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长脚的资产的纪实故事

第一篇：我是长脚的资产的纪实故事

是等待无能的主管离职？还是等待人力资源部帮你规划生涯……

在眼下这个“怀才不遇”已不复存在的年代，没有人也没有机会再等你跑过千里之后，才发现你是一匹千里马。如今在欧美，一些“新年轻主义者”把22岁大学毕业到25岁之间这三年定义为“青春前半场”，对一生的影响堪称深远重大。本文的主人公潘盈正是这样一个“新年轻主义”的实践者，她的职场成长故事充满了智慧与启示。输家不是没进步，而是进步慢 2004年夏天，22岁的我大学毕业了。参加了人才市场的招聘会之后，我才领教了什么叫人山人海。在那种乱哄哄的地方，谁要是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真是见鬼了！因此，我只去了一次，回来就哭了。男友刘强比我早一年工作，在沈阳开发区的外企诚天高科上班，工作很忙。他最见不得我哭，希望我能有个安稳的工作。正巧当时一家名叫“天际线”的会展公司想接他们公司的活，就介绍我进了会展公司。他怕我看不上这种小地方，还对我解释：“大公司有什么好？你是新人，什么都要从最底层做起，机会少。而在一个小公司，很容易显山露水。到那个时候，大公司来挖你还要看你愿意不愿意呢！” 当然，刘强之所以让我去天际线，还有另外一个想法，他不喜欢我成为像他老板那样的女强人。

“一个女人要是活成那样，再成功又有什么意思？！”刘强说的那个女人叫董梅，有国外教育背景，现任诚天高科高级执行总裁，是他的顶头上司。到公司上班之后，我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应对董梅。诚天高科是一家上升速度很快的高科技公司，我们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一个“会展服务”。具体一点说就是，我们要在年底办一个与高科技有关的展会，希望刘强他们公司能够参与进来并投入一定的费用，我们将在会场上突出他们的产品，还可以给他们一个主题发言的机会。上班第三天，主管让我给诚天高科打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打款过来。我问电话打给谁，他于是递给我一张董梅的名片。我想也没想就拨通了电话，结果说了不到三分钟，我就被对方气得变了脸色。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找主管诉苦，主管却先找到了我：“你是怎么和董总谈的？人家说你们公司的员工太没有素质，不给打款了！” 我？我说什么了？我眼睛里含着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刚才在电话里我不过是刚说了个开头，她那边就说：“对不起，我们公司并没有准备参加你们的会展。”我说：“可是我们主管要我向你们催款子，说你们答应了。”她那边笑了：“笑话！我们答应了？有合同吗？你们主管可真有意思。”

即使我的男友和公司老板认识，但又有什么用呢？主管一口咬定是我的这个电话导致了公司的重大经济损失——那是好几十万啊！好几次，我都想去找老板解释，但是却开不了口。后来，我把这件事对刘强说了，他那几天忙得像个机器人，根本没听进我的话，末了说了一句：“董梅那人就那样，你别理她！” 我气得大叫：“她人怎么样跟我没关系，可是我现在没法在公司混了。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大笨蛋，把我们主管谈成的业务给弄飞了！” “不会的，你是一个新人，路遥知马力，你有大把的时间证明自己。” “不行！我了解过了，公司以前辞掉的员工，不是他们没做出成绩，而是他们的成绩产生得比别人慢。我不等，我要你给我们老板打电话，告诉他我是冤枉的。” “你们老板？至于吗，为那么点事儿？再说了，我打这个电话合适吗？他凭什么相信我呀？还不如董梅直接跟你们老板说呢！”刘强一边说一边吃牛肉面，一点没把我的事放在心上。“那好，一会儿我跟你上你们公司去。我要找董梅，她非得把这事说清楚不可！” 面条滑到桌上，刘强吃惊地望着我：“潘盈，你没事儿吧？董梅是我们老总，连我们见她都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 我站起身就走，懒得再理他。老板要的是能干的员工，而不是一天到晚要他伸张正义的部下 我终于见到了董梅。她是一个看上去很精干的女人，有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头发服服帖帖地梳在脑后。穿着一件珠灰色西服短款上衣，简单地敞着，里面是一件深V型领的白色粗纺连衣裙。我递上自己的名片。她看了一眼，放在一边，然后问：“潘小姐，你没有预约，是怎么进来的？难道前台没有拦住你？” 这有何难？我说自己是刘强的女朋友，前台能不让我进？至于我进去之后敲哪个门找谁，前台小姐难道还跟着我？不过，我不打算跟她解释这些，于是我说：“董总，我知道您很忙，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听我说话。所以如果您不反对，我就从我认为重要的讲起吧。” 她看了我一眼，很深很深。我开始讲，还没有讲完，就被她打断了：“你的故事我没兴趣，太乏味了。” “不是我讲得乏味，而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无聊。”我不卑不亢，心想：你又不是我老板，我在乎你什么？再说，平常刘强受你的气还不够吗？今天我是来报仇的！“这件事的确无聊，但至少你可以说得简短点。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你认为是因为我的缘故，使你在公司蒙受了不白之冤，所以你现在希望我给你的老板打一个电话解释一下，对吗？” 我点了点头，不得不佩服她的理解力。“我告诉你，我不想打这个电话。

第一，这不是我的事，你要丢饭碗，不是我要丢，我为什么要为你浪费时间？

第二，即使我打了电话，假如这件事另有原因的话，比如你的主管是有预谋的，他根本没有跟我这边谈妥任何事，但找你来做替罪羊，结果对你而言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想想，既然这个电话很重要，他为什么不自己打？而要让一个进公司不到3天的新人去打？所以，如果你连这些都考虑不到的话，对天际线这样一家主要做对外服务的会展公司来说，有无你这样一个员工都无关紧要。” 这一次，我不得不真心佩服面前的这个女人了。

她很优秀，真的。在此之前我从没遇到过像她这样思维缜密的女人。就在我来这里之前，我妈还在劝我：“算了吧，这种事常有的，被人误解一次两次没有关系的，日久见人心啦。” “那我怎么办？我直接去找我们老板把事情说明白？”我眼巴巴地望着董梅。那一刻，她仿佛成了我的救星。“你觉得这个主意好吗？老板凭什么相信你呢？再说，就算他相信你说的话又能怎样？最多他认为你受委屈了。对于老板来说，他要的是能干的员工，而不是一天到晚要他伸张正义的部下。” “你是说，我只能忍了？”我以探索的口气问她，“我妈妈就常常教育我：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退了这一件事，后面就会有1O件事等着你退。你今年多大？哦，22岁。我告诉你，人的一生长着呢，你不能从一开始就退，那样你会退掉你的一生！” 我的脑子就像暴风雨中的窗户，被她说得一会儿开了一会儿又关了。“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了，除了，除了我能从您这里拿到定单，并且为您做好这个项目。您可以信任我！”我鼓足勇气说。“这确实是最解恨最有效的办法，一来你不仅可以拿到如你所说的实习期提前通过后的15％的加薪，而且可以凭这件事情摆平你的主管，甚至可以进入老板的视线——因为丢掉的生意被你捡回来了，这比做成一桩其他生意有意义得多。可问题是，你如何搞掂我？我凭什么让你做成这桩生意？”董梅的目光坚定而自信，略带一点咄咄逼人。我正准备说话，董梅扬了一下手，“好了，潘小姐，你已经占用我半个小时了。这样吧，你在明天的这个时候还有15分钟的时间说服我参加你们的会展。我希望明天不仅能听你说，还能见到文字及光盘。” 我差点要惊叫起来，这怎么可能！

但是她已经站起身来：“遇到机会，你最好勇敢地表现自己的能力，不要让它被沙土埋起来。我们过去总说是真金子就不会被埋没，可现实是，又有多少金子被埋在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 晃晃悠悠地从董梅那里出来，等回到公司，我忽然觉得自己变得无所畏惧起来。主管、同事，我不再在意他们对我的看法。我相信自己很优秀，相信自己能成功。一直到刘强来办公室找我，我才知道已经是深夜两点了。

后来，他默默地帮我刻光盘，做数据，复印文案，我们一直忙碌到清晨，然后手拉着手去永和粥铺吃早餐…… 我是企业长脚的资产，但我不跑 2005年10月，也就是参加工作一年零两个月后，我已经成为公司的新业务主管，而董梅的公司已经是我们公司的VIP客户了。他们公司要做的事情太多，经常我们刚刚做完他们的一个新品发布会，又要接手做他们的下一个嘉年华会，有时候还要为他们做巡回展会。

董梅对我说：“潘盈，你是那种给你一个台阶就能上去的女孩，但你还不善于主动找台阶。” 她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董梅对我说，她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四处碰壁，没有我那么好的运气；她曾经一年换过四份工作，我刚工作时候遇到的那种倒霉事，对她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到后来，她终于申请到奖学金，出国留学了。董梅说：“你知道我怎么在美国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吗？我告诉你，假如你跟人家说自己没经验，什么都不会，人家不会觉得你是在谦虚，而会认为你是在浪费他的宝贵时间。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美国同学的婚礼上得到的。在婚礼上，我遇到了公司的董事长李楚冰先生。

他问我：‘你擅长干什么？’我反问他：‘你需要我干什么？’他说：‘我有一笔钱，需要有人给花掉。’我说：‘这正是我的擅长。假如你打算把这笔钱花到中国去，你找不到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我的语气是那种略带顽皮的，半真半假的。后来，李先生说我当时的玩笑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他不知道那是我处心积虑事先设想好了的——我早就知道他要去那个婚礼，他是新娘的叔叔，新娘曾经跟我提起过他要去大陆投资。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觉得，第一，这是我的一次机会，我要试试我的运气；第二，就是失败也没什么，还可以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没什么了不起的。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吗，人生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但是我想告诉你，还是早一点好，早一点你有充裕的时间，因为失败了还有机会重新再来。

我第一次见到你，心里就想：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可千万不要不明白这个道理，像我当初那样，傻傻地四处碰壁。你年轻，怕什么？就是要找机会展示自己。如果不赶紧浮出水面，你就会在水下窒息！” 我们的这番长谈是在巡展之后。那次巡展获得了空前的成功。2006年11月，我遇到一个参加海外培训的机会，课程极佳，但费用也不薄。我知道公司此前没有过先例，很难批准让我参加。但这项培训对我来说机会难逢，因此我甚至想到了辞职。后来，在董梅的指导和建议下，我鼓起勇气向公司老板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向老板详细说明了参加这项培训的好处，比如培训课程结束后，我会具备领先的工作技能及开阔的世界观。

接着，我将我外出学习后可能导致的工作环节上的问题一一列出，然后又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最后我告诉老板：“我知道公司所承担的风险，因为员工是一种长脚的资产，哪个企业都不想让自己的资产流失。我是长脚的资产，可我不跑！”

听我说完，老板说：“好，我同意。” 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多么正确。我真庆幸自己当初能明确提出参加培训的要求，而不是贸然辞职。如果我辞职了，哪还有现在这种每天以最好的工作表现与绩效报答公司所带来的快乐呢。

第二篇：故事：想长脚的石头

故事:想长脚的石头

李建花

原稿：

有一块小石头，光溜溜,圆乎乎，就像小鸟生的蛋。小石头看到别人走来走去，心里很羡慕。

“小鸡,你把脚借给我好吗？”小鸡摇摇头，不肯把脚借给小石头。“小猫,你把脚借给我好吗？”小猫摇摇头，也不肯把脚借给小石头。

蜈蚣爬过来，小石头说：“蜈蚣大哥，你有那么多脚，借给我两只好吗？”蜈蚣摇摇头，还是不肯把脚借给小石头。

“唉，我自己要是能长出脚来该有多好啊!”小石头多么想到处去看看。“呀,多漂亮的小石头!”一个小朋友走过来，拣起了小石头。他把小石头做成了项链，挂在脖子上。

小朋友看电视，小石头跟着一起看。小朋友唱歌，小石头在那里静静地听。小朋友嚼泡泡糖，小石头闻着泡泡糖的香味儿。小朋友到哪里，小石头也就到了哪里。跟着小朋友，小石头就像自己长了脚一样。

修改稿：

草地里静静地躺着一块小石头,光溜溜,圆乎乎,就像小鸟生的蛋.小石头看到别人走来走去,心里很羡慕：“要是我也能走来走去，那该多好呀！”

正在这时小鸡走了过来，小石头连忙喊：

“小鸡姐姐，小鸡姐姐,你把脚借给我好吗?”小鸡摇摇头,不肯把脚借给小石头.小猫从小石头身边有过，“小猫哥哥，小猫哥哥,你把脚借给我好吗?”小猫摇摇头,也不肯把脚借给小石头.小石头伤心地低下了头。

蜈蚣大摇大摆地爬过来了,小石头看到蜈蚣有这么多脚，开心地冲到蜈蚣面前说:“蜈蚣大哥,你有那么多脚,借给我两只好吗?”蜈蚣摇摇头,还是不肯把脚借给小石头.小石头绝望地留下了眼泪。

“唉,我自己要是能长出脚来该有多好啊!”小石头多么想到处去看看.“呀,多漂亮的小石头!”一个小朋友走过来,拣起了小石头.他把小石头做成了项链,挂在脖子上.小朋友看电视,小石头跟着一起看.小朋友唱歌,小石头在那里静静地听.小朋友嚼泡泡糖,小石头闻着泡泡糖的香味儿.小朋友到哪里,小石头也就到了哪里.跟着小朋友,小石头就像自己长了脚一样.

第三篇：我的儿子是千万富翁纪实故事

2009年7月25日中午12点多钟，广东省惠州市东江路上的一个垃圾桶旁，一位老爹饿死在地。警方介入调查，诧异的发现，这位老爹的儿子竟是惠州赫赫有名的千万富翁。然而，千万富翁却始终不愿前来处理父亲的后事。

千万富翁为何会让老爹饿死街头?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与伤痛?

追悔莫及30年前送走的儿子成了千万富翁

如果30年前钟汉标就知道儿子钟剑平会成为千万富翁，他就是穷得没裤衩穿也不会把儿子送给别人!

今年65岁的钟汉标是云南省马关县浪桥乡人。1972年9月，他的大儿子钟剑平呱呱落地。3年后，又生了小儿子钟振雄。但不久他老婆便因病去世，他一人根本无力抚养两个孩子。1979年11月，一位乡亲向他介绍，县城有对不能生育的韩姓夫妇，愿出200元钱收养一个孩子。那时，钟汉标辛苦一年也挣不到200元啊!并且，钟剑平当时严重贫血，脸上还有一小块被火烧伤留下的疤痕。钟汉标咬咬牙，将钟剑平送给了韩姓夫妇。他觉得这样大儿子的病和脸上的疤都能治好，同时自己也能够度过眼下的难关。

当时钟剑平已经7岁，懂事了。钟剑平到韩家后，改姓韩。两年后，韩剑平随养父母迁居昆明，从此与父亲、弟弟彻底断了联系。起初，养父母对他还好，并应允只要他听话，就到医院帮他去掉脸上的疤。谁知，1983年夏，他的养母竟奇迹般地怀孕，并于次年生下儿子韩强，此后韩剑平的地位直线下降。初中刚毕业，养父母便以家里太穷为由让他辍学外出打工，并要求他每月都寄钱回家。如果不寄钱，他回家后，养母就指着鼻子骂他忘恩负义，更别提帮他去疤的事情了。因此，韩剑平在外打工那段时间很少回家。

韩剑平先是在云南省楚雄市做了两年矿工。为了多挣些钱，并且离难缠的养父母远些，1990年春，他又跑到广东省珠海市打工，后又辗转中山、惠州等地。由于身世凄苦，他打工时一直十分卖力，1996年，当上了惠州市博罗县义和镇一家皮具厂的销售经理，3年后又被提升为副厂长，月薪上万元!

2000年底，韩剑平自己掏钱将脸上的疤去掉，准备跟惠州姑娘张青结婚。谁知，他回家拿户口簿办结婚手续时，养父母竟让他写下协议——拿10万元供韩强上大学，并辅助其成家立业，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否则拒不拿出户口簿。因急着结婚，他不得不在协议上签字。对此，他感到特别心寒，对养父母越发冷淡了，并发誓再也不认钟汉标了，因为他想如果当年不是父亲将他卖掉，他哪会被养父母如此纠缠?不过，他又想既然父亲能狠心将他“卖掉”，对他可能还不如养父母呢?

2001年5月，韩剑平在老婆家人的支持下，在惠州市开了一家皮具销售公司。两年后，他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开了一家分公司。2005年底，意气风发的韩剑平又在花都区成立了一家皮具厂，至此身价过千万!看到当年花200元“买”来的儿子，竟成了千万富翁，韩剑平的养父母曾多次来到广东向他要这要那，韩剑平不胜其烦，老婆一家对此也颇有微词。无奈，2006年初，他回到昆明一次性给了养父母20万元赡养费，到当地民政部门依法解除收养关系，随后还将他的户口也迁入了妻子家中。

但让韩剑平郁闷的是，刚刚好不容易摆脱养父母的纠缠，亲生父亲和弟弟又找上门来!原来，钟汉标自从把韩剑平送人后，心里还是常会想起这个儿子，尤其是2004年秋他因脑溢血差点死掉时，忍不住对小儿子说:“我真想在死前能再见你哥一次，哪怕他不给我戴孝，来给我烧炷香，我也心满意足啊……”

钟振雄从小跟父亲相依为命，初中毕业后也四处打工，1999年结婚，但后来老婆嫌他穷，跟他离婚，并带走孩子，所以他一直和父亲一起生活。其实他也很想大哥，只是前些年父亲不准他去打听。2004年秋，父亲发话后，他才开始边打工边寻找大哥。直到2007年8月，他在惠州打工时，才偶然听人说有个云南籍老板正好叫韩剑平，而且是个千万富翁!

钟振雄赶紧回老家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钟汉标当时十分震惊，赶紧叫他再去打听……2007年11月，钟振雄通过到县城、省城一路寻找线索，终于从韩剑平养父母那里确认了这个事实——那一刻，钟汉标激动得差点脑溢血复发!

前赴后继!老父亲穷弟弟竭力“攀亲”

得知韩剑平不仅成了千万富翁，而且与养父母解除了收养关系，钟汉标和钟振雄决定把他“接”回家!

2008年2月的一天，钟汉标喜滋滋地托邻居帮他照看房子后，带着小儿子踏上了寻亲之路。经数10小时长途颠簸，他们终于在惠州找到了韩剑平的皮具公司。由于时隔30多年，父子俩已认不出韩剑平的模样，那段日子他们天天守在公司门口，希望能碰见韩剑平。一天，经人指认，他们远远看见韩剑平从宝马车里下来进了公司。待韩剑平再出来时，钟汉标赶紧跑过去大喊道:“剑平，我是你爹钟汉标啊!你不认得我了?”韩剑平却冷冷地用广东话说:“你有没搞错?我姓韩，不姓钟!”然后开车扬长而去。

钟汉标和钟振雄不死心，第二天再次来到公司附近，却始终没见到韩剑平。中午时分，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走过来，拿着一个红包交给钟汉标说:“我们老总说了，他不认识你们，要你们不要在这附近转悠了，看你们可怜，这2000元是他送给你们的，你们还是赶快走吧……”事已至此，在惠州待了一个多月的钟汉标只好和钟振雄返回云南。

回乡后，钟汉标发现他去广东“认亲”的事情，乡亲们差不多都知道了。所以他一进家门，左邻右舍就围过来，纷纷问道:“你大儿子还认不认你这个爹呀?”钟汉标怕丢面子，一个劲地强装笑颜说:“认，认!瞧，这红包就是他给我们买飞机票时用的呢!”

不少乡亲对此并不相信。2008年6月的一天，钟汉标和钟振雄正在地里干活，一旁的乡亲拿钟振雄开起了玩笑，说:“你哥在广东做大老板，让他帮你随便安排一个工作，不比种地强啊!该不是他不认你们了吧?”当晚，钟振雄气呼呼地对父亲说:“家里没法待了，我们再去找大哥吧!”钟汉标叹息道:“上次的情形，你又不是没看到，你哥不认咱了呀!”钟振雄心想第一次“认亲”事出突然，大哥有所顾虑不愿相认可以理解。如果自己再去一趟，争取见到他，毕竟是骨肉亲情，大哥应该会与自己相认。钟汉标觉得小儿子说得有道理，于是同意他单独再去一趟。

不久，钟振雄再次来到惠州。当时，韩剑平广州的皮具厂正招保安。因怕开门见山后，韩剑平会像上次拒绝父亲一样对待他，所以他决定先进厂打工，等时机成熟时，再与大哥相认。由于他以前做过保安，所以很顺利便应聘成功。韩剑平手下员工有近千人，所以钟振雄上班两三个月后也没有被大哥发现。

可钟振雄不想这样“沉默”下去。2008年9月初的一天，他看见韩剑平一个人开车进了厂门，便跑过去帮忙停车。待韩剑平下车后，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大哥，我是振雄……”韩剑平一怔，嘟囔道:“你怎么跑这儿当保安了?”钟振雄正要解释，由于韩剑平急着开会，便嘱咐他:“别乱说话!晚上我再找你。”

当晚，韩剑平将钟振雄叫到了一家酒楼包厢。看了钟振雄的身份证和他带来的户口簿后，韩剑平相信了眼前这名保安正是他失散多年的亲弟弟。但当弟弟不停地讲起当年的情形时，韩剑平突然把酒杯一摔说:“你别讲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父亲!你们知道我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吗?我发誓不会再认你们!这里有5000元钱，你明天就走，我不希望再见到你……”钟振雄失望地哭道:“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再见见父亲吗?他身体不好，活一天是一天啊!”“我早就没有父亲了，还见什么呢?”韩剑平丢下钱转身就走。

第四篇：让栅栏长铁刺纪实故事

19世纪的北美，有一个名叫约瑟夫·格利登的小娃儿。他家境贫寒，自幼给一家牧场放羊。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经常能看到他骑着骏马，把鞭子甩得“啪啪”响。

放羊并不是件轻松的差事，因为羊群经常会冲出木桩和铁丝围成的栅栏。为此，格利登要翻越一座座山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窜逃的羊给撵回来。但丢羊事件还是时有发生。暴躁的农场主得知后，轻则扇他两个耳光，重则克扣半年的工钱。这让小格利登伤透了脑筋。

有一天，羊群再次集体“越狱”了。这回，格利登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羊群从来都不敢选择长有蔷薇的地方作为“突破口”。他反复观察后发现，原来，当羊群取道蔷薇丛时，尖利的蔷薇刺会把它们扎得鲜血淋漓。久而久之，羊群只要看到蔷薇，就唯恐避之不及。发现这个秘密后，格利登眼珠一转：为何不在牧场的四周都种上蔷薇呢？他立即干了起来，但很快发觉这样做太费力了，因为牧场占地太广，凭一己之力，至少得半年才能完成。

那该怎么办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更为简便的方法：把蔷薇枝绑在铁丝栅栏上。本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但蔷薇枝没几天就枯萎了，羊群再次突围而出。格利登只有无奈地望“羊”兴叹。突然，一个念头掠过脑海：“既然蔷薇刺容易枯，那就换成铁刺吧。”他为这个点子欣喜若狂。很快，他把铁丝截成5厘米左右的小段，再将两头磨尖，然后缠绕在铁丝上。一个月后，他又改进了这种方法：把两根铁丝绞在一起，将尖铁丝夹在中间。这样做的好处是既牢固又耐用。果然，一圈“刺栅栏”令羊儿毛骨悚然，并成为它们永远都无法平息的噩梦。从此以后，牧场就再没有丢过一只羊。

接着，这种带刺的铁丝迅速普及开来。许多家庭、单位和公共场所都用它来防盗。它还被编成了铁丝网，用作战地、边境防御网。1872年，因其在社会方方面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它被评为“改变世界面貌的七项专利之一”。而格利登也彻底告别了他的牧童生涯，因为滚滚而来的财富足够他吃上三辈子了。

对于“羊为何不敢撞蔷薇”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羊惧怕“刺”扎它，而这刺则是越尖锐、越耐用越好——不管是蔷薇刺、铁刺，还是其他什么刺。其实，任何一个复杂问题，就像一堆凌乱纠缠的绳子，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理清头绪，接着抽丝剥茧，最终抓住其内核所在。这样，一切便迎刃而解了。

第五篇：哦你是我的父亲纪实故事（最终版）

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先父钱天鹤先生是中国现代农学先驱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9年以后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因开发金门岛有功,先父去世后,金门岛人民在岛上为先父建立铜像,以志纪念。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祭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像,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小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小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房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奶”——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14岁的我,便提出了加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学习、品德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在一起?!在我这样的14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唯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尽管70年代末,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又带来了父亲的照片,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的全部爱和期待!

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