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第一篇：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周业安

内容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自科斯以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设的研究方法，即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经验实证分析，这是因为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但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建立在对理性选择模型的简单理解的基础上，再加上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不仅没有提炼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无法有效的把握案例研究方法。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致力的主流化实际上阻碍了研究本身。

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 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 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 ；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1.特别感谢唐寿宁博士对本文所作的指导和建议；本文曾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论文发表，感谢景跃进教授的支持；感谢武京闽主编的审阅和谅解。

2.参见Coase, 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Institutions,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 C.Menard(ed.),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P3.3.[美] 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第352-353页。

4.[美] 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第358页。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 9。

5.参见科斯（1993）的系列论文。

6.科斯对模型前提条件的看法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方法论观点有根本差别，后者认为前提条件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不过，林毅夫（2001）最近也强调，模型的前提条件不能太过偏离显示，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7.张五常在他的这本博士论文中，通过平均成本向边际成本转换的技术处理，使得科斯的理论得以在台湾农地契约的演化中得到检验。

8.关于可证伪对经济学科学化的意义参见布劳格（1980）。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 A.and R.Hira, 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9.案例研究近年来被新制度经济学家逐渐重视，前期成果已经被马斯滕汇编成一本文集，参见马斯滕（Masten，1996）。

10.更详细的分类参见Williamson（2000）和周业安（2001）。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 11。

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11.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也作一些经验实证，但这种实证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验实证很类似。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历史制度分析则侧重于案例研究，从故事叙述中揭示原理。12.主流化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试图得到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另一层就是这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时基本上采用主流的新制度分析方法和思路。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 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宪政“；人们选择宪政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 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 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13.关于布坎南的这些观点的深入讨论参见唐寿宁（1999）的立宪经济学的综述和制度经济学演进的回顾。

14.就是威克塞尔，参见布坎南对自己思想演变的介绍（布坎南等，1999）。15.关于哈耶克的知识论的形成及相关的争论，参见帕普克（2001）。

16.哈耶克实际上说，知识的分散化是建立在知识的个性化基础上的，所以标准化的计划机制无法协调这些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代理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 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知识，只有市场可以做到（Hayek, 1945）。

17.相关论文参见梅纳德（Menard, 2000）编的论文集。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宪政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 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

形式化的演绎是重要的，大样本的经验实证也是需要的，但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中译本）所指出的，纯粹的演绎和纯粹的归纳同样危害很大。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来说，演绎方法、经济实验及大样本为基础的比较分析都不可依赖，经济学家需要从大量的实例中直接观察并进行归纳，归纳先于演绎可能较为有用。德国历史学派更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依从的特征，因此，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必须以跨学科研究为重点，而且还必须有现实性。这些早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恰恰适用于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因为制度分析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科斯所创立的三个特征走的，并进一步试图克服科斯早期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结合哈耶克等人的演化思想，发展出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模型。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如果看不到这一趋势，势必走入死胡同。

18.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各种分支的讨论参见笔者今年的工作论文。19.关于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综述参见笔者过去的几篇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离一个成熟的理论还有很大距离，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更多侧重于经验实证以及与社会学等融合表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自觉努力。国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时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不仅不能给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添砖加瓦，而且还浪费了身边的大量的具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原有的案例研究过于依赖理性选择模型，现在也走入困境，近两年已经很少有高水平的案例出现。如果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要走出低谷，只有弱化方法论的争论和理性选择模型的影响，从案例研究和历史制度分析着手，重点考虑制度的执行层面的特征与后果，当实际的制度形态和演化特征被深入研究后，才有可能对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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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2000，”中国的经济转轨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研究资料》，第10期。

周业安，2001，”新制度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

第二篇：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复习资料

一、名词解释

1.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它涵盖了经济学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既关心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也关心制度在经济经验影响下的发展。

2.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

3.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此所获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4.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是指市场参与者不拥有某种经济环境状态的全部知识。新凯恩斯学派认为，不完全信息经济比完全信息经济更加具有现实性，市场均衡理论必须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予以修正。

5.产权：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

6.寻租：个人为增加个人财富所作出的对社会净财富发生不利影响的努力。

7.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初始权利如何配置，自由交易都会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状态。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8.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社会规范体系的选择、创造、新建和优化的通称，包括制度的调整、完善、改革和更替等。

9.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的实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10.路径依赖：它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

11.产权残缺：所有权的残缺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那些用来确定“完整的”所有制的权利束中的一些私有权的删除。

12.诺思悖论：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个人权利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衰落。这就是有名的“诺思悖论”。

二、简答题

1.产权的特征有哪些？

答：(1)产权的完备性与残缺性。

(2)产权的排他性与非排他性。

(3)产权的明晰性与模糊性。

(4)产权的实物性与价值性。

(5)产权的可分割性、可分离性与可转让性。

(6)产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2.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的行为有哪些假设？

答：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定有：

(1)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2)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此所获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3)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指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

3.简述交易费用存在的原因？

答：(1)人的本性决定交费用的存在。威廉姆斯认为，人的本性直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机会主义的倾向。

(2)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决定交易费用的存在。一个人做出决策时，无从了解其他人同时也在做的决策和计划。

(3)与个体间产权交易有关的各种行为导致了交易费用的产生。这些行为包括寻找有关价格的确切信息、谈判、订立和约、监督、索赔等。

4.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1)国家凭借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

(2)有利于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

(3)还取决于权力介入产权安排的方式和程度的差异。

(4)离开了国家，产权制度无法建立，但无效或低效的产权又或多或少与国家有关。

5.简述制度的构成？

答：(1)制度构成一般概括地讲可分为两大类：即硬制度（正式制度）和软制度（非正式制度）。

(2)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即宪法层次，集体行动层次，操作层次和选择层次。

(3)柯武刚、史漫飞将制度分为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内在制度和被自上而下地强加和执行的外在制度两类。

(4)诺斯则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制度），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制度）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个部分就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6.科斯定理有何意义？

答：(1)理论意义：科斯定理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产权制度安排会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这就使制度安排这一在传统经济学中被当作既定前提的因素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实践意义：科斯定理的提出为解决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措施。科斯定理的提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可资借鉴之处。科斯定理指出，产权的清晰界定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往中的交易费用，达到最优经济效率。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它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改革者进一步认识产权明晰化的重要性，使人们不仅仅满足于法律上对产权的规定，而重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具体明确产权边界；二是启发人们在探讨更为合理

和更为有效的产权配置时，必须考虑交易费用。

(3)方法论意义：进行经济学研究一定不能脱离实际，要从经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事实的详细考察，以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三、材料分析题

答：(1)产权界定：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产权理论，产权经济学强调财产权的买卖和分配应该是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对象，而不是商品买卖。财产权的买卖和商品买卖相比，更有利于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资源配置。

① 假定个人在现有的阶级结构所确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使效用最大化；

② 通过考察各种可能的制度安排对收益—报酬的影响，从而可能详细地分析制度安排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③ 认识到交易费用大于零在所有权情形中具有的实际重要性。

(2)交易费用：

① 交易是分析的基本单元；

② 造成交易成本差异的关键是交易的频率、不确定性及资产专用性；

③ 各种一般治理模式都是由一系列属性所界定的；

④ 每种一般治理模式都适用不同的契约法；

⑤ 交易与治理结构都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

⑥ 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导致治理成本的变化。

四、论述题

1.为什么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导致低效率产权的出现？

答：(1)加入不同集团以后，产权的选择不一定是最优的了，对某一集团有利的产权安排不一定有利于其他团体。

(2)产权的安排取决于利益集团对统治者的影响力。在利益集团中失利的往往是那些从属于大集团的个人，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获得有关可靠信息的高额成本；二是搭便车问题；三是相对较小的人均受损额。越是小的利益集团越是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可以影响统治者。为什么少数人能愚弄多数人呢？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原因：产权结构的边际变化能导致人们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在这些变化中，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

(3)利益集团对统治者的影响力决定制度安排：人人皆大欢喜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因此，一种制度能否得以实行，就要看一个社会的决定政策的权力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

(4)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有效的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因：

① 从舆论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产业政策或保护政策。

② 对新的进入者设置障碍，即斯蒂格勒所说的一种管制需求，强调管制，以行政的手段分配资源等。

③ 在这种有利益集团影响的行业或部门往往形成以行政垄断为支撑的产权结构，其他经济主体很难进行这些行业，产业缺乏竞争，从而导致低效。

2.试比较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

答：(1)两者相互补充：

① 当诱致性制度变迁满足不了社会对制度的需求的时候，由国家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可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

② 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也并不是无差异的，即制度是有层次性、差异性及其特殊性的。有些制度供给及其变迁只能由国家来实施；而另外一些制度及其变迁，由于适用范围是特定的，它就只能由相关的团体（或群体）来完成。

(2)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有许多共同点，如两者都是对制度不均衡的反应；两者都得遵循成本——收益比较的基本原则等。

(3)种制度变迁模式差别：

① 制度变迁的主体不同。

② 两类制度变迁的优势不同。

③ 两类制度变迁面临的问题不同。

3.什么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

答：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常常将正式制度称为正式规则和硬制度。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特征。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

联系：(1)二者是相互生成的。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2)二者的作用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任何正式制度安排都是有限的，只有依靠各种不同形式的非正式制度的必要补充，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约束体系。

区别：二者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本质的不同。(1)存在和表现的形式不同。(2)实现机制不同。(3)实施成本不同。正式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成本较高。(4)形成和演变的时间长短和稳定性不同。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却是一相当长期的过程。(5)可移植性不同。正式规则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但非正式制度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6)认知表达和传导方式不同。非正式制度形成和运行所依据的是心照不宣的默认的知识，而正式制度可以通过语言或以符号形式进行表述、传递和存储。

总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作为社会制度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互为条件、相互补充。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关注二者的作用，不可偏废。

第三篇：新制度经济学

长春工业大学2012级金融学研究生

学科专题研讨课发言提纲

姓名：

演讲主题：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演讲时间：5分钟左右

发言大纲

◆ 问题: 试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现实意义

思路：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内容的分析谈重视国家对于制度

发展的推动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金融学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的其中之一，对于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和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实际问题，新制度经济学都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些实际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在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等学派的挑战下不断地进行修正。随后，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运用正统的经济理论来对制度的构成和变迁进行了深入的透彻分析。因此，在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领衔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并且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果。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且认为制度决定了经济的发展。

1、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1)交易费用普通化

最早先的交易费用是将交易的风险因素、交易垄断、政府的控制和交易信息的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涵盖到交易费用的概念里，随后，交易费用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到保护产权的费用、界定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建立交易合同的费用、进行交易的费用和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新制度经济将交易中的交易费用等考虑 到经济分析中来，将现实的人和企业纳入经济分析考虑的范围中。

2)国家控制产权

国家是一个对行使暴力形式有着比较大的利益的组织。国家控制着所有交易的所有权，并且可以通过暴力的形式来实现对任何资源的绝对控制和规定。国家的各个商定决定着社会的福利最优化和统治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一些产权有可能面临经济不能持续增长的危险。而且国家的干预很有可能使产权低效率。这就是所谓的诺斯悖论，即没有国家就不会有产权，但是有了国家的控制管制，产权的效率就会降低。

3)制度的设立

制度是一个交易进行和成功的前提，是经过不断的沉淀形成的。制度之所以产生是为了降低在交易中花销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于制度是这样理解的，制度规定了人可以选择的范围，给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具有经济价值的激励政策和限制活动。随着经济活动和相关理论的发展，这些经济活动的相关制度逐渐健全起来了。

4)制度变迁

为了达到更高的制度效率，制度就会相应的随着资源、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进行相应的改变，进行动态的寻找最合适的制度配置。制度的变迁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知识结构进行相应的许多因素的制约，在进行制度改革时还是最先考虑的是新制度经济的增长效率和增长幅度。初始的经济制度对资源、技术进行了限定，使 制度的变迁产生了方向性和路径性的依赖，国家对制度的变迁具有暴力的控制，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着特别的作用。制度对于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性质不同，这就产生了制度供给的短缺，加上值得认知和建立完善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时间耗费的比较多，因此，制度的实际供给总是比获利的可能性要滞后一些.2、新制度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2．1政府对经济制度的控制作用

经济制度的建立与执行与政府密不可分，将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通常内在制度由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的形成，并且在人们的生活中非正式的存在执行。外在制度是在政治权利机构的要求下创立的规则，建立制度的目的就在于使经济活动按一定秩序有序的进行。秩序的存在，使人们按照约定的内容和条 款合理的预见未来的一种经济行为模式。没有经济制度，经济交易的执行和交易的合法公平性就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劳动分工也就没法实现，每个人都会沉溺于机会主义而不能使经济正常的运行。对于新制度经济，建立了很好的制度和约束，这样就使交易的进行和实施有了可靠的保证，继而广泛公平的社会分工就会更容 易实现，经济就会持续繁荣的发展。经济制度以政府为后盾强加于社会实施，一般的经济制度都采用的是外在制度，这种外在的经济制度可以被公众广泛的接受和认识。经济制度的约束作用在政府的强化作用下付诸实施，政府的外在组织和外在控制作用就防止了经济活动中不合理行为的出现。政府对经济制度的控制作 用对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保证了经济活动的公正性和秩序性。

2．2根据需求进行制度的变迁

新经济制度的推进，使我们更加明白国家对经济制度的改革要根据国家实际的经济制度变迁的需求情况进行。对于制度变迁的需求来讲，国家可以采用改变产品市场价格来推进制度的变迁。另外，国家可以强有力的将优秀的人才和有限的物资集中起来，引进新技术，并且进行创新，来推动制度的变迁。此外,市场的迅速发展要求国内市场要达到一定程度的统一，整体上扩大市场规模，进行制度的变迁，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首先，就需要对国家的宪法和现存的制度进行相应的改善，使经济制度更有效率。其次，要设立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环境，增加经济制度体系的知识水平，同时也对经济制度的供给能力予以提高。经济市场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制度的变迁，要求国家按照对制度的需求来进行对经济制度的变迁.2．3发挥政府对制度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新经济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中，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有政府对经济制度的作用，我国新经济制度的变迁和实施具有强制性变迁的性质。经济制度的变迁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经济制度的实施是需要成本的，当制度的收益高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时，这个经济制度的才会被广泛接受和实施。由于政府的强制作用或者影响，国内经济制度的变迁和实施具有快速实施的特点，如果这一经济制度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就会在快速实施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收益，经济收益的效率明显的高于国外的经济制度变迁的速度。但是在政府的决策者中仍然存在对比较过时的制度从中得利的人士，他们不会轻易的对新经济制度的实施投以赞同票，这就需要政府在进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要将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选择正确的合理的经济制度，选择合理的方式推广实施，建立规范的产权和经济政策，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积极的发挥政府对经济制度的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4重视国家对于制度发展的推动作用

国家在新经济制度的发展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我国的经济制度的变迁和改革的历程中来看，经济制度的改革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在整个社会中的威望是很大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在制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和推广。我国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多 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不同的所有制就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这就会在各个企业之间产生一些避免不了的利益矛盾。在经济活动出现混乱、不能正常运行、经济制度出现不完善的情况下，就需要国家来对这些企业之问的矛盾和制度的缺欠进行必要的疏通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迅速，相应的经济制度就需要进 行相应的完善甚至变迁。政府在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充当着主导的作用，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变迁通过意识形态和政策来影响企业制度的变迁和安排。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制度的变迁和不同性质企业的发展，政府发挥着它应起的作用。国家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在于引领着企业的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制度变迁的方向，组织着经 济制度的变迁.3、小结

新制度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制度变迁的热潮，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带来了又一个春天，中国也需要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实施新制度经济体制，交易费用普通化、国家控制产权以及进行制度的变迁，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和国家对制度的推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正确的合理的选择新制度经济在中国推广的方式，是政府和国家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四篇：新制度经济学

制度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执行机制人的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假设前提

三大命题环境

财产权利、机会成本、可降

低

内涵与外延科斯威廉姆森

契约人特定交易交易费用理论决定因素（威廉姆森）

应用纵向联合、技

术转让、跨国

公司

私有产权与共有产权公共物品与外

部性

产权理论（人与人）产权功能

产权的排他成本与内部管理

成本度量成本、不完全合同与公共领域

本质

科斯定理

边界新制度经济学科斯

企业理论企业的本质与边界

公司治理（保护所有者权益、委托代理）制度功能威廉布森本质边界源泉：相对价格的变化、偏

好的变化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时滞、路径依赖制度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

第五篇：新制度经济学

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

2007161050经济学谢雁娇

一个学期的新制度经济学课，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下的产权理论，它让我对当今的企业制度有了一个浅显的认识。我查了有关产权方面的知识，结合所学内容，简单谈谈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特征。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正逐步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和改造，改组和改造的目的是尽快让国有企业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特征。我想从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入手，就产权清晰问题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1、产权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产权理论起因于科斯对外部性问题的重新研究。科斯通过引入产权概论，论证了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市场机制仍是有效的在零交易费用前提下，权利的初始界定并不影响资源优化配置的最终结果，这就是科斯第一定理。这一定理揭示出传统经济学论市场机制而不涉及产权制度所产生的逻辑悖论，从而推翻了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说明经济学分析必须引入产权因素。

但“零交易费用”是不现实的，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产权的界

定、产权的交易都必须花费一定的成本，只有当产权界定和交易带来的收益大于所需成本时，产权的调整方能实现；若收益小于成本，即使产权调整能带来更优化的资源配置，但因无利可图，也不可能实现。

2、企业产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

正如科斯所指出的，由于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产生了企业这种可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但企业的出现又使得原有的产权状况变得更为复杂，企业产权理论正是研究和解决企业制度中因产权复杂化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企业产权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剩余索取权问题。

为了保证企业的效率，剩余索取权应归监督者（即企业管理者）所有，而在企业内部，管理者既可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又可为资本所有者或劳动者同时兼任。因此，按剩余索取权归属的主体不同，企业可划分为企业家企业、资本家企业、工人管理企业三种类型。而具体采取何种形式，则取决于各生产要素的市场环境，因为企业作为一种特定的交易组织形式，出于节约交易费用的考虑，会根据具体的资本、劳动及管理的市场交易费用的比较，避免所需交易费用过高要素的直接市场交易。若违背这一原则，企业效率必然低下。

在现代股份公司中，所有者即股东的利益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经营者由于掌握实际的经营权，可能会谋取私利，这就产生了一个委托——代理问题。若没有有效的制度控制代理成本，则股份公司将无法有效运转。委托——代理理论正是研究如何设计一种机制，使之最大限度减少代理成本，同时又给予经营者以最大激励。首要的措施就是必须使经营者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把经营者的报酬与企业利

润联系起来，或直接让经营者拥有企业部分股票。由于剩余索取权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还必须采取一定的市场约束。一是经理市场，当代理成本过高时，股东可通过合法程序重聘经营者；二是股票市场，当股东利益受损，而单个股东又无法影响董事会决策时，他可抛售其股票，从而约束经营者。

二、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所应具有的本质规定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句话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其中，产权明晰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它是实现后三个方面的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是有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性环节。

首先，权责明确是以理顺产权关系为基础的。强有力的产权约束必然造成严格的与自觉的从而也是充分的责任。一系列的放权措施使企业经营者有了生产经营和其他方面的权利。但松弛的产权关系的缺陷因为这种放权而失去了行政约束的屏障。所以，权责明确的前提是理顺产权关系，建立对于企业经营者形成强有力约束的产权制度。

其次，产权关系不顺，无法理顺政企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在非资产基础上的关系即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对企业实行的管理；二是建立在资产基础上的关系即政府作为企业资产的拥有者而对企业实行的管理。处理前一种关系较为容易，而后一种政企关系的处理则较为困难，原因在于政府的后一种管理具有刚性：既然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那么作为投资者的国家就必

然要对其实施管理。无论是国家必须保持的对一定的领域、一些企业的控制，还是政资分开，都是理顺产权关系的基本内容。

第三，科学管理要求必须理顺产权关系。在产权关系明晰的公司制下，董事会是所有者的代表，出于维护和增进自身利益的需要，将管理者的经营能力作为主要标准择优录用，并在实践中加以考评。通过这种强有力的产权约束机制，使管理岗位上永远立着优秀的管理者。因此，优秀的管理者和良好的企业管理可以说是建立在产权明晰基础上的一种派生效果。事实上，良好的产权关系本身寓含着遴选优秀管理者的机制。

由此可见，产权明晰是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础。以上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的分析，充分说明：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三、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

1、所谓产权清晰便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在狭义所有权层次上进行产权界定，根据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弄清所有权归谁；二是狭义所有权与其他产权拥有主体的产权界定，笼统地讲，也就是划分出资人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如果以上几方面的产权都界定清楚了，就可以说国有企业的产权清晰基本完成了。产权清晰在明确投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之后，也许对国有企业产权明晰更重要更复杂的一个方面，就是明确企业与政府的权利边界，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归根结底就是这个边界不清。

国有企业产权明晰就是要在三个层次上明确责权利的关系。第一

是国家与公民和法人企业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投资者之间及其与企业的产权关系；第三个层次就是员工与企业的关系。

2、引入多元投资主体是否就明晰了产权

产权明晰中有一个误解，就是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后，产权就明晰了。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在提到的第三个层次上明晰投资者与人力资本投资者之间的产权无疑提供了动力，但这增加了产权明晰的复杂性。因为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各个投资者的产权也需要明晰，这在市场经济里是通过投资时的谈判与资产评估以及今后增资或减资的博弈完成的，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虚位或对其产权代表的激励和约束不力将影响其在博弈中的成绩或产生资产流失。

无疑通过资产评估可以明确企业的资产占用数量，强化经营者的责任意识，有利于明晰第二个层次上的产权关系。而通过引进私人资本或外资，不仅可以解决国有企业的资金困难，还因为私人资本的存在，有利于明晰所有三个层次的产权关系，但这同样要付出成本。

现有的保人不保体制的改革思路，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旧体制不会自行消失，产权明晰也就不可能很快完成。

3、产权明晰是动态的博弈过程

产权明晰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市场化过程，动态博弈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财产权也是一个逐步明晰、逐步具体化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代，产权观念从单一的所有权观念分解为具体的所有、使用、收益和让渡等权利概念。可见产权权利意识是在历史的长

河中逐步形成并具体化的动态过程。

从短时间看，产权清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的状况在变，资产结构的不同及债权结构的不同，产权也有不同的权属内容。一般在企业正常经营里有满意的回报时，企业经营者有充分的自主权；而在回报不满意时，投资者的介入经营常常发生，职业经理的权力受到限制；当经营出现问题，影响职工利益或债权人利益时，他们也有参与管理甚至接管企业经营者的权力。总之，产权明晰是一个持久的动态过程，市场化的改革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

结束语：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当今经济学的热门学科，其发展潜力巨大，实用性强，可以达成个人，企业，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