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第一篇：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下，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如何通过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经济理论，设计适应一国经济文化政治的经济运行体制，从而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和良性循环，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内涵及特点、核心理论的粗浅探讨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涵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为了与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威廉姆森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关于制度的概念，西方学者有数种不同的解释。舒尔茨将制度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凡勃伦则将制度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诺斯认为“制度是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他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新制度经济学派则更多的将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同时也是一种经济资源, 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综上所述，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涵应为：经济学家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制度，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 一般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具有以下特点：

1.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继承。与老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否定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批判的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的产生、作用及其演变，如新制度经济学吸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如经济人假设、收益最大化和边际替代等，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空间，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发展和补充了新古典经济学。

2.对“经济人”的态度持批判态度。威廉姆森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借用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提出的人的“有限理性”观点，说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力求理性原则，但是人的理性有限，人们的理性会受到信息传播的效率和他接受信息的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这种限制使得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或接受信息的能力不强而造成市场交易费用的增加。

3.分析方法上的特色。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比如以个人主义作为它的哲学基础，以理性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以最大化“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成本收益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演进和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提出制度改进的途径。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核心理论

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之一的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都非同一般。新制度学派大概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伴随60年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生产扩大过剩、社会矛盾尖锐等特点而兴起。发展至今，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形成了四大核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

（一）交易费用理论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理论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经济组织，该理论认为“任何一种能被表述为契约问题的经济或组织问题,都能在节约交易成本的意义上进行深入的探讨”。1937年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最早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成本，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市场配臵资源的效率降低了”。通常情况下，交易费用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

“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可以说，离开交易费用范畴，就不会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源的稀缺资性，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也具有稀缺性，因而经济学可以将交易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进行研究，从而使经济学进一步透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从交易费用为零到交易费用为正的过程，使得人们可以重新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另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活动需要付出成本，从而也就有如何配臵的问题。资源配臵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必须改善制度，减少交易费用这部分“内耗”，提高经济效率、提升资源配臵效率。

（二）产权理论

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对产权的定义是“所谓产权，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有助于人们形成那些他们可以合理持有的预期”，其强调了产权的行为性和社会关系性质。诺斯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强调了产权的排他性。因而，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

关于产权的最著名的科斯定理，“只要制度是明晰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将是有效的”，表明无论开始将产权赋予谁，市场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臵的帕累托最优。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臵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三）企业理论

关于企业的起源问题，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科斯认为市场上的交易使用价格机制来协调的，企业不同于市场的特征就是用行政命令取代了价格机制成为资源配臵的方式。企业的存在把原来许多属于市场交易的行为“内部化”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被行政手段所替代，即许多原来要由市场交易的经济行为现在却在企业内部进行协调了。

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两种不同而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体制。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在企业规模的确定问题上，科斯认为，由于企业管理过程本身也会产生有费用，并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管理费用也在增加，因而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规模达到它所支付的管理费用和企业扩大所节约的费用相等时，企业就达到了其最大规模。

（四）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诺斯在《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两篇论文中提出一个中心论点：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是有代价的，除非其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则这种新制度不会出现。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因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在看待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因素时，科斯认为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诺斯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来研究，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使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更为成熟和完善，为人们思考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问题开阔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深刻的思路。

在对国家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诺斯也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并没用多大发展，可是诺斯的独创之处是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相结合，提出有关国家“暴力潜能”分配论，认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国家；若暴力潜能分配是不平等的，则产生掠夺性国家。”“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做交换。”即国家暴力以能实现社会合作现实其公正性。诺斯实质上上市将科斯的企业理论引入国家问题而展开分析：统治者也是一个具有福利或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经济人”，他们也面临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在竞争和交换过程中，他们也是“有限理性”，其行为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国家暴力在界定与行使产权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在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分析中，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一个拥有健全伦理道德的社会，它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从而使制度的作用发挥更为完善，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诺斯具体的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公平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准绳，减少内耗，提高效率。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变革，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不可否认制度的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以下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启示。

（一）产权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在我国引起极大的反响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启财富潜力的钥匙。经济学家张五常作为科斯理论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创新者，特意把最近出版的《中国经济制度》一书献给科斯，称“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科斯本人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产权没有得到界定，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通过改革来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显然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3年, 我国明确提出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的提出了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其中受影响最深刻的就是我国的农地制度。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明确产权的产权激励问题，就农民的信息空间或农民承包土地和出卖农产品的信息成本过高提出了通过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建立一个完整的农地产权激励机制，使产权机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实现农地的可持续利用，推动我国农地制度变迁。

（二）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和政府行为中,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它实际上是公职人员和那些参与腐败交易的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动下经过成本— 收益计算后得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而制度通 过影响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最终影响着 个人选择；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提供了政府行 政机构改革的主要途径——制度创新。科斯在谈到中国当前面临的腐败问题时，曾表示“我不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也不认为中国目前的腐败是市场化改革的副产品。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有腐败了。腐败的根源是一种不良的社会体系，使一些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得到了以腐败牟利的机会。”

（三）企业理论。制度分析方法与企业行为中, 新制度经济学指导完善公司法人内部治理结构。认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就是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而提供的一种激励约束机制，是对一个企业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的制度安排，是一套对 公司剩余索取权进行配臵的法规构架；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引导人们重视对中国企业文化 的研究——企业与团队精神。目前我国所进行的企业产权改革就是一种国家机制主导的制度变迁。

改革和发展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现实，中国经济学要想有所突破，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必然选择。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提出了许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无法解答的理论难题。最后引用科斯2010年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论坛上所说的“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

第二篇：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县际竞争与成渝经济区发展问题

摘要：张五常提出，县际竞争是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激烈的县际竞争促使市场经济价格体制的建立，能有效避免租值消散。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成渝经济区发展问题，希望可以在“十二五”规划的背景下，探寻西部经济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县际竞争约束竞争合约成渝经济区

中国经济改革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几乎处于相同的步调，理论引导着改革实践，而实践又不断为理论注入新鲜血液。张五常是为中国改革引入科斯理论的第一人，他的产权、合约理论与科斯一脉相承，在经济改革的潮流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要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待成渝经济区的问题，必须先从《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的相关概念、理论说起。

一、县际竞争与约束竞争合约

县际竞争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理位置邻近的县级行政区政府围绕改善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等非流动经济要素、吸引资本、劳动等可流动经济要素而展开的竞争，培育要素在当地的“根系”，使之扎根当地，其目的是通过吸引资本、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以及争取上级特殊政策以尽可能提高本行政区居 民的福利和人均收入，促进辖区经济增长。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县际竞争双方处于不同承包合约的同一层次，这种合约安排使县际竞争具有一些特点，比如县级行政区的界限、竞争激烈等

所谓“县际”，也就规定了这种竞争的界限是县级行政区，县际竞争不是简单的区域竞争，原因在于使用土地的权力。土地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在农业、工业、房地产等经济层面都是极其宝贵的稀缺资源，土地的利用效率可以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状况。因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镇、省而是在县，从土地的使用权对经济的作用来看，县际竞争比一般情况的地区政府竞争更有现实意义。

“竞争”来源于资源的稀缺性。阿尔钦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者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每个经济人都在极力使用稀缺资源来满足需要，如果竞争是无序的、混乱的，那么会产生租值消散，消散的租值其实就是实施不完善制度而产生的制度费用。产权界定是保障竞争有序进行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从约束竞争的角度来说，产权界定下的权利制度安排可以看成是一组合约，称为约束竞争合约。

县际竞争最激烈。因为县级政府决定经济发展的实际权力相对较大。而且，在同一个省或市政府辖区内，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地域的边界、权力的边界均比较清楚、所拥有的条件也比较清楚），县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如在政绩考核中，排名靠前的县，其主要领导可以进入到高一级政府党政班子的常委）、县财政的松紧、县领导干部的经济收入（招商引资提成、经济发展奖励）等都与县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县级政府在许多方面具有商业机构的特征。

二、成渝经济区现状分析

2009年7月，国家发改委在成都召开了编制工作会，会议初步商议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将涵盖四川的15个市和重庆的31个区县，总面积是20.61万平方公里，人口9840.7万，GDP总量1.58万亿元。其中重庆除了一小时经济圈的23

个区县外，还有渝东北的万州、梁平、丰都、开县、垫江、忠县、云阳和渝东南的石柱八个被纳入了成渝经济区，整个成渝经济区涉及的重庆幅员面积是1.15万，占37.56%，占重庆人口2380万，占重庆总人口的62.5%。

成渝经济区位于四川盆地中心，具有自然条件优势，长江及其支流贯穿整个经济区直接带来交通优势，另外劳动力资源丰富、幅员广阔、西部科学技术中心等优势也让经济区具备了发展成为增长极的可能条件，“十二五”规划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成渝经济区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具有领跑者的地位，无论从经济区自身优势条件还是外部经济环境来说，在这样的机遇下，成渝经济区极有可能成为全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领力量。

成渝经济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两个经济中心构成的双核经济区，而且成都和重庆在行政单位上来说处于不同地位，重庆直接受制于中央而成都则属于四川省政府的管理范围，正是这些独特又为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带来一些问题。

首先，成都和重庆是相同经济区内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中心，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如果没有区域间的协调合作（实际上确实也很少），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恶性竞争是可能存在的，比如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那么如何规范这种竞争？怎样安排制度来约束竞争呢？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以资产界定的权利，也就是私有权，对成都和重庆两个独立个体来说，私有权的界定是清晰的，这种界定以行政界限为基础；第二、以等级界定的权利，虽然二者的行政等级不一样，但是不存在谁附属于谁的问题，所以没有经济单位等级的高低之分；第三、通过法例管制，这类权利结构的主体是中央政府；第四、受风俗或宗教约束，对成都和重庆来说，这类权利结构的比重很小。私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作为独立的两个个体来说，成都和重庆拥有各自区域内各种资源要素的私有权，但是作为成渝经济区，二者却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主体，是否需要重新界定产权呢？就目前来看，经济区内要素没有达到自由流动的状态，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资本，在政府之间的竞争下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如果有第三方作为经济区的要素所有者，成都和重庆维持一定的产权也许可以解决要素流动的部分问题，中央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其次，市场竞争行为导致的负外部性的监管主体缺位或大大弱化。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和约束。如企业的排污要严格限制及治理；企业对资源破坏性的开采要严格限制及惩罚；企业对劳工要有必要的保护；等等。而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辅助之以非政府组织（NGO）和普通民众。一旦政府转变为竞争的主体，市场竞争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就无形中消失或大大弱化了。县际竞争同样如此，因为县级政府的职能从监管经济转变为市场竞争的参与者，此时的外部性问题需要另外的监督者，也就是中央政府，所以在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问题中会特别强调中央扮演的协调作用，真实目的就是减少负的外部性。

三、基于宁波地区实践的相关建议 宁波经济近几年来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与县域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分不开的。宁波实行市管县体制，下辖6区5县（市）。2007年宁波县域面积、县域人口和县域GDP分别占全市的72.7%、61.3%、56.3%，县域经济在宁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宁波地区也存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在县际竞争路径与制度选择的探寻中，提出建构以市场为导向的职能运行机制；缩小政府规模，强化县乡体制改革，精县、简乡、强村；实施合理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等建议，从而提升制度竞争力。可以看出宁波地区对发展县际竞争，更多强调的是制度建设，另外弱化县的行政职能加强市场职能，突出区域合作。

成渝经济区的县际竞争要复杂一些，而且较宁波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低一些，然而县际竞争的问题却类似，在参考宁波地区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弱化成都和重庆的行政地位。同一个经济区内的县可能属于不同的省份，如果过于强调政府的地位，在政府作为竞争者的寻租过程中，经济发展策略难以统一，经济区内部仍然处于市场分割状态，那么县际竞争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产生更多的外部效应。

其次，加强中央政府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中央作为第三方监督者可以有效减少外部性问题，而且川、渝对于中央来说处于相同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中，中央政府对整个经济区有权威领导，经济区的发展需要政策协调。

最后，通过成都、重庆两极之间地区的县际竞争，加强“轴”的经济地位，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促进“点——轴——区”发展模式。

县际竞争发展模式尽管存在缺陷，但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快速发展成渝经济区的浪潮中，县际竞争更能体现作用，不过，推陈出新是必要的，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需要制度创新，强调竞争的同时注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相关职能改进，从而促使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到来。

注释：

1、《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张五常，中信出版社，第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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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2009年10月第1版，中信出版社；

《我国区域经济规划现状及成渝经济区发展远景——基于“十一五”时期区域发展的回顾》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

《成渝经济区地方政府合作探析》余长惠，[A],1674-3652（2010）02-0118-04； 《四川“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与“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在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十二五”规划座谈会上的发言》林凌，[A], 1006—012X(2010)—06—0005(05)；

《宁波地区县际竞争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范廷国、朱国军，[A]

《关于成渝经济区发展的思考》何雄浪、杨继瑞，[A]，1671-5365(2010)02-0072-06；

第三篇：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它为人们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尤其是在一个新旧体制转轨的国家中，它更有用武之地。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党和政府提出要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我国政府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分析了新制度经济学给我国政府管理中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法治与德治关系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带来的启示。

一、从体制及制度的创新上加大反腐力度，同时不忽视思想教育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有三个假定：①人的行为动机是双重的，即人不仅追求财富最大化而且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着人的行为，它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经常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但是，实现非财富价值不能总是以牺牲个人财富为代价。制度能够改变人为其偏好所付出的代价，改变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的权衡，从而使理想、意识形态等非财富价值在个人选择中占有重要地位。②人是有限理性的。诺思认为，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认识环境的能力。③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即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常常会采取很微妙的、隐蔽的手段，会玩弄狡诈的伎俩。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机会主义动机常常是和冒风险、寻找机遇、创新等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机会主义又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机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建国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腐败现象泛滥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我国价格实行双轨制从而造成官倒、私倒十分猖獗。第二个时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于土地市场的不健全及土地产权制度发生滞后，政府官员们掌握了土地的批租权力，从而出现了许多权钱交易和官员的腐败。第三个时期是近年来我国国企改制和产权改革中出现的腐败。从以上三个腐败现象大规模爆发的时期可看出：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使官员们有了腐败的可能，官员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所以反腐败应主要以制度为主，教育为辅。

反腐败应从体制及制度的创新上下功夫，从根本上消除寻租及设租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并不增加任何新的产品或新财富，而只是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把更大一部分的社会财富装入私人腰包，寻租导致了不同政府部门及官员争权夺权，从而影响了政府的声誉和增加廉政成本。寻租还妨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降低行政运转速度甚至危及政权稳定。寻租活动是政府干预的产物，没有政府干预就没有寻租活动。所以寻租与设租是紧密相连的，没有设租行为的话，也就不可能有寻租活动。为了遏制寻租行为，我们可以加强舆论监督、变革制度结构等。另外，在政府决策中用委员会表决的民主方式能够比其他方式更能减少寻租活动造成的资源浪费。针对设租行为，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来进行反设租：一方面，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并对设租者严厉惩处，与此同时，清除超法律因素对执法行为的影响，提高设租者受查处的概率。此外，还应建立激励性的公务员薪水制度，薪水的提高能相对降低设租行为带来的超额收益，也能提高设租活动的机会成本，使公务员主动抵制设租活动的诱惑。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或用制度的力量才能抑制或最大限度减少权钱交易、寻租和设租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规范公共部门的职能范围，削弱政府官员的公共权力。当然，仅仅依靠制度来反腐败是不行的，黑格尔说：“为了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进行直接的伦理教育和思想教育”。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再加上制度也有失灵的时候，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思想教育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廉洁行政的保障，离不开法治，也离不开“心治”。我们应培养行政人员确立正确美好的行政伦理理想目标，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信念和价值观。

二、法治与德治并重，两者缺一不可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类。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特征，它明确用奖赏和惩罚来规定人的所作所为，社会越复杂，正式制度形成的收益率就越高。诺思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约束的[3]。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好”的意识形态能降低社会运行的费用，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克服搭便车的问题，意识形态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的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是非正式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人们的价值观念规定着制度，不同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制约了不同的利益追求机制与方式。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在现代社会中，正式制度总是和国家权力及组织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层面上，法律是正式制度的代表。非正式制度是无形的，这使得非正式制度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发挥作用。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当然，非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性发挥，也依赖于正式制度的支撑。

目前我们国家政治领域中存在的许多弊端，其产生的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法制不健全，人们随意违背宪法，践踏宪法，人治现象突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对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为之提供秩序，而行政权的加强必须有相应的控制、制约机制的加强与之伴随。否则不仅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秩序，而且还可能破坏已有的秩序，导致新的混乱，损害市场主体的权益，阻碍市场经济的发生[4]。所谓科斯定理，就是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法律制度极其重要。市场经济就是有效的产权制度加有效的法律体系。当前随着我国非帕累托型改革地深化，社会情况变得日益复杂，正式制度的收益率也随之增大，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设法治政府。当然，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都离不开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辅助作用。法律离不开道德，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的维持和执行依赖于人们在道德上的共识、认同、确信和尊重。道德原则是制定正式规则的规则，法律正式制度对伦理道德规范具有很大依赖性。我们在发挥法律对社会规范作用时，离不开伦理道德的规范调节，法治离不开德治，“以德治国”实质上就是要重视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发挥非正式制度中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的功能。法律正式制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固然极其重要，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伦理道德同样也不可或缺，它在一个国家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是德治的核心内容。由于“好”的意识形态能降低社会运行的费用，所以在当今价值冲突多元时代，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马克思主义牢牢地占据意识形态阵地。法治与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必须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两者缺一不可[5]。

三、尽可能的市场，必要时的政府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保护和支持社会的制度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政府的保护性职能是有局限的。在政府的保护性职能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政府管制来实现的，管制就其终极目的而言，是制度服务于民。现在许多国家在保健、安全和环境方面正实施着的大量管制却并不符合这一检验标准。这类管制的激增造成了交易成本，并削弱了竞争市场的协调控制功能。斯蒂格勒认为，经济管制主要不是政府对公共需要的有效和仁慈的反应，而是行业中的一部分厂商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种努力。在管制条件下，市场竞争已失去作用，谁获得了管制的特许权和经营权，谁就获得了垄断地位，同时谁也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行业管制的过程实际上是消费者剩余转变为生产者剩余的过程。国家的生产性职能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公民提供某些公共品，这种公共品主要是一些公享品，它们与成本和收益能由个人充分内部化的私人品相比，私人所有者不可能恰当的行使其产权，包括不可能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搭便车问题严重，公享品将供给不足，由政府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效应[6]。另外，私人经济部门或者由于投入太多、效益低而不愿意或无力生产；或者容易造成垄断，导致成本上升、效率下降，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也只能靠政府提供公共品。阿莱西分析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可比物品上的大量资料，证明了政治性企业的业绩的确比类似的私人生产者差。在公共部门产权条件下，执行和监督相同任务的成本更高，当缺少由真正的竞争市场所施加的无情约束时，行政控制的约束往往相对较弱，而代价却相当高。针对与国家的生产性职能相关的各种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例如，可以通过将社会化生产活动移交给相应竞争的低级别政府，使社会化财产转变为某种俱乐部品；或者社会生产私有化，同时保证获取这些物品和服务的权利继续存留于公共领域之中。另外，可以改革会计系统，使之与运作最佳的私人企业看齐。激励和监督方面的现代管理技能可能有助于为纳税人获取效率红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让经理的政治性老板为经理制定出明确的可测度的产出目标，但在选择被用来生产该产出的方法和如何购买必要投入的方法上，经理承担责任。在无法实行这类改革的地方，就应将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从公共部门中剥离出来，并使之私有化，从而使其采用竞争性的私人企业的纪律[7]。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失灵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外部性、公共品导致市场失灵的根源不在外部性与公共品本身，而在于产权失灵。外部性的产生和不少公共品的形成往往与产权界定不清有关。对于这些领域的问题，如果不从产权问题入手，而仅仅从国家干预入手可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我国国有经济在铁路、邮电通信、金融保险、城市公用事业等公共企业仍占垄断地位，由于这些行业的垄断性，从而导致了政府管制的持续性。现代经济学认为，基础设施领域是影响社会交易费用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当前基础设施领域的产权安排及垄断格局可以为政府带来较稳定的财政收入，但是这种格局越来越受到这种运作体制的低效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压力。另外，我国基础设施的这种格局从总体上讲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费用，所以政府应该在基础设施领域放开管制，引入竞争。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针对市场失灵，政府也不是一副灵丹妙药，政府也会失灵，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应从产权问题入手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我们应在经济转型时期采取“亲市场”的态度，即市场能解决问题的地方尽量让市场机制起作用，政府只能补充市场机制，政府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现实经济运行状况，确定好干预的内容、范围及手段，使干预保持在恰当的限度之内。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干预行为的目标、内容和方式应逐步缩小，强度应减弱，市场机制的调节范围和力度应逐步扩大和增强，从而做到“尽可能的市场，必要时的政府”。

第四篇：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复习资料

一、名词解释

1.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它涵盖了经济学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既关心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也关心制度在经济经验影响下的发展。

2.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

3.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此所获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4.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是指市场参与者不拥有某种经济环境状态的全部知识。新凯恩斯学派认为，不完全信息经济比完全信息经济更加具有现实性，市场均衡理论必须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予以修正。

5.产权：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

6.寻租：个人为增加个人财富所作出的对社会净财富发生不利影响的努力。

7.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初始权利如何配置，自由交易都会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状态。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8.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社会规范体系的选择、创造、新建和优化的通称，包括制度的调整、完善、改革和更替等。

9.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的实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10.路径依赖：它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

11.产权残缺：所有权的残缺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那些用来确定“完整的”所有制的权利束中的一些私有权的删除。

12.诺思悖论：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个人权利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衰落。这就是有名的“诺思悖论”。

二、简答题

1.产权的特征有哪些？

答：(1)产权的完备性与残缺性。

(2)产权的排他性与非排他性。

(3)产权的明晰性与模糊性。

(4)产权的实物性与价值性。

(5)产权的可分割性、可分离性与可转让性。

(6)产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2.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的行为有哪些假设？

答：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定有：

(1)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2)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此所获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3)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指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

3.简述交易费用存在的原因？

答：(1)人的本性决定交费用的存在。威廉姆斯认为，人的本性直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机会主义的倾向。

(2)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决定交易费用的存在。一个人做出决策时，无从了解其他人同时也在做的决策和计划。

(3)与个体间产权交易有关的各种行为导致了交易费用的产生。这些行为包括寻找有关价格的确切信息、谈判、订立和约、监督、索赔等。

4.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1)国家凭借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

(2)有利于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

(3)还取决于权力介入产权安排的方式和程度的差异。

(4)离开了国家，产权制度无法建立，但无效或低效的产权又或多或少与国家有关。

5.简述制度的构成？

答：(1)制度构成一般概括地讲可分为两大类：即硬制度（正式制度）和软制度（非正式制度）。

(2)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即宪法层次，集体行动层次，操作层次和选择层次。

(3)柯武刚、史漫飞将制度分为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内在制度和被自上而下地强加和执行的外在制度两类。

(4)诺斯则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制度），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制度）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个部分就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6.科斯定理有何意义？

答：(1)理论意义：科斯定理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产权制度安排会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这就使制度安排这一在传统经济学中被当作既定前提的因素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实践意义：科斯定理的提出为解决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措施。科斯定理的提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可资借鉴之处。科斯定理指出，产权的清晰界定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往中的交易费用，达到最优经济效率。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它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改革者进一步认识产权明晰化的重要性，使人们不仅仅满足于法律上对产权的规定，而重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具体明确产权边界；二是启发人们在探讨更为合理

和更为有效的产权配置时，必须考虑交易费用。

(3)方法论意义：进行经济学研究一定不能脱离实际，要从经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事实的详细考察，以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三、材料分析题

答：(1)产权界定：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产权理论，产权经济学强调财产权的买卖和分配应该是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对象，而不是商品买卖。财产权的买卖和商品买卖相比，更有利于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资源配置。

① 假定个人在现有的阶级结构所确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使效用最大化；

② 通过考察各种可能的制度安排对收益—报酬的影响，从而可能详细地分析制度安排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③ 认识到交易费用大于零在所有权情形中具有的实际重要性。

(2)交易费用：

① 交易是分析的基本单元；

② 造成交易成本差异的关键是交易的频率、不确定性及资产专用性；

③ 各种一般治理模式都是由一系列属性所界定的；

④ 每种一般治理模式都适用不同的契约法；

⑤ 交易与治理结构都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

⑥ 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导致治理成本的变化。

四、论述题

1.为什么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导致低效率产权的出现？

答：(1)加入不同集团以后，产权的选择不一定是最优的了，对某一集团有利的产权安排不一定有利于其他团体。

(2)产权的安排取决于利益集团对统治者的影响力。在利益集团中失利的往往是那些从属于大集团的个人，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获得有关可靠信息的高额成本；二是搭便车问题；三是相对较小的人均受损额。越是小的利益集团越是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可以影响统治者。为什么少数人能愚弄多数人呢？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原因：产权结构的边际变化能导致人们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在这些变化中，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

(3)利益集团对统治者的影响力决定制度安排：人人皆大欢喜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因此，一种制度能否得以实行，就要看一个社会的决定政策的权力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

(4)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有效的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因：

① 从舆论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产业政策或保护政策。

② 对新的进入者设置障碍，即斯蒂格勒所说的一种管制需求，强调管制，以行政的手段分配资源等。

③ 在这种有利益集团影响的行业或部门往往形成以行政垄断为支撑的产权结构，其他经济主体很难进行这些行业，产业缺乏竞争，从而导致低效。

2.试比较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

答：(1)两者相互补充：

① 当诱致性制度变迁满足不了社会对制度的需求的时候，由国家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可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

② 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也并不是无差异的，即制度是有层次性、差异性及其特殊性的。有些制度供给及其变迁只能由国家来实施；而另外一些制度及其变迁，由于适用范围是特定的，它就只能由相关的团体（或群体）来完成。

(2)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有许多共同点，如两者都是对制度不均衡的反应；两者都得遵循成本——收益比较的基本原则等。

(3)种制度变迁模式差别：

① 制度变迁的主体不同。

② 两类制度变迁的优势不同。

③ 两类制度变迁面临的问题不同。

3.什么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

答：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常常将正式制度称为正式规则和硬制度。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特征。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

联系：(1)二者是相互生成的。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2)二者的作用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任何正式制度安排都是有限的，只有依靠各种不同形式的非正式制度的必要补充，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约束体系。

区别：二者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本质的不同。(1)存在和表现的形式不同。(2)实现机制不同。(3)实施成本不同。正式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成本较高。(4)形成和演变的时间长短和稳定性不同。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却是一相当长期的过程。(5)可移植性不同。正式规则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但非正式制度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6)认知表达和传导方式不同。非正式制度形成和运行所依据的是心照不宣的默认的知识，而正式制度可以通过语言或以符号形式进行表述、传递和存储。

总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作为社会制度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互为条件、相互补充。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关注二者的作用，不可偏废。

第五篇：新制度经济学

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

2007161050经济学谢雁娇

一个学期的新制度经济学课，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下的产权理论，它让我对当今的企业制度有了一个浅显的认识。我查了有关产权方面的知识，结合所学内容，简单谈谈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特征。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正逐步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和改造，改组和改造的目的是尽快让国有企业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特征。我想从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入手，就产权清晰问题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1、产权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产权理论起因于科斯对外部性问题的重新研究。科斯通过引入产权概论，论证了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市场机制仍是有效的在零交易费用前提下，权利的初始界定并不影响资源优化配置的最终结果，这就是科斯第一定理。这一定理揭示出传统经济学论市场机制而不涉及产权制度所产生的逻辑悖论，从而推翻了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说明经济学分析必须引入产权因素。

但“零交易费用”是不现实的，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产权的界

定、产权的交易都必须花费一定的成本，只有当产权界定和交易带来的收益大于所需成本时，产权的调整方能实现；若收益小于成本，即使产权调整能带来更优化的资源配置，但因无利可图，也不可能实现。

2、企业产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

正如科斯所指出的，由于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产生了企业这种可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但企业的出现又使得原有的产权状况变得更为复杂，企业产权理论正是研究和解决企业制度中因产权复杂化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企业产权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剩余索取权问题。

为了保证企业的效率，剩余索取权应归监督者（即企业管理者）所有，而在企业内部，管理者既可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又可为资本所有者或劳动者同时兼任。因此，按剩余索取权归属的主体不同，企业可划分为企业家企业、资本家企业、工人管理企业三种类型。而具体采取何种形式，则取决于各生产要素的市场环境，因为企业作为一种特定的交易组织形式，出于节约交易费用的考虑，会根据具体的资本、劳动及管理的市场交易费用的比较，避免所需交易费用过高要素的直接市场交易。若违背这一原则，企业效率必然低下。

在现代股份公司中，所有者即股东的利益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经营者由于掌握实际的经营权，可能会谋取私利，这就产生了一个委托——代理问题。若没有有效的制度控制代理成本，则股份公司将无法有效运转。委托——代理理论正是研究如何设计一种机制，使之最大限度减少代理成本，同时又给予经营者以最大激励。首要的措施就是必须使经营者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把经营者的报酬与企业利

润联系起来，或直接让经营者拥有企业部分股票。由于剩余索取权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还必须采取一定的市场约束。一是经理市场，当代理成本过高时，股东可通过合法程序重聘经营者；二是股票市场，当股东利益受损，而单个股东又无法影响董事会决策时，他可抛售其股票，从而约束经营者。

二、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所应具有的本质规定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句话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其中，产权明晰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它是实现后三个方面的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是有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性环节。

首先，权责明确是以理顺产权关系为基础的。强有力的产权约束必然造成严格的与自觉的从而也是充分的责任。一系列的放权措施使企业经营者有了生产经营和其他方面的权利。但松弛的产权关系的缺陷因为这种放权而失去了行政约束的屏障。所以，权责明确的前提是理顺产权关系，建立对于企业经营者形成强有力约束的产权制度。

其次，产权关系不顺，无法理顺政企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在非资产基础上的关系即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对企业实行的管理；二是建立在资产基础上的关系即政府作为企业资产的拥有者而对企业实行的管理。处理前一种关系较为容易，而后一种政企关系的处理则较为困难，原因在于政府的后一种管理具有刚性：既然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那么作为投资者的国家就必

然要对其实施管理。无论是国家必须保持的对一定的领域、一些企业的控制，还是政资分开，都是理顺产权关系的基本内容。

第三，科学管理要求必须理顺产权关系。在产权关系明晰的公司制下，董事会是所有者的代表，出于维护和增进自身利益的需要，将管理者的经营能力作为主要标准择优录用，并在实践中加以考评。通过这种强有力的产权约束机制，使管理岗位上永远立着优秀的管理者。因此，优秀的管理者和良好的企业管理可以说是建立在产权明晰基础上的一种派生效果。事实上，良好的产权关系本身寓含着遴选优秀管理者的机制。

由此可见，产权明晰是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础。以上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的分析，充分说明：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三、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

1、所谓产权清晰便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在狭义所有权层次上进行产权界定，根据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弄清所有权归谁；二是狭义所有权与其他产权拥有主体的产权界定，笼统地讲，也就是划分出资人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如果以上几方面的产权都界定清楚了，就可以说国有企业的产权清晰基本完成了。产权清晰在明确投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之后，也许对国有企业产权明晰更重要更复杂的一个方面，就是明确企业与政府的权利边界，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归根结底就是这个边界不清。

国有企业产权明晰就是要在三个层次上明确责权利的关系。第一

是国家与公民和法人企业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投资者之间及其与企业的产权关系；第三个层次就是员工与企业的关系。

2、引入多元投资主体是否就明晰了产权

产权明晰中有一个误解，就是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后，产权就明晰了。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在提到的第三个层次上明晰投资者与人力资本投资者之间的产权无疑提供了动力，但这增加了产权明晰的复杂性。因为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各个投资者的产权也需要明晰，这在市场经济里是通过投资时的谈判与资产评估以及今后增资或减资的博弈完成的，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虚位或对其产权代表的激励和约束不力将影响其在博弈中的成绩或产生资产流失。

无疑通过资产评估可以明确企业的资产占用数量，强化经营者的责任意识，有利于明晰第二个层次上的产权关系。而通过引进私人资本或外资，不仅可以解决国有企业的资金困难，还因为私人资本的存在，有利于明晰所有三个层次的产权关系，但这同样要付出成本。

现有的保人不保体制的改革思路，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旧体制不会自行消失，产权明晰也就不可能很快完成。

3、产权明晰是动态的博弈过程

产权明晰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市场化过程，动态博弈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财产权也是一个逐步明晰、逐步具体化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代，产权观念从单一的所有权观念分解为具体的所有、使用、收益和让渡等权利概念。可见产权权利意识是在历史的长

河中逐步形成并具体化的动态过程。

从短时间看，产权清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的状况在变，资产结构的不同及债权结构的不同，产权也有不同的权属内容。一般在企业正常经营里有满意的回报时，企业经营者有充分的自主权；而在回报不满意时，投资者的介入经营常常发生，职业经理的权力受到限制；当经营出现问题，影响职工利益或债权人利益时，他们也有参与管理甚至接管企业经营者的权力。总之，产权明晰是一个持久的动态过程，市场化的改革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

结束语：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当今经济学的热门学科，其发展潜力巨大，实用性强，可以达成个人，企业，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