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唐太宗的名言有哪些
江山,美人,自古以来都归皇帝所有,人人都想做皇帝,但是,谁能明白皇帝的难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皇帝的名言,欢迎来参考!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其对为本。
选贤之义,无私为本。
会须杀此田舍翁!
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
朕闻以德下人者昌,以贵高人者亡。是以五岳凌霄,四海亘地,纳污藏疾,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当无罪,是其狂也。譬尺雾障天,不亏于大;寸云遮日,何损于明!
理人必以文德,防边必以武威。
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卿能执法,朕复何忧。
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籓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
慷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
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心随朗月高,志与秋霜洁。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天下英雄入我毂中矣!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开直言之路,广不讳之门。
扩展:
皇帝的形象
人是一点灵魂载负着一具肉体,“不要像一个摇桨的奴隶那样忙个不停。”
《沉思录》里,多有这样闪亮的句子,像朝阳下的露珠,剔透自然,与人心的本原相呼应。这本书的作者是古罗马的一个皇帝–马可?奥勒。
他在位时,常常不得不四处征战,国内瘟疫四起,地震连续不断,物质生活也不算很富裕,但不少历史学家仍将那个时期评定为最适合人类生活的时代之一。
因为皇帝自己非常真诚,克勤克俭,将心灵的宁静当成人生最大的成就。他说:“一个人只要把握很简单的一点东西,就能够像神一样过一种宁静的生活。”然后是时刻像中国禅宗大师一样的奥勒留,把在战马上、军营里的思索点滴集结成篇,终于留下了这部令两千年后的我们依然感怀不已的《沉思录》。这位皇帝的修为并非体现在脑海中和纸张上,他待人接物亦真正做到了“慈悲为怀”。当有人发动兵变欲夺皇位时,他下令焚烧了所有的材料,不去追究参与叛乱的人。而对于丢了性命的叛军首领,也就是他曾经十分信任的一位将军,他诚心哀悼并转而反省自己的不足,以及权欲会给人心带来怎样的腐蚀。
文韬武略、胸怀天下、宅心仁厚,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皇帝形象。
他却也有自己的“七寸”,那就是他的儿子,或者说是权力本身。奥勒留为了儿子破坏了古罗马帝位“传贤不传儿”的传统(奥勒留自己即位就是前皇帝安东尼“禅让”的结果),将帝位传给了自己残暴又虚荣的亲生儿子康茂德。后者继位后,亲手杀死了万余人,这些人都是与他角斗的人,他自己手持利刃,却以皇帝的名义强迫对方持木质兵器。而每次角斗,还需要国库支付巨额“出场费”给他。如此昏庸暴虐,最终他在执政十余年后被部下暗杀。王朝从此分崩离析,觊觎皇位者众。古罗马帝国就这样走向了衰落。
安东尼当初选择奥勒留做自己的“养子”以继承帝位,一定不会想到选择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皇帝竟然会间接导致罗马帝国走向衰落。奥勒留在鞍马劳顿中勤勤恳恳地写下《沉思录》时,应该也不会料到日后的光景。问题的关键是,奥勒留没能做到真的看淡权势,然后追求冷静而达观的生活,就如他书中所写的那样。或许他自己真能看淡,然而牵涉到儿子,便不能心口如一了。
每个人都像蛇一样,有自己最脆弱的“七寸”。然后怎样的修炼,都难以修成金刚不坏之身。
所以,不要太相信文字,哪怕是你最喜欢、最敬重的那类文字。写它的人,哪怕怀着最大的诚意,也会小心地掩盖住自己的“七寸”,而那或许才是关键。我们对此大可理解宽谅,毕竟凡人里没有神,一个也没有。
我们仍要读书,否则活着多无聊。
我们更要相信自己,既然每个人都有“七寸”。
第二篇:唐太宗教学设计
Tips:1.教学过程中括号中的内容为设计意图以及思路。
2.教学过程中括号外的内容为课件展示以及教师的过渡和总结性语言。
《唐太宗和贞观之治》教学设计
【教材和高考分析及应对策略】
本课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历史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说》第一部分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第九课内容。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唐太宗的文治武功以及其治国理念和策略。
通过对近五年全国卷一试题的分析发现,古代中国的政治家是高考的常考点,其中2015年考察的成吉思汗与丘处机西行,2014年是包拯,2013年是王安石,2012年是道光帝,2011年是钱玄同,近五年的新课标一卷除了2011年考察近代以外,其余都是古代政治家。考察角度各异,可分为背景类、原因类、作用和意义类和内容、措施类。而且除了2013年的第一问让概括指出道光帝对鸦片问题的认识之外,其他的均直接考察考生对历史阶段性特征的理解,对问题的把握和灵活应对能力。不过我还注意到2011年的试题是考察的是陈寿、朱熹和郭沫若对曹操的态度还有人物评价的方法。且材料即使不是整段的文言文,也会在关键位置因为文言文。
综上,我认为古代政治家的评价侧重于政治家生涯的重要事件的原因、背景、内容或措施、意义和作用方面,且要多引入文言文原典材料,引导学生概括和总结。且,封建帝王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也是影视剧涉及较多的素材,所以在课堂结束,可以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引导,以实现课堂的升华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学情分析】
高二学生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但是学习的方法和习惯还有待养成。尤其应培养阅读把握教材的学习能力和阅读分析史料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
普通班学生的注意力容易不集中,且历史基础知识和素养会比较差,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学生积极地去学习,要多正面引导。
【课程标准】
1.列举“贞观之治”的主要表现;
2.探讨唐太宗在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识记唐太宗德治的特点和贞观之治的表现;通过对唐太宗的评价,学会人物评价的方法:在尊重史实基础上的一分为二。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体会虚心接受建议在自己生活中的作用,并通过唐太宗和隋炀帝的比较认识到正确发展方向的重要性。
【整体把握】
1.教学重点:唐太宗的性格特征与贞观之治的表现 2.教学难点: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 3.教学方法:多媒体辅助教学 4.课时安排:2课时 5.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前播放《贞观长歌》)
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一曲长歌,是否已拨动了你内心的和旋,一段优美的旋律,将我们带进了遥远的大唐。那个时代,那些人不因沧海桑田而尘封,不因岁月流逝而黯淡。他们就像闪亮的星星,璀璨了中国历史的浩浩长空。今天,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去探索历史深处的记忆。提到大唐,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设计意图,优美的旋律和文字,设问性导入,让学生心向往之,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二、新课讲授:
(为了把课堂连贯起来,借鉴了其他老师的整合方式,把课堂分为四个部分——遥想太宗,印象大唐;直面太宗,梦回大唐;回首太宗,感悟大唐;追思太宗,智慧人生)
(一)遥想太宗,印象大唐
头脑风暴:提到大唐,你能想到什么?(最大限度的调动同学们的知识储备,呈现出完整的大唐)
2(学生得到关于唐太宗和唐朝的印象大都来自于影视剧,所以在幻灯片上打出一些能够展示大唐特色的图片,带学生走近大唐)
(二)直面太宗,梦回大唐
(了解历史最可信的方法:实物考古和史料,选择给学生展示史料来训练学生的古文史料的理解以及针对问题的总结概括能力.能够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经验的是吴兢在开元天宝年间著的《贞观政要》,所以在这部分主要引用《贞观政要》,并佐以其他材料,展现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唐太宗。)
材料一:太宗曰:“忆得武德三年,朕自亲征,无阵不经,无阵不历,杀人数广”
《唐太宗入冥记》
“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思考:玄武门之变与嫡长子继承制之间的关系?
材料二: 今(唐初)自伊、洛(河南一带)之东,暨乎海(渤海)、岱(泰 山),萑(huán)莽巨泽,茫茫千 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 条。
——《贞观政要集校》 武德九年冬,突厥„„以其众二 十万,至渭水便桥之北,„„自张声 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 矣。”乃请返命(答复)。
——《贞观政要》卷九《征伐》
帝尝叹曰:“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
——《新唐书·魏征传》
问题:李世民历尽千辛万苦,随父四处征战,杀兄弟,囚慈父得到的江山是什么样子的呢?请同学们从材料中总结出唐初的社会局势。
过渡: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李世民采取了哪些措施扭转大局,造就了贞观治世呢?其中体现出了他的什么治国理念。下面我们通过几段材料来探讨。材料三: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㨮数枚而咒曰:“人以榖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而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 《贞观政要》卷
从材料可看出唐太宗认为政在得民和对“天人感应”的敬畏。唐太宗曾说过“凡 3 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
唐太宗从民本思想出发,慎用刑法,认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寛简。唐太宗统治时期的《唐律》,体现仁义为本,刑罚为末的原则,比《隋律》减少160多条死刑条款。当时人这样描述唐初的社会: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粮价低廉。
材料四: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贞观政要》卷三(基于这点,唐太宗非常重视对人才的选用,不拘一格,各取所长。下面,我们来了解下几位贞观名臣。并总结唐太宗用人的原则。)
长孙无忌(内举不避亲)、魏征(外举不避仇)秦叔宝、程咬金(用人不问出身)房玄龄、杜如晦(用人扬长避短)
材料五:“贞观二年,随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太宗乃聘为容华(嫔妃)······魏征曰:“今郑氏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岂为父母之道乎?”太宗·······深自克责······令女还旧夫。” 表明善于克制自我。(补充教材上的节俭)
《贞观政要》卷二 过渡:唐朝初年,中国北方的突厥,西部的薛延陀、吐蕃等少数民族经常骚扰边境,唐高祖因为国事未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随着唐朝全国统治的稳定与发展,唐太宗开始着手经营边疆,揭开了中华民族关系史的新篇章。
材料六:“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卷198 结合教材总结:唐太宗采取了哪些措施收到了“其种落依朕如父母”的效果? 战而后和,设机构管理,册封少数民族首领
过渡:最彻底的征服是思想上的征服,所谓圣君诛心。这点唐太宗做到了,不仅是对边疆少数民族,还有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
材料七:阎立本《职贡图》感受,唐太宗时期积极友好的对外态度。
从图片中提取历史信息:使团、来自不同国家,东南亚热带地区,朝贡。这些都说明唐朝国力强盛、对外开放,形成四方来朝,八方来贺的局面。
过渡:然,随着隋亡的阴影远去,贞观治世的显现,作为手握天下人生杀予夺大权的封建君主,唐太宗有些飘飘然,沉浸在自己的丰功伟绩之中,且更多关注自身享乐。我们通过下面一段材料了解下唐太宗的晚年的变化,以及他的自省。材料八: 资治通鉴:
贞观初期,从谏如流 贞观六年:谏者颇忤
贞观八年:不好直言,勉强含容
贞观十一年: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 贞观十三年:虑人致谏,意在杜谏者之口 贞观十九年:顺旨不暇,陛下盛德不可胜哉
从材料中总结唐太宗在纳荐态度和群臣进荐结果方面的变化:由乐于纳荐到深恶直言;由建议被皇帝采纳而积极进荐到惹皇帝不悦而不敢进荐。但到了晚年有所反省,撰写《帝范》。649年,51岁的唐太宗因丹毒发作而逝。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济育苍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损少。”他对自己功大过小的评价是相当中肯的。那么作为后人我们对唐太宗的评价应该是站在事实基础上一分为二。
(三)回首太宗,感悟大唐
请同学们结合所学知识,对唐太宗做出客观的评价。
过渡:千古明君是一个充满诱惑,让人赞颂的话题,我们在热情讴歌的同事,应该给予理性的透视,其实学习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了解史实,还有致用
(四)追思太宗,智慧人生
唐太宗VS隋炀帝:相似前半生,迥异帝王路 善于听取建议、正确的发展方向、团队精神
五.总结提升,假如你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一个人(年龄、性别、身份自定),谈谈你的生活,说说你的见闻。
六、课堂小结:
(用一段两分半钟的小视频做总结。)
第三篇:《唐太宗传》读后感
唐太宗李世民蔡向东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10
简介:本书讲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生平,分为十三章,包括:青少年时代、征讨各地、太宗即位、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民族关系、天下大治、太宗晚景等。
唐太宗李世民传黄中业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
简介:本书详细阐述了唐太宗李世民立章建制、偃武修文、修订唐律、任贤纳谏、统一边疆的故事。
唐太宗传宋乃秋主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简介:本书内容包括:“出世篇”、“立业篇”、“兴业篇”、“为君篇”、“政思篇”等。
唐太宗传冯国超(1965.10~)主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简介:本书分“贵族出身志在天下”、“东征西战一统宇内”、“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等栏目,以生动的叙述和翔实的史料,介绍了唐太宗的一生以及创建的丰功伟绩。
唐太宗传林美荷编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简介:本书以生动的叙述和翔实的史料,并配以精美的图片,介绍了唐太宗文治武功达到了古代君王望尘莫及的境界,创建了丰功伟绩。
唐太宗传赵克尧著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2002重印)
简介:本书以时间为序,对唐太宗随李渊发动“晋阳起兵”到创立“贞观之治”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一生的军事、政治活动和思想作风及宫闱生活等,都作了叙述;探讨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与阶级关系。
李世民传王复之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2简介:本书介绍了李世民的一生,包括出自贵胄/初露锋芒;起兵晋阳/志在天下;继往开来/建章立志;太子**/一代英主等内容。唐太宗传袁英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6
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3年,在位期间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繁荣,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后人称之为为“贞观之治”。因此有人说他是唐朝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另外其书法也备受好评。
我选取了赵克尧与袁英光先生的两部《唐太宗传》,比较而言,袁英光先生的传记较为简略,重点在于唐太宗即位前如何辅佐其父夺取天下以及即位后抗击东突厥、治国政策;而赵克尧先生则详细的描述
了李世民的少年时代、夺取地位、开国政策、宫闱生活以及晚年喜好等等。另外赵克尧先生传记最大的特色就是每章后几乎都有历史原因、政策意义之类的分析。(如果哪位同学也对李世民感兴趣的话,以上两本值得一读,尤其是赵克尧先生的写得比较和学生口味)其实后人对唐太宗的评论总体都是正面的,即治世明君。但关于宣武门之变却有不少争议,有人评价他大逆弑兄后逼父退位,有人为其辩护无奈为之„两部传记都提到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之争,并非野史传闻李建成迫害李世民,然而袁英光先生传记中却有秦王密报建成与元吉淫乱尹德妃与张婕妤一段,虽未评论,却明显贬低李建成一派。在赵克尧先生的传记中描述是李建成因留守京城而与后宫相熟,故勾结后宫对付李世民,而李世民亦营结私党欲谋取帝位,更加客观。
其实中国古代的历史有些是经过加工改造的,特别是关于帝王的部分,我们不能尽信流传下来的史书。首先,历来史书所载之建成,阴险狡诈,好色贪功,与襟怀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站在一起,不得不让人庆幸登上帝位开创大唐盛世没有所托匪人。然而透过历史的重重黑幕,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长安(长安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并不亚于后来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阳,甚至犹有过之。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唐军声威大振,顿时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使得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使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又令王世充占据的洛阳的西方成为了死路,更使当时蠢蠢欲动的突厥不得不顾及强大的唐军加上坚城长安的效果。),又与窦建德相持,没有让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逼近太原,军功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即便说李世民更善用奇兵,有虎牢一战的经典战例,也不能肯定李建成的用兵能力就比李世民差多少。因为在历史上(尤其是唐后,理由后具),在宫闱之战中败北的人即使有再经典的战例,大多也不会被详尽地记入史书,顶多说上一句“建成纳计,乃克长安”。
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上最不堪的大概就是蒸淫父姬的罪名了,史载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密奏高祖“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可谓石破天惊的一笔。因为直接跟皇帝老爹说我哥我弟给您戴了项绿油油的帽子(而且居然能让史官知道),未免也太过滑稽,任李渊脾气再好,大概也不会窝囊到让此事不了了之罢。这条史载记录大半是李世民座下史官原创的吧,便保守估计,也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含糊道“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李建成无论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稗史小说中,均以阴谋家身份出现,然而其阴谋却屡屡失败,让人怀疑他究竟是否窝里斗的料。加之首提造反的乃是刘文静(后为李渊所杀),李世民只是鼓动者之一,且其军功至此尚半点未立,那么这个“皆汝所致”就无从说起了。而且这个“请以世民为世子”的“将佐”事迹并未载于史,殊为可疑——试想如有人慧眼如此,如何会被李世民漏掉?由此推测,“废立”之说,十有八九有如“高祖斩白蛇”“刘备靠大树”一类的“事后诸葛亮”编造出来的。另外就是和尚道士的预言了,名字尚无,便有“年二十,可济世安民”。武德四年,攻打洛
阳的李世民带房玄龄拜访了远知道士,道士的预言还是很有客观依据的:“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自是“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大概他便是从此才坚定了夺位建成的决心罢。同一年攻下洛阳后,他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闲则共话古今,纵谈天下,俨然君臣气派。封德彝便注意到:“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于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宫中、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形势便要求李世民不断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
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李世民的脸上可谓浓妆艳抹,厚厚地擦上了一层脂粉,而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正是他手下主管删略《国史》,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房玄龄等人(其实房玄龄也只是署名的主编而已,动笔者不详,盖有许敬宗、李延寿、李淳风等)。当然李建成也并非没有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担忧。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示敌以弱,出敌不意。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个,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是东宫官王
[目至](字库无),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
变;第二则是更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的动向,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他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虽曾从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李建成为什么会信任他呢?窃以为,常何很可能是李世民的反间。我国历史书上幽默地写道,玄武门之变实质并非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政变,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和旧世族官僚集团之间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而发生的尖锐斗争。
因此我们应该客观的对待宣武门之变的事实,不能因为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而将其彻底美化,当然也不能因为弑兄这件事实将其彻底批判。
另外两部传记都提到李世民“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以及“推行科举、广纳贤才”以及其与臣子之间的口舌之争。尤其是与魏征这个李建成的前家臣,李世民不仅没有因为其辅佐过李建成而疏远他,反而加以重用,而且数次被气到“誓杀此田夫”回头却采纳魏征建议,让人不觉莞尔,这皇帝太好玩了!从此也可以看出李世民确实是一位明君,一位初具民主意识的君王!而且李世民在位期间推崇儒学,统一经学,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释家是一律压制,而对于道家,赵克尧先生说的是推崇,而袁英光先生却是来了一句“外崇内抑”。李世民推崇道教一方面是提高李家地位,而另一方面是为了抑制佛教,从长孙皇后病后一句“道、释异端之教。从汝言,吾不如速死!”可见一斑。这与赵克尧先生的“崇道尊祖”以及唐太宗“晚
嗜丹药”有所出入,而且他提到唐太宗是服药暴亡,而袁英光先生却未置一词。在赵克尧先生的传记中还提到唐太宗的各种兴趣,如“喜好弓马”“属诗赋文”,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的书法那是相当不错(据赵先生说)。
从两篇传记比较而言,都比较公正的述写了唐太宗的一生,从青年到即位后至死,袁英光先生更多的着重于李世民的丰功伟绩,而赵克尧先生的手笔则更为细致,不仅客观的描述了宣武门之变,还加上的自己的评论及分析(还是比较合理的)以及其爱好特长,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君王形象,让这位千古一帝更接近生活。简而言之,李世民的确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不论其政治头脑还是人格魅力!
第四篇:唐太宗心目中的“执行力”
唐太宗心目中的“执行力”
现代企业管理重视执行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总认为执行力有欠缺,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都是执行力惹的祸,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说执行是与决策相对应的概念,管理者在决策中居高临下,那不仅是一种封建意识,甚至连封建统治阶层所曾经具有的管理境界都没有达到。比如在唐代的开拓君主李世民的心目中,“执行力”就很神圣,他生怕决策不适于执行,终将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对执行力常怀敬畏之心
强调执行力一类的书籍受到管理者热捧时,曾被有识之士称之为“奴书”;而唐玄宗时史臣吴兢编撰的历史文献《贞观政要》也可以称之为“奴书”。只不过前者试图对被管理者进行“没有任何借口”的奴化;而后者则着意于对管理者进行匡正,即“志在匡君”。该书对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时期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和全面介绍,历史上也受到过热捧。
封建君主的权威至高无上,似乎不愁得不到执行力;唐太宗个人一世英雄,“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更是如此;为什么他能够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唐太宗的团队不可谓不强:房玄龄善于筹划,一心为国;杜如晦决策果断,大胆推行;李靖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当宰相;温彦博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不会把“经”念歪;戴胄善于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井井有条。加上政权稳固,掌握了全国的优质资源,号令一出朝廷,天下闻风而动。在这种令行禁止的良好氛围中,李世民没有颐指气使,更加倚重敢于直言相谏的魏征。这是因为他深切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所以不敢率性而为。
一向刚正不阿的魏征倒是对李世民恭维过一番:“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那意思是说,执行力有“载舟”、“覆舟”的两面性,你作为皇帝能够感到老百姓的力量可畏,确实很对。在这里,“圣旨”并非专指皇帝的意见、指令,而是指事情本来的意义和主旨。在执行力的语境中,如果说“载舟”表示执行力决定决策的贯彻落地,那么“覆舟”就是执行力对决策的颠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状况的最坏结果。这种对决策“圣旨”的把握,显然要比现在的一些管理大师们的认识要高明的多。如果管理者面对执行力“载舟”、“覆舟”的两面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也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应当承认,管理者对执行力整体上的敬畏与一对一的尊重执行者不是一回事,保持管理者的权威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要求执行者接受指令时没有任何借口,在管理者面前唯唯诺诺地回答一个“是”字,那其实是不难做到的;难能可贵的倒是执行者能够出于公心,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贞观四年,唐太宗在长安下诏,征发民工士卒修建远在洛阳的干元殿,以备自己巡狩的时候住一阵子。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认为这样大兴土木,还不如刚刚被推翻的隋炀帝,并且提出了五条理由。唐太宗立即召见张玄素,追问他我这样做是否连桀、纣这样的暴君也不如。张玄素竞点头称是。唐太宗只好收回成命。唐太宗后来对房玄龄说:“张玄素的意见非常中肯。可贵的是他能够在‘众人之唯唯’的情况下敢于说‘不’,这应予嘉奖。”
时刻防止决策出现偏差 贞观十六年的一天,李世民向魏征咨询:在执行出现偏差与决策出现偏差之间,哪一个危害性更大?魏征认为前者的危害性更大。李世民又问道:“北齐时的文宣帝昏庸残暴,但是经过担任尚书仆射的大臣杨遵彦的极力匡扶,也能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征说:“杨遵彦使国家幸免于难,仅能救亡于一时,谈不上大治。即便如此,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能与国君威严圣明的作用相提并论。”其实,这正是李世民所要的答案,也正是他殚精竭虑所要避免的局面。他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尽可能避免决策出现失误。
首先是以史为鉴。历史与现实有时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决策与执行的关系上同样如此。决策者是不能自以为是的,否则等到自己处处感到执行力不如意时,处境就相当危险了。李世民有一次谈到隋炀帝时说:“隋炀帝知识渊博,也知道推崇尧、舜这样的圣君而贬斥桀、纣,然而为什么他做事的时候截然相反呢?”魏征回答道:“隋炀帝自恃自己才智超人,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不能让有智慧的人无保留的奉献谋略,也不能保证勇猛的人能够竭尽全力战胜敌人。他虽然口诵尧、舜之言,执行的则是桀、纣那一套,至死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太宗表示这一定要时刻引以为戒:“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其次是以人为镜。李世民从“以铜为鉴可正衣冠”的道理中,悟出“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要求执行者能够成为一个明白人,同时能够对上级的决策负责,不能在执行中机械地回答一个“是”就算完事。李世民曾经针对隋时的一个案件谈到下级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否则对于落井下石:隋炀帝下令追查一起盗窃案,听说抓了二千多人后,又下令全都斩决。这时候执行团队已经发现真正有嫌疑的只有5个人,却不敢如实上报,把这二千多人都处决了,等于助长或者促成了隋炀帝的暴虐。李世民语重心长的对大家说,他“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决策难免会有失误,因此他要求群臣要像魏征那样“随事谏正”,使他少犯错误。
再次是兼听则明。兼听,不仅是尊重不同的意见,更要虚心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即“询于刍荛”,关注割草打柴的人们的心声。管理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听风就是雨,否则就会被小道消息或者扭曲的信息左右,那样反而更容易脱离实际。魏征在谈到怎样避免在决策中犯错时向唐太宗举了一系列的例子,说明偏听偏信的悲剧:秦二世偏信赵高的话,结果养奸为患,最终在叛乱中被杀死在望夷宫;梁武帝偏信朱异的一面之词,招致侯景之乱。侯景攻下国都后,被俘获的梁武帝受到百般羞辱,病饿交加,临死想喝一口蜂蜜都没有得到。以此告诫李世民不要被体制内亲贵宠恃的大臣阻塞了言路。李世民连声称是,常常闻过则喜,终于开拓出了被称为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
决策当为执行者所乐用
唐太宗所谓纳谏,在我们今天看来,意在形成一种校正机制。表面上看是允许甚至鼓励执行者挑战自己的权威,实际上是想树立一种榜样,形成一种风气,要求“二传手”们在执行决策时同样要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不能自以为是,不能假传圣旨推卸责任。这样一级做给一级看,有助于最高决策的落地更加切合实际。另外,决策在执行中的趋利避害,有助于彼此形成利益共同体,使终端执行者乐于执行。
一言九鼎的李世民之所以虚心纳谏,当然是为了李家天下的江山永固;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述求,需要最大限度的考虑治下臣民的利益,在客观上对自己不能不有所约束,即所谓“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防止“损百姓以适其欲”。按照这样的原则,决策时就需要考虑获得执行者的认同。其实,管理者自己没有能力直接创造足够多的物质财富,能够给执行者带来的“福音”就是允许执行者发挥聪明才智,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只是在社会“蛋糕”一定的情况下,彼此有了零和关系,将利益分配的重点放在执行者一边才不乏实质意义。李世民亲眼所见,过去“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反过来,他“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当然就能够得到人们的拥护。
决策要想为执行者所乐用,既不能开空头支票,也不要试图转嫁执行成本,在遭遇资源瓶颈时心存侥幸;否则,执行者虽然没有理由抱怨决策者,但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决策者博弈。因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决策者试图通过执行将资源放大,通过游戏规则的制定推卸自己的责任,实际上放弃了利益一致的原则,等于将执行者置于对手的地位。这样一来,执行者虽然乐于尝试,但也会发现其中博弈的玄机,使得既定的决策产生扭曲。魏征在上疏中引用孟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唐太宗深以为是,对股肱大臣关爱有加,使他们感到在执行中有强大的后盾,更加义无反顾。
既然决策者与执行者利益是一致的,那么理应让执行者参与决策,由执行者在决策中直接反映自己的诉求,而不是将决策与执行截然分割开来,坐等决策者的“施舍”。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李世民所处的时代不可能存在民主决策机制,最终还是由唐太宗说了算。不过他还是注意形成一种决策评议、校正机制,专设谏官参与决策。这并不是仅仅做做样子,而是赋予执行者相当的知情权和否决权。贞观六年,李氏政权的基础已经稳固,各方面的形势不错,有人建议李世民举行盛大的封禅仪式,李世民自己也有这个意思,偏偏魏征不同意。魏征的理由就是历经战乱和征讨,虽然节节取胜,但是需要修生养息,提高抵御新的风险的能力,不能因为封禅仪式再劳民伤财。李世民幡然醒悟,随即否决了歌功颂德的封禅动议。
第五篇:唐太宗心目中的“执行力”
唐太宗心目中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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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管理重视执行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总认为执行力有欠缺,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都是执行力惹的祸,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说执行是与决策相对应的概念,管理者在决策中居高临下,那不仅是一种封建意识,甚至连封建统治阶层所曾经具有的管理境界都没有达到。比如在唐代的开拓君主李世民的心目中,“执行力”就很神圣,他生怕决策不适于执行,终将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对执行力常怀敬畏之心
强调执行力一类的书籍受到管理者热捧时,曾被有识之士称之为“奴书”;而唐玄宗时史臣吴兢编撰的历史文献《贞观政要》也可以称之为“奴书”。只不过前者试图对被管理者进行“没有任何借口”的奴化;而后者则着意于对管理者进行匡正,即“志在匡君”。该书对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时期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和全面介绍,历史上也受到过热捧。
封建君主的权威至高无上,似乎不愁得不到执行力;唐太宗个人一世英雄,“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更是如此;为什么他能够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唐太宗的团队不可谓不强:房玄龄善于筹划,一心为国;杜如晦决策果断,大胆推行;李靖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当宰相;温彦博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不会把“经”念歪;戴胄善于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井井有条。加上政权稳固,掌握了全国的优质资源,号令一出朝廷,天下闻风而动。在这种令行禁止的良好氛围中,李世民没有颐指气使,更加倚重敢于直言相谏的魏征。这是因为他深切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所以不敢率性而为。
一向刚正不阿的魏征倒是对李世民恭维过一番:“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那意思是说,执行力有“载舟”、“覆舟”的两面性,你作为皇帝能够感到老百姓的力量可畏,确实很对。在这里,“圣旨”并非专指皇帝的意见、指令,而是指事情本来的意义和主旨。在执行力的语境中,如果说“载舟”表示执行力决定决策的贯彻落地,那么“覆舟”就是执行力对决策的颠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状况的最坏结果。这种对决策“圣旨”的把握,显然要比现在的一些管理大师们的认识要高明的多。如果管理者面对执行力“载舟”、“覆舟”的两面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也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应当承认,管理者对执行力整体上的敬畏与一对一的尊重执行者不是一回事,保持管理者的权威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要求执行者接受指令时没有任何借口,在管理者面前唯唯诺诺地回答一个“是”字,那其实是不难做到的;难能可贵的倒是执行者能够出于公心,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贞观四年,唐太宗在长安下诏,征发民工士卒修建远在洛阳的乾元殿,以备自己巡狩的时候住一阵子。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认为这样大兴土木,还不如刚刚被推翻的隋炀帝,并且提出了五条理由。唐太宗立即召见张玄素,追问他我这样做是否连桀、纣这样的暴君也不如。张玄素竞点头称是。唐太宗只好收回成命。唐太宗后来对房玄龄说:“张玄素的意见非常中肯。可贵的是他能够在‘众人之唯唯’的情况下敢于说‘不’,这应予嘉奖。”
时刻防止决策出现偏差
贞观十六年的一天,李世民向魏征咨询:在执行出现偏差与决策出现偏差之间,哪一个危害性更大?魏征认为前者的危害性更大。李世民又问道:“北齐时的文宣帝昏庸残暴,但是经过担任尚书仆射的大臣杨遵彦的极力匡扶,也能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使国家幸免于难,仅能救亡于一时,谈不上大治。即便如此,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能与国君威严圣明的作用相提并论。”其实,这正是李世民所要的答案,也正是他殚精竭虑所要避免的局面。他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尽可能避免决策出现失误。
首先是以史为鉴。历史与现实有时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决策与执行的关系上同样如此。决策者是不能自以为是的,否则等到自己处处感到执行力不如意时,处境就相当危险了。李世民有一次谈到隋炀帝时说:“隋炀帝知识渊博,也知道推崇尧、舜这样的圣君而贬斥桀、纣,然而为什么他做事的时候截然相反呢?”魏徵回答道:“隋炀帝自恃自己才智超人,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不能让有智慧的人无保留的奉献谋略,也不能保证勇猛的人能够竭尽全力战胜敌人。他虽然口诵尧、舜之言,执行的则是桀、纣那一套,至死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太宗表示这一定要时刻引以为戒:“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其次是以人为镜。李世民从“以铜为鉴可正衣冠”的道理中,悟出“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要求执行者能够成为一个明白人,同时能够对上级的决策负责,不能在执行中机械地回答一个“是”就算完事。李世民曾经针对隋时的一个案件谈到下级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否则对于落井下石:隋炀帝下令追查一起盗窃案,听说抓了二千多人后,又下令全都斩决。这时候执行团队已经发现真正有嫌疑的只有5个人,却不敢如实上报,把这二千多人都处决了,等于助长或者促成了隋炀帝的暴虐。李世民语重心长的对大家说,他“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决策难免会有失误,因此他要求群臣要像魏征那样“随事谏正”,使他少犯错误。
再次是兼听则明。兼听,不仅是尊重不同的意见,更要虚心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即“询于刍荛”,关注割草打柴的人们的心声。管理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听风就是雨,否则就会被小道消息或者扭曲的信息左右,那样反而更容易脱离实际。魏征在谈到怎样避免在决策中犯错时向唐太宗举了一系列的例子,说明偏听偏信的悲剧:秦二世偏信赵高的话,结果养奸为患,最终在叛乱中被杀死在望夷宫;梁武帝偏信朱异的一面之词,招致侯景之乱。侯景攻下国都后,被俘获的梁武帝受到百般羞辱,病饿交加,临死想喝一口蜂蜜都没有得到。以此告诫李世民不要被体制内亲贵宠恃的大臣阻塞了言路。李世民连声称是,常常闻过则喜,终于开拓出了被称为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
决策当为执行者所乐用 唐太宗所谓纳谏,在我们今天看来,意在形成一种校正机制。表面上看是允许甚至鼓励执行者挑战自己的权威,实际上是想树立一种榜样,形成一种风气,要求 “二传手”们在执行决策时同样要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不能自以为是,不能假传圣旨推卸责任。这样一级做给一级看,有助于最高决策的落地更加切合实际。另外,决策在执行中的趋利避害,有助于彼此形成利益共同体,使终端执行者乐于执行。
一言九鼎的李世民之所以虚心纳谏,当然是为了李家天下的江山永固;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述求,需要最大限度的考虑治下臣民的利益,在客观上对自己不能不有所约束,即所谓“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防止“损百姓以适其欲”。按照这样的原则,决策时就需要考虑获得执行者的认同。其实,管理者自己没有能力直接创造足够多的物质财富,能够给执行者带来的“福音”就是允许执行者发挥聪明才智,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只是在社会“蛋糕”一定的情况下,彼此有了零和关系,将利益分配的重点放在执行者一边才不乏实质意义。李世民亲眼所见,过去“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反过来,他“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当然就能够得到人们的拥护。
决策要想为执行者所乐用,既不能开空头支票,也不要试图转嫁执行成本,在遭遇资源瓶颈时心存侥幸;否则,执行者虽然没有理由抱怨决策者,但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决策者博弈。因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决策者试图通过执行将资源放大,通过游戏规则的制定推卸自己的责任,实际上放弃了利益一致的原则,等于将执行者置于对手的地位。这样一来,执行者虽然乐于尝试,但也会发现其中博弈的玄机,使得既定的决策产生扭曲。魏征在上疏中引用孟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唐太宗深以为是,对股肱大臣关爱有加,使他们感到在执行中有强大的后盾,更加义无反顾。
既然决策者与执行者利益是一致的,那么理应让执行者参与决策,由执行者在决策中直接反映自己的诉求,而不是将决策与执行截然分割开来,坐等决策者的 “施舍”。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李世民所处的时代不可能存在民主决策机制,最终还是由唐太宗说了算。不过他还是注意形成一种决策评议、校正机制,专设谏官参与决策。这并不是仅仅做做样子,而是赋予执行者相当的知情权和否决权。贞观六年,李氏政权的基础已经稳固,各方面的形势不错,有人建议李世民举行盛大的封禅仪式,李世民自己也有这个意思,偏偏魏征不同意。魏征的理由就是历经战乱和征讨,虽然节节取胜,但是需要修生养息,提高抵御新的风险的能力,不能因为封禅仪式再劳民伤财。李世民幡然醒悟,随即否决了歌功颂德的封禅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