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未曾谋面的相爱与诀别纪实故事

第一篇：那场未曾谋面的相爱与诀别纪实故事

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每天打交道的都是些风花雪月的文字。久而久之，对或悲或喜的故事都有了种不为人知的厌倦，不会被轻易逗乐，更不会随便被感动。包括瓶子的稿子，虽然构思布局不错，文笔也是出类拔萃的，但在我眼中总透着一种假，有时甚至看不到生活的痕迹。

瓶子跟我联系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不过一直都只通过网络，打电话并不是常有的事。她也像我一样，离开校园不久，漂在猝不及防就有风沙刮起的北京，帮各地电视台做一些新闻类节目。读到她那篇字字血泪的文章，是在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故事很俗套，文字也还像她往常的风格，我的心却第一次被深深揪痛了。感动我的，或许是故事和文字之外的东西！我想。

文章的后面是瓶子写给我的一封短信。她说，不管故事是否可以把你打动，我都想告诉你，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并且，完全属于我。我说服自己相信了，她刚刚经历一场被虚情假意亵渎的恋爱，正没完没了地痛苦着。

似乎并没有要安慰她的初衷，但我还是拨通了她的手机。现在已记不清跟她聊了些什么，我只知道自己当时说起了一些开心的事情，并且把开心的笑声传递给了她。第二天，她在邮件里告诉我，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她正一个人在北京街头游荡，回想着往日的点滴独自痛楚。而我勉强算得上爽朗的笑声，让那个下午的阳光多了几许久违的明媚。她摘掉了墨镜，有了种很明亮的感觉……她说，谢谢我的笑。

我们的电话联系渐渐多了起来。在我的印象中，她每天都会忙得脚不沾地。她常常会在深夜的时候把我吵醒，毫不客气地叫我帮着找这样那样的资料，而且每每都是一种高傲得不可一世的语调。我想象不出她会是一个怎样的女孩子，只是念及她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没在乎，为她重新打开电脑，重新拨号上网。

突然有一天，她问我：你以后还会对我这么好吗？我感觉自己的心微微地颤动着，但最终还是故作镇定地说：“这也算对你好吗？太小题大做了吧！”她在电话那端嘿嘿地笑了。两个多月来，我头一回觉得她快乐了。也许这依然是强装出来的，但她毕竟在笑。

８月初，杂志社筹备第二年改版事宜，两个月得做三期杂志，每个编辑的工作量比平常大了许多。我忙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可瓶子一如既往地对我差使来差使去。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刚躺下，烦人的电话铃就响了。是瓶子。“赶紧帮我上网查查五谷树的资料吧，我急着用呢！”我问什么是五谷树。她说：“像你这种孤陋寡闻，我想你也不知道。告诉你吧，就是一种今年结水稻明年结小麦的树。快上网，找到后给我发邮件过来！”我正想推脱，她却匆匆挂了线。

她不会知道我当时的感受，我也不会知道我在她眼里是怎样一个人。反正，这一次，我决定再也不能迁就她了。她曾经开玩笑似的跟我说过，在北京影视圈，她任何时候都可以如鱼得水地活着。可这一切与我何干？难道就因为她能呼风唤雨就可以对我掌控自如？我用手机给她发了条短信：我不会帮你找了，你也不用再给我打电话，你让我感觉自己没有尊严，像个言听计从而又咬牙切齿的仆人。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电话和手机一直响个不停，但我都没有接。我知道是她，一个原本只是我的作者的人，因为那个故事才让彼此走得近了些。电话平静下来了，她开始用手机给我发短信。她说，我宁愿不做那个片子，也不能失去你这个朋友！她说，今晚的你，刺痛瓶子了！她说，瓶子真的要碎了……

我事不关己似的傻笑着，但心底又明明蛰伏着丝丝缕缕的酸涩。今晚的我刺痛瓶子了！“我怎么舍得去刺痛瓶子？即便我们只是路人，即便她在此之前刺痛过我，可我还是不能去刺痛她。”我奇怪自己会这么去想。

第二天，天刚泛亮，我接了她的电话。她说她整夜整夜地醒着，然后就不再出声。“你不能太累了，有些事情没必要在一天之内做完，还有我，也不想太累了，知道吗？”我的声音很低，前天晚上那种受辱的感觉荡然无存。彼此一阵长长的沉默后，她说：“其实我内心并不高傲，我只是想高傲地活着。”

后来她告诉我，她是个脑肿瘤患者，虽然动过手术，但复发的可能性非常大。她说：“很多事情我不敢等也不敢拖，留给我的时间也许并不太多了！”知道真相的那几天，我一直心神未定地过着每一分每一秒。我甚至带着一腔虔诚大老远地跑去了衡山，仅仅是为她祈祷一份不知能否奏效的平安。

我对她说：“你不会有事的。”我突然发现自己很害怕看见电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声不响地躺着。她开始变得很乖顺，她说，她答应我，以后不会让自己过得太累。有点隐隐的心疼和宽慰，抓住了我悬浮着的一种不可名状的思绪。

冥冥中，我发觉自己似乎在向往着一份悲壮的爱情。没有人告诉过我，我所向往的故事该怎么开始怎么结束。结束或许不可测，但无法再掩饰的开始却悄然而至了。瓶子很小心地问我，整天牵挂着一个人会不会是爱。我无言以对，我没有告诉她，其实我正想问她同一个问题。也许这些都还不是爱，至少，两者尚相距一步之遥。如果不是接下来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们可能永远都徘徊在一步之外。

元旦节过后，瓶子出现耳鸣、头晕等症状，她不得不回到了老家。到家后的第三天，她趴在床上给我打电话。她说，她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了。她说，她上午给我发了两张照片过来，希望我能看到。我把她的话打断，绞尽脑汁给她讲一些趣事。可是，她不再笑了。除了身体原因，会不会还因为心在踌躇？

晚上我看了她的照片，不漂亮，但脸上的笑容无比动人，像两抹在夹缝里挣扎的绿色。她在邮件中问我相不相信未见倾心。或许是怕我依然理解不到其间的含义，最后她又写道：我真的倾心了，在从未见过你之前！那一刻，我微微仰起的头，却怎么也盛不住如泉涌出的泪水。不仅仅是感动，那种我痴痴向往着的悲壮情愫，侵入了我每一次思索。

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当中。一直困扰我的理想主义情结，让我始终抱着这样的想法：只要我默默爱她就行，不奢望也不希望她对我用心。可是现在，现实让我无法面对。我说服不了自己不去想念和牵挂她，并且，每次都如同背水一战。

正当我进退维谷之际，另一场灾难突袭而来。那天一接通电话，就听见她撕心裂肺的哭声。她外公去世了，在去看望她的路上出的车祸。我的心变得很乱很乱，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她，只是一个劲地说：“你不能哭了，会把眼睛哭瞎……”她试图止住，但过度的悲伤让一切努力成为徒劳。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她每天四处奔忙，去公交公司交涉，到交警大队交涉，还有，一次又一次站在静静躺下的外公跟前泪流满面。我们的电话联系从未有过地频繁，每次她都说：“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抱着我，也许痛就会轻些……”我静静地，不说话，心里却真的渴望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紧紧地把她揽入怀中。我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我第一次对她说：“瓶子，我爱你！”她说，她知道！

她怎么会知道？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不希望我们之间发生爱情，可现在什么都来了。或许，结果是谁都预料不到的。我措手不及地爱了，我无所适从地爱着！

我已经能够接受她的趾高气扬，也可以心甘情愿地宽容她对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脾气。除了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让同样习惯于趾高气扬的我这样。而她也在发给我的手机短信息里说：瓶子脾气太坏，怕做不好你的女朋友。好烦！

把该处理的事都处理好之后，她怯怯地问我：“我们见面好吗？我到长沙来！”见我没出声，她又说：“你看过我的照片，瓶子不会把你吓跑的。”我依然不知道如何去回答她这个问题。有种发自心底的惶恐，整个儿把我淹没了。爱越来越真切，真切到我开始想逃。

我说如果见了面，我把你吓跑呢。她说：“不会的，站在你面前，我能看到真实的爱就够了。”事到如今，我已找不到别的理由来搪塞。也许那一天，她就突然出现在了眼前。或者是，接到电话，她就告诉我，她在长沙。

我压抑着心中痛苦的内疚，不再给她打电话。甚至为了不让她找到我，我把手机关了，下班也不回家，一个人游荡在大街小巷直至深夜。可是，我终究拒绝不了她发过来的手机短信。或许我的逃避也让她预感到了什么，她说：我们还是做朋友吧，瓶子会永远祝福你的。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和我美丽的嫂嫂！

最后一次与她通电话的那个晚上，我已连续醉了５天。我试图用酒精来麻木自己。我一直以为，她之所以在没见面的情况下爱上了我，是因为她在我们交往的这段时间里始终处于人生的低谷，而“困境之恋”永远都洗不脱虚幻的成分。可是这一次，我错了。她在整整哭了一个小时之后，开始跟我诀别。

她说，你不能抽太多的烟，不能老把自己灌醉，知道吗？她说，我可以说服自己不去见你，但不能说服自己不再爱你。她说，我会永远祝福你，真的。她说，她以为自己认准了的一份爱，会这么快地消散……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听见了她心碎的声音，也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我说：“你把电话挂掉好吗？我会哭的。”她却不肯，她说，如果你真的爱过我，就迁就我最后一回，允许我把心里想说的都说完。

我终于失声痛哭了。长长的沉默过后，她说：“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了？”我说：“我可以说，但我把话说出口之后，就挂电话好不好？”她哽咽着答应了，而我却无言……

“瓶子，我喜欢你，真的！”话刚落音，我摁下了挂断键，然后把手机关掉。我永远记得在我挂线的那一刻，她“出尔反尔”说出的最后三个字：不许挂！

故事就这么结束了，不是我曾经渴望的那种悲壮，却也同样悲壮得叫人心碎。相信彼此的联系方式都还记在对方心里，可我们再也不敢去碰触。

故事真的很平淡，似乎让人花时间把它读完都是一种浪费。但我希望瓶子能够看到。我想告诉她，我不是一个好的男人，我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相恋５年的女朋友。如果她可以相信可以原谅我至今还为自己作辩解，我不想告诉她，我从未想过去欺骗，只是有些爱来得太突然太热烈，让人忘记或者来不及去说出真相！

最后我想重复瓶子曾经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不管故事是否可以把你打动，我都想告诉你，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并且，完全属于我。如果瓶子愿意，还属于她！

第二篇：那场有趣的假死游戏纪实故事

两年前，我在英国伦敦的一所高中读书，班上的另外三十几名同学都来自世界各地。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是大家互相帮助，相处得非常融洽，俨然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其乐融融。

然而，有一个同学例外，他便是来自日本大阪的井上。井上的成绩很好，一直遥遥领先于我们，他认为自己的智商远高于其他人，因此很不屑和我们这些一般人走到一起，而是活在高傲的自我世界里。他平时很少跟我们交流，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非常不合群，课上课下都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行动，有时还会讽刺和挖苦我们。

井上不屑式的“不合群”持续了很久，最终引起了英文老师比尔的注意。

一天，在课堂上，比尔老师突然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做一个游戏，主题是，当你死后，周围来‘吊唁’你的人，会对你说些什么样的告别话。”然后，比尔老师请上了第一个同学——来自俄罗斯的库斯科，并让他躺下，然后让其他同学拿来一张提前准备好的白被单子，将库斯科整个人都盖住，并对他说：“你已经‘死了’，灵魂早已飞逝，现在请听听别人过来对你说些什么吧。”

然后，班上的同学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对着“死去”的库斯科说话。因为库斯科平时为人非常友善热情，因此大家都对他的突然“离去”感到非常悲痛，几乎每个人对他所说的“告别语”都充满了无限的尊重、赞扬和不舍，有的甚至失声痛哭。

接着，第二个上来装死的人是井上。和库斯科一样，前来“吊唁”的同学们也开始纷纷对白布覆盖下的井上说话——

“死吧，死吧，你这个讨厌鬼！”第一人如是说。

“很高兴看到你与世长辞，孤独鬼，自命清高的家伙。”第二个人这样说。

接着是第三个人：“整天看着你一副冷冰冰的样子，真受不了，现在我们终于解脱了，感觉好极了。”

“说什么好呢，你不喜欢大家，久而久之，大家也不喜欢你，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里，改掉这个坏性格，早日重生。”

……

三十多名同学，80%都是这样说的，全是刺激和攻击井上的话。

等所有的同学都说完时，比尔老师拿开了白被单子。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的是，躺在地上的井上满脸是泪，早已哽咽不已。

“好了，你已经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了，你刚才听到的都是真实的声音，你现在该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你的吧？”比尔老师问道。

抹干了眼泪的井上连声说：“对不起，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会伤害大家这么深，原来，我给你们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之前，我没有顾忌到别人的感受，‘死了’一次后才知道，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请大家给我一次机会！”

听完了井上的表达，我们热烈地鼓起掌来，一致同意让井上回到我们中来。

死后才知道大家到底是怎么看你的，这跟我们中国的“盖棺定论”如出一辙，而这种“盖棺定论”其实早在活着的时候，就已定下了。事实上，当你死后，别人对你说什么，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活着时对别人的态度。

第三篇：父与子纪实故事

已经过去近20年了，只要闭起眼睛，耳间似乎仍能响起父亲夜归时的重重足音。父亲是个普通人，而普通人往往活得沉重。他教过书，后来又到一家工厂担任统计工作。那手算盘打得很够水平，掌灯的时候他把白天没计算完的报表摊开，噼叭噼叭地算。我便在那有节奏的声响中睡去。

父亲性情刚烈。打起有过错的儿子也决不手软，曾经打我打折过一段木板。我对此事时有怨恨，然而过后就渐渐淡忘了。或许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过于短暂，仅有13年，因而忘不掉的只有他给予我的无言之爱。

早些年生活艰苦，我们4口之家每遇星期天改善一次伙食，也至多去割两毛钱的猪肉吃顿卤面而已。有年夏天，外出做客天黑返程。6岁的我被父亲背着，半睡不睡地走。天上满目繁星，地下响着他的脚步声，路走也走不完。走到一处夜宵店，父亲花两毛钱要了瓶汽水给我，说是提提精神。我让他，他仅沾沾唇，看着我一口口喝完。当时我意识不到，这瓶汽水的价钱相当于父亲四个中午的菜金。

等到身染癌症的父亲被推进手术室时，他的同事们才告诉我们他是怎样节俭。现在我们的生话好起来了，但无论是“可口可乐”、“高橙”还是别的什么饮料，在我看来都远远不及父亲给我买的那瓶汽水。到我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最好的酒、最好的饮料的时候，父亲已经不能享用了。我非常后悔喝掉那瓶汽水，不该让父亲因此连续4天以大蒜、辣椒佐餐。

父亲爱读书，爱听广播，手术后病休在家，常坐在门前矮凳上，旁边是半导体收音机，腿上摊着历史资料或历史演义。一看到我背着书包回家，就很专注地望着，等我走到近前，往往由衣兜里掏出块带着体温的硬糖塞给我。我问过好便去疯跑，竟不懂得应该在他身边多呆一会儿。

那阵子正值十年内乱，我们好好一个百姓家庭被乱糟糟的时事和父亲的病症罩上浓重的阴影。母亲、11岁的我和6岁的弟弟精打细算，省下细粮和肉、蛋让父亲补养身体。父亲极是不忍，趁母亲不注意就往我们哥俩嘴里塞一点好吃的东西。到了1972年，父亲的病情恶化，一天天枯瘦下去，终于离我们远去，在44岁。

父亲故去的最初几年，尽管我家已变换住处，我却常常在黄昏独立窗前，看着雪片被风刮来刮去，静听门外有没有那串重重的足音由远而近，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有好几次，我在街市茫茫人海里发现与父亲相似的身影，心里一面念叨着这不会是他，不会是他，一面又身不由己地跟出好远一程。我无法说服少年的自己：你没有了父亲。

前年清明，我护送父亲的骨灰返回故乡，让他长眠于村后的山岗。立于瑟瑟风中，环顾父亲在儿时玩耍过的，病中一再怀恋的浩荡水库和光秃秃的山巅巨石，我感到时光流逝的重压，心中泛酸。他曾许诺过，一定带我返乡寻根，真来时他却不能指点故地故人。

将近20个春秋过去，国事家事风风雨雨几多变迁。过去的都过去了，然而对于父亲，我为人之子确实愧感未能临终尽孝。有一天，13岁的我和8岁的弟弟被打发到外祖父家暂住。等我们再回家，连父亲用过的床也撤掉了。

都是父亲的主意，他嘱咐家人把我们带开。

时至今日，我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儿子。我常常想，一个人在弥留之际果真不想再看幼子一眼吗？而我的父亲即使在那样的时刻，仍然没有考虑自己。他没有留给我们官阶，钱财甚至遗容，唯有温暖至深的回忆片断一幕一幕。

第四篇：父亲与女儿的纪实故事

女儿3岁时

多年来，我一直在政界工作，投入了大量时间，经常还会出差。以前每次出差一走就是六七天，偶尔回家也只作短暂的停留，拿些换洗的衣服。安妮3岁生日前不久，我刚刚结束了与参议员的一系列活动。我们从附近的杂货店驱车回家时，坐在后排的安妮突然问道：“爸爸。您住在哪条街上呀？”

“什么？”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您的家在哪条街上？”

那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尽管她知道我是她爸爸，但却不知道我和她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尽管最终她明白了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但对于我在她生活中的位置还不清楚。当擦破了膝盖时，她总是跌跌撞撞地扑到妈妈怀里，而不是来到我身边。在学校偶尔听到什么不懂的问题时，她也常常一直憋在心里，见到妈妈时才说出来。直到一个夏天的晚上，事情才有了转机。

安妮要在后院建一个捉迷藏玩的小屋。她已经砌了好几天了，有时和邻居的伙伴一起，有时独自一人。天黑了，她一直没回来，因为刚堆好的墙总是中途坍塌，她的情绪十分糟糕。当墙又一次像往常一样轰然倒下的时候，她忍不住大哭起来。

“安妮，你知道需要些什么才能把墙砌起来吗？”我问。

“什么？”

“大约60块砖。”

“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啊？”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五金店弄一些。穿上鞋子，赶快上车。”

我们开车来到三四英里外的五金店，在那里找到了砖。这些砖又粗糙又沉重，我先要将它们搬上手推车，然后再装进吉普车里，回家后还要慢慢卸下。

“爸爸，让我来搬吧，求您了!”安妮央求道。

“可是，宝贝，这些砖好沉啊!”

“求您了，爸爸。我真的很想搬!”说着，她跑到砖堆旁，双手搬起一块砖，费了好大力气才放到手推车上。

照这样下去恐怕一晚上都得耗在这里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尽量抑制住内心的焦躁。安妮转身回到砖堆旁，左看右看，好半天才挑选了另一块。我把这当做巴不得快点结束的任务，那样就能早点回去，而安妮想让这一刻延续下去。突然我明白了，她就是想这样度过一个晚上。像这样我们两个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见，通常是她的哥哥杰克陪着她。

我靠在手推车上，深吸了一口气。安妮有条不紊地搬着砖，显得很轻松，话也开始多起来。她给我讲她要建的东西，讲学校生活、小伙伴以及即将到来的骑马课。我突然明白了，我们是在买砖回去砌墙，砌一堵感情之墙，而实际上我们也正一点点地拆除一面墙——横亘在我和安妮之间的隔阂之墙。

那以后我明白了妻子早就明白的道理：怎样跟安妮一起看电视，即使那个节目并不是我想看的；怎样全身心地投入待在安妮身边，而不是一边陪她一边看书报。安妮想和我在一起，不是因为我能给予她什么，不是因为我能带她到什么地方去，也不是因为我们能一起做些什么，她只是想和我待在一起，她只是享受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女儿10岁时

一转眼安妮10岁了，是小学高年级班的优秀女生。就在她10岁生日前一天，我看着她走上演讲台，站在麦克风前的时候，一种始料不及的紧张笼罩了我……

女儿要竞选学生会主席，今天所有参选者要向全校师生发表竞选演说。能否当选，今天的表现至关重要。女儿漂亮，口齿伶俐，镇定而有吸引力。我知道她会讲得很好，让我紧张的是台下的观众。校长事前规定，讲演没结束时，任何人不准鼓掌或起哄，学生们似乎觉得这样太无聊，故意跟校长唱对台戏。好几次，讲演的同学话说了一半就被刺耳的口哨声打断了。

两周前，当女儿请我帮她策划竞选战略的时候，我没有紧张。我告诉她：“如果你真的，真的想当主席，最具号召力的办法是使用幽默。能把所有选民都逗乐，就赢定了。”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她的演说必须出人意料。“相信我，按我的计划，你一定能大获全胜。”我当时胸有成竹地对她说。

女儿听了我的安排，开始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她很认真地写好讲演稿，每天练习时，我不时地告诉她：“幽默，再幽默一点儿。滑稽，再滑稽一点儿。”我知道很多老师和家长都会教育孩子“要像大孩子那样”“要严肃”“不能做鬼脸，不要出怪相”，那是因为他们错把“幽默”当成“幼稚”！其实幽默是种非常宝贵的财富，有了它，你会所向披靡。而要真正精通诙谐的艺术，需要长久的磨炼和成熟的心智，对一个10岁的小孩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希望给女儿一个关于幽默的早期教育。

本以为一切准备就绪。但她讲演前那半分钟的寂静，突然让我惊慌起来。如果我估计错了怎么办？如果她的讲演不能让大家发笑怎么办？我会不会辜负她的信任？如果她落选了，以后女儿还会听我的话吗？我觉得自己仿佛刚把亲女儿丢给鲨鱼，我这个父亲将威信扫地。

“我的名字叫安妮，我要竞选做你们的主席，”女儿的声音很镇定，“我想你们应该选我，因为……”她停下来，向台下四周看了看。我等她说出下句，拿摄像机的手抖个不停。女儿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一个圆形塑料饭盒，倒扣在头上，用拳头压着鼻子，模仿机器人的声音说：“因为，我是外星人，到地球来吃你们的午饭！”

大家压根儿没想到她会说这么一句，全场哄堂大笑。女儿等笑声停止才慢慢地说：“不过别信我的话。你们应该问问那些跟我有相同生日的人，比如乔治·华盛顿。”说完，她背过身去，戴上了灰色的假发。这会儿观众们都来了精神，等着看女儿还有什么新花样。“哦，老天，我的背真疼!”她用老年人沙哑的声音嚷道，“我猜是因为我在地下躺了两百多年的缘故！”

台下又爆发出阵阵笑声。我知道，她的幽默已经征服了所有观众。女儿赢定了……

讲演快结束时，她提出如果自己当选将做的种种改革，礼堂里充满了欢呼声和掌声。学生们又跺脚又拍椅子，场面几乎失去控制。老师们、校长光顾着揉肚子，根本顾不上维持秩序。而我的心也兴奋得快炸开了，我把脸贴在摄像机上，这样旁边的家长就不会看到我悄悄流下的眼泪。

女儿18岁时

在落日的余晖中，女儿安妮站在水中，河水漫过了她的膝盖。虽然天色已暗，但她还是优雅自信地抛着鱼线，希望能再钓一条鲑鱼。

我坐在不远处的岸上静静地观察着她，既骄傲又有点难过。这次旅行后，她就要进入大学开始新生活了，我下定决心要为我的宝贝再捕一条鲑鱼，但毫无所获。

“该走了。”我说。

“再钓一会儿，爸爸。”她回答，“再钓一会儿。”

我笑了，回想起她第一次说这句话时的情形，已是15年前了。那时安妮只有两岁半。她帮我在花园里挖蚯蚓，急切地上好鱼饵，还没有完全掌握要领就非要自己动手。鲑鱼第一次咬她的鱼饵时，她高兴地尖叫起来，鱼竿差点被鲑鱼拖进了池塘。从此，我有了一个新的钓鱼伙伴。要离开池塘时，安妮常说：“再钓一会儿。”对于一个喜欢钓鱼的父亲来说，这简直像音乐一样悦耳。我已经把渔具收了起来，她还坐在那里，棕色的大眼睛盯着浮在池塘水面上的浮漂。尽管很不情愿，最后她还是回到了车里。在回家的路上她兴奋地回忆着旅行的一切。

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我们经常一起去钓鱼，我们谈论壮观的地形，趟过冰冷的河水，在高山上的湖里游泳，欣赏黄昏的美景，甚至遭遇野生动物……这些自然学与生物学知识都是电视和电子游戏所不能提供的宝贵经历。

随着女儿技术和自信的增长，她的很多问题都考验着我的钓鱼和旅行知识。我尽最大努力去回答她，但我知道很多回答并不能让她满意。渐渐地，我发觉安妮在改变。她不再是以前那个小女孩了，她开始拒绝我撒渔网的建议，她要自己决定在哪里钓……她的生物学独立意识体现在她所做的每一件事上，从家庭作业到社会生活。一个自信的、有理想的女士好像在一夜之间长成了。

最后，当黑暗把安妮从河边拉回来时，她坚持开车载我回家——这还是这么多年我们一起外出钓鱼以来的第一次。我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说不清是喜悦、骄傲还是其他什么。

安妮即将去华盛顿大学学习生物学，我相信，大学会帮她解决很多我曾无法回答的问题。她将变得更成熟，但这一天终于来到的时候，作为父亲，我的心情总是有点儿难过和不舍。我多么希望在她离开之前，我们能再钓一会儿。

第五篇：纽约乐与路的纪实故事

他即将出国采访，去纽约，对他这个搞新闻的人来说，这次的采访计划有点儿“跨界”：他要拍摄一部有关美国音乐的纪录片。

得知这一消息，我十分不满：“这也太不公平了，我这做了多年音乐节目的人，只能呆在家里，你这几乎不听流行歌曲的人，却要去拍美国流行音乐？！”

他赠我白眼一枚：“美国不光有流行音乐。”我改变战略：“对，听说去纽约的人都要逛COACH店。”

他再赠我一枚白眼：“这样吧，给你个出国的机会，帮我找一找关于纽约的音乐资料。”

这算哪门子出国？！我当然愤然拒绝——不过是在心里，为了能钓到COACH包，我只能放下垂钓纽约乐海的鱼竿，没想到，这场不情不愿的垂钓，竟带来意外的收获。

比照桑晔的经历：在她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从父亲的遗物中，翻到一张Beatles的唱片，从那以后，她和国外流行歌曲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别人为了景点和购物去英国时，她却为了流行音乐去了伦敦。回国之后，她出版了一本书《伦敦摇滚乐地图》——于是，我也为他编了张《纽约音乐地图》。

先锁定纽约第五大道上洛克菲勒中心的无线电城音乐厅，那里是许多影片的首映地，也是诸如格莱美奖和托尼奖的颁奖会场，我记得1992年2月的一天，迈克尔·杰克逊曾身着一件黑色皮制军装，伴着《黑与白》的音乐走进音乐厅，宣布将进行《危险》世界巡回演出，并建立自己的拯救世界基金。不过，无线电城音乐厅最出名的是“火箭舞”女郎，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就提到过她们：“……就是站成一排，胳膊搂着旁边人的腰踢腿。观众疯了似的鼓掌”。可不能让他去看大腿舞，所以，继续走吧——

在第五大道与百老汇之间，第28街上的廷潘胡同值得去看一看，据说在19世纪末这里集中了许多音乐出版公司，各公司都有推销员在那里弹琴，吸引顾客，琴声就像敲击洋铁盘子一样，廷潘胡同（Tin Pan Alley）由此而得名，廷潘胡同一度成了美国流行音乐的集中地，它的兴盛几乎是延续了半个世纪。

在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西道，从59街到110街区，坐落着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公园——中央公园，园中有约翰·列侬纪念区“草莓园”，那是小野洋子为了纪念列侬1980年的遇刺身亡，在他遇害的地点、也是他们的住处达科塔公寓前，出资修缮了这个泪滴状的区域，名字来自列侬1967年创作的一首名曲《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永远的草莓园）。希望他能替我给列侬献一束花，并小声告诉列侬：我小小年纪的儿子也觉得他的歌好听，正在一张专辑接一张专辑地听他，所以，他不会死，Forever！

娜斯的专栏《纽约明信片》中写过：乔治·哈里森去世了，她来到中央公园的草莓园，看到一群中年人在唱歌，一首接一首。哈里森的，列侬的，麦卡特尼的。冬日的公园，她的感觉像在做梦。这就是纽约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吧？可以做梦，可以一群人聚在一起做梦。

如果走累了，就找一间酒馆坐一坐吧，“一间好酒馆，应该是个躲避孤独的地方”，自从读了《纽约客》作家约翰·麦克耐尔蒂的散文集，我就很想去第三大道与第45街交界处的那间酒馆看一看，我将它标在他的音乐地图上，附注写上：请留心酒馆里的自动点唱机。如果你的酒喝得差不多了，就点一首《德克萨斯之心》，这首歌里有一段会让喝醉酒的人拍巴掌；如果你觉得不过瘾，再点一首《真正的大牧场》，这首歌里有一段可以让人跟着大喊大叫……

要想听不一样的音乐，就去布朗克斯区和哈莱姆区，可是，布朗克斯区可是纽约有名的贫民区，犯罪率全国都数一数二，记得在罗伯特·德尼罗执导的影片《布朗克斯的故事》里，就黑帮横行，的确不太平，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布朗克斯区也是牢牢吸引着波多黎各人、牙买加人、美国黑人的音乐磁石。

1973年夏天，在该区的东174街上，一个名叫“非洲邦巴塔”的黑人青年在他母亲的一楼起居室窗户上支起喇叭，拉了一条电线到他卧室的唱机，让住宅区的三千男女随着派对音乐起舞。与此同时，一个牙买加小青年在东布朗克斯大显身手，而一位打碟技术奇才则在南面一两公里的地方称王称霸。各路舞组合纷纷亮相，浑然不觉音乐史上新的一章已经写就。这些人中有一位唛主，据说他在音乐断开时发出“嘻哈”之声来保持节奏。所以你看，是布朗克斯区和哈莱姆区的孩子们发明了嘻哈音乐。

在我的这张“纽约音乐地图上”，还有卡内基音乐厅、百老汇、布莱尔大厦、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旁的钟楼，（据说那里一天两场音乐会，还演奏中国歌曲），还有纽约北部的伍德斯托克小镇，那里有什么？有一部摇滚音乐史……

西餐里有一道我最爱吃的甜品：烤苹果，就是苹果挖空心，塞上葡萄干、糖、芝士什么的放到烤箱里烤，好吃！边为他编辑“纽约音乐地图”，边想：纽约的绰号大苹果，我莫不是在纸上做烤苹果？我只不过将几条线索塞进苹果里，没想到最后端出来的，是这样一份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

他说：“还记得《北京人在纽约》里的那句台词吗：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其实我最期待的是，他从“天堂”给我带礼物回来，就是那些他藏在眼角、眉梢、耳畔、心窝里的特别感受和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