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与佛教的关系

第一篇：汉语与佛教的关系

内容提要：汉语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髓，这主要表现在词汇上。本文简要论述了古代汉语词语对佛教的吸收的三个主要途径，指出中国古代汉语言与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

关键词：汉语

词语

佛教

我国古代有仓颉造字之说，见之于《吕氏春秋·君守》；《汉书古今·人物表》则说明仓颉是黄帝的史臣；民间传说更把仓颉神话，说他有四只眼睛；《说文解字》则说仓颉是受鸟兽足迹的启发而创造出了文字。由文字而构成词汇，再形成语言，便成为汉民族精神文化的载体，延续至今。可以说汉语言是构筑灿烂中华文明的基石。

汉语的发展，也是不断吸收融合别的文化因素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汉语的表意功能越来越强，思想内涵越来越丰富、深刻。在汉语发展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的过程，一是近代由对日本文字的转译而吸收、接受西方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汉语的诞生；另一次就是本文主要论述的古代汉语词语对佛教文化的吸收融合。根据统计，佛教的传入为中国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的词语。而正如梁启超所言：“夫语言，所以代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自汉代译业初兴到宋代大规模译经活动结束，近一千年间经过像竺法护、昙无竭、道安、鸠摩罗什、慧远、菩提流支、玄奘等大师的先后努力，佛教文化被整体移植到中国。早期的翻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固有名词音译，抽象名词大多沿袭中国旧有词汇，尤其是借用老庄者为多，如道安法师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就是注重解决佛经翻译中的“当代化、地域化、大众化”的问题；但随着译经业的逐渐发达，为准确翻译佛经的义理，译者结合汉语特点及佛经义理，创造出了大量新词语；而且随着佛教逐渐融入中国文化，在日常交际与活动中，也出现了大量与佛教相关的词汇。到宋代赞宁便在《宋高僧传》里总结出了翻译“六例”，如方立天先生所说：“六例总结了汉译佛典的来源、语本、翻译方式和译文差异，区分了译本的语言类别，表现了中国佛教学者对翻译中语言问题的重视。”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汉语，对其整体面貌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汉语词语对佛教的吸收主要有以下途径：

直接自佛教经典撷取

汉民族文化以儒家为代表，与古代印度以佛教为代表的文化相比较，汉民族偏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对精神的超越需求不是很强烈，所以反映在语言上非常朴实，相对而言缺乏想象力。佛教经典的输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汉民族的思维想象空间。随着隋唐时代佛教在社会上影响的日渐深远，许多佛教经典中的词语输入进了汉语词语系统之中，尤其是几部普及较广、影响较大的经典，像《楞严经》、《法华经》、《维摩诘所说经》等等。

《楞严经》卷四中，佛陀让25位圣者各自讲述自己的悟道经验，以便使后来“行者”能够“于一门深入，入一无妄，彼六知根，一时清静。”这一句话中就有两个成语“一门深入”和“六根清净”进入汉语言词汇体系，当然其含义是随着在社会上的应用而逐渐“世俗化”的。该卷还有“爱河干枯，令汝解脱”的说法，“爱河”一词是佛经比喻极其丰富的表现，但中国人却不愿使之干枯，便创造出了“永浴爱河”之类的词语，用于表达对新人的祝福。该书卷八还有“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同嚼蜡。”“味同嚼蜡”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比喻，借用到汉语中就成了比喻内容枯燥乏味到极点的意思了。

《维摩诘所说经》第一品中赞扬各位菩萨功德时说：“众所知识，为护法城。受持正法；能狮子吼，名闻十方；众人不请，友而安之……为大医王，善疗重病，应病与药，令得服行。”其中有多个成语进入汉语词体系：“名闻十方”、“不请之友”、“应病与药”还有“狮子吼”。本来“狮子吼”是说诸佛菩萨能够以妙法降伏一切外道邪说，后来苏东坡写了一首诗歌赠给朋友“龙邱”居士：“龙邱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吼”借用此处“狮子吼”的部分含义，说朋友妻子声音特大，对丈夫管教很严，后来便成为妒悍妇女的代名词。

《法华经方便品》中说：“如是妙法，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后来便出现了“昙花一现”一词。在该品中还有“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其中“聚沙成塔”后来比喻积少成多。“女大十八变”则是《法华经》八岁龙女转眼成佛故事的借用。

《百喻经》中衍生的成语也很多，像“一厢情愿”、“空中楼阁”等，都是由佛陀讲述的譬喻故事而变成成语的。另外像“盲人摸象”、“井中捞月”、“认贼为子”、“不即不离”、“一瓣心香”、“一心不乱”、“自作自受”、“自欺欺人”、“无恶不作”、“金口难开”、“不知不觉”、“不可思议”、“不二法门”、“泥船渡河”、“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唯我独尊”、“放下屠刀”等等，都是直接撷取自佛教经典。这些词语都或多或少偏离了佛经的本意，但丰富了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和思想内涵却是不争的事实。

由佛教观念演变而成

佛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它的很多观念随着佛教在古代中国社会的普及而逐渐为人们接受。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接受思想与接受语词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于是很多佛教特有的名词进入汉语词语体系当中。如佛教基本思想是讲“缘起”法的，于是像“因果”、“缘分”、“有缘”、“随缘”、“广结善缘”、“报应”等词语，都成为中国民间常用的词汇。

关于时间，佛经中常常用“劫”来计算。因为佛教用“成、住、坏、空”四劫来说明宇宙世界从成立到破坏的过程，其中“住劫”中有“饥馑、疾疫、刀兵”三小灾，在“坏劫”中有“水、火、风”三大灾，所以在中国语言系统中，常常用“劫”来表示“灾难”，比如“浩劫”、“在劫难逃”、“劫后余生”、“逃过一劫”等等。而极短时间佛教则用“刹那”表示，一刹那大概有几百分之一秒，因为人的一个念头从生起到谢灭就有九十个刹那，而一刹那人的念头又有九百次生灭。据此汉语言就有了“一刹那顷”、“刹那间”、“一念之间”、“一念之差”等语词。

关于空间，佛教有“三千大千世界”的说法，“大千世界”现在是说形形色色的人世间景象了。另外像“十方世界”、“娑婆世间”、“森罗万象”等都是由佛法观念演化而来的。

关于生命，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根据各自的生命特点，像“轮回”、“菩萨心肠”、“慈悲”、“修罗场”、“饿鬼投胎”、“人间地狱”等词语纷纷诞生而进入汉语表意体系。

佛法的修持自成完整体系，像“注意”、“留心”、“三昧”、“方便”、“一念万年”、“一心一意”、“心猿意马”、“抖擞”、“忍辱”、“精进”、“勇猛”、“神通”、“入流”、“道具”、“忏悔”、“解脱”、“五体投地”等等都可以说是这一体系古人修行习用的词语，进入世俗社会后随应发生变化而成了现在的含义，其中很多意义变化还很大。如“三昧”本指修持中的禅定境界，现在引申为事物的妙处或诀窍；“抖擞”是指僧侣用“头陀行”来断除烦恼执著，如同抖去衣服灰尘一样，故称“抖擞”；“入流”本指初入圣人之流；“道具”本是指僧侣随身携带的资具，如“三衣”、“坐具”等。

另外像“妄想”、“烦恼”、“罪过”、“习气”、“绝对”、“相待”、“普遍”、“极乐”、“谛听”、“戏论”、“手续”等都是佛法观念日渐“世俗化”而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了。

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产生

中国禅宗应该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标榜的中国禅宗，却留下了数量极为庞大的禅宗语录，而且大都在当时社会上影响极大，禅师的机锋及开示可以说都是汉语极为灵动的应用，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词语流传到社会语义系统中来。如“江湖”一词唐代是指江西和湖南，因为当时江西有马祖道一，湖南有石头希迁，此二人为大禅匠，学人多参游两位大师门下，便简称为“走江湖”。又如辑录禅师语录的《五灯会元》中就有很多语词广为流传而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如该书《育王德光禅师》卷便有“七手八脚，三头两面，耳听不闻，眼觑不见，苦乐顺逆，打成一片。”，其中“七手八脚”、“打成一片”现在还用，当然意义有很大变化；该书十二卷还有“埋兵掉斗，未是作家，匹马单枪，便请相见”的说法，“匹马单枪”语义也有很大变化；“拖泥带水”出自该书十六卷“护圣不似老胡拖泥带水，只是见兔放鹰，遇獐发箭”。

其他像“单刀直入”、“心心相印”、“火烧眉毛”、“回光返照”、“一刀两断”、“入海算沙”、“灰头土脸”、“一丝不挂”、“本来面目”、“水到渠成”、“雪上加霜”、“同床异梦”、“隔靴搔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骑驴觅驴”、“水涨船高”、“当头棒喝”、“头上按头”、“鹦鹉学舌”、“头头是道”、“衣钵相传”、“佛头著粪”、“开花结果”、“自家活计”、“腊月三十”、“美食不中饱人吃”等等词语都由禅师创造，随语录传播而影响扩大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佛教传播到民间，逐渐进入百姓生活，于是很多关于佛教的俗语、谚语大量出现，可见当时佛教在古代庶民日常生活中有重要分量。如“佛要金装，人要衣裳”、“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与人方便”、“送佛送到西天”、“佛度有缘人”、“消灾延寿”等，都是佛教在民间传播时而产生的。

另外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由僧众讲法时灵活运用一些词语，而增加、改变了这些词语的含义，如“商量”本来是指商贾买卖物品时互相议价，后来被禅门引用成今义；“老婆”本意为老妇人，佛门慈悲为怀，大开方便法门，与心肠慈软、话语啰嗦的老妇人有类似之处，故称“老婆”，“到家”在禅宗里指的是识见本性，达到开悟的境界。如《五灯会元》卷十七记载：（黄）庭坚问：“和尚得恁么老婆心切？”晦堂答：“只要公到家耳！”这是禅宗对古汉语词语的活用。

其他像“棒喝”、“头头是道”、“火烧眉毛”、“安身立命”、“和光同尘”、“瓮中捉鳖”、“以毒攻毒”、“逢场作戏”都是禅宗的“同行语”，经过佛教的改编而丰富了词语的含义。每一个词语都有它产生、使用和消失的历程，更多的词语在此历程中有着意义方面细微的变化。而禅宗文献中类似这样的口语用例，为现在我们考察语词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所以讲汉语文献学也是离不开佛教史籍的。

另外中国禅宗“不立文字、不离文字”的风格，创造出的机语、玄言、公案、偈颂、话头等“互相重叠、交叉的语言类型、方式，构成了一座灿烂辉煌的语言殿堂，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迷宫。可以说，禅宗把中国的艺术语言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禅宗语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艺术语言的宝库。”

其他像对中国音韵学发展的推动、对文体形式改变的影响、对唐宋诗歌意境、明清小说内容的开拓等等，也都是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对汉语的发展的巨大影响之所在。

主要由上面三种途径，大量佛教用语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对古代汉语乃至现代汉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佛教词语的“浅化”、“世俗化”是不可避免的，即很多词语在日常生活运用时逐渐失却其本义，而被世俗含义所代替。其中不乏被误用者，如“涅槃”本是指烦恼消除后的实相觉悟境界，现在却成为僧人死亡的代名词了；“空”与“无我”本来指的是世间万物包括自身都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性”，只是一时的因缘汇聚而成的现象，但现在一般就理解为什么都没有了，并为此感到恐惧而无法接受这种思想或认为消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参考书目：

[1]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C].《饮冰室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星云大师.《佛教》

（八）[C].台湾：佛光出版社，1997。

[3]于谷.《禅宗语言与文献》[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4]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张云江，男，四川大学宗教所2002级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佛教学者陈兵先生，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随笔十余篇。

第二篇：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为什么要正确认识佛教？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国，它与道教并列。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佛教与佛教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文化学术产生了极其深远和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文学、语言学、艺术（美术、建筑）等方面。佛教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也起过一定作用。佛教影响更深浸到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情感之中。

哲学:佛教哲学本身蕴含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上，佛教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与命题，丰富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众多对中国哲学作出过贡献的佛教思想家，如僧肇、智顗、吉藏、法藏、慧能、神会、宗密等，还有如谢灵运、柳宗元、王安石、苏轼、李贽等许多卓越的思想家，他们都从佛教哲学汲取过思想资料。宋明理学主要受华严、禅宗等的影响，晚清民主思想启蒙者纷纷从中寻求思想武器：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很多佛教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百喻经》。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影响了谢灵运、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文体方面，四声的发明、律体诗的产生（沈约、周颙）；唐宋以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源自文辞酣畅、想像丰富的佛经变文。中国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它对中国传统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影响深远。现在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著名风景点的标志。举世闻名的敦煌、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更是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宝库。佛教对晋唐以后的绘画艺术影响极大。东晋顾恺之、南朝陆探微、张僧繇、唐代阎立本、吴道子，唐王维的文人画发展到宋明写意画，与禅宗和般若学思想有关系。

◎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季羡林茶叶的盛行亦源于佛教。唐代茶圣陆羽，长期生活在寺院中，他的《茶经》就是对僧人制茶、饮茶技术的记录。此外，伴随佛教而来的还有天文、医药、音乐等内容。二如何正确认识佛教：佛教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自从它在印度创建以后，南传至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地，北传经中亚到中国、朝鲜、日本，又传到中国的西藏和中国西北部蒙族、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前苏联远东布里亚特族地区。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并出现了许多部派、学派和宗派。首先，认识佛教在教主、教义、教徒方面的特点佛、法、僧三宝：佛教与其它宗教相比，有明显的特殊性。佛教在信仰上比较松散与自主，在教义上比较开放与自由，在组织上不严密。其次，要区分佛教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形态。佛教自创始起经历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三个阶段。大乘佛教中先后形成了中观学派、瑜伽行学派以及密教。中国佛教，是佛教的一个特殊形态。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是一个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国家。中国人对佛教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批判地汲取。佛教只有适应中国的环境与条件加以改造，才能在中国民众中扎根。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在中国的思想土壤之上加以理解与发挥，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学派与宗派。世界名人论佛教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只有辨证的思维才是有效的，东方的佛教徒和希腊人处在人类辨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

□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辨证思维才成熟。弗里德利希尼采（德国著名哲学家）□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它视善良和慈悲为促进健康，不可以仇止仇。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哲学家）□多种宗教中，我所赞成的是佛教。

□我觉得不论是智慧还是人格佛陀都超过耶稣。

□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爱因斯坦

□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章太炎

□佛法本来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梁启超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谭嗣同 □佛教大矣，孔次大，耶为小□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孙中山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鲁迅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第二讲 佛教的产生

一、佛陀的时代—佛教产生的背景

乔达摩²悉达多：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释迦牟尼（前565－前486）：释迦族的圣人；“吠陀文明”（雅利安人）；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吠陀》信仰；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社会变动→思想上百家争鸣；沙门，六师外道

二、佛陀传记与传说 17岁：耶输陀罗、罗睺罗 29岁：出家35岁：成道（传道45年）80岁：涅槃 “如来”：乘如实道，来成正觉“佛陀”：Buddha 觉悟者 菩提 Bodhi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anuttara-samyak-sambodhi（无上正等正觉）佛陀的足迹

降生地：迦毗罗卫；成道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鹿野苑；涅槃地：拘尸那加；竹林精舍：摩揭陀国王舍城；祇园精舍：拘萨罗国舍卫城

三、佛陀的面貌思想家：重理性；伦理家：重现实；哲学家：辩证思维；文学家；教育；宗教家

佛陀是一个为了追求理想——解脱大众的疾苦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彻底的人，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真理的追求者，他不安于现世安逸的生活，不愿稀里湖涂在生死中沉浮，艰苦探索，精进努力，从贵族家庭走进沙门的行列。几十年间，经过无数次艰难困苦的考验，又克服了内心中的种种矛盾，追求人生的奥秘、宇宙的真实，得出了在当时是十分独特和杰出的结论。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极少数以个人力量改变人类面貌的伟大人物之一。第三讲佛法的基本内容(一)

一、人的本质

1、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2、人的本质：五蕴

色：物质。四大即地、水、火、风；五根即眼、耳、鼻、舌、身；五尘即色、声、香、味、触。受：领纳之义，指感觉。如六根领纳六尘所生之喜怒哀乐等感受。想：取像之义，摄取事物的相貌，知道是青黄赤白，是长短方圆等。相当于知觉、表象和概念。行：意志一类的心理活动，亦即对于外境，生起贪嗔等意念。思维是推动身心活动的力量，所以叫做行(即业)。识：了别、分别之义，指总的意识活动，对于所认识的对象，予以判断和推理。四谛—佛教的人生观苦—痛苦集—原因灭—寂灭道—途径

1、苦谛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盛阴

2、集（原因）无明→执著、欲望→烦恼（三毒：贪瞋痴）→造业→苦

3、灭谛 nirvāna灭烦恼得解脱有余涅槃无余涅槃

4、道谛(八正道三学六度）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三学戒（Sīla)定（Samādhi)慧（Mati)戒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十戒：不涂饰香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 具足戒：男子250条，女子348条(《四分律》)

定“定”：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生定”，“修定”）“禅”“静虑”、“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心绪宁静专一，深入思虑义理。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

慧断惑证理。决断疑念，达于无为之空理，获得智慧解脱。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

六度 Pāramitā（波罗蜜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5432般

禅

精

忍

持

布

若

定

进

辱

戒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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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一法生 意口身 求修断 无法生 饶摄律 无法财

切空空 定定定 化精精 生忍忍 益善仪 畏施施

智智智

精进进 法

有法戒 施

智

进

忍

情戒

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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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度

度

度

度

度

愚

散

懈

嗔

毁

悭

痴

乱

怠

恚

犯

贪

“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它以大慈大悲，济渡众生为道德的出发点，以克制自我，救助他人为行为的准绳，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人”即以个人利益和众人利益的统一，一己的解脱和拯救人类的统一，作为社会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人生解脱的最高理想。由于这些修持方法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大慈大悲、自利利他、普渡众生、忍辱、精进等，同古代社会理想化的道德规范近似、相通，从而在历史上引发过美好善良、利国利民的动机，在先进的人们中激励过英勇奋斗、自我牺牲的热情。无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觉。无量众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长阿含经》

三、缘起论

——宇宙的真实——存在的本质

1、缘起论

缘起论是关于世间万有的形成及变化原因的理论观点。“缘起”：诸法由因缘而起。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发生存在，都是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一个事物或现象。

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

佛教认为:一切现象或事物都是由一定条件而产生，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而存在的。世界就是由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与空间上无数的互相依存关系织成的无限的网。由缘起论，可以导出以下论点：无造物主无我无常

2、无常

无常：一切因缘和合的事物，时时在变，永远在变。一期无常念念无常。生住异灭、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

3、无 我

无 我：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的不变的实体或主宰者，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合成的、相对的和暂时的。

人无我法无我

无造物主—无作者义、有因生义 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诸行无常-缘起论

诸法无我灭谛（说苦的消灭-涅槃的道理）

涅槃寂静道谛（灭苦的方法-怎样涅槃）苦谛（世间之苦）有漏皆苦-十二缘起-

集谛（苦的原因）第四讲佛教初传与中国佛教的特点

一、佛教初传中国

1.佛教传入的路线 陆 路（包括南北两道）：南道由敦煌越过沙漠，经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前进到达莎车。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经由吐鲁番到龟兹（今库车），然后再到疏勒（今喀什一带）。

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印度来华的僧人大多通过南北陆路到达内地，走海路的较少。2.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受《浮屠经》。（《三国志》卷三十《魏志》注引《魏略²西戎传》）《后汉书²楚王英传》：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天下有死罪可用绢赎，楚王英亦奉黄绢、白纨五十匹。明帝诏曰：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3.佛教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

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经是具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的国家。思想意识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宗教思想:没有定型的宗教

4.佛教立足中国，融入中国文化的原因

一、佛教的可塑性、调和性（pk 基督教）

二、汉人的开阔胸襟、善于摄取外来文化的能力（pk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二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

1.中国佛教依附于封建统治“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统治阶级把教团纳入自己管辖范围僧官制度：后秦设僧正，北朝立沙门统，南朝立僧正、僧主等。唐代受祠部和鸿胪寺管辖，又设左、右僧录等僧官。寺院经济的依附性

2.中国佛教思想对传统意识的调和性

东晋孙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喻道论》，《弘明集》卷三）刘宋宗炳：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明佛论》，《弘明集》卷二）颜之推：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归心》，《颜氏家训》卷五）何承天：佛经者，盖九流之别家，杂以道、墨、慈悲爱施，与中国不异。大人君子仁为已任，心无忆念。且以形像彩饰，将谐常人耳目。(《全宋文》卷23）六朝时期，僧侣谈玄习儒；儒生周流三教成为风气。张融《遗令》：¡°死后三千买棺，无制新衣，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

3.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所决定，在中国传播与发达的主要是大乘佛教

¡°自度度人°不断烦恼而得涅槃¡±→入世精神 修持简便易行→居士佛教

丰富的学术文化内容→文化发达 4.宗派佛教的建立，是中国佛教 成熟的标志与成果

从隋代开始建立的宗派，各以一定佛典为典据，来进行独立的理论发挥。宗派佛教首先以“教相判释”（“教判”或“判教”）来组织教理体系。各宗派在¡°教相判释¡±的基础上，对佛教的基本理论如缘起理论和修持方法，提出自己的主张。宗派佛教推动了中国佛教发达的宗教哲学和宗教学术。法华宗 三论宗 律宗 唯识宗 华严宗 净土宗 密宗 禅 宗 中国佛教各宗派远传到三韩、日本和越南，对这些国家的佛教以至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日本，传入、保存了许多宗派，又创造出一些新的宗派，相延流传至今。中国宗派佛教的发展，丰富了佛教学术的内容，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5.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民众间低俗的信仰实践是其重要内容

在社会的广泛阶层，特别是在民众中，传播着以实际救济为主要内容的信仰潮流。观音信仰（《法华经》）、净土信仰（弥陀净土、弥勒净土）、舍利信仰、经典信仰（《金刚经》、《法华经》等）、寺塔信仰

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移植到中国土壤之上，逐步适应了中国经济基础与各方面的需要，也逐步适应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实际。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随着佛典大量传译和中国僧俗研习、体会的深入，佛教思想得到了普及和发展，佛教信仰也在民众中扎下了根。这个从外国移植来的宗教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新的根株枝叶。水土变异，橘化为枳。佛教逐步中国化，最后形成了中国化佛教。

隋唐五代时期的宗派佛教已完全是中国佛教，它与印度佛教已大异其貌。宗派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禅宗是完全革新的中国佛教。禅宗，又称“佛心宗”，传说的创始人是印度来华僧侣菩提达摩。实际的创始人是道信、弘忍。至弘忍弟子神秀与慧能，观点出现分歧，到慧能弟子神会，明确分立为北南二宗。后慧能一系的南宗禅法大盛，在诸宗中长期保持一枝独秀之势。禅宗教义的核心：对平凡人的自性清净心的肯定。

人性本自清净，自性清净心就是佛心。但它被染污了，因而不能实现。所以，涅槃、佛土、菩萨等等都不须外求，繁琐的宗教教条也不必研习，真正的解脱只在求净心这种宗风标新立异，代表了佛教中的一大变革。禅宗的发展阶段

禅宗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思想观点的变化表明理论的逐步深化，同时也与现实社会的思潮相呼应。

第一阶段以道信、弘忍及其弟子神秀为代表 第二阶段以弘忍弟子慧能及弟子神会为代表 第三阶段以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代表 第四阶段:南宗禅分裂为“五家七宗”（晚唐到宋初）第一阶段：以道信、弘忍及其弟子神秀为代表

弘忍（601-674）俗姓周，从道信出家，永徽三年（652），道信付法传衣，在黄梅双峰山东冯茂山另立东山寺，称¡°东山法门¡±。神秀（606-706），俗姓李，从弘忍出家，为东山寺上座。这一系的禅法，重在¡°修心¡±。弘忍说： 诸佛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

神秀认为心如明镜，需勤勤拂拭，清除染污，这就是¡°凝心如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这样，就廓除了一切经典教条和烦难修证，把佛性的实现变成了心性修养功夫，把彼岸的追求变成了现实的理想。

在这种理论中，平常心不是清净心，清净心是修习的目标，平常心转化为清净心要一番渐修的过程。

第二阶段以弘忍弟子慧能及其弟子神会为代表 慧能（638-713），俗姓卢。咸亨三年（672）到黄梅东山寺为踏礁行者。南宗禅以¡°见性¡±和¡°顿悟¡±为两大纲领。¡°见性¡±就是见自性本自清净：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复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然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坛经》）

《神会语录》说：众生心即佛心，佛心即众生心。六祖慧能悟道时，脱口而出：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顿悟成佛

每个人的平常心与清净心统而为一。这种自性清净心本自具足，与见闻知学无关。因此，体道只要¡°顿悟¡±即可。不须要勤勤拂拭地渐修。《坛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

顿悟则无修、无作、无念。随所住处恒安乐，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切计较思虑都是不必要的。这样又把心性修养变成了人性的自然复归。第三个阶段，以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代表 道一（709-788）：俗姓马，受法于南岳怀让，先后在建阳佛迹岭、南康龚公山、钟陵开元寺等地说法，被尊为“马祖”;弟子知名者有百余人，称“洪州宗”。希迁（700-790），俗姓陈，端州高要人。曾受法于慧能及其弟子行思，后往南岳衡山南寺，称“石头和尚”。他与道一一主湖南，一主江西，称并世二大士。这一时期的禅的特点：对平常心的肯定。

慧能与神会讲自性清净心，把佛心归结到凡人的心，但却仍有“悟”与“未悟”之别。道

一、希迁及其弟子，则直指平常心就是清净心。“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穿衣吃饭，莫非佛道。因此道不用修，背离经教，呵佛骂祖。南泉普愿：还我本来面目

百丈怀海：求佛人是，骑牛觅牛¡± 兴善惟宽：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 丹霞天然：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

佛陀说法不过是用黄叶代钱止小儿啼，佛经则如眼中金屑，虽宝终为病。平常心就是佛心，每个人都要自作主人公，作唯我独尊、不受外惑的人。禅发展到这一阶段，又把心性修养功夫变成了任运随缘的生活。第四阶段：南宗禅分裂为“五家七宗”（晚唐到宋初）

自弘忍开创的禅宗，发展到中唐时期思想最为活跃、最有创造性。当时的禅风具有开放性、民众性、哲理性与实践性的特色。但到了晚唐，禅风又有所转变，这即是禅的贵族化与形式化。

时代的衰败，使许多官僚士大夫不得已而遁入禅门；而当时凋敝的形势，又没有孕育新鲜有生机的思想意识的可能。这样禅就走向它的反面，建立起一套独特的言句形式，而法系上的斗争愈演愈烈，遂形成了“五家七宗”。“五家七宗”：南岳系的沩仰宗和临济宗；青原系的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沩仰宗的创始人是沩山灵佑（771-851）和仰山慧寂（814-890），此宗活动在今湖南、江西。临济宗的创始人是临济义玄（？-867），此宗主要活跃于今河北，以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为中心。

曹洞宗的创始人是洞山良价（807-869）和曹山本寂（840-901），此宗主要活动在今江西。云门宗的创始人是云门文偃（864-949），此宗主要活动在今岭南一带。法眼宗创始人是法眼文益（885-959），主要活动在今江苏、浙江一带。到了北宋时期，临济宗又分立为杨岐、黄龙二派。杨岐派的创始人是杨岐方会（992-1046）；黄龙派的创始人是黄龙慧南（1002-1069）。到南宋，只临济、曹洞二宗传承较盛，其余各宗皆先后衰微。

到了后期，禅不再注重思想的创造，而转化为说“公案”，斗“机锋”的文字禅。禅宿为接引学人常引用一些话头来截断常识情解，这些前辈故事成了参悟对象，如官吏断案一样要以测量学人水平，所以叫做“公案”。

禅师与弟子间互相测试、启发、对问，又用一些问题进行勘问答辩，对答中显示各自禅解的高超，此之谓“机锋”。

五家七宗各自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如临济宗的“四料简”、“四照用”，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云门宗的“三种句”和“一字关”等等。

这样，形式上最为活泼自由的禅变成僵化的教条。禅风的这种转变，是禅宗衰落的表现。禅宗之禅已不仅是一种修持方法，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哲学理论，进而融化到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哲理。这种理论不但大大改变了中国佛教，而且大大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学和艺术，影响了并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佛教的寺院殿堂 寺院建构的演变 殿堂配置与塑像 佛 塔

佛教的寺院殿堂是供奉佛和菩萨的地方，也是出家僧人居住和修持的场所，历来为佛教活动的中心。从文化和景观的视角来说，佛寺殿堂作为荟萃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的琳琅满目的综合艺术馆，既是古代文化活动中心之一，也是人们休憩游览的胜地。它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艺术的熏陶、神奇的联想，也为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佛教寺院不仅和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相联系，还和农业生产、商业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相联系，具有多种社会功能。

二、殿堂布置：寺院典型结构 殿堂是寺院中重要屋宇的总称。

殿是供奉佛像供瞻仰礼拜祈祷的地方，堂是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生活的地方。

主要建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附属设施安置在东西两侧。

寺院的主要建筑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楼）。东西配殿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

主要生活区常集中在南北中轴线左侧（东侧），包括僧寮、香积厨、斋堂、库房（办公室）、客堂（接待室）等。旅宿区常设在右侧（西侧），主要是云水堂(旦过寮)中国佛教寺院建筑，体现了追求对称的美学法则，是造型艺术的杰作，它与佛教雕塑、绘画融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佛教艺术的繁荣。佛教与中国艺术 一佛教雕塑 早期佛教雕塑

早期佛教认为释迦佛的形象是不可描述的，一切艺术手法都不可能具体表现其风貌。所以直到印度阿育王（前273—前232年）时200多年中，印度佛教艺术中始终没有释迦佛的形象，表现佛前生（本生）和今世生平的绘画和浮雕都用象征手法，如佛到一处刻一脚印，说法的地方刻一法轮、宝座或菩提树等。直到公元1~2世纪犍陀罗才出现了佛的形象。犍陀罗佛教艺术特点

其式样模仿希腊人之骨相，面貌不同于印度人，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一反中印之螺发，而呈现波状发纹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中国的佛教雕塑艺术

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经历了直接取法印度佛教雕塑，到与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相结合，再到中国化的过程。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初期，中国佛教造像迎来了它的兴盛期。

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金铜佛像是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佛像，标志着定型化的单独佛教雕塑已普遍出现。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印度佛像传入中国后，适应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作了改造。这以南方东晋戴逵为代表。

据《历代名画记》卷五记载，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帐中，密听众议，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遂成东夏制像之妙„„致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 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早期佛教造像，面相丰圆，肢体肥壮，神态温静。北魏孝文帝亲政以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并迁都洛阳。这时的佛教雕塑，受到南方以戴逵为代表的“秀骨清像”风格的影响，融合南北，出现了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面容清瘦，褒衣博带，性情爽朗，风神飘逸的佛教造像。隋唐时期：雕塑艺术史的辉煌时代 佛教雕塑在武则天时代达到高潮。龙门奉先寺是唐高宗和武后开凿的大型摩崖像龛，包括卢舍那佛及弟子、罗汉、菩萨、天王、力士等十一尊巨像，主像高17米。群像布局严谨，刀法纯熟。佛像面容贴切近人，身体圆肥丰硕，笔意豪壮；菩萨细腰斜款、雍容华丽；天王、力士肌肉怒凸，纠纠雄武。

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此时的造像，圆润丰腴，宽妆高髻，充满生命的活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圆熟与完美。

唐代雕塑家竞相在佛教艺术舞台上献艺，此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雕塑家杨惠之，世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佛教石窟：佛教雕塑的宝库

佛教雕塑最集中地体现在佛教石刻艺术上。佛教有石窟寺，即在山崖河畔开凿的佛教寺庙。佛教石窟源于印度，中国石窟开凿始于3世纪，盛于7至8世纪，延及16世纪。国内现有石窟寺遗存约为100多处，其中重要的有新疆拜克孜尔石窟，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云南大理剑川石窟和浙江杭州飞来峰造像等等。其中，敦煌、云冈、龙门是是我国最著名的三大佛教石窟。

二佛教与中国绘画

中国关于佛画的记载见于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魏书²释老志》：“明帝并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的佛教绘画，也大概是中国艺术家自作的佛教绘画。而中国佛画的兴盛始于魏晋南北朝。近代画家傅抱石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洵可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时代。这个时代的佛画艺术家代表是戴逵、顾恺之、曹仲达、张僧繇。相传东晋顾恺之以《维摩诘像》所得布施为建瓦官寺捐款，此像以其神妙而得观者布施百万钱。东晋戴逵“十余岁时于瓦官寺中画”，代表作《五世佛》与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和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北齐曹仲达亦工画佛像，他多画印度打坐入定的释氏人物，代表作有《禅定图》等。梁代画家张僧繇以善画佛像著名，梁武帝崇奉佛教，凡装饰佛寺多命其画壁。所画佛像，自成体系，有“张家样”之称，被雕塑者取作范式。

唐代，以吴道子和周昉为代表的初唐和中唐画风，都以创作“满壁风动”的寺观壁画而载誉史册。吴道子，擅长佛教人物画，尤长壁画。在长安、洛阳两地作壁画三百余间，情状皆不相同。他画人物或从臂起，或从足先，却能不失尺度，绘佛像圆光、屋宇柱梁都一笔而就，被后人誉为“画圣”。其佛画代表作是《地狱变相》。吴道子弟子卢楞伽所作《六尊者像》亦是今存佛画名作之一。周昉“妙创水月观音之体”，在两京寺刹作佛教壁画多处，朱景玄认为“其画佛像皆神品。”（见《唐朝名画录》）

北宋以后，佛画虽不如从前发达，但一直占很大的比重。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收录从五代到宋神宗时画家250人，以释、道人物为主的画家有110多人。

据南宋邓椿继郭若虚之后统计：从北宋熙宁七年到南宋乾道三年载画家144人，其中仙佛鬼画家34人。

又《宣和画谱》将中国绘画分作十科，十科中道释人物科居首。

宋以后至元、明、清，以佛画而名垂画史的代不乏人。如元代的赵孟頫、任仁发，明代的丁云鹏、仇英、商喜，清代的禹之鼎、丁观鹏等。赵孟頫《红衣天竺僧卷》、《无量寿佛图》，丁云鹏《罗汉图》，丁观鹏《释迦牟尼佛会图》、《法界源流图卷》 佛画特点 ⑴佛像特点：佛像虽然有千万之多，但相貌、体态、神情都大致相仿，他们的区别只是手印、法物、坐姿有所不同，衣饰、背光、莲座有所变化而已。佛像的相貌、神态就是：安祥、静穆、崇高、完美，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汉地佛像：颜容奇妙，常若少年，面如满月，眼如垂凤，鼻如悬胆，口如仰月，唇如涂朱，齿如编贝，两耳垂肩，双手过膝，足可容龟，肌如凝脂，胸背平满，远观巍巍，近观恰恰。总之，具备一切贵美之相、大人之相，回避一切贱丑之相、贫薄之相，集真、善、德、福、神、妙、常、乐、净、定、慧、明等人间诸种妙好于一身。⑵菩萨像特点，菩萨像可分两类

第一类侍立菩萨：如释迦牟尼身旁的文殊、普贤菩萨，阿弥陀佛身旁的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等。其中观音菩萨像，就有几十种，如一面两臂观音、一面多臂观音、多面多臂观音、如意观音、送子观音、鱼篮观音等等。第二类是佛像旁所画的供养菩萨，如献花菩萨、献香菩萨、音乐菩萨等。菩萨外貌特征与佛相像，即刚足16岁的童男、童女相，凝聚着安祥之美，体现着慈爱精神。所不同的是佛顶有肉髻，菩萨顶无肉髻；佛面如满月，菩萨面如鸡子、芝麻或鹅蛋；佛的服饰单纯朴实，身披袈裟、偏袒右肩、显露心胸，菩萨的服饰华美庄严，首戴天冠、身披璎珞、手贯环玔、衣曳飘带。菩萨的相貌、衣饰相近，唯一的分别方法是手印和法物。如观音菩萨手持杨枝净瓶，而大势至菩萨手持莲花；衣饰则几乎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观音菩萨天冠中有一化佛（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天冠中有一宝瓶。弥勒菩萨（天冠弥勒）手持宝塔，文殊菩萨手持经筐或经卷，地藏王菩萨手持摩尼宝珠和锡杖等。

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影响：

一、佛教传入引起了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

二、佛教传入带给中国美术全新的内容；

三、佛教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不同流派，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

四、佛教传入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技法和理论。三佛教与中国书法

(一)佛教对书法的看法

1、书法是修行培福之道写经功德殊胜，易于收摄身心

2、书法有助扬佛教之功(二)佛教对书法的贡献

1、保存书法文化：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以及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累积了无数有关书法文化遗产，对研究各朝的书法贡献匪浅。

2、影响书法艺术创作：佛教与书法的结合，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 对中国书法风格的影响(“晋唐尚法”、“宋人尚意”)

四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曲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

中国佛教音乐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级：

一、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

二、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

三、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

四、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通俗化及衰微阶段。

第三篇：鲁迅文化与佛教的关系

鲁迅文化与佛教的关系

姓名 周楠

学号011102053 班级（5）

鲁迅的故乡绍兴，有着信奉神佛的浓厚的空气。在这样的环境里，鲁迅从小就与佛教有了缘分。他一生下来，家里就忙着向菩萨为他“记名”.就这样还不放心，在他不满一岁时，父亲就抱他到附近长庆寺，拜主持龙和尚为师，师傅赠送他银质八卦一个，上面镌刻着“三宝弟子法号长庚”。这个法名，后来也曾做过笔名（“常庚”、“庚”），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他还得到两件“法宝”：一个是非喜庆大事不穿的“百衲衣”;一是每逢出门必挂在身上的牛绳—上面挂着历本、银筛之类的“辟邪物”。鲁迅在晚年写的《我的

教的传统背景，因此，一旦与时代精神遇合，它便以超出常人的深度和力度爆发出来，表现出人所不及的思维洞察力。在他的小说、杂文中，怀疑精神遍布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传统习俗直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怀疑使鲁迅特别善于窥探、洞察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特征，不为假象所惑，不为成见所蔽，对纷繁复杂的世间万象永远保持清醒的批判眼光。怀疑也使鲁迅成为一个清醒得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他无情地剥去了“五四”以来一些乐观主义者盲目地加在诸如“大众”、“希望”、“青年”、“黄金世界”等观念上的乐观想象，使之露出原本满目疮痍的真相：“群众——尤其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将来就没有黑暗么？”，“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等等。他在“一切有中看见无所有”，这使他在许多方面接近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但鲁迅的虚无更彻底。存在主义的“无”是指在一个上帝已死去，没有任何普遍必然的道德律，也没有任何绝对客观的价值的“虚无”世界上，人必须自己选择和创造他的价值，个人是各种价值和意义的根源。但是，在鲁迅眼中，“自己也未必可靠”，对于先觉者置身传统中反传统的悲剧性悖论处境的洞察，使他对“自我”亦投去了怀疑的眼光，他发现自己也在帮助着排“人肉筵席”，也在不自觉地“吃人”，“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因此，较之存在主义，鲁迅的“虚无”更接近佛教的“空”。佛教认为一切事物包括人的生命在内，都是由内在的因和外在的缘和合而生，是缘起的而不是自起的，因而都空无自性。这种“空”不是等于零，一无所有，而是说一切都是无自性的，非永恒、非绝对的。鲁迅说他的反抗并不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而不过是“与黑暗捣乱”，即是深悟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永远正确、完全光明、绝对永恒的理想，看似绝望偏激，其实乃是意识到人的存在之有限，更是意识到社会改善永无止境的一种真正觉悟。竹内好先生说：“鲁迅文学的根源应该是被称为‘无’的某种东西。获得了那种根本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家。”这种空、无的自觉显然来自佛教的启悟。

佛教说空，却并不执着于空。在它看来，仅从有（肯定）或仅从空（否定）来理解事物，都是片面的，偏执的，必须从事物的两个对立面互成互破，不断否定，才能扫尽一切妄执而呈现真实。这正是鲁迅没有在怀疑中走向虚无主义的陷阱，而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思维根源之所在。较之一般的现代作家，鲁迅思想中存在着更多的内在冲突和深层矛盾。既相信历史的进步，又相信历史的循环；既为启蒙民众而大声呐喊，又诅咒这样的民族灭亡；既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以及既爱人又疑人等。中国传统士人面对社会矛盾和人生困境时，大多是退守到庄禅哲学中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虚无辩解中，寻求精神解脱。鲁迅常说自己苦于背负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真正使他的否定和怀疑精神贯彻到底，在虚无和绝望的废墟上开出一条生路的，这是佛教的否定思维。在《野草》中，他以下地狱般的勇气和毅力，在两难式的自我盘诘中拷问灵魂中的黑暗与虚无的“鬼气”，空虚与充实，希望与绝望，生与死，友与仇，人与兽，祝福与诅咒等，两种立场的尖锐对立，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紧张，混合着天堂与地狱的气息。正是在这种艰难的自我否定中，鲁迅超越了虚无和绝望，走上了彻悟之道。他在希望中洞察黑暗，又在绝望中发掘光明；他以绝望来补充希望，又以希望来照亮绝望，沉着从容，不惊不怖，“胸襟达到了一极大的沉静境界，仿佛无边的空虚寂寞”。如果说老庄的“无”还处在没有分化的原始浑沌状态的话，那么鲁迅经

过互成互破的否定之后所达到的“空”则是对有与无的对立性矛盾的超越与克服。表面上看似乎回到了起点，其实已发生了质的飞跃。也正因此，鲁迅的否定不是走向消极悲观的沉寂，而是走向了悲壮动人的拯救，“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古典式的人格范型在鲁迅这里的终结、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现代人格。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黑暗混乱，文坛斗争的错综复杂，使得觉醒的知识分子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和日益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饱受希望与绝望的折磨，在不可解脱的狂热与颓废的轮回中，似乎只有鲁迅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与豁达，冷热之间，从容不迫，这种精神定力不是无所从来的，“其‘冷静’，‘渊默’，不能纯粹是对辛亥革命后许多事情的失望造成的，亦必是由于一长期的修养，即内中的省察存养所致。换言之，在自己下过绝大的功夫，显然，这必定是受了佛经或老庄的影响。”

佛教对鲁迅的创作亦有深刻的影响。佛经中的典故、意象、术语大量化用在鲁迅作品中，其着名的“铁屋子”比喻既是由佛经中“火宅”意象演化而来。在《法华经》卷二《譬喻品》中说：“舍利弗！若国邑聚落有大长者„„其家广大„„堂阁朽故，墙壁落，柱根腐败，梁栋倾危，周匝俱时，徐然火起，焚烧舍宅。长者诸子，在此宅中，乐着嬉戏，不知不觉，不惊不怖„„无求出意„„长者„„思惟„„我当为说怖畏之事：此舍已烧，宜时疾出”佛教把人世间比作四面起火的“火宅”，鼓动人们“速出三界”，所谓“三界无安，犹如火宅”。鲁迅“铁屋子”意象即受到它的启发，“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不同处在于，“火宅”中悟者为长者，迷者为其子，而在“铁屋子”中觉醒者是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熟睡的是大众。在鲁迅的小说散文中，“铁屋子”又进一步具象化为《阿Q正传》中的“未庄”、《祝福》中的“鲁镇”、《颓败线的颤动》中的“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等，并且赋予它以先觉者为救群众反被群众驱逐、迫害之新义，使之更具时代色彩。当先觉者与群众的对立转化为先觉者与敌人的斗争时，“铁屋子”意象就置换变形为“无物之阵”。“无物之阵”其实也是一个“鬼阵”，这里各处是壁，随时能碰，然而无形；到处是杀人不见血的暗器，却又让人看不见，你能看到打着公理、正义、文明等好看的招牌的学士、慈善家、雅人君子等，实际却空无一物，走进无物之阵的战士，就象碰到了“鬼打墙”一般无所用其力。在《何典·题记》中，鲁迅称赞专写阴间的小说《何典》“谈鬼物正象人间”，“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象”正源出于他对鬼影幢幢的人间生活的深切感受。“无物之阵”是鲁迅在“铁屋子”基础上提炼出的具有深厚的历史蕴涵和现实意义的典型意象，它的鬼气、怪诞和恐怖，正是这人间地狱的写照。

鲁迅说：“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是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在现代人身上看到过去的鬼魂，在现代社会里洞察出传统的阴魂不散，这使他时常感到仿佛生活在非人间的鬼域世界。人鬼混杂、古今杂糅、新旧交替正是转型社会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鲁迅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过渡

时代中种种昏暗不明的灰色的影子。鬼魂在持久而明确地主张进步，对未来抱有理性乐观主义的胡适的世界里是没有地位的，在对历史持悲观虚无的“循环论”的周作人眼中，除了古已有之的形形色色的鬼魂，现代中国从未有过任何“新东西”，“我觉得我们都是鬼，不但父母传下来的东西在我们身体里活着，并且各种陈旧的思想信仰这一类的东西也都存留在里头„„现代中国上下的言行，都一行行地写在二十四史的鬼帐簿上面。”因此，当鲁迅以昏暗不明人鬼混杂的地狱意象来象征他所处的时代时，他成为时代最真实而深刻的代表，而从佛学中汲取营养和灵感正是他成功地营造出阴冷恐怖的人间地狱的关键所在。他称自己的《野草》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野草》的象征中所使用的大量意象、典故和术语都来自佛家文化，如伽蓝、火聚、火宅、三界、无量、刀山剑树、地狱鬼众、牛首阿旁以及模仿古代汉译佛经语气的大欢喜、大悲悯、大痛楚、大光辉等语汇均显示出浓厚的佛家文化气息。不仅如此，《野草》中带有鲁迅自我个性特征和生命色彩的“影”、“死火”、“长蛇”等主要意象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佛家文化的启示。

佛教认为现实如同梦幻泡影。《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鲁迅也十分钟爱“梦”的意象，或把理想比喻为梦，或者比人生为梦，或者借梦境来表现复杂的内心世界。梦幻气氛弥漫于《野草》的大部分作品中。由于佛教中的“幻”经常和“化”的概念联在一起，而“幻化”在本质上又是一种带创造性的神话思维，它对作家艺术家想象力的高度解放和思维空间的拓展意义重大。鲁迅说：“中华民族祖先居住在黄河流域，自然界的情形并不佳，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这种“重实际轻玄想”的文化性格，随着儒家文化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全面控制而愈益加强。因此，与佛经文学的“好大不经”、“奇谲无己”、“深妙靡丽”相比，中国文学不论如何夸张离奇，总显得过于沾着现实，不够舒展空灵。钱仲联先生说：“先秦道家哲学着作如《庄子》、《列子》之类，都有些幻想寓言，但比之佛经的上天下地的想象驰骋，真有小巫见大巫之感。”鲁迅虽然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他耽于沉思，富于激情，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他之喜读佛经与佛经文学夸诞、神妙、玄奇的艺术魅力分不开。他曾专门出资捐刻《百喻经》，他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亦随在可见。”他的杂文《战士与苍蝇》、《复三虫》、《谈皇帝》、《扁》等包括在《野草》中的《狗的驳诘》、《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诞而不谬，幻中见真，庄从谐出，妙趣横生，或令人会心微笑，拍案叫绝，或促人凝神沉思，肃然起敬，均可作为优美的寓言来读。驰骋自由的想象力，博古通今的学识，透视历史和现实的卓见激活了鲁迅种种奇思妙想，如《影的告别》中人影离形；《墓碣文》中死尸的坐起发问；《死火》中在冰谷里冻结与苏醒的死火；《失掉的好地狱》中神魔之争；《狗的驳诘》中狗对人的反驳以及《死后》中人死之后的感觉，月亮向西运行等奇幻的构思，诞而成理，奇而有法。幻化的生动、神秘、奇妙，使《野草》的梦境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幽深奇幻瑰丽浪漫的艺术风彩。变形与夸张是佛经文字中最常用的技巧之一，较之写实，它使人物、景象或内在秩序脱离常规，显出异相，从而能有力地凸现出现实中的某些隐而不彰的意蕴。如《失掉的好地狱》中，鲁迅以神魔的斗争、神取代魔又蜕化为魔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作哲学的观照和审视，它超越了写实作品中常有的具体时空，却显示出剥离历史本质的深刻性和精辟性，警人至深。正是变形和夸张使《野草》的梦具有奇特的美和怪诞的恐怖，“它们是真正

的梦魇，即使那些并未标明是梦的篇章也具有一种不连贯的性质，并因变形的现实而引起人的震骇”。变形和夸张也使鲁迅笔下的形象描写显示出超拔奇伟的奇幻魅力。如那有炎炎的形、却全体冰结如珊瑚枝、冷得使人指头焦灼的“死火”；那象包藏火焰的大雾，在日光中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的“死掉的雨”；那在广漠的旷野上，裸着全身，执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看客们无聊生命的复仇者等等，造型的奇诡，设色的绚丽，想象的超拔，描写的夸诞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这既有赖于作者超理性的神话思维和“出入幻域，顿入人间”的思维空间，也需要联想、聚合等想象心理的构成力。可以说，佛教中的“幻化”观对于鲁迅摆脱现实之束缚，自由地跨越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界限，在过去未来现在和地狱人间天堂的广阔时空中自由穿梭，营构出奇诡绚丽、扑朔迷离的人、神、鬼、魔的艺术世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鲁迅的创作总集中，翻译占有较大的篇幅和重要的位置。鲁迅一生推崇硬译、直译，强调忠实于原文。而对于鲁迅的直译工作，当时的翻译界还存在着疑义。至二十世纪初，整个中国翻译界仍然以林纾式的意译（实为改写）为主。鲁迅推崇严复，理由是“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更进而对六朝汉唐佛经的翻译大加赞赏：“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关于翻译的通信》）完全是以佛经翻译为最高评判标准。鲁迅认为直译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佛经翻译的成功例子。“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认为他的直译虽然一时对读者阅读造成一定的障碍，但这种障碍很快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化解，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鲁迅在潜意识中是否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与中国古代佛教学者翻译佛经相提并论已不得而知，但直译在鲁迅看来是一件艰难而又光荣的事情则显而易见，否则他也就没有必要多次大动干戈地反驳梁实秋、赵景深等人的攻击了。

鲁迅的翻译可以说是最受批评家不遗余力批评的对象。可是他却据理力争、乐此不疲，并且以佛经为靠山来堵批评家的嘴，这与他在其它场合谈论佛教时的讥讽口吻迥然不同。这种自相矛盾至少产生两个推论：

译风尚也曾使鲁迅身陷其中，《斯巴达之魂》可以说介于翻译和创作之间，这也是当时翻译界的主流。虽然如此，鲁迅对这种误人子弟的作法一直心怀不满，于是当严复的后期翻译、曾朴的《九十三年》、马君武的《心狱》等较为朴素忠实的翻译出现之后，鲁迅的译文风格即为之一变。与兄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是对林纾误读和误译的反拨，在为此书所做的《序》中，他提出了“直译”的宣言：“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中华。”口气中流露出开一代新风的霸气。另一位译者周作人当时还与兄长保持一致步调，他也认为“直译”是唯一可行，也是最好的翻译方法。虽然限于周氏兄弟当时的翻译水平和翻译经验，在译文的可读性上也很难说成功。但是，1920年鲁迅为重印《域外小说集》时作序时已经意识到少作的不足之处。到翻译《百图死魂灵》时已经看不到特别生涩的句子，已是完全意义上的白话了。

可见，鲁迅除了在忠实于原著的精神上与佛经吻合外，并没有对佛经的特殊兴趣。佛经的翻译传统只是鲁迅与梁实秋论战的一个工具。事实上，《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也只是在章太炎的鼓吹和煽动下的结果，而并非是周氏兄弟从佛经中“顿悟”出的新鲜法宝。

鲁迅早期的杂文常常表露出一种拒绝传统的姿态，最著名的莫过于让学生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包括印度）这一惊世骇俗的主张。他也多次表达出对佛教哲学的不理解。1933年2月7日至8日作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他举出《说岳全传》中的例子来讽刺佛教徒的涅槃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好方法。”又说“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佛教的个人解脱在鲁迅看来不仅是虚妄不实的，也是一种狡黠的欺骗。无法证实的谎言被认定是真理而现实的苦难图景却被有意和无奈的忽略，这一惨痛的事实恰恰是佛教在为统治阶级掩饰，一种命定的阶级身份和不公正的待遇只能至死不渝，以期待来世的轮回和涅槃后的“大欢喜”式的狂欢妄想为已失去的一生写下墓志铭。佛教的游戏规则无疑是为了保卫自身的尊严和利益不受损害，并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抽象节日作为诱饵使普通群众的心理天平向佛教倾斜。

鲁迅的火眼金睛真切地洞穿了佛教以及中国固有文化的谎言特质，与历史的相互遭遇暴露了它们可疑的作案动机。在场的贵族名额有限，破产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彼岸，亦或所谓的彼岸只能像一张脆弱而又华美的丝网一捅即破。

佛教保护神这一精神鸦片对民众的思维方式造成的麻痹和伤害，鲁迅更是深恶痛绝，他说：“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真假唐吉诃德》）[39]当日本佛教电影在上海上演时他又措辞严厉地批评道：“从全世界的愚夫愚妇，善男信女的衣袋里，赚得确实的布施。”（《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这样的批评和讥讽在鲁迅的杂文中经常出现并成为鲁迅文化批判视野中的一环。

应该看到，鲁迅对佛教矛盾态度正是佛教本身的优势和弊端的必然结果。佛教的两重性是其在变革过程中面对习惯势力和外部挑战形成的过渡状态，也从一个平面上体现出传统与变革的对立，共存于同一时空中的尴尬。

第四篇：来自佛教的汉语词汇

来自佛教的汉语词汇

佛教是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涉及了社会历史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佛教创立于印度，自两汉之时传人中国，逐渐和我国固有的儒教、道教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成为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佛教文化以佛经传译为主要途径，对汉语的音韵学、语法学、词汇学、汉字、修辞法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和影响历久不衰，绵延了近两千年。原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曾说：“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可见佛教对我国汉语词汇的影响之大。

一、汉语词汇受佛教影响的方面

佛教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个方面。

（一）佛教的中国化带来了汉语词汇的极大丰富。

除了历代佛经翻译者运用各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创造出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汉语新词，还有不少汉语中的已有的词被赋予了佛教的意义，出现了大量的“佛化汉词”，如 “空”、“解脱”。

（二）在汉语的发展史上，众多佛教词语的涌现，促进了汉语构词法的丰富与发展。

佛经翻译利用并激活了汉语固有的四字模式，使其构词能力大大加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汉语四字格的蓬勃发展，其中源于佛教的四字格成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最高比例，它们与汉语成语融合在一起，成为汉语词汇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是产生了大批偏正式汉语语词，如“戒律”、“妄想”、“三生”等，逐渐改变了六朝以前汉语词汇以联合式为多的状况。

（三）佛教的传人推动了上古到中古转折时期汉语的双音节化进程。

为了适应梵文的特点，同时也为了使译文更为晓畅，佛经翻译家们在译经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双音节词，如“如意”、“成就”、“慈善”等。

佛教对社会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巨大，汉语中的来自佛教词汇十分丰富。根据来自佛教汉语词汇的各个类型：从使用较多的成语、惯用语、谚语几个类别

来举例说明。

二、来自佛教的汉语词汇的类别

（一）成语

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成语源于佛教中的佛经故事、教义理论、礼俗习惯和禅宗典故，如“晏花一现”、“天花乱坠”、“作茧自缚”、“不可思议”、“五体投地”、“百尺竿头”、“点石成金”等。

根据来源，成语与佛教之源有五种情形。一是有的成语直接、完整地来自于佛教的经典，如盲人摸象、井中捞月、自欺欺人、不二法门、泥船渡河、皆大欢喜、想入非非、味同嚼蜡等。二是有的成语部分要素来自佛教经典(书籍)。如国人把佛教中“痴”毒与“妄”行结合，创立了“痴心妄想”；把“苦海无边”与“回头是岸”结合，创立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在“放下屠刀”之后加上自己的思想，创立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灌顶”指一种佛教仪式(把清水浇到头顶上)，国人把两者合起来创立了“醍醐灌顶”。三是有的成语虽然完全来自国人独创，但同样有佛性佛缘。如国人根据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独创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根据佛教“放生”“护生”观念，独创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四是有的成语从文字 到内容都与佛教没什么联系，完全由国人所独创，但又确实具有佛性佛缘。如“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就是中国普通佛教信徒所独创的日常劝诫语。五是有的成语来自于中国佛教高僧的活动或故事。如“痴人说梦”来自于宋朝的惠洪和尚对李邕所写的一块外围和尚墓碑的批评“此正所谓痴人说梦耳!”

由上可知，原原本本的佛性成语并不多，更多的是国人创造的佛性成语。这说明，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国人具有开放、包容、学习、接受的心态，更具有独立自主，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

（二）惯用语

1.来自佛教戒律、教义的汉语惯用语

造口孽：“口业”是身、口、意三业之一，在“十不善业“中占了四项：妄言、恶口、两舌和绮语。(开东法师，2003：3)这表明，舌根难得清净，嘴巴是最容易造口孽的。“口业”写作“口孽”，在俗文学中较多见。

口头禅：禅宗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宗旨，提倡直截了当的“顿悟”，甚至说，“道个佛字，拖泥带水；道个禅字，满面惭惶。” 禅宗还认为“开口即错，用心即乖”，“等你开口，堪作何用!”禅宗的末流，好取现成的经语、公案、挂在口头上，作为谈助，被斥为“口头禅”。(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3：32)“口头禅”完全违背了禅宗“顿悟见性”的宗旨。后把口头上经常说的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话，也称为“口头禅”。2.出于佛教典故的汉语惯用语

在佛教传入我国的漫长历史中，佛经故事逐渐在民间口头流传开来。随之佛教典故便被经常引用，最终成为人们公认的词语，固定下来。它源于社会生活，形象而生动。例如：

吃十方：出家人靠信徒布施、化缘度日，俗称“吃十方”。此外，出家人云游各处，可在十方丛林中挂单，免费食宿，这是“吃十方”的又一层意思。佛经上称东南西北、四维上下的空间为“十方”或“十方世界”。

狮子吼：佛被称为“人中师子”(佛经上的“狮”字多写作“师”字)。“狮子吼”见于释迦牟尼佛初诞生时：太子(指佛出家前为悉达多太子)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师子吼，云：“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关于“狮子吼”的寓意，可见《普曜经·论降神品》：“譬如师子吼，诸小虫怖惧，畅佛师子吼，降伏外异学。”佛菩萨演说决定之理，降伏一切外道异说，故称狮子吼。此外，高僧说法，有时也被誉为狮子吼。如唐·刘禹锡《送鸿举游江南》诗：“与师相见便谈空，想得高斋师子吼。“俗语中则每称悍妻恶骂为“河东狮吼”。

3.强调因果报应的汉语惯用语

佛教很注意人生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认为人生在世，时时处在因果报应之中。不论历时多么久远，一个人种下“因”，总要有“果”来报应。例如：

见阎王：阎王，又作阎罗王、焰王等。佛经中有《阎罗王五天使者经》一卷。佛教还有“冥土十王”之说，阎罗王位居第五。民间传说阎王掌管生死簿和人寿 的长短。后来人们把“见阎王”指死入冥界。

现世报：原称“现报”，为佛家所谓三世业报之一。

佛教主张善恶因果报应和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来世)轮回的理论，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个人生前的行为(业因)决定死后轮回处境的好坏，行善者或生天界，或生人间，人间又有贫富寿夭之别；为恶者或生为畜生，或生为恶鬼，或下地狱。由此因果报应的理论，佛教也便有了“十善”之说，警醒信众，引以为戒。

（三）谚语

谚语是熟语的一种，它流传于民间，简练通俗而富含深意，大多反映人民生活和斗争经验。

佛家传教中形成的汉语谚语。如，由“放生”而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塔的层次一般为单数，如五、七、九、十三级等，而以七级为最多，故有“七级浮屠”之称。塔原来是用来埋葬圣贤的身骨或藏佛经的，造塔的功德很大。然而，为死去的人造塔，毕竟不如“救人一命”的功德更大，更有意义，故俗语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意在鼓励人们奋不顾身，去援救面临死亡威胁的人。又如，由“不杀生”而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为停止作恶，立成正果，劝人改恶从善。1.由个别佛词引申而来的汉语谚语

“无事不登三宝殿”。佛教有“三宝”之说，即教主释迦牟尼为“佛宝”，经 籍教义为“法宝”，弘扬佛法的僧团为“僧宝”，合称“三宝”。“三宝殿”即佛殿。寺门中的规矩，上佛殿时必须恭敬肃穆，进行礼拜、诵经、供养等，不得随意在佛殿里闲逛、闲聊。故俗语中有“无事不登三宝殿”之说。意思是无事不来，既来便有事相求。

2.由禅语引申而来的汉语谚语

“一客不烦二主”，本为禅语。《续传灯录》卷二八《临安府灵隐瞎堂远禅师》：“一鹤不栖双木，一客不烦两家。”后作“一客不烦二主。”《杀狗记》十二：“一客不烦二主，一发是你去。”《水浒传》二四：“常言道，一客不烦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钱的，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

佛教自从两汉传入，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汉语词汇方面尤为明显。时至今日，你只要稍作留意，便会发现人们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着汉语中源自佛教的词。

参考文献：

[1]王脉.佛教对汉语词汇影响的探析[J].东疆学刊,2007,24(1):81-84.DOI:10.3969/j.issn.1002-2007.2007.01.018.[2]李琳.浅论源于佛教的汉语熟语[D].天津师范大学,2008.[3]阮文程.成语佛源[D].华中师范大学,2006.DOI:10.7666/d.y875844.[4]王郦玉.佛教文化对汉语的影响初探[J].宗教学研究,2005,(3):153-155.DOI:10.3969/j.issn.1006-1312.2005.03.030.

第五篇：浅议英语与汉语之间的关系

浅议英语与汉语之间的关系

近来，社会上有些人大谈“英语热”影响了母语即汉语的教学，因而提出以降低英语提高汉语在高考中的分值来刺激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当然，在当今功利主义盛行时期，这一招会有一定效果。然而，我对于这一建议的出发点难以赞同，对用这种方法能否达到促进汉语教学的目的，我也持怀疑的态度。

我在《外语教育不可削弱》①与《外语教育面临的矛盾和问题》②两篇文中曾提到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但说得很简单。最近，读了《英语对中国的历史性影响》③一书很受启发，我试图较深入地与外语界和语文界的人士一起探讨英语与汉语之间的关系。

英语热是否影响了汉语教学？

改革开放以来，英语的地位空前提升，不断升温，这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对我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握英语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个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这是英语热的根本原因。只要坚持改革开放，英语就不会降温。当前英语是否过热？实际是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现象。例如，高考必考外语使得一些有特长的但外语成绩差的考生难以上大学；各种职业招聘都要外语资格证；职业学校不论专业特点都要求学生学外语；外语学习低龄化,家长争相送小学低年级和幼儿上英语培训班,加重了孩子的负担和家庭的经济压力。其实，这些是属教育政策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不应该一股脑归罪于英语热。至于英语热是否影响了汉语教学，需要调查和实证。中小学乃至整个社会一向重视语文课，有充足的课时、好的师资与丰富的教学资源，因此语文教学条件优于英语教学。只有为数极少的刚刚起步的国际班使用全英语教学，学生可能对语文学习有所放松。即使外国语学校也很重视语文课，由于汉语与英语相互交融，外语学得好的学生汉语也不会差。如果，学生普遍存在对语文不够重视或不感兴趣，这首先要从语文教学本身找原因，而不好埋怨别的学科。正像英语教学出了问题，就该分析自身的问题，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别的学科身上去呢？所以，汉语需要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改革创新，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仅靠高考增加分值是难以奏效的。

英语对汉语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1.英语对汉语自身发展的促进作用

自19世纪以来，我们的先辈对比汉语与英语，发现汉语缺乏规范的拼音和语法规则，为了方便国人学习汉语，也为了减少外国人学汉语的困难，促进相互间的交流，早在清末就有一位名叫卢憨章（1854-1928）的厦门人，去新加坡学过三年英语回国后，研究拼音字，于1892年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普及教育、兴科学，使用拼音字可大大提高学习汉语的效率。1918年一种新的注音方案（玻、坡、模、佛）开始运作，到了1930年，注音符号与罗马字拼音名并存，普及到词典和启蒙童稚读物中。1951年，毛泽东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他还说：“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经过多次研究，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并开始向全国小学推行。26个汉语拼音字母与英语26个字母相同，通过汉语拼音将汉字词汇音译成英文词汇，创造了极为方便快捷的途径，有助于外国人学习汉语，因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国际交流。同时，世界各国愿意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了。

以上说的是借助英语字母创造了汉语拼音。我们的前辈还借鉴了英语语法创建了汉语语法。1898年马建忠（1844-1900）受英语语法的启发，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以“词本位”为基础的汉语语法《马氏文通》。1924年，黎锦熙出版了《新著国语语法》，创立了“句本位”的语法体系。1943年，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提出了汉语无屈折作用和汉语词无形态变化的观点。以后，丁声树、朱德熙、吕叔湘等均仿照英语语法继续研究汉语语法。“借英鉴汉”“以英套汉”的研究方法固然建立了汉语语法，但毕竟没有摆脱西方的影响，缺少中国自己的语言理论，因而在世界上很少听到中国的声音。

据吕叔湘、许国璋、钱冠连等先生的分析，问题的原因在于外语界与汉语界长期老死不相往来。汉语界人士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语界人士则以解释国外语言学派的理论为主。汉语界缺乏精通外语的人才，外语界罕见精通古汉语的人才。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大力提倡，语言专业（无论是汉语还是外语）的研究人员应精通汉语和一至两种外语。那种“研究汉语的不必学外语”和“研究外语的不必学古汉语”的观点是狭隘的。应加强汉语与英语及其他外语的交流，外语与汉语互相学习、交流、借鉴，共同发展。21世纪也应多出像赵元任、林语堂、季羡林以及前面提到的大师级的人物，英语和汉语都非常娴熟，并能在语言研究上有真知灼见。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发展汉语，就要解放思想，借助外语，创新改革，创立中国语言文化特色的汉语语言学理论，在世界上取得更多的话语权。2.英语对推广和普及汉语的作用

向世界各国推广和普及汉语自然要借助英语和其他外语。从1990年我国设立“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以来，外国考生人数迅速上升。为了更有利于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和学习汉语，我国教育部于2004年发起创办“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计划。到2012年底，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400所孔子学院，500多家孔子课堂，注册学员65万人。④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势头的进一步强劲，全球“汉语热”必将持续升温，并深入世界各个角落。据乐观预计，用不了多久，中文将和英语、西班牙语一样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工作语言。⑤

3.凸显汉语在网络上的优越性

计算机技术由西方传入中国，首先使用的是英语拼音文字输入，然而，汉字输入方法多于英语，有音码还有形码；由于汉字是单音调比拼音文字更具保真能力，汉字单体书写比拼音文字更易于储藏，汉字相互逻辑结合更具表现力，不仅输入汉字的速度快于英文，而且比英语更容易采用语音和手写输入。虽然，现在互联网上使用英语的占了绝大多数，但是汉语却具有很大的潜力，当然，目前还面临严峻挑战，还要利用英语这个媒介来推广汉语，发挥汉语在网络上的优势。

英语与汉语要在交流中共同发展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中国人的声音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注意。中式英语逐渐被外国人所理解和认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牛津字典中以汉语为来源的英语词已经达到一千多条。除了音译的人名、地名及文娱体育、食物、习俗等名词，如wushu（武术），jiaozi（饺子），feng shui（风水）等，还有意译的词或短语，如The Art of War（《孙子兵法》），open door policy（开放政策）。最有趣的是语义再生的带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词，如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等。据美国全球语言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自1994年以来国际英语增加的词汇中，中式英语贡献了5%到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亿万中国人在学英语、用英语，也在制造英语，实际上是在向英语输入汉语的元素，逐步使其形成中国式的英语，成为英语的一个分支。最终与澳大利亚英语、印度英语等一样融入世界英语的大家庭。而与此同时，英语热也给汉语词典增加了大量的新词，如“AA制”、“T血衫”、“粉丝”、“GDP”等。

在当今形势下，英语与汉语两种语言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已是历史的必然。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这两大世界强势语言文化只有相互学习、借鉴，交融在一起，才能对世界的和平和文化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中小学英语与语文教学之争不难解决。我认为，英语和语文界的同仁们要改变互不联系的状况，携起手来，相互学习、交流，切实研究如何改革创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