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读后感

巨流河读后感

巨流河读后感1

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留德归来后进入张作霖部队，作为军队维新派，《巨流河》一役功败垂成是其终身之憾，渡不过的《巨流河》像现实中的严寒，将军队革新思想困冻于此，也是东北渐至全中国近代苦难的开端。从东北的《巨流河》到台湾的哑口海，是从北到南的地理位置变迁，是作者八十余年的人生轨迹，更是对中国从军阀割据到抗日战争再到横跨两岸的关于时代变迁的记述。

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带着读者重读她的人生，留学归来、满腔热血报效国家的父亲，温和而持家有道的母亲，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愤而求学、报效祖国的人们，满怀激情的`爱国人士，形形色色的人物是历史长河中的微不足道的小小水滴，却又组成了惊涛骇浪让人阅而往返。

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作者童年正处于军阀时期，因家庭的关系亲身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因家庭背景，其生活虽不富足，却也享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不能拥有的教育、医疗和生活。书的前半部分大都是国内混战及抗日时期作者的亲身经历，从一个普通的社会中层人士的角度来了解当时历史，这也是很独特的吸引我读下去的一点;后半部分都是作者在台湾的个人工作建树及生活。个人认为，书中最可看的是前半部分，其中作者对自己少女时期初恋的回忆，懵懂又青涩的爱情在国内战乱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

巨流河读后感2

齐邦媛教授的回忆录《巨流河》是一本很精彩的书。

我感到有以下优点。

一是内容厚重。作者80高龄写成此书。一生经历了诸多重大的历史变迁。从抗日战争，到内战，到台湾和大陆从对抗到对话的各个时期，都以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特视角记录了亲历亲闻。有很多独家的历史细节，十分珍贵。

二是作者既有很好的国学根底，又有很高的英文修养，全书既是严谨的史笔，又是优雅的散文。现在国内出版的回忆录也很多，对历史抱有严谨态度者已是上品，兼具美文品质者十分罕见。而一般大陆作家的回忆录虽有文采，但有历史感者极少。

三是若干内容给人以现实启迪。在现代化进程中，台湾比大陆快一拍。在许多方面，可以说台湾的昨天是大陆的今天，台湾的今天是大陆的明天。

且举一例：齐邦媛在1970年代在国立编译馆供职，主持新编台湾中学国文教科书。台湾原来和大陆相似，在党化教育的大环境下，语文教科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孙中山、蒋介石的文章比重很大，别的选文也着眼于政治需要，差不多成了政治教科书，学生十分反感。齐邦媛借重一批开明教授的支持，改变了这个格局，让语文回归语文。这有点像前些年钱理群他们组织编写《新语文读本》，向官方版陈旧的语文教科书发起挑战。所不同的是，齐邦媛获得了成功。而钱理群的《读本》至今处在边缘地位。上海的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企图告别阶级斗争史观，采用文明史观，因几位史学界左爷告状，干脆被官方封杀。而台湾教科书改革，虽有守旧势力责难，经历阵痛，毕竟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陆今天某些方面，还没有达台湾70年代的水平。

巨流河读后感3

上学期，刘老师给我们讲了一本名叫《巨流河》中的一段故事，我听得如醉如痴，放学便把这本书买回家了。刚看了两三页，就投入进去了，有时竟忘记了吃饭。仅7天时间便读完这本书了。

《巨流河》这本书是齐邦媛女士写的。描述了当时国家和日本对战，胜利后国共又开始对战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在这期间，又讲述了去乐山上大学时，先念的哲学系，后又因为朱光潜老师的引导下，转成了外文系。在当时的社会下，朱光潜老师可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当我读到这时，不禁羡慕起齐邦媛女士了，羡慕她竟有这样一位老师。而且她的身边还不止一位名师，还有许多名师在她身边。俗话说；“人在什么环境中成长，日后必定成为那样的人。”虽说齐邦媛女士那代人在日本占领东北后，流亡到了关内，又向后方逃难，在西南读书，抗战胜利后又打内战，但又因为许多名师在她身边，她成绩很好，还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这本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从南京逃到汉口在车上的画面，有人掉进河里，摔倒了却没有人去扶。我想，也许因为死亡的逼迫，大家选择了顾自己。

有时候，我在边读《巨流河》这本书时，还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当时郭松龄成功度过巨流河，倒张作霖成功，是否东北能够及早现代化，也是否能够避九八一，现实的发生呢？是否就没有其他国家援助中国对抗日本呢，是否打败日本后国共不内抗呢？但后来，我想，如果历史上没有日本和中国这场战争，也许，中国还处在腐败的社会里，中国也就不会从此站起来。唉，历史总是非常神秘，使人难以揣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读完这本书，我也有深深的感受，那就是，珍惜时光，多读好书。齐邦媛女士既然都能在战争时代里那么用功的读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巨流河》读后感

近些年来与国共内争关系密切的回忆录出过不少，但似乎还没有一种比齐邦媛的《巨流河》更值得看。这本书丰富而复杂，故人，往事，政治，学术，流离之痛，家国之殇，般般件件，纷繁错杂；文笔既隐忍含蓄，又不无偏激；叙事既满怀惆怅，又饱含深情。与其说它是一部关于个人身世的记录，不如说是一曲为故国招魂的挽歌。故国何所指？一言难尽。本书开端即逞现出一股豪气，使读者顿生壮怀激烈之感。然而开篇不久，作者的叙述由激昂转为低回，直至一曲终了。而主角也由作者父亲转换成作者本人，从东北到关内、西南，再到台湾，从懵懂幼稚的孩童，到青春飞扬的学子，再到名满东南的学者。——可她却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弃儿”。

作者的叙述透露了许多信息，要而言之，是“四个不”，即不甘、不满、不齿、不屑。

一、不甘、不满

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早年留学异邦，26岁随东北新军将领郭松龄起兵反奉。举事前郭说过：此事成功固好，若失败则大家皆须亡命，但一帮热血青年都信心满满。巨流河一役功败垂成，郭全家受戮，齐自此离乡背井，亡命天涯，后终老台湾。巨流河之殇成了齐世英永远的痛。对这种结局，他心有不甘，终其一生，不断地奋斗，试图恢复东北，恢复全中国，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人纷纷逃往关内，齐世英却反其道而行之，孤身一人秘密潜入东北会见义勇军首领马占山等人，鼓舞斗志，安排人事。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背弃与国民政府的协议，大力扶植中共武装，致使东北陷于林彪之手。齐世英等国民党中坚分子均痛心疾首，万分不甘——

检讨战败过程中，认为军人背叛和共产党煽动民间的不满是主因，必须展开绵密的反共防谍网，巩固蒋介石的领导权。

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广州和海南岛......一直到我们收复东北时，中共在东北还没有什么力量，以后依赖俄国的扶持才坐大。俄国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东北沦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当，方法不对，也须承认。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国际和国内政策失误，东北首先落入中共之手。他辗转万里，孤身来到台湾，家国俱失，何等悲伧！

直到晚年，齐世英依然念念不忘，“抗日胜利后，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中央，只要中央给点温暖或起用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乐意为国效劳。”

——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国民政府！是耶，非耶？

对国民党丢失大陆，齐世英与其他国民党人一样，既不甘，又无奈。

再说不满——

1948年11月，东北陷入共军之手，国民党的东北“地下抗日同志”未能离开。有的人写信给齐世英说：

我们半生出生入死为复国，你当年鼓励我们，有中国就有我们，如今弃我们于不顾，你们心安吗？

其实，齐不仅于心不安，而且有着与同志们同样的意见，对国民政府丢失东北不满，对中共坐享其成占据东北尤其不满。与齐一样，他的女儿、本书作者对1949年以后中共在大陆上的各种政策措施，更是满腹怨愤：

由于父亲一直在国民党政府做事，祖居庄院早已被摧毁，祖坟也犁平为田，村子已并入邻村茨林子。……齐家祖坟既已被铲平，……我父祖铁石芍药的故乡，已无我立足之地了。因是“美帝”的基督教会大学，解放之初即被断然废校，美丽的校园，著名的未名湖，硬生生地变成了北京大学校园。……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多少人可以公开怀念燕京大学和她的优雅传统。

（文革期间，）这些我在大学受业的老师几乎都未能幸免，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啊！

回到南京……我从鼓楼小学门口走过去走过来，没有看到那黯黑狭隘的一扇破门上挂的是我母校的校牌！……我不能相信它竟如此窄小简陋破旧。鼓楼小学在南京是个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如果没有亲眼看到它如今的光景，绝不相信记忆与现实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连笔者都觉得，齐邦媛女士的苛求实在有点过分。南京经历了日军屠城浩劫，百姓惨遭屠戮，城阙惨遭摧残，面貌必然大变，而且新中国的建设日新月异，为什么必须保留一所“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呢？

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的陵寝，一直被国民党人视为神圣之地。但中山陵的现状却让他们失望和不满。1999年，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齐邦媛回到大陆：

我希望去看看中山陵。……疏疏落落地有些人在石阶四面上下，没有一点肃穆气氛。以上种种，都使作者对“新中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作者当年因偶然的机会离开大陆去台湾，对于不能回归故国，一直耿耿于怀，但说到大陆的“文革”等诸多恐怖的运动，作者又表示了极大的庆幸：

当年上海的虚荣若是吸引了我留下，我早已成“黑五类”而被斗死，即使幸存，也必须耗尽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

——这是真的，从后来30年的事实看，齐女士和所有去了台湾的中国人，都应该额手相庆。

二、不齿、不屑

作者对中共建政后所做的一些事似乎只是不满，对中共夺取大陆前的一些行迹则十分不齿——

在我迷恋诗词、神驰于文学，对政治除了抗日爱国之外几乎是“无知”的那些年，原来另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是作者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作者认为“内战的转折点是原在北平抗共的傅作义于1949年1月响应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后来我读到他的女儿是劝降者之一。”接着便发了如上一通感慨。如果说这种感慨的含义还不太明显，那么下面这段话的态度则非常明确了：

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这件事的缘起，还得说明一下。国共共同抗日时期，双方私下里小动作不断，共产党秘密地在学生中发展进步分子。学生群体也发生了分化，有的安心读书，有的则逐渐卷入政治活动。齐邦媛属于前者，而她的一些出身低微的同学则属于后者，她们被称为“进步”同学。由于齐的父亲是国民党要人，还由于齐不肯参加有明显倾向的学运活动，尽管她父亲坚决抗日，她潜心求学，进步学生仍然与她划清界线，视她为异类，并对她和她的家庭多有指摘，一个曾经很要好的同学“侯姐姐”竟然骂她是权贵余孽！作者就是在受到刺激后发表了如上的看法。以我的理解，作者在此指斥的对象，既是“候姐姐”之流，也是中共。据已公布的各种

历史材料，实际上中共最高层的主流派和当权派从来没有打算与国民党和解，从来没有打算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也从来没有打算联蒋抗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对此进行了抵制和批评，并因此而靠边站。），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帜，积极扩张地盘，发展军力，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作者在此表达的其实正是对中共口是心非、罔顾大局的义愤。

中山中学在胜利后由四川迁回沈阳时他（指王天民）担任校长，原以为可以服务故乡，安定办学，一九四八年共军进城，他一家十口辗转逃来台湾。

——这是典型的春秋笔法，寥寥数语，便可给读者强烈的暗示。以下几条信息则接近于揭露和控诉：

纪录片《柏林沦陷四十年》：五月二日盟军进城之日，幸存的百姓躲进地下室，被抢先进占的俄国兵拖出来刺死、强暴，接着进城的英国军车在路边捡拾小孩，带他们去吃饭，美军在旁警戒......德国投降时，苏俄坑杀降卒二十万，埋在由汉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这真让人震惊和意外！此前的教科书只是告诉我们，日军在南京烧杀奸淫，美军在北京上海横行无忌，国军在根据地杀人如麻，却不知道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俄竟然做出此种令人发指的事来。至于以下各种现象，以及与此类似的各种欺骗和虚伪，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自然不会感到陌生和意外：

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大陆一片“抗美援朝”声。参加村民大会时，冬天大家坐在热炕上，征兵的干部请志愿参军者站起来，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热得坐不住的人刚一起身就被鼓掌，欢迎参军！

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原志愿军官兵来台湾，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二三自由日”。

这当然只是齐邦媛女士的理解。我对于“一二三自由日”，此前则几乎一无所知。“维基百科”是这样解说的：

1950年6月，韩战爆发。期间被联合国军俘虏及在阵前易帜的军人共173700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1400人被俘。中共方面一直坚持要求联合国军无条件遣返所有战俘，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回到中共统治下，中共的立场被联合国军拒绝。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战俘可以自由决定去向，后来共有14235人选择前往台湾，选择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大多受到政治审查、被开除党团籍或拒绝其入党。1954年1月23日清晨起，14850名中国反共战俘，7650名韩国反共战俘得到释放。前往台湾的反共战俘于1954年1月23日，由基隆上岸抵台，接受全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被称为“韩战义士”。他们在台北市区游行，市民张灯结彩，表示庆祝；全台湾各大城市自由钟，都敲响23下。中华民国政府特设“一•二三自由日”以纪念这个“从中共手中解救大陆同胞”的事件；其后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反共联盟大会”中通过，并通电全世界同为反共阵营的国家，吁请一致响应，这即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随着冷战气氛转淡、以及两岸局势的稳定，中华民国政府停止动员戡乱，各共产主义国家政权也于二十世纪末逐一崩解，此纪念日已于1993年改名为世界自由日。

这些说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倾向性比较明显，与大陆出版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等文献有较大出入，但其间总是可以透露一些事实的。

虽然共产党夺取了大陆，建立了政权，国民党败走台湾，偏居一隅，但作者和那些1949年以后去台湾的中国人一样，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充满自信，视台湾为中国文明、文化、精神传承的正统，而对大陆“新中国”的各项建设颇为轻视，甚至是不屑——自从一九四九年播迁来台，台湾文学作家得以延续中国文学传统，创造出值得传诵的作品，好似开了一扇窗子。作品的年代横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之间，......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不仅在此延续，而且由于处于开放社会的台湾作家在思想深度和技巧上的努力，已使中国文学的主流更加波澜壮阔了。

（台湾编选的《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出版之后，华盛顿大学转来十六篇评论文章，几乎全是肯定的赞誉。最令我们欣慰的是Ａ.Ｒ.Ｃrouch的书评，其中有一段说：……选集中很少有表达政治意识之作，与当前中国大陆文学中的单调宣传形成显著对比，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解脱。

——这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选的全是1949年-1974年在台湾出版的作品，约七十万字。而这几十年间，中共统治的大陆，确无可观之作。故我建议，今后大陆有关机构出版“新文学大系”之类的煌煌巨著时，1949年-1976年间的文学代表作，即以台湾的这本选集代替。这或许可以成为两岸文化合作的一段佳话呢。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先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一九五0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看过该书的读者会发现，作者对大陆在道义、学术、文学、社会诸方面都表示了明显的不屑。这确实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但更多的是沮丧。

三、其他

其实，《巨流河》又何尝不是为故国招魂的书呢！这个“故国”指的是什么？答案既复杂，又简单，相信读者看完我这篇读后感就会明白。我同意作者的意见：不能以成败定英雄；我也同意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的意见：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然而，《巨流河》虽然显示了“极大的谦抑和低回”（王德威语），却未能实现对政治和人事的真正超越。

巨流河与哑口海，这两个地名的确意蕴丰富，惹人遐思怅想。但是，从巨流河到哑口海，并不意味着遗忘和消逝，它正是历史和时代大潮自然的流向。逝去的一切不再回来，历史之河不会倒流，而波涛汹涌的大海最终要归于平静。——平静才是人间正道。我相信这也是台海两岸百姓共同的愿景。但平静的海平面下，潜伏着壮阔的波涛，谁也说不准它何时会再度掀起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