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语教育面临的挑战论文

第一篇：中国双语教育面临的挑战论文

摘 要：中西方民族在语言文化方面存在着众多差异，这给我们的双语教育带来了挑战。差异需要认识和超越。当我们的双语教育不断地记录、描述、辨析这些差异时，我们同时也在超越不同语言文化造成的藩篱。本文尝试着从词汇、句法、语篇、语言特点及生成模式等方面对汉英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予以解析，期望对我国双语教育的文化目标建设有抛砖引玉之效。

关键词：双语教育；英汉语言文化

双语教育正在我国部分省市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大有燎原之势。例如，我国最早开始推广双语教育实验之一的上海市教委已经明确提出“2010年让50万名中小学生受益于双语教学”的宏伟构想。客观而言，正如我国双语教育专家王斌华所言：“我国目前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其最直接、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提高英语水平，培养双语人才，满足国家、地方和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

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提高双语教育的质量?除了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外，我们还必须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为语言深深地根植于文化土壤，不同民族按照各自的文化哲理心态影响着语言构造，又按照语言构造来理解世界，从而强化了本民族的文化哲理。文化哲理和语言构造之间显现出的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在语言的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反映，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

下文就从词汇、句法、语篇、语言特点、语言生成模式等方面对汉英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予以解析。

一、汉英语词差异——“内涵意义”的不同文化编码

词汇作为语言中的基本单位，往往最能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里奇在《语义学》中区别了词汇的七种意义，其中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最为重要。前者是指“可以观察到的‘外部世界’某一特定部分明确所指为基础”的意义，后者则指“词在说者或作者、听者或读者的脑海中所形成的感情和想法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意义”，就是俗称的“联想意义”。不同语言的概念意义可能相同，但是内涵意义由于富含文化编码，因此可能迥然不同。汉英词汇的内涵意义之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词汇空缺

甲种语言中有些词在乙种语言中找不到相对应或契合的词，这种现象称之为词汇空缺。

以称谓为例。称谓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不同社会的文化制度、文化风貌和文化心态，使称谓词包涵不同的语义。自古以来，中国就十分重视家庭伦常关系和亲属关系，因此亲属称谓不仅被赋予精确含义，而且数量繁多。从己身向上追溯到前五辈，向下推及至后五代，加上平辈，形成所谓九族，而且男性亲戚和女性亲戚不同，父系亲戚和母系亲戚有别，又有直系和旁系、近亲和远亲之分。譬如，汉语九族中有高祖、曾祖、曾孙、玄孙、元孙、云孙等称谓。而西方语言的亲属称谓一般只表示生育、同一和婚配三种关系，不表示长幼。厦门大学教授兼作家易中天在《今日说话丛书》中做的序就有这样一段话：“老外看咱们，也觉得很麻烦。又是伯母又是舅妈又是婶娘，七大姑八大姨的，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一个aunt不就都打发了?哈!他不知道，即便伯母、舅妈、婶娘，在咱们这儿，还分着亲伯母、堂伯母、表伯母，亲舅妈、表舅妈，亲婶娘、堂婶娘、表婶娘呢!如果加上干亲，则还有干伯母、干舅妈、干婶娘。分个姑姑姨姨的算什么!”

再如，“关系”一词，其汉语语义极为广泛，我们既可以说“拉关系，走后门”，也可以说“此人生活作风不正派，经常男女关系”等。然而，“关系”翻译成英语，往往只有对应的“relationship”一词，缺乏汉语中丰富的语义蕴涵。

红学专家周汝昌在文汇报上的一段文字栩栩如生地反映了西文翻译中的词汇空缺现象。“我此际为文春寒尚感‘料峭’，西文没有，怎么办?用‘气温计’数据表述吗?‘杨柳依依’，‘依依’怎么译外文?洋人看见柳树，发生‘依依’感吗?”

2．词义错位

词义错位是指两种语言表面上似乎有相对应的词，但实际上这些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引起的心理联结却不同。以“狗”为例。英美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对于狗非常宠爱，反映在语言表达式中，就有“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的家伙）；“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Be top dog．”（位居高位），“Every dog has it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He worked like a dog．”（他工作很勤奋）等用法。

而汉语中对狗的措词就不怎么友善，“狗急跳墙”、“狗仗人势”、“偷鸡摸狗”、“狐朋狗友”、“猪狗不如”、“不通”、“狗皮膏药”、“狗头军师”、“狗腿子”、“丧家狗”、“落水狗”、“狗党”、“挂羊头，卖狗肉”、“狗咬吕洞宾”、“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虎落平阳被犬欺”、“声色犬马”等等，不一而足。狗背负如此多的罪名，据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说文·犬部》有对犬的解释：“羊为群，犬为独也。”段玉裁注释：“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独”字也正是以“犬”为其表义字。可能正是由于狗不合群的性格，触犯了中国人喜爱聚众的传统文化心态，因此对“狗”也毫不留情地“棒打落水狗”。

此外，宗教意义上的某些词语也会引起歧异。例如“sin”（罪）是基督教的核心概念之一。据《旧约·创始纪》载，人类自从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就带有了原罪，耶稣降临到世间也是为了救赎罪人。据说，基督教在中国并不像西方那样兴旺，除了文化传统原因外，还在于对“罪”的理解存在着歧异。中国人对于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句话难以接受，认为自己不偷不抢，怎么都不能与“犯罪”沾边。其实，考究一下“sin”的词源，我们会发现，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没有瞄准靶心”。基督教所说的“犯罪”，其实就是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也即“偏离了靶心”。“偏离靶心”，人人在所难免。因此，西方基督教徒容易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

二、汉英句法之异——透视文化之别

除了汉英语词之间存在着差异以外，深深根植于农耕文化的汉语句法与讲究“本客两分”的英语句法之间也存在着众多差异。例如：

1．汉语中的句式排列是对现实的临摹，英语句式则浮动于现实之上

以英语句式“The ruler is inside the drawer of the table in the room．”为例。这句英语翻译成汉语成了“尺在房子内的桌子的抽屉里。”对这句话加以解构，能清晰地表明汉民族看待事理的思路。为了找尺，我们必须先进入房内，找到桌子，然后打开抽屉，最后才能找到尺。汉语的句式顺从自然和事物发展的时序，因而是一种事理逻辑。而英语中表达空间次序的方式与自然发展的时序相反，按照由小至大的顺序排列，是一种经过抽象之后的表达。

同理，在“他坐飞机到这儿”这个句子中，“坐”和“到”同为谓语，只分先后，不分主次，反映了汉语语法的线形次序与经验结构同构。此句翻译成英语成了“He came here by air”，谓语动词只有“came”一词，而“来的方式”用“by”为标志予以强调，因此英语的表达法已经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整。

2．汉语句式看重等级序列，英语句式凸现个体

汉语的语序往往是从大至小，如地理名称从“国家—城市—具体方位”，而英语的语序恰好相反。如：“他1952年6月12号生于中国上海。”翻译成英语是“He was born in shanghai，China on 12th of July，1952．”

3．汉语句式倾向内省，英语句式责任外托

有专家称，汉语与英语的语序排列方式不同反映了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大环境，逐步走近小环境，最后才确定自己的位置。汉语的这种语序特征反映了“内省”式的世界观；而西方则习惯于让自然适应个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定位的。具体表现在语序上，即首先确定主位，以此向外扩延，是一种“外探式”的世界认知观。如“她嫁错了人。”“错”归咎于主体的“她”。而翻译成英语就成了“She has married a wrong guy．”“错的”是作为客体的“家伙”。再如，“我忘了他的名字”，翻译成英语成了“His name slips my mind”，似乎他的名字不好记，从我脑海里逃之夭夭。对于“我无话可说，我最喜欢的队输了”这句话的英译是“Words fail me!My favorite team lost the game．”似乎是言语违背了我，使我变得无话可说。因此，内省式的中国人倾向于“自责”，而西方人则习惯责任“外托”。

三、中英语篇分析——“直线型”与“螺旋型”的对话

美国学者卡普兰在《跨文化教育中的文化思维类型》一文，分析和比较了600份外籍学生用英语写的作文，从他们文章内部的衔接方式、话题的组合方式等途径发现，典型的英语文章的组织架构，显示“直线型”思维方式，即每一段落以主题句开头，后接例证句，最后收尾；或先有例证句，最后结

束于主题句。而那些母语是东方语言（包括汉语）的学生，他们的典型作文方式却显示“螺旋型”的思维方式，即不直接论证段落主题，而是“迂回”地从各种外围角度间接论证主题。这种语篇的论理方式有点像我们的散文习作，讲究形散而神不散，点到为止，意犹未尽。

有关“直线型”和“螺旋型”的思维对比还表现在汉英两种文化对待时间的态度上。意大利文物保护专家米其勒在考察了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后，发现中西方对于“时间”的观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他认为，西方人的时间观是线形的，时间在西方人的眼里起源于一个固定的点。因此，西方人的文物保护工作是要尽量保存文物的历史真实面貌，力求做到修复后的作品不仅可以恢复原状，而且必须能看得出碎片的纹路，以使人们能从修复件看到原作者的技艺和手法。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回溯那个文物发生的时间原点。这种回溯力求历史之真，其思维方式是直线的。

而中国人的时间观却是循环的。中国历史上每一位新皇帝登基，都要重新开始纪年，给人一种“改朝换代而江山依旧”的感觉。这种循环的时间观在文物的保护上则不求原始之真而求历史弥新，重新开始，于是用现代化的手段翻修和重建就成了保护古迹的重要手段。此外，东西方民族的交际策略也反映了“直线型”和“螺旋型”的思维方式。英语国家的人们互相谈论，像是在打排球，一个人开球（引发观点）后，其他的人顺着球（围绕着主题），有能力的接球或传球（阐发观点），或是扣球（驳斥观点），却很少有看着球落地不回应的（保持沉默）；东方民族恰相反，他们的发言更像是在玩保龄球。一人开球后，其他成员靠立在一边，静默地看其表演。球打中了（同意其观点），鼓掌表示祝贺；球没有打中（反对其观点），也鼓掌表示鼓励。接着，第二个人开始打球，其余的人则又成了观众。

四、“弹性”与“刚性”——汉英语言结构特点解析

打开新牛津英语词典，你会被英语单词数量的浩瀚繁多所折倒。光英语单词一项就超过350万词条，其中单列的科技词汇就达52000个。相形之下，汉语字词的数量简直少得可怜。据统计，现代汉语有 44300多个常用词条，却只用屈指可数的3730多个字组成。即使是洋洋大观的《十三经》，包括大批目前已经被淘汰的生僻字，也不过6544个字，这个用字量只相当于莎士比亚全集的三分之一。面对天文数字般的英语词汇，屈指可数的汉字却要表达几乎相当的语义，虽然困难，但同时也造就了汉语词汇、句法的超强弹性功用。

例如，汉语中的语词能够像积木一样灵活搭配。比如，以“飘”、“顶”、“红”、“旗”、“峰”这五个字组句，我们最多能有10种组词法。“顶峰飘红旗，红旗顶峰飘，红旗飘顶峰、顶峰红旗飘，旗飘红峰顶、峰顶飘红旗、峰顶红旗飘，红峰顶飘旗、红旗峰顶飘，旗飘红顶峰”。

不仅语词，汉语的句法排列亦非常灵活，并允许语法缺位。如汉语句式“我有个儿子，非常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每一分段都暗换主语，但意思相当明显。同样一句话有几种英语的译法，但无论哪一种都讲究形态完整，句法严谨，显现出一定的刚性。如“I have a son and he is very obedient．He does everything as I ask him to．”此句翻译的特点是主语明晰。还有从句的译法，如“I have a son，who is very obedient and does everything as asked．”，这种主从结构使得英语的句法结构森严，犹如城堡的构架，底座（主句）四平八稳，根基牢固，上层建筑（从句）标志明显（引导词如 who等）。

五、“法治”和“人治”——东西方语言的文化生成模式浅析

任何语言都由其言语形式，如汉语的方块字，英语的字母体系等等。语言以形式传达意义，在意义对形式的依赖方式和程度上，中西文化选择了迥然有异的路径。

西方人长于向外探求，以“法治”的精神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中国人则把一切都还原于“心”，倾向于表现主体意识，因此是一种“人治”的语言。这种不同的精神文化反映在语言结构上便是：英语形态丰满，讲究形式，形式控制意义；汉语讲究意义，意义控制形式，崇尚“得意忘形”。的确，为了还原现实的客观性，英语采用“以形定意”的建构方略，即语言要表达的各种意义与关系大都有形式上的标志。如系动词“am”，它所承接的主语必然是“I”，而汉语中的“是”，却无法确定其主语究竟是“你”，“我”，还是“他们”。此外，英语的动词具有丰富的诸如数、体、人称、时、式、语态的形态变化，而汉语的动词既没有这些形态变化，也无固定位置的标记，例如，“饭吃了”和“吃了饭”同义，“花开了”和“开了花”同义。

由于汉语缺乏形式标记，更多依靠人的主观感觉来判断语义，因此属于“高语境”语言，更需要“人”的解读。季羡林就认为：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英语的“法治”与汉语的“人治”可以从文化的生成模式上寻根问源。例如，西方民族的先民们所生活的地方，自然环境相对严峻。古希腊的土地十分贫瘠，既不适合渔猎，也不宜大规模的畜牧。山河零碎，海洋环绕，外部世界与人之间有了距离。距离产生想象，促发了古希腊哲人客观观察自然，以求真知的精神。同时，严峻的地理环境迫使希腊人把生活方式集中在跨海经商、外掠殖民上。这样的生活客观上需要抽象的思维更胜于具形思维。因此，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民族就注重形式逻辑、抽象思维，力求从独立于自我的自然界中剥离出纯形式的观念。这样的文化心态促使西方语言具有丰满的外形结构、曲折的变化，讲究修辞的知性分析及形式逻辑等。

汉语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中国文化的舞台是十分广袤的大河平原，其间散布小片森林及辽阔的草原，气候温和，但土地不肥，大河时常泛滥。同时，中国的地理特点也具隔绝性。高山、大海、沙漠把中华文明包围在农牧民族之中。这样的环境形成了中国独具一格的文化生存形态，即家国同构制度下的小农农耕文化。因此，中国文化呈现出诸如“天人合一”、“克己复礼”“等级森严”、“内探自省”、“主观领悟”等等的文化样态。与此相适应，中国的语言文字注重主观感悟，以神统形。

综上所述，中西方民族在语言文化方面存在着众多差异，这给我们的双语教学带来了挑战。但是，差异需要认识和超越。当我们的双语教育不断地记录、描述、辨析这些差异时，我们同时也在超越不同语言文化造成的藩篱。我们不妨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润清为《跨文化交际丛书》所做序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世界上缺少的正是‘双语人’和‘双文化人’、‘多语人’和‘多文化人’。我们这些‘双语人’也许比外国人更外国人，比中国人更中国人。这是因为我们同时具有两种文化的智慧和眼光。我们看外国文化，比一个单语的本族人理解更深；我们看中国文化，比一位不懂外语的同胞看得更透。”

参考文献：

[1]王斌华著．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2．

[2]Geoffrey Leech．（1981）．Semantics．London：Penguin Books．

[3]刘志基著．零距离看远距离．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3—6．

[4]周汝昌．思量中西文化．文汇报．1999年5月30日．

[6]胡文仲、高一虹合著．外语教学与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109．

[7]申小龙著．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09—382．

[8]胡文仲著．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3．

第二篇：中国环境污染治理面临挑战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面临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生态环境脆弱，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严峻挑战。“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中国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上升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的矛盾也将更加突出。

早在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政府曾向世界作出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单位GDP能耗到2015年要比2010年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比2010年降低17%。近日有关新发布的≤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报告指出，1990－2009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5%，远超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仍存严峻挑战。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告诉记者：“中国所获得成绩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在于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走了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低碳的道路；同时，中国的低碳实践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近年来的循环经济实践为提高资源、能源应用效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积极贡献。到2008年，中国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4.9%，近四分之一的钢产量来源于废钢，20%的水泥原料来自于固体废物，三分之一的纸浆原料来自再生资源。

中国还加大了农村清洁能源供给以及控制农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力度。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年产沼气量达到120亿立方米，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900万吨。

截至2011年5月13日，中国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共1380个，占全球44.63%；预期年减排量约3亿吨，占全球63.87%；共签发了约3.49亿吨，占全球的56.75%。

“尽管中国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称道，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潘家华提醒说，中国城市化速度与规模的史无前例、能源结构和资源禀赋的特质，以及工业化进程仍处于能源排放需求高阶段等问题，使中国实现低碳转型难以一步到位。

第三篇：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你认为如何解决应对？

2008年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彻底地把全球经济打向谷底。美国作为这场危机的主导者，其国内经济受到不可估量的冲击，日本经济增长乏力，东南亚地区问题较多，欧洲经济也不如预期目标。在这样不利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中国的GDP表面上平稳增长，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大幅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印钞票,放松信贷。这无疑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埋下祸根。中国作为持续的顺差国, 2009年以来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没有经历过的最大降幅。与此同时,尽管世界经济呈现复苏迹象,但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市场的消费仍在萎缩、储蓄率仍在上涨,显示消费领域的“去杠杆化”仍然在持续,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好转的势头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全球经济的复苏将使得流动性更加活跃,过剩流动性将推高国际商品价格,这不仅会使得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也将加大国内制造业的成本压力。IMF数据表明, 2009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在改善,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贸易条件逐渐恶化。

其次，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转型，不但要从传统 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还要由原来的粗放、低效成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和高效成长方式。在这一 转变过程中，宏观经济运行会面临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由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使得我国城市社会引发了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型期内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剧，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其表现既可以为穷人更穷和富人更富，也可以为穷人小富和富人更富，或者是穷人的收入不变，而富人的收入提高。据政府测算，近年来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迅速提高，由1996年的0.375提高到2008年的0.49，高于同期美国和日本。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4为“警戒线”。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大量涌进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民工，会使转型过程中城市贫民的生活境况更加严峻。

二、转型时期企业结构调整，经济效益下降，下岗职工增多，失业率有攀高趋势。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再次，国际经济环境混乱，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结构失衡和储力持续大幅增长的总量失衡，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其

一、国际收支失衡的现状增加了当前宏观调控的复杂性。近年来，外汇持续大量净流入，使得外汇债款成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尽管中央银行交替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并不断创新调控方式以回笼市场的流动性，但在外汇储备持续狡狯增长的情况下，这些调控政策的作用空间受到了限制，加大了货币调控操作的难度，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及宏观调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其

二、国际收支失衡的现状，放大了脆弱性，当前我国一定程度上存在市场流动性偏多问题，是全球流动性过多的组成部分，通过国际收支顺差渗透进入我国金融体系。这种流动性偏多会造成明显的通胀压力和经济泡沫，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不容忽视。

面对严峻的经济挑战，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着眼于调整国内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时进行宏观调控，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入手，要立足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贸易的依赖，以消除巨额贸易顺差产生的中长期的影响。科学合理地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外贸平衡发展，改变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和低廉价格追求数量型的增长方式，提高对外经济贸易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调控货币

供应总量。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加快发展外汇市场增加金融避险工具，培育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为促进国内收支基本平衡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规则制定，努力营造国际有利的环境，加强同各国的磋商、协调，在积极承担自身国际义务的同时，促进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贸易赤字，一方削减财政赤字，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四篇：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余胜海/文

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对能源需求也同步快速增长。尽管中国人均GDP世界排位还很靠后，但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把发展速度调整到8%左右，能源增长率控制在4%左右。但是，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仍然将依靠高碳能源作为驱动力。既要保持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又要适应低碳经济时代对节能减排提出的新要求，对中国来说是个严峻挑战。目前，我国在能源安全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一、资源贫乏，能源供应前景不容乐观。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我国能源资源蕴藏总量较为丰富。按目前估计，我国有世界第一位的水能资源蕴藏量，第3位的煤炭探明储量，第11位的石油探明储量和第18位的天然气探明储量。除了当前大规模开发利用的常规能源外，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蕴藏量也较为丰富。

尽管从总量来看我国是一个能源大国，但从人均拥有量来看，我国实际上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均能源可采储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其中煤炭的人均可采储量为89吨，石油为2.48吨，天然气为1408立方米，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7％、10％和5％，与美国、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相比，差距较大。

从我国化石能源储采比来看，能源供应前景不容乐观，除煤炭资源尚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外，石油、天然气则后继乏力。从能源储藏结构来看，我国是个“富煤缺油少气”的国家，与世界的能源全局状况正好相反。预计2020年以后，国内石油产量将逐渐下降。

二、能源技术落后，利用效率低。

无论从单位GDP能耗，还是从能源系统效率或单位产品能耗水平来看，我国的能源效率都属于世界上最低的一类。在《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的调查排序中，中国资源绩效居世界倒数第6位。由于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的能源效率为33.4％，比世界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而能源系统总效率则更低，仅为11.2％。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水泥、纸（包括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12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至3倍。能耗高是由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管理不力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三、石油来源地较为集中，运输路线单一。

国际石油出口地区主要是中东，石油运输从中东到中国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鉴于我国对世界能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实际影响力及海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军事自卫能力非常有限，依靠国际石油资源满足国内基本需求，将使我国处于石油不安全状态。因此，维护产油地区稳定，确保国际能源通道安全，中国与相关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大压力。我国石油进口来源地主要为中东地区，然而中东历来是国际政治热点地区，容易出现动荡。此外，我国的石油运输大部分经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一线海运，而这条石油运输路线有可能被相关势力封锁，使我国石油海上运输中断。

同时，中国石油运输安全主要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运输线路安全，二是运输能力安全。前者决定中国是否能够确保运输通道的安全，后者决定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把所需石油从海外运回国内。因此，从运输能力来看，中国石油运输安全同样令人担忧。

发展中国的石油运输能力，既需要壮大中国的海军力量，又需要整合中国的油轮事业。这种发展无疑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而发展本身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反作用于地缘政治。因此，中国在考虑自身能源运输安全时，必须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大局出发，注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兼顾二者的协调发展。如何才能做到既壮大自身护航和航运能力，又在地缘政治上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安全困境，将是中国考虑能源安全战略时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四、石油战略储备不足，“走出去”战略受阻。

我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从2006年开始建立，目前石油储备量仅仅达到30天进口量的标准，离国际能源机构成员通用的90天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石油战略储备数量的不足，大大削弱了我国在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应对能力。

石油领域的海外合作，主要是与一些拥有石油资源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石油开采、石油提炼和石油贸易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然而，一些与我国在石油合作上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是与美国在政治上敌对或者有距离的国家。美国也不愿意看到我国在石油安全问题上拥有更大的空间，借助于“中国威胁论”，对我国的石油海外合作进行刻意阻挠，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面临挤压。利用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展开并购，是扩张海外油气资源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避免比较敏感的国家间合作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又可借助我国充裕的外汇储备，发挥我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优势。然而，由于一些政治性的因素，我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收购也频频遭遇阻碍，有些并购功亏一篑。

同时，我国周边地区的不少领土和主权争端，都与石油资源有关，直接影响我国未来的能源安全。同时缺乏与相关国际能源合作组织的协调与合作。我国的石油外交经常采取的是“单打独斗”方式，缺乏与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有效协调与合作。这不仅使我国在与产油国打交道时容易处于被动地位，且使得我国不能分享主要国际石油组织的石油信息与成果，更重要的是，使我国在国际能源问题上的话语权不能提高。

五、消费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是造成我国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的重要原因。尽管今后中国将逐渐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但不会改变以煤炭为主的消费结构。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仍将占55％至56％。纵观世界能源结构变迁，每一次都不是由于前一种能源资源的枯竭，而是由于优质能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大。可以设想，即使未来世界油气资源枯竭，也不可能再回到煤炭时代。历史证明，能源结构的改变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进程来看，世界上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以煤炭为主向以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所以，我国应奋起直追。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国家之一。根据历年的资料估算，燃烧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约占大气污染物总量的70％，其中燃煤排放量占整个燃烧排放量的96％。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硫排放第一大国，二氧化碳排放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40％的地区降酸雨，70％的水体遭污染。2005年监测的319个城市中，仍有近45％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暴露于未达标空气中的城市人口超过统计城市人口的60％。全国527个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有298个，占统计城市的56.5％，有些地区的酸雨频率达100％。空气污染对居民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都带来了不利影响。据专家分析，因空气污染，国民经济损失2至3个百分点。照此发展，到2020年，我国将为此付出3900亿美元的代价，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

六、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石油供应受制于人。

石油是世界各国的战略性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源问题也就是石油问题，能源安全实质上就是石油安全。我国主要油田或增加产量难度大，或开发成本较高，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大规模的石油进口，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

石油供应安全与石油进口依赖程度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依赖程度越大，供应安全的风险就越高。2011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55.2%，已超过美国(53.5%)，到2020年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将突破70%。对于中国来说，潜在的石油供应来源主要是中东、北非、俄罗斯和南美，其中，由于中国与南美一直缺乏紧密的政治关系和经贸外来，因此，中东、北非和俄罗斯便成为中国最现实的主要石油供应地。幸运的是，中国与这三个地区政治关系一直比较良好，尤其是中东北非地区，大部分产油国都与中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能源合作潜力很大。但不幸的是，这些地区都是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产油国不是经历着严重的地区和国内冲突，就是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尽管这些地区的产油国依赖石油出口为其提供必要的财政，但不断的战乱使能源出口大受打击。美国对部分产油国，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苏丹的经济制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石油生产和出口。现在，石油主要生产国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是如何为能源发展寻找必要的资金投入。因此，尽管中东和北非地区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但它们却不是一个稳定的来源。中国石油供应安全不仅取决于中国同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而且更取决于这些地区本身的稳定和安全。

七、国际原油市场长期供应堪忧。

国际能源经济学家、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特雷弗?豪瑟认为，中国近期由于短期政治因素而做出的决定，不太可能改变其长期能源发展道路。但是，中国对于石油的依赖，则是一项远为紧迫的关切。中国经济对石油的需求超过了美国或欧洲，半数的石油进口来自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为四分之一。如果原油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那么今年中国在原油上的支出，将超过向美国出口货物的收入。

长期而言，中国的最佳选择是减少经济增长对石油的需求。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鼓励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参股国际石油项目。这种被称之为“股本石油”的政策，旨在防范油价波动和供应中断。

但是，中国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的能源投资，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外交政策上的难题。利比亚的动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2011年2月，在一些石油工人遇袭后，3万多中国公民不得不撤离该国。现在利比亚新政府已经成立，但是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投资项目能否收到成效，还是一个未知数。

从国际市场原油定价权争夺上看，从本质上来说，让油价回归到供求基本面，符合大多数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利益。国际原油市场金融化只是满足了一小部分投机者的利益，油价疯涨猛跌，对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均不利。

特雷弗?豪瑟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从短期来看，可以通过与合作伙伴签署为期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供应合同，锁定价格和供应，确保双方利益。但从长期看，推动建立一个受到更加严格监管、少受投机资金操控的国际原油市场，才是正道。

此外，当前国际市场原油交易以美元定价，美元的涨跌对油价的影响巨大。要确保油价的稳定，还应推动以比美元币值更稳定的货币充当原油交易的计价货币，这就涉及到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要实现这些长期的目标，中国必须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其工作无疑任重而道远。（本文摘自《能源战争》一书，作者余胜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当当网、卓越亚马逊、京东商城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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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能源安全形势及战略选择 2011年03月24日 14:34 来源：中金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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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廉价能源时代逐渐走向终结，能源安全已成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问题。目前，国际上的能源争夺愈加激烈，甚至引发了局部地区的冲突与动荡。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能源安全问题已是一个世界性的焦点问题。只有构建完善的世界能源安全体系，各国才能在稳定的环境中共同解决能源引发的各种问题。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能源安全的特点

世界能源安全包括能源生产安全、供应安全和使用安全，既要以合理的价格保障世界能源的供给，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又要对能源的使用所产生的环境损害给予高度重视，保护好人类生存自然环境，还要保护国际社会及其成员免遭由于当前和未来世界能源发展趋势变化而可能带来动荡的风险及威胁。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世界能源安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全球对中东地区能源供应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据统计，世界前20位产油国的原油日产量为5700万桶(占世界原油产量的87%)，其中，2400万桶产自欧佩克成员国(占世界原油产量的43%)。根据联合国能源开发署的预测，全球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将从1997年的26%提高到2040年的40%。其次，能源安全国际间合作的意向不断加强。近年来，受石油价格的波动、中东局势动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等因素影响，能源安全问题已成为许多国际性会议的重要议题。各国旨在通过会议协商达成一致，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共同保障能源的正常供给和应对恐怖主义对能源设施的威胁和破坏。再次，国际能源的短期投机行为容易引发世界经济的动荡。能源与经济发展联系紧密，而能源的暴利性也驱使着投机行为的泛滥，使世界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此外，能源安全问题往往与政治纠结在一起，从能源领域的问题引申到政治领域的矛盾，加剧了能源市场的不稳定。

二、能源安全面临的问题

1.金融危机延误了新能源开发的进程。2005年以来，全球掀起了替代能源的发展高潮。但是，当前新能源开发仍未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大大延缓了新能源开发的进程。此外，新能源开发的技术还没有实现新的突破，新能源很难在短期内大规模替代传统能源。

2.消费的持续上升加大了能源供给的压力。随着世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世界能源消费量也呈持续增长的趋势，消费量的加大正逐渐考验着世界能源供给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据统计，1973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量仅为57.3亿吨油当量，而2007年已达到111亿吨油当量，年均增长率为1.8%左右。供需矛盾将会对能源安全体系施加更大的压力。

3.能源争夺不利于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能源的分布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和环境的限制，在地域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中东一北非、中亚一俄罗斯两大板块合计储量占世界储量的73.4%，而亚太和北美地区的储量明显偏少。这种地域上的分布不均导致了对能源的争夺，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战略竞争从未停止过。

4.国际能源价格的非正常波动.影响大量实体产业的发展。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体系较为脆弱，给许多投机行为以可乘之机，能源价格的大起大落对中下游产业带来了不利影响。目前，海湾地区由于金融地位的缺失而无法左右国际油价，决定当前国际油价的仍然是美国金融界。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资本市场，确立了“石油美元”的国际地位和优势，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到石油价格的波动。此外，投机交易也会对正常价格产生极大的破坏，不利于与能源相关的整体产业的正常运行。

5.能源过度使用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据统计，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5%是由于燃烧石油、煤炭等矿物质燃料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全球气候变暖的直接推动者。当前，化石能源消费占世界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的90%，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有害物质的排放，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有可能发生灾难性后果。目前，各国共同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还无法摆脱对自然资源使用的依赖。虽然，各国已经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但还无法从根本上抑制对环境的破坏。

三、能源安全战略的选择

1.充分把握金融危机的机遇，确立新能源产业的主导产业地位。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能源安全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延缓了新能源开发的进程，但也对构建完善的能源安全体系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能源价格回落只是经济增长与能源紧缺两者矛盾激发的一种表现。恢复经济发展，需要通过有效和合理的方式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并寻求新的能源来代替传统能源。根据以往的经验，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都会孕育出新的产业革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金融，目前，其经营模式和结构都面临着根本性的调整。这意味着金融业很难在短期内成为经济复苏的基础产业，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提高发达国家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地位等紧密相关，将很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繁荣周期的主导产业。

2.生产国与消费国协调统一，实现能源供求平衡。供给安全和消费安全是国际能源安全的重要表现，要尽可能地实现能源的供求平衡。从供给的一方来看，作为生产国一般根据市场上消费国愿意支付的价格来确定相应的投资规模，从而保证足够的生产能力。由于生产方与消费方总是存在着不确定的博弈，生产方一般担心中长期生产的稳定性，而需求方则要求生产方能尽可能地增加产量。这就要求生产方对需求作出正确的评估，加强各环节供应的顺畅，保障连接消费者的渠道畅通，从而形成较为完善的长期能源供给机制，同时，实现生产方利益的最大化。从需求的一方即消费方来看，消费国一般要从减少对能源的消费入手，尽可能地提高对能源的使用效率，消费方对资源消费的有效控制和节约也能有效缓和供求矛盾。供给方与需求方要相互合作，有效衔接，共同致力于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稳定。

3.倡导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来解决能源的保障问题，必须加强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能源合作。能源安全体系是全球性的，世界各国都有共同的责任、共同的风险和利益，能源合作对化解国际能源供求矛盾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在共同的利益约束下，应加强生产国、运输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合作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通过团体组织的纽带连接作用，把各国的利益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当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许多已建立的国际安全体系已经与当前复杂的能源安全形势不相适应，这就要求这些团体组织适时调整计划，构建更加灵活的能源体系。各个国家还应联合起来，集中科技攻关，加快能源集体研究步伐，共同推动能源的国际合作以及新能源的充分开发利用。

4.完善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世界能源价格。能源与许多产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能源价格的波动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大部分中下游产业，对产品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保持能源价格的相对稳定。首先，从供给上增强能源的储备，进一步提高能源的开采利用效率，保证能源的正常供给；其次，要抑制能源投资，加强对能源期货市场的价格控制和交易监管，理顺能源市场和价格机制，使能源期货市场变成正常的投资市场而不是投机市场，避免价格因不必要的投机行为而大起大落，弱化“石油美元”的国际影响，提高亚元、欧元等与国际能源的紧密联系，从而降低能源价格特别是油价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再次，完善政府的能源价格补贴政策，随着政府对能源价格补贴的逐步透明和减少，以及能源的稀缺性将在价格上的逐步体现，稳定能源价格应更多的表现在抑制能源价格的过快上升。此时，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能源补贴政策，应以合理、公平、有效、透明为标准，弱化能源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此外，应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与和平共处，特别是要控制和稳定中东地区的局势，用和平的手段取代武力手段解决问题。

5.加强节能环保，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把能源的使用与供求紧密结合在一起，提高使用效率，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以提供经济、安全、高效、清洁的可持续能源供应为目标，积极调整、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煤炭消费比重，相应的提高清洁能源使用的普及，积极开发利用风电和热力等清洁高效能源和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各个国家和地区要加强新能源开发的合作，共同推动新能源开发技术的突破，开发出更加完善、更加适合经济发展需求的替代性能源，使人类能真正彻底地摆脱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也彻底地解决化石能源使用所带来的污染。当前，国际能源市场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如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选择或重新选择开发利用核能发电，亚洲及美国积极推动风电市场的发展等，清洁能源的开发使用和普及，以及化石能源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对环境的保护和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大幅开放近海油气 核电建设或将重启 奥巴马2012国情咨文高亮能源 本报记者 于欢 《 中国能源报 》（2012年02月06日

第 07 版）

奥巴马在内华达州大谈美国未来能源政策。

上月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能源连续第三年成为这一演讲的中心话题。随后奥巴马用3天时间出行美国5州，进一步阐述其新一年施政理念和工作重点，在内华达州和科罗拉多州，奥巴马再次将话题锁定能源，细化了美国2012能源战略。

墨湾油气大解放

奥巴马在国会演讲中首先肯定了美国近些年在化石能源方面取得的成绩。“现在美国的石油产量为8年来最高水平，同时去年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已降至16年来的新低。”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日均原油产量为510万桶，到201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580万桶，增幅达14%，同期天然气产量也增加了10%。EIA预计到2020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增加20%，届时美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有望从当前的49%降至38%。

奥巴马在演讲中强调，白宫将进一步解禁近海油气开发，计划开放美国75%的近海油气田，同时政府方面将继续全力支持天然气开发，并提出将为使用天然气的汽车制定优惠政策。“我们拥有可供美国使用100年的天然气资源，未来政府将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继续确保天然气的安全开发。”

奥巴马透露，美国内政部将于今年6月启动墨西哥湾地区新一轮的油气田租赁竞标，计划出租的区块总面积达1500万公顷。美媒认为，这意味着2010年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阴影已彻底散去，深海石油开采热潮将重回美国。

据美国内政部预测，本轮油气田出租将使美国增产10亿桶石油和4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这一消息得到了美国石油业界的一致欢迎，但美国石油协会对这一计划的执行能力持怀疑态度。

与此同时，奥巴马重申将寻求取消每年总值达4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补贴。“与其向昨天的能源提供补贴，不如投资明天的能源。”在此之前，奥巴马曾在每年的政府预算中要求取消化石燃料补贴，但始终未在国会获得通过，石油业界的激烈反对是这项政策难以实施的最大阻力。此外，争议不断的美加原油管道运输项目Keystone XL则再次遭到奥巴马的否决。

清洁能源继续受捧

奥巴马在国会演讲中提出，美国应争取在2035年之前实现85%的电力供应来自清洁能源的目标，为此美国将毫无偏见地发展所有类型的清洁能源。“一些人想要风能和太阳能，其它人想要核电、清洁煤和天然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需要所有这些清洁能源。”

在科罗拉多州，奥巴马别有用心地将演讲地点选在巴克利空军基地，这座基地是去年美国空军首次进行生物燃料试飞的场地，当地还建有一座装机为1000千瓦的太阳能电池阵。

奥巴马在演讲中提出，政府将进一步加大针对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投资力度。主打绿色能源牌的奥巴马虽然未能给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带来革命性巨变，但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在其任期内得到快速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美国太阳能发电量已达2008年的3倍，风力发电量几乎也实现了同样的增幅，但这两种清洁能源电力在美国电力总量中的比例依然渺小。

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奥巴马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推出的刺激政策，但这一政策已于去年底到期。目前美国清洁能源的政策支持只剩税收优惠，但也面临过期窘境，其中风电优惠将于今年底到期，太阳能为2016年。业界呼吁政府延长可再生能源的优惠政策，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对此作出正面回应，明确表示政府将继续推行清洁能源的税收减免政策。

核电建设有望重启

核能是奥巴马演讲中缺失的话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核电将继续在美国遇冷。

目前美国31个州中有104座仍在运行的核反应堆，为美国供应着1/5的电力，但是自1979年三哩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以来，美国尚未新建任何核电站。

2010年2月，奥巴马曾宣布政府将提供80亿美元的政府贷款担保，用于在佐治亚州建设两座新的核电站，但因审批、日核危机等因素影响，该计划始终未能落实。

但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等美媒的最新报道，有确切消息显示，新建核电站的计划将在“未来几周内”扫清所有障碍，美国长达30年的核电沉默有望就此破除。

就在新电站建设传出好消息的同时，美国现役的核电站却遇到了麻烦。

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NRC）1月31日发布报告称，美国中部和东部的反应堆恐难以承受大地震侵袭，而在此之前，监管机构认为这些反应堆不会受到地震威胁。NRC指出，这意味着美国中东部的96座反应堆必须进行新的地质测试，相应的升级改造工作将耗费大量资金，部分反应堆可能因此被迫关停。

总体而言，美媒认为，大选年的奥巴马明显表现谨慎，在能源规划中不再一味地倾向清洁能源，而是试图寻求平衡，不再排挤传统化石能源，能源领域的每一个行业都成了赢家。

中美贸易摩擦向新能源新产业等领域蔓延升级

正文 我来说两句(0人参与)2012年04月14日15:50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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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摩擦到产业升级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出现了向新能源、新产业等领域进一步蔓延升级的态势，其背后更折射出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调整下中美产业冲突的常态化格局

文/张茉楠

中美贸易争端正处在高发期。恰逢2012美国总统大选，中美贸易争端频繁不可避免。但值得关注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出现了向新能源、新产业等领域进一步蔓延升级的态势，其背后更折射出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调整下中美产业冲突的常态化格局。

步入2012总统大选年，美国贸易保护大棒频频砸向中国企业。美国参议院3月5日通过一项修订《1930年关税法》法案，保留了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越南等国获得政府补贴商品征税的权力。而就在早前的2月28日，按照奥巴马国情咨文中的计划，美国终于启动了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新机构成立有两大看点，一是新机构的设立将帮助奥巴马实现其出口增加目标，从2009年的1.57万亿美元，到2015年翻一番，达到3.14万亿美元；二是这个新机构将协同美国多个部门，以应对世界各地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矛头直指中国。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与中美贸易额的上升成正比。而产业走向升级的中国企业，也面临着日益升级的贸易摩擦，这些贸易摩擦，正从原来的“中低端”领域，上升到“高端领域”。数据表明，中美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2011年全年双方贸易额突破4000亿美元。伴随双方贸易往来接触面的增大，摩擦之事自然有增无减。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全球贸易摩擦研究报告(2010)》，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调查继续呈高发态势，同时，以知识产权、技术性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出现的摩擦也不断增多，这是贸易摩擦向高端领域升级的体现。

拉锯了近半年时间的中美光伏“双反”博弈，标志着中美在新能源领域的鏖战已经开始。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亨利表示，“美国正面临失去清洁能源领导地位的危险。”

美国上诉光伏企业在破产声明中，都将公司崩溃归咎于全球需求下降及竞争过于激烈，特别是来自中国同行的竞争。

国际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意识到需要改变过去那种“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重归实体经济的愿望强烈，但“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超出了“再工业化”的范畴，实质上是产业升级和“归核化”（即向设计、研发、标准等价值链高端抬升）。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来看，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因此，奥巴马不仅将其视作短期内应对金融危机、拉动国内就业、刺激经济复苏、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的重要手段，从长期看，更希望通过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带动新一轮产业周期，并为掌握新一轮技术革命主导权、重塑美国竞争优势进行长远谋划。

而中国同样将新能源产业作为整体经济转型与结构升级的引擎和关键所在。金融危机后，在新兴产业振兴规划的推动下，包括光伏产业在内的新能源产业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目前中国产品在可再生能源市场已占据主要地位，2010年中国光伏产量已达16GW～17GW。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而言，中国太阳能电池等光伏产业还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中下游，竞争形势日趋激烈。尤其是越往下游(组件生产、太阳能应用产品)竞争越激烈，主要是由于下游产品生产投资少、建设周期短、技术和资金门槛低、最接近市场，因此也造成了中国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更易受到外部冲击。去年以来，外部需求大幅萎缩造成光伏产品价格急速下滑，多晶硅电池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最新统计显示，国内40多家多晶硅企业除6至7家上市公司外，其余已陷入全面停产状态。

现在，对新能源的市场需求已经趋于饱和，但各国都要在有限的市场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自然不可避免地“短兵相接”。美国已经确定把新能源产业作为其实现“再工业化”和重塑美国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而中国也必须加快产业技术和品牌升级，重新夺回并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

展望未来，中美是影响全球贸易格局走向的最重要的两大力量，这其中既有相互合作，也有相互竞争。眼下，中国产业整体上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积极应对外部挑战，要求我们把握科技与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扩大和创造市场需求，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贸易摩擦的制约，变“被动”为“主动”，对中国具有决定性意义。□（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温家宝：中国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9亿千瓦

第五篇：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论文

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摘要：过去 30 年，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 2009 年，中国列车之所以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平稳行驶，与坚实的农业基础是分不开的。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步入历史最好时期 ：农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稳固，亿万农民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舒畅，农村社会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谐。当前，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已经全面启动。要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发展的好形势，就必须把困难估计足，在规划之前清醒认识我国农业发展可能会面临的诸多挑战，超前谋划，预备对策。

一、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面临障碍

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取得积极进展，对于完善现代农业产生积极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明显加快，微观层面的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不断推进；二是农业分工分业迅速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农业发展、结构升级和农民增收的引领支援作用迅速突显；三是在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连片化现象迅速推进，重大项目带动、农业项目区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带坚实等，越来越成为发展农业的重要方式。

总体而言，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仍然较为滞后，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体系的发育、农业经营效益提高及其对农民增收贡献能力的增强，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准政府主导型农业服务体系活力不强，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比较严重，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难以更好地满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导致农村发展中长期的资金严重不足，二是对农业分工协作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引导机制不健全、支持力度不够。三是在顺应农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农业服务体系的转型方面，尚缺乏有效的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和人力资本支撑。

二、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发育和城乡统筹滞后

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还包括土地、资金、农贸、企业家、劳动力等要素结构的调整，甚至产权结构的调整。通过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产权流动以及城乡之间在要素市场的竞争，将更好的激活涉农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带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三、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长期存在由于中国粮食连续六年增产和国内粮食库存充足满足国内粮食需求不会存在大的问题。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对于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自 2008 年 9 月 份 到 2009年 6 月底，国家在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同时，连续 6 次扩大粮食临时收储。这对稳定粮价发挥了重 要 作 用，但 实 际 上 增 大 了 2010年、2011 年国内粮价下行的压力。同时，由于产业之间、城乡之间争夺耕地和水资源的竞争不断加剧，我国粮食增产还面临着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的障碍和约束。

四、农业基础设施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仍是一个突出问题

最近几年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等，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就总体而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抗灾减灾的能力不强仍是一个突出问题。由此不仅会增加农产品成本和农业经营风险，还会影响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妨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在许多农业主产区，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欠账多，许多水库不能蓄水，每遇严重灾害，农作物单产和总产都要下降。

五、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企业控制产业”的现像可能继续深化

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日趋活跃，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对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带动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低，仍是一个突出问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在各地农断地位的企业控制产业”现象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许多地方在招商引资或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贪大求洋”，过度重视大企业发展、大项目带动，轻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由此可能在短时间内增加业绩，提高区域农业产业化的显示度，但也拉大了农户与客观企业之间、大型龙头企业之间与中小企业之间在经济实力、谈判地位甚至市场定价之间的区别。

六、国际趋势、农业市场和结构变迁

与会专家认为，持续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加将刺激对大多数食品的需求，从而对全球粮食供给提出挑战。这些因素会进而推动对肉制品和奶制品的需求，将推动玉米、粗粮等饲料粮和其他膳食价格上涨。生物能源的需求将继续争夺土地和水资源。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和土地稀缺将越来越多地制约粮食生产的增长，对粮食安全和人类福祉造成不利影响。除此之外，气候变化将使农业发生改变，从而威胁那些依赖作物和畜牧业以保障其粮食安全和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MarkW．Rosegrant先生，研究评估了截止到2050年的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主要产品、热量供应、价格的影响。对于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国际粮农组织亚太地区部经济与社会政策援助小组协调员PurushottamK．Mudbhary先生认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增加农业研究和推广农业投资，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大幅增加粮食作物产量。此外，政府必须对食用粮食向生物燃料生产转向进行合理处理。最后，为使穷人免受高粮价之苦，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粮食安全保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分析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后，认为尽管实现了粮食生产连续增长，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问题的基础还很薄弱。我国进口的粮食等其他主要农产品数量也在快速增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示。尽管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不断增长，但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数量不断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农业生产资源的保障，对于农业投入的保障，对于农产品供给的各种刺激政策仍然是不能放松的，对于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仍然不能轻言过关。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尹成杰副主任委员分析了我们国家粮食生产面临的挑战之后，认为关键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摆在工业化、城镇化，特别是国家现代化的首位。

如何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也是讨论的热点。农业部陈晓华副部长在分析了近年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原因后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是导致价格频繁波动的重要原因。为此，他认为推动农业发展要建立三大体系，一是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二是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三是农产品的市场体系。他认为，解决农产品市场体系的问题主要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业，二是加快农产品冷链设施建设，三是努力降低流通成本，四是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

七、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农村人口的迁移和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过程中，人口变化、劳动力转移以及由此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最近一个时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专家们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一方面给城市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对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农民工的流动开始呈现家庭化和长期化；二是绝大多数到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已经不再从事农业；三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愿望非常强烈；四是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选择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分析预测的结果显示，从本世纪开始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量全是负值，也就是说增加的少，转移出去的多，从而保证了目前我国城市的劳动力还有新的供给。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3年，因为中国农业生产率无论是土地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在迅速提高，特别是2003年以后，越来越偏重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则用模型分析了城市化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就业对城市化的弹性比较高，城市化率的提高将导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率以递增的速度增加。第二产业对城市化的弹性最低，第二产业越发展、比重越高，越会在资源上限制城市化。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全国的人均GDP可以增加100美元以上。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所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农民工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工资低，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居住条件；农民工社保制度亟待完善；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程度也比较低；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双放弃”，即不愿意放弃农村承包土地、林地和草原，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宅基地来换取城市的户口。马晓河提出了我国目前城镇化面临的几个问题：一是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问题。中国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较低的消费率和较低的服务业占比将成为制约的瓶颈；二是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问题。当前从严格意义上说农民工不是城市市民，所以他们对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对调整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没有意义。这种城镇化是农民没有迁徙自由、农民没有发展资本的城镇化；三是城镇化和城市管理体制问题。当前中国的城镇体制以一种纵向的行政层级为主，大量优质资源向最顶端的城市转移，所以反过来大城市建得越来越好，最后又限车、限人入城，形成一种扭曲。此外，城市之间还存在严重的城市行政分割现象，在这种机制下，谁都愿意把稀缺的资源，如土地和资本吸纳到自己的城市里，谁都愿意让农民工进城为他们劳动，建设美好家园、美好城市，但谁都不愿意为农民工承担公共服务支出成本。

近年来，随着国家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的加大，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在积累增多，但受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国际生物能源发展等因素影响，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农业与能源价格、投机行为、气候变化及宏观经济发展的联系日益深化，全球农产品供需格局及影响因素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能否准确把握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运行的关键特征和热点问题，进一步完善市场调控政策，是“十二五”期间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稳定、市场稳定的重要保证。为此，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近日在京举办了“十二五”期间农业展望和农产品市场热点问题研讨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院校以及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贸易促进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粮食安全、贸易政策、外资进入以及市场调控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也派专家出席会议，粮农组织专家介绍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发布的2010-2019世界农业展望报告的主要结论。

与会专家分析，未来5-10年内，我国农业领域将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重要特征和变化趋势。首先，粮食安全压力将加大。根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预测，虽然未来5年我国大米、小麦供需将保持稳定，但猪肉、禽肉和奶制品需求将大幅增加，这会导致我国玉米需求显著提高。其次，石油价格变化和全球生物质能源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将加大。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能源价格的上涨将推高未来10年全球农业生产成本。与1997-2006年平均水平相比，未来10年小麦和粗粮实际价格预计将高15%-40%；植物油实际价格将高40%以上。再者，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内传导作用将加快，跨国公司对国内食品市场的影响将加大，发达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限制将增多。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趋势和不断涌现的新热点，增加了“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的难度。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包括价格支持、直接补贴和贸易调控等手段在内的市场调控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稳定、市场稳定，但也面临一些考验：一是价格干预的边际效应在下降，有时很难实现政策目标；二是在WTO贸易规则约束下，国内政策支持空间将明显缩小。

如何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机制？专家建议，一是要明确调控的主要目标，着力解决供需方面的主要矛盾，并及时发布准确的市场信息，尽量减少对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干预，让价格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要选择更有针对性的直接收入补贴政策，并在改善农田灌溉条件、提高耕地质量、开发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推进农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三是要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规避国际贸易风险，维护国内农业产业安全，努力探索开放贸易环境下的农业发展模式和战略。此外，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还呼吁，在国际市场波动时，各国应进一步增强政策行动的协调性，避免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