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轮改革中恐怕是二十年来最深刻的

第一篇：这轮改革中恐怕是二十年来最深刻的

中新社北京11月3日电（彭大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至12日召开。过去一月内，官方密集释放改革信号，广度与深度空前的新一轮改革方案，有望陆续浮出水面。

10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中表示，中国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将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改革。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随后出席东亚峰会时亦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更加依靠创新驱动，“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市场活力和发展的内生动力”。

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出席活动时透露，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必将强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促进各项事业发展。

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并修改将在三中全会上审议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稿。

“作为中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研究党和国家发展重大问题的全会，明确以改革作为主议题，其意义不同寻常。”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告诉中新社记者，历届三中全会曾以发展问题或农村问题为主要议题，而此次三中全会实质上负责具体落实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深化改革目标，“十八大报告已设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图，三中全会无疑将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地落实十八大精神。”

针对推进改革将面临的阻碍，官方已有充分认识和准备。十八大报告中便有“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表述。习近平在上述APEC峰会演讲中亦强调，当前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

谢春涛认为，习近平将履新后视察第一站便选在中国改革开放发祥地深圳，此后官方高层不断就改革发声，而中央政府年初以来更是动作频出，包括取消和下放超过两百项行政审批权、设立上海自贸区、取消公司注册资本限制等，言行间均体现了官方推进改革的决心，“有理由相信‘改革力度和范围空前’不是随便说说的。”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微博]向中新社记者表示，近期，相关研究机构提交三中全会参考的改革方案引发舆论关注，虽然这只是其中一份参考方案，但是“让公众了解、比较和讨论不同的改革路径，便于更好地凝聚改革共识，也利于三中全会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精神”。

“这一轮的改革恐怕是过去二十年以来最深刻的一轮改革。”清华大学教授、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微博]分析，这一轮改革不仅涉及经济体制层面，还是包括政府行为、行政管理体制、法律体制、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在内的全面改革。

李伟表示，随着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红利必将更大程度释放，中国在2020年前或仍将保持约7%的年均GDP增长率，中共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双翻番’”目标可如期实现。（完）

第二篇：浅谈近二十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就及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浅谈近二十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就及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若以198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同时通过恢复或组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经营中国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相应领域的信贷与储蓄业务，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等为起点，中国的金融领域的改革、发展和开放已经走过了23年里程。尽管到目前为止，市场化、现代化、规范化、开放性的金融体系还在形成和完善过程中，金融领域的改革、发展和开放的任务仍然艰巨，甚至在配合近30年来的整体改革开放和支撑超过9％的年均高速经济增长中在金融领域累积了一些矛盾和风险，但中国金融在改革、发展和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不容否认的显著成果。

一是建立起了系统完整的金融组织体系。过去很长时期内,中国的金融机构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它既承担中央银行任务又具体办理大部分银行业务。经过改革开放以后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分业监管,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新型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新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可以说,世界上先进国家拥有的金融机构,我们大部分都建立了。金融机构不仅种类非常齐全,而且数量十分庞大,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重要的是,除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外,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基本都实行股份制,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严密管理,机构运作效率明显改善,能够更好地适应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并且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发生了实质性转变。由高度集中的、单一的银行金融机构转变成多元的、专业化的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作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垂直型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一切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种单一的银行体制已经被专业化的多元银行机构体系所替代2006年底，银行类金融机构已经达到21759家。其中，国有银行4家，股份制银行13家，城市商业银行113家，农村合作银行80家。这种多元的产业组织机构，不仅加强了金融服务的专业性，而且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格局。

二是发展和创新了金融业务与金融手段，金融市场产品种类也在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后,在全球金融创新浪潮的带动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金融业务与金融手段。在金融业务方面,除了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证券投资业务、咨询业务、代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等等几乎一应俱全,种类非常丰富;除了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业务稍弱一些,其他世界上存在的金融业务,国内基本上都拥有了。现在,自动存取款机随处可见,网络银行、手机银行、信用卡等等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金融服务手段实现了现代化和高级化。金融业务的拓展和金融手段的创新,极大地满足了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产品也在不断地丰富，这主要体现在：

①依托银行间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2005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市场化方向，在推动债券市场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减少行政审批，完善债券发行市场化机制；依托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场外市场，发展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约束机制，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和风险分担机制；成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加强债券场外市场自律管理；大力加强托管结算、交易、清算等基础设施建设。

②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债券市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市场体系日益成型，已形成以银行间场外市场为主、交易所场内市场为辅，场内外市场并存、分工合作、互通互联的债券市场体系。产品品种日益丰富，顺应市场需求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地方政府债、汇金债等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市场参与主体不断丰富。基础制度不断完善，较好维护了市场秩序、保护了各方权益。市场运行机制不断健全，债券发行管理不断优化，市场化定价程度逐步提高，信息披露制度对相关主体的约束力持续强化。2010年前三季度，债券发行量（含央行票据）达8.1万亿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172.7%。债券市场规模已跃居亚洲第二、世界第六。

③同业拆借市场和票据市场迅速发展。2007年7月，人民银行颁布《同业拆借管理办法》，此后同业拆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2010年前三季度，同业拆借市场累计成交20.3万亿元，较2005年同期增长20倍。2007年，人民银行牵头制定并在全国推广统一的票据市场交易合同，票据市场交易标准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2010年前三季度，商业汇票累计签发8.62万亿元，较2005年同期增长1.76倍，累计贴现18万亿元，较2005年同期增长2.8倍。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的迅速发展有利于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管理、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提高了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益。④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加快发展。2005年以来，外汇市场产品日益丰富，交易系统不断完善，初步构建了由柜台零售市场和银行间批发市场组成、多种交易方式并存、覆盖即期、远期和掉期等各类基础外汇产品、价格联动、分层有序的外汇市场体系。同时，黄金市场产品逐渐增多，参与主体持续扩大，服务体系日趋完善。2010年前三季度，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量达4613.89吨、成交额1.19万亿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593.1%和1458.7%。加快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发展对完善和丰富金融市场体系、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在前30年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金融市场的概念是禁止的。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谁提“市场”概念,在政治上就会冒风险。1984年由20位硕士研究生提出“开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从而有了思想突破后,经济理论界关于金融市场的议论逐渐增多,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些方案和建议也由理论工作者分头提了出来。理论先行,实践紧跟,没有多久,社会主义金融市场就在中国产生并发展了起来。到现在,不仅开放了金融市场,建立起了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金融子市场,而且整个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了。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机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幅提高。

①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香港和上海两地成功上市。开发银行已由政策性银行改造成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方案基本完成。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前期研究工作正式启动。积极配合财政部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促进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改革平稳进行。通过改革，金融机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日益完善，经营管理方式得到根本性转变，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资产质量大为改观，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显著增强。2010年三季度末，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1.6%、11.4%、11.7%、11.6%和12.5%，均较2005年末明显提高；不良贷款率为1.15%、2.08%、1.10%、1.14%和1.22%，呈逐年下降趋势。

②农村金融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水平逐步改善。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产权制度和内部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历史包袱初步化解，资产质量不断改善。截至2010年9月末，对2408个县（市）农村信用社发行专项票据1699亿元，对其中的2366个县（市）农村信用社兑付专项票据1650亿元，兑付进度达到97%。对新疆等四省（区）发放专项借款21亿元。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截至2010年8月末，全国共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334家，其中开业271家（村镇银行233家，贷款公司8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0家），各项贷款余额411.3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123.4亿元。各地设立小额贷款公司2167家，注册资本1356.33亿元，贷款余额1438.04亿元。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运行效率，填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对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③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2004年10月，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十一五”以来，人民银行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构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建立健全市场利率体系。2007年上海银行间市场拆放利率（Shibor）正式运行并逐步确立在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2008年10月以来，商业银行利率自主定价空间进一步扩大。

五是金融业的国际化也得到极大提高。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近二十年来，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努力提高国际化水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努力缩短与国际先进金融机构的差距，增强自身发展活力；通过对外开放，促进我国金融业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接受国际竞争的考验，提高国际竞争力；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各类资本，壮大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实力，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①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加快，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大幅提高。取消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管理，进一步简化结售汇审核程序，允许跨国公司在集团内部开展外汇资金运营，提高个人购汇总额，大力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逐步放宽资本管制，取消对境外投资购汇额度的限制，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实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促进资本双向流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7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除跨境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等仍严格管制外，其他项目已实现一定程度可兑换。在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不断加强和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拓展多元化投资，确保外汇储备资产总体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②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取得重大进展。2009年4月，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10年6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境外地域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国内试点地区扩大至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业务范围包括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1970.8亿元。同时，允许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和境外参加银行使用依法获得的人民币资金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增加人民币保值增值渠道；开展跨境项目人民币融资和资本项目个案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稳步推进，顺应了国内外市场的意愿，拓宽了境外人民币资金的来源渠道，满足了企业跨境业务多元化的需求，进一步密切和巩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

③国际和地区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决策部署，主动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努力改善我经济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相关准备工作，研究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进国际金融组织治理、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一揽子建议，为我参与国际社会危机救助与全球经济金融结构治理、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做出了积极努力。正式加入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深度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讨论和制定。推动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我国份额占比将升至6.394%，排名跃居第3位。加入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高层委员会，积极推动世界银行治理改革。妥善应对国际社会提出的金融援助要求，先后签署8份总规模为8035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积极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欧央行工作组等重大机制化活动，宣传和阐释我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改革，增信释疑，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氛围。加强东亚金融合作，建立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推动成立总额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东亚地区的多边救助机制从设想变为现实。与港澳和台湾地区的金融合作进一步推进。

这些都说明了金融业的国际化得到极大提高。过去很长时期内,只有中国银行设有境外金融机构,国内也没有外资金融机构营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有了极大提高。不管是保险业,还是银行业,我们既在源源不断地“引进来”,也开始尝试“走出去”了。国外金融机构在境内开设的分支机构越来越多,业务规模越来越大;国内主要金融机构都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加强了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业务联系。国内部分金融机构已成功境外上市,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国开行等都已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银联卡目前可以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使用,这些都说明中国金融业已经开始进军国际市场了,国际化程度有了大大提高。

六是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1983年,国务院出台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从此不再办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业务,成为专门从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府机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相应领域的信贷和储蓄业务等分解到组建和发展起来的专业银行。在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进一步将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职能确定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从199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即加快改革步伐，加强货币信贷集中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集中行使货币发行权。总量调控权、基础货币管理权、基准利率调节权；转换其分支机构职能，改革总行内部机构；把货币供应量作为宏观监控重要指标，逐步综合采用多种调控手段；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增强金融监管力量等。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生效,使得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的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其工作重点也转向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民银行适应经济金融的体制变革与快速发展,宏观金融调控职能和调控手段不断强化。当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金融政策,不仅对国民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松紧,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重要目标。1997年组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为中国人民银行币政策制定、实施的科学化提供重要保证。1998年l1月开始，改革原有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撤销省级分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9家分行，以便建立货币政策的区域性研究制度，强化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责任制，中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正在逐步完善。“十一五”时期，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较快、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的局面，人民银行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不同时期经济金融运行特点，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把握货币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既有效保持了币值稳定，又促进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健全金融稳定长效机制，提高金融体系整体抗风险能力。同时银行和法律业加强立法，努力健全监管制度。在清理数千件有关银行金融机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核心的系列法律的颁布和修订，为银行业的依法监管和守法经营提供了依据。不仅如此，2003年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其负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同时，修改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和加强了中国人民银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专业银行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贷款责任制，逐步加强了自我约束机制和风险管理。1998年1月，对国有商业银行取消了贷款限额管理制度，全面推行资产负债比例。

不可否认我国金融改革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和一些重大突破，并在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金融体制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实体经济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最终必将影响到实体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2006年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将以其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高效的市场营销机制以及雄厚的资本实力等优势，与中资银行展开全方位的竞争。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当前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可从两个方面得出初步判断。

首先是储蓄—投资转化率。社会资金转化为投资通常有三个途径：一是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以信贷资产形式发放给资金需求者；二是通过财政资金如国债的形式转为投资；三是通过资本市场如股票、债券等形式转为投资。在财政融资方面，尽管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2003年已接近20%，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指标30%—40%相比，仍相距甚远，更何况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且大部分支出为非生产性支出。在证券融资方面，由于资本市场的不规范，近年来其占比更有明显下降。由于上述两个融资渠道相对较弱，银行信贷仍然是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途径。从2000—2003年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情况可以佐证以上的分析。2000年，贷款占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总量的比例为69.7%，国债占比17.8%，企业债占比0.6%，股票占比12%；到2003年，贷款占比升至85.1%，企业债占比微升至1%，国债占比降至10%，股票占比降至3.9%。

根据人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联合课题组的统计分析数据显示，自1995年我国商业银行首次出现存差约0.3万亿元以来，到2003年末存差已经扩大至4.9万亿元，大量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

另外，国内储蓄过剩与外资大量涌入并存的现象存在，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金融资源的浪费，反映了储蓄无法顺利地转化为投资。

其二是M2/GDP指标。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表明，M2/GDP指标过高，通常反映出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2003年末中国M2/GDP比率已经达到189%，2004年6月末上升到200%，远远超过一般国家100—150%的正常水平，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这里面有货币化进程的因素，但M2/GDP这一指标的持续上升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信贷推动特征，而且信贷资产的运用效率趋于下降，不能不说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存在问题。

另外，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和绩效可以说代表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绩效。但是，按照英国《银行家》杂志2004年第7期公布的全球性1000家最大商业银行最新排名和主要财务数据，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按资产排名分别为第20位、第28位、第33位、第41位；按绩效排名则分别为第85位、第83位、第69位、第81位。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2006年我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之时，外资银行将于中资银行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展开全面竞争，我国金融业所面临的形势是何等之严峻。

第二，融资结构扭曲，金融体系内风险向银行集中。

目前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我国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贷款风险，制约了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从国内金融市场整体融资结构来看，2003年国内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规模约为3万亿元，占融资总量的85%，而同期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新增规模为5340亿元，只占融资总量的15%。再进一步具体化，从2001年、2002年到2003年，银行贷款占企业融资的比例分别为75.9%、80.2%和85.1%，2004年第一季度上升到93.8%。可以看到间接融资占有绝对比重，融资结构严重失衡。

按照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短期资金需求主要靠银行贷款，即间接融资的办法予以解决；长期资金的需求主要靠发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可以避免用短期资金来源解决长期资金需求的种种弊端和风险。然而，目前我国的现状却是，90%的长期资金需求都是通过商业银行以间接融资渠道解决的。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资产来源又是以短期资金为主，从而产生了短存长贷引发的流动性问题，蕴藏着潜在的金融风险。

第三，直接融资体系内结构失调。

一是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发展不平衡。在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债券市场的融资规模通常是股票市场融资额的数十倍。我国的情况则相反，2002年末，中国GDP总值为10万亿元，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企业债的未清偿余额为35000亿元，相当于GDP的35%。其中，企业债券的地位更是微不足道：它的未清偿额不到1000亿，占GDP总额的比重不足1%。

与债券市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自1991年开始，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市价总值、交易规模等，逐年攀升。截至2003年底，我国股票市场的市价总值4万多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6%。股票市场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的比重在调整中也逐步上升，2004年第三季度这一比重达到了4.8%。

二是在债券市场中，企业债的发展严重滞后。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品种主要有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特种金融债和企业债四大类。从1994年开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呈现跳跃式增长，2004年中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已近7000亿元人民币。同时，政策性金融债发行总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2004年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总额已达到4298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中发行规模仅次于国债的券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10余年来，在多数年份中，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都不超过500亿元。从2004年的情况看，截至2004年11月底，企业通过股票市场筹资1273亿元，通过债券融资245亿元，企业债券融资仅为股票融资规模的五分之一。

二、对策建议

第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供良好的实体经济背景。

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但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不仅仅依赖于金融体系，它还更多地依赖于金融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国有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承担的过重的政策性负担，使之在愈来愈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举步维艰，但无论如何，融入市场，加快自身的市场化步伐是国有企业的唯一选择。

因此可以说，国有企业攻坚战与我国金融体系建设是站在一条船上的难兄难弟，患难与共，祸福同享。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必须同时加快国有企业攻坚战步伐，以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为条件和前提。

第二，以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进程为核心，进一步完善金融产权制度。

完善我国的金融产权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要加快金融产权的多元化进程，允许各种投资主体投资金融产业，实现金融主体成分的多元化。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产权主体控制金融，都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负责，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经营失败成本转嫁，即真正实现金融产权的完整化。只有把金融机构转嫁失败成本的路堵死了，金融机构的成本才是真正内在化的完全成本，预算约束才是真正的完全硬约束。

目前的一个着力点是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力度。核心是股权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形成相互制衡、有效约束的内部治理机制，将国有商业银行还原为真正的金融企业，使其逐步建立灵活有效的经营机制，真正以利润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同时，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也有利于强化外部监督，促使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第三，加快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

目前，加快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关键，是尽快出台2000年以来一直加紧修订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放松一级市场管制。一是改审批制为核准制，并逐渐进步到注册制。二是打破对发债主体的限制。三是放宽所募资金使用限制。四是实行企业债券利率市场化。五是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应该大力培育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市场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杨英杰，2005：《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理论前沿》第七期。黄桂田，2007：《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理论视野》第三期。王江，2000：《转轨经济中商业银行制度变革与风险控制》，经济科学出版社。周小川，2010：《“十一五”时期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成就》，人民银行网站。

第三篇：浅析租赁人对供给侧改革最深刻的思考

浅析租赁人对供给侧改革最深刻的思考

2015年11月“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时至今日一直为高层讲话的高频词。融资租赁业如何在这一背景下大有可为？

供给侧改革与租赁业新机遇

从去年年末开始，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这对于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变化和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展望2016年，我们租赁业有什么对策？

我们主要有三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是新的需求，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带来了一些产业变革，包括传统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变革。

凯文·凯利在《必然》一书中介绍了未来很多的机会、趋势和可能性，当然这其中很多机会都出现在第三产业里。

这就有两个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新行业的了解程度和对风险的把控，第二个问题是要避免资产过重。同样是闪租网要关心的问题。

另外，国家在倡导的包括智慧城市、节能环保、游艇、通航、房车等领域，还有一带一路、走出去等等，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机会和挑战。

第二个思路是我们理念的改变带来的变化和机会。

随着优步汽车这种分时租赁、共享经济概念的出现，使用权在越来越多的时候大于所有权的概念深入人心，这将给十几个行业带来变化，也给租赁带来了更多空间。如CAR TO HAVE到CAR TO GO，就给租赁带来巨大的商机。

其次，是树立服务客户的理念，租赁服务业四个发展阶段：基本型，价值增加型，战略合作型，全球合作型。我们要从简单做项目到为客户服务、创造价值，再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伴随客户共同成长。

第三个思路是从我们自身出发来改变和创造机会。

我们原来做的业务模式相对比较简单，我们能否在业务模式中做出改变？

首先要能够更好的发挥租赁的资产管理功能，发挥得好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机会，资产管理本来就是租赁本身应该发挥的作用。

其次是要发挥租赁的投资功能，很多公司已经提出以租养投、以投带租、投租结合等模式，这都给我们带来新的业务机会。

再次，租赁本身还有许多新的产品，包括分成租赁、结构共享租赁等等，当然还有我们经常说的经营性租赁。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好的机会。

租赁的明天在于我们今天的认识和行动。

第四篇：尽管这短暂的五次培训尚不能让我在最深刻

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党的英明领导和决策的结果，也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领导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同时党内也出现了令人痛惜的腐败现象，很多党员甚至是党员干部，包括那些为党的事业做过很多工作的老党员没有经得起新时期经济浪潮的冲击，思想退化变质。腐败不仅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损失，也给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提高政治理论素养，加强个人修养，是我们这些新世纪大学生的首要学习任务。努力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思想保证，也是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并且，我觉得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应该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为人处事。在课堂上，老师和同学们都提到周围的有些同学，甚至一些党校高级班学员，不具备最起码的社会公德，道德素质，这些现象说明了同学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深切地感到，加强自我修养，应该从我做起，“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切实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去做。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建功立业。做一个有抱负有大志，踏实苦干、乐于奉献的跨世纪新人；做一个不计名利和得失，不被灯红酒绿所迷惑的坚强革命战士；做一个有道德良知、遵纪守法的现代公民。

第五篇：刘恒中：理性评估家庭承包制过去二十年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刘恒中：理性评估家庭承包制过去二十年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谈到三农问题，谈到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谈到统筹城乡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就必然会涉及农村的土地制度，必然涉及现行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

对待家庭承包制，可以说目前有两种观点和态度，尽管其区分尚不那么明显和针锋相对，也存在很多模棱两可、很难归类的说

法。一种观点认为，家庭承包制的历史作用尚未完成。尽管不乏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不完善，但其本质或基本框架目前仍然适用。为了稳定，为了给进城的农民一条后路，现在的任务，不是探溯和推行其它土地经营制度，而是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制。另一派意见认为，家庭承包制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必须代之以新的土地制度，否则，三农的改革和发展很难深入，统筹城乡经济、全面建设小康很难开启。我自己持后一种意见。

要理清是否改革家庭承包制，首先有必要认清家庭承包制的历史功绩与本质局限。并且，在讨论中，有必要区分这么两个方面：本身作为一种农业经营方式的家庭承包制，和作为当年一系列后续改革启动器的家庭承包制。这是因为，就历史功绩和本质局限二言，二者很不相同。

土地的家庭承包制，作为当年一系列后续改革启动器，不仅更正了公社制“一大二公”的偏失，搞活了农村经济，而且，更重要地，引致和推动了过去二十年来国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可以说，没有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就没有近二十年农村经济的改革，也就没有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改革。没有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就没有近二十年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家庭承包制开启和推动我国二十年来改革发展的历史性功绩，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农业经营方式的家庭承包制，其历史贡献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在这里，我们认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是考察土地经营制度的根本标准之一。比如说，实行家庭承包制前，为什么农民的收入那么低？为什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低？实行家庭承包制后，为什么农民的收入提高了那么多？为什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高？不仅从概念上、而且从数量上真正弄清楚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究竟是怎样提高的、哪些是决定性的因素和政策，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以往三农改革发展成绩与经验，对于今后三农改革发展的深入，尤其对于我们讨论是进一步完善或改革家庭承包制，十分地必要。

下面，我以自己的经历、观察和理解，结合当年所在生产队的情况，就家庭承包制过去二十年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剖麻雀式的回答。是否能以这一管窥而见全豹，有待比较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和抽象分析。

一、联产承包制前为什么农村收入那么低？

联产承包制前，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以我所在的生产大队为例，农民一年的辛苦劳动只有一半用于生产自己的收入。而且，生产出农产品的价格十分低廉。

首先，完全由农民负担的、规划不断变动的农田水利建设，每年耗去至少30％的农村劳动力。大寨当年的根本经验之一，就是大力兴修农田水利，改天换地，以此来改变农村的贫穷面貌。每年冬天、甚至初秋就开始兴修农田水利，是向大寨学习的具体行动，也是县及其以下各级组织的主要政绩建设。我所在的生产队，所有青壮年男劳力和青年女劳动力，一年中至少有三个月在水利工地上。这三个月内，整个生产队几乎不从事任何创造收入的生产，在家的妇女还要为工地提供各种后勤。

其次，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一平二调”的观念下，人民公社的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不断扩大，加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衍生出各种名目的“脱产”干部或人员。以我所在的生产大队为例。一个约200人口、不到100个各类劳动力的生产小队，平均负担两个大队脱产干部（我是其中一个）、一个半民办教师、半个赤脚医生、至少两个实际上脱产的生产小队干部、常年的水利调干或其它公社调干一人、以及常年为大队服务的人员一名、等等，加起来有八人之多，若占总劳动力的8％左右。

再次，那时的会议特别多，全公社群众大会，全大队群众大会，小队群众大会，加起来，可能至少一个月就有一天这样的会议。这样，约占全年劳动时间的3－4％。

那时的假期不算很多。农村主要有春节4－6天，元旦一天、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一天，加起来一年不超过10天假。

最后，那时，一切的农副业生产经营活动，均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断地被禁止和割除。农产品的价格只有现在价格的15左右。一般生产队和农民社员想要从事任何工商业活动，基本上没有可能。当然，农民更不能进城去打工。

表

一、家庭承包制前农村生产队的劳动力使用分布

兴修农田水利30

各类脱产劳动力8

各类群众大会4

节假日3

从事农业生产55

以我所在的生产队为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