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正确的事负责美文摘抄

第一篇：为正确的事负责美文摘抄

1942年8月9号，在萨沃岛海战中，“阿斯托里亚号”是美国第一艘与日本海军作战的巡洋舰。然而，阿斯托里亚号两次被日本的“鸟海号”击中，因此它严重损坏，很快就在9日中午沉入水中。

9日凌晨2点，阿斯托里亚号的主炮塔楼爆炸了，年轻士兵艾金·斯泰伯被巨大的冲击波席卷到舰艇外。他的双腿都被炸伤，处于半昏迷中，好在他之前扣动了一个简单的机械装置，被一个细细的安全带牵引着漂浮在海上。

大约凌晨6点钟，斯泰伯被经过的一艘驱逐舰营救，并送回到阿斯托里亚号。舰长试图通过让阿斯托里亚号靠岸来营救舰艇，但是所做的努力失败了。而斯泰伯也再次进入水里，但依然系着同样的安全带。他再次被营救了，这次是“杰克逊总统号”。他是这次海战中被撤到努美阿的500名幸存者之一。

在撤回的途中，斯泰伯仔细地检查了让他死里逃生的安全带。这是由俄州阿克伦市的凡尔斯通轮胎和橡胶公司制造生产的，而且凿刻了产品注册号。

回到家后，斯泰伯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在凡尔斯通轮胎公司工作的母亲，并且询问她关于在安全带上的注册号的用途。母亲回复道，公司强调个人对于战争成败的职责，每个注册号都是独一无二的，分配给唯一的检查员。斯泰伯记得安全带的一切，于是，他说出了注册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是他母亲的个人代码，它贴在每件由她负责审核的产品上。

当我们一直做正确的事时，很大程度上，我们帮助最多的人，常常就是自己和我们爱的人。

第二篇：琴事心迹美文摘抄

喜欢钢琴，简单的爱，一直未曾改变。

也有过诸多感觉，微妙细致得找不到原委，没有归宿的，孤落的美丽着。

有风的日子里，依窗而立，把手背在腰后，踮起脚尖，贪贪的吸一口气，再舒舒的吐出，一切负担都沉寂下去，风扬起发梢的一瞬，我回到六岁时的夏日午后，没有红茶，却有回忆，它是一种可以回望，可以怀念，却回不去的时空……

它，一直活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的夏日，没有现在这样的糙烈，烁人，即使是在午后，也有风拂面，有足够的凉意，我在姑妈家避暑。

平凡的日子里，却注定要发生一些事，而且是很件重要的事，可当时的我，是不会察觉的。

偌大的房间，剩下我和钢琴，以及在阳光下暴晒的干糙剂，是用来护理钢琴的，我看到姑妈用过。

儿童的眼中有天堂，用清凉无瑕的眼目看万物，一切都是美好的。

在痴迷于干糙剂时，也爱屋及乌的喜欢上钢琴，很自然的，喜欢的因素中，没有本末倒置。

大人的缺席，也使我有机会抒发对这个黑呼呼的大家伙的喜欢，我从角落拖出一个小板凳，架在细致的琴凳上，吃力爬上去，用右肩抵，并着双手，顶开了琴盖，我不会弹琴，但我会玩。我想，这个大家伙一定可以成为很好的玩具，想起爷爷弹琴时双手飞驰键盘，我决定COPY：手，抬起，落下，我人生的第一个音符，就在不假思索中草草诞生了，无序的音符，惊醒了一树的蝉。

厌倦了模仿，我决定继续弹，用自己的方式，我给自己讲，低音区是凌厉的怪兽，中间部是英武的王子，高音区是待救的公主，还有黑键，充当士兵，我随心所欲的表达着自己的情感，肆虐着钢琴，乐此不疲。

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翻西方音乐史时，偶然发现作曲家巴托克主张把钢琴当成打击乐演奏，与我心有戚戚焉，有时，儿童的天性，是艺术的本原。

我继续陶醉在自己打造的完美世界，直到一阵急促的门铃想起，我小心翼翼翻下双层建筑，直冲大门

门开了，是隔壁的阿姨，她上看，下瞧，最后才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你姑父不在家？

恩。

姑姑呢？

不在。

姐姐呢？

不在。

就你一个人？

恩。

恩？

阿姨把硕大的问号留给我，痒痒的走了。

吃晚饭时，阿姨又来了。接着，姑姑关切的问我，下午谁来过，我说没有，姑姑嘀咕着，奇怪，明明说听到有人在家里弹什么琴呢。

那年，我六岁，一切皆有可能的年龄。

我八岁那年，才有了自己的钢琴，却没老师教我，说，年龄太大了，手太小了。

我无助地躲在妈妈身后，等待着宣判，一次又一次……

已经是第五个了，我松开妈妈的衣角走道老师跟前，这个全省有名的老琴师面前，小声而定定的说，我想学琴。

老师随意的翻开琴谱，悠悠的说，你的手……是比较修长，可惜丫度……

我看见他夹着谱子的手指，干净的，修长的，天生用来弹琴的。

我第一次学会掩饰自己的无助，嘴角上提，说：它会长大的，我也会！

不只是被我的勇气吓倒，还是其他什么，总之，我开始学琴了。

学琴是很苦的，老师很严，最喜欢用一枚硬币放在我手背上，训练我的平稳性，掉一次，打一次，不用手，用眼，以至现在看到硬币坠落，就有一种抽搐感，我的手饱经风霜，夏天生水泡，生一次就是半年，冬天长冻疮，长一次又是半年。

为自己喜欢的事付出，我愿意，别人用手弹，我不仅用手，更而用心去弹，我要学会珍惜，这不易的机会。

一月后，老师夸我乐感好，我已经可以左右配合弹一些汤普森的儿童歌曲；

一年后，我弹完拜厄，而别的师姐用了两年，我都弹疯了；

两年后，我十二岁，我要考五级，考前，师姐们说，这是做梦，考后，这是奇迹，我好开心；

三年后，我十三岁，第一次参加比赛，被踢出决赛，以0。07分之差，我不难过，因为我尽力了；

四年后，我十四岁，考六级了。考上了，而且是优秀，升中学时，是可以加分的；

五年后，我十五岁，参加比赛，是老师唯一进入决赛的学生，还拿了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的奖；

十五岁的我，想要离开老师，说：初三了，我不练了……

老师坐在当初的位子上，喃喃的说，是吗？

这时的我，早已和老师成为朋友，他知道我会跳到更显赫的名师那儿，他却不知道，我已厌倦了只为比赛，考级，加分而弹琴，目标一旦明确的功利，就会失去动力，我找不到那最初的心动了。

我不想被某种东西束缚住，特别是曾经珍爱的。

老师还是原谅了我的逃匿，就象任何一次容忍我的错误和愚蠢，只是这次，他不能用他优雅的姿态修正我的固执。

临走时，送我巴赫的平均律，说，本想等你手再长大些时，教你，现在看来，是没有机会了，你自己摸索吧，不懂来问我。

我看着自己的脚尖点点头，不知廉耻地想：我想学的，也许是他，以及任何老师都教不了的。

推开旧旧的玻璃房门，风吹了进来，我要走了，有空就回来看看，脚步停下，我回头，在稀疏中看到一丝微笑，隐现在那张俊美而又冷俊的脸上，第一次。

会的，我在心里说。

接下来的五年漫长的考试生涯已把我弄得前所未有的疲倦，仿佛这音乐的世界里，钢琴的殿堂里，就只为这一纸证书，只为这一丝被人称赞的虚荣，而却玷污了音乐里本来的那份纯真，钢琴里本有的那份归迹，考完后我将钢琴和自己雪藏，希望时间会沉淀一切，等待着一个我不知如何开始的重来。

在去往蓉城时，我带了一包CD，没有一张是钢琴的，连伴奏也没有。

在短暂的大学生涯中，我谢绝了乐队的几次邀请，我不愿将音韵本有的那份圣洁在嘈杂的人群中被当作炫耀的资本，我只想在入夜时静静的坐在琴凳上，聆听从指尖传出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旋律，能将我忆起对故乡，对童年那些美好事物的回忆，在将它配合上自己喜欢的图片发到网上。

可在毕业时，却误打误撞进教学楼：#5-413教室。

鬼使神差般，冲进一间无人的音乐教室，只有一架钢琴，恍惚中，被无形的拉到琴房。

凭记忆，弹完了童年的记忆，我的保留曲目。

寂旷的教室，只我一个人，沉醉在毕业时的钢琴世界里，毕业证书房在钢琴边上，怀着对理想中的扎根地的憧憬，凭记忆弹完了学生时代最后的一曲水边的阿耿妮娜，黄昏时分，带着行李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这里。

第三篇：做些有用的事美文摘抄

孟加拉有一群乞丐，最近开始积极地在街头行走，并不是像从前一样为了行乞而奔波，他们是为了提供真正的“移动电话”服务，而到处问路人：“你要不要打电话？”

原来是一家叫做“格拉民”的银行，想出帮助乞丐摆脱贫困的办法。

由银行发给乞丐每人一部手机，让他们把手机当作移动式的公共电话，提供外出的行人很方便地打电话。

但乞丐需付给银行手机的租用费约一千多美金，两年内付清，利息全免。

同样是游走街头，菲律宾一处乡镇曾有吸毒前科的街童，在地方机构的协助之下，靠“收取垃圾费”和“协助做垃圾分类”而有正式的收入，甚至高于当地一个上班族的薪水。他们可以用这笔钱来帮助自己和家庭脱离贫穷，也可以继续读书。来自德国汉诺威的报道则指出，为了帮助失业的人，一名国会议员想出新的方法，雇请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贫民到学校看守厕所，防止学生在墙上涂鸦，给师生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有用？没用？取决的标准其实是有没有被利用的价值。

如果被奸小利用，做些鸡鸣狗盗的事，当然不值得；但如果能够被大众所利用，做的是有益公众的事，人生就有了不凡的价值。

很多有用的人，每天忙着做没有用的事。很多看起来没用的人，却以积极的态度，做了有用的事。

他们因为对别人的付出，为自己改变了失败的命运，所以造就了有用的人生。

第四篇：干正确的事是对领导最大的负责

干正确的事是对领导最大的负责

中共鱼台县委组织部

党的事业兴衰、地方经济发展关键靠广大党员干部，更重要的是看广大党员干部能否正确地干事、干正确的事。正确的干事能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和谐，反之则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只有会干事、能干事、干正确的事，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才是对领导最大的负责。

一、干正确的事对领导负责本质上就是对党和人民负责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员干部作为党的事业骨干、人民的公仆，要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正确地干事，干正确的事，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党性不强、作风不正，该干的事不干，不该干的事干了，成为了害群之马，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情况。一是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忘记了权为谁赋、利为谁谋；二是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忘记了铁窗高墙悬于头上；三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忘记了命令如山，法纪严明；四是弄虚造假、欺上瞒下，忘记了

无信不立、欲盖弥彰；五是拈轻怕重、推诿扯皮，忘记了回报奉献、权责相依。这些问题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却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广大党员干部要引以为戒，时刻警醒自己决不能做以上种种有损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事，要始终坚持“三个一切”的原则干正确的事，即一切以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为根本出发点，一切以人民群众拍手欢迎为基本标准，一切以经得起历史考验为最终目标。具体来说就是，绝不好大喜功，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做“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情；绝不能贪图享乐，搞行贿受贿、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做误国误民的事情。对于符合“三个一切”要求的事情，要敢坚持、敢碰硬、敢负责，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干好事、干成事、干正确的事，才能从根本上对领导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

二、干正确的事要从培养干部正确的“三观”入手

习近平指出：“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是对党员干部必须树立的思想观念的概括浓缩。世界观标举人生指南，权力观揭示权力本质，事业观蕴含施政方向，相互联系，融为一体。”正确的世界观，就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自觉把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融入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之中；正确的权力观概括起来就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正确的事业观，就是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牢固树立正确的“三观”，始终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就是对党和人民负

责的重要体现。要探索实行“重正面引导、重反面警示、重平时细节、重日常生活”的“四重教育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三观”。一是注重开展评先锋人物、学典型事迹、创红色文化等活动对干部进行党性教育，从正面引导干部形成“比学赶超”的自我改进意识；二是注重开展看典型案例、听忏悔实录、记惩罚措施等活动对干部进行警示教育，从反面提高干部防腐拒变的自我约束能力；三是注重培养干部规范言行举止、洞察薄弱环节、把握基层基础的能力，在平时细节中提高干部防微杜渐的自我防范意识；四是注重观察干部的兴趣爱好、家庭关系、人际交往情况，及时规劝不良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干部自我驾驭的道德境界。总之，“三观”的塑造离不开平时工作的积累，只有建立长效的教育机制，才能真正将正确的“三观”根植于心，才能在工作实践中发挥“三观”的精神力量，指导干部辨别是非，有所为有所不为，干正确的事。

三、干正确的事要以“用正确的人”为基础

用对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用错一个人，挫伤群众心。一些干部做了错误的事很大程度上与自身素质有关，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用了错误的人”。必须要从源头上治理，选拔一些能干事、会干事、干正确事的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规范干部初始提名制度，完善全委会推荐、署名推荐、重岗公推、公开差额选拔、公开考选等措施，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从源头上选对正确的人。要不断健全完善干部“德”的考核制度，加大奖勤罚懒治庸力度，形成“能

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良好用人导向。细化界定“庸懒散”的具体行为表现，按照“不存在、轻微、较严重、严重”四个档次进行反向测评。加强反向测评结果的运用，综合分析民主测评、考察谈话、日常表现等情况，采取轮岗交流、改任非领导职务、降职、撤职等方式，做到六个坚决调整：一是政治信仰不坚定，散步消极言论，重大原则问题是非不分的坚决调整；二是能力水平差，工作推动不利，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坚决调整；三是欺上瞒下、浮夸虚报，搞虚假政绩工程的坚决调整；四是作风不民主，破坏团结，严重干扰工作开展的坚决调整；五是生活不检点，自律意识差，群众反响恶劣的坚决调整；六是反向测评中“较严重”以上票数超过3分之一，经组织认定为不称职或不能胜任的坚决调整。只有如此，才能不让庸碌无为、投机钻营的人得利，确保所选拔的干部都能干正确的事。

干错误的事原因多种多样，而干正确的事都源自于一个共同的信仰。正如李林森、杨善洲等一批优秀干部，他们虽然来自不同岗位、不同行业，但始终以坚强的党性和负责的态度正确地干事，干正确的事，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五篇：为可口可乐命名美文摘抄

1927年，一种奇特的饮料出现在上海街头，名字叫“蝌蝌啃蜡”，更为奇特的是这种略显暗黄的饮料，有一股中药味，打开后还有气泡。奇特的名字，加上奇特的味道，消费者对这种饮料并不买账。“蝌”这个字，容易让人联想起池塘里的蝌蚪，还啃蜡，中国形容没味道的东西，都叫“味同嚼蜡”。如此丰富的联想，消费者宁愿选择国产茶水，也绝不冒险买“蝌蝌啃蜡”，这种饮料的销售状况很是惨淡。

这家公司为了挽回损失，就在全世界很多报纸发布了广告，用350英镑来征集新的译名，期待通过改译名来改善经营状况。350英镑，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一笔小钱。

当时，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的上海教授蒋彝，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决定试试。他冥思苦想了好几天，没有结果。一天，他的两个孩子放学回家，想喝饮料，他以下雨了，天气凉为由，阻止两个孩子喝，其实，他是担心小孩子的胃总喝饮料不好。孩子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保姆出来说：“不要哭了，今天天气冷，你们两个人，每人只喝一口吧。”随后拿出了一瓶饮料，给孩子打开了，两个孩子，只喝一口，就露出了甜甜的笑容。这一幕，正好被蒋教授看到，他的脑海里立即闪出来四个字：可口可乐。

这4个字，毫无疑问地击败了其他对手，他得到了350英镑的奖金。从此“可口可乐”风靡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