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英文论文)吉姆爷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5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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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吉姆老爷》的存在主义解读

摘 要：《吉姆老爷》是英国文学中第一部突出的现代主义作品，对英国乃至世界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解读约瑟夫·康拉德的长篇小说《吉姆老爷》，通过对小说的结构和主人公吉姆的心理分析，探讨吉姆一生对真我的执着追求，进而揭示出小说家康拉德对追求真我的存在主义态度以及对自由、决定、行为和责任等存在主义概念的诠释。

关键词：自由；选择；责任；真我尽管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Kierkegaard)在l9世纪中期就提出了存在主义的主要观点，但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哲学思潮是在二战后才风行一时的。约瑟夫·康拉德在其名作《吉姆老爷》(1900)中则体现出一种承前启后的存在主义观点，它既有克尔凯郭对“群体”意识的否定，又有萨特式的“真我”追求。小说以吉姆的一生为主线，淋漓尽致地演绎了康拉德的存在主义理念。小说主人公吉姆在追求真我的过程中历经彷徨和磨难，最终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真我。其悲剧性的经历可按其个人人格的发展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假我出身于牧师世家的吉姆先是在一些“消遣文学”的刺激下，怀着莫名其妙的亢奋幻想，盲目地选择了航海生涯。此时的吉姆天真幼稚，对伴随着这一选择的重大责任一无所知。首航时，生活于幻想世界中的吉姆独自“在脑海中预演着消遣文学中所描述的海上生活”⋯。这些幻想使他无法关注身边的现实世界，无法把握存在的真实意义，因而也不具备任何实际的行为能力——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暴，吉姆毫无准备，“站在那里一动没动”，完全震慑于那“天昏地暗”中所透出的“凶残的目的”和“狂暴的执着”。

克尔凯郭认为：“选择本身对个人本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选择时，个人本质完全体现于所选之物中，如果个人放弃选择的话，其本质就会消失殆尽。”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吉姆无法作出任何现实意义上的选择，只能下意识地选择退缩。这一选择暴露了吉姆性格中的怯懦、此时他自我设定的英雄形象完全是虚幻的，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正浑然不觉地处于一种自我欺骗的“假我”状态。他把这次失败看作是一次错失良机，仅仅“为自己在(来自宇宙的)色厉内荏的威胁面前表现出的敬畏感到后悔”。在幻想世界中，他依然是自己的英雄。两年后吉姆体验到了海德格尔(Heidegger)所定义的“真正厌倦”。他渐渐“了解了水天之间生活的单调⋯⋯也明白了谋生的无奈和艰辛”。这种感觉体现了个体存在的渺小和无奈，同时也激励着个人为确立自身价值而抗争。然而，由于长期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吉姆为“丰厚的薪水”而留在了海上。这次对群体意识的盲从暴露了吉姆生存的空洞，使他在伪信中进一步背叛了“真我”。在群体意识的作用下，吉姆没有经受任何真正的考验便成为一艘商船的大副，因而他内在的本质依然不为人知，他真实的自我只有通过一系列戏剧化的冲突和严峻的危机才能暴露出来。

在商船上吉姆再次“窥见”了真实：他在一场大风暴来临之前“意外”受伤，这一次“一种强烈的痛楚时时袭遍他的全身，令他在床上辗转呻吟，他随之看到了生存难以言喻的冷酷现实，一种绝望的感觉让他恨不得不顾一切地逃掉”。这种痛楚显然是精神多于肉体的，它穿透了吉姆的幻想世界，迫使他面对现实。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痛苦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既揭示出存在的偶然性和危险性，也提醒着个人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吉姆此时想到的仅仅是逃避而已。

风暴过后，吉姆逗留在一个东方港口，很快结识了一群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的人，并渐渐羡慕起他们那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过上的逍遥生活”。他抛弃了自己的英雄梦想，也放弃了回家的打算，随遇而安地当上了“帕特拿”号的大副。这是吉姆在“他人”影响下做出的又一个不负责任的选择，希望藉此逃避存在的艰辛。至此吉姆彻底背离了“真我”，完全处于一种受群体意识支配的“假我”状态中。

应该说明的是，虽然吉姆那些空洞的“英雄”梦想代表着吉姆的“伪信”，即下意识的自我欺骗

和对客观现实的逃避，但它们同时也代表着吉姆真实理想中的自我——“它们是他生命的精华所在，是他生命中秘密的真相、隐蔽的真实。”吉姆的自我欺骗完全是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在内心深处他完全相信自己那虚幻的英雄形象，这一信念也是他以后走向“真我”的基础。然而在这一阶段吉姆的“英雄”自我只是空洞的幻想，而非有意识的选择，所以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当“帕特拿”号危机突现时，吉姆经历了痛苦的“非此即彼”的“斟酌”(deliberation)状态①：他最初的反应是想大喊，唤起所有沉睡的旅客，但却被一阵强烈的绝望感控制着，无法发出声音。长期的幻想生活使他在现实的突发事件面前再一次无能为力，他处于一种“奇怪的被动幻觉当中”，觉得自己“只能和船一起沉没了”。令吉姆丧失行动能力的并不是对“死亡迫近”的恐惧，而是对突然出现的重大责任的恐惧——“八百个人七艘救生艇”，这一回荡在他脑海里的声音震慑着他，使他不知所措。在整个棍乱的过程中，吉姆觉得自己似乎一直和那些东推西撞、狼狈逃命的船员们“保持着距离”。然而，正如克尔凯郭所指出的，“在个体开始选择之前，个性已经在作选择了，而当个体试图推迟选择时，个性便会做出下意识的选择。”„2j由于吉姆长期对群体意识的顺从，他的被动最终让位给了其个性下意识的选择：他随“他人”一起跳下了船。

二、面对自我尽管这一跳是在“他人”影响下做出的下意识选择，尽管这一跳对吉姆来说显得近乎虚幻—— “我好像是跳下去了”，但它却使吉姆不得不摆脱幻想，面对一个真实的自我：他“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 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发现”。存在的自由已使他跳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在海上漂流时，吉姆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存在的荒诞：“我们就像是被关在一座宽敞的坟墓里，与外界了无瓜葛，也没有人来评判我们，一切都毫无意义。”吉姆开始在实现真我的旅程上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帕特拿”号出人意料地安全抵港后，吉姆没有随其他船员逃逸，而是留下来参加了聆讯。这固然是由于他依然坚守着自己那一点残存的“英雄”形象，但也体现出他对属于自己的价值观的认定。吉姆选择面对的不是公众意见——他显然对“这些法律程序”持“一种轻蔑的态度”，而是他自己。他向马洛(Marlow)强调自己要直面整个事件——“我不会跑的，我知道真相，我要面对它— — 独自一人面对它。”可以看出，吉姆这一次的选择与以前那些在“群体”影响下做出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他“坦然面对自我”的新选择，这一选择奠定了吉姆追求真我的基础，因为真实的存在首先是要树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但此时的吉姆只是在“试图从烈焰中挽回自己残存的道德形象”，他的头脑中只有那个浪漫的幻想世界的残骸，而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计划，结果他只能“独自在码头游荡⋯⋯沉默而不知所措”。在与马洛的交谈中，他也极力想回避自己的责任。他先是指责那“戏弄了他的邪恶力量”，随即又指责“群体”— — “他们无异于是用钩子把我扯下了船。”但所有这些都无非是借口，暴露出了吉姆的自我逃避，因而马洛看到：吉姆并不是在跟我说话，他只是在我面前说话，在同一个看不见的人争执。这个人是他存在中的对立者，也是他存在中不可分割的伴侣—— 他是他灵魂的另一个占有者⋯⋯这是关于人生真谛的一次微妙而重要的争论。

吉姆自己最终也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这一无法推卸的责任，他的真实自我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暴露无遗—— ”我跳下去了——不是吗?这就是我要面对的事实。再怎么解释也没用。”尽管如此，吉姆依然很难面对这一难堪的真实自我，因此从“帕特拿”一跳到“帕途杉”一跃之间，吉姆的生活记录了一个受良知谴责的个人在两个自我之间摇摆不定的斗争经历，令马洛无法理解他“究竟是在逃避自己的心魔，还是在面对它”。

虽然吉姆不断强调“我不会逃走”，但事实上他却是在“绝对地逃跑”：逃避每一个知情者，逃避他在“帕特拿”号上表现出的自我。他内心追求真我的渴望始终无法克服来自外界的种种干

扰，于是他四处流浪，“等待着⋯⋯某种可以说是机会的东西”。然而，人在塑造自我的同时必须学会处理与他人的“偶然性”(contingency)共处。由于个人的存在和周围的存在共同发生在一个广阔背景里，因而改造自我必然意味着改造世界。吉姆与周围世界的格格不入使他的处境越发危险起来，很快恶化到了绝望的境地，他那“脆弱的神经”竟然使他卷入了酒吧里的斗殴!为了拯救吉姆，马洛与斯戴恩一起为他设计了帕途杉之行。

最初吉姆去帕途杉的决定与其说是面对自我，不如说是在逃避旧我，是为了把原来的失败抛在身后，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重新展开幻想。所以，马洛觉得吉姆去帕途杉“给他此前所有冲动的离弃都抹上了一层逃跑的色彩——就像是再次跳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但是，吉姆确实需要这样一次机会，因为在短时间内他尚不够坚强，无法同时战胜内在的旧我和外部群体的影响。他必须集中精力先战胜旧我，而后才能够战胜外部世界。“远离人类文明”的帕途杉岛不仅给吉姆提供了一个可以逃避旧我的避难所，更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他“重新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吉姆将面对存在无限的自由和责任。与他以前幻想中的安全感相反，在那座小岛上“他脚下踩着的将只有自己的鞋底，而首先他还得为它们找一个立足之地”。

三、真我正如“帕特拿”一跳是吉姆海上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在帕途杉岛上的真我生活也是从两次跳跃开始的。第一次他“像小鸟一样”跃过了阿郎酋长囚禁他的栅栏，开始了自由向上的生活；第二次他跳过了阻隔在自己和达拉曼领地之间的河流，这一跳不仅保证了他的自由，还使他再次看到了存在的荒诞——“方圆数百里只有他独自一人，孤独无助，没人同情，不会有任何人关心。”正是这一跳将吉姆成功地送上了通往真我的道路，从此他将开始自我存在的抗争。

吉姆在达拉曼那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与叛匪阿里作战。这项计划将帮助他实现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就在计划实施前，他又一次惊遇险情：奸诈的康尼留斯(Cornelius)串通阿里，企图在夜里暗杀吉姆。这一次，吉姆没有被动地沉湎于自己“天堂般的美梦”——他不仅在珍珠的呼唤声中立刻醒了过来，而且还拒绝了珍珠让他逃跑的建议。吉姆主动出击，彻底粉碎了这次暗杀阴谋。这一次的成功鼓舞了他的斗志，令他找到了生活中的爱和自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珍珠”。从此他将坚定不移地走上通往真我的道路。在与叛匪阿里的战役中，吉姆身先士卒，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吉姆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对叛匪作战的胜利，而且还是一次与“帕特拿”旧我抗争的胜利。这次现实世界中的战役实现了他幻想中的英雄自我，它的胜利帮助吉姆恢复了自信，提高了自尊。至此，吉姆理想中的自我和现实中的自我终于在良知的天平上获得了平衡，他的内心世界终于“获得了安宁”。

在帕途杉的几年间，吉姆赢得了爱情、友谊、信任甚至崇拜。生活赋予了他“坚定的内在信念”和“对自己及周围世界的强烈的责任心”。他与自己、与周围的世界达成了和谐，从而具备了面对真实所需要的勇气。但人的自我状态和生存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面对瞬息万变的大干世界，每个人随时都要面对不同的选择。吉姆在帕途杉“所征服的一切，信任、名望、友谊、爱情——所有这一切使他成为主人的东西也正在把他变为奴隶”，使他有可能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假我状态— — 一种以外界虚荣为标准的假我状态。如果吉姆真的想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就必须放弃对这一切外在因素的依赖。远离尘嚣的帕途杉并不是世外桃源，它依然是冷漠字宙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断地嘲弄着人类的一切努力。在那里，月亮“象游魂一样冷漠”，而阳光则“掠夺了世间万物的实质，只给影子一种罪恶的真实感”。这一切都在提醒读者，吉姆和珍珠的母亲一样，“虽然被弃置于不为人知的荒凉之地，但却注定无法逃脱存在那荒诞而悲剧性的痛苦”。

康尼留斯和布朗就是这个冷漠宇宙中邪恶势力的代表：他们一个是吉姆“生存道路上一切烦恼和困难的可恶化身”，另一个是黑暗世界派来追踪吉姆的“密使”。这两个人代表了最为卑

下的人生观，他们以苟且偷生为人生目标，为获取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其中布朗在小说中显得尤为重要，是他一手造成了吉姆灾难性的失败。同吉姆一样，布朗也藐视一切传统观念，但本质却完全不同：布朗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绝对的自私，这个“澳大利亚海滨出名的无赖”“凭着其残暴的无耻”已在这个世界上“横行”了20年。

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吉姆与布朗交锋的失败是由于他与后者之间的犯罪认同感，但从小说本身来看，吉姆对自己的“帕特拿”一跳并没有多少道德上的负疚感。正如马洛所说，吉姆并不是后悔失去了什么，而是惋惜没有得到的东西。因此，如果说吉姆与布朗之间有任何认同感的话，那也仅仅是他相信布朗应该有一次改过的机会，就像他自己一样。事实上，从心理、道德和可行性等各个角度来讲，吉姆都别无选择，只能放走布朗。在作这一选择时，吉姆综合分析了各方面因素，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这是他“真我”的选择，与他在帕途杉岛上多年来的真我行为相一致，由此而导致的灾难完全是无法预见的。布朗“几乎令人难以觉察的利己主义”与康尼留斯“强烈的仇恨”之间的结合只是人类无法理解的冥冥宇宙中的一部分。正因为吉姆在帕途杉一直颇有建树，所以这意外的结局才为他的命运平添了悲剧色彩。

布朗背叛后，吉姆又一次面对选择。首先，他可以和达拉曼的人开战，但这样做无疑会破坏帕途杉已有的秩序，从而把他变成第二个布朗。其次，他可以和珍珠以及其他几个追随者一起逃走，甚至是自杀，但这无异于又一次“帕特拿”之跳，将给他的一生深深地打上“懦夫”的烙印。因此吉姆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一去实践他对达拉曼许下的诺言，用自己的生命68来偿还这次意外。也就是说，吉姆选择的是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所作的选择，正如他曾经选择参加聆讯一样。他那时没有逃跑，现在也不会逃跑。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最后的一次选择使吉姆完全实现了真我。他不会成为世俗名利的奴隶，他将按照自己的愿望，永远追逐自己的梦想。尽管在马洛的眼中，吉姆只是“一个模糊的名誉所有者，在膨胀的自我的暗示和召唤下，从嫉妒的爱中挣脱出来”，然而就吉姆本人而言，他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才牺牲了自己。选择面对达拉曼其实就是选择了“以另一种方式证实自己的力量，战胜致命的命运”，从而不让“黑暗的力量两次夺去自己的平静”。由于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冲突永远都无法调和，所以吉姆面对这一冲突时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念无疑使他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悲剧英雄。

《吉姆老爷》表达了康拉德对生命的探求。吉姆的一生体现了这样一种存在主义观点：人也许不是大自然的杰作，但通过毫不妥协的抗争，他将会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在《吉姆老爷》中，康拉德不仅描述了人类孤独的生存状态，而且进一步探索了个人在这一状态下应当如何生存。吉姆的一生验证了康拉德的观点：人类战胜荒诞宇宙的能力体现于他抗争的信念、激情和勇气。生命也许是一则无意义的故事，但每一个个人都可以用自己不同的生存方式为这则故事作出不同的诠释。吉姆在不断抗争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了自我超越。尽管他通过行为和责任而实现的真我是极其短暂的，而且结局也非常悲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实现了真我，而且这一成就意义非凡。小说叙述者马洛那执著的探索本身也说明生存无论是怎样的无望和空洞，个人都必须树立起自己的价值观来战胜一切困难。

应该注意的是，康拉德的存在主义具有人本主义色彩，他认为“从艺术意义上讲，满怀希望并不意味着要认为这世界是好的，只要相信它可能会变好就已经足够了 引。小说中吉姆的经历表明承认荒诞并不意味着要无所作为。康拉德以吉姆为例，证明人类能够在荒诞的宇宙中确立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人类永远有可能战胜绝望并探寻到生存的意义。吉姆短暂的真我存在便是可贵的自我超越的明证，是乐观主义的依据— — 一种存在主义的乐观主义，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加缪式的反抗。

第三篇：《德伯家的苔丝》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德伯家的苔丝》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德伯家的苔丝》是英国作家哈代在1891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生活的窘迫、男权的压迫、命运的阴差阳错等因素造就了苔丝最后的悲剧人生。本文分别从生态女性主义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个方面去解读苔丝的悲惨命运。

一、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解读苔丝的悲惨命运

人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女性因为其有着生理期、孕育子女等的循环和周期性又与大地孕育世间万物的过程有一种相连性，体现出一定的自然法则。因此，哈代在创作中渗透了其对自然和女性关系的独到见解，认为女人和大自然是命运共同体，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首先，在哈代的眼中苔丝是大自然的女儿。苔丝生于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的马勒村，并且场景的一开始许多女孩穿着白色的纱裙在绿油油的草坪上、在美妙的音乐声中载歌载舞，也是在这里其邂逅了一世的美好――安吉尔，到目前为止，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纯粹、美好，就跟女主人公一样纯净、质朴。而在大乳牛场谷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上，天空清新爽利，河流清澈见底，苔丝再一次遇见了其美好，爱情也就在此地诞生。不幸的是，苔丝还是在桑德伯恩这个地方失去生命，这里的天空一片阴霾，到处都透露出一股低气压，这是一个被工业革命侵蚀的地方，苔丝也是在这个远离大自然的地方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充分说明苔丝是大自然的女儿，没有了大自然的庇护，其就会走向毁灭，并最终回归自然。

其次，在哈代的眼中，苔丝的命运类似于大自然的四季更迭。因为苔丝一生中的几次转折都与四季变化的春夏秋冬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一开始家里遭遇变故，苔丝不得不在父母的逼迫下去德伯家认亲，发生在春夏交替之际。这个时候的苔丝欢快而纯洁，对外面的世界显得单纯无知，到处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就像春天的气息一样充满活力，而又像夏天初开的花朵一样那么娇艳。到了秋天，万物萧条、凋零，苔丝的命运之轮开始转动，因为在这个季节苔丝经历了其一生的噩梦之源――被亚雷诱奸。而到了冬天，其孩子由于各种原因不幸夭折，苔丝完全把自己隐藏起来，躲在家中暗自神伤，就跟冬天的世间万物一样静寂，躲起来冬藏。时间又转到了第二年的春夏之际，苔丝的生命开始复苏――在牛奶厂当挤奶工，虽然辛苦但对生活充满了热忱，并且在夏天迎来了一世的美好，跟克莱相爱了，其爱情就跟夏天的天气一样炙热浓烈，并且在这个冬天修成正果，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但好事多磨，新婚夜苔丝的坦白又把自己打入了无底的深渊，克莱离家出走。

二、从人与社会的角度分析苔丝的悲剧人生

生态女性观普遍认为，女性和自然是一个整体，其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与世界经济不断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哈代笔下苔丝所处环境和作者自身所处的环境如出一辙，是其对现实环境的迁移和完美写照。

（一）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

导致苔丝悲惨命运的根源是经济所迫，如果没有为了家庭生计去攀亲戚，为了生活变好而去亚雷家的养鸡场工作，苔丝就不会遇见对其有异心的亚雷，以后也就不会发生一幕幕悲剧。而就政治的角度来讲，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展现的都是一种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状态，苔丝无疑是其中的受害人物，因为其被亚雷欺负过后，亚雷仍是逍遥法外、为所欲为，而可怜的苔丝遭受道德的谴责、伦理的批判，使其身心同时受到煎熬。

（二）苔丝当时所处环境的社会文化

文化既可以改变命运，又可以成为精神枷锁。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更多的是后者，因为在当时的西方《圣经》和宗教是最为主要的思想统治武器，甚至人们曾一度认为宗教等同于道德，以此对穷苦大众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约束，而穷苦人民由于思想上长期洗脑和麻痹，也把宗教中的一切内容??作神旨，宗教成为资产阶级统治和巩固社会地位的强有力工具。而德伯就是典型的披着宗教外衣的伪君子，其利用苔丝的天真、单纯、缺乏社会经验，一步步给苔丝设下圈套，进而诱奸了苔丝，并把这一切的罪过推到苔丝的身上，认为苔丝诱惑了他。更匪夷所思的是，德伯这样的人最后还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牧师，并且进行其诱拐政策，恬不知耻地说普度众生、拯救世人，尤其要把苔丝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何其可笑。而在后面苔丝的“不合作”之后，他又显露出丑恶的嘴脸。哈代以此揭露出资产阶级的本质以及宗教的伪善。

（三）苔丝所处社会的道德观念

虽然苔丝一生的磨难众多，但最致命的打击还是其爱人克莱对其的抛弃。其实，克莱是一个思想特别开明的新时代男性代表，忠于自己的理想，敢于表达自己的怀疑和不满，对等级观念和财富意识淡漠，正因为这样，美丽的苔丝深深地爱上他，但也是这样一个人，在新婚之夜苔丝鼓起勇气跟他坦白一切的时候，抛弃了苔丝，成了剧中伤害苔丝最深的人。归根结底，克莱的内心深处还是保留有最为原始的男权思想和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认为贞操是一个女性纯洁的象征。此外，虽然其对身份没有特别明确的要求，但当苔丝告诉他自己是没落贵族的时候，其高兴异常，认为跟苔丝在一起不会再使家里面蒙羞，这从侧面反映出克莱内心对等级观念还是比较

重视的。

三、结语

人活在自然中、社会上就不可能脱离自然、社会而独自存在。因此，哈代对苔丝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悲剧人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与哈代对环境的刻画、描写遥相呼应。这部小说一问世，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等问题的反思。

（宿迁学院）

作者简介：王静姝（1967-），女，江苏南通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论。

第四篇：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讨

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讨

1．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最早是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开始的。《寂静的春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译著，该书被视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书中描写了滥用农药、杀虫剂给生物及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忽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尽管该书并不是真正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份在中国登台亮相的，但它在客观上为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国内虽然陆续译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等一些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译介方面成果较少。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1996 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关春玲写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

点(关春玲 1996:25-30)。之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妇女和环境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近十五年来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笔者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哲学、伦理学、宗教等方面开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1996 年，曹南燕和刘兵二人合作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论述了女性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原因，较为详细地评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分析和总结(曹南燕、刘兵 1996:54-60)。之后，陈喜荣(2002:525)在《生态女性主义述评》中，把生态女性主义归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该文还详细陈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指出“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台湾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种环境伦理。”二元论究竟是不是对妇女和自然双重压迫的根源?这个问题仍将继续探讨下去。李建珊和赵媛媛(2008:1-6)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2000 年，肖巍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一文，这是典型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肖巍 2000:37-41)。2007 年，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表了《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一文，该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有关女神的)中发掘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以期提炼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王建元 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学陈霞(2000:37-40)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探讨了中国道教独特的女性观念及其对妇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义。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对美国女神学家鲁赛尔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李瑞虹 2010:93-100)。

近些年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已经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表明，从文学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局面，涉及批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对生态女性

主义文学研究的研究等。2002 年韦清琦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研究的前景相当乐观”(韦清琦2002:35-36)。同年，陈晓兰(2002:42-48)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批评。从 2004 年开始，一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作品加以阐析的论文涌现出来，例如左金梅的论文《〈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戴桂玉的论文《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王文惠的论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张燕的论文《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吴琳的论文《解读“海洋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单乳女性家族回忆录———〈避风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等。笔者近些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图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相结合。2008 年，笔者完成了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论文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阐析和解读，试图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借鉴作用。例如 2006 年，韦清琦在《江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文中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类似，在参与经典的重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还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差异。通过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他向我们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借鉴作用。他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前景(韦清琦 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尝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一种绿色女性主义的解读范式(韦清琦 2009:28-30)。王明丽(2010:107-112)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用以解读晚清女性小说，发掘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

第五篇：《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主义解读

摘要：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被认为是具有女性觉醒意识的代表作，作品描述了18-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日常生活，体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柔弱气质、他者角色和依附地位；再现了当时中产阶级女性的从属生活以及简奥斯汀希望女性发展双性气质，形成双性化人格，建立双重性别角色，获得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女性觉醒意识。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意识；男权社会；社会地位

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发表于1813年，是作者最早创作且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但很长时期未引起文学界的注目。早期的评论认为她描述的世界太有限，只是对日常生活的简单而真实的描述。直到20世纪，随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批评家认为奥斯汀是批判当时社会的反叛女性主义作家，她的主题是揭露妇女在父权社会中所受的种种压迫和歧视。1932年，丽贝卡韦斯特在小说再版前言中赞誉简是“非常有女权主义意识”的作家，她把“强烈的情感和大胆的思想”付于一场妇女社会地位的讨论之中。[1]（P221）1973年，I loved Brown声称，奥斯汀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主义作家雷同，都是对当时以男性为主的家长制社会的挑战。Warren Roberts也称奥斯汀的作品中“文雅”的女性世界，表现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2](p228)有些男性评论家批评简的作品不忍卒读，因为太女性化了。然而正是这女性化的作品批驳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18世纪时，以弥尔顿和卢梭为代表的男子主义的偶像仍然宣扬，女子的顺从和软弱是吸引男子的手段。启蒙理性思想促进人们对女性生活的关注，但“他们并不要求在法律上和宪法里改变妇女的地位，他们只想用理性的论据驳倒男子的偏见。”[3](p152-153)继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妇女权利辩白》之后，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全面展示了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家里的天使”[4](p168)的悲哀生活，反映了当时妇女的气质、角色和地位，揭示了当时英国社会男尊女卑的现象。在18-19世纪父权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可以说是女权意识萌芽的反映也为后来的女权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女权运动向全世界纵深发展的今天，研究《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生活仍有“饮水思源”般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以女性主义视觉为切入点，分析《傲慢与偏见》中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柔弱气质，他者角色和依附地位，再现当时中产阶级女性的从属生活以及简奥斯汀希望女性发展双性气质，形成双性化人格，建立双重性别角色，获得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女性觉醒意识。

一、柔顺的天使

女性柔弱、顺从的气质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和阉割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是整个文明。”[5]（p309）这位女权主义者精辟的论述揭示了人类女性气质角色的实质。实际上，男孩和女孩以同样的方式用自己的双手和双眼认识世界，形成后来不同的命运处境则完全取决于他们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6](p34)所以男权社会普遍认为女子顺从于男性乃是一种天意，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安排，男女秉性上的这些差异是与生俱来的，女人天生生性温柔，秉性被动，缺乏进取心，没有大志向，更适宜于服从男性的支配。[7](p15)长期以来，在以这种单一的父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社会象征体系中，女性追求自我存在价值是根本找不到与之抗衡的理论支撑点，因此即使到18-19世纪时，女性都认同男性身份，以解放了男性作为理想化的女性自我。

《傲慢与偏见》中的简便是柔弱顺从女性的绝佳典型。简是贝内特家的大小姐，她气质性情温柔顺从,体态举止优雅迷人，以仁爱的态度对待整个世界。尤其在处理对彬格莱先生的感情时,她时而暗自憧憬,时而在母亲的刻意安排下欣然赴会,她虽有自己的想法,但却时时顺从于别人的意志。她的性格举止及对感情的态度无不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个性定位。此外，出身贵族阶层的达西小姐也是温顺“天使”的代表，“她举止谦和温雅”，“见到新朋友也手足无措”，“极其羞怯”。对伊丽莎白的态度是“她哥哥的夸奖已经足够让她喜欢，…他用那种口吻称赞伊丽莎白，让乔治安娜（达西小姐）也认为她亲切可爱”。[8](p243)由此可见，虽然达西小姐出身贵族，有着三万英镑的遗产，但她温和谦卑，处处顺从哥哥的意志，她喜欢伊丽莎白是因为哥哥喜欢而不是她自己认为她确实讨人喜欢。简贝内特小姐的温柔、仁爱与恪守妇道，达西小姐谦和温顺以及彬格莱小姐的多才多艺、优雅举止和迷人的体态，都堪称当时妇女美德的范式。如此美丽、纯洁、顺从的女性，肯定是天使而绝非魔鬼。奥斯丁通过描述这些所谓男性心目中的天使，说明由于当时社会鼓励女性扼杀进取心或不外露，从而形成男性好胜，女性顺从的气质特点。但顺从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对女性的压制。所以作者塑造了具有双性化气质的伊丽莎白，她既娴静美丽又自信智慧，是一个具有人格尊严、精神充实、聪明活泼、大方脱俗、智慧理性的现代女性，在心理气质方面具备男性与女性的长处和优点。伊丽莎白果断地拒绝柯林斯的求婚和达西的第一次求婚，明确表示她决不当对男人讨好、百依百顺的附庸。表达了作者不能容忍那种妇女的美德主要在于顺从的观念，从而使她成为向男权制社会提出挑战的一面旗帜。

二、家里的天使

女性次要的他者角色作为男权制话语中的角色是对气质的补充，由于所谓男性与女性气质有着巨大的差异，顺从无知的女性只能担当料理家务，照管婴儿之类的角色，人类成就、兴趣和抱负则是积极进取，智慧的男性之责。[9](p35)角色定位在家庭生活中的女性被冠以“天使”的美称，不过这类天使是无法翱翔于外部世界之中，在家里却是男性世界不可或缺的。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任何男人都不愿做女人，但所有男人都需要女人的存在，感谢上帝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他把女人赐予了男人。在这类措辞中，男人一再以天真的傲慢的态度宣称，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出现是必然事实，是一种权利，而女人出现则是个完全偶然的但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情。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同时也是对存在的一种充实。”[10](p166)

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他者，只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只被看成是一种存在而已。这一观点在《傲慢与偏见》的开篇句中得到真实的反映，“有钱的单身汉必定要娶一位太太，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11](p3)也就是说，男人不管有多么成功，多么有钱，还是需要女人的存在，尽管她们永远扮演的是次要的他者角色，是“家里的天使”。既然是“家里的天使”，女性就该学好家政，善持家务，营造一种健康、幸福的家庭氛围。所以中产阶级女性常常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家是妇女的归宿，家庭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场所，家庭是妇女为社会福祉的唯一渠道。”[12](p16)妇女不是具有自我独立的身份，只能以女儿和妻子的身份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结婚之前，父亲是他的监护人，她需要做的是学好持家本领，为了更好地扮演家庭角色，她们所掌握的一些实用技能,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缝纫和针线活，同时掌握一些粉饰门面的才艺，比如唱歌、跳舞、弹琴、绘画等，目的是为了增加自己的魅力,以取悦男性，从而找到有钱的单身汉。《傲慢与偏见》中描写了英国中产阶级淑女绅士们会客、喝茶、跳舞、聊天等谈笑风生的社交场景，展现了年轻女性如何按照男人的价值标准来塑造自己，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彬格莱小姐就是典型的例子，她认为“一个女人必须精通音乐、唱歌、舞蹈及现代语言，…她的仪表步态、嗓音语调、谈吐表情，都必须具备一种特质。”[13](p37)无疑彬格莱小姐是在描述自己，以为自己正是男性所要求的那种多才多艺的女性。但达西却认为精通才艺的女子更应该“有真才实学，应该多读书长见识。”可见当时社会忽视了对女性的知识教育。原因是男性社会普遍认为妇女接受教育应该与男人有关，应该取悦男性，对他们有用，在男人年轻时教育他们，在他们成年后照顾他们，安慰他们，使他们的生活甜蜜幸福。[14](p96)所以说年轻女子婚前所受的教育只是为充当好“贤内助”的角色而做的准备。当她们一旦嫁人，丈夫则是她的保护人，家庭成为她们实现自我的唯一领域。《傲慢与偏见》中的贝内特太太和婚后的卢卡斯小姐的生活是最好的明证。总之，19世纪初，西方中产阶级的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领域是家庭，未婚前，作为女儿的角色，只为嫁个有钱的人家做最好的准备。结婚后，作为妻子的角色，一心一意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为自己儿女们的未来处心积虑。所以说她们是名副其实的“家里的天使”。

作者精心塑造的伊丽莎白形象却与众不同，她具有双性气质，形成双性化人格，企图建立双重性别角色。她不愿把时间花在才艺的练习上,更不愿以此来取悦男人，她认为妇女也应该多读书、长见识。说明奥斯汀站在人的角度而不是性别的角度,明确指出妇女天生和男人一样智力发达、有理性，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因而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从而批驳了女性愚蠢笨拙,智力低下，只能担任次要的他者角色的传统偏见。

三、悲哀的天使

女性从属的边缘地位作为西方文化的指路明灯，构建世俗社会的精神指南，《圣经》说，夏娃不是用土而是用亚当的肋骨造成的，所以自然而然地降至于从属的位置，为“男尊女卑”的男权制社会提供了神圣的依据。这种宗教偏见和文化习俗不仅限制了西方女性的社会行为，而且不断地塑造着女性的思维模式。19世纪初的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家庭，家庭作为男权制大社会的代理人，不仅鼓励其成员适宜和顺应社会，而且还通过家长对其公民实行统治。家庭的主要贡献是年轻一代熟悉和接受男权制体系中有关角色、气质和地位的固有态度，主要是通过他们父母的榜样和告诫。大多数妇女被禁锢，只能在家里操持家务，养儿育女，没有什么经济独立性，妇女只被当作丈夫的帮手、助手看待，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就只能依附于或从属于男性。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的高低都与他们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地位等因素相关”。[15](p47)根据英国普法中一条名为已婚妇女条规，女性一旦结婚嫁人，便自然而然成为其丈夫的附属物，既不能对自己的财产和收入随意支配，又不拥有子女的监护权。《傲慢与偏见》中的贝内特太太的境遇充分说明了女性在经济上的无权地位，她美丽动人,带着她四千磅的遗产嫁给贝内特先生之后，她的财产便由丈夫来支配。更可悲的是“因为没有儿子，这宗产业得由一个远房亲戚来继承。”[16](p27)也就是说当丈夫去世后，除了五个女儿每人一千磅的遗产外，她将可能会被赶出朗伯恩。难怪贝内特太太倾尽全部精力为五个女儿物色有钱的人家。当得知新邻居彬格莱先生是个有钱的单身汉时,她便急不可耐地催促班纳特先生去拜访他,结识他。因为她知道没有大量遗产的美貌女子在婚姻市场上缺少竞争力，她要抓住可能时机，为女儿们找到满意的归宿。卢卡斯小姐的婚姻也反映了女性的在婚姻中的可悲地位，属于破落贵族家庭的夏洛特卢卡斯长相平平，没有多少可观的嫁妆，也无法攀高求贵，被迫嫁给柯林斯实际确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时代，男女不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家庭生活被认为是最适合妇女的地位。妇女要生存，要获得生活上的保障和“财政保证”，婚姻是捷径也是唯一的途径。这就导致了当时的婚姻不仅仅是作为爱情的归宿，还会是“谋生”的手段，而对于卢卡斯小姐来说，嫁给既不通情达理，又不讨人喜欢，同他相处实在令人厌烦柯林斯先生，这根本就不是爱情的归宿，而只能是谋生的手段。不管是贝内特太太还是卢卡斯小姐，婚后都得依靠丈夫生活，这就使得当时人们在婚姻观上体现出被迫依附男性的客观结果。这种几乎还是封建式的两性关系注定了女性作为客体被作为主体的男性所操控。[17] 在这样的背景下，《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喜爱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便体现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意识到自己不是从属于男性的客体，而是与男性平等的另一个主体，表现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能不断批判地认识，进而反省自我，从而能够在男性当权的社会里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伊丽莎白反对把妻子只当成丈夫的装饰品,所以她懒于对女性才艺的掌握；她强调妇女也有选择婚姻的权利,因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柯林斯的多次求婚和达西的第一次求婚。她强调人人有享受真正平等、快乐生活的权利，所以他反驳凯瑟琳夫人的观点“最晚出生的应该像最早出生的一样有享受青春的权利，怎么能处于那样的动机，就把她们关在家里呢？”[18](152)这一切都表达了作者希望女人不该是男人的附庸，应该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美好愿望。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将备受冷落和歧视的女性形象提到文坛的中心地位，展现出男权制下女性的柔弱温顺气质，次要的他者角色和从属的依附地位，说明妇女只是男性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的陪衬,是被要求被约束的社会群体,时时处处受着男性群体的限制与管制，从而反映了女性在父权文化下受压抑和受奴役的悲哀生活。通过塑造伊丽莎白这一与众不同的反叛女性，表达了作者希望女性发展双性气质，形成双性化人格，建立双重性别角色，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美好愿望。尽管在当时的英国实现这种愿望的条件并不成熟，但她至少为后来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得不为三百年前就萌芽了女性意识的简奥斯汀的远见卓识而折服。而她的女性意识觉醒的预言现今早已得到了历史的明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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