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提前去想象痛苦纪实故事

第一篇：不要提前去想象痛苦纪实故事

佛教经典《百喻经》，里面有个《渴见水喻》的小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大热天渴得要死，于是到处去找水。终于，他找到了一条大河，急忙跑上前去。然而，当他站在岸边，看见奔流不息的河水时，左思右想，竟然不敢喝了。旁人路过，见此情景，大惑不解问道：“你不是很渴吗?现在到了河边，为什么又不喝水呢?”此人认真答道：“我确实很想喝水，可是河水这么多，我想到一辈子都喝不完，所以一口都不敢喝。”路人大笑，觉得此人不可救药，懒得理他，转身去了。

这个人是不是很傻?先不用笑别人，不妨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也许你曾经很想学一门外语，但是想到有浩如烟海的单词要背，恐怕一辈子都背不完，于是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也许你买到一套心仪已久的书。却发现书太厚内容多得超乎想象，担心看不完，再也不敢去碰它，于是这套书在书柜里摆了十几年，一页都没翻开过。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过雄心壮志，在我们的脑子里，每天都会冒出无数个想法。然而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念头都在灵光一闪的刹那，又被自己掐灭了。梦想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佛陀讲这个故事，是要劝喻世人：如果你想修行佛法，就要趁早开始，不要因为担心自己受不了那么多戒律，就干脆一戒都不受，放弃修行。河水喝不光没关系，喝一口是一口，总比站在河边渴死强。人生就是一场修行，这种问题每个人会遇到。然而，佛经里只是阐述了一种现象，并未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见水不喝”的心理根源是什么，有没有行之有效的克服办法?

前美国海豹突击队马库斯，写过一本回忆录《孤独的幸存者》，里面详细记录了海豹突击队员的受训内容。可想而知，那种高强度的“地狱式”训练，考验的不光是体能极限。更是意志力承受极限。疼痛、寒冷和恐惧，时刻会把人逼到崩溃的边缘，对于受训队员来说，简直每天都是世界末日。因此，教官又制订了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规则。训练场上挂着一口大钟，如果哪个学员觉得无法忍受，只要亲自去敲响这口钟，就表示自动放弃，随时可以收拾行李回家，绝不阻拦。即使人人都把敲钟视为奇耻大辱，钟声依然每天都会响起。

不久，马库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数人都不是在训练过程中放弃的，而是晚上休息时跑去敲钟。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圆满完成了当天的训练任务，最艰难的时刻都挺过来了，为什么在最轻松的时候，反而决定放弃?经验丰富的教官解开了马库斯心中的谜团：“他们没有专心投入当天的训练，总是在担心明天能不能熬过去，情不自禁陷入到对未来的恐惧之中，越想越害怕，于是放弃了。”因此，教官会提醒留下的学员：“千万不要提前去想象痛苦!要忘记未来，只关注眼前，坚持完成当天的任务就是成功。”道理并不深奥，但总有人做不到。

看到此处，我就想起佛经里那位愚兄，站在河边，就是不敢喝水。他想得太远，结果把自己吓坏了。在我们的一生中，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只有一次，那就是现在。不要陷入对未来的恐惧中，把握当下，走出第一步，就是胜利。

第二篇：不要迷恋山腰的风景纪实故事

2002年3月的一天，一辆加长型林肯房车停在了美国纽约州立高级中学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位老人，径直来到校长室。

老人说，他叫帕米拉，是微软公司的常务副总裁。这次来，是想找一个叫马克·扎克伯格的学生。微软公司希望聘请这位学生担任高级工程师，年薪是95万美元。

原来，马克·扎克伯格从小就被誉为“电脑神童”，10岁开始电脑编程。2001年末，马克·扎克伯格设计出了一款MP3播放机，无论是设计还是音效，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一时间，各大软件公司争相聘请马克·扎克伯格。微软公司经过董事会协商后，慎重地做出了这一决定。

一会儿工夫，马克·扎克伯格来了。瘦瘦的，很普通的一个男生。听到帕米拉的邀请，马克·扎克伯格腼腆地笑了：“谢谢您与微软公司的肯定，只是我想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学习。”

2003年，马克·扎克伯格进入了哈佛大学，主修心理学。可是，他依然痴迷于电脑技术。2004年，马克·扎克伯格建立了一个为哈佛学生提供互相联系的平台的网站，命名为“脸谱网”。网站刚一开通就大为轰动，几个星期内，哈佛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注册为会员，在上面发布他们最私密的个人资料，如姓名、照片、兴趣爱好和手机号码等。学生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掌握朋友的最新动态、和朋友聊天、搜寻新朋友。很快，该网站就扩展蔓延到全美各大高校。到2004年底，注册会员已经突破100万。于是，马克·扎克伯格从哈佛大学退学，开始全职经营网站。到2006年，脸谱网风靡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整个欧美地区，注册人数达到了5000多万。

脸谱网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各大网络公司的注意。雅虎公司首先向马克·扎克伯格抛出了橄榄枝，出价10亿美元要求收购脸谱网。

这个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轰动。10亿美元！只要马克·扎克伯格点点头，年仅22岁的他，就可以跻身全球顶级大富豪的行列。

可是，马克·扎克伯格又一次让世界为之侧目。他微笑着拒绝了：“我要做全球最好的社交网站，我要做最顶级的网络公司。”

看来，想要收购脸谱网是不可能的了。2007年，微软公司经过仔细权衡之后，出资2.4亿美元收购了脸谱网1.6%的股份。

2010年，脸谱网注册用户达到5亿，同时在线人数超过了1亿，公司的市值达到150亿美元。他本人也被《时代》周刊评为2010年的人物。

如果当初马克·扎克伯格满足于年薪95万美元的工作，如果当初他10亿美元把脸谱网给卖了，那么，马克·扎克伯格还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吗？

经受住诱惑，才能得到成功。往往有许多人，他们之所以不能登顶，并不是因为能力的匮乏，而是因为迷失于山腰旖旎的风景，忘了自己最初的追求。

第三篇：年轻人的纠结与痛苦纪实故事

“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或许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心结：欲走还留，纠结其中，离开之后又分外想念。一年前，他们无奈而又痛楚地离开了这些光芒万丈的大都市，有人称他们是“逃离北上广”；而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从二线城市杀回来了，仍带着些无奈，还有那么一丝的痛楚，更多的是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期待。

从郑州回到北京：小地方是要靠爹的李涵从郑州回北京快一个月了，一直寄宿在同学租住的房子里。平时同学去上班，李涵就闷在屋子里面上网发简历，有时候一天能发上百份，但是现在她还没有碰到满意的职位。同学劝她别整天老闷在屋子里面，出去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李涵说，不找到满意的工作，她就一直闭关，中午到楼下买3元钱一份的凉皮现在成为她唯一的活动，“不能老住同学这儿啊，我得赶紧找工作，搬出去。”

一年前，李涵还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在北京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宝街上班。她笑称，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个“三无产品”——没房子，没车子，也没男朋友。一天打交道说话最多的就是楼下趴活的出租车司机，“那个时候经常加班，加班到晚上11点是太平常的事了，出了公司大厦，趴活的司机一看是我，问也不问，就知道要把我拉到双桥。”那时候，李涵和网上认识的一姑娘租住在双桥的一个小区，两个人租了个两居室，一大间，一小间。大房1000元，小房800元，“那姑娘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反正每天我们俩碰不上面，我晚上回去，人家都睡了，周末就是呆在房间里一顿狂睡，睡个天昏地暗。”

李涵说，其实她一开始没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妥，年轻人不就应该奋斗嘛！但是每逢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她那种漂着的感觉特别明显，“嘴里说着自己过得很好，但是经常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房子买不起，像我这种没户口的还要有连续的纳税证明，那就得保证一刻都不能清闲，不能随便跳槽，一旦跳槽衔接不好，连续的纳税证明就没有了，连车子也买不了，工作这么累，谈恋爱的工夫都没有。”经常是挂了电话后，李涵已是满脸泪水。父母在那头就劝她回去，她一开始嘴很硬：“不回，不回，不混出个样子来，我就不回。”她忘不了当年考上北京某高校时，多少乡亲以她为骄傲：“那闺女中，以后就是北京人了！”

促使李涵最终逃离北京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北京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这个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内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北京，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北京，“也考虑过去上海，毕竟那也是广告公司聚集的地方，后来想了想，还是觉得北京更为熟悉。”

回到北京，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北京，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我不会再是个三无产品。”

从万州回到广州：家乡已是人生地不熟

刘梅原来在广州，她已经算是“白骨精”级别的：白领、骨干、精英。

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的。”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从济南回到北京：二线城市工资太低

2006年，23岁的东北女孩陆顺梓大学还没毕业，就一个人跑北京来找工作了。在这里，她认识了山东男孩姬之幼。小姬比顺梓早一年毕业，当时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影视制作工作室，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拍广告片、宣传片。

性格活泼开朗的顺梓凡事喜欢靠自己，很快，她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机构做网站编辑，月薪1000多元，提供员工宿舍。刚刚走出校门，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标准的集体生活，于是就跟一个关系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在昌平一处居民楼里合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虽然免不了奔波，却可以一路欣赏不同人的不同面孔，顺梓的生活过得新奇而快乐。

第四篇：不要放大痛苦美文

我的一个同学最近离婚了，原因是她无法忍受男方给她带来的痛苦。

她向我倾诉了心中的“苦”，她痛斥前夫是一个“暴躁狂”，自私刻薄，不近情理，在七八年的婚姻里，她的精神饱受摧残，实在是无法忍受到了极点。我让她说出前夫具体在哪些方面得罪了她，她一一罗列：前夫当众指责过她，让她很没有面子；他不给她买早点，让她心情不爽；他也向她动过手，属于推搡之类，但这在她心目中等于家庭暴力。最后她还哀怨地说，上帝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这样变态的男人为什么让我碰到了？

我听了她的诉说，我劝她说，你可能夸大了理由，放大了痛苦，夫妻居家过日子，磕磕碰碰难以避免，如果对此宽以待之，便会减少许多烦恼，你们夫妻感情也会是另一种结果。她听了我的话，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奇怪我怎么不向着她说话。

她还是没能明白我所说话的深意。其实，世间的很多痛苦，或者说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往往是被人为放大了的。

“我多么痛苦！”“我多么不幸！”说这些话的人，据我观察，往往是一些活得悠闲而又不错的人。他们对别人要求过高，对自己则很放纵，认为别人一无是处，而自己则十全十美。据我所知，我的这位同学的前夫并不是她所想的那么可怕，他对人彬彬有礼，善于体贴妻子，关心家庭。如果她能宽容对方的一些小缺点，就不会导致双方的矛盾加深，以致各奔前程。

生活中，我们大都有这样的体会：同一件事情，有人觉得是痛苦的，有人却不以为意。比如一群人等车，车老是不来，有的人面部表情痛苦不堪，而有的人却泰然处之。都是候车人，为啥有不同的情绪呢？这说明，痛苦是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也就是说，痛苦的感觉往往是自我的。

一个家庭的确有许多琐碎的烦恼之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从生活态度到生活习惯的容忍，对对方职业、文化层次的容忍，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而我们必须淡化它。如果说婚姻在某种意义是一味药，那么它肯定有一定的副作用，容忍就是对副作用的正视。作家北村在一篇小说中这样说过：家庭生活使一个人卑下，如果你找不到一个使自己高贵起来的办法，结局总是一样。倘若有了这么一种现实的态度，我们就不会在那些貌似高贵的、虚拟的痛苦上兜圈子。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遇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并组建家庭，当你认为你遇到的这个人天底下最坏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人是天底下最好的。如此一来，我们有什么必要走极端，又有什么必要放大我们的痛苦呢？

第五篇：我们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纪实故事

我听过一家杂志社总编在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不像读书人，缺乏基本的阅读热情。不读书不看报只上网的人能当好编辑吗？总编发火是有原因的：一个××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女孩子，模样看上去老成持重，平时表现得虚心好问。大家对她印象都不错，所以破例让她临时顶夜班编辑，看看清样。在一篇有关台湾局势的评论稿子上，这女孩子在“连战”、“宋楚瑜”名字下打了重重的红色问号，批注“建议在有关人名下面加上注释”；又在“个中三昧谁能解”旁火气十足地重重批注“这种拗口的句子以后不要再出现”……

值夜班的副总见到这篇被改得满天花的稿子，一开始脑门一凛：怎么？！都快发稿了，还有那么多问题？再仔细一看标注的那些话，那感觉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整个就是“我晕”，那女孩子早已下班回家了。

这副总亲自“救火”，连忙张罗着把那篇改坏的稿子又给改回来。第二天，副总把那女孩叫到办公室一阵猛训，问她：“你不知道的人名，就能断定读者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布什、布莱尔也加上注释？你又凭什么断定‘个中三昧’是酸文假醋？”

那女孩不服气，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副总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不是角度问题！这有个客观标准的！”女孩又说：“这可能怪我过于谨慎了，其实这些人名我都知道……”副总当时就拍了桌子：“你还在找托辞？什么‘过于谨慎’？就是你的知识储备不足！你可以不做事，但是请你不要帮倒忙！”

“帮倒忙”一说出口，女孩子大概觉得副总侮辱了她，哭着跑了……这事被捅到社务会上，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半晌总编才说了一句：可怕！

中文系学生不知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何许人也；外语系学生把I exist while I’m thinking翻译成“我思考，同时我存在”；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找过那位北大历史系学生问了问究竟，想听一听理由。我希望他说出对这一类知识填空题的批评性意见，哪怕是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一个黄仁宇，不错；你们的读书趣味很有意思。可你们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吗？我的优势是……”或者是：“惭愧，《万历十五年》我没读过；可是我能告诉你万历年间大约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我只是不愿意蒙……”

那是个清瘦的戴深度眼镜的男孩子，转动着眼睛，边说边搔着后脑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说题也并不难，可能……可能是我准备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你认为这一类题还要需要专门准备复习吗？”

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说辞有些不妥，又说：“其实……有好些填空内容，平时也听说过了的……可不知怎么回事，笔试的时候就记不得了……”

我问他：“你们同学也没有议论？老师也没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吗？”

男孩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很坦诚地说：“学业忙，不大看课外书……”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你们总能根据学到的知识回答出万历年间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这套题不是偏题、怪题，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出题的用意，以你北大历史系专业的功底，随便写几个人名应该不成问题吧？”

男孩子低下头，点一点，又摇一摇，说：“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专攻日本历史的……”

这时老董凑上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一个本科生，奢谈什么‘专攻’？！你说明朝你不熟，那你说说哪朝你又熟了？戚继光、张居正这些人不是中学历史就应该学过的吗？”我连忙劝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兴地走了。

可能是我们做得过分了一点，人家落聘了，还把人家叫住一顿数落。被老董这么一抢白搅了局，我也没机会再问出什么。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席间有人谈起单位招聘“内部掌握”的“几要几不要”。有人笑言：这“×个不要”可不能传出去，当心“厕所里丢炸弹——激起公愤(粪)”。要是被有关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谁了》炮制出一篇《大学生惹谁了》，那咱杂志社的名声可要蒙受负面影响。又有人说，咱们杂志可是标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忒不讲“人文精神”了。

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觉得让一个读书人更像个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读书人要像读书人”怎么理解？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最值得选择的生活，就是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性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讲的是自由教育的本质问题。他老人家用了“沉思”这个词，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尚、最值得去追求的。那么我就不能不说说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教育了。我们很难看到有好学而多思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催长素时代下张皇失措穷于应付的可怜孩子。

王小波杂文提到肖伯纳写的一件事：一个学子多年以后回到家，他父亲问他这些年在外面都学了什么技能？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到工匠活一一问过来，儿子都摇头，说：“我不曾学这些，但是我学到了更重要的本领，就是明辨是非。”话音刚落，他老爸抄起烧火棍子就把他给撵了出来，骂道：“小混蛋！你对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图画无一知晓，就敢说明辨了是非？ ”从某些手持名牌大学文凭的莘莘学子脸上我分明就看到了“但我明辨是非”的神气。一位高校教师反复对她的学生讲：知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这话说得恳切。

大学病相，从来都存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病例百出，令人大跌眼镜。对于那位据称是“代表新北大精神”的“怪杰”非凡才情掩盖下的抄袭，我不想再重复——他没有正眼看这个问题，看来他也不知道疼是怎么回事。文章抄袭这种事情，本是不难判断的事；抄了就是抄了，没抄就是没抄。可为什么还要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呢？据说该才子抄袭评论家朱大可事泄后，悻悻然地回嘴：“没有缺点的苍蝇只是一只苍蝇，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朱大可也不跟他客气：“这人可能是一只有缺点的苍蝇吧！”

我听到这事，并没有太失望的反应——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这点傲气还是有的；对这种“一蟹不如一蟹”式的“人才辈出”，我只能撇撇嘴而已。本来无所谓“希望”，又哪来的失望？但是，另一种巨大的失望却朝我袭来，从几个德高望重的教授学者——就是他的那些师友们对抄袭事件的反应来看，北大不仅仅是“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尤其是那里面有一两个一直被我崇仰为北大高标的教授，在这个时候为“才子”来“站场子”。学术公正、良知又到哪里去了？

如果说：这样的一类人能代表“北大精神”，那北大精神玩儿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