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红旗与栀子花的纪实故事
两年前的端午节，妈妈让我收车早一点回家团聚。我送了一个远路的乘客，天色已经暗下来。我加快了速度，想早点赶回去。儿子每次在我出车的时候就会在姥姥的怀里巴巴地望着我，还不太会说话，可是就会冒出几个字：“妈妈，回。”心头一酸，真想扔了车子，一心一意地带儿子。但总得生活呀。只得扭动车钥匙，狠心地擦擦湿湿的眼角。车子往前轻轻滑动，儿子的声音突然变大，踩着油门，我从儿子面前呼啸而过，不忍再听。今天收工早点，去超市买个拼图吧，儿子也大了，该买点益智的玩具了。我心里盘算着，前方有辆大货车，笨重的身躯不急不慢地行驶着。我油门一带，方向盘一转，想从它的左边超过去。突然，我的车失去了控制，直向左边的河里冲去。我吓傻了，只惊叫了一声，就死死地握住方向盘，脑中一片空白。我闭上眼睛，只等噩运降临到我的头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我看了一下车外，发现我的车居然安然无恙地停在河底，河里一滴水也没有，当我确信已经没有了危险时，我趴在方向盘上，劫后余生的喜悦淹没了我，索性放开嗓子哭了起来。这时，有人在敲窗玻璃：“孩子，你没事吧？”我抬眼一看，一位五十余岁的大妈正关切地看着我，我摇摇头，开始环顾四周。这是条干涸的河，岸边长满了杂草，很陡，我的车开下来了，却不可能开上去。我只有下车寻求帮助。
我的脸上挂满泪水，但我朝大妈挤出一丝笑，用力打开门，走出驾驶室。可能受了过度的惊吓，走下车的我腿一软，扑通跪在地上，大妈及时地扶住了我。我站起来，赶紧四处看看我的车。车子是借货买来的，才付了首期款，要是有个损伤，我会心疼死的。大妈在一旁着急地说：“孩子，你命大呀，先活动活动胳膊腿，看有没哪儿受伤。”她这么一提醒，我才感到自己的面颊上火辣辣地痛。再舒展胳膊，幸好没哪儿折断，但胳膊肘膝盖处都有几处擦伤。大妈心疼地催我：“快上来吧，出这么大的事，人没事就万幸了。”
伤口真疼，我一瘸一拐地跟着大妈上岸了。大妈的家就在岸边不远，跟我刚才行驶的路就隔着这条河。大妈指了指自己的房子说：“这里就我们一家呢。”大妈很喜欢说话。我跟在她身后。她突然折身向公路边走去。我才注意到，她手里有一面小红旗，说是小红旗，也不全对，只是孩子的红领巾剪短了点。上面还有根小棒。我看着她，搞不懂她做什么。她在路边的电线杆旁站定了，从口袋里麻利地掏出绳索，小棒往嘴里一衔，双手很快在电线杆上打了个结，然后把小木棒往里一插，小红旗飘动起来。我才发现，电线杆上已经有好几面小旗了。我朝着大妈看，百思不得其解。大妈很快绑好了，冲着我笑笑：“总共有十三面了，这里常出事呀，只能这样给司机提个醒了。”大妈突然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我是不是有点多管闲事啊？”我朝大妈摇摇头：“您不是多事，是我们太粗心呀！”
天已经全黑了。车子暂时只能停在河里，我想起家里等待我的亲人，急得直搓手。那时我还没有手机。大妈对我说：“打个电话回家呀，向他们报个平安。”我不好意思地说：“那我会付您电话费的。”大妈朝我挥手：“尽管打吧，不用付的，你平安无事，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呀！”我先是给妈妈打了电话，没敢说自己出了事，只说有个客人要送很远，今晚可能回不去了。第二个电话是打给老公的。刚一接通，听到老公熟悉的声音，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好容易哭哭啼啼地告诉了他原委，哪知他一听我连人带车栽进了河里，在电话里就向我开炮：“早就说过，女人成不了大事的！你偏要学什么驾驶！你看看，出事了吧！”老公气势汹汹地挂了电话。我呆在电话旁。大妈一直在旁边听着。“别难过，男人都这样，嘴硬心肠软，没准他现在正往这儿赶呢。”我被大妈逗乐了。大妈端来大木盆，注满水，把煮熟的粽叶倒进盆里，然后端来蜜枣、咸肉还有糯米，坐下来包粽子。我坐在一边递递粽叶，放放蜜枣，刚才失去的魂魄仿佛回到了我的身体里。我已经能和大妈说笑了，仿佛我只是出远门的女儿，今天回到了家，而她只要添一勺水添一口米。
这时，大妈家的门被推开了，是老公来了。我惊喜地迎上去。“你还好吧！车呢？车没事吧？”老公劈头就问。“没事，我已经查看过了。”老公满脸不信，我跟大妈借了手电，领着他到了河底。他拿着手电细细地照看了一遍，对着我没头没脸地叫：“当初买车时我就反对！女人家开什么车？！”老公的话语像把刀子又稳又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是从沟底爬上来的，他没正眼看我一眼，只关心他的车，现在确信车没事了，想到的还是怪罪我。我的脾气也上来了：“那我做什么？你养我吗？”刚才车子出事，我只是惊慌，而现在，我感觉到一股透心的凉，一股来自我最亲的人那里的凉。
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大妈突然指着咆哮的老公说：“你的老婆是从公路上连人带车冲下去的。我站在路边，吓都吓坏了。你是她最亲的人，你没有查看她的伤？”大妈边说边撩起我的长发，“你没问问她人要不要紧，就听你在这里叫！”大妈一定是气坏了，恨恨地说：“我是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人，我都替她庆幸，她今天真是太走运了！要是今天摆在你面前的是躺下的她，不知你会是什么样！”老公有些理亏，让我先跟他回家。我心里觉得委屈，趴在大妈肩上哭起来。老公气急败坏地扭头走了。
那晚，我住在了大妈家，怎么也吃不下饭，草草洗漱上床睡觉了。也许是惊吓过度，一整夜，我恶梦不断，下半夜时发起了高烧。大妈一直没离开我。我的头沉得抬不起来，嘴唇渴得裂开来。大妈喂水给我喝。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今夜应该是老公陪我共患难的呀，却是素不相识的大妈在我左右。想着，我的泪水就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天亮的时候，我还没全然醒来，就听到屋后有大卡车的吼叫声。我翻身起床，只见屋后围了好多人，大妈端着茶水，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粽子，正对着岸边的人挨个发过去。“待会儿车要上的时候，就有劳各位推一把了。”大卡车拖着我的出租车，吃力地往上爬，车轮卷起的泥土打下了一个深坑。坡很陡，大卡车发狂了一般，埋下屁股使劲地往上拉，这时大妈对着那帮人叫一声：“起！”人群一声欢呼，我的小车终于上了岸。我在一旁看呆了。大妈走过来看到我：“孩子，别怪我老婆子多事，这是我拉出的第二辆车了。”大妈的老伴笑着打趣：“我管她叫雷锋二世。”大妈白了老伴一眼，又拿起粽子分发，我连一句道谢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妈，大妈临别时殷殷嘱咐我：“回去好好过日子，别为了这事吵架，男人总有点口是心非，其实心里还是关心你的！懂吗？”我哽咽着答应。
今年的端午节，闻到满街的粽子香，我又想起了大妈，想起她拿着粽子四处散发的情形。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得去看一趟了。远远地，我就看到洁白的一片，还没到那儿时，股股清香扑面而来，是栀子花！这味道我很熟悉，但这么一大片，我还是头一次看到，绵延半里路呀。我下了车，大妈正在路边锄草，还是老样子，头上戴着女儿淘汰下来的帽子。我激动地叫了声大妈，她已经认不出我了。我急着指指小河又指着车子，她才想起我是谁了。她笑着说：“你走后不久，我就种了这片栀子园了，既然红旗不醒目，这满眼的栀子总能引起你们的重视了吧！最重要的是，想飞也飞不过来了。自打有了这片栀子花，一直还没出过事呢！”是的，栀子花已有半人高了。其实这一路，就大妈家这一段河靠着路边，所以属于事故多发地段，虽然不关大妈什么事，可每次发生在她眼皮底下血与泪的事故，让她无法释怀。所以善良的她，一个办法不成，又想一个办法。望着蓬勃的栀子花，望着一脸笑容的大妈，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这个世上有种人，虽然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但你那颗被世俗的种种日益包裹得坚硬冰冷的心，却会在某个瞬间被来自她的温暖解冻，那种温暖她自己并不自觉，由她的掌心传递到你的心里。从那以后，我一直怀揣着她的温暖，而她再见我时，已经记不起她对我的帮助。就是这样一些平凡的人，却像一颗永恒的光源，她的光和热从飘动的小红旗到这绵延半里的栀子花，一路撒下来。从此，我们行走在路上，沐浴在她的温暖和芬芳里，不再孤单，并永远心存感激。
第二篇：父与子纪实故事
已经过去近20年了，只要闭起眼睛，耳间似乎仍能响起父亲夜归时的重重足音。父亲是个普通人，而普通人往往活得沉重。他教过书，后来又到一家工厂担任统计工作。那手算盘打得很够水平，掌灯的时候他把白天没计算完的报表摊开，噼叭噼叭地算。我便在那有节奏的声响中睡去。
父亲性情刚烈。打起有过错的儿子也决不手软，曾经打我打折过一段木板。我对此事时有怨恨，然而过后就渐渐淡忘了。或许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过于短暂，仅有13年，因而忘不掉的只有他给予我的无言之爱。
早些年生活艰苦，我们4口之家每遇星期天改善一次伙食，也至多去割两毛钱的猪肉吃顿卤面而已。有年夏天，外出做客天黑返程。6岁的我被父亲背着，半睡不睡地走。天上满目繁星，地下响着他的脚步声，路走也走不完。走到一处夜宵店，父亲花两毛钱要了瓶汽水给我，说是提提精神。我让他，他仅沾沾唇，看着我一口口喝完。当时我意识不到，这瓶汽水的价钱相当于父亲四个中午的菜金。
等到身染癌症的父亲被推进手术室时，他的同事们才告诉我们他是怎样节俭。现在我们的生话好起来了，但无论是“可口可乐”、“高橙”还是别的什么饮料，在我看来都远远不及父亲给我买的那瓶汽水。到我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最好的酒、最好的饮料的时候，父亲已经不能享用了。我非常后悔喝掉那瓶汽水，不该让父亲因此连续4天以大蒜、辣椒佐餐。
父亲爱读书，爱听广播，手术后病休在家，常坐在门前矮凳上，旁边是半导体收音机，腿上摊着历史资料或历史演义。一看到我背着书包回家，就很专注地望着，等我走到近前，往往由衣兜里掏出块带着体温的硬糖塞给我。我问过好便去疯跑，竟不懂得应该在他身边多呆一会儿。
那阵子正值十年内乱，我们好好一个百姓家庭被乱糟糟的时事和父亲的病症罩上浓重的阴影。母亲、11岁的我和6岁的弟弟精打细算，省下细粮和肉、蛋让父亲补养身体。父亲极是不忍，趁母亲不注意就往我们哥俩嘴里塞一点好吃的东西。到了1972年，父亲的病情恶化，一天天枯瘦下去，终于离我们远去，在44岁。
父亲故去的最初几年，尽管我家已变换住处，我却常常在黄昏独立窗前，看着雪片被风刮来刮去，静听门外有没有那串重重的足音由远而近，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有好几次，我在街市茫茫人海里发现与父亲相似的身影，心里一面念叨着这不会是他，不会是他，一面又身不由己地跟出好远一程。我无法说服少年的自己：你没有了父亲。
前年清明，我护送父亲的骨灰返回故乡，让他长眠于村后的山岗。立于瑟瑟风中，环顾父亲在儿时玩耍过的，病中一再怀恋的浩荡水库和光秃秃的山巅巨石，我感到时光流逝的重压，心中泛酸。他曾许诺过，一定带我返乡寻根，真来时他却不能指点故地故人。
将近20个春秋过去，国事家事风风雨雨几多变迁。过去的都过去了，然而对于父亲，我为人之子确实愧感未能临终尽孝。有一天，13岁的我和8岁的弟弟被打发到外祖父家暂住。等我们再回家，连父亲用过的床也撤掉了。
都是父亲的主意，他嘱咐家人把我们带开。
时至今日，我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儿子。我常常想，一个人在弥留之际果真不想再看幼子一眼吗？而我的父亲即使在那样的时刻，仍然没有考虑自己。他没有留给我们官阶，钱财甚至遗容，唯有温暖至深的回忆片断一幕一幕。
第三篇：三秒钟的小公益纪实故事
2011年10月2日，家住甘肃兰州市红古区薛家村的李芬连老人十分高兴。
镜头前的李芬连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神情庄重，端坐在家门前，好像在举行仪式。
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照相。
每给一位老人拍完照片，袁柯都会告知很快就会寄来照片。他是西北师范大学大三学生，22岁，于2011年8月发起了一个叫“快门三秒钟”的公益项目，呼吁爱心人士关注农村，用相机帮助农村老人和孩子，解决农村老人缺少遗照、孩子缺少童年照片的难题，不让他们因没有照片而留下遗憾。袁柯刚和他的团队走出大门，李芬莲老人就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水果追上来，送给他们。
在路上，袁柯碰见了拉着架子车的薛成基老人。他留着长长的花白胡须，听说这些大学生要给自己拍照，立刻同意了。
薛成基老人希望和妻子苏美英照一张合影。53年前，他们有过一张黑白结婚照。如今，梳洗打扮了一番，他依旧站在她的右边，拘谨而又兴奋地盯着镜头，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这一瞬间就此定格。
“好浪漫啊。”有一名队员由衷感慨。
有位老人拿到照片后，次日一早，就提着自家种的桃子，来到袁柯借宿的农户家。
老人感动地说：“我活了70多岁，儿子都没给我照过一张照片，你们真是好人啊……我也有老人照（遗照）了。”袁柯不由心情沉重。辛苦抚养子女，寂寞地守着空家，老人们因此就能满足。
袁柯想起了已经去世的外婆。两年前，刚刚考上大学的袁柯去看望84岁的外婆。他提议用新手机给老人照相，下身瘫痪的老人硬撑着爬了起来。
临走时，老人问袁柯能不能把照片洗出来？当时的袁柯不知道手机资料可以传输到电脑，就摇摇头。外婆叹了口气。不久，老人离世。去年春节回家，他把照片洗出来，放到了外婆的坟前。
这个遗憾，也是袁柯创办这个公益项目的初衷。
在大都市，人们很难理解一张照片对于一个农村老人有怎样的意义，自小生活在农村的袁柯对此深有感触。
他们也给乡村的孩子送去温暖。
苏家沟小学的孩子们就因为要拍照，整个教室都沸腾了。孩子们有的拍桌子，有的站在凳子上，高兴得直跳。等确定在小花园前拍照时，孩子们全都围过来了，抢着要站在镜头前面，两个孩子还打起来了……看到这一幕，袁柯心里酸酸的。
苏家沟很贫困，“快门三秒钟”项目组给他们带来了新鲜的喜悦。短短六天时间，他们帮300多名孩子拍了照片，有单照，有小伙伴们的合照，也有全家福。
苏家沟村有个家族，前几年闹了矛盾，两个家庭关系很紧张。项目组积极地调解，并且提议拍张“全家福”，终于让两家人凑在一起拍了照片。过后两家人开始沟通、接触，现在已经和解。双桐村也有两位村民因为田地边界闹了矛盾，在队员和村民的劝说下，两人照了张合影，也就握手言和了。
他们认为，既然都拍了合照，都固定到相纸上了，还闹什么别扭啊？
有人质疑袁柯搞公益是为了出名：“在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拿一张照片有什么用？”袁柯说：“除了物质需求，人还有精神需求。谁不想有一张童年照？谁不想在去世后留下一张照片？”
“快门三秒钟”团队从8月至今共进行五次活动，已经拍摄近2000张照片。
22岁的袁柯并非专业摄影师，用的也是1000元左右的尼康相机，还经常把做家教的钱拿来做公益。
“一张照片，虽然看起来很微小，却对我们的目标群体很重要。从小处着眼，解决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星星之火也可燎原，那样我就实现了‘大精彩’。”
第四篇：小莫的海底的纪实故事
小莫下水前，朝我郑重地挥了挥手。这是他每次下水之前必做的一个动作。这种仪式从我4岁的时候开始，到我16岁的时候结束。
我坐在礁石上一个绑着石头的大筐里，每次他挥手的时候我总是睁大眼睛，屏住呼吸，我很紧张，却不知道为什么紧张。我从小生长在海边，但我只能看到海的表面，我一点儿也不清楚海底是什么样的，对于我来说，海底是属于小莫的另一个世界。
小莫从12岁开始下水采淡菜，那年，我刚满4岁。淡菜是我们那里最常见的海贝，味道鲜美。
小莫属于运气特别好的。从第一天下水，他就成串成串地往上拉淡菜。岛上的马大开了个加工厂，雇了些赋闲在家的女人，把淡菜用大锅煮熟，去壳晒干，装到塑料袋里封口，销到上海、北京那些大城市里去。小莫把淡菜卖给马大的加工厂，一个夏天能赚到不少钱。
从我4岁开始，小莫主宰了我的全部世界。
记得我4岁那年的一天，我醒得比往常早，身下的床单是湿的，我迷迷糊糊地叫：娘，娘！小莫应声而来。我还没完全睡醒，我忘了我只有小莫了。小莫掀开湿湿的床单，下面的褥子也是湿的。
晚上，我和小莫一人占据着床的一边，背对背。床很大，是爹娘留下来的。半夜醒来，我发现我们都挪到了床的中央，我蜷缩着贴在他的胸前，而他的手臂自然地环住我，就像以前娘经常做的那样。想到娘，我就想哭，但我从没见小莫哭过，小莫比我大8岁，他已经不会哭了。
小莫似乎很喜欢待在海底，这让我很好奇。海底到底有些什么？
16岁那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小莫不再下海了，马大的厂子聘他做销售部经理，在县里设了个销售点，离我的学校仅两条街。我住在他的宿舍。
上大学后，我终于在学校的泳池里学会了游泳。暑假回乡我拖着个大箱子，里面是我借来的两套潜水装备。小莫来码头接我，他已经成了一个很平常的居家男人，一个3岁男孩的爸爸。
我带上两套潜水装备，拉小莫去海边，我终于潜到了海底，却没有看到任何我想看到的东西。
我和小莫坐在我小时候常常坐的礁石上。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坐在大筐里的样子。”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终于长大了。”
“我记得你向我挥手的样子。”
他沉默了一会儿：“其实每次挥手，都是跟你说，再见了，这次下去我再也不要上来了，我要跟我爹娘在一起。”
“为什么我从没看到你哭过？”
他指了指前方：“它看到过。”
前方是大海，我刚才下海的时候，尝到过它的苦涩。
小莫，大名徐海莫，12岁辍学，是我唯一的哥哥。
第五篇：父亲与女儿的纪实故事
女儿3岁时
多年来，我一直在政界工作，投入了大量时间，经常还会出差。以前每次出差一走就是六七天，偶尔回家也只作短暂的停留，拿些换洗的衣服。安妮3岁生日前不久，我刚刚结束了与参议员的一系列活动。我们从附近的杂货店驱车回家时，坐在后排的安妮突然问道：“爸爸。您住在哪条街上呀？”
“什么？”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您的家在哪条街上？”
那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尽管她知道我是她爸爸，但却不知道我和她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尽管最终她明白了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但对于我在她生活中的位置还不清楚。当擦破了膝盖时，她总是跌跌撞撞地扑到妈妈怀里，而不是来到我身边。在学校偶尔听到什么不懂的问题时，她也常常一直憋在心里，见到妈妈时才说出来。直到一个夏天的晚上，事情才有了转机。
安妮要在后院建一个捉迷藏玩的小屋。她已经砌了好几天了，有时和邻居的伙伴一起，有时独自一人。天黑了，她一直没回来，因为刚堆好的墙总是中途坍塌，她的情绪十分糟糕。当墙又一次像往常一样轰然倒下的时候，她忍不住大哭起来。
“安妮，你知道需要些什么才能把墙砌起来吗？”我问。
“什么？”
“大约60块砖。”
“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啊？”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五金店弄一些。穿上鞋子，赶快上车。”
我们开车来到三四英里外的五金店，在那里找到了砖。这些砖又粗糙又沉重，我先要将它们搬上手推车，然后再装进吉普车里，回家后还要慢慢卸下。
“爸爸，让我来搬吧，求您了!”安妮央求道。
“可是，宝贝，这些砖好沉啊!”
“求您了，爸爸。我真的很想搬!”说着，她跑到砖堆旁，双手搬起一块砖，费了好大力气才放到手推车上。
照这样下去恐怕一晚上都得耗在这里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尽量抑制住内心的焦躁。安妮转身回到砖堆旁，左看右看，好半天才挑选了另一块。我把这当做巴不得快点结束的任务，那样就能早点回去，而安妮想让这一刻延续下去。突然我明白了，她就是想这样度过一个晚上。像这样我们两个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见，通常是她的哥哥杰克陪着她。
我靠在手推车上，深吸了一口气。安妮有条不紊地搬着砖，显得很轻松，话也开始多起来。她给我讲她要建的东西，讲学校生活、小伙伴以及即将到来的骑马课。我突然明白了，我们是在买砖回去砌墙，砌一堵感情之墙，而实际上我们也正一点点地拆除一面墙——横亘在我和安妮之间的隔阂之墙。
那以后我明白了妻子早就明白的道理：怎样跟安妮一起看电视，即使那个节目并不是我想看的；怎样全身心地投入待在安妮身边，而不是一边陪她一边看书报。安妮想和我在一起，不是因为我能给予她什么，不是因为我能带她到什么地方去，也不是因为我们能一起做些什么，她只是想和我待在一起，她只是享受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女儿10岁时
一转眼安妮10岁了，是小学高年级班的优秀女生。就在她10岁生日前一天，我看着她走上演讲台，站在麦克风前的时候，一种始料不及的紧张笼罩了我……
女儿要竞选学生会主席，今天所有参选者要向全校师生发表竞选演说。能否当选，今天的表现至关重要。女儿漂亮，口齿伶俐，镇定而有吸引力。我知道她会讲得很好，让我紧张的是台下的观众。校长事前规定，讲演没结束时，任何人不准鼓掌或起哄，学生们似乎觉得这样太无聊，故意跟校长唱对台戏。好几次，讲演的同学话说了一半就被刺耳的口哨声打断了。
两周前，当女儿请我帮她策划竞选战略的时候，我没有紧张。我告诉她：“如果你真的，真的想当主席，最具号召力的办法是使用幽默。能把所有选民都逗乐，就赢定了。”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她的演说必须出人意料。“相信我，按我的计划，你一定能大获全胜。”我当时胸有成竹地对她说。
女儿听了我的安排，开始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她很认真地写好讲演稿，每天练习时，我不时地告诉她：“幽默，再幽默一点儿。滑稽，再滑稽一点儿。”我知道很多老师和家长都会教育孩子“要像大孩子那样”“要严肃”“不能做鬼脸，不要出怪相”，那是因为他们错把“幽默”当成“幼稚”！其实幽默是种非常宝贵的财富，有了它，你会所向披靡。而要真正精通诙谐的艺术，需要长久的磨炼和成熟的心智，对一个10岁的小孩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希望给女儿一个关于幽默的早期教育。
本以为一切准备就绪。但她讲演前那半分钟的寂静，突然让我惊慌起来。如果我估计错了怎么办？如果她的讲演不能让大家发笑怎么办？我会不会辜负她的信任？如果她落选了，以后女儿还会听我的话吗？我觉得自己仿佛刚把亲女儿丢给鲨鱼，我这个父亲将威信扫地。
“我的名字叫安妮，我要竞选做你们的主席，”女儿的声音很镇定，“我想你们应该选我，因为……”她停下来，向台下四周看了看。我等她说出下句，拿摄像机的手抖个不停。女儿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一个圆形塑料饭盒，倒扣在头上，用拳头压着鼻子，模仿机器人的声音说：“因为，我是外星人，到地球来吃你们的午饭！”
大家压根儿没想到她会说这么一句，全场哄堂大笑。女儿等笑声停止才慢慢地说：“不过别信我的话。你们应该问问那些跟我有相同生日的人，比如乔治·华盛顿。”说完，她背过身去，戴上了灰色的假发。这会儿观众们都来了精神，等着看女儿还有什么新花样。“哦，老天，我的背真疼!”她用老年人沙哑的声音嚷道，“我猜是因为我在地下躺了两百多年的缘故！”
台下又爆发出阵阵笑声。我知道，她的幽默已经征服了所有观众。女儿赢定了……
讲演快结束时，她提出如果自己当选将做的种种改革，礼堂里充满了欢呼声和掌声。学生们又跺脚又拍椅子，场面几乎失去控制。老师们、校长光顾着揉肚子，根本顾不上维持秩序。而我的心也兴奋得快炸开了，我把脸贴在摄像机上，这样旁边的家长就不会看到我悄悄流下的眼泪。
女儿18岁时
在落日的余晖中，女儿安妮站在水中，河水漫过了她的膝盖。虽然天色已暗，但她还是优雅自信地抛着鱼线，希望能再钓一条鲑鱼。
我坐在不远处的岸上静静地观察着她，既骄傲又有点难过。这次旅行后，她就要进入大学开始新生活了，我下定决心要为我的宝贝再捕一条鲑鱼，但毫无所获。
“该走了。”我说。
“再钓一会儿，爸爸。”她回答，“再钓一会儿。”
我笑了，回想起她第一次说这句话时的情形，已是15年前了。那时安妮只有两岁半。她帮我在花园里挖蚯蚓，急切地上好鱼饵，还没有完全掌握要领就非要自己动手。鲑鱼第一次咬她的鱼饵时，她高兴地尖叫起来，鱼竿差点被鲑鱼拖进了池塘。从此，我有了一个新的钓鱼伙伴。要离开池塘时，安妮常说：“再钓一会儿。”对于一个喜欢钓鱼的父亲来说，这简直像音乐一样悦耳。我已经把渔具收了起来，她还坐在那里，棕色的大眼睛盯着浮在池塘水面上的浮漂。尽管很不情愿，最后她还是回到了车里。在回家的路上她兴奋地回忆着旅行的一切。
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我们经常一起去钓鱼，我们谈论壮观的地形，趟过冰冷的河水，在高山上的湖里游泳，欣赏黄昏的美景，甚至遭遇野生动物……这些自然学与生物学知识都是电视和电子游戏所不能提供的宝贵经历。
随着女儿技术和自信的增长，她的很多问题都考验着我的钓鱼和旅行知识。我尽最大努力去回答她，但我知道很多回答并不能让她满意。渐渐地，我发觉安妮在改变。她不再是以前那个小女孩了，她开始拒绝我撒渔网的建议，她要自己决定在哪里钓……她的生物学独立意识体现在她所做的每一件事上，从家庭作业到社会生活。一个自信的、有理想的女士好像在一夜之间长成了。
最后，当黑暗把安妮从河边拉回来时，她坚持开车载我回家——这还是这么多年我们一起外出钓鱼以来的第一次。我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说不清是喜悦、骄傲还是其他什么。
安妮即将去华盛顿大学学习生物学，我相信，大学会帮她解决很多我曾无法回答的问题。她将变得更成熟，但这一天终于来到的时候，作为父亲，我的心情总是有点儿难过和不舍。我多么希望在她离开之前，我们能再钓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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