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短篇小说的女性主义分析论文
摘要:詹姆斯乔伊斯著名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伊芙琳》,以女性的视角,用短小的篇幅讲述了十九岁的少女伊芙琳在窗边的所思所想。《伊芙琳》中采取了大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交替,生动直观地表现了伊芙琳的生存心理。本文主要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揭露《伊芙琳》中伊芙琳这一女性角色的精神瘫痪主题。
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伊芙琳;女性主义
瘫痪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1914年发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其极具特色的心理现实主义是其艺术特色上勇敢无畏敢于探索的尝试。该小说集由十五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的短篇小说构成。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为其故事背景,童年、青年、壮年及社会生活四个层次的人物为其主人公,全景展现了英国统治下都柏林人的社会及心理状态现实。乔伊斯曾提到:“我企图为自己的祖国写一部精神史。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1]《伊芙琳》是其中第四篇,讲述的是19岁少女伊芙琳面临的传统伦理秩序与新生活之间的艰难抉择,及其最终无法做出选择而呈现出的精神瘫痪状态。
一、地狱:“辛苦的家务,艰难的生活”[2]
人的精神世界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如若要探寻伊芙琳的内心精神状态,需要探究其生存现状。对于她,生存即地狱。在男权社会里,伊芙琳如同仆人一样侍奉父亲和兄弟。母亲去世后,因弟弟欧内斯特早亡、哈利成天忙碌、父亲粗暴无比,家庭全部重担落在了这个19岁的女孩身上。每日,她整理乏味而繁重的家务,除此之外还要出门工作挣钱。对于伊芙琳来说,这个女性角色所赋予的责任相当繁重。她得靠一己之力将整个家庭维持起来,家里的工作不分巨细,都得由她担当。每日她要照顾年幼的弟弟们按时上学,按时吃饭;每星期给家里进行一次大扫除,却还是有扫不去的灰尘堆积起来。她一心为家庭劳累,却得不到家的温暖。她有时还会觉得受着父亲“暴虐的威胁”。[2]在家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对着每日重复单调的生活,她就是一只无人欣赏、顾影自怜的囚笼之鸟。而文中不在场的母亲,正是因为劳碌一生,惨遭暴虐,最终因疯狂而死。无形中这影射了伊芙琳命运。实际上,同其他传统家庭女性一样,伊芙琳失去了完整的人格,失去了女性应有的自我。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地位从属于男性。女性被灌输以男人至上的思想,她们是男人的财产和附属品。于是,她们便理所当然地被描绘成无忧无虑“快乐的天使”,被强加了“牺牲自我”和“相夫教子”的美名。实际上她们是诺拉一般的家庭玩偶和性满足工具。这种观念为男性所倡导,却也被女性逐渐接受而内化。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3]这充分说明了性别形成的社会化特征,以及男权制对女性发展的压制和重塑。以伊芙琳为代表的爱尔兰女性几乎没有任何地位、话语权,完全沦落为父权制的附庸和牺牲品。
二、短暂觉醒:逃与不逃的挣扎
外在的社会环境也决定了她局限的生活空间和社会角色,进而决定她的人生选择。在如地狱般的生活面前,伊芙琳产生了不可抗拒的恐惧感,“她吓得一下子惊跳起来,“逃,非逃不可!为什么她应该受苦?她有得到幸福的权利!”[2]这是她在绝望的缝隙中由心底撕扯出的第一声不羁的呐喊。意识到现实生活对她来说仅仅是煎熬,她觉醒了,她要为自己赢取新的生活!然而伊芙琳改变生活的期望就是想通过婚姻,逃离父亲的虐待。可是,她没有经济独立能力,她所渴望的自由也只是对婚姻的幻想。据米芮何所载,20世纪初期,爱尔兰给女性几乎提供不了任何工作的机会,女性的经济地位也无法独立。因此,大多数女性除了婚姻和家庭之外,别无出路。(Myrrha,1907)社会性别理论家琼凯里也曾说:“经济是决定性别的原动力,两性关系的运转依赖并贯穿于社会的经济结构。”[9]她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当她站在码头,终于鼓起勇气准备逃离时,忽然意识到一个让她痛苦万分的事实:在婚姻里,她或许会重蹈母亲的覆辙,受苦受难、奉献牺牲和迷失女性特征将会是她婚姻的全部内容,“妈妈在平凡的生活中牺牲了一切,结果竟发疯而死。”[2]刹那间的顿悟让伊芙琳退缩了,选择了留下。可离开与否,她都难逃类似母亲式的悲剧,残喘于毫无意义、局限的生活圈里,隐忍父亲的暴力及羞辱。在她有限的生活空间里,她看到的只是每日扫不尽的灰尘,小小的城镇里她听到也只是居民嘴里家长里短的议论,都柏林对于她来说,是一个迷宫似的大城市,更何况一个她甚至无从了解的海外。长期处于信息短缺的社交圈里,她所处的社会环境最终将她幼儿化,失去走出去的自信和勇气。但让人痛心的是,伊芙琳在困境中的挣扎部分源于自身早已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道德。父权制对女性的制约,形成了伊芙琳接纳容忍的“妇道”。在爱尔兰社会,严格的天主教思想约束着其笼罩之下的任何人,女人必须坚守妇道,服从父权制度。封建贞操观又是束缚女性自我发展和自由生活的另一把枷锁,这种传统社会对女性的严格规范,正是男权的体现。性被动和性冷淡也是自然发生的事,因为性也是服务于男权的。勒纳在《女性经验》中说道:“社会造了一座墙,将女性封闭在家庭生活的圈子中,而被女性视为离经叛道的恐惧,是砌成这道墙的最后一块砖头。”[5]离经叛道的恐惧因此使很多女性在感情、思想上和生理上服从于男性,她们自认为这便是社会对她们的要求,而自欺欺人般地控制自己。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想到要离开父亲,父亲的慈爱会侵占了她脆弱的心。“那一回父亲为了逗孩子们发笑,故意戴上了妈妈的女帽呐。”[2]此刻连一向不待见她的街坊也成了她的挂念,“四周是从小朝夕相处的亲人。”[2]她习惯了家的思维,家于她心中意味着安全感。看着屋内自己每日擦拭的物件,她内心恐惧着,害怕与现在的生活脱离。“或许,再也见不到这些熟悉的东西了,她连做梦都没想到跟它们分手呐。”[2]她的内心里,传统伦理道德已深深地攫住了她,绑架了她,而她对这社会赋予她的角色产生了病态的依恋。
三、瘫痪:“痛苦而迷惘”
[2]最终决定要和自己的爱人私奔时,她身处茫茫人海,预感前途的迷茫,不知该选择哪条路。“她痛苦而迷惘。”[2]这种痛苦幻化成了她最后的精神瘫痪,“于是,她对他板起一张惨白的脸,无可奈何地,恰如一只走投无路的动物。她茫然瞅着他,目光中既没有恋情,也无惜别之情,仿佛望着一个陌路人。”[2]她已经做不出任何选择了,生活已经迫使她无法做出选择。精神瘫痪成了她最终定格的场景。她失去了选择的主动权,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了健全人格。本文中另一位女性,伊芙琳的母亲,虽未在场,却时时影射着伊芙琳的困境及内心状态。母亲最终彻底地精神瘫痪,疯狂而死。而疯狂,正是精神瘫痪的巅峰。令人悲哀的是,母亲在被这个父权社会绑架之后,观念也已完全内化接收,那就是一个女人应该为家庭无悔付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她临终时刻,她对伊芙琳的遗言仅是“保证尽力支撑这个家。”[2]她自己已不知,她正以被绑架者的身份,成为绑架者的同谋。在自己被戕害灭亡之际,也不忘将这份罪恶通过道德的方式转交给自己的亲生女儿。母亲劳碌一生,最终疯狂而死。其未能冲破自己被赋予的角色,因无法释放自我而疯狂。想到母亲痛苦的一生时,伊芙琳震颤着叫嚣着要逃离这个世界。只可惜此番觉醒喷薄过后一切仅剩的只是茫然的眼神,一切又终归回到原点。或许伊芙琳的母亲也曾有过这短暂而喷薄的觉醒瞬间,只是身上的角色烙印过于沉重,已经深深镌刻在了她的思想里,想摆脱已是不能。伊芙琳放弃了这次的新生,或许她会重新回到那个绑架她的社会里,或许最终她的结局会和母亲一样,疯狂而死。但这也许不是最悲哀的地方,当伊芙琳也成家生女,她的思想或许也会延续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她的女儿或许也会走上相同的路。一切,终归是一个延续。结语:社会、传统观念和男性自私的思想决定了女性有限的生存空间,而有限的生存空间必然造成有限的个人选择,女性的反抗或多或少会遭遇失败,从而滞于瘫痪之中,没有出路。乔伊斯选择从女性视角出发,让读者能够窥探女性的内心世界。伊芙琳虽有过短暂而强烈的女性意识觉醒,可最终这道光芒还是昙花一现。在这男权及传统礼教束缚下的都柏林,女性遭遇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绑架,最终因失去自我而精神瘫痪。实际上这个故事中还隐藏着另一个影子,那就是伊芙琳的母亲。和伊芙琳一样,伊芙琳的母亲经历了一切传统道德所赋予的艰难角色,终其一生无我付出,最终奔溃疯狂而死。乔伊斯给予伊芙琳母亲的草草几笔卓有深意,伊芙琳现在所走的路,正是她母亲生前所走的路,这是一个家庭中两代人的生命状态及思想状态上的延续。可是一个家庭如此,都柏林千千万万个其他家庭不也是如此么?女性面临的传统道德及父权压制在都柏林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是一样的,而不一样的只是人而已。伊芙琳及母亲最终妥协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女性妥协了,但是乔伊斯始终不忘给人以希望,他借伊芙琳之口喷薄出了那强韧有力的吼声:“我为什么应该受苦?我拥有幸福的权利!”终会有其他的女性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的。
第二篇:爱丽丝沃克小说女性主义分析论文
摘要:《紫颜色》是爱丽丝沃克的代表作,通过对女性意象和男性暴力的描写来揭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遭受到的伤害,从而表达出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对小说《紫颜色》中女性主义思想的表现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帮助读者加深对小说思想的理解。
关键词:关于女性主义的论文
爱丽丝沃克的《紫颜色》主要是通过描绘当时生活底层黑人妇女的生活状况来表达妇女在生活、政治上的平等,追求妇女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解放,也就是作者自己所坚持的妇女主义,这种思想在爱丽丝沃克的很多作品中都得到了相应体现,《紫颜色》是其中的代表作。
一、女性主义观文本
从文本上来分析,小说《紫颜色》中女性主义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一是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上,《紫颜色》中运用的是美国黑人常用的方言土语,与一般小说中的标准英语语言不同,由于《紫颜色》中主人公是一名黑人女性,因而在选择语言时作者也特意选择方言土语来作为主要的文本语言,一方面是能够通过黑人方言来表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运用方言来表现小说内容和内部故事架构也能够推翻以白人文化为中心的一种文化现状,而这一点对于女性主义的表现也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在文本结构选择上,小说《紫颜色》采用书信体结构方式来表现小说内容,这种书信体能够将小说要表达的女性声音直接表现出来,并且利用女性之间对于书信的好感来增强女性之间的联系纽带。而且《紫颜色》在书信体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女主角不是与周围人或是小说中其他角色进行通信,而是用黑人土话来向上帝写信,将自己的困惑、愤怒等向上帝情书,而后在主角的女性主义观萌芽之后,她的写信对象也发生了改变,从上帝变成给普通人写信,从给男人写信变成给女人写信,从给白人写信变成给黑人写信,而最终的写信对象就是黑人妇女,其实就是主角自己,充分表现了女性主义观。
二、生态女性主义观
(一)、女性和自然一样都是男权等级社会的受害者
这一观点在当时妇女运动中表现的比较明显,生态女性主义观认为女性只有通过将生态运动和妇女运动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够树立起正确价值观,才能在社会上获得一定地位,获得女性权利,将女性和生态自然放在相等的位置上。在小说《紫颜色》中这一点也得到了体现。女主角西丽从麻木到后期觉醒独立经历了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当时那个社会黑人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最为低下的,受到诸多压迫,女主角西丽就是这样一位黑人妇女,从小就肩负着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同时还要承受来自继父的性压迫和侵犯,这种经历使得西丽变得沉默寡言,而在之后继父更是将她嫁给了一个老男人,而结婚之后的西丽生活并没有发生好转,西丽在遭受虐待和侮辱时,往往要求自己和树木一样不说话、不反抗,和树木一样沉默遭受着来自外界的压迫,西丽和树一样都是当时那个社会的受害者,这一点在西丽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此外,在西丽妹妹奈蒂的叙述中,树木也是大自然遭受人类工业文明伤害的主要象征。男权主导下人西方文明唯利是图,这种高速的发展往往是以破坏大自然和人类原始、质朴的生存方式为代价的。在奥林卡村树木遭到大面积的砍伐,这种经历与主角受到压迫的经历非常相似,因而从这里可以看出爱丽丝沃克有意将女主角和自然生态直接联系起来,让其拥有相似的经历,从而表达自然生态和女性一样都是受害者,人类对自然的压迫也是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表现。
(二)、女性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观认为女性和自然生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来表达现实中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和不公。在小说中,西丽在一开始受到欺凌时常常自我安慰自己是一棵树,以此来获得心灵上的安慰,而当西丽女性主义思想觉醒之后,她决定摆脱当前的这种生活状况,离开黑人丈夫,这时她在信中高喊着“我坚信我就在这里”这句话是西丽对于自己存在的肯定,也表明西丽的内心在发生变化,而导致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自然界的鼓励。西丽在自然界中发现了自然生态的美好,认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美好的,自己要努力发现周围的美,并勇敢地认清现实争取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因而西丽在内心思想上也与之前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表现在外部上则是不再一味自我安慰,而是通过改变衣着和穿戴来改变自己,这也表明西丽对于生活还保留着激情和热爱,而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都是自然给予的,由此可以看出,小说中西丽与自然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是西丽生活的支柱。而在小说其他方面的描写上也表现了这种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像是西丽信中提到的奥林卡村妇女,她们居住的地方、耕种的田地都是来自于大自然,这都显示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
结语:
综上所述,小说《紫颜色》的最后西丽认清了男性对女性压迫、剥削的实质和基督教的麻痹性,不再逆来顺受,而是做起了自己生活的主人。奈蒂和其他传教士也回到美国,不再试着以基督教改造信仰大自然的非洲文明,这充分表明了爱丽丝沃克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将精神和命运与大自然相联系是爱丽丝沃克女性主义的主要精髓所在,而小说《紫颜色》则将其充分表达了出来。
参考文献:
[1]雷唯蔚.浅析书信体小说《紫色》的双重性叙事艺术[J].艺术科技,2015(04).[2]强萍.爱丽丝沃克小说《紫色》中的女性主义解读[J].芒种(下半月),2015(06).
第三篇: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
新写实主义小说(3课时)
一 教学目的:了解新写实小说的发生发展情况;主要的新写实小说作家作品;新写实小说的意义。二 教学重点:了解新写实小说的内容和意义
三 教学难点:理解新写实小说“新”的表现及评价。四 教学方法:讲授 五 教学步骤:
(一)课程导入:新写实小说没有终止时间。它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与其语境有重要关系。8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社会阶层各个成员的文化色调在重组,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淡化,一部分人认同普通市民立场,这是一个自觉的文化立场的选择,对日常生活采取近距离写实性的扫描。
(二)概念
“新写实主义”这个称号的出现大概始于1989年第三期《钟山》的“新写实主义小说联展”。根据批评家的概况,新写实主义是继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现的又一面旗帜,它“从情感的零度写作”,“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展现了现实的“原生态”,将“原色原汁原味”和盘托出,达到了“毛茸茸”的程度。
(三):兴起背景
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现代化演进所必然产生的商业主义盛行和传媒行业的兴起,使中国现代文学所张扬的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遭遇空前的挑战,从思想文化层面入手来解决民族-国家问题的精英主义理想,在文学领域中不得不被摒弃。因此,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学实际上面临着一个由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向民间话语、由公共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的问题。
这一转变的标志性文学事件,就是所谓的“王朔现象”:王朔小说的流行、大规模地进入影视传媒及对于王朔作品的争论。王朔的现代性特征在于:立足于市民立场来把握社会历史,这为历史批判的精英主义传统划上了一个历史界线。王朔小说的流行与时代的“渴望”有关,它使以国家政治为核心的话语系统与民间生活实际上的严重错位暴露无遗,展开了一个抛弃了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日常生活价值框架的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审美旅程和言说方式。这样的开端未免充满了过犹不及的极端色彩和快意宣泄,它所遭受的种种非议,正是来自于精英主义话语的抵抗。
与市民言说的王朔小说的放肆而简单形成对比的是,代知识者言说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则琐碎而无力——它们同样是精英主义在9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双重失败,向民间意识形态迅速转向的结果。新写实主义小说是对先锋小说乃至寻根派和现代派小说的反拨。当方方将新写实的“风景”首先展现在当年光怪陆离的文坛上,在转换了审视现实的立场之际,新写实主义小说预示了某种对历史的解构姿态。问题在于,《狗日的粮食》、《烦恼人生》、《一地鸡毛》、《风景》等关怀人的生存问题的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实际上没有足够的立足于现代性立场上的人道主义理想与信心作为理性支持,它们使当代小说从现代主义小说的理性化批判框架进入理性疲乏的生活原生态描摹。如果说,使“文革”后小说大规模回到市民社会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历史功绩(就文学而言),那么,新写实小说的理性疲乏却不仅是当代中国理性困境的映射,更是知识精英在脱离了意识形态话语中心之后尚不能作为边缘性力量创建新理性的真实反映。
(四):小说的主要特点及不足之处 1:特点
(1):经验的日常性是其共同点之一,日常生活经验成了小说的集中叙述经验。
(2):群体性还表现在作家采取的相对中立、客观、冷静的叙述立场,尽可能的还原现实。2::缺点
(1):众多个性迥异的作家都被归入“新写实小说”名下。外延的无限扩大维持着这个概念的空洞运转。
(2):在叙事学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背景出现之后,新写实小说提出的那些概念说明表露了对叙事意义的无视。1):情感的零度忽视了叙述者的暴露。
新写实小说推崇“情感的零度”,即不让叙述者的情感介入故事,干扰读者的判断。但叙述者不可能在文本中完全消失,作者可以删去叙述者的抒情、道德评论、社会理想表述或者人物鉴定,但叙述者仍会在背景描写、人物识别或时间性概述方面留下痕迹。叙述者的情感可能强烈、可能淡漠,但却不可能成为零度。
2):对生活纯粹的还原忽视了语言层面的中介。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自成系统,不是一面和现实毫厘不爽的镜子。叙事学认为叙事包含着某种人为的结构,某种程度的预先制作。叙事所操持的话语经常携带了种种隐蔽的判断,悄悄地对叙事对象做了改变。因此,现实纯粹的还原不过是新写实主义的一个理论神话。
3):无视叙事,叙事话语丧失深度而趋于平面。
新写实小说写了大量平淡琐碎的生活场景和操劳庸碌的小人物,在这点上新写实小说继承了关注小人物的文学传统。现实主义往往通过一个完整的情节呈现小人物之为小人物的独特个性,新写实小说则有意消解小人物的独特个性,使他们成为芸芸众生。这些人物缺少强烈的自主精神,新写实小说更多揭示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现状:琐碎的、凡俗的、安分守己的。生活世俗化并不等于表现世俗化生活的文学作品也要世俗化。人们在新写实小说中体察到生命的坚韧与顽强,体察到人生的乐趣与满足,但恰恰在这点上,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放弃了改造世界的特权,他们又一次接受了传统观念:叙事话语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素材。不少作家倾向于如实叙述,使小说出现了“流水帐”倾向。叙事的风格与现实的平庸不谋而合,新写实小说的叙事并未达到一个更高的真实,而是回归到传统的阅读经验,尽可能无阻碍地为读者接受。
(3):新写实小说的提出更像是商业思维进入纯文学领域的一个表征,它更多地与办刊策略、制造文坛热点等想法联系在一起。
(五):代表作家作品
“新写实小说”概念的提出是在1989年,但其代表作品的出现则要早一些。对“新写实小说”的讨论,自1989年下半年至1994年末,一直未间断。目前得到大多数作家、评论家承认的,可以包括在“新写实小说”里的作家有池莉、方方、刘震云以及叶兆言、苏童等。1:池莉(87-97小说)
生于50年代干部家庭,随父母的调动到处迁移。故乡的感觉没有,也找不到精神家园的根。因此对池莉来说时间有意义,故乡没意义。
童年时期人格分裂,对峙。红孩子——黑孩子
由童年到少年经历了一个精神上的失乐园的过程,看生活的立场发生了很大扭转。在把握生活时,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看待社会:对峙和视角下调,用世俗眼光看。《烦恼人生》即是这种视角的产物,写了真正的生活。池莉作为作家时的偏执很突出。(1):《烦恼人生》
池莉1987年发表《烦恼人生》,引起很大反响。这部作品描写武汉钢铁厂职工印家厚一天的生活,在24小时内浓缩了他整个烦恼的生活状态。小说“生活流”的写法呈现了一种“毛茸茸的原生态”,让人似乎能亲身感受引家厚的“烦恼人生”,从而引起了无数处于同样境遇的读者的共鸣。从小说结构特点上看:沿着印家厚的脚步把所有的情节都串起来,当下烦恼经验和过往的浪漫经验交织起来表达了一个主题:生活就要认命,普通人要过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判断是池莉的认识。一天中所有烦恼经验加起,所有浪漫经验减去,其结果就是文本的主题。
小说中亚莉形象设置了却没有展开。亚莉——印家厚。亚莉——妻子
池莉压抑着亚莉,使这样一个三角的浪漫故事变成印和妻子两个人认同生活的平面结构。通过这样一种文学操作,池莉表达了对生活的观点。(2):《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中康伟业与段丽娜的婚姻建立在一种时代的错误上。段丽娜在文化价值上比康伟业大,但作者的目光聚焦在康伟业与三个女人的浪漫故事上。段丽娜的形象实际上被弄坏了。时雨蓬是一个粗糙的物质时代塑造的一个物质女孩。(王安忆:上海表面的繁荣掩藏了精神的粗糙,上海的物质形态塑造了一批极端物质化的人。)
《来来往往》表面上极浪漫,实际上很不浪漫,由追求爱情到爱情幻灭。康段之间:饱暖思淫欲;康林之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康时之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小说仍是一个不谈爱情的主题。
总结:池莉几乎所有的创作都与爱情有关。但回答爱情时都是没有爱情,她用的不是爱情逻辑,而是婚姻逻辑。婚姻是世俗的概念,爱情是价值层面的话题。婚姻是知识性的命题,可以言说,爱情是一个信仰性的命题,不可言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错位。2:方方(1):《风景》
方方的《风景》发表于1987年,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新写实小说”中最富于现代主义色彩的一篇。小说选择了一个出生后不久就死去的鬼魂“小八子”作叙事主体,叙述了“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一对夫妻和七子二女的家庭生活。作者的叙述语调是平静的,但却并不是所谓“零度情感”,而是对“恶”的生存法则,以及这类法则拒斥文明的无可奈何的认同。
小说叙述框架、视角都带有很强的虚拟性。但经验又是很现实的、近距离的。父母构成了一个人文背景,是孩子们成长的一个外在环境。老大和枝姐的爱情故事留有很大的空间,老二是一个带有女孩子气质的男孩子,在母亲的溺爱下成长起来,恰恰是这种保护造成了另一种悲剧:老二的毁灭是河南棚子的粗糙环境造成的,老二与其生活环境的不协调构成了他的悲剧。老七生不逢时,父亲又怀疑他不是自己的儿子,用暴力迎接老七,同时,老七也不受他两个姐姐的欢迎。他是生活在这个环境最底层的人。长大后上山下乡,大学毕业后做了中学教师。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报复家庭的人。在老七成长过程中,其性格的扭曲变态是明显的,这表现在他不择手段地往上爬的人生经历。
补:一组人物形象:高加林、老
七、于连、拉斯蒂涅。当一个人与其生活的环境有很大不合时,这种环境反而会培养出野心、反叛,但又毫不顾道德准则。由这类形象体验的一种弱势地位的创伤感形成一种原型:即由创伤感而开始感到世界的不公,从而反叛,报复。马克思的阶级论给这类人改变命运提供了一条出路,但更多的人选择联姻、色相等方式改变命运。这类反叛者的形象体现了我们每个人对缺失的反抗,在传达着个人的白日梦。(2):《桃花灿烂》
写得很细。故事背景是搬运站,男主人公米西的生活环境类似老七。米西在他的家中形成了心理阴影,从而影响他日后的生活。女主人公墨子与米西产生了爱情,米西想表达爱情,但又不明确表达。墨子处于女人的被动地位,认为女人只能被爱,米西不表达,墨子就不接受。水香的漂亮引起了米西的注意,他与水星调侃。在设置上,墨子和水香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水香代表了身体的、世俗的东西,墨子代表了精神东西。二者是一种精神爱与身体爱的悖论,男人迷惑于二者之间。
男女之间的爱情很复杂,性欲的影响很大,甚至使你去接受你不想要的。但性欲并不是爱情,它还有别的东西,爱总是伴随着一种恐惧、焦虑,说不清道不明,越爱的东西越不敢接近和占有它,这是一个困惑的命题。小说结局米西死了,相爱的两个人之间隔着某种东西,而死亡真正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对爱的高峰体验是否与死的体验类似?)。方方对爱情的想法有世俗层面上的,又有宗教层面上的。她对爱情的信仰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与池莉处于两极,方方表面上归于新写实,但在精神意义、价值层面上,方方高出新写实小说。3: 叶兆言
南大硕士,在文学出版社做过编辑,有家学渊源,培养全面。叶圣陶在人格上很诚实,知识功底扎实,是个温厚长者,常站在启蒙立场对世俗生活进行透视。叶至诚、叶至善对体制有信赖,对体制之外的价值有很高的警惕,关注的是体制内人的成长,昂扬的精神状态。叶兆言在85年后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他在文化色彩上既不象祖辈,也不像父辈,其文化色彩很难定位。同时他又游离于知青之外,处于红卫兵或红小兵之间,与王安忆、张炜同一代,既不指认世俗,也不高扬理想。他身上集中了其祖父的温厚,同时又有点闲士的甚至是看透了某种东西之后的一种智性色彩,但又不像史铁生看的那么透,他始终关注的是世俗东西。
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中都有他。其创作的文类文体很宽。他有时极端世俗,把当下最日常的世俗的生活经验作为研究对象。如《关于厕所》对世俗生活看的很透:人生活在现实中,受动性是随处可见的,甚至是撒尿也能影响人的一生。《艳歌》
叶兆言小说拒绝浪漫小说的逻辑。小说结局的苍凉、荒凉感是新写实小说中很少见的。《艳歌》触到敏感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东西,与妻子的冷战让迟钦亭感到婚姻的无奈,与心中的恋人谈话后却感到苍凉,有更深的感叹(这部小说可与《白玫瑰与红玫瑰》相比)。小说表现了一个困境:人需要爱情,但爱情具体到一个人,你会发现你找的不是他,这是一个所爱非人的命题。迟钦亭的悲凉体验既是爱情的,也不是爱情的。人有理想,当你实现后,这个理想又变了质。时间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的悖论是苍凉的,是人无法挣脱的一个受困体验。小说没有结局。在新写实小说中,小说达到了一种别的小说无法达到的体验。池莉的烦恼体验停留在一种较情绪的层面上。《艳歌》没有一定的意象性,表现的是一种困境。题目是一种反讽,故事一点都不艳,表现了这种生活状态对人的捆绑。4:刘震云
当代作家中少有的有智慧的人之一,有人说他的写作有鲁迅的风格。
《单位》和《一地鸡毛》是姊妹篇,分别发表于1989年和1991年。《单位》写的是在某部某局某处这个“单位”里,“官”“民”都活得不轻松。《一地鸡毛》转到小林的家庭生活。其生活的烦恼程度,和池莉笔下那位印家厚也相差无几。刘震云在叙述这些生活中的“鸡毛”时,使用了大量的反讽笔调。对于小林,他是反讽中带有同情,对于老张、老孙、女老乔,也并非毫不留情的讥刺,而是有一点理解在里面的。
小说写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成长的故事,小林的经历是反成长的过程。
“一地鸡毛”、“蚂蚁”两个意象都来自小林的梦境。“一地鸡毛”的隐喻是那种纷乱的日常生活在人的内心中唤起的恐惧。梦表达的是一种本真的真实,小林虽被世俗化,内心并不甘心,很痛苦、恐惧,害怕自己被同化。城堡、铁屋子等与鸡毛都是围、困,表现主体与客观的关系,主体为客观所困。但城堡、铁屋子是硬的,鸡毛是软的,它表达的是日常生活对人的慢慢的异化。
“蚂蚁”合群,无个人、无主体性,盲目。陈凯歌《黄土地》结局一群人去祈雨,出现一个小孩逆向人群,越变越大,表现了个人从群体中出现。蚂蚁实际上反映了小林在把自己变为俗人后的恐惧。小林成了蚂蚁群中的一个。而“一地鸡毛”和“蚂蚁”都表现了小林内心中的不甘心。
(五):意义(总结)
新写实小说并非铁板一块的思潮,每个人的作品都有独特个性,不同作家也有不同的价值立场。作为一个流派,一个群体,新写实的作家们在精神层面上是不同的,新写实小说不是整合意义上的存在,不是审美、精神层面上的归类,它只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进行确定的一个流派
试图用一个流派来统合一批风格独特的作家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新写实”小说家会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甚至愤愤不平。“新写实主义”不过是一种命名,不过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不过是对理论匮乏的一次勉强满足。在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落入低谷的岁月里,“新写实主义”这面旗帜似乎鼓起了重新聚集的勇气。在“新写实”的名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变动。
1、文学写作不再依循意识形态推论实践,写作者不再有充当历史主体的欲望。
2、那些凡人琐事成为写作的中心素材,文学回到单纯的生活,因而对生活的洞察力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故事也朝着“传奇性”方面发展,制造远离乌托邦冲动的阅读快感。
第七节
新历史小说(2课时)
一 教学目的:了解新历史小说的发展状况。
二 教学重点:掌握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和审美特点。三 教学难点:认识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差别。四 教学方法:讲授 五 教学步骤:
(一)课程导入: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出现时间差不多,在87年前后,到目前没有终止。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主要作家和代表作品有:先锋小说中一部分涉及历史创作的作家。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和《枣树的故事》。苏童“枫杨树乡村系列”、妇女生活和新妇女生活系列。格非《大年》、《迷舟》。刘恒《伏羲伏羲》、《苍河白日梦》。女性作家的一部分作品也属于新历史小说,如赵玫。
(二)新历史小说观念:
新历史小说的出现,可视为鲁迅《故事新编》创作观念的承传和超越。由于道德失范、政治宽松和艺术民主,当今新历史小说拒绝接受“十七年”小说惯用的政治——历史话语,改变用历史小说阐释历史教科书的做法,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异端”性。
1:新历史小说家通过重叙历史,表现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在“五四”新文化背景上形成的“现代”话语,家庭的潜在文化语义就是封建、保守的营垒,是腐朽、堕落、衍生罪恶的渊薮,是民主自由与个性主义的否定力量。而新历史小说家将目光从宫廷、议政、战事、暴动、改朝换代这样巨型景观转向了村落、家族、血缘、人伦、性这些微型社会组织及其冲突。这表明新历史小说家对家族为内核的传统文化作了重新的审视和认同,因而写出来的作品富有深广的思想文化蕴涵。这类作品如《白鹿原》、《苍河白日梦》、《旧址》、《呼喊与细雨》、《活着》、《故乡天下黄花》等。
2:新历史小说家注重建构个人的历史话语。他们不愿以“再现”的手段去绘制与社会历史毫厘不差的真实图景,而宁可通过想象和虚构追求感觉的真实、情调的真切,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话语去探寻奥秘和重构历史。李锐在《旧址》中的题记:“我们的叙述不会给世界和时间带来任何增损,我们的叙述只是为了自己”,他还说自己只是“一意孤行地走进情感的历史,走进内心的历史”,看来,他并不钟情于历史的真实,强调以主体化的视角观照历史,这一点,体现出新历史小说家对历史的个人性的认识和体验。
李锐的《传说之死》,主人公六姑婆出身名门望族,并且是古城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曾舍命救过后来当上部长的弟弟,是一位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功臣。如果按照传统的创作方法,应该把六姑婆塑造成一位颇具传奇色彩和叱咤风云的人物,并且是一篇可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但是作者却洗去这段历史中的那些最能表现革命本质的浓烈的火红色调。而另辟蹊径,从疼爱和保护弟弟的亲情人性方面,去描述这位用香火自毁容颜以永不嫁人,终身信佛之志的六姑婆,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党的地下交通站重任的,又是如何为了“杨家的根”,怎样奋不顾身从敌人的监牢和枪口下将她弟弟救出来的。总之,六姑婆似乎没有多少革命的自觉意识,却完全具有甘愿牺牲自我的人性亲情的意识。从中可看出,即使带有浓厚“正统”色彩的故事,由于作者个人历史话语的顽强楔入,我们所见到的历史景观与已既定的历史面目发生较大的差异,凸现了历史被重新“书写”的个性化特征。
(三)新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历史小说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对历史的解构和意义的消解,诸如人物的世俗化,故事的虚构摹写和文本的戏仿艺术等。而这些方面,鲁迅早在《故事新编》时就有意尝试过。鲁迅的《故事新编》除了取材神话、传说外,主要取材春秋战国的史实,但他并不以修撰正史的方式,为古人树碑立传,而是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写出人物世俗化的特点。《理水》,塑造了治水英雄禹的形象。关于禹的传说,先秦典籍多有著述,然而,鲁迅祛除禹头上的神秘光圈,着力描绘他“乞丐似的”穷困艰苦和“铁铸”般的意志。有一段描写就很典型:“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伸开了两脚底都是栗子般的老茧。”小说结尾处还有一个令人回味的描述:“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禹,在鲁迅强大的艺术聚光灯照射下,现出凡人的一面,暴露了一些人性的弱点。这些圣人,在鲁迅笔下都突出其形象的“世俗化”和“非英雄化”的特点。而这一点,对后世历史小说创作颇有启示作用。
1:人物的世俗化,成为新历史小说自觉追求的审美特征之一。作为反拨和重构历史的需要,新历史小说由再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显赫的历史人物以揭示必然的历史本质,转变为叙述日常生活的风俗活动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以展现历史的本色。新历史小说是借一种历史氛围、历史情调、历史话语方式,在生命存在的体验上来展示人物的命运,以现代意识把对现实生命存在的思考,放在假定性的历史框架中来加以表现。作家在有意或无意间偏离或疏远了正统的历史,他们感兴趣的甚至是“正史”所不屑写的妾、妓、兵、匪,其身份一反传统话语中的政治色彩,而带有十足的民间性。新历史小说比较喜欢展示历史中处于“边缘性”的人物,写他们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朋友反目,邻里争斗等生活的日常性、世俗性、甚至是卑琐性的一面。
2:故事的虚构摹写,是新历史小说第二个审美特征。新历史小说家对历史不再保持谦卑,时常轻而易举地进入历史,从从容容地展开想象,至于史料的搜集和疑难考订均被洒脱地省略了。王安忆《父系和母系的神话》由一个中篇《伤心太平洋》和一个长篇《纪实和虚构》组成的。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我”就是王安忆,父亲就是王Ⅹ,曾祖父开创了我家的出洋史,同乡王木根说他还保留一本福建同安王氏家谱;母亲就是茹Ⅹ,她是一个浪子的女儿,“集孤儿与被抛弃于一身”,解放后以“同志”身份重返上海,等等,都说得有名有姓,可谓言之凿凿。但它又同时带有虚构性,在本书《跋》中,王安忆明白地说过:“我以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这两个虚构世界。我虚构了我的家族,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我还虚构了我的社会,将此视作我的横向关系。”同时,她又说:“我在虚构时候往往有一种奇妙的逆反心理,越是抽象的虚构,我越是要求有具体的景观作基础。”这就说纪实和虚构是难分难解的,互相牵制,实者似实而虚,虚者似虚而实。这样小说就把纪实和虚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
3:文本的戏仿,是新历史小说表现出来的第三个审美特征。鲁迅把《故事新编》中文本的戏仿,称之为“油滑”手法,它表现了作者一种新的思维向度和艺术创造天赋。《出关》中对《庄子》中哲学语言的戏仿:
庄子——慢慢的,慢慢的,我的衣服旧了,很脆,拉不得。你且听我几句话:你先不要专想衣服罢,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说有衣服对呢?„„
这段话,其实是鲁迅把《庄子》中几段话杂糅在一起,并把它们译成现代汉语的形式,达到了文本的戏仿效果。
新历史小说出于解构历史,消解意义,必然要建构自己独特的话语机制。而文本的戏仿便是最能代表他们历史话语的审美追求。
莫言《丰乳肥臀》对古人诗句、现实生活中的严肃或通俗歌词的文本戏拟,如:“黄鹤一去不复返,待到黑天落日头,让你亲个够。啊欧啊欧啊欧欧。”“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是一张饼,中间卷大葱,我是一个兵,拉屎不擦腚。” 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的结尾:
一年之后,村里死五人,伤一百零三人,赖和尚下台,卫东卫彪上台。
两年之后,卫东和卫彪闹矛盾。一年之后,卫东下台,卫彪上台。
“文化大革命”结束,卫彪、李葫芦下台„„一个叫秦正文的人上台。
五年之后,群众闹事,死二人,伤五十五人,秦正文下台,赵互助(赵刺猬儿子)上台。
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的这个结尾,也是一种文本的戏仿,它是对历史的严肃性和正义性的嘲讽和消解,让人觉得历史的前进不过是既有事实的重新演绎而已。
(四)代表作家作品: 1: 刘恒
北京长大,当过兵,文学编辑、知青。现实经历并不特别,但他的作品总感觉其经历中有创伤经验(创伤是关联心理学、文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创伤和记忆有关,记忆和语言有关,语言和主体成长有关,主体成长是文学关注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写实小说视角尽可能放的很平,刘恒也关注当下经验,但他并不关注经验的日常性,而关注日常的本能,欲望(希腊神话关注人的日常性,希伯来神话关注宗教、超验的东西。)。刘恒的叙述和中国注重社会经验的主流文学不同,他更重内心经验,即心理学上的第二宇宙,强调人生中的创伤对个人成长的影响。《苍河白日梦》
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20世纪家族小说之一。(类似的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叙述人是一个家奴,是活到一百岁的时候,用回忆的语调讲述家族故事。小说以讲述型取代书写型。百岁老人与年轻作者的讲述含有一种历史沧桑感,老人是一个家族边缘的窥视者,其视角是有局限的。这给读者的想象留下很大余地。二少爷表面上有启蒙思想,深层里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人格上的侏儒,人格严重分裂。二少爷的形象让人对启蒙话题有所思考。(可与巴金三部曲中的青年启蒙者比较)。
传统家族小说多以进化论、阶级论把家族成员分为老少两种,老代表保守,少代表新生,这已经是现代性叙事中的一个标准规范。但在这部小说中,父亲形象没有一点权力,什么都不操心。他唯一的担心是死。母亲只知吃斋念佛,父亲只知
吃
药
以
延
年
益寿。
2:格非
《大年》,以辛亥革命前后为背景,大旱之年,地主丁伯高的院子被一群饥民围住,丁家常客私塾先生建议分粮,丁听从了,矛盾化解了。
与传统的地主、农民构成小说主要驱动线不同,这篇小说的人物关系很复杂。豹子、私塾先生、玫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替代了丁伯高与豹子的结构。三个人的关系是一种性关系,而非财产关系。小说真正的驱动是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的关系。这是作者对乡村关系的一个新理解。与传统的阶级、经济、政治关系不同,是一个人的情欲的关系。3: 叶兆言
“夜泊秦淮”《状元镜》、《十字铺》、《半边营》、《追月楼》。四篇小说的背景是辛亥革命到45年抗战胜利。剔除了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来构成的小说,叙述重点放到家常的世俗的生活上。
《十字铺》:士新与季云被放到对比的关系上。士新形象萎缩、木讷,侍从原型,走上坡路。季云:风流才子,敢作敢为,白马王子原型,走下坡路。真珠:才女、美女。士新步步为营,季云最终被杀。小说讲了一个吃到天鹅肉的故事,是反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南山先生把家安在妓院中,这是一种反讽。季云和南山的关系既有上下辈关系,又有朋友关系,这打破了传统家族中的权力关系。小说把爱情至上主义、英雄至上主义、理想至上主义、一切都放到了务实的基点上。
(五)总结: 1:意义:新历史小说有自己的对立面,相对于传统历史小说的讲述规范、意义规范来说是新的。
(1)结构上的颠覆:题材上选择家族日常世俗经验,替代传统的革命历史重大事件的题材。题材由大变小,使小说内部事理逻辑被颠覆。新历史小说内在逻辑和结构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压迫反压迫的关系,变成了更复杂的血缘、欲望关系。(2)意义的颠覆:结构形态之后是意义形态,传统的历史进步论变成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循环论。这是新历史小说在意义上的颠覆。
(3)选择边缘身份的人讲述历史也是其文体上的变化之一。(4)“新历史小说”受“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很大,除取材外,主要特征与“新写实”极为相似,尤其“新历史小说”在“记史”的掩盖下,将新写实小说被琐事的“实录”遮蔽的“故事性”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使得新历史小说的可读性甚至远在新写实小说之上,从而最后完成了对先锋小说文体实验导致的精英化倾向的反拨。2:缺点:
“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文学化的重构,对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文学当然是一个突破。但它本身的弱点也很快暴露了出来。新历史小说的作者们太强调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拨,以至于常常陷入另一种模式之中;他们对叙事快感的过分热衷也让他们随意放纵自己的想象力,甚至顾不上逻辑和情理的制约。
第八节 女性文学(3课时)
一 教学目的:了解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状况。二 教学重点:掌握新时期重要的女作家的创作,以及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几次转变。
三 教学难点:理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四 教学方法:讲授 五 教学步骤:
(一)课程导入:女性文学的繁盛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学成果。新时期也是继五四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作品迭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不仅参与了女性意识的解放过程,而且参与了当代文学的重建过程。
(二)女性文学概念:女性文学指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反映女性问题的作品。
(三)当代女性文学概况 1:17年文学中的女性文学
17年脱离了表现女性世界的规矩,女性意识隐藏起来。艺术个性、性别特征隐退。女性意识当时被看作小资产阶级意识。宗璞的《红豆》和茹志娟的《百合花》因为叙事角度和笔调都是女性化的、诗意的而遭到批判。2: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1):在中国现代史上成名的前辈女作家在当代焕发青春。如冰心、丁玲、杨绛、草明、韦君宜等。A:冰心:从多年沉默中走出,进入创作盛期
她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影响广泛、长久的作家。晚期作品成就很高,小说与散文都进入炉火纯青的状态。如《从八十岁发起的誓言》
B:丁玲:《杜晚香》、《牛棚小品》、《风雪人间》等。C:韦君宜:《老干部别传》、《洗礼》、《母与子》 D:杨绛《洗澡》、《干校六记》
(2):50、60年代成名的新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很多人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坚
A:宗璞《我是谁》、《三生石》、《南渡记》 B: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 C:刘真《黑旗》
D:柯岩《船长》(报告文学)、《寻找回来的世界》(3):新时期崛起的女作家
张洁、谌容、凌力、霍达、戴厚英、程乃珊、舒婷、陆星儿等
(4)八十年代中期的崭新一代的女性作家群
残雪、蒋子丹、张辛、迟子建、张抗抗、张辛欣、铁凝、王安忆、池莉、方方等
(5)90年代成为焦点的作家,如陈染、林白、卫慧等。
(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1:女人也是人(五四到80年代)
五四时期女性作为人的意识觉醒,女人是和男人一样的人,小说通过掩盖女人的性别身份,来突出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小说中忽视性别差异的写法,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女性解放的趋势,但也造成了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雄化的弊端。2:女人就是女人(90年代)
90年代市场经济繁荣,都市文化繁荣,女人成为欲望和消费的热点和卖点,这样的语境下,以女性性别身份为荣成为写作时尚。这是一个充满偏执论的反驳,只见女人不见人。如美女作家运用自传体小说这一修辞手段,引导读者把主人公经历与作者经历联系起来。消解小说的虚构性,刺激读者的联想。是一个牺牲个人尊严的性别秀,有意无意迎合了男权的期待。
3:女人和个人相互支撑(世纪之交)
女性文学中最先提出个人概念的是王安忆,她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女人比男人更具有个人性,这就和文学的基础结成了同盟。
林白《个人记忆与个人化写作》“女性写作面临的语境是主流叙述下还有男性话语的覆盖。这两重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
陈染:作为个人要从多数群体中疏理出来,很多人很多时候就是那种茂盛的泡沫。
(五)作家 1:张洁、谌容
(1)张洁:早期作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忏悔》、《沉重的翅膀》可谓主流文学的代表作;而《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方舟》、《红蘑菇》、《无字》等则昭示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超越。
张洁小说的女性思考:张洁是首屈一指的最具才情的敏感的女性作家。有敏锐的女性意识,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方舟》题记: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反映了复杂的女性意识、个体意识,呼唤女性美的复归,同时又参与了当时寻找男子汉的文化主题。《方舟》、《祖母绿》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系列篇,表达女性追寻过程中的失落,其中男性形象软弱、令人失望。有亮色的是女性。《方舟》中三个女性结成朋友,反映了女性对男性失望后,在同性中寻找情感寄托的姐妹之情。《祖母绿》塑造了富有牺牲精神的曾令儿形象,为了爱一个男人,宁肯自己品尝爱的苦果。
(2)谌容:75年开始发表作品,命运多舛,大器晚成。80年代初以《人到中年》蜚声文坛。后有《太子村的秘密》、《懒得离婚》等小说,均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外《错,错,错!》、《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减去十岁》、《散淡的人》、《送你一束夜来香》等亦影响重大。题材多涉及知识分子,农民问题,爱情婚姻等。
2:张辛欣、张抗抗、池莉、毕淑敏
(1)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表现女性在爱情、家庭夹缝中的生存。《在同一地平线上》表现了一个贤妻良母的困惑,想走出家庭,寻找自己的价值,却由此导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小说提出了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中的两难,即男女在家庭中没有平等待遇,工作上则要处于同一地平线,否则男人觉得你是累赘。
(2)张抗抗:《爱的权力》、《北极光》(女性的理想之光,追寻理想男人)、《夏》、《情感画廊》(女性的关于爱、美的自然话语。)
(3)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人生三部曲),用笔解构传统意义上的爱情神话。
《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凝眸》、《绿水常流》、《你以为你是谁》、《午夜起舞》、《口红》、《小姐你早》、《云破处》等小说对人性、道德展开追问。
池莉认为生育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成人仪式。《怎么爱你也不够》写尽对女儿的爱。
(4)毕淑敏:《昆仑殇》、《女人之约》追回女人的失落的尊严和价值,提出女性解放的阻力在女性内部,往往由于女性间的身份等的不同,妨碍了女性解放。3:王安忆,铁凝
(1)王安忆:创作风格多变,文学视野开阔。其反映女性的作品展示了男女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如小说《逐鹿中街》以喜剧的方式展示了夫妻的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同时也不无悲哀的反映了女性对男性的根深蒂固的依赖性。小说《叔叔的故事》和《我爱比尔》则从两性角度探讨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揭示出东方文化在占有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面前所扮演的尴尬的女性角色。
(2)铁凝:其作品多在对社会文明进程的思考中展示女性的矛盾与困境,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乡村女性群体,如大芝娘、香雪等。小说《玫瑰门》被誉为展现女性历史命运的厚重之作,它通过对庄家几代女性命运的描写,揭示了女性生存与现代历史和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4:陈染、林白——新女性小说
“新女性小说” 往往也被人叫做 “私人小说”,或 “私人写作”、“个人化写作” 等,主要是指陈染和林白等近年的小说。它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为写作背景,站在女性独立的立场上进行女性个体生存状态的描述,自女性角度发出对生活和社会的诘问。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强烈的无所不在的性别意识。
(1)陈染的作品充满了哲学味和内心的思考,构建出鲜明的女性意识,被人为是女性私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破开》、《私人生活》、《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凡墙都是门》、《流水不逝,圆圈不圆》
(2)林白是当今的女作家中最直接进入女性意识深处的人,她把女性的经验推到极端。代表作有《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致命的飞翔》。
第四篇:女性主义
女权主义认识
虽然“女权主义”一词出现于19世纪末,但是女权运动的发端却要早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当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妇女的处境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断下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使得西方妇女愈益无法忍受现实中的两性差别。她们开始以种种方式争取与男子相同的政治和法律地位,诸如受教育、财产、就业、离婚等方面的权利。
第一次女权运动兴起于世纪中叶。它的高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是妇女争取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法律权利的运动。斗争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国家,指向那些将妇女排斥在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利之外的国家法律。
第一次女权运动主要有三个目标: ①争取女性选举权。②争取女性受教育的权利。③争取女性就业权。
1949年,法国著名作家波伏娃发表了《第二性》,为女权主义第二次高潮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波伏娃在她的书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即男性,女人被看作是男性的偏离,因此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她认为“女子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人类文化造成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因此决定女性社会地位的因素不是单纯生理的、心理的或经济的因素,而是社会的。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详细地分析了社会文化弱化女性的过程,指出在父制下女性永远是次等的,因而是“第二性的”。此书被誉为“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的《圣经》,为20世纪50~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高潮提供了理论武器。女权主义的理论特点
要准确地把握西方女权主义的基本特征非常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学者们基本上无人去尝试。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男性所主导的其他所有政治思潮大不相同,甚至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女权主义的特征无限多,从而无法充分而恰当地予以归纳,只能就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作些粗略的描述。
(1)女权主义是一种以女性为主体的思潮,具有明显的性别倾向性。作为一种女性思潮,女权主义不仅在思想观点上代表着女性的利益并为妇女争取权利,而且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大多数是女性。因此,女权主义是一种妇女自己的思潮。有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虽然也有男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并为此而作出一定的贡献,但他们只能成为女权主义的支.持者,而不能成为女权主义者。
(2)女权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而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常常从其他流派吸收理论营养,并与其他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在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绿色政治、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后现代主义等政治思潮的影响下,女权主义内部形成了自由女权主义、社会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浪漫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等政治价值取向不一致的众多主要流派。他们各执一端,相争而又互补,无一能够代表整个女权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米源多元化与社会民主主义、绿色和平主义颇为相似,甚至比它们走得更远。
(3)女权主义在思想上具有明显的随意性。一方面与传统政治思潮尤其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主流思潮相比,女权主义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情绪的宣泄远远多于理性的思考。方法论不明确,甚至不讲究;逻辑不清楚,推论时断时续;语言、甚至数据高度夸张,牢骚、乃至咒骂比比皆是;观点(包括结论)自相矛盾,缺乏无可辩驳的说服力。然而另一方面,女权主义的文献直抒胸臆,又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越来越多的女权分子相信,这种模糊思维取决于女人自身的生理条件,因而在心理上势必有别于男人,其直觉往往压倒理性。
(4)女权主义与其他男性理论相比,体现出强烈的温和色彩。无论某些女权流派或者女权分子如何激进,如何呼唤妇女解放、女权革命,甚至大谈性别战争,却从来没有任何女权主义理论代表鼓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即使实践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反抗性群体破坏活动,也不过纵火而已。其明显的原因在于暴力不是女性的优势。根本原因在于,就人类的生活和延续而言,两性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均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因而在斗争的向时,双方还不得不谋求妥协。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观点
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潮前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仍然十分活跃,涌现出大批理论著作,其中美国妇女B·弗里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起了运动先声的作用,她发起的“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an,全国妇女组织)后来达到240多万人,成为西方最大的妇女团体。继《女性的奥秘》之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经典作品,如:理查兹的《怀疑一切的女权主义者》1982,G·斯蒂奈姆的《愤怒的行动和日常的反抗》(1983)欧金的《性别、正义与家庭》1990)等,她们的思想代表了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一)继续坚持男女两性具有相同理性 在人性论这个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上,自由女权主义认同传统自由主义的观点,即持一种理性至上的信念。传统自由主义主张把人的活动分为理性和感性两个相互冲突的领域,并认为理性高于感性,人类有能力区别于、并且优越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性。但传统自由主义只是将理性的桂冠戴在男人头上,认为男性具有勇敢、自信、开放、进取、宽容等一系列相关的优点,而女性不具有理性,或女性的理性低于男性,女人常常在“冲动(感情用事)”的标签之下,同怯懦、轻浮、琐碎、蝙狭、封闭等一系列缺点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历来不接受这种流行观念,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继续坚持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两性理性无差异”理论,认为两性的本质、尤其理性的基本特征没有太大的区别,男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到.社会舆论对两性的不同理解实属男性的产品,甚至就是排挤、压制妇女的借口。正如密尔所说:“现在被称之为妇女的天性明显地是人为的事一一在某些方面是强制压迫的结果,在另一些方面是不自然的刺激的结果。”(二)男女两性应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但西方传统观念出于性别偏见,认为妇女天生软弱无能,仅仅适合有限的特定职业,例如医务、服务、文秘、教师等等。而不能从事投资、政治、传教等工作,更不用说军事、警务等需要高度体能和胆量的行当。在同一个部门或者单位,两性有明确的“分工”,男性员工大多待遇好、地位高,女性员工恰恰相反。即便在所谓适合妇女的领域,两性也有明显的主从之别。例如在医院,院长、科主任和资深医生大多为男性,女性主要充当护士;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哈佛大学,文科的近500名资深教授竟然是清一色的须眉。事实上在就业和竞选活动中,如果男女两名对象或者候选人能力相当,女性一般都会“莫名其妙”地失败。这一切,传统上就连自由派的男子都觉得天经地义,认定女人其实最适合在私人领域持家,而不是在公共领域驰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从更加彻底的理性主义出发,执着地追求性别平等,或者性别正义,因此而得名“平权女权主义”。她们中有些人甚至认为,除了生理构造之外,两性在责任、命运、活动方式等其他方面没有区别,因此,反对对妇女的任何歧视,要求摆脱“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突破家庭这个私人领域的限制,进人在传统上由男人把持的公共领域。渴望享受与男性同样的个人理性选择以及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人权、待遇和机会,在同样的市场规则下进行公平的、公开的竞争,以取得自我的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例如在教育方面,自山女权派一向反对传统的、带有歧视性的性别隔离制度,要求两性实行内容一致的混合教育,以充分发掘妇女的潜能口“不仅男女两性的德行,而且两性的知识在性质上也应该是相同的,即使在程度上不相等。”在就业方面,强烈要求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对两性一视同仁,绝不能出于性别原因而排斥妇女。她们相信,妇女的解放还能让男人摆脱养家糊口和保卫祖国的重负,从而解放自身。
(三)改革不公正的法律与教育体制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性之所以显得不如男性,是因为她们没有得到与男性相同的受教育机会,因此,妇女应该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和相应的法律改革。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美国基本上是遵循对所有人一律给予公平和自由的原则的,只是这种公平和自由还应当进一步扩展到妇女身上。由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及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推动下,196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同工同酬法案”,20世纪60年代末,又对民权法案作了修改,把雇佣中禁止性别歧视的内容列人了法案;7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全国妇女组织(NOW)又掀起了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的运动,要求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规定“合众国或任何州不得以性别为由,剥夺或限制法律所规定的妇女的平等权利”。迄今为止,美国宪法修正案共有26条,所以“平等权利修正案”又被称为宪法第27条修正案。早在1971年和1972年,美国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这项修正案。但是根据规定,宪法修正案还必须得到美国50个州中3/4的州即38个州的批准,才能最终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但是到1978年为止,这项修正案只得到35个州的批准,为此,国会不得不将批准的限期从原来的1979年延长到1982年,但到1982年6月30日为止,支持此修正案的州仍然只有35个,因此这息。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两党的候选人都曾对此项修正案发表看法。虽然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阻力很大,但女权主义者还会继续斗争下去。项修正案只得被废弃。尽管如此,美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从未止.(四)认同现存的政治秋序及价值体系 自山女权主义形成2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方女权运动中最大的流派,并且为异性所领导的主流舆论所接受。这主要是由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立场温和,基本认同现存的政治秩序及其价值体系,承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比较容易同其他利益集团达成妥协。
第五篇: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影片
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
[摘 要] 《蒙娜丽莎的微笑》这部影片关注了当代女性生存与自我身份认同困境这一热点问题,导演迈克·尼维尔通过电影特有的光影叙事方式,为我们展示了女性主义先驱如何思考与践行的生活轨迹。《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表达女性自身诉求的电影,它所呈现出的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即使是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的今天,这部影片对于女性如何发现自我、寻求自我发展之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蒙娜丽莎的微笑》;女性主义;失语;觉醒;反抗
《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一部“星光熠熠”的女性电影,云集了朱莉娅·罗伯茨、斯黛尔斯、克莉斯汀以及“蝙蝠侠女友”玛姬·葛伦哈尔众多美女明星,茱莉亚·罗伯茨在这部影片中继续延续了以往美丽、智慧、独立的电影形象。故事发生在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被誉为“没有男子的常青藤” ——卫斯理女子学院中,而这个学院并不是单单以治学文明,而是以培养名媛淑女出名,由朱莉娅·罗伯茨饰演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沃森作为一个刚刚从加州柏克莱大学毕业的美学博士,在大学里接受了女性自由改革的思想,她个人胸怀宏愿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教授,满怀理想的凯瑟琳受聘来到久负盛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担任艺术史教授。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女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社会地位也逐渐受到重视,但在上流社会女性所受到的封建思想禁锢现象仍旧非常严重,在卫斯理这座著名的女子大学里,女学生们大都来自上流社会家庭,从小接受优秀的教育,但教育的目标并不是使其个人得到良好的发展而是将她们塑造成千篇一律的上流名媛,并且以嫁入豪门做个上流贵妇为终极目标。对学院的这种腐朽教育思想令凯瑟琳无法忍受,她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女性,力图在教育过程中散播自由种子,鼓励女学生们摆脱思想的桎梏,勇敢追寻个人理想之路。影片即以师生互动关系为主轴,讲述了女主人公凯瑟琳在女校中如何传播自由思想、如何帮助女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阻挠和挑战。
一、失 语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女性主义巨著《第二性》中给从古至今的女性做出了定位——“第二性”。相对于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来说,女性永远处于被动和附属的次要位置上,甚至是到了现代的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尽管第一次把性别问题提升到了社会结构的高度,但在其理论中仍然是“将男人定义为人,将女人定义为雌性——每当她的行为举止像人时,她实际上是在模仿男人。” 女性在人类社会之中长久作为“他者”的身份存在。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从来没有男人有这样一种意识去表现男人的特殊地位和处境,也同样没有人关注这种由性别而引发的问题,这是一种长久以来男权社会造成的集体无意识,同样也是约定俗成的社会常态,而这种常态背后的不合理,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关键所在。迄今为止,女性主义小说、电影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觉醒的女权主义者对女性的社会角色、身份的思考。
在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卫斯理女子学院所进行的教育实际上是为男权社会输送高质量的贤妻良母,而对女性自身的发展是极度忽视的,在这里所有女性的行为标准是统一的,所有的人生目标是统一的,女性的自身需求是完全被忽视的,女性不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存在,而是作为男性华丽的附属品存在的。在男权社会的主导下,女性处于失声缄默的状态,而这种生存困境是完全被粗暴的男权制度所漠视的,更重要的是,生活于其中的女学生成长环境中完全受到男权思想的灌输,她们自身是无法意识到这种看似常态实际上却完全不合理的境遇的。
女性处于“他者”的地位,处于社会公共话语平台中“失语”的困境在本片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在卫斯理这座波士顿以北10公里的女子学院里,全部是女学生和大部分由女性组成的教师团体,但是在掌握真正话语权的校董会中的实权人物是由男性充任。当凯瑟琳小姐的第一堂课受到女学生捉弄时,真正的压迫感来自角落中的那位男性学监,因为他掌握着凯瑟琳授课的优劣的评判权。学院运动会不是对体育精神的歌颂,而是对女孩子们早日得到上流社会绅士青睐的激励,跑步得第一名的女孩预示着她将成为最早找到归宿的幸运儿,在全体师生的祝贺声中,以结婚为女性幸福旨归的观念被潜移默化地灌输着。
而作为男权话语培养下的产物,女学生贝蒂作为卫斯理学院迂腐教育思想的强力捍卫者。身为校董事会资助人的女儿,贝蒂在这群女学生中具有强力的话语地位。而这种话语并不是出自贝蒂自身的思考,而是作为男性话语对女性话语剥夺与漠视的代言人,是男权对女性间接压迫的行使机器。在影片中最直接的表现,在同学中间,任何对于学院制度的质疑都将受到她尖刻的批评。凯瑟琳的朋友、医疗室的护士出于保护女学生的目的向女孩们发放避孕工具,被贝蒂蓄意透露给学校,校方立即将其解雇。贝蒂始终坚信只有维护家庭和社会所制约下的女性形象,并且将恪守这种制约看作是神圣的义务,与此同时,相信只有达到男性所认定的妻子角色才是女性幸福的所在。
讽刺的是,贝蒂按照她所理解的女性角色去生活得到的是不幸的婚姻,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中饱受丈夫的冷落,使她身心遭受了重创。更深刻的冷漠真相是,贝蒂试图回到母亲身边来获得慰藉和支持,但同样是男权思想下产物的母亲冷酷地将其拒之门外,并将她的身份定位于他人之妻而非血脉相依的女儿,更不是性别上相惜的女性。贝蒂实质上已遭到丈夫无情的抛弃,却在困境中只能孤立无援地独自苦熬,而被剥夺了做出离婚决定的权利。正是基于现实中妇女类似困境的一再出现,女性主义才得以萌芽,随即女性主义运动才得以蓬勃发展。
二、觉 醒
凯瑟琳出现在卫斯理女校,不仅仅是作为美术史教师,作为知识传播者出现的,因为凯瑟琳的第一堂课在讲授美术课程时便受到了女学生的嘲弄,卫斯理女校的女孩子们作为来自上流社会的名门闺秀知识底蕴是坚实的,但是她们缺乏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来自个人身份认证上的盲区,而凯瑟琳的到来无疑是带有启蒙性质的。
在凯瑟琳到来之前,女孩子们处于男权思想灌输下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盲从,对于个人身份的认同完全建立在交付于男性社会认同标准的基础之上,她们缺乏对于女性、个人命运的思考,甚至是主体性的认识,在丰厚的物质背后是个人意识的盲区,她们看上去是天之骄女,拥有无上的选择权利,实际上是家庭、婚姻、男权社会中的玩偶,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是苍白而空虚的心灵,洋溢的青春一开始便要注定走向迂腐的婚姻坟墓。
凯瑟琳大胆地放弃了原有的单一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转入对女性觉醒意识的启迪。在影片中,凯瑟琳抛弃了经典的古典艺术,继而转入对现代艺术的介绍,首先从视觉和眼界上打开了女学生的思考空间。凯瑟琳将教师的工作看作是对个人理想的践行,这不可避免地与校方的教育理念相左。当妇女们把家庭制度作为自身信仰,把结婚生子作为自我独立方式,把家庭主妇作为终身职业,把丈夫、儿子的成就看做人生骄傲,女性自觉地站在附属于男人的地位,女人们即使在摆脱父母的掌控后,仍然选择温顺地接受新主人——丈夫的支配。凯瑟琳却选择了在男人的舞台上展示自我的生存哲学,她的前卫思想颠覆了一成不变的经典艺术教学,将现代主义作品大胆引入作为实用教材。
凯瑟琳在给女学生讲授梵高之时,对她们说,梵高的绘画世界并不是描摹了一个他所看到的世界,而是表现了一个他所感受到的世界。在凯瑟琳春风化雨的点拨下,女学生们从开始的蔑视这位出身平庸骑着自行车的女教师到尊重再到后来的灵魂共鸣,在卫斯理这座上流名媛聚集的小世界中,女学生展开了对自身女性命运的思考与抉择,她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长久以来所接收到的来自男权社会的信息,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自己所看到的事物是否就是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是否是得到个人思索认证的,一直以来被忽视的自我心灵世界被打开,从蒙昧走向了理性的思考,女性自我权利的诉求以一种势不可挡之势开始萌生并壮大起来,这种诉求是代表了女性的个人思考,同时也是女性自身力量的象征。
三、反 抗
正如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多夫》中所说:“一个人得不到大家的理解没关系,将来必将由整个民族来体验。”凯瑟琳作为一个女性教师出现在卫斯理这样的女校、出现在上世纪大多数女性仍旧生存在男性话语权、对自身处境处于蒙昧状态的时代来说,她的行为与思想是超越时代的。就其性格而言,凯瑟琳是觉醒了的女性主义者,作为反叛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对婚姻的弃绝,虽然在那个时代单身女性并不鲜见,甚至是西方有着女性独身的传统,在卫斯理学院中单身女教师也大有人在,但是就像凯瑟琳的房东南希为代表的清规戒律所异化的修女式人物,这些老处女们是用自己的贞洁与牺牲维持着传统婚姻观念,她们的独身恰恰是对禁锢女性的制度的配合,而不是反抗。凯瑟琳恰恰与这些女性相反,她作为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新时代的产物,来自美国以思想自由前卫著称的加州伯克利大学,使她身上自有的女性意识得以凸显。她甘愿离开加州的男友,就是为了在更高的层次上证明自己作为一名女性教师的力量与社会价值,像凯瑟琳这样不甘心于女性固有地位的自觉意识,在当时忽视女性存在的集体无意识氛围中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但其先锋性却有着启蒙意义。
然而琼与贝蒂在凯瑟琳的影响下,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贝蒂坚持固守传统婚姻制度,在饱受不幸婚姻的折磨之后,她的母亲不顾其所受的痛苦,坚持要她为了保证荣誉,继续维持这名存实亡的婚姻。贝蒂的母亲身为女性,却已经沦落成封建制度的帮凶来残害自己的女儿,对于女儿命运的支配是保证其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贝蒂对未来的憧憬幻灭之后,从凯瑟琳的反对者变成了最亲密的支持者,她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来重新评价自己的人生道路,重新开始寻找女性自身的人生意义,而从学业和职业中获得女性应有的社会权利与地位,最后她决定到纽约去求学。而与此相反,凯瑟琳寄予厚望的琼在重蹈贝蒂的覆辙,看上去较为独立的琼,最终在制度面前低头,放弃了去耶鲁深造的机会,回归自己家庭主妇的命运。
这部以师生互动关系为主轴的影片一经问世,便受到多方关注,许多影评人将其看做是《死亡诗社》的女性版,尽管两部影片都是教育题材都关注了教育制度问题,但是切入点还是大相径庭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表达女性自身诉求的电影,它所呈现出的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即使是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的今天,这部影片对于女性如何发现自我、寻求自我发展之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霞.传统女性主义的局限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超越[J].江汉论坛,2001(02).[2] 彭吉象.影视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 [英]欧纳斯特·林格伦.论电影艺术[M].何力,李庄藩,刘芸,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4]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 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作者简介] 肖飚(1968—),女,北京人,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