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中的问题及优化建议论文
中国城乡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结果。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大量的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对城市生活造成冲击； 另一方面则是要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和农村、农业结合起来，使农民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农产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物质基础。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土地权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否认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1]并限制农村土地的自由流动。
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城市反哺农村，并提出了一系列“三农”优惠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并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建立在自然经济假设基础之上的严格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已无法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在实现社会保障功能的基础上，赋予其应有的、完整的用益物权性质，实现城乡全面、协调发展。
一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立法对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规定散见于《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
《宪法》从根本大法的角度确立了宅基地使用权按相关法律规定转让的原则。《物权法》第三编“用益物权”中，“宅基地使用权”被作为独立的一章加以规定，但内容仅为原则性规定，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未对具体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土地管理法》是调整土地管理的专门性法律，宅基地作为农村集体组织所有的土地，是土地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该法第六十二条不是对于宅基地使用权交易之禁止，村民在出卖或出租自己的房屋后，如不再申请宅基地将不受本条文的限制。
199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明确禁止城市居民购买农村住宅。
2004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从规章的角度，把城乡居住用地隔离开来。
综上可知，现行法律法规虽严格限制但并未完全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为今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具体规则的出台预留了法律空间。
二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存在的问题。
1.流转受限导致宅基地闲置。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一些农民因务工等原因，较多时间居住在城市，很少时间回农村； 还有些农民选择在城市购买房屋，安家落户，因此，他们在农村的房屋并不实际居住。由于宅基地上存在的价值，身在城市的农民仍不愿将农村的房屋与宅基地主动交回村集体，放弃其权利。而又因进城务工的农民并未脱离村集体，村集体也无权将闲置的宅基地收回。受现行立法的限制，宅基地使用权只能在村集体内部进行流转，但是由于宅基地无偿取得并且无使用期限，集体内部符合申请条件的农民多数选择申请新的宅基地，而非从别的集体成员手中购买。这样，外部流转受到严格禁止，内部流转动因不足，导致大量的宅基地闲置，出现了“空心村”的现象。大量旧的宅基地因无法流转而得不到利用，而另一方面，符合申请条件的农民又不断获得新的宅基地，这样不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2.融资困难阻碍城市化进程。
我国现行立法严格限制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农村住房难以像城市住房一样发挥其融资功能。《担保法》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排除在外，农民通过合法渠道取得贷款进行融资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几乎为零。[2]
住房及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掌握的最重要的资源，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更好地实现其价值，但是目前而言，一方面其不能自由转让，另一方面又不能设置担保物权，这便削弱了宅基地的财产属性，阻碍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出发点在于保障农民利益，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人为地切断了农民的融资渠道，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市场经济是自由的经济，而自由的基础是平等，因此，保障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财产权的平等，使他们掌握的资源在市场上平等、自由地竞争，充分发挥财产效用，才是加速农村经济发展，维持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保证。
3.隐形交易引发社会矛盾。
虽然我国立法严格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宅基地，但是，由于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一些中低收入人群更倾向于选择购买或租赁距离城市较近的农村房屋。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农民更加在意土地的交换价值，这就形成了巨大的供求市场。现实中，已有一部分宅基地进入了流通环节，自发流转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城乡结合部，这种交易十分活跃和突出。
由于这些交易是在规避宅基地所有权人和法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买卖双方发生争议时，也就得不到法律应有的保护，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难度，影响了农村的安定与和谐。
隐形交易市场不但增加了双方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风险，而且还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秩序，给土地权属管理带来极大阻碍，限制了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进而引发更多的土地权属混乱与产权纠纷。
三 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建议。
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村土地效能，缩小城乡差距，从农村长足发展角度来看，逐步推进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已是势在必行。基于我国当前发展状况，兼顾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所引发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1.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
第一，应对流转主体做出明确规定。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之初，如果过度放开流转容易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应对交易双方主体加以限制。首先，为了对进入市场化流转的宅基地总量进行控制，应当仅允许那些拥有确定属于其所有的其他永久性居所或能证明自己不依赖宅基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民出卖宅基地使用权，而对于不符合的农民可允许其抵押宅基地使用权。而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农民能够完全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后，才可允许宅基地在市场上的自由流转。其次，应在保持现行流转制度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城镇居民购买宅基地的行为进行受让人资格限制，避免因过度流转而损害基本耕地。对于宅基地买方主体身份应只允许个人以居住目的购买，禁止开发商以房地产开发为目的进驻农村。城市居民在城市没有以所有权为基础的住所时，才可购买，且一户只能购买一宅，以此防止投机或投资性地转让、受让宅基地的行为。
第二，应明确本集体组织成员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在对外流转时，处分宅基地的成员应提前通知集体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在同等条件下，赋予他们优先购买的权利。这在保证宅基地在集体组织内部充分流转的前提下，保护了农民权益，维护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稳定。
第三，对近郊与远郊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做不同限制。近郊农村宅基地的流转的目的多集中于缓解城市住房紧张，应禁止卖方在农用土地上建设住宅，人为扩大原有宅基地面积。对于买方购买宅基地的面积参照城市人口标准做出限制。而对于远郊农村宅基地，除了上述限制外，还应弱化转让、买卖功能，重点宣传其抵押、贷款功能，加强宅基地使用权的融资功能。
2.建立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
产权证书既是一项物权凭证，又是法律保护的前提。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加之农民的法律意识较为薄弱，导致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工作进展缓慢。
为配合城乡一体化建设，应在农村开展土地清查、登记造册的工作。首先，在宅基地使用权取得时实行登记制度； 其次，参照城市房地产交易登记规则，加强宅基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工作，采登记生效主义，不登记不生效，在流转过程中贯彻登记原则。对于宅基地使用权而言，其登记制度除了依法确定权属范围，明确权利主体，避免纠纷、保障交易安全等私法功能外，还为土地规划与管理等公法行为提供了依据。
3.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
建立规范有序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重点应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理卖方宅基地，建立信息发布平台。方便交易双方知晓信息，推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在尽量大的市场上进行交易，接受市场的调节。第二，建立合理的价格形成体系。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初期，可以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宅基地本身的自然情况计算出一个科学的价格区间，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价格在这一区间时是合理，不应予禁止，当严重低于或高于这一区间时就可能存在欺诈或哄抬，应予以禁止。这既可以防止损害农民利益的低价买卖的发生，也可以防止炒卖宅基地引起市场混乱。第三，在流转中引入中介机构，帮助双方进行价格判断，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农民和受让者利益，也推动了交易的进行。
4.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配套制度。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因此，不能一味追求效率而忽视了社会公平，从而使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稳定发展。
首先，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直以来，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相比都较低，宅基地对农民来说是既是一种土地保障又是自我保障，承担着福利性保障功能，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公平。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推行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存在较大风险，容易引发社会混乱。因此，应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取代宅基地承担的保障功能，使农民真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推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顺利进行。
其次，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和农村的土地与房屋制度相互影响，两者的改革和完善也应同步进行。应建立一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城市居民购置农村房屋的同时，农村村民也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让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流动与竞争，盘活土地资源价值。户籍制度的改革必然推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完善，为最终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扫清障碍。
四 结语。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并未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这就为进一步放开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和相关法律的修订留下了较大的操作空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已势在必行，在制度完善的基础之上，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将经历一个从严格限制流转到有条件自由流转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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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宅基地使用权中的继承问题
浅谈宅基地使用权中的继承问题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问题可以简化为以下三种模型，其中尤以第三种情形矛盾最为突出。
第一种，父母是农村户口，子女也是农村户口，并且父母去世时子女未成年，和父母居住在一起，那么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因为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虽然要求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但实务上通常以户为单位设立，并按“一户一宅”的原则分配。宅基地使用权由父母和子女共有，子女原本就是宅基地使用权人。
第二种，父母是农村户口，子女也是农村户口，但父母去世时子女已成年，并且已经依法申请了自己的宅基地。根据实务上的一般做法，子女依然可以通过继承父母的房屋而合法地继承房屋下的宅基地的使用权。这种做法某种程度上虽然破坏了“一户一宅”的原则，但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宅基地是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是当地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如果没有宪法第十条的规定，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他们基本实际上已经享有了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当集体有100个人时，每个人占1|100，当集体只有50人时，每个人的份额自然上升到1|50。所以实务上国家未坚持执行“一户一宅”的原则，而是允许农村居民因继承拥有两处以上的宅基地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一味坚持“一户一宅”原则，会产生国家想倾轧集体土地份额的嫌疑，因为随着城镇化的脚步，农村户口必然会减少。
第三种，父母是农村户口，子女因升学等原因户口迁出，那么当父母去世时，子女若想继承宅基地使用权，首先必须换回原籍，即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中落户，并要符合申请宅基地的条件，否则只可继承房屋，不可继承土地，继承人必须将宅基地归还给集体，得到的只是一座“空中花园”。根据人们的常识“地随房走，房随地走”，这显然是有悖常理的。农村人有价值的遗产一般就是房屋，而房屋一旦离开了土地，就是一座废墟，失去它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老宅更是家族精神的象征，一旦拆除，就会破坏文化传统。所以，强制要求继承人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不合理的。我认为继承人可以继承的依据不应该是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是作为这片土地的祖先的后人。而且《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均没有明文禁止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在农村建房、对集体土地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对于公民来说，法无明文禁止即可行为。所以，我认为子女应该当然继承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无须重新落户并申请。
为在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情理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我觉得实务中可以这样处理：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三代以内的后辈可以直接继承，三代以外则需落户并申请；并且三代以内的人因继承而享有宅基地使用权时，如果房屋灭失，则宅基地使用权随之消灭。
第三篇：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一、引言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为调节个人收入、贯彻公平税负、缓解社会分配不公而对高收入者征税的一个税种，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不管是在课税主体、课税客体，还是在征税方式上，均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对社会稳定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基本情况
从国际上看，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主要分为综合税制、分类税制以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也称为混合税制）三种类型。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综合税制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而我国实行的则是分类税制，具体如下：
1、纳税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包括居民纳税义务人和非居民纳税义务人。居民纳税义务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其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非居民纳税义务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其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2、征税模式：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制度，应税所得分为11项，具体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
3、税率：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包括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形式。其中，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均适用20%的比例税率。
4、费用扣除：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采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两种方法，比较简明易行，但对于一些情况比较特殊的家庭难以完全兼顾。
5、减免税：为鼓励特定纳税人或照顾部分特殊人群，个人所得税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了若干个人所得税减免税政策，主要包括：省、部和军级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和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奖金；国债利息；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城镇居民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取得的拆迁补偿款；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其他所得等。
6、征收方式：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两种征税方式。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利息、股息、红利等各项所得，一般由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但对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以及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等情形的纳税义务人，则要求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现行税制模式不合理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是指征税额与纳税人收入水平相适应以保证各纳税人之间税负水平均衡。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采用的是分类税制。这种税制模式虽然适应我国的国情，可以实现分别征收，有利于控制税源。但随着居民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使所得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与综合税制模式相比，分类征税模式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缴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多缴税的现象，这显然有失公平原则，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这一制度的漏洞使公民的纳税意识逐渐减弱，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不科学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首先，由于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长期没有随收入和物价提高而调整，从而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税征管范围之内，增加了征管对象的数量和征管成本，影响了征管效率。其次，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用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以及教育、住房、医疗等开支对纳税人生活费用的影响，从而会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妨碍了税收公平。再次，我国对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每月税前扣除额为4800元，比我国普通居民纳税人多了2800元。这种形式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出发，这种形式是为了吸引外资和外国人才。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违背了税法所倡导的公平原则。
（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设计不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区分不同的项目，分别采用5%～45%、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和20 %的比例税率。首先，本来同属劳动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工资薪金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劳务报酬适用20%的比例税率，虽有加成征收，税收负担也是有差距的。这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也给税务管理带来了不便。其次，工资薪金实行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与世界各国相比偏高。过高的税率一方面会增强纳税人偷漏税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税率在现实中极少运用，以致于税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层收入者，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甚微，达不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这一税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无实，却使税制空背了高税率之名。
（四）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基不够广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在我国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劳务报酬所得等劳务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资本性收入也逐渐成为居民个人所得的重要来源。此外，劳保福利收入、职务补助、免费午餐及其他实物补助形式也逐渐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采取列举具体项目的规定，难以将这些新的应税项目包含进去，使所得税的税基过窄。与此同时，许多公司利用这一税制缺陷，减少现金奖金和工资的发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提供健身俱乐部会员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侵蚀税基。另外，由于现行减免税及优惠名目太多，费用采用分次扣除，客观上造成税基缩小。
（五）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难以控制高收入者。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我国采用了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方法，但更侧重源泉扣缴。由于税法没有对所有纳税人要求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对扣缴义务人的纳税检查信息是单方面的，无法有效进行监督，使得源泉扣缴的执行力度在不同单位间有很大的差别，导致个人所得税只管住了工薪阶层，没管住高收入阶层。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难以提高。税务代理制度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发挥其中介组织的作用。再次，处罚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强，对违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训、自觉守法的约束作用，对广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慑作用，违法现象得不到抑制。因此，遵纪守法、自觉纳税的良好社会风尚难以形成。
四、完善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建议
（一）建立混合税制模式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制可考虑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它吸收了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既体现了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对纳税人不同的收入来源实行综合课征，又体现了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所列举的特定项目按特定办法和税率课征。按照这种混合所得税模式，需要对不同所得进行合理分类。从应税所得上看，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等有价证券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实行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个体工商业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可以考虑实行综合所得征税。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既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公平。
（二）调整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综合考虑纳税人的收入和支出
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税负是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民众、舆论很关心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问题。
我国的个税改革属于小步前行，经过三次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提高至现在的2000元。当年将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定为800元，主要是因当时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的外企工作人员与我国居民收入悬殊，当时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主要是针对极少数的富人。随着经济发展，除了价格上涨因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也从过去的高薪人群演变为广大的工薪族，个人所得税的缴纳给这类人群带来相当大的负担。我认为调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可以刺激我国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应在2000元的基础的再次调高费用扣除标准。
（三）优化税率，合理税收负担
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个税主要影响工薪阶层和中低收入者。适当降低税率，有利于建立和稳固和谐社会。总的趋势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和减少税率级次，以简化个人所得税税制。应本着“照顾低收入者，培育中产阶层，调节高收入者”的原则，实行“少档次、低税率”的累进税率模式，应充分发挥累进税率的调节作用，使不同收入层次的纳税人的负税税率不同，但调节的速度不可过于剧烈，要使税负比较“温和”地增长。这样既有利于纵向公平纳税，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产生过多抵触情绪。在尽可能扩大综合课税项目的基础上，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两个超额累进税率表合二为一，实行5%～3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综合各项所得，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纳税，以平衡税负。
（四）扩大税基
我国应当采取概括性更强的反列举法，规定不纳税的项目。凡是能够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应在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之内，对某些特殊的个人所得可采取列举法予以减免税收，以体现税收上给予的优惠政策。
（五）加强税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我申报制度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进税收征管手段，建议在建立混合税制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类所得实行逐项扣缴、综合申报纳税的方法，以有利于税务机关对税源的及时监控。其次，应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限制和减少现金支付的范围；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以个人身份证号码为唯一标识，建立各金融机构统一的纳税人账户信息共享和查询平台；健全个人及其家庭房地产、汽车以及金融资产等重要财产的实名登记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企业、银行、工商、公安、证券、住房、海关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相关数据的法律义务，并逐步形成网络共享数据库等。再次，提高税务征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五、结语
选择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已经拉开了帷幕。我们必须以这次税制改革为契机，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篇：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开展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收到了实际的效果，发挥了诉讼法律监督的作用。同时，现行民事检察工作在立法和实际操作中的存在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有待于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现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现行民事检察制度的局限性和立法上如何进一步完善作一些肤浅的探讨。
一、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立法上的局限性
1、现行立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相互矛盾。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诉讼检察的规定，总则和分则不相一致。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规定的范围十分宽泛。但是，在分则中，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又十分狭窄。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由于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仅仅按照分则的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放弃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全面监督，有悖于总则规定的精神；然而，按照总则的规定实施全面监督，则没有分则的法律依据。
2、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过于狭窄。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完整的抗诉权是将法院全部的判决、裁定、调解都置于监督之下，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裁定、调解和二审判决、裁定、调解都可以抗诉，而不论其是否生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权，并不是完整的抗诉权，而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按照这样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二审判决、裁定和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是所谓的“事后监督”。同样，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也没有监督权，而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和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判决可以提出抗诉，那么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调解检察机关也应有权提出抗诉。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却没有赋予机关此项权利。这些充分说明现行民事检察工作中的抗诉权过于狭窄，是不完整的抗诉权。
3、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权过于狭窄。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职能既然是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那么，就不应当仅仅享有抗诉权，仅仅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中的生效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面监督。这种全面监督，不仅仅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包括对起诉至判决、裁定、执行全部活动的监督，以及对重要的民事案件参与诉讼的权力和对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益的案件的起诉权。这样的民事检察监督，才是完整的法律监督。然而，现行立法除了赋予检察机关所谓的“事后监督”的抗诉权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在这样的立法面前，无法实施全面的法律监督职责。
二、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实践中存在问题
1、民事抗诉案件的审限太长。现行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抗诉案件再审期限，人民法院接受抗诉案件后“久拖不审”、“久审不决”，明显造成抗诉案件周期长、速度慢的现象，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裁判，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检察机关的权威，一些申诉人也因此对向检察机关申诉失去信心，这也是民行检察部门案源不足的原因之一。
2、对妨碍民事检察的行为缺乏强制措施。实践中，妨碍民事检察的行为时有发生。如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对诉讼参与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进行侮辱、诽谤、殴打或者打击报复、不配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调查取证的等等。这些行为干扰了检察机关的正常工作，阻碍了民行案件的顺利审查，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然而法律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对这些行为的强制措施权，致使检察机关对妨碍民事检察的行为束手无策。
3、检察机关在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上困难重重。在审查民事案件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向有关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是审查工作中的环节之一，尤其是有些案件原审时一方当事人制造伪证，导致错误裁判，这种情形下检察机关就有必要对制造伪证的事实进行调查取证，以便查清案件事实真相。但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时，有些当事人不配合调查，不仅拖延了办案期限，而且使某些重要的证据难以调取，妨碍了审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不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4、检察机关对民事法律监督的范围过于狭窄。现行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确有错误的民事判决、裁定有抗诉权，除此以外的民事调解、民事案件的执行以及对国有资产流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等问题则处于监督的空白状态。而实践中，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民事案件占相当大的比例，调解错误的也为数不少。再说民事案件的执行难，也是司法实践中人民群众呼声较大的问题。群众普遍反映赢了官司，没有执行到，拿到的判决书等于一纸空文，还要多支出一笔诉讼费。实践中，我们不止一次收到过有关民事案件执行难的申诉材料，从这些申诉材料来看，民事案件的执行权确实应该受到监督制约。有的案件执行过程中法院让当事人举出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证据，虽然当事人明知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由于受到能力和权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当事人只能提供一些线索，然后请求法官去查证。但是法官却以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中止执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完善民事监督制度的立法建议
为了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立法：
1、建议在民事诉讼法分则中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程监督。现行的民事检察监督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即所谓的“事后监督”。但从司法实践的现状来看，这种“事后监督”模式已不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的要求。为了有效地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维护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就必须加强对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阶段由现在的“事后监督”拓展至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在内的全程监督，使检察机关享有对民事诉讼完整的监督权。这样才能使民事诉讼法总则和分则关于民事检察制度的规定相一致。
2、对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应通过立法途径进行拓宽和完善。
一是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起诉权。现行民事诉讼法仅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有抗诉权，而司法实践证明这是不完整的监督权。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尤其是近年来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环境污染、政府行政行为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较大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而这类案件往往无合适的诉讼主体，或有主体无力起诉、起诉不力，致使案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干预。很显然，运用民行抗诉方式已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完整的监督权应包括起诉权、监督审判权、抗诉权。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法律中均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民事起诉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法律也曾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权，检察机关也曾经进行过有益的偿试；近年来，河南、江西等省检察机关也就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以上足以说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这就给实际操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因此，笔者建议完善我国民事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对公益案件提起诉讼的权利，并对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操作性。当然，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起诉权不是无限的。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对下列几类案件的起诉权：一是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事件；二是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案件；三是其他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案件。
二是把调解列入民事检察监督的范畴。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对于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民事案件能否实施法律监督法律尚无规定，法院系统则理解为不能。调解作为法院解决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重要方式，与判决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的案件是通过调解结案的。调解结案的案件，虽然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协议的，但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达成违背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不公正协议，或者调解虽然体现了自愿原则，却出现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要加强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立法上可将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规定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三是把执行列入民事检察监督的范畴。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审判活动就包括了执行程序，因而执行阶段同样应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执行程序中存在错误或违法的，检察机关应有权监督。检察机关接到申诉后，经审查，如发现人民法院的裁判确有错误的，尚未执行或正在执行的，检察机关有权立即向人民法院发出“暂缓执行通知书”，待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后，按照再审的裁判一并执行。
3、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实施民事检察监督相应的权利。检察机关要正确全面履行民事检察监督职能，法律必须赋予其相应的权利，笔者认为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下列权利：
一是调阅法院原审卷宗的权利。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审查民事抗诉案件时，有权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案卷材料进行审阅。它是对错误裁判提起抗诉前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只有全面审查原审卷宗材料，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督。
二是调查取证的权利。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并非当事人对所有证据都能举证。在当事人举证不能等特殊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可行使调查权。笔者认为，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的范围为：（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2）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3）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4）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
三是对再审审判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权。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对庭审活动是否合法，有监督的权利和任务。对是否依法定程序进行，是否侵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对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予以合法的制止等等，都要依法监督，并适时提出延期审理、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的建议。
四是纠正违法权。检察机关有权依照法定程序检察和纠正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措施。针对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口头纠正、举行座谈会、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式进行纠正。
五是检察建议权。检察建议是对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活动中存在的一般的程序性错误，或者是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活动中应当予以改进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改进意见的一种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具有特别的强制效力，仅仅是提出问题，供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参照纠正或者参考改进。从原则上说，这种监督方式不是针对具体的案件进行，可以是针对案件中的问题，也可以是针对某些案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进行。在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存在应当适用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的问题时，经过研究确认后，检察院应当制作检察建议书，指出应当纠正或者应当改进的问题，建议法院予以纠正或者改进。
人民法院在接到检察建议后，应当进行研究，确认检察建议书提出的问题后，应当予以纠正或者在工作上进行改进。纠正或者改进后，法院应当将纠正或者改进的情况通知发出检察建议的检察院。
六是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权。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执行和解是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协议，不再需要人民法院继续执行，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制度。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表现，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在执行中达成的和解协议是有效的。
在检察机关审查民事申诉案件中，当事人有可能达成和解协议。这是因为，申诉人一方认为法院的判决有错误，不愿意执行判决，申请抗诉；对方当事人强烈要求执行判决，由于申诉人申请抗诉，有可能拖延执行甚至于将来改判或者撤销原判无法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发生碰撞，有可能妥协，达成和解协议。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中，当事人自愿和解的，检察官应当准许；或者在检察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这样，就都发生执行和解，不再继续执行的效力。这种做法，既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对当事人有利；又可以将纠纷解决在基层，有利于维护稳定，有利于安定团结；还可以减少抗诉，法院不再进行再审，并且使法院纠正存在的错判，起到监督作用。因此，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权，不失为一种各方面都皆大欢喜的民事监督的好方法。
第五篇：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摘 要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 问题 的决定》，以及有关的 法律、法规建立的。四十多年来，通过执行劳动教养法规，实施劳动教养制度，有效地维护了 社会 的稳定和 经济 事业的全面 发展。
从 目前 来看，我国劳动教养法规不够完善，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应予以废除。但对于劳动教养制度是否废除，应客观地 分析，它自产生以来，为我国预防犯罪，减少犯罪以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劳动教养制度的产生，是根据 政治 经济及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于《治安处罚条例》的处罚较轻，对某些违法犯罪分子难以追究刑事责任，如不实行劳动教养，极有可能成为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的后备力量，无论对于失足者的挽救，还是对于社会的稳定都是极其不利的。四十余年来，它已成为我国治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尚很难被其它制度所取代。尤其在社会治安形势仍然异常严峻，劳教人员构成越来越复杂，99年底又开始收容“法轮功”劳教人员等现实面前，必须进一步加大劳动教养力度，进一步完善劳动教养制度，更大程度地发挥劳动教养法规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建立的。四十多年来，通过执行劳动教养法规，实施劳动教养制度，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事业的全面发展。
一、我国劳动教养法的渊源
（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或批准实施的法律法规。这种立法虽然规格较高，但从立法形式上看，却属附属立法，有关劳动教养的决定散见于其它立法中。这类法律法规主要有《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和第32条的规定，以及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
（二）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纵观现行劳动教养立法中，这类行政法规是规范并直接指导劳动教养工作的主要法律架构：是有关劳动教养立法中最核心最基本的部分。它们有《国务院关于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教工作管理的通知》等。
（三）由主管行政机关颁布实施的行政规章。其立法形式多采用“管理办法”、“行为准则”、“执行准则”。
（四）有关部门对某些法律条文所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
从以上渊源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劳动教养立法多采用行政法规及行政规章，辅之以相关的司法解释，尚缺乏专门的劳动教养法。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依法治国工作的不断深入，劳动教养原有立法的滞后迹象越来越明显。它主要表现在，立法规格低，法律定性不明，法律体系庞杂且互为矛盾，同我国依法治国的要求相距甚远，使劳动教养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与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相左。
二、劳动教养的性质
在我国预防犯罪、减少犯罪法律体系中，刑事法律适用于已构成犯罪的人，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进行了明确表述，即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已构成犯罪的人适用刑罚，以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而《治安处罚条例》的适用对象是实施了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违法人员，但在刑事法律制度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适用对象之外，还有一部分行为危害性虽比刑事法律适用对象的社会危害性小，但却比治安处罚条例适用对象的社会危害性大的“准犯罪”层次。从他们的社会危害程度上看，虽不及刑事制裁程度，但其主观恶性大，人员数量多，因而仅靠治安处罚条例是不足以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劳动教养制度正是应需而生。
由此可见，劳动教养制度既是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重要法律制度，又是对劳动教养人员实施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措施则为了挽救他们，使其不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以消除他们对社会的危害，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从处罚性质来看，既不属刑事处罚，又不属治安处罚，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特殊行政处罚措施。
三、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1982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应属于行政法规，因而劳动教养只能被认为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但《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七种行政处罚种类中，并无“劳动教养”的规定。该法第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作为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没有立法设定“劳动教养”之前，显然与其上位法冲突，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但由于客观现实的需要，目前还难于废止。这样就有违我们的法制精神。
（二）劳动教养的目的宗旨亦落后于 时代。1957年8月3日公布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用法律形式表述了劳动教养的宗旨，即：“为了把游手好闲、违法乱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当时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适应新形势，必须使劳动教养真正摆脱对政治、道德的从属地位，而纳入法治轨道。
（三）与刑罚相比有失公平。《劳动教养办法》第1条指出：“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就其期限来说与刑罚中的4年以下有期徒刑基本相当，因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中明确规定“必要时可延长1年”。依据刑法，已构成犯罪而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在原居住地执行；而判处拘役的罪犯，一般在当地专设的拘役所或看守所里就近执行，每月可回家一至两天；而被判处劳教的人，则需收容于专门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也只能就地休息。由此产生这样的问题，不够刑事处罚的人所受处罚，可能往往比刑事处罚还要重。有时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被诉至法院可能被判处拘役或短期有期徒刑，而从犯由于不够刑事处罚而被处以1—3年的劳动教养，远远超过主犯的羁押期限。因此，许多劳教人员觉得冤，认为劳教还不如被判刑，判刑可能比劳动教养还要轻。实践中，也确有劳教人员转捕，以求得由检察机关向法院起诉，结果获得无罪或短期判决，很快就予以释放。
（四）对劳动教养的处罚决定缺乏必要的法律监督。依照《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委员会由公安、民政、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统一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但从多年实践看，这种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是非常性的临时机构，受各届政府机构领导任期变动 影响 很大，有时连委员会开个会都难，实际上却是由公安机关一家审批劳动教养，而管理改造工作则分属司法行政机关，劳动、民政仅徒挂虚名，更何况，劳动、民政部门纯系行政部门，而决非司法机关。
这样劳动教养就由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既是审批机关，又是复议机关，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往往容易产生以下问题：
1、本不该被劳教的却被劳教，在程序上无法象刑事诉讼那样，可获得律师的帮助和辩护，而检察机关也无法行使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被劳教人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2、可能会放纵真正的罪犯。依法本该判刑的，甚或可能被判较重刑罚的，由于各种因素，被劳教了事；
3、有些案件有罪证据不足，当然同时也缺乏无罪证据，依照刑事诉讼关于“疑罪从无”的立法精神，本该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而根据刑诉的有关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放。”有时公安机关认为侦查有困难，证据难以收集，但行为人又有犯罪嫌疑，为避免被检察机关退回，或因证据不足要求补充侦查，便迳行适用劳动教养。同时，对于劳教人员提前解教、所外执行、减期或延期，也是由劳教机关一家说了算，同样缺乏外部监督和制约机制，易于产生不公平，继而萌生腐败。
（五）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9条规定：“劳动教养收容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对家居 农村 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工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劳动教养。”从此条可以看出，劳动教养对象是特定的，而家居农村或小城市进行违法犯罪的人是不可能被劳动教养的。这样，就使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罚，且治安处罚又太轻，而又家居农村的违法犯罪人员得不到应有处罚，不利于维护农村和小城市社会治安的稳定，也不符合我国《宪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规定。而有些轻罪，依据刑法有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甚至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但是那些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分子却可以被处最高4年的劳动教养，这有悖刑法中“罪刑相适应原则”。另外还有，同样的犯罪，在刑法、治安处罚条例中要处罚，而劳教法规中却没有提及，使一些有罪错的人有可能逃避打击，显失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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