与研究
吉林大学远程教育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中文题目社区矫正的发展与研究
学生姓名 xx
专业法学
层次年级 2009秋专升本学号200910xxxxx
指导教师职称
学习中心xxxxxxxxxx
2012年 9 月22 日
成绩
摘要
社区矫正这种对罪犯开放式的执行刑罚方式,与封闭式的监禁执行方式相比,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如今已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社区矫正蕴涵人道、公正、效益和民主四大方面的价值。发展社区矫正是实现我国刑事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应当从观念更新、立法完善、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理论研究诸方面入手，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随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各地的社区矫正工作已全面进入实质性阶段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由于迄今为止全国仍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模式和规定，导致社区矫正工作暴露出许多问题，有待于我们研究和解决。
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思考和探讨制约社区矫正的发展问题，从而提出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一些构想。
关键词：社区矫正价值构想
目录
一、社区矫正的定义辨析 1
二、社区矫正的价值蕴含 2 2.1人道 3 2.2正义 3 2.3效益 4 2.4民主 4
三、开展社区矫正的社会价值及其意义 5 3.1帮助服刑人员更好的改造和回归社会 5 3.2解决监管场所拥挤,节省国家资源 5 3.3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彰显人文关怀 5
四、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现状及主要存在的问题 4.1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现状 6
五、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几点构想 9 5.1更新刑罚观念，实现刑事政策的合理化 9 5.2理性认识社区矫正的效能 10 5.3将社区矫正的发展纳入司法改革的大视野 11 5.4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要及时跟进 11 5.5抓紧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 12 5.6社区矫正的推行过程中要严防腐败的滋生 12 5.7要加紧社区矫正的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工作 结论 14 参考文献 15 致谢 16 12
一、社区矫正的定义辨析
尽管社区矫正在西方已经有数十年的发展历史，但迄今为止，各国立法中并未明确界定社区矫正的定义，而学者们也没有对此达成一致看法。正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Duffee所指出那样，社区矫正的概念如此模糊含混，使人恰如盲人摸象，未能一窥全貌。在西方学界，关于社区矫正的定义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下列几种：
1、美国犯罪学者Fox主张：“社区性犯罪矫正为坐落于社区，并且运用社区之资源以增补、协助、支持传统犯罪矫正之功能。”但他将缓刑和假释排除在社区矫正的范围之外，认为缓刑和假释属于传统项目，不属于那种促使罪犯重新回归社会的革新措施。
2、美国学者Sandhu认为，社区矫正乃指发生于社区之所有犯罪矫正活动而言。这一定义涵盖了传统的缓刑与假释制度，是一个范围相当广泛的定义。
3、美国学者Hahn认为，社区矫正是指任何能够降低使用机构处遇以减少机构监禁时间，或可藉以缩短犯罪人与正常社会距离之措施，包括缓刑(probation)、假释(parole)、转向计划(diversion)、监外教育(education release)、监外作业(work release)、返家探视(prison furloughs)等处遇措施。Hahn将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描述为“矫正系统之设计是否具有减少与整体社区疏离之功能。”这种观点不是从地点，而着重从功能的角度定义社区矫正。
还有人未直接对社区矫正下定义，但对社区矫正的具体方案作了分类列举。如Clear及Cole依对犯罪人控制的松严程度，将其分为下列三类：
1、由传统观护部门所职掌之监督方案(Supervision Program)，如观护处分、社区服务、罚金等；
2、由社会上专业人员担当，对药物成瘾者、少年犯等适用的，具有集中咨询、治疗、培训性质之居留方案(Residential Program)；
3、由传统矫正部门所督导指挥，协助犯人早日重返社会之释放方案(Release Program)，如工作释放、教育释放、中途之家、返家探视、与眷属同住等。
上述关于社区矫正定义的各种观点中，第一种将缓刑与假释排除在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缓刑与假释作为历史最为久远、发展最为成熟的监禁替代措施，充分体现了依靠社区改造罪犯的思想，应是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后面几种观点，虽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社区矫正的特性，但都存在外延过于宽泛的问题。将所有发生于社区的犯罪矫正活动或所有具有减少罪犯与社区疏离功能的矫正措施都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这抹煞了社区矫正同监狱的开放式处遇制度的界限。类似于监狱实行的狱外劳动、与眷属同住、返家探视（我国称离监探亲）等制度，虽然创造了罪犯与社区接触的机会，但罪犯仍处在监狱机关的管理、控制之下，因此只是监狱行刑中的开放式处遇，而不是完全置于社区环境中服刑改造的社区矫正措施。此外，罚金的执行在国外被一些学者列入社区矫正的范围，但笔者以为，罚金虽然是一种重要的非监禁刑，具有替代监禁的功能，但罚金的执行大多是是一次性的，缺乏一个持续性的教育改造过程，社区力量也基本上不介入罚金的执行，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罚金不属于社区矫正制度的范畴。
在我国,目前广为接受的关于社区矫正的定义是由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该定义认为，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根据该定义，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下列5种罪犯：
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
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4；被裁定假释的；
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采纳了上述定义，因此，这一定义应是代表着官方观点的权威性定义。
上述定义较为全面和准确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内涵，总体而言是一个科学的定义，但其中回归社会一词值得推敲，因为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只有被判刑入狱的人才有回归社会的问题，对于被判处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的罪犯而言，由于并没有因自由被剥夺而与社会隔离，因此也就不存在空间意义上的由监禁状态向自由社会回归的问题。笔者以为回归社会一词似表述为再社会化更为合适。所谓再社会化，是指改变行为人原已习得的背离社会主流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从而改过迁善，再度适应社会的过程。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行为人基本社会化失败的产物，可以说所有的罪犯包括被判非监禁刑的罪犯都存在再社会化的问题，因此以再社会化一词取代回归社会的表述从逻辑上更为周密，从内涵上讲也更加贴切。
二、社区矫正的价值蕴含
社区矫正体系中的某些具体制度，如缓刑、假释等，在19世纪即已经产生，但社区矫正成为系统的思想却是二战以后的事。一般认为，现代社区矫正观念源于二战结束之初对退伍军人的心理辅导。当时西方国家有许多老兵在退役后遭受社会不适应症之困扰，为协助他们完成由军旅生活向社会生活的过渡，一些社会团体和社区志愿人员专为这些老兵提供各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成效显著，有关司法部门受此启发，遂将此种做法引入刑事司法体系。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社区矫正思想日趋成熟，其具
体措施日益丰富，并广为各国刑事立法与矫正实践所认可与接受。2.1人道
人道主义以人为中心和目的，关注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追求人的幸福和人的解放。刑罚人道性是现代社会中刑罚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发展历史，即是刑罚从严酷走向宽容、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刑罚的人道性要求刑罚的制定、适用与执行都应与人的本性相符合，尽可能地宽缓。由刑罚的人道性进一步引发出罪犯人权思想，即罪犯并不因犯罪而成为人的异类或社会弃儿，作为人，他们仍然具有人的尊严和生存发展的权利，法律在依法剥夺罪犯的某些权利的同时，必须保障其未被剥夺的那些基本权利。
近代以来，监禁刑成为最重要和最普遍的罪犯处遇方式，这较之古代社会以身体刑和生命刑为主的罪犯处遇方式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监禁刑自身存在某些难以克服的弊端和缺陷，监禁刑在将罪犯隔离于正常社会的前提下实施惩罚和改造，难免会给罪犯打上“监狱化烙印”，削弱其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影响改造效果和回归目标的实现。相比之下，社区矫正使罪犯在不与社会隔离的环境中实现其再社会化，从而避免了罪犯因入狱服刑而带来的交叉感染和监狱化烙印，有利于维系罪犯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使罪犯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此外，社区矫正强调社会力量对矫正的参与，可减少监禁处遇导致的使罪犯机械式地强迫和服从的负效应，使罪犯与矫正者发生积极的互动作用，提高了罪犯在矫正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动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天性。”作为刑罚发展的历史必然，作为人类法治文明演进的结果，社区矫正集中体现着刑罚的人道价值，浓缩着法律的人文关怀，是“以人为本、文明执法，对罪犯实施人性化监管与改造”的现代行刑理念的具体展开。2.2正义
公正又称正义，从词源学上说，它具有正当、公平、平等的含义。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对于一切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应加以改造或废除。公正是刑罚的生命线所在，而刑罚的公正性既表现为罪行与刑罚的均衡，也表现为报应与预防的统一。通过对犯罪人适用适度的惩罚，使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样一方面使社会公众的正义需求和报应情感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也促使罪犯从痛苦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惩罚性是刑罚的基本属性，而惩罚意味着给罪犯带来一定的痛苦或利益损失。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人性化的刑罚执行活动，其惩罚强度相对于监禁处遇而言显然要低，但毕竟也包含着一定的惩罚意蕴。例如，接受社区矫正的罪犯的人身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必须遵守一些特殊的行为规则，履行特定的义务等。由于这些罪犯的罪行比较轻或者在狱中表现良好，人身危险性不大，不必予以关押或继续关押，对其适用非监禁刑就能实现报应和预防的双重目标，因此社区矫正制度具有公正性。2.3效益
刑罚的效益价值也就是刑罚的经济性，是指国家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或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惩罚犯罪。具体而言，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规定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规定较重的刑罚；在刑事司法中，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适用较轻的刑罚即可，便没有必要适用较重的刑罚。刑罚的运作是一种高消耗性的活动，而刑事司法资源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监禁刑的执行更是费用高昂，这意味着加重了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增加了社会因犯罪而受到的侵害。而社区矫正不需要象监狱那样在机构设置、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巨大负担，同时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改造罪犯，从而大大节省了国库支出，有助于缓解监狱拥挤现象。据英国官方的统计数据，英国每年对一个监禁犯的投入高达7000英镑；而对保护观察者所投入的资金是每人每年520英镑，对于处以社区服务令的罪犯投入更低，大约是每人每年490英镑。由此可见社区矫正的经济性是比较明显的。2.4民主
民主的首要含义在于“社会成员参与”。司法民主是现代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人民参与司法，是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只有司法民主的充分实行才能促进权利平等，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司法民主在审判活动的重要表现，是在诉讼中实行陪审或者参审制度，允许民众直接参与司法审判；而在行刑活动中，司法民主意味着行刑活动对社会的适度开放和社会对行刑过程的积极参与。行刑民主化是司法民主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可以说，在刑事法运作的各个环节中，行刑是最需要社会参与的一个环节。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立足于社区，依赖于社区的罪犯处遇方式，一方面给予公民一种“参与”的感受，“赋予每个公民一种主体地位，使人人感到自己对社会成员有责任和参加了自己的政府，”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形成公民权利对司法权力的制约，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开展社区矫正的社会价值及其意义
我国于2003年开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迅速,覆盖面稳步扩大,社区矫正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覆盖全国91%的地(市、州)、72%的县(市、区)和65%的乡镇(街道)。
3.1帮助服刑人员更好的改造和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有利于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防止交叉感染,削弱罪犯在监管场所服刑所产生的孤独感,增加罪犯的社会责任感。②罪犯在社区中服刑,他既是服刑改造,又为社会劳动,受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有利于建立平等融洽的人际关系,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使他们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有利于重新回归社会。3.2解决监管场所拥挤,节省国家资源
我国监管场所关押量大,基础设施和物资条件差,文化教育等软件方面的保障又跟不上时代发展,罪犯的身心受到不利影响,从而影响改造质量。社区矫正是将符合条件的部分罪犯放置在社区中,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和行为约束,将监管费用分散转嫁到整个社会,由社会正常周转补给,这一制度有效减少了刑罚执行成本,缓解了监狱的压力,使监狱能够集中财力、警力、物力去矫正那些恶习较深,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特别是矫正那些极端不配合改造的少数罪犯。3.3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彰显人文关怀
社区矫正是充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罪犯真正运用好“宽”的刑事政策,对依法从宽处理、可不收押的罪犯置于社会上、家庭中加以管教、改造,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把宽严相济真正落实到刑罚执行之中,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犯罪发生。
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现状及主要存在的问题 4.1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现状
从当前世界刑罚发展趋势来看，社区矫正发展迅速且成效显著，许多国家建立了以社区处遇为塔基的金字塔型的罪犯处遇结构，监禁处遇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大多数罪犯被放到社区中利用社会力量帮教改造。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罪犯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比例达到全部被判处刑罚者的70％以上，其中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新加坡76.15％，法国72.63％，美国70.25％；就是适用率比较低的韩国和俄罗斯，也分别有45.90％、44.48％的人被适用缓刑或者假释；在日本，目前约有3/5的罪犯在保护观察官的监督下接受社区矫正措施。
反观我国，由于受传统的重刑主义、泛刑观念的制约，社区矫正的作用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处在很低的水平线上。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区矫正措施的适用率一直偏低。从1999年到2001年，被判处缓刑者仅占各年判处刑罚罪犯总数的15％左右；假释率从1996年到2000年，一直徘徊在2％左右；从1999年到2001年，每年大约只有1.2％的罪犯被判处管制；监外执行也是如此，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仅占在押犯总数的1.13％。另一方面，由于执行机制的不健全等原因，这些社区矫正措施的执行效果总体而言也不尽人意。尽管现行立法明确了非监禁刑的执行由公安机关具体负责，所在基层组织配合，然而，公安机关由于任务繁重、精力有限，实际上无暇顾及行刑工作，致使对社区服刑罪犯的管理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社区矫正措施的执行效果不佳，反过来导致司法当局更加依重于监禁刑的适用，一些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也被送入监狱服刑；另一方面，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犯罪高峰，国家通过实施“严打”战略以缓解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由此造成监狱人口的迅速增长，监狱容量与监狱人口的矛盾日益突出，从而给监狱的管理和改造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据一项统计资料显示：“严打”整治斗争以来，我国监狱在押人员数量大增，２００２年达到１５１万人，是１９８２年的２．３９倍，其中短刑犯和青少年罪犯占相当大的比例。监狱拥挤问题导致监管资源紧张，监狱无力对一些重刑犯、顽危犯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改造，监狱环境“交叉感染”又造成一些青少年或轻刑犯罪人员入狱后犯罪恶习进一步强化。同时，刑满释放人员因为长期监禁，回到社会后适应能力差，就业困难，加之普遍存在的社会歧视现象，这些人很容易再次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此外，监禁刑适用的强化无疑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据统计，在我国，目前关押改造一个罪犯的年平均费用已超过7000元，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开销。社区矫正发展滞后的现状，影响了我国刑罚效益的整体发挥，制约着刑事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因此，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刑罚趋向，从有利于实现罪犯再社会化的宗旨出发，打破罪犯处遇模式的封闭性，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建设，这应是我国行刑改革的重要方向。我国有关决策部门审时度势，在借鉴国外经验和对我国行刑现状周密调研的基础上，及时作出了构建和发展社区矫正的重大决策。2002年8月，上海市率先在三个街道的范围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同年北京市也开始在三个区县进行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通过总结这些小范围试点工作所取得的经验，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6省（市）为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省（市），从而正式拉开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序幕。目前，社区矫正试点的工作规范与刑事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逐渐显露。这些现存的矛盾与冲突，与世界行刑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科学发展的要求是相背离的。笔者认为当前社区矫正存在的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与现行法律相驳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加以规范。“两院两部”《通知》中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公安机关的职责是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并履行有关法律程序。而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对判处管制、缓刑考验期间的考察、假释考验期的监督、暂予监外执行的管制监督等都是由公安机关执行。由于立法滞后使社区矫正实践有驳于现行法律，从而导致现行法律规定与实践的冲突，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有违法治精神的重大问题。社区矫正在法律规范上的不完备和滞后性导致试点工作的风险逐渐增大，这很不利于社区矫正的发展。因此，必须解决立法中存在的空白问题。
（二）定性比较模糊
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还是一种刑罚？就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上看，“社区矫正”既不属于刑罚的一个典型种类，也不属于刑罚执行方式（具体运用）的一个典型种类。目前我国某些地区制定的社区矫正规定，包括很多专家学者把社区矫正的性质都界定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这固然是现实考虑及与其他法律相妥协的产物。社区矫正就是一系列非机构性处遇措施，强调运用开放的、社区的资源来矫正罪犯，已实现罪犯的回归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其显著特征就是全部矫正体制的设计减少与社会的隔离，并不局限于某几种刑罚执行方式或是被法院直接适用的一些刑罚方式。因此，即使目前我国的制度设计限制了社区矫正适用空间的架构，探索的步伐还没有远到足以在更宽广的领域里更全面的展开其实践，但对社区矫正的定性则必须超越这些有形的局限，以一个自由度更大的更宽广的范畴来为我们提供立法和实践的指引。
（三）职责不够明确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根据“两高两部”通知的精神：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司法、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劳动等13个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其试点工作。实践中由于涉列的部门较多，职责与权力不明确，社区矫正工作竟变成了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反而使过程复杂化。如，有的地区由于法律文书送交不及时，发生漏管、脱管现象。缓刑、管制、监外执行的罪犯在审判机关判决后，有的未及时和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办理交接手续就将罪犯释放回家，使这些罪犯回来后不按时到司法所报到，给矫正工作带来困难。
（四）管理手段缺乏强制性
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情况上看，各地区矫正的形式和内容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在培训的内容、教育的形式、劳动的方式、心里的引导上对社区服刑人员做出了一些规定，但这些内容较为空洞抽象，易流于形式。客观上看，司法行政部门在行使职权的时候既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没有可以为其行使职权进行保障的强制措施，很难收到矫正之实效。既然称为矫正，便决定这种处遇方式必然以矫正为着重点。在监督社区服刑人员遵守法律规定、履行矫正义务的同时，更应制定矫正方案，利用社会力量和社区资源矫正其人格和习惯。由于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对社区矫正内容规定几乎是空白，造成基层司法行政机关无强制权，从而直接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五）队伍力量薄弱 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工作，不同于与其他工作，它的特点体现为工作性质和对象的特殊性，因此需要有高素质的、稳定的工作队伍。但是，目前一些矫正工作人员由于缺少专业的矫正知识，特别是专业人士，如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等，仅有的一些矫正工作者往往是从一般的社区工作者“蜕变”而来，经过简单的培训匆匆上岗。其自身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还不到位，工作方法有简单粗糙；在与社区服刑人员接触和个别谈话时，缺乏人性化的工作手段，感召力和亲和力不够；有的还不能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开展工作和解决问题。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的建设，是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几点构想 5.1更新刑罚观念，实现刑事政策的合理化
我国自古就有“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思想，重刑主义的观念由来已久，至今仍深植于公众意识之中。重刑观念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过分崇尚监禁刑的威慑功能，把犯罪同坐牢、蹲监狱等同起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将罪犯绳之以法，社会正义才能得到伸张。对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管制、缓刑、假释等非监禁措施，许多老百姓并不完全理解，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一个罪犯被判处管制或缓刑后，很多人都误认为他“没事了”，不会把他同罪犯身份联系起来，甚至会引起一些群众尤其是受害人及其亲属的不满，觉得法院判决不公，轻纵罪犯；对于假释的罪犯，人们则往往误以为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自由，“出来就没事了”。每当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较为猖獗的时候，许多民众往往将其原因简单归结为处罚太轻、打击不力，多判、重判成为普遍的社会呼声。据有人在北京市进行的一项犯罪受害者抽样调查，北京市居民与其他国家大城市的居民相比，在对同一犯罪选择量刑时倾向于选择重刑，几乎没有人选择非监禁刑。在要求重判严惩的舆论压力之下，许多司法人员为了迎合民意，而在非监禁刑的适用上倾向于保守的立场。
刑罚观念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社区矫正的发展应当从观念的更新开始。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宣传社区矫正的价值和意义，倡导科学的刑罚理念，逐步淡化民众的重刑报应思想，并唤醒其对罪犯矫正事业的参与意识，改变“刑罚就是关押”、“犯罪改造是监狱的责任”等陈旧观念，从而为社区矫正的发展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
另一方面，刑事决策者应当确立“有选择监禁”的刑事政策，并以此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有选择监禁”的主要内涵是：基于监禁刑仍是一种十分必要的刑罚措施，在抗制犯罪的斗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监禁刑本身存在诸多弊端，监狱并非矫正罪犯的理想环境，因此，一方面应从总量上控制监禁刑的适用，另一方面，应当实现监禁刑资源的合理配置，监狱只应当关押那些对社会危险性最大的犯罪人，既以有限的空间来监禁那些该监禁的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大力发展社区矫正，将不必要监禁或不需要继续监禁的罪犯放到社会上接受改造，使监狱集中力量改造那些危险性较大的罪犯，实现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的相辅相成，在两种行刑方式的动态平衡中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
需要指出，在我国发展社区矫正，必须处理好“严打”政策与社区矫正的关系。在我国目前犯罪态势依然严重、社会治安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的形势下，坚持“严打”政策，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严打”必须将法治、讲策略，“严打”的对象范围应有合理限定，即应限定在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上，不能把“严打”对象无限制扩大。同时，“严打”活动的重点应放在严密法网，提高刑罚的必定性和及时性上来，而不能把“严打”片面理解为“多判重判”。“严打”期间仍应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和区别对待的政策，不能因为实施“严打”而冷淡社区矫正措施的适用，形成所谓水涨船高的局面，这是违背刑法的公正性的，同时也不会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从根本上讲，“严打”同社区矫正并不矛盾，合理地发展社区矫正，有利于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去打击那些严重犯罪，从而更好地实现“严打”的预期效果。5.2理性认识社区矫正的效能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体现着人道、民主、效益等时代精神的罪犯处遇制度，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在我国构建和推行社区矫正制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任何犯罪矫正方案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在看到社区矫正具有的诸多优点和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其可能具有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并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和减少这些负面作用。同监禁处遇模式相比，社区矫正对犯罪人的威慑和警戒效应比较弱，同时在满足受害人及公众的报应心理方面也有欠缺。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正义诉求和社会安全的维护，实现功利价值和公正价值的有机统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范围应合理界定，既不能过窄，也不能过宽。范围过窄，会使罪行轻微的罪犯感到高不可攀，失去改造动力；范围过宽，则会使罪行较重应予关押的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从而削弱刑罚的威慑力，同时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影响公众的心理安全感。
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应限定在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如罪行轻微、人身危险性较小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初犯、偶犯、过失犯及假释者等，绝不能将重刑犯、危险分子推向社区服刑。在此问题上，西方国家是有前车之鉴的。如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由于推进社区矫正的实践过于激进，使大量重刑犯留在社区服刑，造成了社区矫正的使用泛滥，罪犯重犯率急剧上升，使民众对这一罪犯处遇措施的信赖和支持锐减，也使社区矫正的发展一度陷入低谷。我国在推行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必须吸取西方国家的教训，使社区矫正工作谨慎推行，健康发展。
5.3将社区矫正的发展纳入司法改革的大视野 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试点主要在司法行政系统展开，但社区矫正的推行绝不是司法行政部门一家的事情，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过程，需要立法、司法、行刑各个环节的衔接和互动，需要专门机构和社会大众协调和配合，从深层次看，还涉及到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再分配。当前来看，现行刑事司法体制已不能适应社区矫正的发展，为此，应当将社区矫正的发展纳入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进程中，统筹规划。应尽快健全社区矫正组织与执行体制，为社区矫正的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建议在司法部成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局，省、地市及县区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具体负责社区矫正的管理与实施，同时借鉴国外的模式，建立专职的社区矫正执法队伍。5.4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要及时跟进
就目前来看，由于相关立法滞后，使社区矫正的推行处于无法可依状态，乃至陷于“合法性危机”的尴尬局面。例如，按照一些省市搞社区矫正的做法，一般是街道司法所负责社区矫正的实施，但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对被宣告缓刑、假释、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都由公安机关执行，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是对非监禁罪犯进行监督考察的法定机关，由司法局（所）负责社区矫正的做法显然同现行法律相抵触。再如，一些地区社区矫正试点中借鉴西方的社区服务刑，让社区矫正对象从事一定的无薪工作。在我国有关法律没有规定社区服务刑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由基层司法机关创设了一个新刑种，虽然其创新精神值得赞誉，而且社会效果也不错，但这毕竟是游离于法律体系的做法，其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
司法改革也要遵循依法行事的原则，应尽可能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推进司法改革。对于某些确实有必要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改革措施的试点，也应当取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为尽快解决必须尽快社区矫正面临的“合法性问题”，必须加紧有关立法的制定。从长远计，笔者认为，应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将社区矫正的内容纳入其中，而不是象有些学者主张的那样，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这样有利于提升刑事执行立法的整体地位，促进狱内行刑与狱外行刑的一体化。5.5抓紧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 社区矫正工作涉及面很广，参与单位较多，工作流程复杂。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如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矫正效果的评估机制、缓刑与假释决定前的听证制度、信息交流与工作沟通机制、教育培训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经费和装备保障机制等。5.6社区矫正的推行过程中要严防腐败的滋生 社区矫正是人性化的罪犯矫正方式，但在缺乏严格法律规制、司法人员素质不能完全保障的情形下，这一制度很可能被人钻空子，成为一些具有特殊关系或背景的人逍遥法外或避重就轻的保护伞。在社区矫正的推行中，必须强调法治和公正原则，严格依法适用，依法行刑，决不能刑事执法权力个人化，将商品交换原则引入执法领域，以经济利益主导执法工作。另外，必须强化对社区矫正的决定与实施过程的监督，让社区矫正活动在阳光下进行。如通过听证会的形式，就是否采用社区矫正方案征求包括被害人在内的社区的意见；推行狱务公开制度，把社会普遍关注的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问题进行公开和公示；同时应建立包括内部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检察监督在内的多方位监督体系，有效地推动这一新兴行刑领域的公正执法。
5.7要加紧社区矫正的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工作
人才短缺、理论研究薄弱是目前各地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面临的普遍问题。为此，必须加紧社区矫正的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工作。建议有关高校开设相关的专业课程，同时建立专职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培训和资格认证制度，尽快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社区矫正人员的组成应是多元化的。应建立以专员人士为主体、以志愿人员为辅助的社区矫正队伍结构。专业人士包括以法律知识背景为主的、具有执法职能的社区矫正官员，以及不具有执法职能但精通社会学、心理学等专门知识的社会工作者。此外，应鼓励社会各界人士以社会志愿者的身份介入社区矫正工作，包括在校大学生、离退休人员、家庭妇女等，只要是热心公益事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可以协助专职社区矫正人员对罪犯进行帮教。结论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取得的进步也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世界关注中国，中国也关注世界。在进入新世纪后不久，中国大陆在矫正领域中开展的改革，当以社区矫正的试行和推广在国际上最为引人注目。此 项改革与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有关。但是，这一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变化和矫正制度的实际发展需要，吸收外界先进经验和开展国际合作只能对改革起到协助和促进的作用。参考文献
[1]林茂荣，杨士隆.犯罪矫正原理与实务.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 [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 [4]（美）科恩著、聂崇信等译.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陈震武.社区矫正制度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监狱学刊,2006 [7]冯卫国.构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 [8]郑川、张庆珊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与社会创新管理工作[J].中国检察官,2009 [9]（法）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致谢
即将结束的两年大学生活之际。感谢教过我的老师们。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他们在学业上对我的悉心指导，以及孜孜不倦、严谨细致的科研态度，更令我受益非浅。
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她在我的课题研究和论文完成过程中，给予了我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感谢我的辅导员给我的指导和关怀。他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中都给予了我热情的关心和帮助。感谢我的授课老师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中给予的帮助和教悔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还要感谢学院的领导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和支持，是他们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感谢各位专家和评委耐心审阅我的论文，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感谢所有曾经给我理解、关心与帮助的朋友们。
感谢与我共同学习、生活的同学，在毕业设计的过程中你们不止一次的对我进行了帮助，因为你们对我的帮助使我可以不断的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感谢所有曾经给我帮助的同学和老师。
第二篇：我国社区矫正法律问题研究
题目：
学生姓名:
入学时间：
指导教师：
试点单位：
毕
业
论
文
我国社区矫正法律问题研究 马 睿 学号：1***3 2011秋 专业：法律专业
郭 松
彭 水 县 司 法 局 重
庆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2013年10月21日
摘要
社区矫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的一种非监禁刑,我国于2003年开始此项工作的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社区矫正代表着当今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八)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为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全面确立社区矫正制度,进一步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推进刑罚执行一体化、专门化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还处于初步建立的阶段,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比如,适时制定《社区矫正法》、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是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规定社区矫正官为我国社区矫正的执法人员等等。因此,我国要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首先要明确此制度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必须在建立相应的社区构建与完善矫正战略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建立相应的社区矫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顺利开展。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八,社区矫正制度,刑罚改革,完善路径,刑罚完善,立法,执行主体
一、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4(一)社区矫正的概念和特征.........................................................4(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5 1.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发展进程.....................................................5 2.我国社区矫正的主体和对象.......................................................5 3.我国社区矫正的矫正措施和法律监督...............................................5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6(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不统一.....................................................6(二)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不明确.....................................................6(三)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不健全.....................................................7(四)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不完善.....................................................7(五)社区矫正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7 1.社区矫正在公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仍存在误区.........................................7 2.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有待进一步健全.................................................8 3.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9
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思考...............................................9(一)统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9(二)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9(三)健全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10(四)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11(五)落实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11 1.改变思想认识领域的误区.........................................................11 2.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11 3.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12
一、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
(-)社区矫正的概念和特征
对于社区矫正的定义,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议案提案人陈旭认为:社区矫正是对罪行较轻或狱内服刑表现较好的罪犯,在执行一定的刑期后,运用社会力量在社区环境继续执行刑罚的一种开放型改造方式。2003年,《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它的定义是: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一概念注意到了社区矫正中充分利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对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重要性,更具有现实合理性,因此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社区矫正制度总体上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社区矫正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不同于社区工作者的社会工作,与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更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差别。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社区矫正中包含了对罪犯的惩罚功能。尽管社区矫正的惩罚严厉性与其他刑罚活动相比较低,但是它的惩罚性和威慑性还是存在的。社区矫正的对象必须服从矫正机构的管理和监督,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和行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区矫正对象的某些权利被剥夺,社区矫正对象必须履行一定的法律义务。第二,社区参与性。与其他刑罚不同,监狱不再是专门的行刑机关,而是由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依法对犯罪分子进行帮教、监督。我国目前由街道、镇司法所具体从事社区矫正的日常工作。社区参与性既体现在矫正对象的矫正活动在社区中完成,接受社区矫机构的矫治、教育和监督,也体现在社区为矫_正工作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社区资源能够为矫正工作所充分利用。第三,非监禁性。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不脱离其原来所在社区和家庭,享有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工作和日常生活也不会因为服刑而受到较大的干扰,始终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社区矫正与其他传统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最本质的区别之一。使罪犯置身于普通的社会环境中,同时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对罪犯的关爱,帮助罪犯适应社会生活,更有利于保证改造效果、避免其重新犯罪,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最终目的。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
1.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发展进程
为了指导和规范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司法部于2004年5月9日印发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
行办法》,“两院两部”先后于2003年7月10日印发了《关于幵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5年1月20日印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2009年9月2日印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文件,陆续出台了一批规章制度,保障了试点试行工作的进行。2011年5月1日幵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社区矫正”写入了刑法,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2012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要求司法行政机关按照《刑丁寰翔、余建明、陈立峰等:《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依法规范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和帮扶,提高矫正质量,帮助其顺利融入社会。2012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的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改为第二百五十八条,修改为:“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矫正要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至此,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初步确立。
2.我国社区轿正的主体和对象
(1)社区矫正的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这是第一次在法律上确定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权,有利于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化建设步伐,并逐步建立专门、统一、健全的刑事执行、行刑司法体制。
(2)社区矫正的对象。根据中央批准的社区矫正试点意见,社区矫正的对象为: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的五种罪犯。在社区矫正试行工作中,司法行政机关针对五种不同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矫正措施。为体现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保持社区矫正试行工作的连续性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于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作出了特别规定,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公安机关,监督其遵守刑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并及时掌握有关信息。
3.我国社区娇正的矫正措施和法律监督(1)矫正措施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管制、缓刑、假释罪犯应当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会客规定,外出、居住地变更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对管制犯、缓刑犯可以适用禁止令。“两院两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法律的原则规定进一步做出了细化。一是规定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基本监管要求:如报告义务、外出需审批、进入特定场所需审批和变更居住地需审批等。二是规定了司法
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监督管理。三是规定了监管处罚、治安管理处罚及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明确列举了六种应当予以警告的情形、五种应当撤销缓刑和假释的情形和八种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的情形。
(2)法律监督
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规定相对笼统。《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和本办法规定的,可以区别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交付执行机关和执行机关应当及时纠正、整改,并将有关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种规定非常抽象和模糊。最基本的法律监督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法律规定的不足,使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缺少制度性的保障。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不统一
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社区矫正对象为以下五种服刑人员: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并且《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只明确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更明确规定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这就导致了现有的工作实际和法律规定的脱节,各种规定和法律之间相冲突的情况。
(二)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不明确
社区矫正的主体是社区矫正制度中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遵循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原则”。2009年“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要求,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同时,在工作机制上,要求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
但是在基本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只规定管制、缓刑、假释不再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只规定了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两个基本法律都没有明确社区矫正的主体,使得实际承担社区矫正主要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权力资源匮乏,无法发挥行刑权的最佳效益。
(三)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不健全
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是十分复杂的领域,其内容不仅要有行刑,同时还要有教育和帮助服务。然而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规定不够完善比如,《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仅在第十九条、二十条规定司法所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个人生活、工作及所处社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实地检查、通讯联络、信息化核查等措施及时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活动情况。应当定期到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旳社区了解、核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等情况。对保外就医旳社区矫正人员,司法所应当定期与其治疗医院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其身体状况及疾病治疗、复查结果等情况。这些监督考察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且只注意了执法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考察有关程序的规定,缺乏社区矫正所需要的教育矫正与帮助服务的具体项目内容;明显忽视了对社区服刑人员应有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总之,在实践中,社区矫正的手段和措施还较为单一,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局限于是一种帮教措施,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大多限于定时报告、填写表格等形式上的工作,而心理测试和心理矫正在我国也处于起步阶段,等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社区矫正的发展。
(四)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不完善
社区矫正运行过程中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程序机制,包括社区矫正对象的审前人格调查和社会调查程序、危险评估程序、日常教育与分类教育组织程序、心理矫治程序、个案矫正程序、居住地与户籍地分离的异地委托程序、帮扶解困运行程序、考核奖惩程序、就业培训与就业指导程序等,这些都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非常缺失和应尽早完善的程序,均需要在《社区矫正法》中确认并成为一项法律制度。社区矫正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许多矫正规定尚以规定、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而实践中又强调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内运行,以至于基层单位在实际操作中难题很多;各种规定也多为原则性、章程性的规定,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加之缺少必要的业务培训,矫正工作易流于形式,无法实现矫正教育和监管。同时,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目前采取的走访、电话问询、请假报告等监管措施比较脆弱,容易脱管失控;公益劳动组织难,且效果不佳;真正的个案矫正和心理矫正幵展较少,使矫治效果难以得到保证。
(五)社区矫正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 1.社区矫正在公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仍存在误区
社区矫正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普及。社区本身在我国就是一个新生事物,我国的东部发达城市这几年社区建设发展很快,如上海、北京等地,社区的功能已相对完善,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区文化,再加上宣传力度较大,社区民众对社区矫正的含义和价值有一定的认识,能够认同社区矫正制度,有一定的参与热情。而我国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社区建设相对滞后,广大的农村甚至还没有形成社区,普通民众对社区矫正不理解。群众更关心的是“社区安全”,担心犯罪人在社区内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认为只有隔离措施才能保卫社会 公众安全,而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严厉性都太轻,都不足以达到威慑犯罪人和降低犯罪的目的。民众观念的保守和滞后制约了社区矫正的发展。并且,在一般民众当中,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同态复仇观念和机械的社会正义观仍然拥有很强的影响力。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决策者、立法者还是具体的办案人员,都会把重刑、监禁刑当作对付犯罪的最主要手段,而忽略或者根本不愿意考虑和使用非监禁刑处理刑事案件。刑罚观念的落后,人们对于社区矫正的不理解,居民对服刑人员贴上犯罪的标签,严重制约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虽然社区矫正人员目前的重新违法犯罪率较低,但这是建立在社区矫正比率很低基础上的。如果大规模推广导致重新违法犯罪率出现波动,民众的质疑和指责将大大削弱社区矫正的民意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变民众观念的任务还很重。
2.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有待进一步健全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和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矫正对象的数量将大量增加,这在实际工作中已初露端愧。而与此相比,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机构司法所,却普遍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首先,司法所基础建设薄弱、管理体制不顺、工作人员不足、队伍素质相对较低,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性、政策性及职业性要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始后,有的地方人手不够,只能从编外聘请部分人员参与部分工作,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特别是司法所所长不是公务员,他们在乡镇不仅身兼数职,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基层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中,且人员时常被更换,很不稳定;二是司法所辖区范围太小,不能满足社区矫正服刑人员最基本的流动要求,不适合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三是司法所很难保证矫正工作者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化,并要执行大量的法律服务等工作,难以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目前,司法所的工作职责在社区矫正前已有人民调解、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多项工作,通常由于某项工作的紧迫,一人被挪作他用或者身兼数职,或者因工作需要内部调整更换岗位,都是免的,这就很难保证矫正工作队伍的稳定性与职业性。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其各项工作任务之间存在性质冲突。司法所原已承担的工作任务的性质主要是法律服务工作,而社区矫正虽然也有服务的内容,但其本质是刑罚执行。如果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就意味着司法所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执法权,但实际上,许多工作人员从事的法律服务工作与刑罚执行无关。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不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是否也有执法权,如果没有,进行内部工作岗位调整时,是否只要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马上就能自动拥有执法权。
3.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来看,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依然是以国家及其专门的职能机关和工作人员为主导,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为辅助,这与国外相对成熟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各基层社区矫正部门和司法所缺少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是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没有经费,社区矫正工作寸步难行。在对各类社区矫对象开展监督管理、学习教育、心理咨询、公益劳动等社区矫TH具体业务时,需要工作经费作支撑;聘用社会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也需要经费作保障。社区矫.工作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各基层司法所实行社区矫正的经费没有任何保障,也没有人头经费可言,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思考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进和社区服刑人员的迅速增加,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虽然社区矫正写入了《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但是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还没有出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依然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两院两部”虽然出台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但其法律位阶不高,权威性不足,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罚的执行。目前司法部正在起草《社区矫正法(草案)》,希望该草案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能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社区矫正的对象、主体、内容、程序、机构以及各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权责。结合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情况,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统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社区矫正的对象应明确规定为包括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等所有适用非监禁刑的罪犯,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结合不同刑罚种类的特征,以及社区矫正的工作特点,合理地确定社区矫正的执行范围,将“人身自由限制性”明显的刑罚种类和制度纳入其中,而将“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排除在外。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要限制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外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服刑人员在迁居方面是自由的,社区矫正工作限制剥夺政治权利服刑人员的自由流动于法无据;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服刑人员来说只要消极不行使其政治权利即可,并无实行社区矫正之必要,将剥夺政治权利服刑人员也纳入社区矫正之中,只会徒然浪费司法资源;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主要措施之一,其理论依据是使服刑人员重新社会化,而剥夺政治权利是资格刑的具体刑种,其理论依据在于防卫社会,二者的理论依据也不相同,因而不可贸然通用。
(二)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
加快社区矫正立法,统一、完善法律机制,对公检法司各单位的职责做出明确规定,有利于加强分工协
作,提高社区矫正的运作效率。赋予司法行政机关以执法主体资格既能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化,推进刑事执行一体化进程,又能突出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提高工作效率,并发挥检察监督职能确保公正执法,也使公安机关退出社区矫.工作后的执法主体得到落实。《刑法》修正案(八)只明确了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不再由公安机关行使,管制、缓刑、假释不再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而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仅规定了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这些较为笼统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矫正机构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应制定《社区矫正法》对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做出明确的规定。目前,根据刑罚执行科学发展的规律和国外的经验,将社区刑罚与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行使,在理论界已达成了共识。只有对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部门加以明确,才能促进社区矫正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健全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
1.尽快制定颁布《社区矫正法》,提高社区矫正的立法层级。对社区矫正的内容、措施、机构设置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以解决目前困扰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基层司法所在执行政策、装备保障以及人员编制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需根据《社区矫正法》的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并由各司法厅印发与实施细则配套的社区矫正执法文书格式,规范文书适用。
2.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立足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际,在现有试点工作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社区矫正工作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而对罪犯和被告人进行惩罚和服务,并使他们在社区继续生活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同时,合理序地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借鉴例如美国的家中监禁、中途之家、间歇监禁等制度,为社区刑罚发挥功能创造条件。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应将入住中途之家作为假释、缓刑的一种附加条件,由中途之家对假释、缓刑人员实施过渡性矫正、监管等措施。国外实践证明,这一功能极大的提高了假释、缓刑制度的科学性和矫正效果。
3.保障社区矫正人员权利。从充分尊重犯罪人的价值和关心帮助犯罪人的理念出发,既要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必要的观察保护和管束保护措施,促使其改善不良心理,改掉行为恶习;又要形成民政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良性机制,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再次融入社会,为他们矫正期满后能够迅速回归主流社会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社区矫正的价值——尊重和维护被矫正者的权利真正得以实现。
4.完善适用社区矫正前的调查评估制度。“判决前调查制度”或“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起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刑前,由专门机构对罪犯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或假释裁定机关)在量刑时参考。审前调查制度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也是罪犯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应明确要求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需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进行调查评估,评估其对所居住社区产生的影响并以此来作为是否可以进行社区矫正的依据。
(四)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
1.对社区矫正辅助人员(专职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应予以确认。以便其参与刑事诉讼,协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工作,保证刑罚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以及社会安全、社会和谐等问题的妥善解决。
2.进一步完善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保证制度。对暂予监外执行程序中的保证人条件、保证人义务、保证人责任做出更为严格的规定,以加大对保证人的制约力度,敦促保证人加强对被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日常管束和教育。同时,将缴纳保证金明确为监外执行的保证方式之一,以加强对罪犯的控制力。
3.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对脱逃社区矫正人员的抓捕工作。即规定“社区矫正人员矫正期限内脱逃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应及时查找,规定期限内仍査找不到的,社区矫之日执行机关应当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捕,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密切配合”。
(五)落实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
1.改变思想认识领域的误区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更新完善刑罚观念。对社区矫正的专业工作人员来讲,应该加强其刑罚观念的培训,转变重刑主义倾向,使他们认可“矫正可以矫正者,不可以矫正者不使为害”的工作目标;对普通民众来说,应该加强宣传教育,宣传社区矫正工作从开展以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民众认识到社区矫正不是“无罪释放”,而是对恶性较小的犯罪人的另一种刑罚处罚方式。要让全社会接受“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的理念,让社区居民认识到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需要,更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2.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
(1)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领导和办事机构,充实工作力量,完善工作制度,明确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建制、编制。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设置在司法行政部门内,由于司法行政机关编制有限,机构人员编制只能从内部调剂解决,工作力量明显不足,与所承担的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繁重任务极不相适应。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在司法部下设立与监狱管理局平行的社区矫正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隶属于司法厅的社区矫正分支机构,统筹管理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吸纳非政府管理机构、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在现阶段,要大力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配备专业人员、拨付专项经费,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采用此种模式有利于提高矫正工作效率,而且各自的任务和责任较为清晰,不至于出现多头指挥、多头
检查、衔接脱节和相互推诿的现象。
(2)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协作配合,建立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制度,保证社区矫正工作能够环坏相扣,不留死角。创新矫TH方法,探索建立分类管理和分阶段教育工作模式,建立社区矫.人员信息交换平台和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完善监督机构。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更是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机关。为防土司法腐败,维护社区服刑人员、被害人和社区公民权益,保障社区矫正健康发展,应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监所检察机构的原职权基础上,升格为统一的刑罚执行检察机构,负责对包括社区矫在内的全部刑罚执行工作进行监督。检察方式在借鉴目的监所检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社区矫正的监督方式,可在社区矫机构和司法所派驻检察员,以加强对社区矫.工作的法律监督。
3.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
一是建立队伍。为适应工作开展需要,应当争取编制、人事、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健全工作机构,建立一支以司法所工作人员为主(执法人员),社会工作者协助、社会志愿者配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要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实现财政配套全额拨付制度和动态增长机制;要配齐社区矫正工作所需的办公设备和交通工具,建立装备保障机制。二是加强培训。应建立一整套的培训和教育机制,加强对各类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切实提高他们在法律知识、矫正监管、谈话教育、心理疏导、组织协调、危机管理、突发事件预防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使社区矫正工作者在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需求齐驱并进,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实现预期目标。三是明确执法身份。社区矫正是一项法律性、专业性很强的刑罚执行工作,必须有一支专业化的执法队伍。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对管制、缓刑罪犯规定了 “禁止令”。“禁止令”的执行,体现了刑罚的强制性、惩罚性,由于执法环境涉及的活动、场所、人员情况较为复杂,需要执法人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执法身份,以确保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颁布和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存在着各种困难和不足,尤其在基层工作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公众认同度低、社区参与不够、人才匮乏、经费短缺、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不强、司法所力量薄弱、立法滞后等问题都给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阻碍。本文主要从加强社区矫正立法,夯实基层基础建设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一些设想。由于学术水平有限,只能对上述内容做粗浅的论述,存在诸多不足与不尽合理之处,只代表个人观点。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法律出版社,2004.10;[2]荣容、肖君拥:《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3;[3]周国强主编:《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2;[4]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6;[5](美)大卫.E.杜菲:《美国矫正政策与实践》,巾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5;[6]但未丽:社区矫正:《立论基础与制度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4;[7]吴宗宪:《社区矫正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8]姜祖桢:《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10.2;[9]刘强:《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5;[10]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11]丁寰翔、余建明、陈立峰等:《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13]刘志伟等:《社区矫正专题整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8;[14]刘强:《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比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2。(二)论文类
[1]赵丽宏:《构建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社区矫正》,学术交流,2009
(5);
3;[2]王志强:《论社区矫正在我国的构建与完善》,法制与社会,2007,(9);[3]唐德才:《论社区矫正的法治价值》,传承,2007
(6);[4]张桂霞:《关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5]周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与思考》,辽宁警专学报,2006,(7);[6]龚卫东:《论和谐社会发展视野中的社区矫正制度》,探索,2007,(1);[7]刘知音:《社区矫正工作的意义及作用》,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7,(5);[8]王顺安:《论社区矫正的利与弊》,法学杂志,2005(4);[9]翟中东:《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模式的选择》,河北法学,2012(4);[10]尹婕:《我国社区矫正之障碍分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
(5)[11]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法学杂志,2003(5);[12]范燕宁:《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和适用意义》,青少年犯罪理论研究,2004(11);[13]刘强:《社区矫正的定位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法治论丛,2003(2);
[14]李康泰、韩玉胜:《刑事执行一体化初探》,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10);[15]夏进泰:《浅析社区矫正的基本理论》,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朱德宏:《论社区矫正制度的权利保障及其改进》,兰州学刊,2010(12);[17]胡印富:《美国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商业文化,2011(9);[18]刘强:《对美国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借鉴与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8(1);[19]余晋:《社区矫正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群文天地,2011(10)。
第三篇：试论“老少边穷”地方社区矫正发展研究
试论“老少边穷”地方社区矫正发展研究
[论文摘要]以广西XL县为样本，对社区矫正工作展开调查，发现“老少边穷”地区社区矫正工作偏远山区社区矫正工作由于经验和资金问题，在发展中面临着许多困难。上级重视、资金到位、人员到位，只有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山区的社区矫正工作才能得到发展。
[论文关键词]社区矫正 “老少边穷” XL县
为了解“老少边穷”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运行情况，笔者选择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广西XL县为样本，从2012年2月到2013年2月，先后对该地区开展了三次社会调查，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和对比分析，笔者发现类似地区社区矫正的一些特点。
一、XL县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XL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端，地处桂、滇、黔三省（区）结合部。XL县是一个集老、少、边、山、穷于一体的山区小县，全县有2个镇6个乡96个村（居）委会765个村民小组，境内居住着壮、汉、苗、瑶、彝等15个民族，现有人口15.4万，其中农业人口占到80%以上。“老”即革命老区、“少”即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边”即边境地区、“山”即山区、“穷”则是指经济欠发达。到目前为止，XL县共设立了8个基层司法所，其中8个基层司法所有6个为“一人所”。
（一）社区矫正主体概况
全县的社区矫正工作总体由XL县司法局负责，每个基层司法所负责相应的乡镇，在农村地区，所谓社区的概念就相当于村庄。基层司法所是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最前线，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执行，负责对矫正对象的考察和监督，同时他们还要承担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安置帮教等八九项法定职责，所以基层司法所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而真正投入社区矫正的力量十分有限。
对矫正对象个管理，由设在乡镇的基层司法所为主导，由于资源有限，XL县8个司法所有6个为“一人所”，对矫正对象的监督和管理均由所长一人完成。对由于处于偏远山区，各个村落分布广泛，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所以入户访查开展难度大，对矫正对象的考核，主要以电话考核为主。此外，矫正对象会定期到司法所进行思想汇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要求“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社区服务，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社区服务时间不少于八小时。”而在XL县各个乡镇的司法所，对矫正对象来说社区的基本就是其所处在的村庄。但是各司法所只设立在乡镇所在地，矫正对象参加社区服务只能到乡镇司法所帮忙打扫卫生。这样的社区劳动既不能让矫正对象所处的村庄的村民看见，也不能帮助矫正对象修复社会关系。失去社区的劳动就变成了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矫正对象为了劳动而劳动，缺少了与同村人的交流。
（二）社区矫正对象概况
截至调查结束，XL县司法局共接收矫正对象63人，其中仅有1人是非农村
户口。在63名矫正对象中，属于逐利类犯罪（滥伐林木、盗窃）27人，属于纠纷解决类犯罪（故意伤害、故意杀人）7人，属于性犯罪1人，属于事故类犯罪（交通肇事）3人，属于失范类犯罪（非法持有枪支）24人。可见在贫困地区犯罪多以追求利益和无知犯罪为主。
二、XL县社区矫正工作新动态
2011年4月XL县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启动，到调查结束为止XL县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在人员和部门的建设上没有得到很完善的发展，但是在社区矫正工作程序和设备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一）矫正程序新动态
按照过去的程序，在法院判决生效和矫正对象到司法局报到前会存在一段空白期，在这个期间矫正对象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在此期间矫正对象发生意外也难以判定责任。从司法实践来看，其他部门与司法局之间的衔接断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服刑人员文件接收存在时间差，二是对异地服刑人员情况掌握不一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XL县司法局和XL县法院在2012年8月，第一次实现了矫正对象的当庭移交。当庭交接模式的试行，实现了社区服刑人员的无缝衔接，有效避免脱、漏管，避免了矫正对象在法院判刑后到司法局报到前的空白，防止了矫正对象在此期间的意外而导致的责任不清，还尽早掌握了社区服刑人员的第一手资料，为前期针对性开展矫正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矫正设施新动态
基层司法所是社区矫正的前线，但是各个基层司法所都存在着设备老旧或设备不全等问题，2012年12月，XL县司法局投入社区矫正经费50000元，为8个司法所更新了部分设备，设备的更新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工作效率，改变了社区矫正工作启动以来的老局面，但是这些经费还不能完全满足8个司法所在山区地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
2013年1月，XL县司法局启动了“司法E通”，让首批矫正对象用上GPS手机，美中不足的是每台手机要收取矫正对象600多元的手机费用，在XL这样的贫困县农民的人均收入仅仅为4000元。600元的手机费绝对不是小数目，加上每个月的使用费用，这也许会变成矫正对象的一个负担。而从行刑成本角度看，社区矫正比监禁刑更节省公共开支。有人粗略统计，在2005年，中国每监禁一名罪犯的平均费用为人民币1.1万元左右。如果参照国外社区矫正与监狱经费的比例的话，即社区矫正经费不超过监狱经费的20%，社区矫正既然节省了那么多的国家资金，可以考虑逐步地适当地减少偏远地区贫困矫正对象的花费，或者是向上海等先进地区学习，将手机的购买模式改变成为租借模式（矫正对象只免费拿到手机，只需要缴纳话费，当矫正期到后归还手机），维护贫困农民的生活稳定，进一步促进社区矫正的工作的发展。
三、XL县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影响因素
（一）财政因素
根据调查收集到的材料显示，2011年7月XL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的启动资金仅为8000元，同期人民调解工作的经费为30000元，而普法工作的经费则
达到了70000元。2012年12月XL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上升到了50000元，比较去年提升了很多，但接收的矫正对象已由2011年的6人增加到了57人，接收矫正对象人数提升了近十倍，而在同一时期人民调解及安置帮教经费达到了368000元。而作为试点地区的武汉，“2011年，落实专职社工经费159万元，专项经费125万元，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经费116万元。2012年，又向财政部门提出将原按每名社区矫正人员1000元拨付专项经费的标准提高到2000元。”
社区矫正是一项刚刚开展的工作，它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相对比较欠缺。对于XL县这样贫困山区县而言，满足经费需求无疑是开展工作的关键一步。上级主管部门也应在各方面对山区给予照顾和扶持，这样才能帮助山区社区矫正工作快速发展。
（二）地域因素
XL县是典型的山区县，除县城外，各个村落分散在各个山头，形成了“大散居，小聚居”的特点。“大散居”指的是村落与村落之间距离较远，相对于城市的社区而言，社区与社区之间地理位置相对密集；“小聚居”指的是每个村落的面积并不大，居住人口并不多，大家共同生产生活。在和司法局工作人员聊天中，他们形象地形容山区的村庄分布是“山看山很近，走起路来远”，加上山路崎岖不平、雨天泥泞不堪，造成了对矫正对象的辅导和监管的困难加大。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十条要求“司法所应当定期到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的社区了解、核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等情况。”对于XL县这样的山区县来说要做到《办法》第二十条是很困难的，首先每次查访都需要开几小时的山路；其次如果提前通知矫正对象，按农村风俗矫正对象家里一定会先准备好饭菜，不管家里条件怎么样，不管干警什么时间到，所以为了不增加矫正对象负担，提前通知查访还需要干警们带上一些肉和粮食；最后如果不提前通知矫正对象，当到达矫正对象居住地后，有很大几率找不到人，特别是矫正对象到山里劳作时，即使带上定位手机也不一定有信号。
（三）组织因素
1.社区矫正工作人员
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最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社区矫正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不是一部法律、一个机构就可以圆满实现的，而是需要专门的国家机关与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共同参予，采用多种措施，多管齐下，方可取得预想的效果。但是在XL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却只是单纯依靠司法局和司法所干警，在一份名为《XL县司法局基层司法所队伍力量配置情况》的报告中写到：“全县现有司法所工作人员16人。其中司法所司法行政专项编制16人、落实到位16人；地方行政、事业编制人数为0；目前XL落实到位公益性岗位人数0人，协警员、协理员0人，其他人员0人。”由此看来“有人口无人手”是XL司法局存在的严重问题。根据收集文件显示具体有以下几点：一是人员素质问题，XL司法局部分干警全日制教育文凭是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虽然经过在职教育取得大专文凭，但是文化基础相对薄弱，部分人员属早年乡镇选用人时剩余人员，政法素质偏低，加上部分干警没有经过业务培训，工作时靠的是老经验和老办法，难以应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和新业务。二是人员偏少问题，目前编制不足，近年来无新人员，又因局机关要增设股室，从各司法所抽调部分干警到局机关上班。三是人员老龄化问题，因编制等原因长期没有人员调入，造成队伍建设断层，部分干警老龄化。四是公益性岗位问题，公益性岗位一直没有安排到位，落实公益性岗位人员0人。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十七条中要求“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状态、行为特点等具体情况，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矫正其违法犯罪心理，提高其适应社会能力。”但是依照XL县司法局和各司法所缺人又少钱的状况，根本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来完成对矫正对象的心理辅导和个别教育。要完成《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要求在XL县这样的偏远山区根本不现实。
XL县其实可以学习罗田县的做法，“在罗田县，作为社区、村（居）群众参与的骨干和代表就是社区矫正志愿者。严格说来，他们也许不大符合有关文件规定的志愿者的条件，但他们有自身的优势： 跟社区服刑人员熟悉，同宗同族，同本土文化风俗，彼此有高度的认同感和信任度。通过他们独特的极其个性化的方式，将政府及其社区矫正机构所要求的工作落到实处。”这样因地制宜利用地方优势的方法很值得借鉴。
2.社区矫正矫正对象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比重很大的国家，有约7 亿人口生产生活在约100 万个村庄。作为农村人口的社区服刑人员，在我国的现有社区服刑人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截至2010年3 月，全国已试行社区矫正的地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303234 人，其中属农村人口的社区服刑人员212833 人，占70.1%。XL县就是一个典型山区县，全县15.4万人口中有75%属于农村户口，目前XL县农村户口的矫正对象比例更达到了98%。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帮助落实社会保障措施。”但是在XL县这样的贫困山区，63名矫正对象中属于逐利类犯罪就有27名，他们因为贫穷而犯罪，而且他们文化水平有限。司法局和司法所要完成《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要求是相当困难的。
（四）主观因素
社区矫正是一个新开展和新发展的工作，笔者在进行调查期间也会协助XL县司法局办公室的工作，在办公室时会接收到很多县政府的文件，但是在这些文件中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文件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少。在收集到的文件中笔者还发现在XL县司法局人员编制中都是属于政法编制，而地方行政、事业编制为0人，落实的公益性岗位、协警员、协理员也是0人。XL县司法局为了争取人员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曾在2011年11月7日该提交了《关于要求从政府聘用人员中安排10名人员用于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的请示的情况说明》，但至2013年，当地有关部门也没有给XL县司法局安排聘用人员。
在近几年XL县的发展中，发展工作的重点几乎都集中到了经济文化产业的建设当中去，而县城的形象建设和经济的发展确实能给予地方更好的政绩。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和山区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几乎是两个极端，其实在类似XL县这样的山区小县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需要更多投入和帮助的，能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帮助会极大地促进山区社区矫正工作发展。
四、初步结论
社区矫正从2002年8月在上海率先试点到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正式将其纳入我国的法律制度，期间形成了上海、北京、浙江等一
些模式。如“上海模式”高度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倡导社会工作的理念在社区矫正中的运用，强调社区矫正的社会化、人性化管理和人文关怀，但是执法环节薄弱；如“北京模式”重视国家的执法人员在社区矫正中的主导地位，社区矫正试点是对原有的由公安机关作为监外执行主体的继承与改革的完善；如“浙江模式”主要是由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承担社区矫正管理工作，拥有明确的政策依据支撑、密切的部门配合、充足的经费保障。事实上，2012年1月10日开始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基本也是以城市社区为基础设计的，没有考虑到贫困山区的现状，因此，《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很多的要求，在XL县这样的山区贫困县很多时候只能是形式或者连形式都难做到。
总的来说，“老少边穷”地方的社区矫正问题主要存在于自然、资金、人员这三个方面，出路在于通过以资金和人员这两个方面上下工夫，减少自然因素对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影响。在《一个山区农村社区矫正的模式》中所提到以“县——乡镇——村——中心户”来进行的农村社区矫正运行模式则非常值得借鉴。这样既减少了各基层司法所的工作压力，也使矫正对象有了一种归属感和农村少有的“社区”感。利于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司法所“忙不过来，社区、村居委会插不进去。”的现状，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在“家”中矫正的特点。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在社区矫正相关条例的制定中，考虑贫困山区的特点，因地制宜，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
第四篇：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十八大在司法改革再一次提到社区矫正，使得社区矫正一时之间成为热词。实施社区矫正目的是为了让罪犯改正错误的同时重新回归社会，而社会工作则是一项解决问题帮助他人的工作，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社区矫正的实施的效果的如何离不开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社工的专业性工作方法将有利于社区矫正目的的真正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多年来，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积极作用正在逐步显现。各地通过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和专业机构建设，在以司法人员为主导、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积极参与的模式下，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矫正活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随着社区矫正实践的不断深入，在开放的社区环境和多元的文化环境下，如何继续有效地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做进一步探讨。笔者从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基本问题入手，对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关系进行了界定，指出了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必要性和实务的过程，解析了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问题，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提供思路。
目 录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基本问题
（一）社会工作的概念
（二）社区矫正的概念
（三）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关系界定
（四）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必要性
1、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社区矫正的契合性
2、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矫正中的不可替代性
3、社会工作实务程序为社区矫正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五）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过程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建设尚未完善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工作模式机制须待完善和优化
（三）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整体偏低，难以胜任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四）经费和资金短缺致使很多介入工作开展受阻，操作比较困难
（五）社区矫正的岗位建制有待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介入受阻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现实路径
（一）推进社区矫正岗位设置，拓宽社会工作介入的路径
（二）推进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化建设 1.厘清职责，明确定位。2.建立矫正社工职业制度 3．健全社工介入机制
（三）以立法形式推动社工介入社区矫治法制化
（四）加大县区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投入
（五）完善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参与社区矫正的能力和水平1．完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2．提高社工薪酬待遇
社区矫正工作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方式，在我国的发展不过数十年，依旧需要大量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才能逐步完善。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之一，而违法犯罪则危害着社会的治安与和谐。传统的刑罚方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而社区矫正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我国的社区矫正一开始借鉴国外的经验，着重于社区矫正的政治化及其立法，随着社区矫正的发展，社区矫正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社区矫正理论的缺乏成为当前的焦点。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共通性使得社会工作人员涉入社区矫正成为可能。为了扩大社会工作的影响力，本文结合当前的问题焦点，探讨了社会工作的介入方式。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基本问题
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治是以司法工作者为主导，社会工作者为参与力量，通过对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专业技巧的应用，对社区矫治活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和社区矫治工作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工作如何能更加有效的加入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在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中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明确二者的基本概念，界定二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工作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必要性和实务的过程等这些基本问题。
（一）社会工作的概念
社会工作，也简称社工，是指在专业价值观引导下、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开展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作为专业的助人活动，它可以为工作对象提供物质帮助、给予心理支持、促进能力发展、维护其合法权益。服务、平等而不是利己、控制，是社会工作的基本要求。
社会工作的特质就是要改变服务对象的不利情况。因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身处困难境地，属于弱势和边缘群体，没有来自社会的平等对待和人本服务，其自身的潜能难以唤醒、社会功能难以修复，“赋权增能”和“助人自助”的目标就无法落到实处。社会工作起源于贫民救济或慈善事业，是伴随工业化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其发展路径为从国外到国内，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形成的、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大力支持的新兴社会职业和专门学科。它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世纪50年代传入中国，1987年国家民政部在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在国内正式实施；2000年上海浦东新区在医院、学校和社区设立社会工作站，成为我国社会工作进入实践的重要标志，2004年国家颁发的《国家职业标准——社会工作者（试行）》，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重要象征，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已从教育领域逐步发展到实务领域，并在国家层面和全国范围开始推广。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战略目标，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工作的蓬勃迅速发展。
专门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称为社会工作者，它是在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的前提下，运用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构和他人发挥自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为职业的专业工作者，主要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从正式的社会工作学院毕业，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者；二是在有丰富社会工作经验的人指导下，能完成社会工作任务者；三是在社会工作的基层单位从事社会服务者。另外，广大的志愿者在社会工作中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完成无需专业知识人员而且亟需大量一般性人员参与的重大社会工作，社会志愿者发挥的作用凸显非常重要而巨大。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领域非常宽泛，已广泛运用到社区、学校、司法、医护等工作领域，特别是在社区矫正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社区矫正的对象为服刑人员，它是社会公众视野中“异类”，其自身的特殊标签和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把他们隔离在社会之外，也加剧了他们与社会的对立。关押犯人的监狱尽管也有帮助教育改造的职能，但由于服刑人员与社会的隔绝，在缺乏社会过度阶段的情况下，面对新的困境或诱惑，往往很可能重新犯罪。社区矫正的施行，是打破社会隔离的尝试。在开放的社区环境下，服刑人员与社会和家庭保持联结，形成了改造和教育同时进行的基点，这样的情形势必要求社会工作发挥独特的作用。
（二）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是指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这五类犯罪行为较轻的对象所实施的非监禁性矫正刑罚。社区矫正是全新的刑法方式，又称社区刑。社区矫正实施的最初原因是为缓解监狱罪犯过多而产生的压力。其目的是为通过政府、社会以及爱心人士的帮助，使矫正对象改正恶习，并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罪犯又称为社区服刑人员，其中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是社区矫正罪犯的重点对象。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价值。首先它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它是一种刑事制裁措施，刑罚的制裁性决定了社区矫正措施的惩罚性，必须落实具体的惩罚性措施，以实现刑罚的惩罚性，这是国家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的客观要求。其次它具有明确的恢复性。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种方式，通过弱化监狱的封闭性、放宽罪犯自由度、增加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摆脱犯罪“标签”的影响，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由此可见，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难点不在惩罚性而在于恢复性上，它重在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犯在社区中实施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工作。2004年,中央有关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文件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纳入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范围。2005年初,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有关文件进一步明确社区矫正改革由司法部牵头,中央综治办、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国务院法制办、中央编办、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1个部门参与,共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改革发展。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积极推行社区矫正。
2008年,中央有关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文件明确要求,积极探索多样化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工作。2011年,中央有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文件要求“建立完善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2014年,总书记在听取司法部工作汇报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社区矫正作为司法行政一项重点工作,科学谋划、深入推进,明确指出:“社区矫正已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相关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社区矫正工作取得的成绩,深刻阐述了事关社区矫正工作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社区矫正工作改革发展的目标要求、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既有理论上的引领,又有实践上的指导,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为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做好新时期社区矫正工作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制定社区矫正法”,“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先行试点,逐渐扩大试点范围；由点到面,全面试行,目前已发展到全面推进的新阶段。从2003年试点开始,社区矫正历经了首批试点、扩大试点、全面试行和全面推进四个重要发展阶段。社区矫正在国内十多年的试点工作也为我们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实践经验。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全省许多地方正在继续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工作方法。
2011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和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等4部门联合制定印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对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从刑事立法精神上有力地回应了国际社会行刑社会化的要求。从立法上明确确立了行刑社会化理念，使得社会化行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是我国在行刑社会化发展中的一次里程碑；二是对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有益探索。社区矫正的立法，贯彻落实了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政策；三是确立了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相辅相成的两大矫正体系。如果说以自由刑取代肉体刑是刑罚执行方式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社区矫正的实施，使刑罚执行方式由监禁刑向非监禁刑的发展就是刑罚执行方式第二次飞跃。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来说有其巨大优越性，但这并不能取代监禁矫正，二者是具有相辅相成的统一辩证关系。从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的特点来看，监禁矫正是为罪犯关上了社会的大门，而社区矫正是给罪犯打开了社会的大门。这一关一开之间，必须考虑到矫正的系统性和延续性，使两大矫正体系之间相衔接，通过二者相辅相成的共同作用，使得行刑资源得到合理的配臵，刑罚效能得以增强，行刑成本得以降低；四是进一步促进了刑罚配臵结构的合理化。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是社区刑实施的立法依据，是与生命刑和自由刑并列的一种刑种，确促了刑罚结构的合理化。
有关研究指出，社区矫正的关键，不是将惩罚放在首位，而是将矫正作为最终追求。社区矫正不仅是一种落实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刑法执行工作，更是一种对犯罪人犯罪心理及行为恶习进行矫正的社会工作，即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与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只是前者为主后者为从。“法必须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这是法的人文关怀的实质蕴含”，刑罚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犯罪人员恢复社会功能，真正回归社会，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实现人性复归，成为善良的社会一员。传统的犯罪理论认为，犯罪人员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是构成犯罪行为的基本原因。而现在的调查研究显示，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不是构成犯罪的根本，而是其背后深刻的原因，尤其是与社会联结的偏离、失衡和中断，致使他们的社会功能丧失或缺损才是根本所在。因此必须把监狱和犯罪者放在社会大环境中考虑，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应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这是不仅社会的责任，更是是实施社区矫正的目标追求。
社区矫正是现代国际司法进步的产物。目前，社区矫正已被联合国有关规则、宣言所认同。如《联合国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监禁替代措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都倡导尽可能避免监禁，将监禁作为最后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使用，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社会刑罚制度中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如今，社区矫正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
（三）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关系界定
随着社会工作的广泛开展和社区矫正的纵向推进，社区矫正和社会工作的关系越来越需要加以确定，全面理解把握二者的关系界定，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将提供有益帮助。
1、二者的工作性质不同
社区矫正是属于开放性的社区刑法活动，对罪犯具有一定的惩罚功能。社区矫正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严格性，其工作性质定位重在刑法性；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社会专业化的帮助救助功能。社会工作对服务对象，既要提供必需的救助和帮助，又要“赋权增能”，增强生存和个性发展能力，使其更有效地面对困难。社会工作者要具备专业的方法及理念，通过提供社会化的帮助和服务，来实现工作目标。
2、二者的工作主体不同
社会工作的工作主体是一切社会工作者，包括司法在内的社会所有领域。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是司法人员，包括司法人员中的社会工作者。两者在工作的理念资格和方法程序上存在不同。司法工作者具有执法资格，根据法律规定要完成刑罚执行任务，并开展法治思想教育和预防犯罪教育等。社区矫正中的社会工作者除一般性的社会志愿者外，要有一定的从业执法资格，用专业理念和方法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物质、心理和社会等帮助，扎实细致地做好这一特殊人群向社会的完美过度和回归工作。
3、二者的功能作用存在互补交叉
社区矫正的工作性质，要求社会工作者的力量跟进介入才能完成，而社会工作特有的助人理念及专业方法，为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在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功能上实现了交叉互补的契合性。社区矫正的执法活动是在社区而不是在监狱，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风险系数较高，必须要对罪犯服刑人员进行社会化改造。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运用专业资源，帮助社区服刑正确认识主观能力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社会的和谐和睦相处的支撑点，并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和个人发展平台，重塑其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四）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实务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也可称为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它是由专业人员或志愿人士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技术，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纠正、生活照顾等，使之消除犯罪心理结构，修正行为模式，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福利服务。社区矫正旨在实现矫正对象恢复社会功能、顺利回归社会的目标，恢复性和回归性是社区矫正的典型特点，强调了对矫正对象的帮扶及其最终回归社会的预期。社会工作其康复功能、发展功能、预防功能和平等、尊重的价值理念运用于社区矫正，是社区矫治的初衷，是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必要性的具体体现。
1.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社区矫正的契合性
“人是可以改造的”，这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同时也必须是遵从这一基本理念。这与社会工作 “人是具有潜能的”以及 “人是可改变的” 等专业价值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在实践中，社区矫正能汲取平等、尊重、同理等社会工作价值，尊重矫正对象的人格与权利，正视他们的需求，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开展矫正工作，有利于社区矫正的正常开展。
2．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矫正中的不可替代性
个案工作能够实现与社区服刑人员一对一互动，个性化地制定矫正方案和帮扶规划；小组工作使矫正对象在团体情境中与相似经历者相互支持、彼此促进、实现改变；社区工作方法旨在为矫正人员发掘社区和社会资源，构建个体再社会化的社会支持网络。3.社会工作实务程序为社区矫正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社会工作实务程序为社区矫正的开展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一般经历矫正关系建立、搜集和分析资料、矫正对象问题诊断、制定矫正方案、社区矫正介入、社区矫正结案评估与跟进几大步骤。另外，社区矫正可以吸取“动机式晤谈法”、“认知—行为治疗法”、“危机介入法”等社会工作实务技巧为矫正人员提供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咨询与治疗服务。
（五）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过程
社会工作是利用各种资源达到助人自助目标的过程和专业。它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 它运用科学的知识和专业的方法, 帮助个人、群体和社区提高或恢复其社会功能运作的能力, 并创造有利于案主生活的一项专业活动, 运用专业方法对案主实施矫正。
1、与矫正对象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社会工作者要提前做好前期接案工作, 主动与矫正对象所在的司法所、矫正机构取得联系, 第一时间了解矫正对象生活状况与家庭背景等情况。在与司法工作人员对矫正对象进行首次面谈时, 向他说明社区服刑的重要性, 及违返社区矫正日常规范的严重后果。要求矫正对象在思想上十分重视社区矫正的各项规定，从而为以后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2、提高案主认知, 改善交友
针对矫正对象认知不全的问题, 组织该对象观看一些有意义的专题教育片, 鼓励该对象多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有意义的健康活动, 通过类似活动对该对象认知方面及交友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杜绝与社会不良青少年的往来, 帮助其以乐观向上的面貌面对现实生活。
3、与案主父母沟通, 改变教育方式
针对其父母在教育问题上缺乏有效的方式方法, 互相缺少沟通平台。因此, 通过个别教育及家访的形式, 构筑交流平台。一方面,引导、鼓励该矫正对象经常和父母进行交流, 另一方面, 指导其父母交流的技巧, 用最容易接受的方法(心理暗示)与其彼此交流, 来引导该对象走健康向上之路。
4、鼓励案主多学知识, 掌握一技之长
社会工作者鼓励该对象多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使他能够掌握一技之长, 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不被社会所淘汰, 为今后的就业创造必要的条件。从实际了解的情况来看, 该对象自身也比较珍惜每次参加活动的机会, 也希望能学到一些有用的技能, 以便为将来的就业打下比较好的基础。
通过以上社工的个案辅导, 该对象在三个月的个性化教育中, 能够自觉遵守社区矫正日常行为规范之缓刑的相关规定, 主动参加社区矫正集中教育、个别教育, 对自己所犯的罪刑有所悔意。并且在社工多次家访引导下, 家人对该对象的关注、管教有所增加, 缩小了与父母之间的距离,尚能听取父母的建议与批评。经社工的再三鼓励, 该对象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 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为将来的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结束个案辅导后, 社工还定期做好该对象的回访工作, 以便随时了解矫正对象的情况。而这些辅导对于司法所、社区民警来说是无法办到的, 他们除了对矫正对象具有执行惩罚功能之外, 在回应该对象的其他需求上, 比如成长问题、家庭问题、社交问题和就业问题等, 显得日益困难和乏力。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社区矫正非常需要社会工作专业的介入,以便能更好地促使矫正对象重新融入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自2003年以来,经过近13年的发展,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不断加强,各项制度不断完善,社区矫正教育管理不断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15年,全国新接收社区服刑人员46.4万人,解除矫正49.8万人(含符合条件特赦的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全国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一直处于0.2%的较低水平。但由于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和社会工作的思想基础比较薄弱、意识想观念相对滞后、发展起步时间较晚而且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尚未完善
社区矫正的立法滞后特别是社会工作的介入缺乏明确具体的制度和法律条文，是亟待解决的根本症结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制定社区矫正法”。总书记对社区矫正工作已作出重要指示：“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截止2015年，我国法律还没有对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矫正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2012年1月颁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里仅提到“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这是我国目前社会工作者和与社会工作相关的社会团长以及民间组织想要介入社区矫正唯一能够的依据的法律条文。法律没有规定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社区矫正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怎样的工作，如何开展工作，在开展工作中其行为又负有怎样的法律责任，该如何与国家司法机关配合、协作等一系列问题，没有法律依据的社会工作者们在介入社区矫正工作中，往往有着监管的责任却没有法律规定的相应的权力，从而导致服务对象不配合社工的工作，矫正工作开展困难，收效甚微。同时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另外一个难题是体制的问题。制度的不健全，体系的不成熟，使得社工即便能够介入社区矫正工作也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我国目前社区矫正体系中仅有部分一线工作者来自社会招募，绝大部分都是体制内或从体制内分离出来，行政色彩浓重。机制的不健全带来的是社工介入的困难和开展工作过程中的处处牵制，社工的专业工作方法难以实施，这直接造成我国社区矫正社工工作专业性的缺乏。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工作模式机制必须完善和优化 首先，社区矫正模式必须转变，形成以社会矫正为主的新模式。目前的社区矫正模式基本上是在社区矫正小组领导下，由司法局或下属的司法所具体执行。这一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司法执行。虽然能够保证对服刑人员的监管，也规定了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志愿者的参与，规定了释犯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的时间要求，但是司法机构与社区缺乏横向联系，社会力量参与明显不足。由于社区发挥作用的有限性，在具体执行中，社区矫正往往成为单纯的司法活动，与惩罚和矫正兼具的社区矫正目标产生了不小的距离，在这一模式下，社区矫正实质上成为司法矫正，其应有的帮助教育功能难以真正实施，直接影响到矫正对象刑满释放后重新回归社会的归属感和生存能力的培养及提升。其次，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运行机制需要完善。社区矫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统一，社区矫正的方法理应以社会工作的方法为主。但是在我国，社工大规模介入社区矫正工作的情况还不普遍，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基本上由从各监狱、教管所以及司法行政部门里抽调出来的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民警为主；专业的社工和社会志愿者十分稀少。因此如何让拥有专业知识的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矫正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了解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矫正面临的困境。
（三）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整体偏低，难以胜任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心在县级以下司法行政机关，但基层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特别是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能力素质整体偏低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又一突出问题。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河南省还有7个省辖市、98个县（市区）没有成立社区矫正机构，分别占四成和八成，是全国唯一没有实现社区矫正机构全覆盖的省份。社区矫正机构建设的滞后和缺失，直接导致社区矫正中专业社工人员的引进和培育。社区矫正中的社工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们的服务对象和案主将是社区的服刑罪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对介入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要求和能力比普通社会工作者要高。从本质上来讲，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制度，如果没有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做支撑，缺少必要的职业资质，矫正的效果将很难有保证，自然也就达不到社区矫正的根本目的。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工除了要求有基本的社工专业知识外，还要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以及其他别的知识基础，有过一定的工作经验。我国的专业社工培养工作开展才几年时间，很多社会工作者都是刚从大学校门出来，在学校学习的都是些社工理论知识，真正实践的机会很少，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很多已经介入到了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中的社工们，在面谈、倾听、观察等些技巧上都显得不足，这也是许多地方社区矫正工作不录用、少录用社工专业工作者的原因。社工要想真正的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其本身的专业作用，还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四）经费资金短缺致使开展介入工作受阻，操作比较困难
专项经费保障不力，导致社区矫正工作特别是社会介入工作的开展已成为普遍性的重大难题。资料显示，2014年，河南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工作实施意见》，但落实情况很不到位。2015年，还有1个省辖市、42个县（市区）社会矫正经费未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全省县级社区矫正经费1500余万元，社区服刑人均300元，与文件规定人均1600元标准距离很大，社区矫正中社会工作经费更无法得到保障，本应承担大部分费用的政府机关在这方面的投入匮乏致使相关社工团体和民间组织的经费周转都面临困境。事实上，矫正社工的基本工作除了要为矫正对象提供专业的矫正服务，帮助其改正错误，重新融入社会之外还要“借助各种社会资源帮助罪犯及其家属解决因犯罪带来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困难，以促进罪犯的改造。”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没有充足的经费可供支出，矫正工作将难以开展下去，取得的效果也不如预期。也就是说，矫正经费能否做到充足、有效、及时地供给，也是关系社工能否能真正的介入社区矫正工作，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一个重要部分，值得我们去关注和重视。
（五）社区矫正的岗位建制有待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介入受阻 按照我国现有的状况，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归属问题存在很大问题，他们即不能归属于公务员系统也不能归属于事业单位系统，更不能归属于企业系统。这不仅意味着他们不能归属于社会职业的主流系统，而且意味着这些职业系统所能得到的相应利益他们也不能享有。这就使得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实践中面临非常尴尬的处境，很多社会工作的毕业生不愿意从事社区矫正这方面的工作，这样也造成人才流失严重。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现实路径
社区矫正工作意义重大，社会工作的介入任务繁重、任重道远，我们要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出发，正视问题困难，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心，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攻坚克难，勇于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现实路径。
（一）推进社区矫正岗位设置，拓宽社会工作介入的路径 司法部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加强与编制部门的沟通联络，尽快建立独立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并按辖区大小、监管社区服刑人员多少，合理配臵社区管理机构人员，特别是要设臵足够的专职社会工作人员岗位编制。安排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尝试性和探索性工作，从部分试点县（市、区）看，其作用不容低估，但也存在社会认知度和知晓率不高、缺乏制度性保障、工资待遇较低、队伍不稳定、专人不专用、专业化难实现等问题，社区矫正专业化任重而道远。下一步要明确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改进社区矫正的思维模式，将社区矫正定位为惩罚与康复、发展并重；推动社区矫正专职社工逐步向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根据其工作性质，确定为事业编制，由财政统一拨款，实行绩效工资；建立矫正社会工作者制度，改革人事制度，开发和设臵专门从事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者的岗位，使其成为与法官、检察官、律师一样的司法系统的职业之一；建立领导体系，设臵职能处室，加大宣传，着力构建专职社工人才队伍；加大选培力度，严把选人用人关，严把教育培训关，严把考核管理关，着力提高专职社工人才素质，全面优化环境，着力维护专职社工队伍稳定。要充分发挥社区岗位人员的作用，积极拓宽社会工作介入路径。协调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积极发挥乡镇办基层组织的作用，协助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困难帮扶、社区服务工作，促进社区服刑人员融入社会，回归社会。
（二）推进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化建设
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经验证明，职业化、专业化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建设，是决定社区矫正工作成败的关键。具体有以下几点：
1、厘清职责，明确定位。
目前，从我国试点城市情况看，社区矫正工作的普遍着眼点是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作为辅助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协助执法人员从事社区矫正的监督和管理，如登记、信息平台和档案的管理，长此以往形成了社区矫正行政化、流程化严重。而“作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增能者、资源链接者、服务者、教育者”，社会工作者应该深入社区，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巧，定点或长期跟踪社区服刑人员，矫正他们的不良行为，避免他们重新犯罪，帮助他们完成再社会化，顺利回归社会。因此，社区矫正的三支人才队伍应厘清职责、明确分工，各有侧重，即司法行政人员的工作重点是监督和管理，而专职矫正工作者以教育和帮助为主，在帮矫中管理好社区服刑人员，志愿者在社区提供辅助性的服务。由此，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定位为真正意义上的“专职社会工作者”，为将来的向“司法社会工作”专业方向发展创造条件。
2、建立矫正社工职业制度
社区矫正在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进程中，与社会工作的理念、目标和过程有内在的统一性。目前，我国一方面社会需要大量的社会工作者，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低，产生如此反差是因为缺少社会工作者就业的岗位。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应改革我国的人事制度，开发和设臵专门从事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者的岗位。社会工作者要参加社会工作者资格证的考试，持证上岗，有编制，有职称，有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制度，使得社会工作者有职业发展的空间和动力。其次，不设机构设岗位。可以在司法局（所），只设岗位，不设机构，将社区矫正的专职工作者纳入到社会工作者的人才队伍中。民政部门可牵头与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合作，以政府购买的方式，统一招聘、培训、管理和晋级，再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将专职工作者分配到司法所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他们的工资、待遇有了保障，职业才有发展的空间。
3、健全社工介入机制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能否健康持续开展，关键要建立健全一套科学的运行机制。要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实施、指导管理，法院、检察院、公安等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行刑社会化是社区矫正的显著特征，必须要有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学校、单位的协助参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教育人改造人的独特优势。要创新活动平台和载体，动员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多形式、多渠道参与到社区服刑人员的行为矫正、心理疏导和帮困扶助，提高社区矫正的社会化参与程度。濮阳市华龙区司法局自2014年以来组织开展的“黄丝带行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黄丝带”寓意接纳、宽容、爱心和感恩。活动由司法机关牵头，由民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法律部门配合实施，针对社区服刑人员和安臵帮教对象持续开展关怀、帮扶、教育和救治，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河南省首例社区服刑人员黄某某就是“黄丝带行动”行动中的典型案例。黄某因寻衅滋事被判处缓刑，纳入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社区矫正管理，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帮扶教育，黄某某思想深处的人生观、价值观得到极大改变，从一个暴力型罪犯转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进步青年，被当地政法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依法减刑四个月，成为全省首例。由于社会工作主要以直接提供服务为己任，现阶段应以基层社区矫正主管部门与社工机构的合作为重点，通过委托、购买或全额支持等形式，积极探索和完善以民间组织为主的社工机构介入社区矫正的运行机制。
（三）以立法形式推动社工介入社区矫治法制化
强化顶层设计，持续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建设，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提供法律保障。应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制定工作，通过立法“可以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社区矫正的性质、对象、经费来源等问题”。同时，为了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功能，使社区矫正真正成为与监禁刑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行刑方式，必须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增加社区服务刑，并规定由社会工作者对社区服务刑的规划、监督和评估职责。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应尽快走向法制化轨道。比较发达的西方各国均已制定一系列比较完备的社会工作法律体系，现今中国，社会工作立法基本上尚属空白，对社会工作者的规范也是刚刚起步，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法制化建设还任重而道远。省市党委政府及人大政协要密切跟踪《社区矫正法》立法进度，推动地方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的制定工作，为社区矫正提供法律保障；地方司法机关要共同研究制定《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形成覆盖社区矫正调查评估、交付接收、管理教育、考核奖惩、收监执行、解除矫正等重点执法环节的制度体系，以立法形式推动社工介入社区矫治法制化。
（四）加大县区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投入 社区矫正工作规范的开展离不开必要的场所设施保障。社区矫正中心作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管理教育帮扶的平台，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工程，对保障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全国已建成社区矫正中心等场所800多个，北京、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已全部建立了县级社区矫正中心，但还有多数省份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要求，如我们河南省就是其中之一。要多形式、多渠道推进县（市、区）社区中心建设，根据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特殊要求，逐步加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介入装备及办公通信设备配备，建立省、市、县、乡四级联通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推进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向前发展。社区矫正经费是重要的社会资源，是社会支持网络的关键。当前，矫正经费短缺已日渐显露，直接影响着矫正工作的效果。从工作角度来看，社会工作者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巧为矫正对象提供人道的矫正服务，培养其有利于回归社会的动机，协助其接受矫正工作者的教育。同时，社会工作者要设法改善矫正对象 的生活环境，使矫正对象生活在更健康的社会环境中。要借助对社会资源的认识，帮助矫正对象及其家属运用各种社会和经济资源解决因矫正对象而带来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困难，以促进矫正对象的改造。由于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社区矫正工作时会有大量的经费发生。包括对矫正对象进行帮助、联络、解决生活、家庭问题 所需费用及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交通费用等。没有经费的支出，往往会在关键时刻陷入僵局，工作难以开展。由于这部分经费是行刑工作的一部分，理应由政府而不是由社会团体支出，而且社团也没有这笔经费可供支出。因此，应该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全额保障制度，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经费、行政运行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动态增长机制。2006年，《财政部、司法部关于制定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已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公用经费保障范围。2009年7月，国家印发了《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对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强调要制定、完善和调整公用经费标准。“试点以来，虽然一些地区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但大部分省份仍主要靠政府临时性拨款或挤占其他业务经费，无法满足工作需要，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进 一步开展。”由此可见，“加大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力度，是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的基础性条件。”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工作，社区矫正经费应当由国家全 额保障。为此，各地政府必须加大工作力度，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经费上的保障。
（五）完善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工薪酬待遇 1．完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社区矫正专职社工是指具备一定条件专门从事社区矫正事务的全日制专业人员，属编外聘用制人员，按照聘用制人员管理。社区矫正专职社工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司法所接收社区矫正人员，办理衔接手续;协助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基础性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制定矫正个案工作计划，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参加社区服务，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及犯罪心理矫正等;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为社区矫正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完成司法所交办的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工作任务。社区矫正的专业队伍由社区矫正的专职管理部门、专职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共同组成。社会工作者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目前，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建设还比较薄弱，要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制订出台的《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研究制定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发展规划，按照与社区服刑人员配备的比例为司法所安排社会工作者。
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党委、政府强化领导，需要有关部门通力合作，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因此，司法行政机关要抓住社区矫正在全国试行的机遇，切实做好牵头组织工作，认真履行指导管理的职责，按照“高起点谋划、高标准配臵、高效率运行”的工作思路，以“抓队伍、强素质、促保障”为突破口，建立起一支人员充足、素质较高、保障有力的社工队伍，为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重视支持。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领导，努力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重要日程，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建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协作，建立社区矫正衔接配合的长效机制。同时，在乡镇（街道）设立依托于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站，以便减少工作环节，提高运转效率，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
2．提高社工薪酬待遇
薪酬待遇是调动工作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重要机制。要建立专业的社区矫正人才队伍，需要稳定的资金作保障。首先，政府在公共服务财政预算中调整收支结构，设立社会工作发展专项经费，全面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体制，政府逐步地由直接地“养机构、养人、办事”变为向机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民间组织）购买服务。其次，政府要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筹资制度，积极拓展社会资本进入社区矫正的领域，应增加社区矫正的专项经费支持的额度，提高专职工作者的薪酬标准，基本达到所在城市平均工资水平或与社区的专职社会工作者的收入相当。建议矫正社会工作者岗位与专业技术岗位待遇相同。社会工作者岗位分为高级、中级、初级、员级四个等级（即高级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员）。其中，高级社会工作师分三档，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五、六、七级；社会工作师分三档，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八、九、十级；助理社会工作师为二档，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十一、十二级；员级一档。晋升条件和年限各地可参照专业技术岗再结合社会工作岗位特点来制定相应的细则。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重要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牵涉到社会方方面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重在社会工作的介入和深化，全社会必须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高度，加强与社区矫正主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切实强化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机构队伍建设，不断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实现新跨越、迈向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刘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7.[2]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10.[3]孙静琴，张培忠.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关系[J].2009，(4).[4]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10.[5]林兰芬，周劲松.试析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介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6).[6]李伟梁.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过程分析[J].社会工作，2009，(8).后 记
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论文的完成时一个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三年的求学使我懂得许多道理，积淀了丰富知识和经验，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非常感谢在论文的写作时给予帮助的老师和同学，最重要的是要衷心的感谢我的导师，他知识渊博，思路开阔，总站在知识的最前沿，在他的引导下，我认识了领导能力的重要性，极大的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也为本篇论文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论文撰写方面更是给予了方向性的指导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导师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认真勤奋的工作作风，以及宽容的生活态度将会一直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努力、勇往直前。最后再一次感谢所有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曾经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学，以及在写作中引用和参考的论著的作者。
第五篇：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研究
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研究
随着刑法修正案
（八）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以及“两院两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贯彻执行，基层司法部门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方法措施进一步丰富，认识不断深化，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新问题也呈现出来，尤其是对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处理。怎样在工作中处置好这类应急事件呢？现就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概念、特点、分类及产生的原因
（一）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概念
突发事件通常会造成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甚至危害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正确认识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对应急处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在普遍把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定义为社区矫正对象正在或可能发生的行凶、闹事、自杀、非正常上访、非正常死亡以及其它违法犯罪活动等突发事件。个人认为这种认识比较片面，因为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可能是由社区矫正对象的行为造成，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所以，比较全面地定义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就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涉及到社区矫正对象的事件。
（二）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特点
1、人员的特定性。社区矫正突发事件不同于其它的突发事件，事件中的人员必定有特殊的群体——社区矫正人员。
2、发展的不确定性。事件什么时间、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事件的发展、影响、造成的后果等，超出常态思维，始料末及，难以把握。
3、时间的紧迫性。突发事件往往发展很快，变化复杂，随着事件的发展、演变，它所造成的损失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要及时做出有效的应急反应，在时间的紧迫性上往往刻不容缓。
4、部门的联动性。事件的处置通常需要调动和整合多个部门的人力、物力、信息等公共资源，这不仅意味着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同时也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的合作与沟通。
5、后果的危害性。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有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这种损害不仅体现在人员的伤亡、经济财产的损失，而且还体现在突发事件对社会影响和个人认知所造成的破坏性。
（三）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分类
社区矫正突发事件按不同的要求和方式有许多分类，对社区矫正合理的分类，能及时、有效地根据实际情况投入资源、力量，从根本上解决突发事件。
1、按引发的原因分：一是内在原因引发的突发事件。这类事件就是社区矫正对象正在或可能发生的行凶、闹事、自杀、非正常上访、非正常死亡以及其它违法犯罪活动等突发事件，矫正对象在事件中起主导作用。二是外在原因引发的突发事件。这一类事件是矫正对象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造成的突发事件，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突发的公共事件、卫生事件、一些侵权事件中等，矫正对象在事件中扮演被动角色。
2、按事件的影响程度及造成的后果分。结合与矫正对象收监、警告的处罚方式相对应方式，主要分为两级。一是重大事件，这类事件造成重大的社会不良影响，如蓄意损坏公私财物或破坏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等，有重大社会影响且有可能涉及公共安全，损害到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已构成社区矫正对象重新严重违法犯罪的事件。二是一般事件，这类事件是矫正对象没有遵纪守法，或未按规章制度行事，不按时报道，不服从教育管理，思想、行为改过不够彻底，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社会的影响不大，或者有一定的影响，足可以警告处分。
3、按事件的类别分。一是自然灾害，如地质灾害，火灾、水灾等，这些涉及到矫正对象的财产、生命安全。二是公共安全，包括公共卫生安全、社会安全。这一类事件可能是由矫正对象引发，也可能是被动受害。三是破坏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类可以分为非法上访、群访，非法游行，冲击企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造成正常的生产生活不能进行。四是治安、刑事案件，如打架滋事、盗窃、抢劫等。五是脱管，如不服从管理无假外出，不按规定报告生活、工作情况等。
（四）社区矫正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
1、基层组织管理功能弱化，社区矫正认识不够
基层组织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往往是由一些老干部兼任，年龄偏大，而新进入的司法助理员虽然年轻但工作经验欠缺，而且就连这样的人员在基层也没有按照规定配备齐全。由于社区矫正工作压力大、经费少、无安全感、无成就感等原因，许多人员都不愿意从事司法工作，在职人员也严重流失。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身份也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是警察还是一般的执法人员，有无监管罪犯的权利？《社区矫正办法》赋予的执法力度有多大，权威性有多强？种种原因造成了社会不够重视，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到位，矫正对象的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疏导化解，一旦出现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往往束手无策，或者处置不当，导致事态进一步激化和扩大。
2、社会保障不健全，社区矫正对象的关爱不够
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在现实的生活面前，社会对矫正对象的关注不多，人民群众用有色的眼光对待。矫正对象的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障不健全，造成了矫正对象心理极易不平衡，很容易走上极端，往往无法正确对待和处理涉及自身利益的矛盾，导致形成突发事件。
3、社会发展不平衡，法制观念不强
由于《社区矫正办法》刚刚执行，许多细致的要求和人性化的措施都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的流动性大，尤其是家村，许多家庭都靠外出务工收入维持家庭。按照现行的矫正办法，社矫对象是在家受贫还是违反规定外出务工致富。还有一些长期需要外出保外就医的人员，由于户籍所在地的就医环境不能满足需求或监护人员的因素不方便监护等情况，对于社矫对象及监管部门来说这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矫正对象本身就是一群漫步在社会边缘的人群，法制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淡薄，政策概念和法制意识不强。出于个人利益局限性，往往从个人出发考虑问题多，从国家和本地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少；从当前利益考虑多，从长远利益考虑少，其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价值观念等不成熟。
二、如何处置好社区矫正突发事件
如何处置社区矫正突发事件，怎样才能处理好？按照处置突发事件“预防为主、防处结合、依法办事”的原则。处置社区矫正突发事件，重点在预防，只有前期基础打好了才能有效处置突发事件，将事态控制在最小状态。所以处置工作也分为几个阶段来处置：
（一）预防、发现阶段
1、建立健全基层组织机构，完善制度机制
基层机构健全重点是在村组（社区），要建立社区矫正联络人制度，负责所在村组的矫正对象的日常生活、思想状况等动态情况的掌握和反馈。开展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培训普及社区矫正法律法规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方法，适时组织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熟悉突发事件的处置程序，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建立完善突发事件防控机制，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应急处置的科学性，决策的时效性，指挥处置的权威性，因地制宜，配置人员，明确职责，落实经费，奖惩分明，制定社区矫正突事件应急预案。一是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条件等进行分析评估，提出预防对策，提前制定详细的活动方案和安全措施，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控制和教育疏导工作，防止发生问题。二是建立信息排查机制，对重点社区矫正对象、重点区域和敏感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排查，对可能引发的突发事件及时发出预警。三是建立应急处置机制，严格落实值班制度，畅通信息渠道，确保发生突发事件及时赶到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根据实际动态情况进一步调整充实预案，增强预案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2、加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争取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落实社区矫正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日常的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进行，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置。引导人民群众正确看待社区矫正制度，合理对待社区矫正对象，不歧视，不带有色眼光对待社矫对象。加强矫正对象法律意识教育，增强自信心，珍惜机会，改过自新，服从管理，重新走向社会、融入社会。
（二）控制、解决阶段
1、动态信息反馈畅通
及时全面调查了解突发事件发展状况，指挥和协调应急事件的处置。及时将突发事件的种类、时间、地点、涉及人员基本情况、事态发展情况、已采取的措施、现场指挥人员的联系方法等向应急指挥部门、协作部门及上级部门报告，确保信息的畅通。
向社会公布突发事件的动态，充分利用媒体做好宣传导向，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尊重事实的真实性，评估的客观性，传递信息的准确性，有效防止公众的猜测误解。与矫正对象及亲属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和交流，促进双方意思的正确顺利地表达与实现以及对处置部门政策、目标的理解。
2、部门协作，措施具体保障有力
遵循及时性原则、统一指挥原则、灵活性原则、安全第一原则、客观公正原则。确定公共利益为重，阻止事态的扩展方向。突发事件发生后应现场统一指挥，在场人员应服从命令、团结协助，各职能部门按各自的职能职责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力量、落实措施，形成联动。各职能部门既要充分履行职能作用，又要打破部门的界限，树立全局一盘棋的思想，杜绝推诿、扯皮现象。随着事件的不断发展、变化，要随环境的变化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三）善后、总结阶段
1、突发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可以作为一个警讯，时时提醒必须注意在日后有关的工作中应该防范和改进的方面。所以，在处理突发事件的最后阶段，就要对相关工作进行总结、改善。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本着实事求是、切合实
际、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原则，分清责任，明确责任，准确定性，依法合理地对事件作出总结分析报告。只有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让危机成为转机。
2、奖惩分明
对在突发事件处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奖励，反之因工作不负责任或相互推诿，影响突发事件及时有效处置造成一定后果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严肃处理，追究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认真处置好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关系到社区矫正的落实和执行，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司法部门要全面履行司法部门的职能职责，不断的实践和创新，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真正落到实处，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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