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浩演讲稿全

第一篇：熊浩演讲稿全

我是演说家《家国天下》演讲稿

熊浩

八十九年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有一个小女孩出生在湖南的湘江边的一处人家，因为是女儿身，所以教育对她来讲变成了奢望。但亲友们不舍这个孩子的资质，合力供她上学，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走最后念完大学，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女大学生。1949年国民党飞机降落在长沙，为了争取科技人才，劝说她说跟我们一起到台北，她拒绝了，她留在这片土地。建国之后1950年，她跟队北上，成为第一批和苏联专家共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而在11年之后，她又举家南迁到大西南，再次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

这之后的故事并没有顺遂完美，她在工厂里工作，然后退休，然后国企改制，然后工资就这样成月成月地发不出来，她的晚年也颇为艰辛。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有时会抱怨，但抱怨完又快速地平静。我一直记得她的眼睛，那种饱含沧桑，却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光亮。后来我明白，这个是那一代人的眼睛，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把自己深深嵌入在这个国家成长的年轮里。

这个人是我的外婆，对她而言，爱国就是怨着、爱着、守着、望着，就是无论我遭受怎么样的不如意和辛酸，我绝不撒手远离。对他们来说，也许那种情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但是她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便已经如血液一般成为她最真切的本能。

一百一十五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一笔12000美金的捐款。捐款人有这样一个要求，我要捐助一所汉学系，这个要求让校方颇为为难，因为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中国的研究机构需要多少人不知道，需要多少钱不知道，怎样发展不知道，如何规划不知道。不仅校方不知道，这个捐款人本身对此也知之甚少，他只是坚持，我要捐一个汉学系。捐款人没有念过书，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不了解子曰诗云，他不会知道兰亭隽永，可对他而言，他的愿望就这样朴实地扎在心里头，他要在北美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

1901年6月28日，他把他毕生的积蓄捐给哥伦比亚大学，于是在这所著名学府里设立了美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哲学和法律教育的科系，并以他的名字冠名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他在那封写给大学的信中写到，仅此奉上12000美金的捐款，以支持贵校中国学研究的基金，他在签名处写上这样几个字——A Chinese person，一个中国人。

这个人叫丁龙，广东劳工，终身未娶，他的一辈子便是生活在美国贵族的家中，他一世为仆，这样一个人被当做“猪仔”卖到美国，然后生命颠沛流离，可在心中却有一个顽强的愿望，那就是尽管自己过着那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但是却要让每一个积累下来的铜板最后完成，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在此处落地，让国家的文化根不断、脉不绝，让圣贤的教诲能够在美利坚传扬出去。他大概不知道，在今天如果富人做这等事，我们说他们是慈善，可若穷人做这等事，他便是圣贤。对于丁龙，爱国就是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四海飘香，能够光华永世。

在50年代，有一个老人半作调侃地说，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主要是因为在农村里晚上没有电。有人批评他说，你自己家里面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里头也没有电？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增速实在是太快了，这个速度达到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三十。他是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政策的学者，并把这个观念转换成某种政策主张。但怎耐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他的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判断是，人多就是力量。

一位夫子，他站在这边，所有人都站在对面，他却说我虽已近八十，我自知寡不敌众，但面此状况也应当单枪匹马走出去，绝不像那种以力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批判屈服。在他写的一篇《北大之精神》的文章中他说，所谓北大精神，便是那种奉献牺牲的精神，便是贡献国家和社会，不计个人之利害，勇往直前。这个人叫马寅初，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经济学泰斗。对他而言，爱国就是坚守良知的批评，就是哪怕所有人站在那边，我凭良心我站在这边。

苟立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爱国，对于我们每一个国民来说是一种身于斯长于斯的深刻情感，它自然在召唤，它神圣去皈依。它有时如小雨淅淅，有时如长河浩荡，它所滋育的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田，但对于国家，这份感情需要国家倍加珍惜。我们说，国民对国家只能全情付出，而国家对国民也应该有万般珍惜。这个社会的秩序应该仁义，道德应该公平，那些最闪亮的价值观，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因为只有这样，国民才会觉得对这个国家的爱可以永恒而卓远。

我们今天说到何为爱国？爱国也许是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不管遭遇怎么样的波折他都永不放弃，可国家对他也不能放弃；

我们今天说何为爱国，爱国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小种子，对华夏文化的那种眷恋铺央开来，让它散发世界，而国家要记住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历史中随便被淡忘；

何为爱国，爱国是有的人坚持自己的良心采取批判的立场，而国家要珍视这样的赤子之心和国事情怀，要报以的是最大的宽容和开放的胸襟。

各位，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我们和这块土地的生命关乎；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它需要地是吾国与吾民的共同努力方能最终彼此成全。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灿烂的那种爱国感情，一定是来自这两种伟大力量的交织，那便是——

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而我们的祖国也深深地爱着我们。

万世师表 熊浩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跟着人群走过那个叫学海的小池塘，跨过礼学门的牌坊，进入大成殿。只见正前面站着一个合手而立的夫子，他的前面有龛台，龛台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我透过人群仔细看，那上头的字是“万世师表”。我长大了，我明白，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无比隆重，它用来专门修饰那些我们这个文明的人格典范和精神导师。

坦率说，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实。我们所占据的这个现实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导师这个词，多少恐怕也受人污染了吧。什么人都敢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我不是说这样的称呼错了，我是说有一点不甘。你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点迟疑，就是，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的人，还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人。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个字的生命光华。如果有，他是谁？他是何等模样？

我大学时代到安徽支教，从上海出发，火车转汽车然后步行，最终到达了大别山深处的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学。第二天一早，我和太阳一起起身，来到学校当中推开教室的门，发现孩子的眼睛，被阳光照得无比澈亮。我们拿半截粉笔，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语文、数学、英语，下课的时候，我们这帮大孩子和山里的娃一起在红旗下嬉戏，那个声音放肆得要命，传出好远好远，引得那些村里的孩子家长都好奇地往里望。

我拿到导师这个题目，进入我头脑的便是那大别山深处的朗朗书声，便是那孩子眼睛，便是求知的精神，以及在那个小小的校园当中的白墙上，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话。他说：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我们问校长这是谁说的，校长说，我们安徽老乡陶行知。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1891年生，1946年逝。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伊里诺易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陶行知1917年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1917年，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了，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要重新定义何谓成功，他要让自己和祖国重新建立关联。

1917年，先生目之所及之中华全是面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中国那时候有两亿文盲，有七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知，本可以转身而为人上之人；那时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学，本可以谈笑于鸿儒之间。而他把目光死死盯住中国的最底层社会。陶行知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陶行知脱下西装，辞掉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这是什么概念各位，陶行知在当时一个月的收入是四百个现大洋，那个时候若在北京要想买整一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他三个月的薪水。而这一切，陶行知统统不要了。他移居到南京郊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住到牛棚当中。他和老乡们相识，他渐渐有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

在晓庄，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耕作，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你得自己干。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师。他邀请自己的朋友、学者到晓庄授课，传播新的知识和观念。渐渐地，这个在晓庄极不起眼的大学堂，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众。陶行知行走在世俗乡里之间，行走在街头巷议之内，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面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都识字。

他一个人在努力着，他的这个梦想的芽破土而出，我们眼见繁花就要开到树上。是的，有陶行知所在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在武汉、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他为中国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而最后先生死在路上。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年他55岁。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回他的晓庄，沿路上的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挽联在飘，上面写着行知先生千古。而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事师表”。

先生说，我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说，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往我把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

我们回头看我们当代的社会，导师这个名词多少开始变得廉价了。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渐渐地我们忘记人格。在今天，导师这个名词变得愈发功利了，我们更多地把师生之谊看成一种雇员与雇主的经济关系。我们称导师为老板，渐渐地我们忘记了先生。我们今天讨论陶行知，我们今天演说陶行知，我们今天缅怀陶行知，便是想凌空从先生那借来那浩然之气，让它如火，让它如光，让它重新照亮每一个为师者心中，那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以及对祖国的赤子热爱。

2014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初为人师，想必经时光之洗练，我也会成为学生们的导师。只希望到那一天，多少能够延续先生的光，把它变成隽永的亮。名山苍苍江水攘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你会问，你会问在今天全是发财的师父，全是教人的导师，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生命质量，让导师这二字有不一样的分量？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光亮，让导师这两个字有那种灿烂的光华？你现在应该有答案了，因为就在不远处，因为就在不久前，真有这样的人。他就站在这里，他用他的一生温润过中华。他是陶行知，他是人民的导师，他的一辈子给我们讲一件事，就是，为人师者还可以活成这样一般大写的模样。

倾听的力量

熊浩

我们在一个沟通的，我们的舆论环境氛围，包括我们正在录制的这档节目我是演说家，都在鼓励人们说话。孟金辉导演在他著名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当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他说如果你爱一个人10分，但却只能表达一分，倒不如啊你爱一个人一分，却能表达10分。说话之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高频词汇，也是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想具备的特殊技能。

我在大学当中教授冲突解决，我帮助法院、医院、律所、企业解决各种各样问题，不同类型的纠纷。冲突见的多了。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现，那就是很多本可以管控良好的冲突，很多本可以处理妥当的矛盾之所以最后爆发，其实是因为一些极为琐碎的原因，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好爱讲但我们不愿意听。

哈佛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举过这样一个具有引喻意味的故事，他说，我们设想一下我们是两个孩子的父母亲,有一天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你推开门发现两个孩子正在争抢一只橘子,你会怎么做？作为法律人让我们把这个故事的细节勾勒的更加精准细腻，首先第一，你只有一只橘子，你不能从后面拿出一堆橘子说，没关系爸爸是种橘子的，这不行。因为这个冲突的本质是资源的有限，橘子的唯一，如果你有很多橘子本质上就没这个冲突，也就无所谓冲突的解决。第二两个孩子当然都是亲生的，在这个前提下，你会怎么办？

大家可以用自己直觉快速的有一个答案，我大概会听到这样的几种：第一种哥哥应该让弟弟，因为所谓长幼有序；另外一些人会说弟弟应该让哥哥，因为孔融让梨；我打赌，在座的各位，你们第一反应最快直觉是 从中间掰开 一人一半，这是一个看上去多像正确答案的答案。我们看看教授怎么说，哥哥拿走他的一半 吃掉橘肉扔掉橘皮很正常，弟弟恰好相反，弟弟的做法是 扔掉橘肉而留下橘皮。为什么？因为他需要烤蛋糕，大家知道，陈皮其实是西点烘焙当中常见的一种香料。

各位，刚才我所讲的如果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电影，我们回转、放映、定格，我们回到你分橘子前的那一瞬间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一点点感觉，就是你大概少做了一个动作，你让一半的资源被浪费，因为本来哥哥可以拿到一整只橘肉，而弟弟可以获得一整片橘皮，那个你漏掉的动作就是听。我们每个人都会听，但是要把听 放到判断了解认知之前，这是一种需要特别学习的修行。

我们通常说我们是在沟通的时代，the age of communication，但是以我浅白的观察，不是的，我们是在一个balabala演说的时代，我们太多人说话我们不大有听。美国的数据，他说现在美国的年轻人每天呢利用互联网向外发出100条以上的资讯，我们随时随刻要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系，我们每分每秒都想发表我们的演说，但他们跟父母的互动在减少，更少的去聆听别人的意见。

当我们这个时代单一的强调说，鼓励说，我不是说有错，我说这个当中没有实现听与说的平衡，过分只强调说，我们将会变的越来越偏执。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当我说话的时候就像此际，我其实在强化既有的认知，各位听的时候，是在张开你的耳朵试图聆听不一样的经验。更何况大家如果留意中国的互联网生态，我们一语不合，我们恶语相向。因为越激烈的言词才能显示立场，越过分的声音才能引发围观，只强调说，而忽略听，我们可能越来越极端，而失去真相。

美国有一个有趣的访谈节目，它的主要内容啊就是主持人访谈一群小孩子，有一次主持人问小孩子一个问题说大家将来想做什么，其中一个小朋友举手说我想开飞机我想做飞行员，主持人说恩史密斯。那我问你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你开着飞机飞到大洋之上，没汽油了,你会怎么办？孩子说，我我我会让我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然后我自己背好降落伞包，赶紧跳下去，我„„他还想说他没说下去，因为他的言词已经被/大人们笑声打断了，大人们自以为是的认为，你看，人性当中的恶连天真都包不住。

主持人没有，主持人仍然听，他好奇，他好奇说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想，当孩子发现他被聆听鼓励，孩子才有可能继续说，他说我要从飞机上跳下去，然后我要找到汽油然后赶紧飞回来拯救所有的乘客。没有人再笑了，我们的自以为是/让我们差点误会这孩子，我们以为发现了恶，殊不知那是被太阳萃练过的，童真的至善、善良。

当我们在强调听的价值，我们在说我们每一个人声音、观念、阅历、体验都可以平等地被表达；当我们在强调听的观念，我们是在说，你的话，我有雅量，我有耐心、我有责任让你讲完；当我们再强调听的观念我们绝不只是讲沟通当中的微小技术，我们是让大家回忆在人类历史上最闪光的价值观，他们是平等、宽容，以及对自以为是的节制。

我来到演说家这个舞台，我没有特别动人和夸张的故事我只想给你传达一些重要但微小的观念，并呼吁大家和我们一起恢复听的习惯，一起来养育听的品德。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才有可能平和、开朗、通透，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发现那个橘子背后孩子真实的诉求，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骄傲的说，真的，我们占据在一个叫沟通的大时代。谢谢各位。

我是演说家《为时代发声》演讲稿

熊浩

我们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特别严肃的演讲了，让我用一个颇为轻松的对话来开始好吗？

你们每个人大概都有手机，你还记得最近的在你手机头那个最热络、最欢呼、最引发关注的那个新闻标题或者是热门词是什么吗？大概是有的艺人离婚或结婚，或者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吧，先挣一个亿。那再那个之前呢？再那个之前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是我只想安安静静做一个美男子，是你那么牛你咋不上天呢？再之前，再之前是不作就不会死，是且行且珍惜，是宝宝心里慌，宝宝不哭。再之前，再之前，大概是问题来了，挖掘技术哪家强了。

大家笑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当我给大家回放这些舆论的关键词时，有很多其实你已经忘记，你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它们曾经居然那么流行。

我们在一个信息每天迎面铺来的时代，所谓繁花似锦，所谓热火烹油，我们每一天就这样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我们赶集似的往前走，生怕错过一点点什么，我们显得不那么时尚。而作为结果，当我们沉下心回头去看，我们发现什么东西都不记得。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孔子是在说，大家别刷朋友圈了，你以为那是真实的世界吗？不，那是一个小小的固化的圈子，把你给围拢住。我们在里面说什么？说的是日常的饮食，说的是旅游的照片，渐渐地渐渐地我们的关心逐渐逐渐从自己内心灵魂的成长，挪到外面的那些琐碎去，然后相互点点赞，相互发发言，好行小慧。我不是说这样错了，我是说如果你所有的生命格局都是奠定在这样的琐碎之内，难矣哉。要有自我的成长和灵魂的抱负，这便不大可能。

我们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我们像赶集似的生怕任何一个落下，有的时候竟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 刷微信、刷微博，如果每一条资讯是一百个字，如果你每天能够读一百条，这并不算多，这意味着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可以积累三十万字的阅读量，这是什么概念？各位，老子的《道德经》五千个字，卡夫卡的《变形记》三万个字，那些最晦涩的，比如像黑格尔的《小逻辑》三十万字，你拼命地阅读，拼命让自己的肢体展开去接受各样的资讯，但最后一想，竟然什么都没留下。我们在这种碎片的时代中获得信息，它影响的绝不仅仅只是资讯的营养，而是你内心的那种定力。

你每天都看，但我问你在座的各位，当你展开一本厚厚的书，放松自己的身心想要读的时候，你还有那种耐心吗？你每天都接受各种各样的资讯，天南地北，浑涌而来，你似乎什么都知道，但是有一个真正关乎你成长和决定的大问题若是放在你的面前，你能真正地回答吗？

我们说为时代发声，但我想说为时代发声是有前提和基础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是奔涌而上地去参加一些狂欢，而没有自我的定力、灵魂的成熟和独立的声音，这怎么会是为时代发声，这不过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盲从。

我们说为时代发声，绝不仅仅只是那些对伟大的歌颂，对成功的铭记，对不朽的惦念。其中恐怕还得有一些人，他不是那么讨巧的，要指着你的鼻子，包括我自己，告诉大家说，我们都病了。这个时代让我们蜷缩在这种碎片化的尘埃当中，我们都病了，我们必须要重新捡拾起阅读的习惯，我们必须要重新恢复起那种求学的兴致，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真正成熟健朗，最后精神成人。

慢一点，静一点，定一点，给不是手机，而是自己的心一点时间，我真的不知道，在这个如此炫耀的时代，真的还有别的时代声音比这个忠告更重要吗？

第二篇：熊浩演讲稿全篇

倾听的力量

熊浩

我们在一个沟通的时代，我们的舆论环境氛围，包括我们正在录制的这档节目《我是演说家》，都在鼓励人们说话。孟京辉导演在他著名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当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他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十分但却只能表达一分，倒不如啊你爱一个人一分，但却能够表达十分。”“说话之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高频词汇，也是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想具备的特殊技能。

我在大学当中教授冲突解决，我帮助法院、医院、律所、企业解决各种各样问题、不同类型纠纷。冲突见的多了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那就是很多本可以管控良好的冲突、很多本可以处理妥当的矛盾之所以最后爆发，其实是因为一些极为琐碎的原因，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好爱讲，但我们不愿意听。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William·Ury（威廉·尤里）在他的代表作《Getting To Yes（谈判力）》中举过这样一个具有隐喻意味的故事。他说，我们设想一下我们是两个孩子的父母亲，有一天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你推开门发现两个孩子正在争抢一只橘子，你会怎么做？作为法律人，让我们把这个故事的细节勾勒得更加精准细腻。首先，第一你只有一只橘子，你不能从后面拿出一堆橘子说“没关系爸爸是种橘子的”，这不行，因为这个冲突的本质是资源的有限橘子的唯一。如果你有很多橘子本质上就没有这个冲突，也就无所谓冲突的解决。第二，两个孩子当然都是亲生的。在这个前提下你会怎么办？大家可以用自己的直觉快速的有一个答案。我大概会听到这样的几种：第一种，哥哥应该让弟弟，因为所谓长幼有序。但另外一些人会说，弟弟应该让哥哥，因为孔融让梨。我打赌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第一反应最快直觉是从中间剖开一人一半，这是一个看上去多像正确答案的答案。我们看看教授怎么说，Ury说，哥哥拿走他的一半，吃掉橘肉扔掉橘皮很正常。弟弟恰好相反，弟弟的做法是扔掉橘肉而留下橘皮。为什么？因为他需要烤蛋糕。大家知道，陈皮其实是西点烘焙当中一种常见的香料。各位，刚才我所讲的如果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电影，我们回转、放映、定格，我们回到你分橘子前的那一瞬间，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一点点感觉，那就是你大概少做了一个动作，你让一半的资源被浪费。因为本来哥哥可以拿到一整只橘肉，而弟弟可以获得一整片橘皮。那个你漏掉的动作就是听。

我们每个人都会听，但是要把听放到判断、了解、认知之前，这是一种需要特别学习的修行。我们通常说我们是在一个沟通的时代The age of communication，但是以我浅白的观察，不是的，我们是在一个“吧啦吧啦”言说的时代。我们大多人说话，我们不大有听。美国的数据，它说现在美国的年轻人每天要利用互联网向外发出一百条以上的资讯，我们随时随刻要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系，我们每分每秒都想发表我们的言说，但他们跟父母的互动在减少，更少的去聆听别人的意见。当我们这个时代单一的强调说、鼓励说，我不是说有错，我是说如果这个当中没有实现听与说的平衡，过分地只强调说，我们将会变得越来越偏执。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当我说话的时候，就像此际，我其实是在强调我的既有认知，而各位在听的时候，是在张开你的耳朵试图聆听不一样的经验。更何况大家如果留意中国的互联网生态，我们一语不合、我们恶语相向。因为越激烈的言辞才能显示立场，越过分的声音才能引发围观。只强调说而忽略听，我们可能越来越极端而失去真相。美国有一个有趣的访谈节目，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主持人访谈一群小孩子。有一次主持人问小孩子一个问题，说：“大家将来想做什么？”其中一个小朋友举手说：“我想开飞机，我想做飞行员。”主持人说：“嗯，史密斯，那我问你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你开着飞机，飞到大洋之上没汽油了，你会怎么办。”孩子说：“我…我会让我所有的乘客都系好安全带，而我自己背好降落伞包，赶紧跳下去，我…”他还想说，他没说下去，因为他的言辞已经被大人们的笑声打断了。大人们自以为是的认为，你看，人性当中的恶连天真都包不住。主持人没有，主持人仍然听，他好奇，他好奇说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想。当孩子发现他被聆听鼓励，孩子才有可能继续说。他说：“我要从飞机上跳下去，我要找到汽油然后赶紧飞回来，拯救所有的乘客。”没有人再笑了。我们的自以为是，让我们差点误会这个孩子。我们以为我们发现了恶，殊不知那是被太阳淬炼过的童真的至善、善良。

当我们在强调听的价值观，我们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观念、阅历、体验，都可以平等地被表达；当我们在强调听的观念，我们是在说，你的话我有雅量、我有耐心、我有责任让你讲完；当我们在强调听的观念，我们绝不是只是讲沟通当中的微小技术，我们是在让大家回忆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最闪光的价值观，它们是平等、宽容以及对自以为是地节制。

我来到演说家这个舞台，我没有特别动人和夸张的故事，我只想给你传达一些重要但微小的观念，并呼吁大家和我一起来恢复听的习惯、一起来养育听的品德。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才有可能平和、开朗、通透，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发现，那个橘子背后孩子真实的诉求，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骄傲地说，真的，我们占据在一个叫“沟通”的大时代。

谢谢各位。

万世师表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跟着人群走过那个叫“学海”的小池塘，跨过“礼学门”的牌坊，进入大成殿。只见正前面，站着一个合手而立的夫子，他的前面有龛台，龛台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我透过人群仔细看，那上头的字是——万世师表。我长大了我明白，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无比隆重，它用来专门修饰那些我们这个文明的人格典范和精神导师。

坦率说，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实，我们所占据的这个现实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导师”这个词恐怕也受其污染了吧。什么人都敢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我不是说这样的称呼错了，我是说，有一点不甘。你会不会有时候有点迟疑，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的人，还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人，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字的生命光华。如果有，他是谁，他是何等模样。

我大学时代到安徽支教，从上海出发，火车转汽车然后步行，最终到达大别山深处的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学。第二天一早我们和太阳一起起身，来到学校当中推开教室的门，发现孩子的眼睛被阳光照得无比澈亮。我们拿半截粉笔，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语文、数学、英语。下课的时候，我们这帮大孩子和山里的娃一起在红旗下嬉戏，那个声音放肆的要命，传出好远好远，引来那些村里面的孩子家长都好奇的往里望。

我拿到“导师”的这个题目，进入我头脑的便是那大别山深处的朗朗书声、便是孩子们的眼睛、便是求知的精神，以及在那个小小的校园当中的白墙上一句让我难以忘怀的话，它说：“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我们问校长这是谁说的，校长说：“我们安徽老乡，陶行知。”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1891年生，1946年逝。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陶行知1917年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

1917年，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了，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要重新定义何为成功，他要让自己和祖国重新建立关联。1917年，先生目之所及之中华，全是满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中国那时候有两亿文盲，有七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受接受教育。

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知，本可以转身成为人上之人；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学，本可以谈笑于鸿儒之间，而他却把目光死死盯住中国的最底层社会。陶行知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有八九住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

陶行知脱下西装，辞掉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这是什么概念，各位，陶行知在当时一个月的收入是400个现大洋。那个时候，若在北京，要想买整一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他三个月的薪水。而这一切，陶行知统统不要了。

他移居到南京郊区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住到牛棚当中，他和来老乡们相识，他渐渐有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在晓庄，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耕作、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你得自己干。”

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师。他邀请自己的朋友、学者到晓庄授课，传播新的知识和观念。渐渐地，这个在晓庄极不起眼的大学堂，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众。陶行知行走在世俗乡里之间，行走在街头巷议之内，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面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都识字！

他一个人在努力着，他的这个梦想的芽破土而出，我们眼见繁花就要开到树上。是的，有陶行知所在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在武汉、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他为祖国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

而最后，先生死在路上。

1946年的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一年，他55岁。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回他的晓庄。沿路上的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挽联在飘，上面写着“行知先生千古”，而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所写下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世师表！

先生说，我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说，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往我把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

我们回头看我们当代的社会，导师这个名词，多少开始变得日渐廉价了。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渐渐地，我们忘记人格。在今天，导师这个名词变得愈发功利了，我们更多的、我们更多的把师生之谊看成一种雇员与雇主的经济关系。我们称导师为“老板”，渐渐地，我们忘记了 “先生”。

我们今天讨论陶行知，我们今天演说陶行知，我们今天缅怀陶行知，便是想凌空从先生那儿借来那浩然之气，让它如火，让它如光，让它重新照亮每一个为师者心中那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以及对祖国的赤子热爱。

2014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初为人师。想必经时光之洗练，我也会成为学生们的导师，只希望到那一天，多少能够延续先生的光，把它变成隽永的亮。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你会问，你会问在今天全是发财的师傅、全是教人营生的导师，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生命质量，让“导师”这二字有不一样的分量；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光亮，让“导师”这两个字有那种灿烂的光华。

你现在应该有答案了。因为就在不远处，因为就在不久前，真有这样的人，他就站在这里，他用他的一生温润过中华。他是陶行知，他是人民的导师，他的一辈子给我们讲一件事，就是——为人师者，还可以活成这样一般大写的模样！

真心英雄

在我小时候，家里面有一只被中国女排全体队员签过名的排球，大部分的时间里这支球只是非常非常安安静静地蜷缩在角落，浑身布满灰尘。我小时候不喜欢运动。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字，叫“宅”。如果有，我就是“宅”。所以爸爸妈妈鼓励我出去打排球，跟着一群人傻傻的列队，然后对这一大面墙不断的练习传球、垫球、跳起来拦网，就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练习造就了我也就是刚刚入门的水平。

爸妈送我那只球，他们的目标是给我一些鼓励，让我能够延续这项运动的热爱。但最后啊，坦率说我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排球高手，但总觉得有一些非常微小的种子早早地就埋到心上。

这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崛起，其中一个特别嘹亮的声响发生在三十五年前。那时的中国人电视机还没有特别普及，所以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就看着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屏幕，把它看做窗，努力向外面去透望。那个熟悉而清脆的声音从电视机的音箱里传出来。他说：“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这里我们是在日本大阪体育场，向您直播的是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决赛，由中国女子排球队对阵日本女子排球队的冠亚军实况。”

比赛开始，中国队奋勇向前，第一局、第二局先拿下两城，但从第三局开始，因为现场全是主场的日本观众，那种山呼海啸般的鼓励让让日本队获得了动力，第三局、第四局日本队居然打平。根据当年世界杯的赛制，在此时如果计算小分的积分，中国队其实已然是世界冠军。

第五局决胜局开始，双方不断的纠结、不断的净胜，比分定格到15比14这个最终的赛点，日本队领先一分。中国队的主教练袁伟民现实把姑娘们叫到身边，他说：“你们想清楚一件事，我们是要带着那个有遗憾的胜利走，还是收获一场不朽的成功。”

最后的结果想必大家都知道了。那一夜中华民族千里夜奔、万众欢腾，有一种特殊的能量被凝聚，然后灌注到我们的血液中去，让我们精神昂扬，让我们斗志奋发。很遗憾，女排夺冠的那第一夜我还没有出生，所以不得见那时灿烂北京的风华。

这一晃，时光便三十五年。

我不知道今年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在8月21日的上午，早早地就起床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然后守候在电视剧前，等候着那场千里之外的对决。

我打开电视，开始用我的遥控器找来找去，电视机里没有中央一套也没有中央五套，而以北京远郊的wifi水平，根本没有办法支撑起一场畅快淋漓的在线直播，万不得已我拿出手机刷文字直播。我看到塞尔维亚队率先发力，第一局1比0领先，第二局开局她们凭借短平快再次得分，中国队迅速调整自己的应对方式，逐渐逐渐比分开始追平，出现拉锯。

我想我们一样，在那时，赛场的比分交替就是我们人心的纠结。我们紧紧的握着手，试图这样想象，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生命能量竟从我们的躯体当中腾空而出，然后凝聚成一个伟大的念想，跨过重洋，就正好落在那个排球场去。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被某种复苏的能量重重打到心上。等我回过头再看新闻的回放，我只看到赛场当中姑娘的欢呼、那种喜悦的笑容以及久违了的那种振奋人心和泪流满面。

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被激动刺激到流泪了。

是的，我现在在说的，就是中国女排，它在里约的夜空当中为中华民族所留下的那一道永恒的光亮。

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不少时候了。你在媒体当中、你在报端之上仍然会看到女排姑娘们的歌颂与表彰。但我想有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重新去细细思考和回答，那就是，到底是什么力量如此真实的触动了我们。

有人说，那个力量叫个体的强，因为每一个姑娘的奋斗让她们的生命在赛场上开花；有人说，这个力量叫做群体的光，只有我们手拉着手，相濡以沫，在最后我们才可以把责任变成一种使命的担当；还有人说，是郎平，她的坚韧、她的睿智、她的执着。当画面在变化，我每一次看到郎平的背影，她像极了我们严厉的师长，而画面发生转移，看到她眼角的泪痕时，她像极了我们伟大的母亲。

在里约，这一小时四十分钟的竞赛中，各种灿烂的光华聚集到一处。它在告诉我们一件事，那就是，不管之前有多少坎坷，不管你有多少绕不过去的坎儿、跨不过的弯儿，只要到最后你坚持下去，最终沉淀下的一定是每一个成熟的灵魂脸上最自信的笑。

我有一只排球，曾经的中国女排每一位队员都在这个球上签过名，在大多数的时候，它无非安安静静的蜷缩在家里的一角，浑身都沾满灰尘。

我想说，你我像极了那只排球。在现实生活中，背负着庸庸碌碌，然后我们被凡尘所滋扰、我们所平庸、所困倦，于是我们跌倒尘土当中。我们觉得不应该再坚持了，没有办法继续了，我们觉得暮色沉沉，双眸不再炯炯。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束光从天上照了下来，它如此碰巧的照在你的身上，这个光与你的耳朵相连，与你的双目相接，最终如此结实的碰到你心上。这是一份拯救。它在说，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选择平庸。

当奥运女排结束的时候，我拿起我的那只排球，我把它再一次的擦拭干净，这次我分外地用心，但我不想把它再放回墙角了，我想用一颗虔诚的心把它放回到身上。

这是我们的中国女排，在媒体的渲染当中，她们已成神奇。但是对于平凡的每一个人，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它无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点亮，它可以呵护你、温暖你、保护你。我想代表所有最平凡的中国生命，向这群姑娘们说一声谢谢，是你们在中国，我们好感激，在中国有你们在。

女排很高，但女排不远，它不是遥遥不可及的山峰，它是那个让每一个普通人而获得慰藉的力量，它是守护、温暖，照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英雄。

家国天下

89年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有一个小女孩儿出生在湖南的湘江边的一处人家。因为是女儿身，所以教育对她来讲变成是奢望，但亲友们不舍这个孩子的资质合力供她上学，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走，最后念完大学，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女大学生。

1949年国民党飞机降落在长沙，为了争取科技人才，劝说她说跟我们一起到台北，她拒绝了，她留在这片土地。建国之后，1950年她跟队北上成为第一批跟苏联专家共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而在11年之后，她又举家南迁到大西南，再次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

这之后的故事，并没有顺遂完美。她在工厂里工作，然后退休，然后国企改制，然后工资就这样成月成月地发不出来，她的晚年也颇为艰辛。

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有时会抱怨，但抱怨完又快速的平静。我一直记得她的眼睛，那种饱含沧桑却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光亮。后来我明白，这个是那一代人的眼睛。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把自己深深嵌入在这个国家成长的年轮里。

这个人是我的外婆。对她而言，爱国就是怨着、爱着、守着、望着，就是无论我遭受怎么样的不如意和辛酸，我绝不撒手远离。对他们来说，也许那种情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但她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便已经如血液一般成为她最真切的本能。

115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一笔一万两千美金的捐款。捐款人有这样一个要求，我要捐助一所汉学系。这个要求让校方颇为为难，因为专门设立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研究机构，需要多少人不知道，需要多少钱不知道，怎样发展不知道，如何规划不知道。不仅校方不知道，这个捐款人本身对此也知之甚少，他只是坚持，我要捐一个汉学系。捐款人没有念过书，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不了解子曰诗云，他不会知道兰亭隽永。可对他而言，他的愿望就这样朴实地扎在心里头，他要在北美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

1901年6月28日，他把他毕生的积蓄捐给哥伦比亚大学，于是在这所著名学府里设立了美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哲学和法律教育的科系，并以他的名字冠名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他在那封写给大学的信中写到，仅此奉上一万两千美金的捐款，以支持贵校中国学研究的基金。他在签名处写上这样几个字 “A Chineseperson”，一个中国人。

这个人叫丁龙，广东劳工，终生未娶。他的一辈子便是生活在美国贵族的家中，他一世为仆。这样一个人，被当做“猪仔”卖到美国，然后生命颠沛流离，可在心中有一个顽强的愿望。那就是，尽管自己过着那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但是却要让每一个积累下来的铜板最后完成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在此处落地，让国家的文化根不断、脉不绝，让圣贤的教诲能够在美利坚传扬出去。他大概不知道，在今天如果富人做这等事，我们说他是慈善，可若穷人做这等事，他便是圣贤。对于丁龙，爱国就是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四海飘香，能够光华永世。

在五十年代，有一个老人半做调侃地说：“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主要是因为，在农村晚上没有电。”有人批评他说：“你自己家里面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里头也没有电。”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他敏锐地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速实在是太快了，这个速度达到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三十。他是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政策”的学者，并把这个观念转化成某种政策主张。但怎耐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他的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判断是“人多就是力量”。

一位夫子，他站在这边，所有人都站在对面。他却说，我虽已近八十，我自知寡不敌众，但面此状况也应当单枪匹马走出去，绝不向那种以力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批判屈服。在他写的一篇《北大之精神》的文章中他说，所谓北大精神便是那种奉献牺牲的精神，便是贡献国家和社会不计个人之利害勇往直前。这个人叫马寅初，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经济学泰斗。对他而言，爱国就是坚守良知的批评，就是哪怕所有人站在那边，我凭良心，我站在这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爱国，对于我们每一个国民来说，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深刻情感，它自然在召唤，它神圣去皈依。它有时如小雨淅淅，有时如长河浩荡，它所滋育的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田。但对于国家，这份感情需要国家倍加珍惜。我们说国民对国家只能全情付出，而国家对国民也应该有万般珍惜。这个社会的秩序应该仁义、道德应该公平，那些最闪亮的价值观应该被一次又一次的提起。因为只有这样，国民才会觉得对这个国家的爱可以永恒而卓远。

我们今天说到何谓爱国，爱国也许是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不管遭遇怎么样的波折，他都永不放弃。可国家对他，也不能放弃。

我们今天说何谓爱国，爱国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小种子，对华夏文化的那种眷念铺央开来，让它散发世界。而国家要记住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历史中随便被淡忘。

何是爱国。爱国是有的人坚持自己的良心，采取批判的立场，而国家要珍视这样的赤子之心和国事情怀，要报以的是最大的宽容和开放的胸襟。

各位，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我们和这块土地的生命关乎；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它需要的是吾国与吾民的共同努力方能最终彼此成全。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灿烂的那种爱国感情一定是来自这两种伟大力量的交织，那便是——我们深深的爱着我们的祖国，而我们的祖国也深深的爱着我们。

为时代发声

我们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特别严肃的演讲了，让我用一个颇为轻松的对话开始好吗?你们大概每个人都有手机，你还记得最近的在你手机里头那个最热络、最欢呼、最引发关注的那个新闻标题或者是热门词是什么吗？

大概是、大概是有的艺人离婚或结婚，或者“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吧，先挣一个亿”。那再那个之前呢？再那个之前是“友谊的小船哪，说翻就翻”，是“我只想安安静静做一个美男子”，是“你那么牛，你咋不上天呢”。再之前，再之前是“No Zuo No Die”，是“且行且珍惜”，是“宝宝心里慌宝宝不哭”。再之前呢，再之前，大概是“问题来了，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了。

大家笑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当我们给大家回放这些舆论的关键词的时候，有很多其实你已经忘记。你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它们曾经居然这么流行。

我们在一个信息每天迎面扑来的时代，所谓繁花似锦，所谓热火烹油。我们每一天就这样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我们赶集似得往前走，生怕错过一点点什么，我们显得不那么时尚。而作为结果，当我们沉下心回头去看，我们发现什么东西我们都不记得。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孔子是在说，大家别刷朋友圈了，你以为那是真实的世界吗？不，那是一个小小的、固化的圈子把你给围拢逐住。我们在里面说什么？说的是日常的饮食、说的是旅游的照片，渐渐地、渐渐地，我们的关心逐渐逐渐从自己内心灵魂的成长挪到外面的那些琐碎去，然后相互点点赞、相互发发言。“好行小慧”，我不是说这样错了，我是说，如果你所有的生命格局都是奠定在这样的琐碎之内，“难矣哉”、要有自我的成长和灵魂的抱负，这便不大可能。

我们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我们赶集似得生怕任何一个落下，我们一直就这么赶路，有的时候竟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刷微信、刷微博，如果每一条资讯是一百个字，如果你每天能够读一百条，这并不算多，这意味着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可以积累三十万字的阅读量。这是什么概念，各位，老子的《道德经》五千个字，卡夫卡的《变形记》三万个字，那些最晦涩的比如像黑格尔的《小逻辑》三十万字。你拼命地阅读，拼命让自己的肢体展开去接受各样的咨询，但最后一想，竟然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在这种碎片的时代中获得信息，它影响的绝不仅仅只是资讯的营养，而是你内心的那种定力。你每天都看，但我问你，在座的各位，当你展开一本厚厚的书，放松自己的身心想要读的时候，你还有那种耐心吗？你每天都接受各种各样的资讯，天南地北浑涌而来，你似乎什么都知道，但是有一个真正关乎你成长和决定的大问题若是放在你的面前，你能真正的回答吗？

我们说，为时代发声。但我想说，“为时代发声”是有前提和基础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是奔涌而上地去参加一些狂欢而没有自我的定力、灵魂的成熟和独立的声音，这怎么会是为时代发声？这不过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盲从。

我们说，为时代发声，绝不仅仅是那些对伟大的歌咏、对成功的铭记、对不朽的惦念。其中恐怕还得有一些人，他不是那么讨巧的，要指着你的鼻子，包括我自己，告诉大家说，我们都病了。这个时代让我们蜷缩在这种碎片化的尘埃当中，我们都病了。我们必须要重新捡拾起阅读的习惯，我们必须要恢复起那种求学的兴致，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真正成熟、健朗，最后精神成人。

慢一点、静一点、定一点，给不是手机而是自己的心一点时间。我真的不知道在这个如此喧嚣的时代，真的还有别的时代声音比这个忠告更重要吗？

第三篇：熊浩《家国天下》演讲稿

我是演说家《家国天下》演讲稿

熊浩

八十九年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有一个小女孩出生在湖南的湘江边的一处人家，因为是女儿身，所以教育对她来讲变成了奢望。但亲友们不舍这个孩子的资质，合力供她上学，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走最后念完大学，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女大学生。1949年国民党飞机降落在长沙，为了争取科技人才，劝说她说跟我们一起到台北，她拒绝了，她留在这片土地。建国之后1950年，她跟队北上，成为第一批和苏联专家共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而在11年之后，她又举家南迁到大西南，再次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

这之后的故事并没有顺遂完美，她在工厂里工作，然后退休，然后国企改制，然后工资就这样成月成月地发不出来，她的晚年也颇为艰辛。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有时会抱怨，但抱怨完又快速地平静。我一直记得她的眼睛，那种饱含沧桑，却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光亮。后来我明白，这个是那一代人的眼睛，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把自己深深嵌入在这个国家成长的年轮里。

这个人是我的外婆，对她而言，爱国就是怨着、爱着、守着、望着，就是无论我遭受怎么样的不如意和辛酸，我绝不撒手远离。对他们来说，也许那种情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但是她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便已经如血液一般成为她最真切的本能。

一百一十五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一笔12000美金的捐款。捐款人有这样一个要求，我要捐助一所汉学系，这个要求让校方颇为为难，因为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中国的研究机构需要多少人不知道，需要多少钱不知道，怎样发展不知道，如何规划不知道。不仅校方不知道，这个捐款人本身对此也知之甚少，他只是坚持，我要捐一个汉学系。捐款人没有念过书，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不了解子曰诗云，他不会知道兰亭隽永，可对他而言，他的愿望就这样朴实地扎在心里头，他要在北美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

1901年6月28日，他把他毕生的积蓄捐给哥伦比亚大学，于是在这所著名学府里设立了美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哲学和法律教育的科系，并以他的名字冠名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他在那封写给大学的信中写到，仅此奉上12000美金的捐款，以支持贵校中国学研究的基金，他在签名处写上这样几个字——A Chinese person，一个中国人。

这个人叫丁龙，广东劳工，终身未娶，他的一辈子便是生活在美国贵族的家中，他一世为仆，这样一个人被当做“猪仔”卖到美国，然后生命颠沛流离，可在心中却有一个顽强的愿望，那就是尽管自己过着那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但是却要让每一个积累下来的铜板最后完成，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在此处落地，让国家的文化根不断、脉不绝，让圣贤的教诲能够在美利坚传扬出去。他大概不知道，在今天如果富人做这等事，我们说他们是慈善，可若穷人做这等事，他便是圣贤。对于丁龙，爱国就是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四海飘香，能够光华永世。

在50年代，有一个老人半作调侃地说，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主要是因为在农村里晚上没有电。有人批评他说，你自己家里面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里头也没有电？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增速实在是太快了，这个速度达到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三十。他是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政策的学者，并把这个观念转换成某种政策主张。但怎耐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他的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判断是，人多就是力量。

一位夫子，他站在这边，所有人都站在对面，他却说我虽已近八十，我自知寡不敌众，但面此状况也应当单枪匹马走出去，绝不像那种以力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批判屈服。在他写的一篇《北大之精神》的文章中他说，所谓北大精神，便是那种奉献牺牲的精神，便是贡献国家和社会，不计个人之利害，勇往直前。这个人叫马寅初，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经济学泰斗。对他而言，爱国就是坚守良知的批评，就是哪怕所有人站在那边，我凭良心我站在这边。

苟立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爱国，对于我们每一个国民来说是一种身于斯长于斯的深刻情感，它自然在召唤，它神圣去皈依。它有时如小雨淅淅，有时如长河浩荡，它所滋育的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田，但对于国家，这份感情需要国家倍加珍惜。我们说，国民对国家只能全情付出，而国家对国民也应该有万般珍惜。这个社会的秩序应该仁义，道德应该公平，那些最闪亮的价值观，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因为只有这样，国民才会觉得对这个国家的爱可以永恒而卓远。

我们今天说到何为爱国？爱国也许是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不管遭遇怎么样的波折他都永不放弃，可国家对他也不能放弃；

我们今天说何为爱国，爱国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小种子，对华夏文化的那种眷恋铺央开来，让它散发世界，而国家要记住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历史中随便被淡忘；

何为爱国，爱国是有的人坚持自己的良心采取批判的立场，而国家要珍视这样的赤子之心和国事情怀，要报以的是最大的宽容和开放的胸襟。

各位，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我们和这块土地的生命关乎；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它需要地是吾国与吾民的共同努力方能最终彼此成全。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灿烂的那种爱国感情，一定是来自这两种伟大力量的交织，那便是——

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而我们的祖国也深深地爱着我们。

第四篇：熊浩《为时代发声》演讲稿

我是演说家《为时代发声》演讲稿

熊浩

我们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特别严肃的演讲了，让我用一个颇为轻松的对话来开始好吗？ 你们每个人大概都有手机，你还记得最近的在你手机头那个最热络、最欢呼、最引发关注的那个新闻标题或者是热门词是什么吗？大概是有的艺人离婚或结婚，或者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吧，先挣一个亿。那再那个之前呢？再那个之前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是我只想安安静静做一个美男子，是你那么牛你咋不上天呢？再之前，再之前是不作就不会死，是且行且珍惜，是宝宝心里慌，宝宝不哭。再之前，再之前，大概是问题来了，挖掘技术哪家强了。大家笑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当我给大家回放这些舆论的关键词时，有很多其实你已经忘记，你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它们曾经居然那么流行。

我们在一个信息每天迎面铺来的时代，所谓繁花似锦，所谓热火烹油，我们每一天就这样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我们赶集似的往前走，生怕错过一点点什么，我们显得不那么时尚。而作为结果，当我们沉下心回头去看，我们发现什么东西都不记得。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孔子是在说，大家别刷朋友圈了，你以为那是真实的世界吗？不，那是一个小小的固化的圈子，把你给围拢住。我们在里面说什么？说的是日常的饮食，说的是旅游的照片，渐渐地渐渐地我们的关心逐渐逐渐从自己内心灵魂的成长，挪到外面的那些琐碎去，然后相互点点赞，相互发发言，好行小慧。我不是说这样错了，我是说如果你所有的生命格局都是奠定在这样的琐碎之内，难矣哉。要有自我的成长和灵魂的抱负，这便不大可能。

我们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我们像赶集似的生怕任何一个落下，有的时候竟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

刷微信、刷微博，如果每一条资讯是一百个字，如果你每天能够读一百条，这并不算多，这意味着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可以积累三十万字的阅读量，这是什么概念？各位，老子的《道德经》五千个字，卡夫卡的《变形记》三万个字，那些最晦涩的，比如像黑格尔的《小逻辑》三十万字，你拼命地阅读，拼命让自己的肢体展开去接受各样的资讯，但最后一想，竟然什么都没留下。我们在这种碎片的时代中获得信息，它影响的绝不仅仅只是资讯的营养，而是你内心的那种定力。

你每天都看，但我问你在座的各位，当你展开一本厚厚的书，放松自己的身心想要读的时候，你还有那种耐心吗？你每天都接受各种各样的资讯，天南地北，浑涌而来，你似乎什么都知道，但是有一个真正关乎你成长和决定的大问题若是放在你的面前，你能真正地回答吗？

我们说为时代发声，但我想说为时代发声是有前提和基础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是奔涌而上地去参加一些狂欢，而没有自我的定力、灵魂的成熟和独立的声音，这怎么会是为时代发声，这不过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盲从。

我们说为时代发声，绝不仅仅只是那些对伟大的歌颂，对成功的铭记，对不朽的惦念。其中恐怕还得有一些人，他不是那么讨巧的，要指着你的鼻子，包括我自己，告诉大家说，我们都病了。这个时代让我们蜷缩在这种碎片化的尘埃当中，我们都病了，我们必须要重新捡拾起阅读的习惯，我们必须要重新恢复起那种求学的兴致，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真正成熟健朗，最后精神成人。

慢一点，静一点，定一点，给不是手机，而是自己的心一点时间，我真的不知道，在这个如此炫耀的时代，真的还有别的时代声音比这个忠告更重要吗？

为时代发声

许吉如

我一直觉得我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表达者，很多人说，我表达只是为了表达，但其实没有一个表达者内心不希望自己表达的内容不得到传播，不希望自己做的演讲被更多人看到，所以我说我幸运。

两个月前，我在这个舞台上做了一篇叫做《国强则少年强》的演讲，可能在座的各位，你的朋友圈里有人在转发，你的微博上有人在给它点赞。但是我知道你的饭桌上，你的身边，你的手机短信里，一定必须有人在骂它。

我当时很不明白，《国强则少年强》并不是一篇专门为了演说家准备的演讲稿，它来自于我的一篇个人日记，写于2016年3月。我从以色列旅游回到波士顿的第二天，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只是做一个游记，我在看世界的过程中，回头看到了我自己的家，然后我跟家里人说说我是怎么想的，但是有人会去质疑我的动机。我最最最不明白的是，我自认是一个骄傲的人，我用心地表达出我的想法，我为什么要去理会那些批评苛责，甚至是超出演讲和内容本身，对我个人品格、为人、性格的一些猜测和人身攻击，我不要去理。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到了第二轮的录播现场，是主题演讲，我抽到的题目是偶像。

录制当天的早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中国女排时隔多年再次夺冠，然后节目组老师有人跟我很好心地建议就说，你可以在演讲的开头，提一下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建议。但是我当时脑子里一下就炸开了，炸开的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对我第一篇演讲进行的那些评论，无论是说我用心良苦、迎合、曲意逢迎，还是歌功颂德，还是动机叵测，那些评价在我那子里炸开，使我没有理智和礼貌去和节目组的老师沟通，我和他们大吵了一架。我跟他们说个：“我以为自己特别掷地有声，我说我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是一个独立个体，我只说我自己认可的话，你们不要试着为了节目效果或者收视率或者任何爆点，去吸引我讲一些我不想讲的话。”我说得很不客气。

当时节目组的老师，静静地听我说了十分钟，等我平静下来，他说：“吉如，我能不能也跟你说一说我的想法。我们都很喜欢你的表达，也很尊重和理解你不想接受这个建议。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在今天的时代，今天的电视行业，语言类节目，一档没有明星，没有噱头，没有什么爆点，没有什么炒作点的节目，单纯想通过语言的力量，去留住一丝情怀和温度，这个节目并不好做。所以我希望你，我恳请你在你的措词里，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性，请你尊重你身边人的劳动，礼貌的和你的编导进行沟通。”

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刷刷下来，我不是委屈，我是内疚。因为他的那句话让我意识到，公共表达的责任。

我一直以为我在舞台上表达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文字，可是如果今天没有这样磅礴的音乐，我的表达会有力量吗？如果之前没有乐嘉老师，节目组的编导老师和我日以继夜的抠稿子，我的表达会得到时代的检验吗？如果没有像马丁老师、仲蠡老师、熊浩老师这样出色的对手，我会被激发出最大的斗志与动力吗？如果没有背后的服装化妆，现场的灯光、大屏舞美，还有很多个因为我并不熟悉电视这个行业，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命名的这些台口人员名称，今天会有我站在这里，为时代发声吗？

那个时候我意识到，那句凭什么和他们凭什么评价我，他们凭什么批评我？他们凭什么挑剔我？他们凭什么攻击我？我问不出口，因为任何一个在花的十分钟时间看我演讲的人，都有资格去评价我、批评我、挑剔我，因为我占据了公共表达的平台，因为我占据着资源，因为我的表达背后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它是一整个组，甚至一整个行业，就像今天在座的各位媒体前辈，试图在这个时代继续用语言和文字和思想的力量，保留一份情怀和温度。第二讲结束之后在台上，林正疆大哥握着我的手说：“吉如还可以更好。”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一定不是回了谢谢两个字，我说的是一定要更好。因为第二讲，是我发声的转折点，从 两个月前那个偶然来参赛，只想也只敢为自己发声，不敢去正面外界评论，不敢去直面质疑，想要逃避想要撇清表达责任的我。到第二讲之后，那个不会怕别人说我在利用任何东西，只想说出我心中真实声音的我，我在成长，我的成长就与这个时代，与发声这件事情一起产生。如果说敢于面对评论，教会我为时代发声，不要怕，不要怕走出那个小小看似很清高的我，那么马丁老师、熊浩老师、仲蠡老师，每个人都用昨天晚上熬到半夜五点，凌晨五点和今天淋漓尽致的发达告诉我，为时代发声不要急。稿子不要定，因为可能下一稿会更好；服装不要定，因为可能另一种呈现效果会更得体；音乐不要定，因为可能另一种渲染会更有情绪上的共鸣。

而最后，今天现场所有的掌声和善意它告诉我，为时代发声不要停，不要停的不仅仅是表达者和我说的话本身，不要停的是评论、是挑剔、是批评，因为真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到达的彼岸，但只有不断地表达，不断地交锋，不断地挑剔，不断地对抗，才可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和我们每个人都想留住的温度。

不要怕，不要急，不要停，为时代发声不会停。谢谢。

第五篇：万世师表 熊浩

万世师表

熊浩

【导读：他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跟着人群走过那个叫学海的小池塘，跨过礼学门的牌坊，进入大成殿。只见正前面站着一个合手而立的夫子，他的前面有龛（kān）台，龛台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我透过人群仔细看，那上头的字是“万世师表”。

我长大了，我明白，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无比隆重，它用来专门修饰那些我们这个文明的人格典范和精神导师。坦率说，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实。我们所占据的这个现实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导师这个词，多少恐怕也受人污染了吧。什么人都敢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我不是说这样的称呼错了，我是说有一点不甘。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点迟疑，就是，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的人，还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人，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个字的生命光华。如果有，他是谁？他是何等模样？

我大学时代到安徽支教，从上海出发，火车转汽车然后步行，最终到达了大别山深处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学。第二天一早，我和太阳一起起身，来到学校当中推开教室的门，发现孩子的眼睛，被阳光照得无比澈亮。

我们拿半截粉笔，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语文、数学、英语，下课的时候，我们这帮大孩子和山里的娃一起在红旗下嬉戏，那个声音放肆得要命，传出好远好远，引得那些村里的孩子家长都好奇地往里望。

我拿到导师这个题目，进入我头脑的便是那大别山深处的朗朗书声，便是那孩子眼睛，便是求知的精神，以及在那个小小的校园当中的白墙上，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话——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我们问校长这是谁说的，校长说，我们安徽老乡陶行知。

陶行知，安徽歙[xī]县人，1891年生，1946年逝。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伊里诺易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

陶行知1917年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1917年，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了，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要重新定义何谓成功，他要让自己和祖国重新建立关联。

1917年，先生目之所及之中华，全是面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中国那时候有两亿文盲，有七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知，本可以转身而为人上之人；那时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学，本可以谈笑于鸿儒之间。而他把目光死死盯住中国的最底层社会。

陶行知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陶行知脱下西装，辞掉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

这是什么概念？陶行知在当时一个月的收入是四百个现大洋，那个时候若在北京要想买整一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他三个月的薪水。

而这一切，陶行知统统不要了。他移居到南京郊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住到牛棚当中。他和老乡们相识，他渐渐有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

在晓庄，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耕作，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你得自己干。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师。

他邀请自己的朋友、学者到晓庄授课，传播新的知识和观念。渐渐地，这个在晓庄极不起眼的大学堂，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众。

陶行知行走在世俗乡里之间，行走在街头巷议之内，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面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都识字。

他一个人在努力着，他的这个梦想的芽破土而出，我们眼见繁花就要开到树上。是的，有陶行知所在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在武汉、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他为中国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而最后先生死在路上。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年他55岁。

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回他的晓庄，沿路上的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

挽联在飘，上面写着行知先生千古。而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世师表”。

先生说，我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说，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把我往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

我们回头看我们当代的社会，导师这个名词多少开始变得廉价了。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渐渐地我们忘记人格。在今天，导师这个名词变得愈发功利了，我们更多地把师生之谊看成一种雇员与雇主的经济关系。我们称导师为老板，渐渐地我们忘记了先生。

我们今天讨论陶行知，我们今天演说陶行知，我们今天缅怀陶行知，便是想凌空从先生那借来那浩然之气，让它如火，让它如光，让它重新照亮每一个为师者心中，那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以及对祖国的赤子热爱。

2014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初为人师，想必经时光之洗练，我也会成为学生们的导师。只希望到那一天，多少能够延续先生的光，把它变成隽永的亮。

名山苍苍江水攘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你会问，你会问在今天全是发财的师父，全是教人的导师，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生命质量，让导师这二字有不一样的分量？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光亮，让导师这两个字有那种灿烂的光华？

你现在应该有答案了，因为就在不远处，因为就在不久前，真有这样的人。他就站在这里，他用他的一生温润过中华。

他是陶行知，他是人民的导师，他的一辈子给我们讲一件事，就是，为人师者还可以活成这样一般大写的模样。【相关人物：熊浩 】

他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他移居到南京郊外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渐渐有了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

复旦大学青年讲师熊浩今年教师节在“我是演说家”节目的演讲——《万世师表》，引无数人感动落泪。他在演讲中引用了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的话：“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把我往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深深打动了所有听众。

因为这次演讲，熊浩花10天时间，第一次全面了解了陶行知，“这个用自己的生命温润了全中国的人，他也成了我从教生涯中的一颗星辰。”

熊浩是复旦大学法学院的青年教师，曾经参加过多次辩论赛并获得最佳辩手称号。但是“这次演讲和那些辩论不一样”。

熊浩说，拿到“导师”这个规定题目时，他想到过很多大学者，包括胡适，“他可说是中国成功知识分子的代表，留洋回国，长袖善舞，成为士林领袖。但是，当下社会似乎只剩下了胡适的魂魄，而和他反差最大的，则是想把知识贡献给社会最底层的陶行知。”

刚刚在复旦担任讲师两年的熊浩说：“近年来看到越来越多导师和学生的纷争，这使我不由想到，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师道尊严。就此而言，当下我们更应该谈的是陶行知，他一直致力于他所说的‘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他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知道，在胡适那一类知识分子的成功模式之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熊浩本人先后在华东政法大学、墨尔本大学和香港大学分别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进行过学术交流。回看求学生涯，熊浩说：

“我所遇到的每一位导师，都对学生倾注了全部的爱，他们从来没有让我觉得导师是老板。虽然他们没有像陶行知那样大爱于众生，但他们对学生的爱和对教育的热爱，是推动我走向大学讲台的动力，未来，我也绝不会让我的学生认为我是老板。”

在熊浩看来，陶行知是送教育到农村的“中国支教之父”——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坦言，自己虽然无法做到陶行知这样，但能够做到的是，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让学生看到有着好的价值观的人，应该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得很好的人。然后才是达则兼济天下，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学生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