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昆山先贤故事》读后感
一片汗水，一片天；一片鲜血，一片生命。清明之际，风云变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自明末清初之人顾炎武之口。祖冲之，在昆山担任过县令，他机智聪明，在“科学”方面卓有成就。继祖冲之后更有沈坤，他是昆山第六位状元，聪明好学，顽强抗倭。这些都来自《昆山先贤故事》，看完我不禁思绪万千。
顾炎武是杰出的思想家，在顾炎武童年记忆中，他读过许多名著，小时候便哲学多理，从小便养成优良的品德和高尚的人格，长大后博学多才的他编写了《明季实录》《皇明修文备史》等史学著作，中年更是完美诠释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正是个爱国主义思想家和学者；朱柏庐、归有光文学多才，取得杰出的成就，与顾炎武不相上下。
这些圣贤的精神让我们敬佩，值得我们学习。很多人羡慕古人先贤那些伟大的成就，却又认为自己没那个能力，认为他们天资聪颖而自己则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你便大错特错了！
是的，也许你不怎么聪明，但曾有人说过“天才是靠百分之一的天分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才成功的”。没错，那种自暴自弃，整天只会白日做梦、痴人说梦的人是绝不会成功的。
那些古人圣贤，哪一个不是通过努力奋斗、坚持理想才取得光辉的成就？祖冲之苦苦计算许久终于算出了“圆周率”，如果他不坚持不懈地努力，而是半途而废认为自己不行，还会是现在这样吗？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这本书上记录了许多事情，都是昆山的才子、名人。我们也应像这本书上的圣贤古人一样有一个爱国的精神、不屈的意志，认真学习、刻苦认真就必有所成。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一条条波涛汹涌的波浪，便是那些一代又一代的圣贤文人的拼搏汗水与泪水的倾吐，在河中飘荡、凝聚。
第二篇：《昆山先贤故事》读后感
《昆山先贤故事》读后感
乔晨旭
欣赏了《昆山先贤故事》后，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让我明白了真正的爱国是付出贡献，而付出贡献的基础是努力读书。
《昆山先贤故事》所讲的是昆山许多远近闻名的先贤，其中令我感到赞叹的是那些默默地为国家付出的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顾炎武、沈坤。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轰动了中国，并且在文学上有许多贡献，他的贡献主要还是来自小时候的努力。
我们大部分人刚刚进入幼儿园时也许是哭闹不已吧，唯一接触的书本可能仅限于漫画书吧。顾炎武却是在母亲的指导下读历史名著，每天还要连读三遍；我们上小学时的读物也许是带有辅导的《三字经》吧。像我，都是看看书中的一些插图吧，而字呢，都一扫而过了。顾炎武又是在母亲的辅导下读关于国家、社会的读物；现在上初中的我们，都是每天忙得不可开交。顾炎武却已在读《资治通鉴》了。这些对比，可见现在的我们是多么舒适，而顾炎武却是坚持不懈地读书，为以后他提出爱国思想奠定了基础。因此，幼时的学习多么重要。“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努力学习。
就这样，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和编写文学巨著，在生平为国家鞠躬尽瘁，就堪比蜀汉时的诸葛亮为国家死而后已。还有一位带领“状元兵”保家卫国的状元，名叫沈坤。沈坤与我们熟知的吴承恩（《西游记》的作者）是好友。沈坤考上状元之后父母都已去世，而他在家守孝的时候倭寇又来侵犯淮安，淮安府内的人胆小怕事，沈坤只好自己卖掉家产和吴承恩招兵买马，赶走了倭寇。这和东晋祖逖很像，他们都在保家卫国，是爱国的典范。现代的我们，一定要向顾炎武、沈坤学习，努力学习，奋发向上，要杜绝“两耳不闻窗外事”，要“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以后才能报效国家，让爱国梦真正实现。
第三篇：《油画家李昆山作品集》读后感
《油画家李昆山作品集》读后感
——用艺术感悟人生
听闻李昆山先生的在线作品集免费向公众开放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终于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位艺术大师的作品了。
李昆山先生自幼喜欢绘画，衷情于素描、国画，早年他经商颇具成就，并创办了滦县的知名企业，随即在旁人惊诧的目光中，这位闻名百里的企业家把蒸蒸日上的生意放在一旁退居二线，拿起画笔开始专攻油画，这笔一拿就是二十多年。
在和李昆山先生的交往中，他不时给自己冠上“农民画家”的头衔。1942年，李昆山出生于河北唐山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喜欢绘画，但在当时，一名农家子弟学习绘画实在是太困难了，无法接受专门艺术教育的他，珍惜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凭着自己多年的勤学苦练，终于在多年后成为一个职业画家。“我是农民的儿子，虽然我没有机会走上传统的艺术求学之路，但那片充满希望的田野却教会了我更多艺术理念。”
在研究油画创作中，他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绘画理念，又不落传统俗套，融入了西方现代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精髓，使两种不同的理念和风格融为一体，境界开阔。其作品，可透悉他丰富的心路历程，以及独到的审美追求。其油画以凝练而准确的形象，融会着中西艺术的深厚造诣，寓意深远。他把自己的全部情感溶入到油画艺术作品的创作之中，创作风格自成一家。
相较于圈里的其他的职业画家，李昆山先生的画作里有更多的原生态，以及最鲜明的个人特色。那些平和的画面和浓郁的时代韵味就和他刻满了土地痕迹的面庞一样，平淡而不平凡。李昆山先生极重绘画技巧，他的作品是在广泛吸收了古今中外艺术营养基础上的出色创造，这里有水墨写意的神韵，有工笔重彩的严谨，有古典绘画的雅丽、富贵，有印象派的色彩追求，也有现代艺术的构成法和某种梦幻意识。
没有拜师学艺，却熟悉油画、水粉、水彩、国画等各门类绘画技艺，没有经过专业老师指导，作品却屡屡获奖。李昆山先生用“执着”两个字解读他自学成才的历程。每天反复模仿练习成了他必修功课，所以在他每一次创作之初，都对将要创作的作品进行反复思考和琢磨，不仅反复研读作品背景，还要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做足了创作前的准备。二十年中，他创作的成品作品200多幅，因不满意而丢弃的作品逾千幅。
近年来，李昆李先生的作品在国外内比赛中多次获奖，并被相关机构和藏家收藏，各大媒体纷纷对他进行报道，他的12幅作品被中国邮政部门作为个性化邮票选用，成为中国历史上邮政部门一次采用作品最多的画家，2010年3月，在各界知名人士和当地领导的支持下，他成立了“滦县金山美术馆”，把提高民众美术修养做为自己艺术工作的重点。
面对众多荣誉，他表示最感谢还是党和政府，几十年来，没有党中央的英名领导，哪有民众的安居乐业，更别提让自己一个农民成为一个艺术家这种机遇了，让他用艺术来感悟人生。他坦言自己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追崇，他正在创作以中国各届领导班子为内容的大型系列作品。据悉，该系列已完成作品已有部分被各界知名人士收藏，相信李昆山先生的作品将会被更多人欣赏，他的艺术之路也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第四篇：追忆先贤 传承家风
追忆先贤 传承家风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马上又到了，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是缅怀祖先，进行优良家风教育的好时机。
近年来，在清明扫墓活动中，很多人都是用焚烧纸钱、祭品的做法来表达哀思；也有不少人摒弃陋习，向先人敬献鲜花来表达纪念之情；也有些地方举办了清明会，喝清明酒，促进了宗亲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但这些活动，很少人知道老祖宗优良的传统家风，很少人去挖掘、发扬良好的家风。因时代的变迁，历史上优良的传统家风被忽视了。
传承好家训、培育好家风、弘扬好家风应该成为清明家族团聚的重头戏。记得在小时候，每年清明节家族里都会举行祭祀仪式：同村子的家族成员在那一天都会聚在一起，年轻男丁去扫墓，妇女一般在家准备酒席，而老人们讲则不厌其烦地对小孩讲家族的历史，自豪地介绍家族的礼仪传承等。而我们经过老人的言传身教，也慢慢地开始懂得了不少做人处事的道理。一个家族，如果能像过去的那些老人那样，不断用家族的正能量去激发家族成员奋发向上、创业有为，则家族幸甚，乡邻幸甚，国家幸甚。而如果家族成员在这个时候聚在一起，就只顾吃喝，只顾玩乐，甚至讲荤话玩赌博，则会造成相当恶劣的影响，特别是对小孩造成身心上的伤害。如果将不良思想、不良习气传给了下一代，那么整个家族的发展、整个村子的兴盛，都会受到影响。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家风教育，从文明祭祀开始。传承家风、培育家风、弘扬家风，最重要的就是言传身教。任何说教，都比不上身体力行。家族里祭祀，首先要选择文明环保的方式。如不再烧纸、烧“名车”“豪宅”，不再大肆燃放烟花爆竹，不再搞铺张浪费，等等。要行节俭之风，时刻传播文明的种子。其次是不要把祭祀祖宗变成了家族或个人的炫富、耍酷行为。还记得以前我们家乡有某些比较大的家族过清明节，大摆筵席，鼓炮齐鸣，车队排起几公里的长龙，甚至堵塞交通。他们在迎来人们一片惊诧的同时，却很容易忘了党纪国法。家族团聚，鼓励年轻人奋勇争先，自然是好事。但是如此招摇过市，炫富摆酷，很容易让家族成员骄傲自大，甚至搞小团体，在乡邻之间逞能称霸，走向发家旺族的另一个极端。因此，家风是家族、家庭文化，是我们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无数良好家风的汇聚，就能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体现家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程度。
宋朝王禹偁有诗云：“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今天，我们是绝不会如此贫穷、悲戚的了，但是，富而不奢、居安思危、大力弘扬优良传统，那是永远都需要的。清明活动，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无论是小家庭还是大家族，我们必须有一个朴素的思想，就是不忘先辈，不忘历史，不忘家风。良好的家风，必然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繁荣昌盛祖国的基础。我们必须从无形的家风中汲取精神力量，把严谨的家风世代传承下去。
第五篇：九三学社先贤风采选录
九三学社先贤风采选录
王淦昌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1998年12月10日)，出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王淦昌自幼好动又好学，先读私塾，1916年转入太仓县沙溪小学，13岁到上海，就读浦东中学。1924年高中毕业，接着进了外语专修班。半年后，又进了一所技术学校，学习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1925年8月，考入清华大学。1929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留校任助教，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是我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
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Meitner。
他留学德国时，正值核物理的黄金时代。当时柏林大师云集，德国物理学界群英荟萃的学术讨论会经常举行，这对年轻的王淦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刚到柏林时，听到关于Bothe用α粒子轰击铍核产生强贯穿辐射的报告。玻特将它解释为γ辐射。王淦昌对此解释有所怀疑，曾两次向迈特纳建议，用云雾室做探测器，重复玻特的实验。他认为，用云雾室比用计数器更能弄清玻特发现的贯穿辐射的真正性质，但未被迈特纳采纳。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Chadwick采用电离室、计数器和云雾室证实玻特的贯穿辐射不是γ射线，而是一种尚未发现的中性粒子――中子。为此，迈特纳曾十分惋惜地对王淦昌说：“这是个运气问题。”1935年，查德威克因此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迈特纳指导下，王淦昌于1932年1月发表了“关于RaE连续β射线谱的上限”的论文；1933年12月完成了关于内转换电子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后，王淦昌决定回国。当时有人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是科学家，中国没有你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王淦昌回答说：“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回国前，他曾去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作学术访问，访问了卡文迪许(Cavendish)实验室等欧洲著名科学中心，会见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大师。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祖国。那时国内物理研究的条件很差。他认为首先
要培养人才，以使近代物理在中国生根开花。他先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后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杭州。浙江大学被迫先后迁往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在颠沛流亡途中，王淦昌坚持教学与实验研究。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到了贵州遵义，有了比较安定的教学与研究环境。1940年，王淦昌读到一篇德国的关于荧光粉的文章，产生了兴趣，开始进行研制，结果在中国首次制出了荧光粉。在遵义期间，王淦昌集中阅读了当时有关中微子问题的论文，于1941年写出一篇题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论文，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1941年10月13日，他将论文投寄到美国《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1942年1月，该刊发表了这篇短文，立即引起美国同行的重视。这是他早年最重要的一项研究工作，此项成果荣获第二届范旭东先生纪念奖。
1941年，浙江大学理学院又迁往遵义附近的湄潭县。王淦昌在湄潭工作、生活了5年，从1943年开始，王淦昌还担任了物理系主任。在繁重的教学与行政工作之余，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坚持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先后发表了9篇论文。6篇是有关实验方面的：“宇宙线粒子的新实验方法”，“γ射线的若干化学效应”，“中子的放射性”，“中子和反质子”，“一种有机活化ZnO・ZnCl2磷光体”，“用机械方法产生磷光”。3篇是有关理论研究的：“核力与引力的关系”及2篇“五维场论”。
通过教学与研究，王淦昌在这一时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
1946年，王淦昌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1947年9月，王淦昌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研究工作，他与Jones合作研究有关宇宙线中介子衰变的问题。1948年，发表了《关于介子的衰变》一文。1949年1月王淦昌回到祖国，他用自己的节余购买了国内奇缺的用于科研的电子元器件和一个直径30厘米的云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淦昌的科研事业获得了新生，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展。1950年4月，他应钱三强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分工主持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工作。1952年5月到9月，他与吴恒兴、林传骝赴朝鲜战场，在极其艰苦与危险的条件下，完成了探测美军是否使用原子武器、投掷放射性物质的任务。1952年秋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1952年10月至11月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第一个五年计划，强调了实验研究和基础研究，为以后的原子能应用以及高能粒子物理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淦昌领导并参加了有关宇宙线的研究。他与肖健共同领导筹建位于云南落雪山海拔3185米处的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在他们领导下，在高山实验室安装了自行设计建造的磁云雾室。实验室于1954年建成，开始观察宇宙线与物质相互作用。共搜集到700多个奇异粒子事例，研究了奇异粒子性质，使我国在宇宙线方面的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1956年9月，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后又被选为副所长。在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他领导的物理小组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1960年12月王淦昌从苏联回国，1961年4月，中央决定任命王淦昌为核武器研究院研究员，王淦昌欣然应允，决心以身许国。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副院长，负责冷试验技术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改名为王京。从此他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王淦昌隐姓埋名17年，为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以及地下核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64年12月，王淦昌独立提出激光驱动核聚变的建议。在他倡导下，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开始起步。1978年，王淦昌调回北京，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在他直接领导下，先后开展强流电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和氟化氪(KrF)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后来的惯性约束聚变获取核能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这对我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振兴中华的良好机遇。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等四位科学家上书中央，对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建议。报告认为：“我国应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发展的进程。因为真正的高技术是不可能引进的，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抓起来。”这个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关注和大力支持。3月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强调指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经过200多名专家学者的全面论证和反复修改，1986年11月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批准，具有深远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在我国大地上破土而出。“863计划”实施后，已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不少工作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在我国高技术发展中起了带头和核心的作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直接的贡献。人们将永远铭记王淦昌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发展我国高技术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1982年，王淦昌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和研制、试验核武器方面的工作，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4年，他在联邦德国驻华使馆接受了柏林自由大学授予的荣誉证书，以纪念他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这种荣誉证书是专为获博士学位50年后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设立的。人们称这样的科学家为“金博士”。王淦昌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像世界上一些著名原子科学家一样，热爱世界和平，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正是因为他研制过核武器，促使他以更强烈的愿望提倡从事和平利用核能的事业，特别是核聚变能的控制和利用，以使人类从根本上摆脱能源危机的困境。这是一项需要全世界的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奋斗的事业。作为中国的核物理学家，他希望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能在这项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业中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正是出于这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这种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才使他不顾年逾八旬的高龄，仍不断为受控核聚变能源开发这一科研项目，为发展我国的核电事业和加速器等仪器制造工业，为发展我国的高技术和基础科学，特别是基础性实验科学，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埋头苦干。
王淦昌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畏强暴、同情受难者、先人后己、乐于助人、真诚坦荡、谦虚谨慎、平易近人。面对“四人帮”之流的淫威，他横眉冷对。他看人有他自己的价值标准，不是看人的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而是看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科学的贡献和为人的品德。在工作中，他和周围的各种人都能友好相处，相互切磋。他的学生、助手病了，他都要亲自去探望。在教学与工作中，他是学生和助手们的严师，要求大家学习、工作一丝不苟。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他给予大家的则是父兄般的爱。正如国务委员张劲夫为庆贺王淦昌80寿辰所写的那样：“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
王淦昌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及名誉所长、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并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主任委员、名誉主席等职。
王淦昌的办公室非常朴素，没有任何装饰。只有靠近办公桌的墙上，有一幅书法家的墨迹，写的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以此自励，这同时也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献身、创新、求实、协作”是科研道德的四要素，王淦昌一生在这些方面为后人做出了表率。
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出生于安徽怀宁。核物理学家。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著名的美术学家和美术史家，先后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邓稼先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往北平(北京)。“七七事变”时，邓稼先在北京宗德中学读书，日寇强迫老百姓举旗“庆祝”，他气愤地将小旗踩在脚下，汉奸为此到学校追查。为避迫害，16岁的邓稼先与姐姐告别父母，绕道越南到了云南昆明，后到四川江津第九中学读高中。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1945年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1948年夏，邓稼先考取美国印第安州普渡大学物理系研究生。1950年8月，完成了博士论文“氢核的光致蜕变”，获该校物理学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后，冲破重重阻碍，立即回国。
1950年10月，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2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4年至1958年，邓稼先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协助钱三强学术秘书和吴有训副院长工作。在此期间，邓稼先在彭桓武教授领导下，分别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合作，在1956―1957年的《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8年8月，邓稼先调到新组建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是我国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
核武器研究所成立后，邓稼先是优选来所工作的第一位高级研究人员。他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并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本理论研究。当中国决定自己研制核武器时，邓稼先立即组织理论队伍对原子弹的物理进程进行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他领导青年人利用仅有的几台电动计算机和手摇计算机，用特征线方法计算内爆型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考察各种物理因素和参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先后共进行九次，历时将近一年。通过这些计算不仅获得了正确的计算结果和物理图像，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数值计算经验，推动并深化了有关专业学科的研究，培训了一批既有一定理论基础又有数值计算实践经验和分析能力的青年科技骨干，迈开了中国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第一步。
1962年底，邓稼先领导起草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为了使理论工作更好地与试验配合，理论部派出由青年研究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前往西北核武器研究基地，参加现场实验，共同解决试验中遇到的理论问题。邓稼先本人也以理论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以王淦昌教授为主任的冷试验委员会，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各种模拟爆轰试验。他经常深入实验现场，与实验人员研讨实验方案和测试结果，指导理论部工作人员做好实验预估和结果分析。1964年秋天，他去新疆罗布泊参加我国第一次核试验。10月16日下午3时30分，原子弹爆炸成功，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检验结果圆满。
由于保密原因，邓稼先公开发表文章和著作不多。人们知道的，是他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这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上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既阐述了流体力学、爆轰物理、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有关基本理论，又详细描述了原子弹物理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图像，并对其中的物理规律作了深入的探讨，诸如球面爆轰波理论，冲击波与金属的相互作用，冲击波的聚焦和不稳定性，核材料压缩度的粗估方法，裂变系统深燃耗的解析表达式等等。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又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邓稼先一方面组织人力研究原子弹的小型化，一方面率领理论部主力探索氢弹原理。1965年9月，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一个科研组逐步明确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可能途径，他与大家一起分析计算结果，讨论技术问题，反复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途径。在他和各位副主任领导下，终于形成了一套经过充分论证的工作方案，为领导正确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为邓-于理论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周总理决定，进行两次突破氢弹原理的核试验。试验表明，此方案完全可靠。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
邓稼先不仅在核武器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也十分重视核武器的实战化。他亲自参与提出和解决了许多提高核武器性能，突破核武器小型化原理等关键技术。80年代，我国核武器有几次新原理的突破，都渗透着邓稼先的智慧和心血。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由于保密原因，国外不发表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国内还不具备实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邓稼先指导科研人员从已经发表的其他金属材料的状态方程，推出了低压区轴的状态方程，同时，他又对托马斯-费米(Thomas
Fermi)理论做出了修正，求出极高压下的核材料状态方程，并且巧妙地与低压区状态方程连接，给出了相当大区域之内完整的状态方程，满足了理论设计的需要。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但终因工作任务过于繁忙，再加上癌症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只写了开头几章就辍笔，未能全部写成。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放弃了在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冲破阻力回国参加建设；他中止了已有相当成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隐姓埋名投身于核武器的研究事业。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在突破氢弹原理的紧张阶段，他的家庭受到“文化大革命”极大冲击，但他没有为家庭不幸遭遇所压倒，他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仍然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为早日研制成氢弹而四处奔波。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某些人利用连续三次冷试验没有得到预期结果的技术问题，组织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向理论部进行批判围攻。作为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如果在技术上说一句违心的话，他本人也许会暂时得到解脱，但很多无辜同事就将被连累，技术问题可能被歪曲、被掩盖，给核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他不顾个人安危顶住了种种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既使技术问题得以解决，又保护了一大批科技骨干，避免了重大损失。
邓稼先身处领导岗位，但他谦虚真诚，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建所伊始，他是所里惟一的高级研究人员，可他既当老师，又当学生，虚心向比他年轻的大学生请教，从不摆领导架子。他善于发扬学术民主，博取众长。在9次计算期间，专家云集，众说纷纭，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一种可使初级人员与高级专家在学术上平等讨论的民主气氛，这种风气留传下来，对核武器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几次重要突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1958年至1986年，28年间，我国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其中有15次是邓稼先亲自指挥的，100%获得成功。由于他的杰出贡献，曾获得1982年的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6年的两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和1989年的两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4年他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6年7月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荣获国家“七五”期间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奖章。
由于从事着国家安全的特殊工作，他从不向任何人吐露工作内容或炫耀工作成就。通过邓稼先在一次庆功会上写的一首打油诗，人们或许能体味出他的工作与欢欣：
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王选
王选（1937年2月5日—2006年2月13日），江苏无锡人。他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１９９２年，王选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先后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中国专利发明金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等众多奖项，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５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５年两度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国内唯一四度获国家级奖励的项目。他本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多次获全国及北京市劳模、先进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称号，１９８７年获得中国印刷业最高荣誉奖——毕生及森泽信夫奖，１９９５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２００１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选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九三学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文字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
王选在家中最小，排行老五。从这张小学毕业时给同学的留言，可以看出，他是个勤奋好学的孩子，但在这幅十四岁时的画作里，也透出了几分好学生背后的顽皮。
王选的父亲毕业于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做了一辈子的会计，在王选的眼里父亲比较严厉，有点家长作风，但是父亲做事极端认真的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他。
在半个世纪前的1954年，王选考进了北大数学系，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狂热的时期。
1958年，正是王选毕业实习的那一年，中国进入了“大跃进”时代，北大决定研制一台中型计算机，并为此起了一个火红的名字：红旗机。
三年红旗机的经历，使王选养成了在一线自己动手的习惯，并且竖立了以后在科学研究中的自信。从1975年到89年的十四年间，围绕王选和激光照排的各种嘲讽和怀疑就一直没停息过。70年代，国内也有五家著名的科研单位进行汉字照排机的研究，但王选却认为，它们所选择的模拟存贮汉字的道路走不了多远，他提出，要走数字存贮式的激光照排道路。那时，王选还只是北京大学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助教，并且已经在家重病休养了十年。
改革开放后，正在研制中的王选，迎来了一个更大的挑战，一些国外著名的大公司已经研制出了激光照排样机，并且他们来到了中国，开始抢占这块巨大的印刷出版市场。短短几年，已经有几十家报社用大量的外汇购买了这些产品。
从1988年开始，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以强大的功能，仅有进口产品五分之一的价格称雄市场，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定货款就已经超过1亿元大关，一年后，来华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全部都退出了中国市场。1992年，他们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占领了国内99%和国外80%的中文电子排版系统市场。这一发明也把我国印刷业的发展历程缩短了整整半个世纪，从而创造了一个汉字印刷革命的神话„„
从1995到 2002 年，王选一直担任方正集团的领导职务。在他的带领下，1996年，北大方正的年产值就达到40亿人民币，成为国内最大的校办企业。现在王选虽然已经不再担任集团的领导职务，但新的方正领导层说，王选一直是方正集团的精神领袖。
卓著成就
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 1987年获得中国印刷业最高荣誉奖—毕升奖及森泽信夫奖；
1992年王选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先后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中国专利发明金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等众多奖项；
1995年第二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再次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国内唯一四度获国家级奖励的项目；
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 2001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外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多次获全国及北京市劳模、先进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称号。
中国“桥魂”茅以升先生，不仅是一位国际著名的桥梁专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是一位与时俱进、不断追求进步的民主战士。他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名誉主席等职。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追求民主，献身科学，积极参加学生进步活动，融入争取民主的洪流之中。他受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鼓励，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出国深造，学成回国服务，投身进步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今天生活在繁华、安宁的大上海的人们，也许不会知道茅以升曾为解放上海，保卫上海立过“两大功”。他以自己的威望、智慧和勇敢，营救出了被关压在上海龙华监狱中的300多位进步学生，保证上海工厂免受兵燹之灾。
解放前夕，上海的许多工程师纷纷跟着国民党官员逃往台湾。茅以升坚决留了下来，他痛恨国民党的残暴和倒行逆施，他不能忘记自己的同窗好友、宋庆龄同志的亲密战友杨杏佛惨遭杀害的情景。他要等待上海解放，迎接胜利。这时，他参加了一个进步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过长江，解放了南京，统治中国人民22年的国民党政权覆灭。陈毅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长驱直入逼临上海，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负隅顽抗。一日，茅以升在家，翻阅报纸，忽见报上头条新闻说:上海市长陈良委任茅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心下十分诧异。他盼望国民党政府快快灭亡，怎么可能出任他们的秘书长呢。陈良夫人李佩娣是茅以升在美国留学时的旧识，她与陈良轮番登门劝说，希望茅以升出任秘书长，显然他们的目的是想借茅以升的名望稳住上海的科学、教育界，以维持**的政局。茅以升严辞拒绝。他深知此事不会就此完结。是夜，就带上很多书，悄悄地住进同济大学中美医院。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派人把茅以升接到戒备森严的金神父路118号，再三劝说他要以大局为重，出任秘书长一职，以安定上海人心。茅以升称病拒绝，蒋介石大失所望，却也只好恼怒地放回了茅以升。
回到医院，茅以升接到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负责人传来中共地下党的指示，要他利用秘书长一职，里应外合，为解放上海、保卫上海做两件紧急而重要的工作:
一、阻止汤恩伯在灭亡之前炸毁工厂;
二、设法营救关在龙华监狱中的300多名进步学生，争取他们一个不受伤害。
茅以升高兴地接受了这神圣使命。翌日清晨，就离开医院，立即去找陈良，出任秘书长。他通过李佩娣做陈良工作，在他们的协助下，茅以升以上海秘书长的身份，出席领事团会议。会上，他抓住时机，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禁止汤恩伯破坏外国人在沪开设的工厂。偌大的上海城，洋人工厂与国人工厂交错并立，这使在国人面前飞扬跋扈，而在外国人面前低眉屈颜的汤恩伯只得下令，不得炸毁工厂。至于龙华监狱中的300多名进步学生，茅以升早已说服陈良密令警察严加监管，听候处理。
5月25日，解放军开进南京路。茅以升急忙往各处打电话，了解工人和学生的情况，当得知全市工厂无一被毁，全部学生无一被害，他才如释重负，欣然参加到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群众队伍中。6月15日，上海市新市长陈毅，在金神父路118号，邀请上海市耆老座谈。茅以升、吴有训、竺可祯、陶孟和、陈望道、张之济、颜惠庆、唐文治应邀在列。
再一次走进金神父路118号，茅以升感慨万分，时隔两月，却已是天翻地覆，换了人间。他刚走进门，就被早已等候在那的陈毅市长紧紧握住了双手。陈毅市长一边握住他的手，一边由衷地称赞道:“茅先生，您立了两大功，党和人民感谢您!”茅以升听后不胜感激。
上海龙华监狱中放出的那批“政治犯”，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在一次国庆宴会上，坐在茅以升身边的一位中年干部，在他耳边亲热地说:“茅老，您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当年被关在上海龙华监狱的‘政治犯’，是300多学生中的一个。多谢您协助党救出了我们!”说着，他激动地握住茅以升的双手，用力摇了摇，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位当年的“政治犯”，已是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
严济慈
他十分欣赏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句名言:“一个人以学术相许身，便再也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这句话一直铭记在他心里，支配了他的一生。——作者题记
翻开现代人类科学史画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涌现出了一批闻名于世的杰出科学家。为了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跻身强国之列，他们以殉道者的姿态，身许科学，孜孜以求，含辛砥砺，自强不息，不仅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而且也点燃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圣火，使科学之光照亮了中国。严济慈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实践了“让科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誓言。
走进科学的殿堂
1900年12月29日，严济慈诞生在浙江东阳县下湖严村一个普通的农家。他从小就对数字有着一种天然的嗜好，5岁跟随父亲学打算盘，仅凭父亲从杭州一个小书摊上偶然买回来的一本《笔算数学》，无师自通，第一次进入了数学王国的大门。1918年夏，他以优异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决定去省城杭州报考大学。那时候，高等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而且还免费供应食宿，家境困难的严济慈报考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等候发榜的日子里，闲来无事的严济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报考了南京河海工程学校。考试成绩揭晓，严济慈同时考上了两所大学，名冠全省第一，杭州城为之轰动。由于他是家乡第一名考上大学的毕业生，为此，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将他的母校——东阳县立中学列为全省重点中学。
1923年，他以在大学期间应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聘请撰写的《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两书的稿酬以及暑期兼课的酬金，在恩师何鲁、胡刚复、熊庆来的资助下，自费赴法留学。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连中三元，获得微积分、理论力学和普通物理学三门主科的文凭，荣获巴黎大学理学院数理学硕士学位，创造了巴黎大学建校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迹。一时间，严济慈名声大震。为此，他成为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巴黎大学夏尔・法布里教授的学生，进入法布里教授的实验室工作。
法布里教授对这位中国学生寄予厚望。他郑重地把物理学上的尖端课题“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交给了他。年仅25岁的严济慈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一相当困难的课题。在此之前，居里、伦琴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只能测定石英受压后产生的电量变化——居里兄弟发现的石英晶体压电效应之“正现象”，而无法测定其“反现象”——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数据。这一实验的困难在于:石英片在电场下厚薄的变化极其微小，只有亿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一厘米，这用普通的机械方法是不可能测得的。严济慈被这一难题迷住了，他把分分秒秒都用在实验上，经过几百个日日夜夜的反复实验，无数次失败和挫折，严济慈终于找到了一把测定水晶片通电后厚薄变化的“尺子”，即采用单色干涉法测量，终于精确测定了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的数据。不仅如此，他还同时发现了与克尔效应不同的另一种新的效应，即在水晶上施加正负电压后产生的光双折射现象。
1927年6月的一天，巴黎人吃惊地发现当天报纸头版头条新闻的显要位置上刊登了一条触目的新闻:法布里教授将以宣读在他指导下的一位中国年轻物理学家的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而开始他的法国科学院院士生涯;并向人们透露，这位中国年轻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将成为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科学没有国家，科学家有国家”
“科学没有国家，科学家有国家”。这是19世纪法国著名科学家巴斯德的一句名言。对此，严济慈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他从自然科学史中寻找有力的证据，对二三十年代流行的“科学是国际的”、“中国毋须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的洋奴思想予以尖锐的批判，他指出;作为炎黄子孙，以自己“悠久的历史，高等的文化，与深邃的潜势力”，对于各种科学，应当做出“独立而重要的贡献”。
1927年，严济慈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留恋巴黎的生活，即刻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决心为实现他的理想——把科学研究扎根在祖国的土地上而奋斗。
归国后的严济慈受聘于南京和上海的四所大学，紧张的工作之余，他还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的筹备工作。
但在此期间，他痛感中国现代物理学的落后，为此他十分焦虑，认为中国科学技术欲越入世界先进行列，必须向西方学习。于是，他辞去所有职务，重返巴黎，在巴黎大学法布里物理实验室和法国科学院大磁铁实验室做了两年扎扎实实的研究。
1930年，再次回到祖国的严济慈定居北平，并主持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的工作。整个30年代，是严济慈科学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他与他的助手们一共发表了42篇论文，除两篇在《中国物理学报》（英文版）上发表外，其余都发表在法、英、美、德等国的权威学术刊物上;在压力和照相效应、臭氧紫外吸收、氖之连续光带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精确测定臭氧紫外吸收的系数，为世界各国气象学界使用长达30年之久。中国终于有了被西方承认的现代科学。1935年，严济慈与法国的约里奥・居里和前苏联的卡皮查同时被法国物理学会选为理事。
严济慈视尊重科学和捍卫科学为自己的天职。1934年，国民政府度量衡局拟定出荒谬绝伦的“中华民国小数命名标准草案”和“度量衡法则”，把分数法、成分法、面积、长度、体积等度量单位弄得一塌糊涂，严济慈认为这是对科学的极大亵渎。他以科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予以批驳，他的《论全国度量衡局所拟中华民国小数命名标准草案》、《论公分公分公分》等文，为人们争相传诵，一时洛阳纸贵。严济慈还联合众多科学家集体向南京政府请愿，有效地遏止了中国现代史上这一蔑视科学的闹剧的发展。
1937年5月，严济慈赴法国代表我国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文化合作会议，适值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爆发。严济慈在会上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呼吁国际社会阻止日寇妄图轰炸故都北平的暴行。他在接受法国《里昂进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情况多么险恶，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
归国后，他展转到了抗战大后方昆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北平研究院昆明办事处，带领流落在大后方的科技人员，从事科研工作，并把科研方向转向实际应用方面:制作1000多具石英震荡器，用于无线电发报机稳定波频;制造300多套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供我国抗战部队和盟国英国驻印度军队使用;研制出500架放大倍数为500倍的显微镜，供后方医院和研究教学的需要。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严济慈因以科学支持抗战而被政府授予“景星勋章”。获此殊荣的科学家只有两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国家再一次陷入灾难之中。随着时局的恶化，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政治腐败，贿赂公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1948年，严济慈在他主持的北平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严正指出:“目前的情形实在令人惶恐，怕要弄到科学家寸步难行、寝食不安的地步。”9月，在北平研究院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上，严济慈再一次激昂地喊出了科学工作者的愤慨，他指出:以经费而言，整个研究院的全部经费只有11亿法币，折合360元金圆券，七个研究所每月能分到1亿法币，折合33.3元金圆券;研究员每月研究费只有200万法币，折合0.60元金圆券。不要说什么学术研究，即便正常的维系也难以为继。9月下旬，严济慈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抨击时政，抵制当局威逼利诱科学家迁往台湾的图谋，毅然南下昆明，绕道河内、香港，回到刚刚解放的北平。
“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
严济慈不仅是我国的“科学泰斗”，也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宗师”。
20世纪20年代初，还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他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写了《初中算术》、《几何证题法》两本书，其中《初中算术》作为教科书流行20年;《几何证题法》直到解放后还多次再版，1982年，应广大青年读者的要求，又出版了白话文版本。他写的《居里和居里夫人》、《我在你们眼睛里的确是倒立的》等一大批科普读物深受读者欢迎，培育、启迪了无数后来者走上通往科学殿堂的道路。
1927年，严济慈留法回国后，同时受聘四所大学——上海大同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培养了钱临照、陆学善、余瑞璜、顾功叙、吴学蔺、霍丙权等科学英才。三四十年代，严济慈主持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工作，开创了团结合作、严谨治学的浓厚学术气氛，人才辈出、硕果累累、誉满科坛、闻名欧美。培养出了钟盛标、陈尚义、钱三强、翁文波、杨承宗等优秀科学家。
新中国建国前夕，严济慈应郭沫若邀请参加筹组中国科学院。建国伊始，他协助郭沫若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并担任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尔后历任东北分院院长、数理化学部委员、技术科学部主任、副院长以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主编等职。
他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远景规划，即“十二年规划”;在提前5年完成的基础上，又参与制定了“十年规划”，有力地配合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为全国培养、输送了大批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干部，基本形成了以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产业部门、国防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既各有分工，又协作配合的科研体系，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无不凝结着他的辛勤汗水、无私奉献。
1958年，严济慈参与筹建中国科技大学，并重执教鞭授课达6年之久，为新中国培养了数千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1978年他领导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之后，1980年他出任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提出了“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的建校目标。
从1980年起，严济慈和李政道教授合作组织、实施了著名的CUSPEA计划，在国内招考与物理有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历经10届，共考选900人，分赴美国72所学府攻读博士学位和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大多好学向上，成绩优异，有些优秀的年轻人才已经学成归国服务，为发展今天我国科学事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严济慈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成为“一个不自满自足地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不让自己以老一辈的科学领导者自居的人，懂得老科学人员与年轻科学人员联合的意义和巨大的力量的人，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夺得科学高峰的人，承认科学的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人。”严济慈正是这样一位建树学术伟业而不居功自傲，提携后人、立言立德、甘为人梯的一代“教育宗师”。
他曾经号召青年:“武装自己，锻炼自己，团结起来，为中国科学服务，为中国人民服务，为整个人类服务。”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吴阶平
吴阶平(1917年1月22日—2011年3月2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医学家，医学教育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吴阶平于1917年1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6岁时就能阅读《史记·项羽本纪》、《三国演义》等。10岁之前在私塾读《四书》、《五经》，打下较好的古文功底。同时，也学习数学和英语。吴阶平的父亲是个经营企业很有办法的企业家，思想开明务实，主张子婿和亲戚们学医。医生能治病救人，又不会失业，还特别强调要做一个好医生，一定要到协和医学院学习。所以，当1933年吴阶平从天津汇文中学毕业时，步其姐夫、长兄之后，选学了医学，由汇文中学保送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1937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获理学士学位。同年，考取北平协和医学院。在学期间由于患肾结核症，切除右肾，休学了一段时间，至1942年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
吴阶平在学校期间，特别受到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的栽培与赏识。珍珠港事件后，北平协和医学院被迫停办。协和名医如谢元甫、钟惠澜、关颂韬、孟继懋、林巧稚等相继来到中央医院(人民医院前身)任职。院长钟惠澜高标准、严要求，健全管理制度，彻底改造这座过去由法国修女控制的中央医院。几度春秋，培养出一批学有专长的医务骨干，吴阶平便是其中出类拔萃的新秀。1942年他在中央医院任住院医师，以缜密的临床思维，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他所经管的病人的病史、病情的发展和变化了如指掌。1944年他提升为外科住院总医师，翌年又升为外科主治医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947年他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以讲师身份开始踏上讲台，同时兼任外科主治医师。
1947年，吴阶平接受学校委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C
哈金斯教授(1966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吴阶平在他的指导下从事临床和科研工作，深受哈金斯器重。当他结束进修时，哈金斯以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条件恳切挽留，并许诺把吴阶平的家眷接来。吴阶平婉言谢绝，于1948年12月回国，迎接祖国的解放。
1949年，吴阶平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任外科副教授，即筹划建立泌尿外科。1951年，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三八线上浴血奋战时，他作为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军手术队队长，率领一支精干队伍奔赴长春，在后方医院工作，荣立了大功。
吴阶平是我国泌尿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工作中，他充分注意到教学、科学和临床三结合，特别强调科研为临床服务，把科研成果融合于临床工作中，为病人服务。在任住院医生期间，他特别注意观察病人的病状表现和病况变化，发现每位病人对药物、手术的反应以及最终治疗效果各不相同。他认为，住院医生每天都要接触病人，反复实践的机会极多，而且每一次都可以了解到诊疗工作的全过程，只要深入病人的实际，认真观察变化，认真总结经验，理解病人的感情，就能够有更新的知识和手段为病人服务，并能很快的提高治疗效果和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使工作精益求精，成为一个好医生。吴阶平的临床科研工作一开始就从我国的临床实际出发，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深入分析一般认为已无疑问的问题。建国初期，结核病人较多，肾结核在泌尿外科病人中占很大比例。一侧肾结核患者，在切除病侧肾之后，可以靠另一侧正常无病症的肾存活。如果双侧肾都患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少量的进口链霉素对晚期患者毫无疗效，因此被认为是绝症。吴阶平勤于思考，对一般所谓“双侧肾结核”的诊断产生怀疑，从1953年开始积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他应用“肾穿刺”的方法，从患者无功能的肾中取得尿液，进行结核菌检查和肾造影，并对诊断为“双侧肾结核”晚期病人的尸体进行检查。根据大量资料和临床实例，他发现在诊断为双侧肾结核的患者中，约有15%实际是可以治疗的一侧肾结核，对侧的肾由于膀胱结核性挛缩或输尿管下端狭窄引起输尿管积水和肾积水，因而丧失功能。他提出“肾结核对侧肾积水”这一新概念，此病的症状与双肾结核在临床表现上十分近似，但在治疗方案和能否痊愈的前途上是截然不同的。吴阶平在理论上和临床工作中把双肾结核与肾结核对侧肾积水区别开来，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他这一创见是泌尿外科学一项突破性进展，1954年初发表后，迅速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使全国数以千计的病人得到挽救。我国目前资历最老的泌尿外科专家王以敬在《泌尿外科学》中高度评价了吴阶平的科研成果。吴阶平的专题论文在俄文杂志上发表以后，苏联医学界很快报道了类似的病例。
用男性输精管结扎术实行计划生育的方法有时失败，达不到避孕的效果，究其原因可能是在手术前已经通过结扎断端的精子仍有可能在术后使女方怀孕，因此已有百年历史的输精管结扎术并不能在术后立即收到避孕效果。吴阶平在1956年—1957年间采取了改进措施，即在用手术切断输精管尚未结扎之前，向远段精道(即输精管、精囊、后尿道)注入少量杀灭精子的药物(如醋酸苯汞溶液)。此法简便可靠，1958年发表后，已在全国推广使用，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出重大贡献。以上两项科研成果均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0年吴阶平遇到一例临床诊断为“嗜铬细胞瘤”，而手术表明并无肿瘤，只发现髓质增生。他查遍内分泌学专著，或否认有这种疾病存在，或根本忽略这一情况，在文献资料中他查到4篇报告，其中提到6例与他所见的类似。他认为此症虽属罕见，但不容忽视。从1960年—1976年的16年中，他收集到17个病例。在经历3个病例之后，他已能做到手术前即诊断为髓质增生。当时的化验条件不够完善，而且多数病例是“文革”期间收集的，但足以证明有这种疾病存在。医生在临床工作中能够确定某一种疾病的存在则属于重大贡献。卫生部授予他科技成果甲等奖。1977年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这17个病例的报告。其中只有一例是错误诊断；其他16例病例或者治愈，或者治疗效果较好，病情有显著改善。这16例均有病理资料。16例中有一部分曾先在其他医院诊治，均被诊断为“嗜铬细胞瘤”。1978年他又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了他的专题报告。1979年美国《泌尿外科年鉴》选入了这篇英文报告，摘要刊出，给予很高评价，国际医学界正式承认吴阶平的这项创见。1983年9月他参加在联邦德国举行的国际外科学会第30届大会，并担任大会副主席，在会上作了“肾上腺髓质增生15例长期随诊”报告。此项随诊复查工作一直延续到1985年，无一例演变为嗜铬细胞瘤。
20世纪80年代开始，吴阶平研究一侧的肾被切除后对侧肾的代偿性增长现象。当肾病病人一侧发生病变的肾需要切除时，只要留存的另一侧肾属于正常，便认为肾切除对病人日后的劳动能力和寿命不会有什么影响。吴阶平通过长期临床实践，认为这种论断虽是一个指导原则，但临床实际并不如此简单。他观察到多数做过肾切除手术的人，劳动能力和寿命确实都不受影响，但也有少数人则不然。关键在于留存肾是否有充分的代偿性生长。他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又注意到肾切除时的年龄与后来留存肾能否充分代偿有明显关系。对这项属于泌尿外科的根本性问题，早在60年代他已有进行研究的愿望。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开展研究。80年代初期，实验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吴阶平即指导全国泌尿科专业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开始进行这项科研，用年轻和年老的大白鼠，在切除一侧肾后，观察两者的留存肾代偿性生长的差别。所谓“代偿性生长”是依靠肾切除后血清中出现的“促肾生长因子”对肾细胞的影响而实现的。在实验过程中，分别培养年轻和年老的大白鼠的肾细胞，同时收集两者在肾切除后的血清。实验方法是分别用两种血清与两种肾细胞进行交错组合式培养(即A-a，A-b，B-a，B-b)。观察究竟是年轻、年老的肾细胞对同样血清有不同反应，还是血清不同而影响了年轻和年老的肾细胞反应。通过反复多次实验，充分证实了吴阶平临床观察所得结论的正确性：(1)年轻动物的代偿性生长明显大于年老者；(2)年轻和年老的肾细胞对同样血清都有反应，但前者反应强得多；(3)年轻和年老动物在肾切除后，血清中都有促肾生长因子，但年老的促进作用小得多；(4)如果用年轻动物切除肾之后的血清与年老的肾细胞一起培养，就可以得到相当好的代偿性生长。在首次实验获得成功后，第二个博士研究生继续研究这个课题，直接用人体肾细胞和肾切除后的血清培养，也按年龄进行交错组合式培养，获得同样结论。在研究中还发现有的抗癌药物对肾代偿性生长有一定影响。代偿性生长最重要的阶段是肾切除后最初两周。如果抗癌药物的应用延缓约两周，则能避免药物对代偿性生长的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术后的代偿大有关系。这项科研工作既属基础性的应用研究，又直接与临床实际相关。在学术上既有理论意义，又能应用于临床实际。这一特色反映了吴阶平几十年来医学科研工作的卓越贡献的现实意义。
吴阶平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他深刻体会病人的痛苦、家属的心情。他认为医生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懂得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临床工作要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为基础；而且还要有服务的艺术，医生要善于发挥病人的积极性，取得家属的合作，以便很好的提高治疗效果，利于病人的康复。
吴阶平还是一位杰出的医学教育家，1946年就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很欣赏F
培根(Bacon 1561—1626)的警句：“学问本身并不教给人如何运用它，运用学问的智慧在学问之外，靠观察体会才能得到”，并结合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经验来启发学生，说明解决一切实际问题的能力只能来自实践，否则就不能真正懂得前人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知识，更不能掌握这些知识为自己所用。他说：“„„实践、思考、知识的自觉结合至关重要。三者缺一不可，思考是结合的关键，从重视思考到善于思考要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中认真总结自己的学习体会。”1987年6月13日北京医科大学向吴阶平颁发了首届“伯乐奖”荣誉证书和闪光的银鼎。吴阶平兴奋地表达自己的感想：“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只一种，但我最重视的是北京医科大学授予我的第一个‘伯乐奖’。”
吴阶平长期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及医疗组的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阶平历任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名誉校长，北京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中央理事会理事、副主席、亚太地区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委员长等职。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主编，《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顾问，国际内分泌外科医生协会会员等。
启 功
启 功 男，1912年7月生，北京人，满族。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现任九三学社第十一届中央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1937年至1952年历任辅仁大学讲师、副教授。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曾任九三学社第六、七届中央常委、第八、九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届中央顾问。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九届政协常委。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全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生平简介
启功先生字元白，1912年生于北京，满族。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中途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尔鲁先生（羲民）、吴熙曾先生（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绥之先生（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沅叔（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援庵先生（垣），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
援庵先生慧眼识才，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至今。启功先生曾任九三学社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第八、九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启功作品艺术特色
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
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我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的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现在随着地下墨迹的不断出土，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这门学问除夸扬珍异、竞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约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启功先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他写这首诗是有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则往往视而不见。名家如孙承泽、翁方纲以及叶昌炽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过文辞内容。正因为这样，他把历来定论的《曹娥碑》驳得体无完肤。因此，所谓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况蔡邕的书丹。
启功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我最喜欢他的发比喻，时出妙语，对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其独特的《论书绝句百首》，这是他数十年书法实践、研究的体会。特别是诗中的自注，行文隽逸，阐见解。我自己有些长期窒礙的问题，读了之后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开朗之感。诸如考证《鶺鸰颂》出于开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远后之临《乐毅论》以证明王羲之书体势之雄强；鉴定张旭书庚信《步虚词作》实为大中祥符以后宋之笔；以西陲晋人残纸证《阁帖》中索靖书法的本来面目。这些都是翻书法史上成说的案，论据充分坚实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论蔡襄、祝允明书法之未成自己体段；柳公权、黄庭坚书法用笔尽笔心之力，结字聚字心之势。而其中对历代著名书法家之特色，各时代书法的体势、风格，以至辨别书体源流，变迁原因，都是非常精辟的。教师启功
启先生的教学总是同他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像在《历代韵文选》课上，先生给我们讲过敦煌变文，从敦煌石室的发现，伯希和、斯坦因劫走大批藏品，到《张义潮变文》、《王昭君变文》和《燕子赋》等众多内容，使我们这些刚上大学的学生们了解到许多从未听说过的知识。到后来王重民等六位先生整理的《敦煌变文集》出版了，我们才知道给我们讲课时可能先生正在关注、研究变文。1934年和1948年王重文、王庆菽两位先生先后从伦敦、巴黎带回来一些敦煌变文的照片和钞件，这期间学术界出现了敦煌文学的研究热，而启先生正是把当时最“前卫”最新的信息传达给我们了。启先生讲课，写文章极注意做到深入浅出，化繁富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从不板起面孔故弄玄虚地吓唬学生，所以总让人感到读书求学乃是一项愉快的活动，而不是那么枯燥乏味，艰深困难。如诗歌格律问题讲不好就很使人厌烦，但启先生却绘成图表教我们掌握其变化规律，使学生很容易就了解到它不但有规律可循，还有其灵活性。至今我们还保存着几张他亲手绘制的律诗平仄表，工整的墨笔字和朱笔符号，那是先生三十几岁时的墨迹。而这也正是他后来所著《诗文声律论稿》的雏形。
可能是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启先生的文章总是有首有尾，脉络分明。开宗明义交代写作目的，然后逻辑严密地铺展开去，而且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却总不偏离文章的核心。如《〈兰亭帖〉考》首先说明什么是《兰亭序》和《兰亭帖》，再梳理世传的五类《兰亭帖》摹本刻本的情况及真伪问题，最后论断说：倘有荆溪吴氏所藏唐摹本存世，得与神龙本“汇合而比较，则《兰亭帖》的问题或者可以没有余蕴了”。文章既极专门，又很通俗，所以我们外行人也能看得明白。——聂石樵、邓魁英《启先生教学和治学的风格》
学生启功
陈垣先生对他几十年的精心教育，使启功先生异常感动，时刻铭记于心。此事先是我就不知听过多少遍。一个学生能对培育自己的老师如此念念不忘，我还很少见到。我们在《启功韵语》上可以读到题为《扇上写青松红日为励耘师寿》：“万点松煤写万松，一枝一叶报春风。轮自富千春寿，更喜阳和日正东。”这是为老师祝寿的诗，那“一枝一叶报春风”的情感实在令人感动。这“励耘”就是陈垣老师书房的名字。想必启功先生经常出入这“励耘”房，留下美好的记忆，唤起对老师教育之恩的感念，所以在自己名满海内外之际，执意要“励耘”作为奖学金的名称了。（编者按：启功先生将拍卖自己书画作品的200万元建立“励耘奖学金”，用以奖励优秀青年教师和学生。）——童庆炳《启功先生，治学为师的楷模》
在治学之道上，启功先生体味诸老前辈的言行，有两条铭心不忘的收获：一是懂得对古人的成说，不可盲从，不可轻信；二是明白了学问不是死的。后来启功先生每逢和人谈到他对许多问题的理解时，常用个比喻说：“盘子不是永远向上盛东西的，立起来也可以当小车轮子用。”——郭英德《无法之法：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
朋友启功
《〈叶遐庵先生书画集〉跋》更是一篇记述师友之伦的字字珠玑而又“字字都是血和泪”的挚情文章，试读如下一段：
昔当先母病剧时，功出市附身之具，途遇高轩，先生执功之手曰：“我亦孤儿也。”言次泪下沾襟。其后黑云幻于穹苍，青虫扫于草木，绵亘岁月，而先生亦长往矣。
今裂生纸，草短跋，涕渍行间，屡属屡辍。虽然，纵果倾河注海，又讵能仰报先生当年沾襟之一掬耶！有谁能读到这样的文字而不肃然动容！这种自然表露、细致抒发悲怆与思念的文章，我认为是足可以比肩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的。如果了解叶、启两先生都在1957年遭受“派曾右”“（《丛稿·诗词卷·自撰墓志铭》）的不公正待遇，从此步入坎坷，就更能感受到“黑云幻于穹苍，青虫扫于草木”的深刻内涵了。——董琨《元白先生之风谊》
学者启功
1995年11月的一天，数十位学者会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讨论启功先生的新著《汉语现象论丛》，对这部别开生面的著作给予高度肯定。讨论结束前，一直正襟危坐、凝神倾听的启先生站起来讲话。他微躬身子，表情认真地说：
我内侄的孩子小时候，他的一个同学常跟他一块上家来玩。有时我嫌他们闹，就跟他们说，你们出去玩吧，乖，啊？如此几次，终于有一天，我听见他俩出去，那个孩子边下楼边很有些不解地问：那个老头老说我们乖，我们哪儿乖啊？
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给我的感觉就像那小孩，我不禁要自问一声：我哪儿乖啊？ 听完这最后一句，静静的会场里伴随着欢笑，响起热烈的掌声。
真令人拍案叫绝！一则故事，一段比兴，传达了谦虚，暗和了感谢，表现出风趣与幽默。这，就是我们熟悉和爱戴的启功先生。——刘石《我所理解的启功先生》
《汉语现象论丛》是一部智慧的书。对此有所觉知，有所挹取，可以苏活学人的心智，助长学术的正见。这也是《论丛》在今天特别具有的学术意义。
今人治学，喜操方法。这当然是好事，但看看详情，却颇不令人乐观。常见方法的使用，实则只是使工具，道器一如的方法论，已被降为工具一层论。工具当然不是自家打造。学术开放，国外理论大量地传来，使工具的拆兑有了方便。这主义、那理论，套套地来，件件地使，见李逵说板斧，见鲁达说禅杖。学术的进展很大程度上不是表现为客体认识的深化，而是角度的翻新。可以不为理论的外来忧，却须为方法的套用惧。因为与此相伴的实际是我们的学术从业者主体能力的日益暗弱。以致知为目的的学术，会因此丧失自己的本质。这种学术的“方法病”，不自今日起，它由来甚久，是一个近代现象。如启功先生这本书里所论对的“葛郎玛”，就是“办洋务”形势下的一个学术舶来品。这也不限于语言一科，甚至不限于学术界。试问自从国人觉得自己不如西洋之后，有哪样“维新”不是从仿造开始？干实业，照抄照搬可以立见其不通，但在学术，却可以因其表面的不关国计民生而维系其长期的昧。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以其对汉语特征的那种独到见解博得喝彩，尤当为之喝彩的是流动于其中的那种睿智，和作者的那种用自家头脑面对问题的治学气度。对于明确什么是真正的学术方法，这些流动的智慧实在有发壅起蔽的开示意义。——李山《〈汉语现象论丛〉中的学术智慧》
启功先生曾多次对人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只是一个中学生。” 这是事实。没有经过大学学院教育的正规训练，这是他的不幸，更是他的幸运。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没有任何学院教育的框框束缚，学杂诸家，不主一说，随心所欲，始终保持着自由自在的思维本色。——郭英德《无法之法：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
名人启功
在我的印象里，启功先生是少数不太像名人的名人。
自古及今，名人似乎都或多或少有点名人的傲气和架子。比如魏晋时的嵇康吧，有一次，好朋友山涛写信劝他到中央谋个一官半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还写了一封公开信，把人家臭骂一顿，最后说要断交。至于时下的名人似乎也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把脾气改得温和一些，“假唱”、“摔话筒”、“拒演”一类的事时有发生。
这种傲气和做派在启先生身上很难找到。以做人论，他的谦和与幽默是有口皆碑的；以作文论，总感觉到他不避俚俗，甚至有点故意与“高雅”为敌。“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探脑费疑猜。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来。”（《鹧鸪天八首·乘公共汽车》之一）这多少有点打油诗的味道。在已出版的三本诗集中，这样的诗不少。虽然得到的意见“一般都是在照例夸奖之中，微露有油腔滑调之憾。”（《启功絮语·自序》）但这种作风好像并没有收敛。“但这册中的风格较前册每下愈况，像《赌赢歌》等，实与《数来宝》同调，比起从前用俚语入诗词，其俗更加数倍。”（《启功絮语·自序》）他向读者“招认”，“这些语言，可以美其名曰„诗‟。比较恰当，实应算是„胡说‟。”并且解嘲曰：“我们这族人在古代曾被广义地称为„胡人‟，那么胡人后裔所说，当然不愧为胡说。即使特别优待称之为诗，也只是胡说的诗。”——这是谦虚，还是坦白，我不知道。但启先生不愿让别人把自己摆上“神坛”远远地朝拜，而宁愿走下来和“追星族”们称兄道弟的心意还是显而易见的。
启先生写起学术著作来也与他的人、他的诗一样没有架子，一样“老实交代”。
拿《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版）为例，这本著作连同附录不足7万字，书后也没有数量之多足以令人咋舌的“引用书目”，既看不出作者的“饱学”，也看不出操作上的“专业”。在当今很看重“数量”的学术氛围中，不知这样“部头”不够大的著作可不可以拿到评审委员会那里评职称？ 但薄薄一本小册子，讨论的范围却涉及了诗、词、曲、骈文、韵文、散文等诸多文体的声律问题，精彩的论点随处可见。单是书中提出的“平仄长竿”规律，就我所知，应该是至今为止对于诗文声律形成的最具根本性的解释之一。其含金量也未必就不如那些恢弘巨著吧。
书中所用的语言，纯系白得不能再白的大白话，没有利用“之乎者也”来烘托自己国学功底的高深。读他的书就如同与一个忘年交在面对面讨论问题，不必正襟危坐，不必洗耳恭听，你尽可以毫不客气地责难，也可以用最放松的姿势会心一笑——因为作者本来就不是以学术权威的架势来教导人的。
我敢断言，如果没有与读者平等交流的心态，这样的书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听朋友说，中华书局新近影印出版了启功先生手书的《诗文声律论稿》，我觉得非买不可，以后置于案头，学他的字，学他的文，也学他的人。——士心《中华读书报》
·书画家启功· 1980年夏天，我去美国参加《红楼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需要给大会送一些礼品，我们就请启先生写一小幅字带去。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拜访启先生，提出了这个奢求，不料启先生竟说我们合作一幅画吧。我的画根本是学习，怎可与启先生合作，但启先生却毫不犹豫，铺好纸就让我动笔，我只好勉强画了几笔，然后由启先生完成并题句。为什么由我先画，因为最后要由启先生来“收拾”，这样我画得不当之处，他就可以帮我弥补过去。这使我深深感到启先生的宽宏仁厚。——冯其庸《博学宏通，显幽烛微：拜读启功先生〈论诗绝句百首〉》
·诗人启功·
启功先生是当代古典诗坛上的泰斗之一，近十几年来出版了《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等三部诗集。最近由中华书局又将这三部诗集汇集成《启功丛稿·诗词卷》，共收入近600首作品。这些作品工力深厚，风格鲜明，完美地利用了古典诗词的固有形式，又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创造特点，为古典诗词如何继承与创新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同时，启功先生还对古典诗词的创作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从理论上对当代古典诗词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都对当代古典诗词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借鉴。——赵仁王圭《旧体诗的新作法：读启功诗词所得的启示》
启功先生在《诗文声律论稿》中精辟地归纳了旧体诗的格律。按我的理解，他深入研究诗律，是为了总结前人写诗的经验，借以诠释古典诗歌的语言艺术，并不是要求今人都按照旧体诗的格律来写诗。启先生自己的诗集《启功韵语》和《启功絮语》、《启功赘语》，各体兼备，风格多样，足见他的创作正在探索诗体的革新，为中国诗的发展寻求出路。——程毅中《读启功先生“三语”有感》
我是古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诗歌，为了对这一体裁有更深刻的了解，我一直在尝试写一些旧体诗。启功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是我学诗的一本重要的工具书。正如启功先生在书的绪论中讲到的，“本文所要探索的是古典诗、词、曲、骈文、韵文、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分析前代人的成说，从具体的现象中归纳出目前所能得出的一些规律。”启功先生对于这些规律的论述和分析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很利于初学者去把握。
这本书也是一本很见功力的诗文声律研究专著。作者在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完整的论述了律诗的发展历史，深入的分析了律诗的几种重要的形式，同时还对词、曲、骈文、韵文中的律调句以及散文中的声调问题进行了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又有许多创见，是做诗歌研究的学者不可忽略的成果。
书中作为例证的作品如杜甫的《客至》、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李商隐的《七月二十八日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等都是技巧与意境俱佳的上乘之作，可以当作一本优秀的诗歌选本来读。——胡秋蕾
启功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对于初学诗词格律的人来说是很相宜的，以大学者之巨眼高瞻远瞩，在纷繁的音韵声律现象中总结出了几条比较清晰的规律，特别是其中的“平仄长竿”说，犹如拨云见日，一下子让初学者理出了头绪。薄薄一本小册子，兼及诗、词、曲、文，亦论及永明体等与诗体流变相关之问题，可谓由博返约，非大学者莫办。这本书的重点虽然在讲诗词格律，亦旁及骈文、韵文与散文等其他学者较少提及的文体的声调押韵问题，为初学者一解疑惑。启功先生在提到前人成说时均详述其作者书名，读者若欲进一步深入研究，便可依照书目查阅，甚为方便。此书为启功先生的手写本影印，先生的书法，笔秀神清，向为海内所重，读者执此一卷，既可学习诗文声律，兼得欣赏、临摹书法，岂非一举而两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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