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刑法保护

第一篇：浅议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刑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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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刑法保护

摘要：财产权利是个人权利的基础，私有财产权已成为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物权作为财产权的两大基石之一，应加强其刑法保护力度，从而切实地保护好公民的私有财产。本文从物权上的所有权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现行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的现状，指出其缺陷所在，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完善的建议，以期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财产权是以财产为对象的，能带来社会生活利益的全部权利即通常所说的产权，包括物权、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如知识产权等)。财产权中的物权主要是为大陆法系的民法所采纳的概念，它是指公民、法人依法享有的直接支配特定的有体物的财产权利，和债权一起构成财产权的两大基石。所谓直接支配是指权利人无须借助于他人的帮助，就能够依自己的意志依法直接占有、使用其物，或采取其它的支配方式，所有人和使用权人在依法行使其权利时，一般不需要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也不需要义务人的辅助。物权一般分为三类，即财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其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是物权中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利，相对于权利内容受到限制的其它物权而言(如土地使用权等)，所有权是“完全物权”，而其它物权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所有权的权能，没有法律的依据和所有人的授权，其他物权人不能行使处分权。

从这三个概念中可以看出，所有权是财产权的核心，新宪法修正后，要想将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落到实处，加强对所有权的刑法保护无疑对整个私有财产的全面、充分的保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在整个财产权的保护面前竖立起一道最坚实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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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法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正当性理由

《宪法》赋予了公民在政治、社会、个人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权利，而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并称为公民三大基本权利的财产权作为公民社会生活方面的主要权利越来越受关注和重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对现行宪法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作出了重要修改，进一步明确规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此举在笔者看来至少具有以下二点意义：第一，肯定了私有财产应有的法律地位。以前的宪法仅仅停留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的层面，而比合法收入含义更为广泛的私有财产被忽略了，从而使得大量而普遍的私有财产在宪法和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这次宪法修正案使得这种尴尬的状况有所改观。第二，将使我国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并因此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私有财产已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使我国经济获得更长久的发展。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的科学内涵，充分地保护好公民的私有财产。但私有财产并非一个空泛的概念，物权就是它最主要的法律内涵。物权正式付诸于成文法典是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307条：“物权，是属于个人财产上的权利，可以对抗任何人。”可见，它一出现就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而所有权作为物权的核心权力更应受到保护。然而与欧陆国家在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方面走过的道路不同，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几千年的奴隶制统治，在这种封建统治中对公权益相当重视，而对私权利、对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则缺乏严格的制度予以调整和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个人权益受到空前的重视，但由于受封建传统的影响，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的走了不少弯路。公民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完善的保护，生活中公民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屡屡遭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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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侵犯更凸显出法律对其保护的苍白无力，甚至经常出现以社会公共利益需求为理由，借政府公权力之手为商业利益群体违法征用农民土地和滥拆居民住房事件，将公民财产所有权遭受侵害的一幕幕演绎到了极致。在第一次规范(民法、行政法、经济法)不能进行强有力的保障的情况下，刑法这作为其它部门法的补充法和保障法的第二次规范应挺身而出，为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所有权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所说的“恒产”是指稳定的私有财产，假如没有稳定的私产，一般人就会心神动摇，社会就不会稳定。可如果有私产却得不到国家法律充分地予以保护，社会也不会稳定。作为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刑法为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责无旁贷。所以，在当前私有财产还得不到充分保护的情形下，修改完善刑法，加强对其刑法保护乃当务之急。

二、我国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的状况

犯罪是侵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刑法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罚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保护。从我国历代的立法来看，都注重于用刑法来维护社会的统治。由于古代民法极不发达，而且对侵犯财产的形态也比较单一，在立法者和人民大众的眼里，财产权就等同于所有权。古代统治阶级通过刑法来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也就是对其所有权的保护，来维护其阶级统治，促进社会的进步。

(一)刑法对财产所有权保护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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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也就有了相关的规定，我国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当时的《夏书》说：“昏墨贼条，皋陶之刑也。”这里的“昏”指“恶而掠美为昏”可见夏代已有强盗罪的规定。到了西周，奴录制社会的统治阶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更为重视。《品刑》和《尚书·大传》都对侵犯财产罪有相关规定。

春秋战国时期，李悝认为：“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在他制定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中，以《盗》为首篇，体现了当时统治阶级对惩治私有财产犯罪的重视，这也对后世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汉代，刘邦著名的《约法三章》就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规定来对私有财产加以保护。

三国二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规定对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处以严刑，并且株连九族。如北周明确规定：“持杖群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盗五匹以上，皆死”。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法律发展得相当完备。《唐律疏议》不仅为后世立法的楷模，更远达日、朝等国为其立法所借鉴。在侵犯财产罪方面，《唐律疏议》专设《贼盗律》一篇，依《贼盗律》规定，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主要方式是“盗”，即“公取、窃取皆为盗”。《唐律疏议》规定：“公取，谓行盗之人，公然而取;窃取，谓方便私窃其财，皆名为盗。”除盗罪外，唐律还规定有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如《唐律》规定了对执持人质求赎财物、恐吓取人财物的惩处，前者重于强盗罪，后者重于窃盗罪;对以诈骗、隐瞒等手段侵犯私有财产的，对私自挪用受寄财物、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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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物等侵占他人财物的，《唐律》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条款。可见，《唐律》的立法技术已达很高的水准。

宋朝也承袭了唐朝的制度，贼盗罪也分为强盗和窃盗两种。《宋刑统·贼盗律》规定：“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对窃盗，赃满五贯，处死。”并且，对贼盗共同犯罪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处罚原则。《贼盗律》规定“诸共盗者，并赃论。”

元代对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采取重刑原则，但到明代立法，则对侵犯财产罪注意根据情节(包括数额)等轻重来进行处罚。如《大明律·刑律》规定：“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对于窃盗，一般依得财多少惩治，监守自盗以及盗制书、印信、内府财物等情节严重者可以处死，盗亲属财物和本家同居之人财物可减轻处罚;毁坏财物根据毁坏程度决定刑罚，诈欺官私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剌”，侵占财物的，依侵占财物数量多少确定刑罚。

清代的侵犯财产罪的立法更具有现代意义，制定了强盗罪、窃盗罪、诈欺官私取财罪、白昼抢夺罪、恐吓取财罪一系列罪名来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新中国的刑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以上可以看出历朝以来的立法表明统治阶级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甚为重视，统治阶级通过严刑峻罚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二)现行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的立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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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法为了加强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在分则的第5章侵犯财产罪整章都做了规定，对种种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行为进行惩罚。侵犯财产罪，是指故意非法占有、挪用、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就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所有权是一种支配权，其4项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一起构成财产所有权的全部内容。侵犯财产罪多数情况下是对财产所有权全部权能的侵犯，但由于所有权能与所有权整体之间存在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对所有权任一权能的侵犯同样是对所有权的侵犯。

在侵犯财产罪这章里，规定了12种侵犯财产罪，对抢劫、盗窃、诈骗、抢夺、聚众哄抢、侵占、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挪用特定款物、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破坏生产经营等侵犯公民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适用除剥夺政治权利之外的其它所有主刑和附加刑，这些都体现出刑法对所有权的保护。

三、外国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

与我国现行刑法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规定不同，外国刑法在保护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当中，对其犯罪对象作了动产与不动产的明确的规定，既对其作了概括性区分，还对不动产犯罪对象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了具体的指明，表述主要有建筑物、房屋、住宅等。在有的国家的刑法典里虽然没有“不动产”的概念表述，却规定了具体的不动产形式。各国刑法对不动产犯罪对象的规定散见于其刑法典分则，对财产所有权的侵害都涉及到不动产所有权的占有、处分、使用、收益四个权能。具体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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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刑法典对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对象明确区分为动产与不动产。第137条盗窃罪，和138条轻微盗窃罪，第140条侵占罪，第141条侵占自己取得或发现之物罪，第143物之夺取罪中，都明文规定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而在第147条侵占或夺取质物留置中，其规定的犯罪对象既有动产也有不动产。

西班牙刑法典在侵犯财产之罪序列中使用了动产概念。如第500条抢劫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没有使用不动产概念，但从有关罪名的具体表述中可以清楚地加以辨别。如在篡夺罪中，第517条规定“对别人使用暴力或恐吓占据其动产、或篡夺所有权属于别人房地产的行为，房地产明显为不动产。第547-556条规定的纵火罪中，在犯罪对象中明列了如造船厂、军火库、博物馆、村庄、戏院、教堂、公共建筑物、住宅等不动产的具体形式。

巴西刑法典在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中使用了动产、不动产和财产三个概念。偷盗罪、抢劫罪和非法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篡夺罪则明确规定有不动产的犯罪对象，损坏罪的犯罪对象为财产，财产可以理解包括动产和产。

德国刑法典也对动产与不动产作了明确区分。如第242条盗窃罪只能盗窃他人动产，第246条侵占罪既可以侵占他人动产，也可以侵占他人不动产。

意大利刑法典在第13章“侵犯财产罪”中将犯罪对象明确区分为动产与不动产。盗窃和抢劫都只能针对动产，而专门针对不动产犯罪有第631条侵占罪，第 632条改变水道和和改变地点状态罪，第633条侵入土地或建筑物罪，第634条以暴力干扰对不动产的占有罪，第636条在他人土地上引入或遗弃动物和随意放牧罪，第637条擅自进入他人土地罪等。既可以针对动产也可以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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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的有第635条损坏罪，即“毁坏，损耗，破坏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的或者使之完全或部分不可使用的行为”。

国外刑法典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是既充分又全面的，使得日常生活中种种侵犯动产所有权和不动产所有权的犯罪行为都有机应的罪名予以惩治，值得我国立法很好地借签。随着犯罪现象的愈演愈烈，犯罪对象的多样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应随之加大。所以现行刑法应相应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完善自身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不受侵犯。

四、现行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方面的缺陷

(一)与公共财产相比，私有财产所有权没有受到刑法的平等保护

我国现行《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虽然与《宪法》第十二条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比，只是少了神圣两个字，但在立法上则明显地表现出对二者的保护有所侧重，笔者就以《刑法》第271条、第272条为例，加以阐述说明。

根据《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产的构成职务侵占罪，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和并处没收财产。而同一部刑法中对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共财物的，按贪污罪定罪处罚，法定最高刑却为死刑。根据有权的司法解释规定，涉嫌职务侵占，数额在5000至10000元之间的，应予追诉，在沿海经济发在地位，涉嫌职务侵占罪的，追究诉起点是8000到 10000元;而贪污罪的追究起点是5000元，如果情节严重(如多次贪污不思悔改等)不足5000元也可以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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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如果是职务侵占私有财产的，数额为7000元也有可能不被追诉，如果是贪污公共财产，数额为4000元的话也有可能受到刑法的制裁。

同样，根据《刑法》第272条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构成挪用资金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挪用公款罪的最高期限为无期徒刑。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公私财产保护的不平等性程度可见一斑了。

(二)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没有明确区分地产和不动产，从而导致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远远不够

动产与不动产作为物权法中对“物”的一种分类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罗马法学家彼得罗·彭梵得在《罗马法教科书》中说“在每一种法中都有一个对物的最基本的划分„„这种基本的划分在现代法中表现为动产和不动产之分”。法国物权法继承了罗马法关于物权的这种划分方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动产与不动产是法国民法上对财产最为重要的基本分类，这一分类是《法国民法典》编撰时期法国统治者有关物权的立法思想的重要反映。即使在法国现代物权法，其仍然不失为财产的主要分类之一。动产和不动产的划分对整个《德国民法典》，尤其是对德国民法物权体系也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动产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一般不存在疑问，但不动产能否成为侵犯财产罪对象而受到刑法保护呢?各国刑法理论和立法规定不尽一致。自罗马法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盗罪(盗取罪)的客体只限于动产，联邦德国、瑞士、西班牙、奥地利等国的学说，立法均如此认为或规定，但现在赞同盗窃不动产具有可罚性的人越来越多。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陈朴生认为：“夺取罪(包括盗窃、抢夺、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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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恐吓等罪)，重在排除他人对于其物的支配，而移置于其自己或第三人支配之下，其行为之本质，在于移转其物之支配，并不以移转其物或变动其物之处所为必需，称物，本包括动产与不动产，虽其犯罪动机并不相同，而其客体之财物则无二致”。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盗窃、抢劫罪的犯罪对象一般说来不能包括房屋等不动产，而诈骗罪、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则包括不动产。笔者认为，不动产可以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受刑法保护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受侵犯财产罪行为的性质、特点的限制，抢劫、抢夺、挪用资金、聚众哄抢、挪用特定款物等的对象只能是动产，不包括不动产，即不动产不能成为所有侵犯财产罪的对象。

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动产与不动产的概念，从而使得刑法对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也没有明确区分动产与不动产。在侵犯财产罪一章的12个罪名中有9个罪名将犯罪对象明文规定为财物，各有1个罪名将犯罪对象规定为“资金”、“财物”、“机器设备及耕畜”。在这些犯罪对象中“资金”、“耕畜”是典型的动产，“款物”是资金和财物的结合，具有动产色彩，也可以勉强把房屋和设施等不动产包含进去，但恐怕不能包含全部。至于“机器设备”包括在工具，农(副)业、渔(养殖)业、林业、牧业及手工业生产经营中使用的各种机器、仪器、仪表、交通工具等，也很难理解不动产。可见，使用“财物”概念没有很好地全面反映侵犯财产所有权的实际情况。

由于犯罪对象没有明确规定动产和不动产，从而出现了类似于抢劫罪对象是否包括不动产的争议，也使得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甚为不力。实践中，已经出现种种严重侵犯公民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如公然强占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的房屋甚至采用暴力、胁迫、勒索手段逼其交出产权证书，盗窃、抢劫、抢夺和毁灭他人房产证书，故意毁灭、损坏或污损他人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房屋等。即使在2004年3月15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后，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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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拆迁为主要方式侵犯公民不动产所有权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从湖南嘉禾的野蛮拆迁到沈阳公民董国明被拆迁公司困在自己家中27个日夜，从广州小谷围艺术村拿到合法房产证的业主被强制拆迁到浙江滥岭市松门镇的非法拆迁，一个个悲剧在世人面前上演，而刑法却缺乏相应的规定加以保护，使得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成为了当前刑法的软肋。

(三)现行刑法对所有权内容的保护面过于狭窄

即使侵犯财产罪的一些犯罪对象可以被理解成包括不动产，有关的罪名也表现出重处分权轻其他权能、对不动产所有权内容的保护面狭窄的缺陷。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和敲诈勒索罪都是以“非法占有当为目的”，这里的占有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财产所有权能之一的“占有”，即对财产的实际控制;二是作为财产所有权核心权能的处分，即使得所有权人实际丧失对财产的处分权。行为人并不是为了占有而占有，而是为了使用、收益或为了取得处分权，或单纯为了使所有权人丧失处分权。无论哪一种情况，行为人都在客观上使所有权人实际丧失了处分财产的权能。所以，上述犯罪直接侵犯的实际是所有权中的占有和处分两项权能，使得现行刑法对这些罪名的设置而加以保护的不动产所有权权能自然也仅限于这两项权能，对那些强住他人房屋、强行将他人房屋出租获利等只是非法使用或非法收益而不“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情况不能通过刑法的相关规定加以惩治。

处分权能作为所有权中最根本的、决定性的权利内容受到刑法的优先保护是无可非议的，但很多时候，行为人侵犯不动产只是想牟利，只是直接对不动产加以利用，而不是为了取得处分权，所以刑法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应该拓展到整个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的保护。孙昌军 肖桦

第二篇：对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认识

对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认识

私有财产是同国家、集体财产相对应的一种所有权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从经济制度层面上否定了私有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多少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加以保护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在人们的观念中是一种包袱和累赘，在法律上也是一个如同弃儿一般无人问及。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伟大实践的深入，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私人财产占社会资本总量的比重也不断扩大。据《中国青年报》的有关报道，截至2000年底，中国资产性财产总量已达38万亿元，其中私有财产已成为中国财富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说明，我国资本主要由国家、集体所有和使用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居民所有资产量已经超出国有资本，甚至比国有和集体资本总额还要大，并已经成为全社会资本总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占国民经济三分之一强，在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的私营经济，它所带来的社会关于私人财产的重新定位和宪法层面保护的呼声，受到当代中国的重新审视。

一、对于私有财产与私有财产权的社会认识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对公民个人拥有财富的社会定位而观，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人们对他（她）的评价往往越低，甚至认为公民个人拥有财富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社会对于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也可以肆意地剥夺。一个对私有财产评价偏低的社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毫不存在，私有财产权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而言，它是成为一个人和尊重他人为人的基础，并使得宪政文化所必须解决的民情问题因每一个公民是自由、独立、理性的而得以优化。罗马法的精髓，即是私权的神圣，而描述其框架的私有财产权、人格平等权、契约自由权三大板块之中，私有财产权可谓重中之重。“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一个人有其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一般都会去尽可能地合理经营自己的财产，使之不断增加复增加，实现自己的预期收益。但如果缺乏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人们对于拥有财富的担忧和对自己财富归属的不确定性，将演化为对财富的恐惧，放弃对财产的管理和使用，甚至是遏制财产的增长，乃至打击、消灭财产，那则是我们社会大大的不幸。

一个管理、使用财产的过程，就是一个人通过物与社会发生各种事实的、法律的关系的过程。黑格尔曾经指出:“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意志并不是守在自己那里，而是与它的客体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人的人格价值的体现，就是对所属物的处置与支配——很难想像，没有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和对其的保护，一个人有多少人格权可以捍卫和表现。“如果财产缺乏所有权主人，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它，但谁也没有动力去充分利用它。行为标准与其对社会的实际付出及所得利益没有联系。所有权可以帮助解决这个困难。……可以确保人们积极考虑其行为的利弊。这是宪政民主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财产权在公民权利中的地位。对公民个人来说，财产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渊源和保障，它是自由的个人所必不可少的”。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洛克强调，财产权是自然权利的核心，它与生存权同样重要，因为人要想生存，就得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黑格尔甚至说:“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换言之，当人拥有的物时，就理所应当地具有对它天然的、绝对的权力。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是在捍卫公民个人天然的、高贵的权力。“在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利分立，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培养了一种对超越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规则的尊重的法治精神。因此，分立的财产及其权利是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基础，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能够使人们在市场环境中领悟出：拥有财富是可贵的，拥有财富的人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只有重视积累和创新，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才能实现自己对物质的进一步需求，进而实现自己用财富与才智去影响他人，乃至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人们在私人财产清晰界定的基础上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能够充分体现出人的个体的自由、独立和人格尊严。唯有如此，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重劳动与财富、尊重知识与人才的积极的社会风气。

二、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认识

在私营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越来越多的拥有财富的今天，一项关于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出台。2004年3月的修宪，便大量涉及到私有财产保护的条款。对于此次修宪，社会上众说纷纭，学术界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宪法》修正案没有在私有财产的保护中使用“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而现行《宪法》又规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12条)，并不是否认对公私财产所采取的平等保护原则。现行宪法强调公有财产的神圣性，是来源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

础地位和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它是为了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神圣性而提出的概念。事实上，只要扩大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并在物权法中落实对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原则，私有财产也可以得到与公有财产同样的保护。在笔者看来，虽然本次修宪所涉的方方面面已然是历史的一巨大飞跃，但细细分析起来，笔者依然认为，此种观点存在以下几点不妥：

（一）修改后的宪法对于公私财产并未采取平等保护原则

从修改后的宪法条文来看，国家、集体财产权与公民私人财产权宪法地位依然不平等。宪法对三者财产权的不平等规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明确规定三者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同。修改后的宪法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前相比，虽然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有所提高，其地位已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高到“重要组成部分”，但并未完全实现平等，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处于“基础”和占“主体”地位的依然是公有制经济。二是与宪法强行规定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不同地位相适应，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实行不同的政策。宪法第12条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对国有经济是“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对集体经济是“鼓励、指导和帮助”其发展，对非公有制经济则是在“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的同时，强调“并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监督和管理”。

宪法这些规定反映了国家对不同财产权主体的不同态度，也体现了不同所有权主体在国家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竞争法则要求所有市场主体地位平等，遵循同样的规则，各自根据经营能力取得优势地位或遭到淘汰。市场经济中不仅不同的所有制需要保障和发展，而且也都需要受到监督和制约，因为，财产所有者与财产使用者的分离，使公有财产权更容易被滥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公有制甚至更需要受到监督和制约。国家本应处于中立地位，平等对待所有市场主体，而不能依靠权力，放松对公有制经济的监管而限制了其他经济主体的发展。相对于公民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现行宪法对公共财产的宪法评价更为积极，就保障的程度而言，两种保障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倾斜状态，亦可见这两种财产权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宪法关于不同所有制的差别规定，与健全完善市场经济的宪法原则，以及与不断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实践不一致。这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关于要求平等地保护不同性质的合法财产的内在要求，也不符合中国加入WTO时己经承诺遵守的非歧视原则。

（二）物权法与宪法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1二者体现的追求价值不同。

民法上的财产权在近代之前就已产生，宪法上的“财产权”正是从民法上借鉴而来的。近代之前的宪法并不以人权为其价值追求，因此也无所谓公民宪法财产权；近代之后，宪法转而成为人权的保障书，财产权升格为个体的元生需要从而使公民宪法财产权与民法上的财产权剥离而上升，从单纯的对财产的保障上升为对人格保障。

2二者对应的权利体系不同。

民法中的财产权与人身权相对，是公民对抗公民，或私人对抗私人的一种权利，由此形成了私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宪法财产权同自由权、平等权等相并列，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与其他任何宪法权利一样，是公民对国家的权利，即公民所享有的，为国家权力所不能不当侵害的一种权利，直接地反映了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在宪法秩序中的关系。

3二者体现的实质内容不同。

而民法上的财产权的客体是具体的利益和服务，这种利益和服务产生后，可以分割、可以转让，它体现的是在商品交易中自愿的契约安排。但它必须在公民宪法财产权得以保证的情况下，才能正常的进行。而公民宪法财产权体现的是人权，不可剥夺也不可转让，甚至也不可分割。它既是一种支配权，更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权。公民可以在没有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的情况下而作为个体依然能存在，但若是没有宪法上的财产权则个体就不可能存在。

4二者对应的义务主体不同。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它是通过规制公共权力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因此，宪法财产权对应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是特定的。宪法对公民财产权进行庄严宣示，以使国家在行使公共权力时遵守必要的原则，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民法中公民财产权的义务主体是财产所有人以外的其他人，是不特定的。

（三）宪法与法律对保护公民财产权的不确定性

1公民财产的合法性确认存在问题

现行宪法第13条表面上看，宪法确认了公民的财产权，但国家是否保护该公民的财产权实质是由普通法律来决定的。因为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所有权”，而其中的“合法”的法，实践中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根据宪法这一规定，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完全依赖于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当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侵犯或损害公民财产权时，公民即使能够提起宪法诉讼，公民财产权亦不能依宪法得到救济。与其他国家宪法关于公民财产权规定相比较，宪法第13条的规定体现了否定公民财产权的人权属性，强调国家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势必造成：国家认为是合法财产时就保护，国家认为不是合法财产时就不保护，甚至是国家想保护时就说你的财产是合法的，国家不想保护时就说你的财产是不合法的现象。

2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障的种类和保障的客体范围限制过大

现行宪法偏重于对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保障，即基本上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等的保护，而轻视对生产资料的保护，保障对象的范围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按现行宪法中关于私有财产权保障的种类和保障的客体范围的规定，物权中的限制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将得不到宪法的有力保障。宪法列举的公民的合法财产，只是公民的生活资料，而不包括生产资料和投资性资产。如此看来，私营经济的发展的障碍并未随着修宪的成果而被扫清，普通法律也在这一点上无法逾越。这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3公民私人财产权保障不充分

对于公民私人财产权，作为一种消极性权利，要求国家负有不得侵犯和损害的义务，因此，在对公民财产权作出保护性规定时，宪法应以禁止国家对公民实施侵犯行为为出发点。对于确因公共利益需要对公民财产征收或征用时，应依正当程序并且给予适当或合理补偿。修改后的宪法第13条虽然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未规定是“合理补偿”还是“适当补偿”，何为合理，何为适当；也未规定“正当程序”限制及何为正当程序。.我国在私有财产权保障规范仅仅由保障条款和制约条款构成，缺乏损害补偿条款。我国现行宪法中也没有关于公民财产因国家原因造成损害须给予补偿的规定，因此，公民的财产权仍然面临着被强大的国家征收而无法得到有效补偿的风险，使公民对其财产权缺少安全感。宪法规定没有体现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平等独立关系。公民完全依附于国家，与之相适应的是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完全依赖于国家立法机关。立法的缺陷造成实践中公民财产权在被征收或征用过程中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笔者以为，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增强，宪法对财产权相关内容，包括私人财产权和公有财产权的规定也更加细密。宪法要逐步确立对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保护原则，要进一步加强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除对公民私有财产权规定进行调整外，“宪法从只确立公民财产权得逐渐向全面肯定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种社会权利过渡，为了强化经济制度的宪法地位，宪法开始用专章、专节或者更多的条款来对国家经济制度做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如此，才能绘制出十六大报道中所描述的“形成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的美好图景。

第三篇：刑法诉讼村民小组是否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

村民小组是否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

我国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据国家统计局1981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村99%是以上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90%以上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在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所替代，虽然一部分在规模和范围上作了调整，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原体制下的土地占有关系。•根据这种情况，《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将《民法通则》规定村和乡(镇)两级“农民集体所有”变更为三级类所有。但问题是《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就是生产队解体后的村民小组?对此，1992年6•月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对《土地管理法》有关问题请示的答复中指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资金，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已名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生产队解体为村民小组后，原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可以属于该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不应理解为村民小组拥有土地所有权。”那么，什么是与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有关部门没有进一步解释和确定。

我们认为，《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中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 并不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而只是一个级类划分的单位概念。目前苏州农村并不存在这种村内集体经济组织，绝大多数村民小组也没有建立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如果将村内集体土地确权给“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

织的农民集体所有”，显然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而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的村民小组已失去了前者的组织、管理职能，它作为一个社区概念，就是指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其完全可以满足级类划分的需要，截止2002年12月31日，苏州全市有82%的村的土地按组划分。因此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第三级法定主体表述为“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更为符合实际。2001年11月国土资源部关于依法加快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也规定：“凡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中未打破村民小组(原生产队)界线，不论是以村的名义还是以组的名义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土地应确认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组织涣散、不具备行为能力，不应再赋予它集体土地所有权。对此，我们认为，对于一个级类划分的单位概念不需要以组织体的标准进行衡量，况且我国在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正式立法中从未要求所有权人要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能力，正如一个无法定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却不妨碍他拥有财产权利一样。

我们认为，在具体诉讼活动中，村民小组可采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参加诉讼。村民小组的总人数都在10人以上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要求，村民小组的全体成员对土地有着共同的利益，可由村民小组会议(其组成成员、召开程序可参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会议的规定)推选共同的代表人，村民小组推选不出代表人的，由人民法院提出代表人名单，要求村民小组会议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村民小组会议组成人员中指定代表人(通常可考虑由村民小组组长担任)。代表人代为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村民小组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村民小组会议表决同意。

第四篇：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研究

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研究

杨素兰 伍文彬（贵州民族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6-0000-01 摘 要：近年来，水资源的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水资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水资源民事、行政手段保护的局限性，为避免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活动，依靠刑法手段保护水资源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论述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水资源保护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若干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水资源 刑法保护 无过错责任

一、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1．水资源的自身价值要求

自然资源的价值是指其本身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客观属性，水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一种，同样也符合这一特征，其价值维度具体来讲可以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加以考量。

第一，水资源的经济价值。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在于其有用性，有用性是水资源本身所具有的某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功能，无有用性即无价值存在。水为生命之源，正为人所必需，因此，水资源首先具有价值属性。作为水资源有用性的一个必然延伸，由于水资源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有限性以及人类活动对于水资源的破坏，水资源存在稀缺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必然也存在经济价值。以贵阳市“两湖一库”为例，其水资源的丰富程度、水质的好坏等，直接影响着生产和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并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第二，水资源的社会价值。水资源的社会价值在于其社会性，水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离不开水，同时，水资源对于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有重要影响，能够给人们提供满足精神享受的游泳、划船等活动，如贵阳市“两湖一库”[贵阳市“两湖一库”是指贵阳市辖区内的红枫湖、百花湖和阿哈水库，他们每天向贵阳市供水55万吨，占贵阳市城区城市用水量的60％，保障着120多万贵阳市民的饮水。]中的红枫湖在为贵阳市区提供生产和生活用水的同时，政府还着力对其进行了旅游开发，对人们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放松心情、愉悦生活在一定时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水资源的生态价值。水资源的生态价值在于其是生态环境的必然要素，水资源环境是自然环境的要素之一，是生物生存的必要场所，水资源遭受破坏将直接影响到环境，出现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等严重后果，人类的生存环境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2．水资源民事、行政手段保护的局限性

在现今保护水资源的措施中主要是通过民事、行政、刑法三种手段来实现的。民事手段是运用最为广泛的措施，同行政手段一道在保护水资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两种手段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表现在，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关系，其主要功能在于使利益被侵害一方的损失得到弥补，责任承担方式主要包括赔偿损失、排除危害、赔礼道歉等，对于利益侵害行为本身缺乏必要的惩罚和管制；行政手段保护水资源是通过行政责任来实现的，行政责任的功能在于维护公共管理秩序，打击危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但其惩罚力度和强制力不够，并且行政执法权的实行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较为严重，大大削减了其执行力。

3．水资源刑法保护的不可替代性

水资源刑法保护是对水资源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由刑法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违反刑法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对于违反民法、行政法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来说惩罚性更强，刑法保护的规范性和强制性是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刑法的惩罚、教育、指引、预测等独特功能决定了唯有刑事制裁，既具有对水资源违法行为的惩罚性，同时又有相当的管制性，对某些严重违反水资源保护的行为具有较大的威慑作用，能够显示出国家、社会对严重污染和破坏水资源的行为高度重视和严厉打击的强硬态度，更能够体现出保护水资源的坚强决心。刑法规定水资源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是打击水资源犯罪的有力武器。[ 邓禾,黄锡生,峥嵘.关于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2004(6).]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水资源遭受严重污染和破坏的背景下，水资源的刑法保护成了必然选择。

二、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之现状分析

1．我国水资源遭受污染、破坏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水资源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和破坏，污染源主要来自于自然污染、工业污染、农药、化肥、激素使用过程中及其它化工生产过程中散失所造成的污染、现代高科技污染、水处理过程及水在被输送过程中的污染等几个方面。根据《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松花江、黄河、淮河中度污染，辽河、海河重度污染，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的监测断面依然为劣五类水质,失去了生态功能。中国水体污染的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在水资源供应方面,不仅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和许多城市缺水,而且在南方部分地区、沿海地区以及河网地区也已经开始发生供水不足的问题。目前中国存在的水域污染、水资源缺乏和水资源浪费等现象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461-462.]以贵阳市“两湖一库”为蓝本，通过调研了解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面源等方面污染的影响，水质逐年恶化。2007年湖库局部曾一度爆发蓝藻，严重危及贵阳市民的饮水安全。

2．有关水资源保护的刑法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对水资源的保护规定见之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和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相关条款,同时还包括环境保护法及其它相关法规中一些原则性规定，具体内容为：

我国1997年刑法第383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水法》第72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是侵占、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毁坏防汛、水文监测、水文地质监测设施的；二是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活动的。第73条规定：侵占、盗窃或者抢夺防汛物资,防洪排涝、农田水利、水文监测和测量以及其他水工程设备和器材,贪污或者挪用国家救灾、抢险、防汛、移民安置和补偿及其他水利建设款物的行为分别符合《刑法》中有关盗窃罪、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规定。

《水法》第74条规定：在水事纠纷发生及其处理过程中煽动闹事、结伙斗殴、抢夺或者损坏公私财物、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分别符合《刑法》中有关阻碍国家有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煽动群众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抢夺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非法拘禁罪的规定。《水法》第64条规定：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以及水工程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财物、其他好处或者玩忽职守，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核发许可证、签署审查同意意见，不按照水量分配方案分配水量，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水资源费，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水污染防治法》第90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水资源刑法保护之不足

第一，水资源的刑法保护范围不够全面。

首先，目前我国刑法还没有明确规定水环境污染罪,对于严重污染水体的犯罪,只能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或渎职中的具体罪名来处理,没有规定以惩治生态环境为主要特征的水环境污染犯罪。[乐小芳.中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立法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3）.] 其次，破坏和危害水工程、堤防、水文监测设施、水文地质监测设施的行为在《刑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这些设施关系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同时也关系到公共安全。最后，我国刑法没有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纳入保护范围。对于取得许可证却采取破坏性手段的行为目前仅适用行政法调整，刑法没有起到最后保障法的作用。

第二，水资源的刑法保护力度有待加强。

首先，我国刑法针对水资源犯罪的认定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作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是故意或过失。由于对水资源犯罪存在着行为与结果不同时产生的特点，这样就容易将许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和已经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而缺乏故意或过失的行为排除出刑法应干预的范围。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放纵了犯罪。

其次，水资源刑法保护实践中存在立案难、取证难、鉴定难等问题。根据现行刑法，对于小范围的、可以追查到污染源的水污染行为，一般是可以立案的；但对于大范围的水污染，比如„两湖‟水质出现轻度富营养化导致的水污染，因难以确定具体行为人而难以立案。还有就是由于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旅游业、水产养殖、农业废水等污染实施的主体在进行污染行为时其未在一定的时期内造成“严重后果”，没有具体量化的标准，也造成立案难。由水资源的本质属性决定水污染刑事犯罪的发生与取证不在同步性，因而造成取证难、鉴定难等问题。

三、完善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建议

1.增设专门保护水资源的破坏水资源罪。

破坏水资源罪是指自然人或法人违反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水资源破坏的行为,使水资源受到严重损害,危害人身健康及财产安全。其犯罪构成包括: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一切单位和个人；犯罪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制度,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社会公共秩序；犯罪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实施的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或者是破坏和危害水工程、堤防、水文监测设施、水文地质监测设施，使水资源受到严重损害,危害人身健康及财产安全以及危害公共安全。这一罪的明确确立，能够使对水资源作为环境要素的水环境污染犯罪和水资源保护相关设施的破坏、危害犯罪进行惩治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也能够进一步完善水资源保护的刑事立法，有效实施对水资源破坏犯罪的预防和惩治。

2.有选择性的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是指不管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其行为造成了危害后果,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水资源犯罪行为与结果没有同时显现、对公众生活或身体造成了严重损害的情况应该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有利于加大对水资源犯罪的惩治力度，同时无过错责任不考虑主观意识,因而对行为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促使行为人在开发利用水资源过程中主动规范自己的行为,起到预防水资源犯罪的作用，也可以在减少司法机关在认定、审理该类案件时的难度，有效节省司法资源，实现司法正义。

3.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应设立专门的环保审判庭和环保法庭。

这一举措在贵阳市“两湖一库”所处的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清镇市人民法院的实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对于加大案件的审判和执行力度，公正高效地审理好、执行好每一起水资源犯罪案件，保护水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周珂：《环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乐小芳：《中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立法研究》，载《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年第3期。

[4]。邓禾、黄锡生、峥嵘：《关于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载《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蒋兰香：《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机制研究》，载《文史博览》，2005年第14期。

[6]万本太：《中国水资源的问题与对策》，载《环境保护》1999年第7期。作者简介：

杨素兰（1986—），女，湖南益阳人，2008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伍文彬（1984—），男，湖南新化人，2008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第五篇：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阐发了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低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回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但是国民经济学没有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像竞争、行业自由、地产分割仅仅被阐述和理解为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强制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

为了解释之前的现象，马克思从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进一步说明了：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事实表明了：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是劳动的对象化也是现实化。可是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工人表现出了非现实化。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简而言之是自己越劳动便越贫穷。

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了对象化。正常情况下，劳动是要在自然界和感性的外部世界基础之上进行的。自然界一方面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另一方面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因此，工人在这两个方面成为自己对象的奴隶。最终达到一个顶点：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人。于是有了异化的表现是：越劳动越贫穷。这是劳动结果的异化。

而国民经济学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应该是人类自发性的活动，应该是愉悦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但是在这样一种经济基础之上，劳动活动本身被异化了。工人为了实现劳动外的需求而劳动，但越是劳动越无法实现自己的需求，他们便在这样一种劳动之中不断徘徊。人自身也发生了异化。

但是工人如此做使得非工人受益，便是资本家，资本家通过工人的劳动使得自己的私有财产不断增长。而也正是私有财产的私有制经济制度使得工人沦落到这个地步，所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