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五篇

第一篇：浅谈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浅谈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摘要：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现实告诉我们，意识形态渗透已经成为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武器。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没有坚定的坚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强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并进而威胁到整个国家安全。认真分析西方国家的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关键词：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 国家安全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易•系辞下》：“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国家安全包括国民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多个方面。其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识形态安全又是政治安全的核心内容。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当前社会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比军事战争和经济封锁更有效。可以说，“和平演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定战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是“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现今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中国。西方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财团不惜重金，以复杂严密的机制为意识形态渗透提供物质和组织保证；以党政领导干部为渗透对象，以培植其政治代理人；以学术精英为渗透对象，以培植其理论代理人；以“大众文化消费为内容，进行意识形态隐蔽渗透；以社会矛盾问题为话语工具，进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文化渗透的战略图谋从未改变过。冷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积极致力于向我国输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他们不断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上开展心理战和宣传战，宣传人权高于主权，淡化中国主权意识观念，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性解释、诋毁性解读，对社会主义进行“妖魔化”宣传。总而言之，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紧迫的、严峻的，也是复杂的、长期的，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

面对国内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冲击，我国应该积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程。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绝对真理，更不能教条的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是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符合时代发展的真正指导思想。第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共产党是我国的政治领导力量，是先进思想文化的代表，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要首先加强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和领导，确保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共产党的身体力行，定会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辐射力，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加强党的建设，不仅仅是从理论上提高，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第三，解决现实矛盾，提高人民幸福指数。邓小平同志曾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尽管，我们的经济水平在较长时间内不会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只要我们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让人们感觉到生活的幸福，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人们就会感觉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就会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念。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形势下，我们大学生应该以多元整合的态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强化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坚定意识形态认同感。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坚定地走马克思主义路线，从你我做起。

第二篇：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王岩

当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第一，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文化，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合法性的理论诠释，抵御异质性文化的侵扰，而且通过其对社会成员的教化塑造，为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和人力资源。意识形态在文化传承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最深层内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因此，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一方面，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抵御和消解能力，发挥其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作用，才能有效应对来自不同思想观点的挑战与侵蚀，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

第二，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和关系，明确提出了正确把握这两项工作的实践要求，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安全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安全，意识形态与其代表的阶级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占有有着本质的联系。当前国内外一些人宣扬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其本质就是要在推进私有化的进程中动摇和颠覆我国的经济基础，逐步确立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最终实现西方主流价值观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消解和同化，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与稳定。因此，要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确保公有制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使之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和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经济基础。

第三，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人民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遏制社会不公平现象，最大限度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完善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鉴于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要搭建起各阶层意识形态的对话平台，处理好坚持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社会思想多样化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包容多样，化解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显现出其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我们的意识形态才能显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夯实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第四，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领导核心。

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体现了执政党的政治信仰，而且还是其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大政方针的指导思想。因此，共产党的先进性与否直接关涉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接受程度，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无论是党驾驭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还是党建设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应对国际局势的能力，都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表现，都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领地位是关键。只有切实认识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和灵魂，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真正实现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能力。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体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规导和制度建设功能，这既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先进性的重要保障，又为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构建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五，提升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传播能力。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东西方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权的较量，是国际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的较量。一国的传播能力、传播手段是否先进和强大，决定了其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念的流传程度及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密切相关。因此，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特别是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渗透，我们的反渗透举措就是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大力增强软实力，在加强媒体安全、加大对敌对势力

文化渗透的防御功能的同时，“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建设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这既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又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

第三篇：网络强国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式与政策】

网络强国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现阶段我国意识形态主要面临有西方国家的渗透、网络文化的挑战、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创新能力不强等四个方面的挑战和问题。要通过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整合作用、切实解决国内矛盾增强认同感和向心力等措施来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新媒体是网络发展的重要媒介，同时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及其安全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在我国打造网络强国的同时也在注重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

首先，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存在技术性关联。新媒体建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现代新信息技术基础上，把新科技日益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着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地位。其次，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存在信息性关联。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与意识形态最直接的联系是通过信息。再次，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存在工具性关联。新媒体由于其特有的技术、信息性能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是促进人们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利器。

现阶段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挑战和问题。一是全球化与西方国家的渗透。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侵蚀着民众的政治认同，影响甚至动摇政治稳定的基础。二是网络文化的挑战。网络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渗透、流动、扩张等特性，使全球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冲突与融合成为可能。三是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会受到动摇的担心也在与日俱增，当这种担心一旦形成国民的普遍共识时，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受到置疑。此外，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地消解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四是意识形态创新能力不强，部分党政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依然比较陈旧，不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主流意识形态中仍然充斥着带有浓厚的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的基本范畴。

一）加强理论研究，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 能否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代结合起来，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否发展下去的关键因素。吴怀友在书中写到：“能否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对现实中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挑战和冲击作出有力回应，是解答和消除人们思想中的各种疑惑，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关键。

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共产党是我国的政治领导力量，是先进思想文化的代表，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要首先加强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和领导，确保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共产党的身体力行，定会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辐射力，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

三）加强宣传文化阵地建设

历史经验告诉了我们宣传文化阵地的重要性，你不去占领，其他思想就会去占领。我们要牢牢控制住各种文化传播途径，尤其要加强网络管理和监督，绝不给错误的思想意识提供传播途径。一定要注重现实生活的实际意义的重要性，将理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四）解决现实矛盾，提高人民幸福指数

中国有句俗话叫“事实胜于雄辩”，不论怎么说，说的再好，只要人们的生活水平上不去，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不会相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邓小平同志曾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总之，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不是必然的，究其原因，是我们对客观状况的应对不力和主观失误造成的。只要我们认真、冷静的分析、解决问题，我们定能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中国发展成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网络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着力点

在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应将着力点放在以下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在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任何挑战面前，只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地位没有动摇，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就有保障。从实践来看，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迫使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价值体系取而代之。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从来不畏挑战，它在与各种思潮的激烈交锋中不断发展壮大，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销蚀、破坏、解构的作用非常大。所以，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要防“明枪”，更需防“暗箭”，借助新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整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思维和方法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的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和深入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对多元文化进行引领，处理好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关系、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吸收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与抵御外来错误思潮的关系。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意识形态出现安全问题都源于大众在核心价值观上发生动摇和改变，导致这种动摇和改变的是在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人们思想发生混乱，核心价值取向离散。在新媒体使信息传播“去中心化”、信息管理“把关人虚弱”的趋势下，发生思想混乱和核心价值观离散的风险将不断加大。所以，在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应采取“堵”、“疏”结合的方式。所谓“堵”，就是在划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界限的前提下，吹响反击各种错误思潮的“集结号”；所谓“疏”，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进行自觉引领，扩大先进文化的影响范围，提高大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以此实现思想统一和力量凝聚。

（三）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提高对社会舆论的掌控能力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既需倚重技术，又要讲究艺术。各级党政部门，要提高信息化环境下的执政能力，运用新媒体创新社会管理，使各种新媒体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途径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进入新媒体时代，言论闸口日渐拓宽，信息来源变多变杂，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猜想等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也给舆论场引导增添了难度。”[7]对于新媒体的舆论，我们既要重视，又不应片面迎合，而应区别对待，加强引导，依法管理。对新媒体发出的偏激言论、虚假信息给予坚决回击和充分揭露。同时，善于利用新媒体的信息优势，扫除社会瘴气，匡扶时代的正气。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多对多”的特点。众声交汇的舆论场里，一些声音会在多点传播中不断向外辐射，如同池塘中的水波，越传越远，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要善于利用新媒体传播信息的“水波效应”，找到“共振频率”。所以，要探求新媒体传播规律，提高有关负责部门对社会舆论的掌控能力。

（四）积极制定促进新媒体科学发展的政策法规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环境维护，需加强受众的“自律”和“他律”。所谓加强“自律”，就是提高受众的社会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自觉不信谣、不传谣。新媒体不应脱出法律与道德的空间，加强管理和言论自由之间没有非此即彼的对立，一个缺乏自律的行业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在新媒体时代，“受众越是变得‘浮光掠影’，媒体从业者越不能‘捕风捉影’和‘哗众取宠’，越是坚守新闻专业的守则，不轻信、不盲从，清醒、理智、冷静、踏踏实实做新闻。”[8]所谓加强“他律”，就是强化新媒体舆论的信息技术管理和法规建设，实施严格的技术监控，坚决打击利用新媒体散布谣言和各种违法违规的活动。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壮大执法队伍，健全执法体系，落实执法责任。德国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管理，就包括那些通过新媒体煽动极端的言行，如“纳粹主义、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暴力以及儿童色情等黄色内容，自2003年以来，已有上千个媒体被检查处列为青少年不宜接触的媒体”。[9]类似的经验，我们应积极借鉴。

（五）努力创新新媒体健康发展的管理体制机制

从管理的角度看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在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动叠加效应基础上，大力发展健康的新媒体，并使其发挥传播信息的主导作用；二要对新媒体进行积极地监控和管理，在管理主体上应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在管理方法上要“多管齐下”，在管理策略上要把 “短、平、快” 治理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在管理分工上要落实好有关部门的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责任；三是理顺经营者与管理者的关系，新媒体经营者最核心的诉求是发展环境，希望有关管理部门有比较清晰的政策预期，而管理者最关心的则是健康和安全的发展态势，要求新媒体完善信息制作和发布流程；四是要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定位为国家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结合我国当前实际，使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条件，同时也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全面竞争的重要平台；五是积极培养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熟悉新媒体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队伍，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总之，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新媒体对意识形态安全提出的挑战，积极认识新媒体技术要领，充分利用新媒体信息传播优势，努力探索新媒体与意识形态良性互动规律，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得以充分维护。

第四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建设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建设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一、核心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关系

所谓价值体系即主体以其需求系统为基础，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整合而形成的观念形态，集中体现主体的愿望、要求、理想、需要、利益等。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出于自己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任何阶级、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中,都总是努力形成和不断巩固其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起指导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支配作用,代表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威胁和挑战

1.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长期思想渗透。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进行价值观渗透，通过他们的辐射作用传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社会大众。

2.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然而，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其系统性、理论性，容易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是固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内生力量。

3.是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此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既包含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因素，也包含逐利、拜金等消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多种所有制的并存、阶级阶层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关心和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关注和重视个体的利益和感受，并以此作为价值评判尺度，好坏优劣皆依主体自身加以判断，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文化价值观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

4.是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形成挑战。借助互联网这一新技术平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获得了新的技术载体、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言论空间，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时，信息网络化也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此外，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表达观点的新途径，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另一方面，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难度，一些人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也可能不再简单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在逐渐发生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封闭 半封闭向全面的开放的社会转型，它带来社会的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分配方式和社会方式 的多样化，而其根本问题是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它决定了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的增强，其实质是思想呈现了多样化。随着社会 阶层的不断分化，又必然造成社会价值观的诸多差异，而且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各人对价值观的判断和选择，极易受来自各方面的思想观念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而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成为社会转型的“稳定仪”。使社会大众能理性把握既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条件和要求，又客观上符合 社会进步要求的价值观，需要作为价值观的理论表现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各种价值观 进行“整合”，即对各种价值观的合理性和实现的条件作出评价，使人们在重新选择中有比较 明确的方向，给社会提供相对稳定的共同价值观。这就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确立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使人们在评价社会现象和表达自己诉求时，有共同的价值标准，社会才能稳定。

第五篇：西方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

西方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

李方祥

风云变幻、纵横捭阖的国际形势，也要求我们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非但没有“终结”，反而进一步得到强化，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成为西方的外交工具。近年来美国大力向东亚、东欧、中亚、非洲等地区输出美式价值观，推动所谓“民主化改造”。2006年9月美国推出“普林斯顿计划”，把推进美国式民主提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计划”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成“民主”和“非民主”两部分，要将全球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对抗“非民主国家”的挑战。这里的战略意图和意识形态性是不言自明的。美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手段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以武力输出“民主”的样板。美国还雄心勃勃地施行“阿拉伯民主化战略”，试图把伊拉克这一“民主样板”推广到中东的其他国家，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逐步改造阿拉伯世界，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建立、扶持亲美政权。

凭借着强势地位的话语权，千方百计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攻击、渗透和破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外渗透意识形态的重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放松过。近年来，他们在国际社会争夺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的活动呈显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散布“意识形态终结”迷雾、“普世价值”神话的同时，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向其他国家输出政治制度。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炒作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环境、“有毒”食品、“危险”玩具、军费增长等问题，作为“妖魔化”中国的武器，而所谓“西藏问题”、“人权问题”，更成为他们惯用的武器。拉萨“3•14”暴力事件发生后，一些西方国家媒体制作了大量失实和歪曲性报道，几乎一边倒地指责中国。在我国集中精力筹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西方一些媒体和政要千方百计地将奥运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试图借奥运迫使我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做出让步。法国总统萨科齐多次宣称，如果**代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有进展，“**和中国政府方面都承认谈判的进展，那么我参加奥运开幕式的障碍将被排除”；“中国政府和**谈得好，我就考虑去北京参加奥运会”，等等。中国政府制止“藏独”暴力活动的正当行为，成了他们攻击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把柄；而捣乱奥运圣火传递的暴力举动，却得到一些西方政治势力的纵容。这些现象说明，当今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分歧仍然是客观存在，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为“极权主义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和立场，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二是掌握和利用大众传媒对一些国家形成全方位、立体式包围网。广播、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仍然是他们进行意识形态干扰、渗透的重要途径。2003年的监测结果显示，西方主要国家和敌对势力在我周边地区共设有30多个转播台，每天使用普通话和多种方言、170多个频率对我国播出60多个小时的节目，再加上一些国家从本土发射的广播信号，共有50个境外电台使用300多个频率对我进行广播。在卫星电视渗即面，他们在我国上空构建了密集的卫星电视网，频道达400多个，不断加大对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区域的宣传覆盖。其中，隶属美国新闻署的“美国之音”特别活跃，长期充当美国进行境外渗透、实现其全球霸权的工具。在拉萨“3•14”事件中，“美国之音”不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更成为**集团的传声筒。事件发生前，它突然加大藏语广播时间，并暗中替**集团传达指令，让他们在敏感的时候制造事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对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敌对势力也加紧与我国争夺互联网等思想文化的新阵地。一位西方国家政要人士赤裸裸地宣称：中国需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网络已成为敌对势力向中国进行思想渗透的新的重要渠道，他们雇佣庞大的“写手队伍”，向我境内发送大量有害邮件，在境内外的中文网站和BBS上大量贴文，使之成为政治谣言的重要发源地；或者资助敌对势力建立网站，支持他们利用互联网联络指挥、组织策划、蛊惑人心、煽动闹事。

三是利用国际经贸、文化交往不断扩大的机会，在向一些国家输入文化产品的同时，渗透美式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观。文化商品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它不仅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蕴含一定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政治意识、文化意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影视剧、图书、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大规模地涌入，它杂以色情、淫秽和暴力等内容，以时尚潮流的形式，吸引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削弱民族文化认同，诱导一些年轻人崇洋媚外，贪慕虚荣。同时，他们注重利用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进行名为“文化交流”的渗透，使之成为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渠道。由上可见，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阶级本性和国家本质所决定，在他们思想意识里，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总是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最美好的、最合理的，绝不容忍与自己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存在。他们手法、花样时常翻新，但战略意图和目标则一以贯之。

在加紧输出意识形态的同时，两方国家通过一整套的方法和手段，对他们的公务员、军队、学生和群众灌输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政治信条，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控制。比如，在国民教育领域他们一贯标榜培养个体意识和现代公民，但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始终是处于核心地位，通过潜移默化使国民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形成高度的认同感。他们标榜“新闻自由”，其实并非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操纵。1979年在巴黎成立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标榜“维护记者人权，维护新闻自由”。他们把自己美化得很“高尚”，是“超越疆界的”、“不追求私利的”、“公正的”、“为新闻自由而斗争”的非政府组织，但是实际上该组织却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台湾民主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和古巴自由中心等其他反共、反华机构的经济资助，说明它所标榜的“公正”行为受到更深刻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的支配。该组织长期与“藏独”、“疆独”、“台独”等民族分裂势力以及其他反中国政府的非法组织相互勾结，不仅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污蔑中国没有人权，没有新闻自由，而且蓄意制造种种麻烦，干扰破坏2008年在雅典举行的奥运圣火点燃仪式和奥运圣火，并在巴黎、伦敦等地组织抗议示威，围堵奥运圣火传递。因此，它是一股抱着顽固政治偏见、对中国人民充满敌意、企图阻止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力。

胡锦涛同志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共建和谐社会，需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既要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同时又要重视保持各国文化、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一些西方大国相继抛出“文明冲突论”、“新帝国论”等战略，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企图将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这就是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的根源所在，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因素。

无数事实表明，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越来越重要了。因此，必须不断提高驾驭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和局面的能力，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现点和方法，认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区别。

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需要有一定的价值体系来维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形成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正义、博爱等价值理念，并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体现，对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和体制。比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与这些根本性的制度和体制相适应，必然有一个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基本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在社会观念、思想文化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部分不动摇，就能牢牢地把握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

当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较量，本质上是不同核心价值观之间对立和较量，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最根本的是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渗透。他们凭借着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把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核心价值体系说成是“普世”的、人类社会最优秀的文明成果，企图把他们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输出、扩张到世界各地。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一种“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普世价值”思潮的泛起正是这种错误倾向的表现。“普世价值”思潮主要的理论基础就是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它从抽象的“共同人性”、“人类本性”出发，抹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区别。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遮蔽“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危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我们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一把钥匙。正确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和方法，就可以清醒地看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固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但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并且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又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的阶级，对这些价值观念的理解并非完全相同。一些人所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当然，我们区分两种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否定两种价值观的共同性，而是为了更好地分清哪些是我们可以吸收借鉴的，哪些是我们需要有力抵制的，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动摇的前提下，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和借鉴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其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理由和根据。众所周知，每个社会都离不开一定核心价值的支撑，否则就会人心涣散、社会混乱。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强调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了这个共同思想基础，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更好地听取不同意见和呼声，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求得最广泛的共识，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在我国现阶段，存在各种思想分歧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大量是一般认识上的原因，但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后者，主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对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严重扭曲、畸变，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辨方向，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公然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宪法的错误言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两种改革观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具体工作中的分歧，而是要不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政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照搬照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分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在这些基本原则问题、重大政治是非问题上，我们要旗帜鲜明，对错误思潮和言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如果不讲原则、不分是非，保持一团和气，放弃思想斗争，那就只是形式上的统一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团结统一。

（《环球视野》2010年1月26日第277期，摘自2010年第1期《高校理论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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