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喊冤屈》读后感

第一篇：《大喊冤屈》读后感

小时候，妈妈总是给我讲些短小精悍的故事。故事虽篇幅不长，有些只有两三百字，却足以引人深思。其中，《大喊冤屈》这个小故事，我至今想起，仍觉得心中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故事讲了美国历史上一桩经典的诉讼案：一个作奸犯科的罪犯，在被判死刑后，在法庭上大声喊冤：“我小时候是名孤儿，从小在贫民窟长大，因倍受欺辱才走上绝路，上天对我真不公平！”谁知，法官平静的对罪犯说：“安静，我也是个孤儿，我也是在贫民窟中长大的。”

听罢此文，我感慨万千。的确，有人在逆境中倒下，有人在逆境中奋起。就像三字经中所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每个人生来都没有带大的区别，即便有些人是富家子弟，有些人是贫民孤儿，也无关紧要。富家子弟也会因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而家道中落、露宿街头；贫民孤儿又何尝不会因为自身的努力而成就一番伟业、青史留名呢？正所谓“一切皆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关键在于自己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确立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我一次考试失利，顿时觉得五雷轰顶，生活变得暗淡无光。这时，我想起了拉法格的名言：“厄运是一只熔炉，上帝在那里锻炼灵魂。”于是，我重新振作，努力寻找错因，查漏补缺，最终成绩在班中一直名列前茅。所以我觉得，成功与失败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是想如果当初我为那次考试而一蹶不振、自暴自弃，也许我早就成为一个标准差生了。

正如古罗马塞涅卡所说：“伟人在逆境中得到快乐，如同英勇的士兵从战斗胜利中获得喜悦一样。”我觉得，逆境是成功的检验员，一旦你通不过他的检验，你就永远无法感受到成功的喜悦。所以，同学们，不要害怕逆境，让我们在逆境中学习，在逆境中成长，说不定逆境过后你就拥有了成功！

第二篇：小议三国——冤屈的曹操

小议三国——冤屈的曹操

说到曹操，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个大奸臣，诸如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类的。大家似乎在谈起他的时候总是往坏的方面去谈论他，而忘了他是个礼贤下士的人，官渡之战的时候，许攸来投奔他，他忙着去迎接这位来自敌营的不速之客竟忘了穿鞋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位有着这样伟大志向的人，一位领三万兵也敢孤军在官渡和袁绍十数万军队对阵的人，怎么可能因为把杀猪误听成要杀他而开杀戒呢？他明知道关羽日后必成自己的大患，还如约放走了他，并送给他赤兔马。有着这样宽广的心胸的人，怎么会在误杀人家的家属后一错再错而把恩人的全家都杀了呢？

乱世枭雄乱世奸雄阴险狡诈等似乎成了曹操的代名词，而真正历史上的曹操却是个面目和善而有威严的人，他身材比较矮小，性格也比较开朗，喜欢结交有识之士。他自己也有领兵百万的雄才大略，有上阵杀敌的武功本领。这样的人怎么会与奸字挂上勾呢？想必这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作者个人喜好和政治信仰有着莫大的联系。小说作者罗贯中同志应该是蜀国的FANS，与其说是蜀国的FANS不如说他是汉帝刘邦的FANS，大家活动思维想想看，刘备是不是有点像刘邦的影子呢，首先他们都是刘氏家族的人，其次都是大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了，他们都有一个让人不能否定的优秀品质那就是他们都是将之将也就是说他们自己领兵的能力是让后人所不敢恭维的。譬如，刘邦用萧何韩信夺得了皇位，刘备靠孔明张飞等一帮谋臣勇士建立了蜀汉政权。这样很自然的让老罗同志爱屋及屋一味地推崇蜀汉政权，而把魏政权看成是乱臣贼子建立的政权了，而曹操又是这个贼窝的搭建者，不免在老罗同志的笔下要遗臭万年，罄竹难书了，不过出于对老罗同志这位伟大小说家的贡献的敬佩和对其名气传播之广远及FANS之众多的忌惮，我就不再谈及他个人的喜好了，以免引发众怒，但又因为我个人对曹操的崇敬和爱慕，我不得不尝试做个过街老鼠，用微薄和卑微的方式为自己崇拜的英雄赢回些许尊严。

他在沙场上呲诧风云，但在家中却是很尊敬自己夫人的，比如他也会寻花问柳，但从不把女人带回家中或明目张胆让自己的老婆知道，这对一位有着如此大功绩的人是很难能可贵的，顺便说下能做到他这样的也许只有隆美尔了，也许是他的祖父是宦官的缘故吧，他对女人应该还是比较尊重的，而且他对美色的追求不亚于对人生目标的追求，但这并不能说他荒淫无度，做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他对性的追求应该没错吧，铜雀锁二桥说明了他的必胜信念和对美女的怜香惜玉之情，他不愧为乱世的铮铮英雄！

官渡之战在《三国演义》中应该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战争艺术表演了，老罗对此也该是表赞同态度的，要不怎么会大篇幅地描述这场战役呢，而赤壁之战却成了他战争人生的败笔和污点，我想之所以会这样，这其中该有老罗渲染的杰作吧！据说赤壁之战曹操被击败的只是先头部队，他只是因为军队不服水土，加上蔡冒被自己误杀和先头部队的惨败而斟酌着撤退了，但这却被老罗捉住了小辫子而紧紧不放，硬要说曹操在赤壁全军覆没，这也恰好说明他是蜀汉的FANS，因为曹操大败正能衬托出刘备军中的谋士孔明的神才！可怜一个聪明的孔明就这样被他妖化了。但凡有点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即使曹操所有的军队和他本人都在那些被连起来的船上，而船又被点燃，凭借曹操惊人的镇定指挥艺术和那种藐视一的狂傲加上他的军队的训练有素，怎么可能乱成一团呢？何况孙刘联军就那么点人，这又不是淝水之战中苻坚带领的八十万乌合之众被谢氏兄弟击败可比拟的。这也和官渡之战中那个有远见有雄才大略的曹操相互矛盾了呀！

曹操不仅在中国战争史上为后世的军事家留下了一比宝贵的财富，做为建安三子之首他还为中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他的人生志向和战争生活经历，不但为让后人正确了解提供了线索，还鼓舞了无数志向远大的志士。

抛开小说中那个被丑化过的曹操，听听那滚滚东逝的长江水，站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中的一座孤城上去遥望那身材稍有矮胖的曹操在沙场上的飒爽英姿，用心去体会这位奸雄的大气概，让思绪为这样一位神秘的英雄而飞荡激扬，乘上对英雄敬仰的翅膀，回到那荡气回肠的年代，为心中的英雄加油！

第三篇：被历史所冤屈的琦善（推荐）

被历史所冤屈的琦善

2013年03月31日 23:29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 作者：蔡乐苏 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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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作者：蔡乐苏 尹媛萍，原题：《反抗帝国主义的另一条道路:论蒋廷黻的琦善研究》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进一步以“抚夷派”来指称琦善一类主和的官员，而以林则徐为“剿夷派”的代表。二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研究上的贡献

从1923年留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伊始，蒋廷黻就立志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鉴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质，蒋廷黻认为，没有中国史料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是很难做到公平与真实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国方面的史料。故宫档案的开放使他如获至宝，往返于京、津两地加以阅读和抄写；1931年任教于清华后，更主持购买这些档案，并将范围扩大到坊间各种私人信件与档案，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化和科学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比。

蒋廷黻认为，在这些档案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无疑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与未出版的），《始末》从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听途说；第二，就中国近代外交的特点来看，甲午以前的中国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中方的资料能带来学术上的新贡献；第三，《始末》不仅系统，而且所披露的谕令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同类书籍，如《东华录》、《圣训》等，也就是说，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却全文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批档案、没有《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蒋廷黻要进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马士书中对琦善的言行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国内对琦善的评价又一边倒：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相比于国内外对林则徐的巨大兴趣而言，琦善与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十分单薄。利用故宫档案，蒋廷黻首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对比了英国在大沽递交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认为，英国的文件书写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文译文还是与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将英国的动机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在有些学者那里，这种误差因为怕沾染上“文化战争论”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发生的具体原因及过程；有些仅仅只提到其结果，还有一些不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则徐时代以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的说法，即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则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蒋廷黻之前，国内说林则徐好话的多，说坏话的少。即便说了林则徐的坏话，也不会因此就说琦善的好话。而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不仅是说了琦善的好话，还同时说了些林则徐的坏话，用茅海建的说法就是“扬琦抑林”，拿今天的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破除林则徐的神话与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这一点上，蒋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却开风气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书写的标准。李恩涵认为，“这篇文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有断、有论、有史实的考证，也有是非的评定，而且时而从当事人设身处地的境况来论述，时而从传统的或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型态上来分析，我们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论断，但它确为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辟一新途径，也建立了研究与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但蒋廷黻所建立的标准还可以更具体一些。比如说，研究中国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来就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首先鉴别了时人议论的真伪。对战况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对比，从而揭示出鸦片战争史中急需重新认识的一个新领域。这种交叉对比、多档案、多视角的方法今天看来已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当时的中国用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却是前所未有的

三对蒋廷黻的反驳及蒋的反应

《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在当时及后来都受到一定的批评，然针对史实的批评少，针对史论、史观的批评多。

其一，琦善配不上“远超时人的外交家”这个头衔。无论是支持蒋廷黻的还是反对蒋廷黻的人，基本上都持此论。反对的意见通常认为林则徐之努力了解西方情形，实堪“时人”的先进代表，而仅靠几个低级官员的情报的琦善无论如何也不能“远超”之。其实蒋廷黻本来就没有完全否认林则徐的这一点，他所否认的是持此论者所引申的一个观点，同样也是一定时期内林则徐及相信林则徐的人的观点：既然林则徐对西方的见识已经堪称中国第一，那么只要他继续主政中国就有可能不败。因此他说：“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后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加大了对林则徐学习洋务、主张洋务的论述，但依然不放弃他最初的最重要的论断，即：林则徐的错误在于不敢说真话，即便是在被革职后，依然不敢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心中对中外军事胜负已定的判断。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尽管已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官僚，但却败在俱咱清议的指摘、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惜牺牲国家前途这一点上。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尽管不再用“远超时人”来评价琦善的外交观念，但却沿用了“知己知彼”的说法，并且用较为温和简短的语言来表明他对琦善的肯定与同情：他“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由此看来，蒋廷黻只是放弃了要人们相信琦善有强过林则徐的地方，但并没有放弃他对琦善的肯定。至于他说琦善之“不足责”，说的是他“无自信，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这一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是早已有之的。《琦善与鸦片战争》的结尾就说：“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因此，说他对两人的评价换了位，是不够准确的。

其二，琦善应负军事失败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者已经做了非常细致详尽的研究，结论证明，即便不投降、不妥协，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也不可能取胜，更不用说琦善并没有撤防，林则徐的战果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辉煌。蒋廷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不错的，即琦善在军事上无功亦无过。

其三，《穿鼻草约》与《南京条约》相比，虽然中国的牺牲较少，但称不上是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陶元珍指出，《穿鼻草约》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禁止烟毒继续流害中国，这是有道理的。后来的研究证明，虽然有《穿鼻草约》这样一个内容，但实际上并没有签订生效；对一个没有签字的条约加以肯定或否定，显然没有什么意义。

其四，蒋廷黻为琦善说好话，是出于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目的。这是邓公玄对蒋廷黻作于1939年的《百年的外交》的批评。《百年的外交》中论琦善的部分与《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的论述没有两样。建国后这种观点并且有所发展。对邓公玄的质疑，蒋廷黻的回答是：“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

四蒋廷黻为琦善翻案的动机与目的及其评价

尽管蒋廷黻否认历史学除了史实之外还有投射于史实之上的史观这一条不大站得住脚，但是他这种不无愤懑的表述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自信在学术研究上的态度是完全真诚的。

蒋廷黻研究琦善，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琦善，是为了借此抒发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是“国际积势”导致的，要真正战胜帝国主义，方法不是除了抵抗，什么建设也不做，而是应该了解这种“积势”并利用它去寻找中国的出路。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近代世界的第一次严重冲突，由此下手，意义重大。蒋廷黻虽已对国外的观点十分熟悉，但并没有简单沿用之，他说：“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已见，然非全无理由。……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19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他还提出，外交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理，一个就是势。由此可见，他既不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也不从利害的角度来理论，至于道德原则他也是不考虑的。虽然他没有对“势”做出明确定义，但他选择这个词表明他注重的是策略的制定，而非学理或是非的探讨。正因为如此，反对蒋廷黻者往往从道德角度对其发起攻击，实际上意义很小，甚至有时还曲解了蒋廷黻的本意。更何况尽管蒋廷黻不注重道德，但依据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至今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他对林则徐之去职、琦善之失败的看法也有独辟蹊径之处：中国没有因受到鸦片战争的震动而奋起直追，而是在睡梦中又过了二十年。这可以说明蒋廷黻是多么强烈地盼望中国早日走上富强的道路。当然，选择琦善来抒发他的这种看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琦善在主和派中具有代表性，自不待言；但在一些人看来，此琦善又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那个琦善，而是有现实参照物的。王幸均就说：“此时（一九三一年）日人已占领东北，步步紧逼，国人要求抗日之呼声，响彻云霄，学生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战争气氛，弥漫全国。但中日强弱悬殊，外援又不可恃，仓促作战，损失必巨。有识者难免怵然心忧。……故对琦善过高的评价，当系有所感而发，或是一种影射作用。”如果这个参照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依蒋廷黻自己的表述来看，在《琦善与鸦片战争》写作时，应当指的是汪精卫。严重的国难、妥协的立场、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都让人想起1931年底及1932年年初的汪精卫来。蒋廷黻在回顾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曾清楚地表明他赞赏汪精卫的原因：“在二十年的冬天及二十一年的春天，他肯在严重国难之中出来任事:这一点颇能使人心服。后来对攻击政府者，他回答总是:如有人愿来负责，他就可以走开。这样一来，反对者还能有什么立场?最近这半年来，他的言词更能负责了。人家批评塘沽协定，他居然说，塘沽协议完全由他负责。人家批评妥协，他就说我们现在不配谈报复。在全政界皆„聪明人‟的时候，汪先生之不愿作„聪明人‟给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因此可以说，蒋廷黻由此认为1931年之汪精卫，即为往日之琦善。或者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同一个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主战的根据是什么?主和的理由又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琦善的主张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如此。

而现实与历史的“继演”又提示他，如果盲目排外的情绪不解决，中国人仍然拒绝从国际生活中寻找出路，仅用“打倒帝国主义”这样的口号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对琦善的研究也促进了蒋廷黻另一个主张的提出，即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应怎样应对帝国主义侵略问题的另一面。既然主和不是目的，那么为了使暂时的妥协换来力量的积蓄，就必须在妥协的同时实行现代化。不幸的是，日本侵华之剧烈与日本之野心使得蒋廷黻的这套方案越来越缺乏可行性。

综上所述，蒋廷黻确实为历史及现实中的求和主张做了辩护，但其依据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研究及评价蒋廷黻的这些观点，首要的不在于道德批判，也不在于以攻心之论去质疑其学术的独立性，而应重视其以平等、开放的世界眼光为基础，为中国所指的另一条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之价值。

第四篇：陶铸入狱后老婆与宣传部长勾搭 被判刑大喊不服

陶铸入狱后老婆与宣传部长勾搭 被判刑大喊不服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原题为“延安婚恋故事”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紧。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MSOffice2〕。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同志+性”。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祸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他们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

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

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

赵超构记述：

被极力夸张的“同志爱”对于延安女性的恋爱与结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响。既然同志爱应该高于一切爱，那么恋爱结婚也应该以同志为第一条件了。个人爱憎的选择也只能在同志之间运用了。这正如旧式婚姻以门第为第一条件，难道不会损伤到个人的恋爱自由么？ “保证完成任务” + “挑大的嫁”

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1]1944年4月8∶1。[12] 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13]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

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霁云拒绝过刘少奇，[14]一抗大女生拒绝林彪校长的当面求爱。[15] 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只能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16]海伦·斯诺记载：“彭德怀的清教徒气质，这种态度很自然使妇女们对他发生了兴趣，她们发现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战士曾设法引诱他，遭到了他的拒绝。”[17]真正坚持“平等”，终属少数。

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了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18]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19]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20]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21]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22]

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它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方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23]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婚几乎不可能。丁玲〈“三八节”有感〉：“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24]还有“组织分配”。1937年，二十二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岗位。邓小平与卓琳的婚恋，乃邓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这位北平大学生，留下一句“请帮忙做做工作”，组织一出面，卓琳虽嫌其矮，还是嫁了。[25]19岁姑娘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组织乱点鸳鸯谱

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可是犯了大忌。不过，未婚先孕的“先行交易”，仍是免不了的风景。14岁赴延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给了“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诚恳检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26]新四军画家陈亚军，与盐城中学女生谈恋爱，开大会狠批一场。[27]

组织“乱点鸳鸯谱”，老干部窗前选美，认识24小时之内就结婚等“革命爱情”，一路“演出”不断。一些新四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等机会，直选城市女生，陈毅、粟裕、彭雪枫……都是这样抱回佳偶。八路军的聂凤智（上将）、向守志（1988年上将），也是这一时期从女学生中得偶。[28]他们再转身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红妃”张宁（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张富华（1911～1957，追授少将），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红军，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清晨出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介绍张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岁的“大洋马”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礼成。“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拼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29]

延安报纸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画〈新娜拉出走〉，讽刺一些青年女性为争取独立自由离家出走，到了延安又沦为大干部附庸。在社会价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安女性婚恋选择的价值多元化实为无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谢觉哉日记：“小资产阶级的恋爱神圣观，应该打倒。因为它一妨碍工作，二自找苦吃。”[30]

由于各级首长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红色女生提出反对“首长路线”，襄樊女生林颖（1920～）乃倡议人之一，一时名噪“小延安”——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四师驻地）。但林颖收到彭雪枫（1907～1944）第一封情书二十天后，自破金身，“下嫁”给这位1930年的老红军。新四军一旅老红军万海峰（1920～，1988年上将），1943年10月得娶上海护校女生赵政。[31]

历经五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婚恋自由权，就那么“高尚”地交出去了——党员结婚离婚须经组织批准。冯兰瑞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1944年才批准。三十二岁的团长高自如申请与二十九岁的鲍侃结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军团长不能与非党员结婚；1947年4月鲍侃入党，获得与爱人结婚的先决条件，可高自如已于1946年春在华北前线牺牲。[32]许多恋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止，甚至批判，闹出一幕幕自杀悲剧。1948年冀察热辽根据地，《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因与地主女儿恋爱，被批斥“包庇地主”、“接受贿赂”，韩志新十分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33]

延安还有“临时夫人”。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1892～1993），[34]分别拥有临时夫人，事先声明回国时不带走。他们向中共提出找“临时夫人”，组织便挑选说合。两位苏联人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各留下一笔钱。三八式女干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35]

江西时期，中共就为李德物色“临时夫人”肖月华（团中央粤籍姑娘）。[36] 中共对干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现象，相当宽容。1948年太岳区薄书年有妻有子，参加革命后又与阎姓女子结婚，家妻携子找来，组织令薄与阎离婚，薄怀怨，杀阎与同寝室黄氏（副专员之妻），阎死黄残，仅判薄15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战夫人”的谢觉哉评论：“一人二妻，革命干部中颇多有，因战争关系，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有一方失所。”[37]意谓民若不举，官何必究？浪漫指数

囿于条件，延安婚恋浪漫指数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打谷场上，油灯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长征老干部舒同（1905～1998，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女知青石澜结婚，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举行庄重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38]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也仅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新婚青年没有房子，十几孔窑洞专门辟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饭，一天五毛钱。每到周六，小俩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39]生活供给制、组织军事化、思想斗争日常化，延安人都有单位，无所谓家，夫妻在各自机关工作，每周见面一次，同一机关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

人多之处，爱情亦多。陈学昭：“爱情！爱情！‘前方正酣热于炮火，后方一切还照旧继续着，人们恋爱、嫉妒、相挤……’”

[40]延安婚恋花絮多多，自由恋爱、组织分配、历尽坎坷、第三者插足、爱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刘嫁三王”，各有各的戏，各有各的故事。延安和平医院王抗博医生，与张看护生下一孩，王医生不肯负责，张看护自杀于医院。“在延安，像这样的事是很平常的。”[41]也有一些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很少接触异性，抵延后，一下子就倒在第一个敢于拥抱她的男人怀里。延安屡闹爱情**，整风前结婚率离婚率相当高。革命并未改变男尊女卑的国色。丁玲：“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42]也还有火夫们强奸并杀死女人的刑案。[43]

女性资源的缺乏，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根据最新资料，萧军与丁玲谈过恋爱，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1920～，榆中县长之女）订婚后辗转赴延，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谈起恋爱。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

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到会，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才把匕首收起来。[44][MSOffice3]

禁欲主义毕竟是红色意识形态主旋律，“个人问题”终究与革命大目标有冲突——顾家难顾国、顾卿难顾党，沉溺于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组织至上，个人问题再大也是小事。也有个别反例，体现了革命时期的“自由”，胡绩伟就突破传统娶了嫡亲堂姐，且未婚生女。[45]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高干有服务员给带，或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的孩子则很难进保育院。“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46]年轻夫妇李锐、范元甄，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内战与繁忙工作，一边是麻烦日增的大肚子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两人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范元甄家书：“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47]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传统，[MSOffice4] 婴孩随生随送老乡，且由组织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与陕公迁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复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48] 1943年春，石澜生子，一个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49]战争年代弃婴尚可理解（贺子珍长征中弃女、张琴秋西路军时期追兵在后弃子）[50]，延安时期再保留这一“革命传统”，便带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体现了“革命高于人权”的价值逻辑，属于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乌云。[MSOffice5]

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

[51]1949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万件。[52]亲历者浩然（1932～2008）详述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

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时，风光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几乎都比赛似地抢先进、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县委书记彭宏同志指责我思想“封建落后”，不舍得跟一个没文化、梳着小纂的农民媳妇打离婚的事儿。[53]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

进入“火红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恋幸福度达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恋也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与此后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54]舒同与石澜结婚40年，夫妻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石澜：“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1982年，舒同震怒石澜对自己的揭发，坚决离婚。石澜在〈离婚通知书〉上悔批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55]

李南央评母：“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范元甄自评：“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56]1950年的李锐，对夫妻生活退守于“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范元甄甚至咒骂婆婆：“死，也没什么，只解放了许多人。”陈云听说李锐跪母：“这种母亲还要她作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场批斗在等着。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励。1960年范元甄离婚不久，去看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来的理解顿感释然。[57]

1994年，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栏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诉的长信，一位离休女干部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

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时代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恋人——留日清华生。参加革命后，她向组织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组织严肃告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只好将组织的意见信告恋人。不久，文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作媒，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干部，大她14岁，已有一孩。她说：“我不找对象。”部长：“不行！”再曰：“那我转业复员。”“也不行！”组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

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刚开始学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伤疤，忍受不了“战斗英雄”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

长期忧郁，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老同志。”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年年岁岁，一出长长的哑剧。

改革开放后，55岁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务！”她哭诉苍天：“这是为什么？”

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院陪侍78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临终前一遍遍问：“我死了以后，你还找不找老头？”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老红军放心走了。当她得到黄宗英与80岁冯亦代的黄昏恋，再三感叹：“我没有这样的胆量。”[58]

初稿：2007年10月下旬

注释：

[1]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9年12月第1版，上册，页207～208。

[2]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7月初版，页66。

[3] 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译书图书部1939年3月30日发行，页41。

[4]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2。

[5]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19；下册，页234。

[6] 陈小津（陈丕显之子）：《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9年4月第1版，页233～234。

[7] 杨尚昆：〈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1945年1月31日）。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377。

[8]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版，页80。

[9]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72；下册，页180、256。

[10]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第1版，页170。

[11] 王实味：〈野百合花〉，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13日、23日。

[12]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88。

[13] 陈企霞：〈丘比特之箭〉（长诗），陈恭怀：《悲怆人生——陈企霞传》，作家出版社（北京）2008年7月第1版，页127。

[14]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340。

[15]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49～350。具体细节：介绍人带女生到林彪处即离开，女生并不知情，静等校长说事，林彪一开口就是“我们结婚吧？”女生楞住了，等明白校长在求爱，推门哭出：“我不干！我不干！”

[16]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191。

[17] 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我在中国的岁月》（My China Years），安危、杜夏译，中国新闻出版社（陕西）1986年9月第1版，页284。

[18]（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11月第1版，页259。

[19]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98。

[20] 赵云升、王红晖主编：《元帅夫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2月第1版，页140。

[21]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184、186～187。

[22]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6年11月第1版，页97。

[23] 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7、15、17。

[24]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25]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188～189。

[26]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7月第1版，页244。

[27]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2001年12月版，页68。

[28] 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页170～198

[29] 张宁：《红妃自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呼和浩特）1998年9月第1版，页4～5。

[30]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上册，页189。

[31] 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页192～195、172。

[32]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232～233。

[33] 李冰封：〈并非家务事〉，原载《书屋》（长沙）2001年第6期；参见李南央编着：《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页177。

[34] 野坂参三(のさかさんぞう)，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1919年7月赴英考察工运，1920年加入英共，1921年被驱逐，1922年回国与片山潜等创建日共。1928年3月被捕，1930年3月出狱，1931年1月任日共中委，同年2月～1940年任莫斯科第三国际日共代表；1940年4月抵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1月回国，4月任众议员；1955年日共第一书记，1956年7月参议员，连续四次当选；1977年辞去参议员，1982年辞去日共主席，任名誉主席。1992年因共产国际时期告密陷害山本悬藏事件公开，日共第19届八中全会开除其党籍。其延安临时夫人为总政敌工部24岁的庄涛。宗道一〈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延安恋情〉，载《同舟共进》（广州）2010年第二期，页55～57。野坂参三回国后，庄涛嫁黄兴之子黄乃，旋离婚；再参见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258、517。

[35] 沈容：《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页97。

[36]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1年9月第1版，第1069～1070。再参见宗道一载《同舟共进》（广州）2009年第11期，页69。肖月华（1907～1983），广东大埔人，1924年由彭湃妻蔡素屏介绍入团，1927年转党，时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手下干事，不漂亮但为人厚道，在组织磨泡下，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嫁李德，生有皮肤黝黑一子。丁玲嗤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到延安后，李德追求上海影星李丽莲，肖月华哭诉至毛泽东处，坚决要求离婚，李德即娶李丽莲。1949年后，肖月华任湖南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后返部队，大校军衔。

[37]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下册，页1264。

[38]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90。

[39]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3。

[4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224。

[41] 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4。

[42]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43]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39。

[44] 黎辛口述，马驰等整理：〈“文艺座谈会主要围绕两个人”〉，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2年3月15日，第八版。

[45] 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9年10月第1版，页343～354。

[46] 李锐：〈我的延安经历〉，载《争鸣》（香港）2010年11月号，页69。

[47]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140。

[48]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页117。

[49]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93～97。

[5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199。

[51] 周锡瑞：〈“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原载冯崇义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页9～10。转引自岳谦厚、郝东升〈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米脂地主经济〉，载《中共党史研究》（北京）2009的第六期，页83。

[52] 黄传会《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文汇出版社（上海）2004年5月第1版，页99、103、211。

[53] 浩然：《我的人生》，郑实采写，华艺出版社（北京）2000年10月第1版，页96、167。

[54] 丹丹：〈“送烂桔子”朋友的信〉，李南央编着《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页162。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340。

[55]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252。

[56] 李南央：〈她终于解脱！〉，载《开放》（香港）2008年3月号，页70、68。

[57]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西安）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256、272、270、59。

[58] 越牛：〈谁能告诉我…… ——一位离休女干部的辛酸情爱史〉，原载《家庭》（广州）1994年第4期。《文摘报》（北京）1999年4月10日摘转。

第五篇：郑州一刑警中队长派出所内大喊 警察打人了

郑州一刑警中队长派出所内大喊 警察打人了！

视频资料图

原标题：郑州一刑警中队长派出所内大喊“警察打人了！”

法制晚报讯(深度记者朱顺忠)仅仅因为生活琐事，河南郑州一名担任刑警中队队长职务的刑警就公然威胁他人，在被带到派出所内处理纠纷时，又数次在民警面前佯装倒地并且大喊自己“被警察殴打”。目前郑州新密警方已经对这名涉嫌威胁他人、扰乱派出所办公秩序的刑警停职处理，相关部门正在对这起严重影响警察形象的违法事件进行深入调查。据法晚记者了解，12月15日当天，位于郑州市高新区沟赵办事处堂李村的一家电信营业厅，准备举行开业促销活动。店员费先生按照领导安排，在路边拉了一条促销降价的条幅。不想费先生的举动却惹起隔壁水果店摊主老李的强烈不满，双方随即发生争执。小费和其他同事当时没有在意刚刚发生的语言冲突，认为只是邻里街坊的拌嘴吵架而已。谁知20分钟后一名青年男子闯进店内，在老李的指认下径直走到费先生面前，撕扯着费先生的衣领，用手指着他大声叫嚷：“你信不信我今晚就能弄死你？在堂李你还想不想混？”语言中充斥着不堪入耳的方言脏话。

见同事受到不明身份者威胁，一名女店员掏出手机摄像，结果被对方发现，青年男子迅速上前隔着柜台，使劲抓住这名女店员胸口的衣服，大声辱骂称：“你信不信我今晚就碎了你？晚上回家注意点……”青年男子的辱骂和撕扯推拉店员的行为，则被电信营业厅的其他同事和店内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来。

之后有围观者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

郑州市高新区沟赵派出所迅速出警，并将青年男子和老李以及几名店员带回派出所。然而刚进入派出所大院，青年男子就和派出所民警发生了争执，当一名民警试图将其拉到派出所值班室时，这名男子突然自行倒地并且高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而当另外一名民警试图劝老李到值班室处理纠纷时，青年男子却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挡在民警和老李之间高声叫嚣“那就是不能带他到派出所，不能带！”

民警试图和他说明情况时，这名青年再次自行倒地并且大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郑州警方通过媒体公布的视频显示，当天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该男子连续自行倒地多达4次，并且每次都高喊“警察打人”等类似字眼。

大约30分钟后，派出所一名领导出面协调，青年男子才勉强进入值班室内接受处理。但刚进入派出所值班室内，这名男子就高喊：“看看你们警察，把我的手抓成什么样了？”就在此时派出所一名民警突然发问：“你还是不是警察了？”对方则毫不犹豫的回答：“今天，现在我就不是警察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当天这名青年在派出所内的行为，再次被视频监控和围观者用手机完整记录。

第二天下午，有网友将拍摄的视频在当地论坛和自媒体内上传，短短48小时内，就吸引起数万点击率。12月下旬，河南当地媒体开始介入采访此事，并且从河南新密警方获得确凿消息显示：当天威胁店员、大闹派出所的青年男子名叫李康，而其身份竟然是一名刑警，并且担任新密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第四中队队长一职！而和电信营业厅为临的水果店摊主老李则是李康的父亲。今天上午记者从郑州警方获得消息：目前李康已经被上级免职，并被关禁闭，行政记过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