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探讨的文献综述

第一篇：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探讨的文献综述

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探讨的文献综述

姓名：李君 学号：201107115

历史一再证明，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性的管理理论往往产生于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管理得到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实践者的高度关注。使其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而作为一个管理学的研究生，我想我有必要高度关注管理学的当代热门话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并潜心研究。于是我查阅了有关中国式管理的大概十篇文献，并针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科学的构建和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重点关注，因为我觉得中国式管理之所以能够形成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并因此形成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首先，陈春花在“论形成中国是管理的必要条件”及储小平在“中国式管理科学构建的探讨”中，都对文化对中国式管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形成中国是管理的必要条件中就有一条重要的条件，即对“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体认”，中国式管理科学的构建也有一个重要条件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传统文化是凡圣合一的世俗性文化, 她不仅存留在圣贤们的经典书籍之中, 更重要的是沉淀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伦理行为规范之中。人生之初, 以家庭本位、延至亲友等伦理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在教人洒扫应对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就是“习与智长、化于心成”的教化功能。德鲁克告诫我们“在每个企业中，管理者都是赋予企业生命，注入活力的要素。如果没有管理者的领导，‘生产要素’始终是资源，永远不可能转化为产品。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体系中，企业能否成功、是否长存，完全要视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而定，因为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是企业唯一拥有的有效优势。”也就是说，对于管理者的认识或者简单地说对于人的认识，是管理所面对的首要话题。中国管理无法完全照搬西方管理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我们拥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精神理念，我们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人的理想性、价值观和判断力形成了组织绩效表现的关键资源, 只有对于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和体验，才有可能了解管理绩效的来源，才能理解中国管理者的特质以及实践的精髓。在1994～2004 年的11 年间，我跟踪了中国具有行业领先位置的5 家成功的企业,这些先锋企业的实践让我们更明确地理解，管理需要根植于文化和环境中，如果作为管理研究的我们没有对于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我相信我们无法获得管理理论的成果，也许应该回到德鲁克对于中国管理者的忠告上去，德鲁克说:“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他们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中。只有中国人才能管理中国。”

彭贺在“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一文中指出，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入手考察文化与管理的关系, 不难发现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已有研究证实: 管理实践和民族文化的契合程度与其财务业绩成正相关。因此, 不应再纠缠于文化是否影响管理, 而应该去研究文化究竟如何影响管理实践, 以及如何在管理理论中考虑文化要素。任何知识领域都包括两套知识体系：普遍性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体系，而地方性知识体系之所以存在是文化要素在其中起作用的结果。“文化恰恰是特殊的”，作为一种特殊性，其所涉及的知识体系仍然是特殊的，文化是构建地方性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点，对在具体的管理研究中如何对文化变量进行处理这一问题，有一些研究者进行了详细描述，比如ADLER在1983年就详细描述了对文化处理的不同管理研究类型,彭贺在该文中也指出中国的管理研究应包括3种途径：1.管理中国化研究, 即将“一般管理学”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中国化, 实践诉求是其基本驱动力。由于西方管理学非常发达和精深, 因此必须借鉴西方管理学。对西方管理学的借鉴过程也并非简单地将中国元素加入到西方管理理论中,其完整过程应包含2 个步骤: 先将西方管理学进行一般化处理, 然后再将一般管理理论原理与中国文化情境进行结合。可见, 在管理中国化研究之中, 文化被视为一种可操弄的自变量。应注意的是, 管理中国化究所“化”的对象不应仅包括西方管理学, 从理论上讲任何国家的管理精髓均是“化”的对比如将日本管理进行中国化。管理中国化研究可类似为徐淑英等[ 17]所言的情境嵌入性研究。2.中国管理研究, 即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情境, 对中国管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萃取、提炼, 对中国管理实践中遇到的独特问题进行研究, 发展出契合中国文化背景的本土管理理论和方法。本土契合性可以作为此理论的判断标准。中国管理研究类似徐淑英等所言的情境赖型研究。3.管理普适性研究, 即力图在中国管理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其他国家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对普遍适用的管理规律和方法进行研究。这走的是一条从特殊到一般的路子, 类似于“情境独立型研究”。对于国际管理知识的累积而言,上述3类研究均十分重要。然而就目前而言, 最需要的是前2 种研究，即地方性知识研究, 而不是管理普遍性研究。从长期来看, 更需要的是第二种研究, 即中国管理研究, 基于中国情境发展出一些本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通过采用不同方式中国文化融入东西方管理精华的当代管理新理论，中国式管理科学已开始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结构，彭贺、苏宗伟在“东方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渊源、精髓与框架”中对当前中国文化在与中国式管理科学的结合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式管理科学的精髓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基础的“仁”，其根本涵义即是“人”。“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流派的渊源之一，书中已含有丰富的人本思想。“以人为本”一词的完整提法最早就出自《管子·霸言》，虽然管子的“人本”思想还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上，但此后孟子的“民贵”论等就已接近现代人本管理哲学的思想。“以德为先”即强调道德伦理在管理中的作用。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其不仅可运用于治国实践中，而且贯穿于治生、治家、治身实践。对于管理者而言，高水平的道德修养是必备条件之一。正所谓“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在组织管理中, 管理者经常要运用权威来指挥和影响组织成员，其中有些权威是制度所赋予的,，另一些则有赖于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和其它优秀品质，东方管理学更推崇后者。管理者要通过“修己”树立道德之威，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被管理者也要通过“修己”实施自我管理, 遵守职业道德，以求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彭贺、苏宗伟也在文中详细介绍了苏东水教授所提出的“四治体系”及“五行”管理理论，其中四治不仅涵盖了管理实践中的各个层面，而且也符合中国儒家“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理逻辑。“五行”管理理论思想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体现的颇为广泛。

罗纪宁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与理论框架”中，根据中国古代全息系统思维将组织管理活动概括为一个包含了4个不可分割层次的动态系统，即“心、人、事、物”，其中“心、人”主要强调的管理问题集中在艺术、文化层面，重视企业家修养、组织凝聚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人, 尤其是人的心, 时刻都在变化, 与物、事相比, 可重复性很低。对待同样的物和事, 不同的人态度不同。同样的人不同的心, 其处理事情的效率也不同。从这个意意上讲, 心、人是管理中更具决定意义的层面。这个层次的问题, 也就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重点研究的“道”。换言之, 洞悉人性, 洞察人心, 是管理之道层面研究的问题, 它对组织系统中“人”、“事”、“ 物”3 个层面的问题具有决定作用。真正成功的中国本土企业都不是把管理中的人情与制度对立起来的, 而是把人情与制度两者按照中国社会特有的中庸哲学进行有机结合的。在中国企业家实践的视角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在企业组织中的体现就是管理的合理化, 评价管理者素质时, 不仅强调“会做事”, 更强调“会做人”。只会“ 做事” 而不会“ 做人”的管理者, 难以让各阶层员工心服, 所以也就难在中国本土企业有所成就，同时作者也指出源自原子论、分析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管理习惯把管理问题对象化、极端化。管理系统的阴阳两面经常处于分立对抗之中。而源自天人合一的系统理论思维,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更强调管理系统阴阳两面的整体和谐, 在管理实践中立足于阴阳不断转化思维, 更看重问题矛盾的化解而不是解决。作者也强调现实的管理实践由于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 组织系统的物、事、人、心不同层面会出现各种问题而导致组织系统的阴阳失衡, 作为管理者需要运用系统思维辩证施治。因为物与事、人与心4 个不同层面是否阴阳平衡直接决定了组织系统管理运行的健康状态。

不论是研究现有中国式管理理论，还是进一步丰富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都要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齐善鸿、邢宝学在“管理理论创新范式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管理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其中的“民族性原则”指出，中华民族拥有5 000年的文明，古圣先贤留给后人一大批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中包括大量的管理智慧。这些智慧不仅惠及中国，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缔造了无数王朝的辉煌，而且惠及西方，可以说，中国人具有创新管理理论的先天优势。面对西方发达的经济，很多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一切唯西方是上”，对国外的管理理论盲目崇拜，而对自己的管理思想却不屑一顾，所以很多管理理论创新只能在西方几十年前搭建好的框架内修修补补，而不能有所突破。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有能力进行管理理论创新的，近几年出现的大量管理学理论就体现了国人在管理理论创新上的能力。增强民族自信，认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精髓，将其转化成现代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企业管理实践面临的问题，进行管理理论的创新是管理理论创新民族性的体现。

通过对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科学的关系从诸多角度进行深入了解，我认识到管理深受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文化。管理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管理文化，这种管理文化会进一步规范、约束管理行为。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必须基于对中华管理文化的整体理解。参考文献

[1]储小平.中国式管理科学建构的探讨[J].科技管理,2010,7(11):1646-1651.[2]陈春花.论形成“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条件[J].管理学报，2010,7(1):7-16.[3]彭贺.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J].管理学报，2001,4(3):253-257.[4]郭菊娥,席酉民.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展望[J].管理工程学报,2004(3):51-54.[5]黄如金.和合管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J].管理学报,2007,4(2):135-140.[6]彭贺,苏宗伟.东方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渊源、精髓与框架[J].2006(1):12-18.[7]罗纪宁.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与理论框架[J].管理学报.2010，7(11):1646-1670.[8]齐善鸿,邢宝学.管理理论创新范式研究[J].管理学报.2010,7(3):317-320.[9]刘文瑞.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探讨[J].管理学报.2007,4(1):16-27.[10]苏勇.于保平,东方管理研究：理论回顾与发展方向[J].管理学报.2009,6(12):1578-1587.

第二篇：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探讨的文献综述

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探讨的文献综述

姓名：李君 学号：20110711

5历史一再证明，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性的管理理论往往产生于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管理得到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实践者的高度关注。使其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而作为一个管理学的研究生，我想我有必要高度关注管理学的当代热门话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并潜心研究。于是我查阅了有关中国式管理的大概十篇文献，并针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科学的构建和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重点关注，因为我觉得中国式管理之所以能够形成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并因此形成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首先，陈春花在“论形成中国是管理的必要条件”及储小平在“中国式管理科学构建的探讨”中，都对文化对中国式管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形成中国是管理的必要条件中就有一条重要的条件，即对“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体认”，中国式管理科学的构建也有一个重要条件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传统文化是凡圣合一的世俗性文化, 她不仅存留在圣贤们的经典书籍之中, 更重要的是沉淀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伦理行为规范之中。人生之初, 以家庭本位、延至亲友等伦理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在教人洒扫应对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就是“习与智长、化于心成”的教化功能。德鲁克告诫我们“在每个企业中，管理者都是赋予企业生命，注入活力的要素。如果没有管理者的领导，‘生产要素’始终是资源，永远不可能转化为产品。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体系中，企业能否成功、是否长存，完全要视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而定，因为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是企业唯一拥有的有效优势。”也就是说，对于管理者的认识或者简单地说对于人的认识，是管理所面对的首要话题。中国管理无法完全照搬西方管理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我们拥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精神理念，我们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人的理想性、价值观和判断力形成了组织绩效表现的关键资源, 只有对于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和体验，才有可能了解管理绩效的来源，才能理解中国管理者的特质以及实践的精髓。在1994～2004 年的11 年间，我跟踪了中国具有行业领先位置的5 家成功的企业,这些先锋企业的实践让我们更明确地理解，管理需要根植于文化和环境中，如果作为管理研究的我们没有对于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我相信我们无法获得管理理论的成果，也许应该回到德鲁克对于中国管理者的忠告上去，德鲁克说:“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他们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中。只有中国人才能管理中国。”

彭贺在“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一文中指出，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入手考察文化与管理的关系, 不难发现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已有研究证实: 管理实践和民族文化的契合程度与其财务业绩成正相关。因此, 不应再纠缠于文化是否影响管理, 而应该去研究文化究竟如何影响管理实践, 以及如何在管理理论中考虑文化要素。任何知识领域都包括两套知识体系：普遍性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体系，而地方性知识体系之所以存在是文化要素在其中

起作用的结果。“文化恰恰是特殊的”，作为一种特殊性，其所涉及的知识体系仍然是特殊的，文化是构建地方性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点，对在具体的管理研究中如何对文化变量进行处理这一问题，有一些研究者进行了详细描述，比如ADLER在1983年就详细描述了对文化处理的不同管理研究类型,彭贺在该文中也指出中国的管理研究应包括3种途径：1.管理中国化研究, 即将“一般管理学”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中国化, 实践诉求是其基本驱动力。由于西方管理学非常发达和精深, 因此必须借鉴西方管理学。对西方管理学的借鉴过程也并非简单地将中国元素加入到西方管理理论中,其完整过程应包含2 个步骤: 先将西方管理学进行一般化处理, 然后再将一般管理理论原理与中国文化情境进行结合。可见, 在管理中国化研究之中, 文化被视为一种可操弄的自变量。应注意的是, 管理中国化究所“化”的对象不应仅包括西方管理学, 从理论上讲任何国家的管理精髓均是“化”的对比如将日本管理进行中国化。管理中国化研究可类似为徐淑英等[ 17]所言的情境嵌入性研究。2.中国管理研究, 即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情境, 对中国管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萃取、提炼, 对中国管理实践中遇到的独特问题进行研究, 发展出契合中国文化背景的本土管理理论和方法。本土契合性可以作为此理论的判断标准。中国管理研究类似徐淑英等所言的情境赖型研究。3.管理普适性研究, 即力图在中国管理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其他国家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对普遍适用的管理规律和方法进行研究。这走的是一条从特殊到一般的路子, 类似于“情境独立型研究”。对于国际管理知识的累积而言,上述3类研究均十分重要。然而就目前而言, 最需要的是前2 种研究，即地方性知识研究, 而不是管理普遍性研究。从长期来看, 更需要的是第二种研究, 即中国管理研究, 基于中国情境发展出一些本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通过采用不同方式中国文化融入东西方管理精华的当代管理新理论，中国式管理科学已开始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结构，彭贺、苏宗伟在“东方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渊源、精髓与框架”中对当前中国文化在与中国式管理科学的结合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式管理科学的精髓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基础的“仁”，其根本涵义即是“人”。“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流派的渊源之一，书中已含有丰富的人本思想。“以人为本”一词的完整提法最早就出自《管子·霸言》，虽然管子的“人本”思想还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上，但此后孟子的“民贵”论等就已接近现代人本管理哲学的思想。“以德为先”即强调道德伦理在管理中的作用。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其不仅可运用于治国实践中，而且贯穿于治生、治家、治身实践。对于管理者而言，高水平的道德修养是必备条件之一。正所谓“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在组织管理中, 管理者经常要运用权威来指挥和影响组织成员，其中有些权威是制度所赋予的,，另一些则有赖于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和其它优秀品质，东方管理学更推崇后者。管理者要通过“修己”树立道德之威，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被管理者也要通过“修己”实施自我管理, 遵守职业道德，以求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彭贺、苏宗伟也在文中详细介绍了苏东水教授所提出的“四治体系”及“五行”管理理论，其中四治不仅涵盖了管理实践中的各个层面，而且也符合中国儒家“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理逻辑。“五行”管理理论思想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体现的颇为广泛。

罗纪宁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与理论框架”中，根据中国古代全息系统思维将组织管理活动概括为一个包含了4个不可分割层次的动态系统，即

“心、人、事、物”，其中“心、人”主要强调的管理问题集中在艺术、文化层面，重视企业家修养、组织凝聚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人, 尤其是人的心, 时刻都在变化, 与物、事相比, 可重复性很低。对待同样的物和事, 不同的人态度不同。同样的人不同的心, 其处理事情的效率也不同。从这个意意上讲, 心、人是管理中更具决定意义的层面。这个层次的问题, 也就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重点研究的“道”。换言之, 洞悉人性, 洞察人心, 是管理之道层面研究的问题, 它对组织系统中“人”、“事”、“ 物”3 个层面的问题具有决定作用。真正成功的中国本土企业都不是把管理中的人情与制度对立起来的, 而是把人情与制度两者按照中国社会特有的中庸哲学进行有机结合的。在中国企业家实践的视角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在企业组织中的体现就是管理的合理化, 评价管理者素质时, 不仅强调“会做事”, 更强调“会做人”。只会“ 做事” 而不会“ 做人”的管理者, 难以让各阶层员工心服, 所以也就难在中国本土企业有所成就，同时作者也指出源自原子论、分析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管理习惯把管理问题对象化、极端化。管理系统的阴阳两面经常处于分立对抗之中。而源自天人合一的系统理论思维,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更强调管理系统阴阳两面的整体和谐, 在管理实践中立足于阴阳不断转化思维, 更看重问题矛盾的化解而不是解决。作者也强调现实的管理实践由于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 组织系统的物、事、人、心不同层面会出现各种问题而导致组织系统的阴阳失衡, 作为管理者需要运用系统思维辩证施治。因为物与事、人与心4 个不同层面是否阴阳平衡直接决定了组织系统管理运行的健康状态。

不论是研究现有中国式管理理论，还是进一步丰富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都要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齐善鸿、邢宝学在“管理理论创新范式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管理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其中的“民族性原则”指出，中华民族拥有5 000年的文明，古圣先贤留给后人一大批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中包括大量的管理智慧。这些智慧不仅惠及中国，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缔造了无数王朝的辉煌，而且惠及西方，可以说，中国人具有创新管理理论的先天优势。面对西方发达的经济，很多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一切唯西方是上”，对国外的管理理论盲目崇拜，而对自己的管理思想却不屑一顾，所以很多管理理论创新只能在西方几十年前搭建好的框架内修修补补，而不能有所突破。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有能力进行管理理论创新的，近几年出现的大量管理学理论就体现了国人在管理理论创新上的能力。增强民族自信，认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精髓，将其转化成现代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企业管理实践面临的问题，进行管理理论的创新是管理理论创新民族性的体现。

通过对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科学的关系从诸多角度进行深入了解，我认识到管理深受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文化。管理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管理文化，这种管理文化会进一步规范、约束管理行为。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必须基于对中华管理文化的整体理解。

参考文献

[1]储小平.中国式管理科学建构的探讨[J].科技管理,2010,7(11):1646-1651.[2]陈春花.论形成“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条件[J].管理学报，2010,7(1):7-16.[3]彭贺.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J].管理学报，2001,4(3):253-257.[4]郭菊娥,席酉民.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展望[J].管理工程学报,2004(3):51-54.[5]黄如金.和合管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J].管理学

报,2007,4(2):135-140.[6]彭贺,苏宗伟.东方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渊源、精髓与框架

[J].2006(1):12-18.[7]罗纪宁.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与理论框架[J].管理学报.2010，7(11):1646-1670.[8]齐善鸿,邢宝学.管理理论创新范式研究[J].管理学报.2010,7(3):317-320.[9]刘文瑞.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探讨[J].管理学报.2007,4(1):16-27.[10]苏勇.于保平,东方管理研究：理论回顾与发展方向[J].管理学报.2009,6(12):1578-1587.

第三篇：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

1980年代，西方工商业界的警报铃声远比现在要响得多。近几年人们从美国的安然事件、欧洲的帕玛拉特事件得出的警示是，公司治理及监管制度必须改革；而当时人们却一致同意，西方企业战后的美梦结束了，因为日本企业的成功似乎势不可挡。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一轮研究日本式管理的浪潮，虽然后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颓势迅速降温，但许多日本式管理已成为管理常识，譬如说愿景（ｖｉｓｉｏｎ、改善（ｋａｉｚｅｎ）、精益制造（ｌｅａｎ等。

对管理来说，这一轮日本式管理浪潮最大的贡献却不仅仅是上述的几个理念或方法，而是人们意识到，“美国并非管理思想的惟一源泉（加里·哈梅尔）。”而对日本来说，自此之后，他们才能在西方管理之外，深刻讨论与研究自身实践的优缺点。日本管理的三个主要特点终身雇佣、年资序列以及长时间工作都被广泛讨论，不断演变，虽然未被其他文化的管理所采用，但它们依然扎根在日本企业之中。

20多年来，在华人工商业社会里研究与传播“中国式管理”的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对本报记者说，这一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我们中国人近百年来对自己没有信心，以至于家里有很好的东西却不知道用，而一直在向外企求。”曾教授讲话朴实，似乎一直在讲大白话，但他点出的常常是人人皆知却又被忽略的道理，或者是广泛流传的误解。现年70岁的曾教授很“中国”、很闲适，不似很西化的学者那种令人有点紧张的“专业”（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而是凡事皆见管理。他说，我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懂得把“管理生活化”的，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他对中国式管理的研究缘起于39岁时的实务上的极大挫折，当时的他拥有美国的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头脑中也大多是西方化的看法。他说：“那一年我的情绪非常坏，因为为中国人出去办事，被中国人气得快要死掉了。”但他很快顿悟到，“是我错了，不是中国人错了。”他因而开始寻找与总结中国人“自己的一套”，把它系统化。在55岁时，他又赴英国莱斯特大学，苦读5年后，在60岁高龄取得了管理哲学博士学位。实际上，49岁时他在台湾已经是正教授了，他总结的中国式管理也已广受赞誉。曾教授说，“（我）是因为要用才去读书，目的是从西方的现代化管理来引证中国式管理的存在。”

中国式管理的贡献

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常常被西方的误解所误导。曾教授在著作中举例说，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原则，几乎每件事情，都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有不同的答案，令人难以预料。”许多人据此认为中国人没有原则，甚至说“没有原则就是最好的原则”，但中国人实际上有原则，但“重视因时、因人、因事而做出合理的调整，既不是一成不变地死守原则，也不是随意乱变没有原则。”

中国式管理的贡献，简单地说就是变动性，或者说弹性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这很适合中国人的特性，但它已经具有通用的价值，超越了文化与传统。这是由于

不确定性和内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完全没有弹性的科学管理或制度化管理不足以适应环境的快速变迁，西方也不断出现弹性较大的管理理论，如情境领导、权变理论等等，强调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固守单一的方式或预先确定的制度。某种意义上，变动性谈的是管理哲学。哲学这个词常常显得深奥，在这里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人是怎么样想的。在管理科学的一侧，没有各国管理之分，各国应该应用相同的管理科学，譬如战略工具、生产管理、营销方法等等，但因文化的差异，管理哲学有很大的差别。曾教授说，“从管理科学看，没有中国式管理；从管理哲学来看，又有中国式管理。”因此，中国式管理的贡献主要在管理思想、管理观念。

中国式管理贡献的主要管理观念中，第一个是“太极思想”。曾教授说，“太极是一种自然流行的状态。”大禹治水重在疏导，让水按照自然的规律流动。在他看来，太极思想的关键在于，认为“本来就这样”，以“怎么样都好”的心情，用头脑仔细想想，然后看情势办事，以自然的方式自得其乐地顺势行事。

曾教授在著作中这样分析中国人自然的做事方式，“中国人做事，看起来好像不十分认真，实际上是用心而不紧张。用心去做就好了，那么紧张兮兮地做什么？”这样的做事方式，看似悠闲，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未来的工作群体可能大部分都是靠头脑中的创意与创造力完成工作。譬如对在传媒、娱乐产业、咨询服务、甚至软件设计等等行业工作的人，有时过分紧张的“专业”（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并非好事。正如最近流行的一些畅销书如《鱼》所推销的，自然、放松和快乐可能是更有效的工作方式。但种种说法中，最好的却一定是“用心而不紧张”，快乐等说法描绘的不过是表象。中国式管理贡献的主要管理观念第二个是“把二看成三”，以突破二分法的困惑。受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思维喜欢“二分法”，把事情分成两个部分，譬如把管理分为人治、法治，认为其中一个对，而另一个不对。但这是理想状态，没有哪个组织完全是人治，也没有哪个是完全的法治，纯黑和纯白之间总有着无数种灰。

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二分法是必要的罪恶。”中国式管理却是“把二看成三”，规避这种必要的罪恶仍以人治、法治来说，中国人的组织大都是“很实际地寓人治于法治”，与西方的组织相比，人治的色彩还是要浓厚一些。二分法看起来简单明了，但实践中大家都知道，“真理往往不在二者之一”。“中国人擅长把二看成三，以‘二合一’来代替‘二选一’。”

中国式管理贡献的主要管理观念第三个是“中庸”，中庸就是合理。曾教授认为许多人把中庸之道理解错了，他说，“以前的解释是一条道走中间，不敢偏左也不敢偏右。„„中庸之道不是走中间路线，也不是不走极端。（实际上，）中庸是该极端就极端，不该走极端就不走极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曾教授引朱子的话说，“无一事不合理，才是中庸。”他认为中庸之道应正名为“合理主义”，这样它的真正用意才更清晰。

合理化贯穿于管理的发展历程，西方的管理发展如果以最简单的方式描述，就是合理化然后制度化。但在过分制度化甚至僵化之后，回归根本，重思合理不合理是可能的解决之道。而中国式管理的关键是，管理即合理。强调合理，就带来弹性。

管理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式管理的观念贡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管理实践有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是否有效？这样，曾教授比较中美日管理，考虑中国人的特性而总结出来的管理观念就凸显出价值。

美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日本是集体主义，而中国是交互主义ｍｕｔｕａｌｉｓｍ）。交互主义用通常的话说，就是“一切看着办。”曾教授举例道，你对我有礼貌，我没有理由对你没礼貌。“拿‘不一定’的心情，来寻找此时此地‘一定’的答案，从不一定到一定，便是中国式管理的决策过程。”他还以另一种说法总结道，“美国式管理强调专业性，重视专业知识；日本式管理关注一致性，重视团体精神，而中国式管理注重变动性，一切看情况。”

“中国式管理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人的尊重。”曾教授说，他认为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而做人要排在更重要的位置。美国式管理是“我要－我成”，订立目标，拿出成果；日本式管理则是“同生－共荣”，合力追求团体的荣誉，不计较个人的荣辱；而中国式管理却是“修己－安人”。安人先修己，曾教授甚至追溯到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来来强调修己，他说，“中国式管理很简单，就是你先把人做好，然后才能谈管理。”

“安”是中国式管理的最终目的，曾教授认为，“安的观念长久以来影响着中国人。„„含意甚深，必须用心体会才能够明白它的用意。”有的利润让我们安，有的利润让我们不安，不安的利润不能要，这种观点和西方管理现在特别强调公司道德有点不谋而合。在更宏观的层面，经济发展后，如果制度、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不能跟上，容易发生不安，安需要均衡发展。对于人本身来说，安的时候，中国人积极奋发，对准目标全力以赴，高高兴兴接受结果评估，共享荣誉；而不安的时候，对目标阴奉阳违，视成果评估为官样文章„„

曾教授总结，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是“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这三者的关键都是人，它们主张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以理念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合理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凡事“依法办理”。

实际上，中国的管理从来都是更多地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事为中心。西方管理，首先把事情分门别类分析清楚，划分不同的部门职位，然后招聘合适的人员。中国的管理也在学习西方的这种方式，也显示出效果，但在最本质上，中国管理依然是“因人设事”。曾教授举例说，中国人开始做事常常采取大家一起来的方式，没有分工、没有职位，让大家在这种含混不清的情况下展示个人的特性与才能，再因人设事，建立初步的组织架构。经常的情况是，有两个人适合当主管时，先分成两个单位，等到有第三个人具有担任主管的能力时，再变成三个单位。

但是，没有人会承认他们所做的是“因人设事”，因为它违背了西方管理中的“正确的原则”。在我们的实践中，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譬如在绩效考评时往往表面上大家相互差不多，而在暗地里或奖励先进，或教导惩戒业绩不佳者。这至少和两个“正确”的管理原则相违背：公平和透明。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的，公平和透明可能有效，但我们不明说的方式也常常有效，甚至效果更好。摒弃成见，仔细研究，我们也会发现这些

做法很合理。

直到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经常想的是，这种方式不符合“正确”的管理原则，必须尽快加以改变。曾教授在另一场景下提出的问题可能同样适合这个场景：“现在我们经济发展恢复自信心，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传统？”

曾教授说，西方管理学界被误解最深、最无奈的人是泰勒，他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但他讲的实际上是管理哲学，泰勒曾写道，管理不是技术，管理不是工具，管理是哲学。他认为，现在我们学西方管理学不好，正是因为“我们把管理当工具、当技术”。

第四篇：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

曾仕强教授

台湾兴国管理学院校长，北京华夏智业管理学院校长，中华企管网集团首席顾问，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哲学荣誉博士。被企业界尊称为：中国式管理大师，华人三大管理学家之一。

主要著作：

《超世纪大易管理》VCD、《中国式管理》、《商神胡雪岩人生秘录》、《财神学》、《解读中国人》 《人力自动化》、《老板魅力学》、《如何在三十六岁以前成功》

为什么要学习本课程 ：美国人二十世纪初，发展出一套向全世界挑战的美国式管理。日本人从二次大战惨败的废墟中，走出令人震惊的日本式管理，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人以易经为中心思想，八十年代逐渐形成独特的中国式管理，正被全世界广泛讨论及研究中。

如何运用中国式管理做好企业总裁 ：

一、中国式管理的含义

1、中的意思，是合理。凡事求合理，是中国人特质。

2、中国式管理，便是合理化的管理，务求管得合理。

3、应该管的才管，管的方式要合理，即中国式管理。

二、首先要有共同认识

1、管理必须和自己的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才有效。

2、对中国人、中国社会，要有深一层的体认和理解。

3、合乎中国人性格的管理，必须有更为优良的成果。

三、把自己的定位做好

1、基层员工，以“务实”为主，遵守规定照章行事。

2、中高干部，以“应变”为主，合理应变以求制宜。

3、企业总裁，以“前瞻”为主，随时抓住市场变化。

四、培养敏锐的第六感

1、总裁的主要职责，在领航、掌舵，方向感要准确。

2、五官的感觉会骗人，一切依据有形来判断会上当。

3、第六感最可靠，但是很不容易运用，要多多磨练。

五、先孕育出合用制度

1、逐渐形成，需要多少建立多少，不必刻意求齐全。

2、由下而上，各单位自己去讨论，反正很快会调整。

3、保留弹性，以适应内外的变数，在法中衡情论理。

六、在团队中完成自我1、有本事，才能够充分表现能力，使大家乐于接纳。

2、有理想，必须充分了解现况，才能够有效地实现。

3、能调整，在动态的环境中，适时应变求生生不息。

七、把能干团队带出来

1、第一圈最要紧，多费心神培养彼此的共识和默契。

2、由第一圈去带第二圈，依此类推，务求彼此呼应。

3、大圈圈中有小圈圈，不要公而无私，就有利无害。

八、维持合理的不公平

1、对待员工，公正合理，基本上很不容易做到公平。

2、因为机会有限，资源不足，不可能公平，做不到。

3、最好以合理的不公平来取代不合理的公平、合理。

九、让干部去从事管理

1、作业是基层员工的职责，干部最好订规范少干扰。

2、管理是干部的工作，总裁最好多支持少直接参与。

3、总裁的主要职责在经营，知人善任才是首要任务。

十、把人安顿好最要紧

1、识人、知人、留人、用人一连串都和人心有关系。

2、关心、用心、交心、绑心是领导员工的主要过程。

3、把人安顿好，是总裁的首要任务，人不安事不行。

十一、凡事务求慎始善终

1、慎始，指谋定而后动，必须和干部互动、好商量。

2、让干部先开口，才听得见不一样的声音、好意见。

3、慎始不一定善终，必须重视过程中阶段性的调整。

十二、无为才能够无不为

1、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让员工能全力发挥。

2、无不为才有效果，必须有目标、有计划、有方法。

3、总裁无为，干部无不为，依此类推，才能总动员。

目录：

一、中国式管理的含义

二、首先要有共同认识

三、把自己的定位做好

四、培养敏锐的第六感

五、先孕育出合用制度

六、在团队中完成自我七、把能干团队带出来

八、维持合理的不公平

九、让干部去从事管理

十、把人安顿好最要紧

第五篇：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存在着三大致命缺陷

一、不可重复性

但是，工业时代大型厂商组织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商业的管理逻辑。“人”在大型机器这个庞然怪物面前，显得是如此的无奈和渺小，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机器的关系；同时，老板与雇工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关系，面对成百上千的企业员工，假如一个老板不是特意想要见他的话，那么，这位员工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老板。这时，一个手工作坊的小老板从未听过的一个词出现了，那就是“组织”，或者说，正是使用了各种“组织功能”，才使得过去的小老板们，懂得了如何管理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以及如何让散乱而复杂的生产变得通畅有序。

这其中，“可重复性”成为了工业时代以来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企业管理最显著的标志，它使得传统的个人随意性管理的不确定性，变得确定并且可以沿承，这意味着传统农业或商业时代的“管理就是管人”的定义，已经悄悄的被我们是在“管理一个组织”所取代。

岗位或职务的可重复性

当我们今天谈论起企业的“最高管理者”譬如企业家、CEO或是总经理它首先意味着这是一个组织里的岗位或职务。或者说，现代企业管理已经不再关心这个岗位或职务上的“人”究竟是谁，而是特别关注这个岗位或职务的本身“职能”是什么。由于可学习性和可继承性的出现，使得企业组织的基业长青成为了可能。

但是，在传统的商业时代，没有人会将“老板”看作是一个岗位或职务，人们看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商业智慧和人格魅力的人“这个人”是如此的独一无二并且先天聪慧，他的优秀而卓越的商业才能，仅仅是其个人先天的基因遗传、以及后天的经历经历的积累锻造而成，即无通用普遍的可学习性，又无后人的可继承性，这正是中国商业或企业“富不过三代”的本质原因。

组织机构的可复制性

当我们今天说起企业组织的发展和扩张时，其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管理词语“可复制性”。假如一个企业不知道组织是如何复制的，那么，企业的扩张或连锁就不可能成功的发生。

事实上，企业组织的自我复制能力，首先是基于岗位或职务的可重复性，它是组织复制能力的基础性工作。其次，企业组织的自我复制能力，依赖于企业组织的价值观、而不是管理者个人的价值观。值得中国企业特别注意的是，它是企业的事业边界、而不是个人的伟大愿望或理想。

但是，在传统商业时代管理中，组织和个人的标准化工作能力和方法，同时成为了被讥讽和嘲笑的对象。事实上，大型厂商组织出现之前，几乎很少发生商业组织大规模的扩张或连锁，即使有一些零散的小规模的扩张连锁，也是基于个人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出现，但是，这种传统的基于个人能力和熟人信任的方式，却正是现代企业组织扩张和连锁之所以失败的罪魁祸首，原因很简单：个人的随意性的工作以及个人之间的信任，从来都是靠不住的。

中国式管理的致命缺陷

在今天的中国，面向传统挖掘商业智慧的“中国式管理”，正在受到一些推崇甚至是崇拜，但是，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的美妙和令人神往，它的本质都是在推崇传统商业的个人工作能力和技巧，这同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企业组织管理，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

我们今天谈论企业管理，是在谈论如何让企业组织持续性的增长，实现组织的基业长青，但是，传统商业管理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是在描述个人如何有效统治组织的个人技巧，搀杂了大量的人际技巧、洞察和权谋之术。事实上，直到今天，也未有事实证明，权谋之术可以带来企业效益和效率，相反，倒是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个人的所谓世事通达和平衡能力，带来的只是个人地位的巩固和维护。

更准确的说，中国传统商业的管理逻辑认知，是发生在“人”的层面、而并不是“组织”层面，它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悟性、而不是建设组织能力，因此，它缺乏对于“重复或复制”的基本认知。实际上，如果一个“管理者”的能力，只能依靠个人的天生悟性慢慢领悟、并且需要个人亲历亲为的体验来获得，那么，它的成本不但十分高昂、甚至常常是以失败为代价来获取，同时，它也没有任何的可继承性，甚至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感悟，从而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这也正是中国可以诞生出伟大的商人、却总是难以造就出一个伟大的商业组织的根本原因。

虽然我们一直非常反感西方式管理，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中国的所获得的成功成果，都包含或是主要以西方式管理为主。虽然一些中国的企业家宣称他使用的是中国式管理，但事实上，仅仅是将个人某些独特的管理技巧和方法，穿插在了企业整体的现代管理体系中。实际上，推崇中国式管理，本身就是滑稽可笑事情，因为中国的传统商业智慧，是发生在中国特定的小农经济和官商勾结的权谋时代，所讲的是个人成功之道、而不是企业的成功之路。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只能算作是中国特色的“个人修养学”或“个人成功学”。

之二：蔑视数字

西方管理学界有一种说法：无法量化，就无法管理。

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实：当一项模糊性的工作被分解成若干可以量化的数字指标后，管理起来就会变得一目了然；一些凭借个人直觉和经验而无法察觉的缺陷与不足，在客观事实的数字下清晰的显现出来。当一个传统商人忽然面对一架架复杂的工业机器、一个个陌生而群体庞大的面孔时，总是显得那么的紧张局促和盲目无助，正是数字化的科学理性管理出现，才拯救和消除了他的手忙脚乱和焦头烂额，使得管理变得通顺流畅和简单易行。

“数字化管理”是传统商业和现代企业之间的标志

“数字”既是区别于传统经营和现代管理的技术性标志，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管理手段。

在现代企业组织出现之前，“效率”对于商业利润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商业计谋、或是一次大胆的投机冒险，都可以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但是，工业革命中诞生出现代企业组织后，彻底的颠覆了传统商业管理逻辑：传统的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情感的、一对一的交流，被大批量的工业产品在更广阔范围内的销售所取代；商人们传统的“行商”习惯，开始被现代企业的“坐商”逐渐替代；曾经夸耀商人随机应变所谓的商机意识，成为了今天无头苍蝇式乱闯乱撞的贬义词。

显然，在传统商业和现代企业之间，似乎转眼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个人的商业智慧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忽然被科学、理性和严谨的组织效率所取代。现代企业竞争的本质，其实就是企业效率的竞争。当一个依赖密而不传的手艺或秘方的传统商业组织，很轻易的就被拥有现代机器设备的现代企业组织所击败，这并不是现代机器设备击败了传统商业秘方，而是“高效率”击败了“低效率”。

这其中，“数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数字化的“科学管理”，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辨识性和可重复性，并由此造就了大量的数字化管理工具。“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创造的工作方法，在短短的一百年间将劳动效率提高了50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管理成就！今天中国的一些管理者，常常蔑视泰勒而推崇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实际上，仅就提高“劳动效率”而言，是泰勒的科学管理、而不是什么人性化管理，才将劳动效率提高到如此的成就。

假如没有数字意识和数字化管理，那么，今天的企业管理将寸步难行，甚至连最基本的企业管理成果和个人业绩成就，都无法估算和衡量，更遑论如何管理企业了。

“蔑视数字”的中国式管理的传统由来

中国的传统商业管理，一直习惯于毛估估的个人经验式的感觉，缺乏对于“数字”最起码的尊重。这种状况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延续和强化，不但使得忽视数字、甚至是蔑视数字成为了事实，而且还被当作管理遗产继承了下来。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社会，历来缺少经济效益的“数字化”概念，商业成本意识常常成为了“斤斤计较”的代名词，商业资金周转运行意识常常被冠以“小气精明”的恶名，使得传统商人仅存的一点点数字意识原始本能，也被压抑得无影无踪。直到今天，中国企业管理依旧残留着“蔑视数字”的管理恶习，甚至连法律严禁篡改的财务数字，都敢于虚报、瞒报和编造，更遑论其它各种管理数字了。

在中国已经过去的二十多年的企业管理中，创造出了大量的成功案例，但是，这些所谓的经典的中国本土案例，却往往如过眼烟云，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还原和复制，究其根源，正是缺乏理论基础和现实的数据、例证支持，或者说，我们的理论家们往往是一种事后诸葛亮般对既成事实的解释，却并不能够揭示事实真相。

“中国式管理”在随意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长期以来，引导我们走向错误陷阱的思维是：管理是一种满怀理想的、激动人心的、轰轰烈烈的运动；然而，事实上，“管理得好的工厂总是单调乏味，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

（德鲁克语）。

当我们习惯于“运动”方式的管理时，就意味着“运动”成为了管理的常态。事实上，管理是一种平静的、连续性的、甚至是枯燥乏味的不枯的河流，企业的战略执行、产品质量、市场销售等等工作，都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形态存在，假如这些工作变成了只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有效，管理就会成为缺乏连续性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抱佛脚。

推崇所谓“中国式管理”，常常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企业管理企业必须适应国情。然而，今天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最真实的国情，其实是来自于无法避免的国际化的竞争和碰撞。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企业，无论你是身处偏僻的小企业、还是业已成型的大企业，都会和国际化的大企业构成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够逃脱这种来自国际化竞争和碰撞的宿命，这意味着中国的每一家企业，都会在逐渐的公开、透明、同质的市场环境下，早早晚晚的、无法避免的遭遇效率或绩效竞争，这才是今天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最大的、最严峻的、最真实的国情。

之三：“职业能力”丢失

当我们说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时，它隐含着这样一个判断标准：他的工作能力的强与弱，是针对他所特定的职业或岗位而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职业能力”。

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有一个职业或岗位的出现，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来谈论职业能力的问题。但是，中国传统管理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当员工的工作能力不足时，常被斥责为“敬业精神不足”等道德或精神因素，同样，当职员创造出巨大成就时，其经验又常被总结为“无私奉献精神”。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人对于“职业能力来源”的特殊解释，即：中国人是从人的品德或精神角度、而不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认知职业能力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人的品德精神=人的职业能力”这个结论，依旧在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企业管理。

“分工”创造职业能力

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个人的职业能力或专业技能，是个人秘而不宣的独门绝技。但是，“分工”学说的出现，却彻底的颠覆了传统的极少数人的个人技能垄断的局面。

“分工”学说是如此的强大。首先，它彻底的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独立经济格局，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的社会化的大分工、大协作的局面，社会财富由此成倍的增加；其次，分工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的、前所未有的新职业，这些新鲜的岗位或职业，并不是零散的个别的工作现象，而是形成了大批量的职业阶层，这意味着“职业阶层”开始成为了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其三，对于个人和个体来说，它意味着个人的工作不再是横向的面面俱到，而是纵向的深入专注，从而使得每一个人、每一个职业、每一个岗位逐渐的走向了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方向。

但是，中国传统的商业管理，却缺乏基本的“分工”概念和意识。事实上，中国传统管理几乎从不谈论“职务/岗位”的分工原则和岗位标准，而是大谈特谈“人”的品德素质或精神境界。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的所谓的“分工”方式，是按照“君子与小人、忠诚与奸诈”的品德范畴角度，将人划分成了道德化的地位等级泾渭分明的两类人：好人与坏人。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品德分类法”，它导致了中国人一个特有的管理逻辑：凡

达到圣贤和君子的品德素质要求者，无论干什么都是一流的；凡是被认为是品德低下的奸诈小人者，即使专业技能再突出，可依旧是惟利是图的无耻小人。

“职业分工法”和“品德分类法”，造就出了截然不同的管理结果。西方社会基于“职业角度”的专业分工，导致了职业群体和职业阶层的出现，形成的是专业化的、平等的、横向的职业序列；中国的“品德分工法”，最终形成的是“士/农/工/商”等等权力化、等级化的、竖向的等级地位排序。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专职或专业的“职业政治家、职业经理人、职业技术工人”等等群体或阶层，一直没有明显的出现。

“重复”造就细节管理

工业革命的事实告诉我们，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能力，是来自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性工作的结果“重复”即造就了熟知细节、又造就了行为惯性。

显然，我们忽视了“重复”在管理中的重要价值。当你长年累月的从事一项职业并且千百次的重复岗位流程，熟悉自己的职业或岗位职责就象熟悉自己的五官一样时，那么，我们所期待的“细节管理”就会自然出现。实际上，所谓的细节管理，其实就是一系列连续性的、可分解的、可识别的职业或岗位的操作规范或科学流程。

因此，隐藏在“重复和习惯”背后的真相，是个人职业生涯的长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品德分工法”，却走向了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职业化道路。虽然中国传统管理也强调“爱岗敬业”，但是，它的本质是一种强调服从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同我们今天所说的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敬业精神和职业能力之间的关系与次序是：并不是敬业精神造就了高度的职业化、而是高度的职业化使得敬业精神成为可能。通俗的说，假如你连岗位职责是什么都含含糊糊的，就不可能期望着满意结果的出现。

从传统商业走向现代管理的三道门槛

中国传统管理充满了的模糊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其中包含了大量个人的喜怒无常和性格偏好，因此，“可复制性、数字意识、职业能力”这三项最基础性的管理工作，恰好是医治中国传统管理疾患的良药。

今天的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之所以被“执行力管理、细节管理”等等问题搞得疲惫不堪、甚至是焦头烂额，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管理着一群“既不职业、也不专业”的企业组织成员他们常常因为职业化能力不足而导致注意力不够集中，总是不恰当的发生职业或岗位错位，并且还沾染了批评和抱怨他人的恶习。在华为公司，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新进企业的大学生洋洋洒洒的写了“企业发展万言书”，然而，总裁任正非却在上面批示道：“假如此人没有精神病，建议开除”。其实，任正非的意思很简单：请你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岗位工作。事实上，这个大学生身上发生的事件，在过去却常常被当作关心企业的正确事情而大加表扬，这个显著的错误惯性，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事实上，西方企业管理由散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向今天这样具有职业精神/富于合作/尊重法纪的职业人的过渡，是经过了近三百年的脱胎换骨的漫长岁月。从“农民”向“工人”的过渡和转变，其本质是一种深刻的个人习惯转变和逐渐职业化的过程，它是从传统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活，向遵守纪律、专心专注的工人工作习惯生活的过度，通俗的说，你不能指望一个随地大小便的农民，会严格遵循工厂的操作制度；而一个跟随着太阳按照时间的农民，也不会知道八点钟准时上班意味着什么。直到今天，就中国社会整体而言，依旧没有完全实现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

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可复制性、数字意识、职业能力”，将是中国企业管理必经的一次彻底的科学管理的启蒙和洗礼，它们首先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意识，其次才是管理技术或工具。事实上，直到今天，依旧有大量的企业主/企业家并不知道，工业时代的“规模”是如何产生“效率”的？“组织”是如何象细胞分裂一样毫不走样“复制”的？“精细产品”是如何被制造出来并保持质量稳定的？因此，这三项基础性的管理依旧对于中国企业具有现实的管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