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公平视角下的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分析论文

第一篇：财政公平视角下的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从透视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概念着手，以国际视野比较分析了有关国家的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措施。进而在对我国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进行现实考察的基础上，立足于财政公平目标，提出了实现我国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教育；财政公平

一、问题的提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本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作为政府部门的一个重要政策定位，它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施行。各国政府致力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既有着长久的历史进程，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

一些先进的社会发展理论都表明，一个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供应原则，是政府应让每个公民都确信，无论他住在国家的什么地方，他都会得到某些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水平保证，如安全、健康、福利和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被视为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经济目标之一，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证和社会保险。在这里，公共服务均等化涵盖了两个不同的方面，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差异性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了如公共安全、基础教育等对社会公众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基础作用，满足的是公众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的服务。

然而，在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表述的形成甚至将其写入“十一五”规划，确是近一两年才有的事情。

导致如此结果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因于我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在传统体制下，我国对城市和农村两个系统，分别施行了两套不同的经济社会体制，由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所谓二元经济社会格局。在这样的一种格局下，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分别以城市和农村各不相同。城市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多，农村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少，甚至享受不到基本公共服务。因而，在那时以至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几乎没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而常常提及的则是所谓“区别对待”。

最突出的例子，发生在基础教育领域，作为一项最为基本的公共服务，基础教育服务理应由作为公共管理者的政府部门无差别的提供给所有的居民。但是，二元的经济社会体制带给中国基础教育服务的一个深刻印记是：城市居民的基础教育，由政府承担，实行财政拨款。农村居民的基础教育，则由农民自办，实行经费自筹。公共资源配置上的不均等，自然使得两个系统的基础教育服务差距越拉越大。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落实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再地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提至我们面前。在所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又以基础教育服务最为牵动人心。因而，围绕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而引发的种种议论，也就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点、焦点和难点。

在本文中，笔者力图阐明的基本观点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以以基础教育服务为重点，并从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做起。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有赖于财政收支安排的政策理念以及相关制度的调整。具体而言，在有关基础教育服务的财政收支安排上，应当立足于财政公平，从以往对城市和农村实行“区别对待”适时切换到“国民待遇”的路线上来。

本文所使用的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概念，系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申而来。笔者据此给出的定义是：公共财政活动提供的基础教育服务的效益，起码在政策层面上，应致力于无差别地、一视同仁地落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当然，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一致，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可以享受到的最低水平的基础教育服务，并不排斥地区间服务质量、数量和效果的差异。

二、国际视野下的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

本文选择3个在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上具有特色的国家——美国、法国和韩国，作为比较分析的样板。其基本的考虑是：其一，作为一个典型的地方分权国家，美国的教育体制带着浓厚的分权特征；与之相反，法国则是中央集权教育体制的代表。分权制和集权制下的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措施自然各具特色，对它们的比较分析显然有利于我们总结和借鉴经验。其二，同我国的情形相仿，韩国是从战后恢复起来的亚洲国家，它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等方面与我国有很多类似之处。相对于传统的发达国家而言，它的基础教育均等化措施在可操作性上可能更具参考价值。

（一）美国

定位于教育财政的公平，美国政府采取了以下一些旨在推进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措施：

1.城市和农村实行一体化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这是美国基础教育服务最突出的特征。学区作为为教育工作而划分的特别专区，实行独立管理，没有城乡差别之分。其设置，在城市大体与市、在农村大体与乡镇的大小相当。

2.美国农村基础教育服务的财政投入，由联邦、州和学区三级共同承担，其中州和地方是主要提供者。州一级政府支持基础教育服务的主要财政来源是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财产税则是地方政府支持基础教育服务的主要来源。正是有了来自特定税种的税收收入的支撑，基础教育的发展才有了相应的财力保障。

3.在联邦、州和学区之间建立了规范有序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减少学区间教育财政的不均等。联邦政府转移支付规模较小，其转移支付的项目一般与国家某项特殊利益结合在一起；州政府转移支付规模较大，作用显著。

4.州政府对学区实行多种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主要包括：水平补助模式、基数补助模式、保证税基补助模式以及基数补助与保证税基补助结合模式等。这样的好处在于州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本州的转移支付模式，从而更有助于实现州内的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

（二）法国

同美国有所不同，法国政府采取的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措施，更侧重于解决区域之间、家庭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教育不均衡：

1.与较为集中的教育体制和财政体制相适应，法国在基础教育服务上的财政投入，实行了集中模式。中央政府承担的基础教育服务财政支出，占到90％以上，其余部分由市镇政府分担。

2.建立了有效的区域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用以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特别是边远农村地区达到一定的基础教育服务提供水平。比如，在农村地区广泛推行适当集中的办学政策；对城市的处境不利地区广泛建立优先教育区等等。

3.为处境不利的社会群体和家境贫困儿童制定了一系列的特别财政政策，以保证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最低水平的基础教育服务。这些政策主要有国家助学金制度，开学补贴制度、上学交通补贴制度、午餐补贴制度等等。在一些地区，议会还会拨专款资助生活条件差的学生。

（三）韩国

韩国政府所采取的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措施，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1.优先发展基础教育服务。其财政投入基本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出少量资金。这种选择显然是明智的。我们知道，根据萨卡罗普洛斯对教育收益率的测算，在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的高社会收益率(27％)与高等教育较低的收益率(14％)形成强烈的反差，也就是说，基础教育比高等教育更能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2.优先发展偏远地区的基础教育服务。韩国实施基础教育服务的地区顺序为：先偏远地区，后中心地区：先农村，后城市。为此，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偏僻、岛屿地区教育振兴法》。具体的财政措施包括；对偏远和不利地区实行等拨专款补助的“教育优先区制度”；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足够学习的奖学金；对贫困家庭直接发放“教育代用券”等等。韩国的这种做法，旨在保证偏远地区弱势群体的孩子们都能得到基础教育服务，从而维持较高的总体入学率。”

3.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公共财政优先保证地方教育的发展，但转移支付主要针对农村基础教育服务，当然也补助一部分小城镇。而大城市的教育经费，地方政府负责很大一部分。农村的基础教育服务在韩国一直处于优先地位，得到了各种政策上的倾斜和优惠。

（四）几点启示

上述3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措施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1.基础教育服务在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必须有明确的界定。

综观3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基本采用的是“委托基层地方政府办学，多级政府分担经费”的办学体制。尽管法国和韩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型的教育财政体制，并有能力承担绝大部分的基础教育支出，但他们仍将基础教育的办学责任委托给县市地方政府。多级政府分担经费，既是为了保证基础教育的资金需要，也是为了促进各级政府支持教育。试想如果省级政府不参与分担，那么就等于将他们排除在基础教育管理之外，没有权利就没有义务，他们就不会因此将基础教育列为本级的公共事务，也就可能因此放弃政府职能之所在。

2.履行基础教育服务职能的政府级次不能放置太低，否则无法解决“外溢效应”。

对基础教育一般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实行学区制管理的美国模式；另一种是将所有的学校都归于某一级次的政府直接管理，而不论其坐落在城市或者乡村，法国和韩国就属于这种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特点，都是绕过了社区——即末级基层政府（相当于我国的乡镇），而由相当于县级的地方政府办学。这样有助于避免因末级基层政府缺乏财力保障而使基础教育不能充分发展的现象。

3.实现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政府间财政的转移支付是最为重要的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作用在于，中央和省级政府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可以给予下级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从而保证全国范围内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转移支付一方面可以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基础教育服务的财政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强化中央政府对全国基础教育服务的宏观调控能力，并可以以此消除或缩小地区之间的失衡或不均等。

4.实施城市和农村一体化甚至农村优先于城市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城乡之间的发展也不可能是平衡的。但是检索国外基础教育的文献，我们很难找到农村基础教育的概念。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在教育体制的设计上没有城乡之分，在教育财政的分配上注重弥补横向的缺口。相比之下，我国长期以来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为城镇居民量身打造，对农村的社会公共需要则考虑太少，这几乎成为一种“定制”。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基础教育分为农村和城市教育，并规定乡镇、城区政府办学，事实上形成了城乡两种教育体制，即“一县两制”。同时，在财政分配上又过多地向城市倾斜，使城乡基础教育差距人为地越拉越大。

第二篇：多维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基础教育差异化均衡发展论文

论文摘要：教育公平理念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公平是一个多维概念，它具有历史性和过程性，教育公平也不必然地与教育效率相冲突，这需要放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来考察。教育公平的多维性决定了教育均衡的差异性，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决定了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模式是基础教育良性均衡发展的合理化模式。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把握好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底线均衡、过程均衡和特色均衡等几方面的内容。

论文关键词：教育公平基础教育 差异化均衡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不断深入，人们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目标，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教育公平的理念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均衡实质上就是指在教育公平思想和教育平等原则的支配下，教育机构、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有平等待遇的理想和确保其实际操作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制度。[1]基础教育作为各级教育的起点和基础，对于教育公平的意义尤为重要，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实现的基础和保证。只有正确把握教育公平的思想，才能在教育实践中正确推行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本文拟通过对教育公平思想内涵的梳理，结合基础教育自身的特性来对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进行分析，以期对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所启示。

一、多维视角下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的理念由来已久，早在先秦和古希腊时代，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就提出了教育公平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超越了身份制、等级制等将教育视为少数人特权的历史阶段之后，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已成为现代社会普世的基础价值。[2]但是对于教育公平理念的认识和理解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教育公平的理解应该是多维度、动态性的。

1.教育公平是个历史性的概念

公平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发展变化着的。教育公平作为公平的一个层面也不例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永恒的公平的现象，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一个人有一个的理解。”[3]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人的受教育权利是与其所属的社会等级相一致的。教育资源的分配是看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为判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把现实的物质利益和迫切的政治要求上升为普遍的、理性化的“自由”、“平等”、“人权”，倡导“人人生而平等”。这种“人人平等”的公平观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人人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不过，这种“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却受着金钱的限制。如今，人们认识到，接受教育是一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不应受财富、权力、家庭等社会因素的限制，而应以受教育者的学习能力为准则来分配教育资源，追求教育的“能力”公平。总之，公平的内涵及与其他诸多问题的关系只有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社会结构变动之中，即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因此，对待教育公平问题首先要看到它的动态性、时间性。

2.教育公平是个过程性的概念

教育是一个过程，教育公平也应当是一个过程性的，具体可包括这一过程的三个阶段，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是指教育机会的平等、入学机会均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平要求，在实践中尤指保障儿童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过程公平，又叫参与公平，是指个人或群体在教育的不同部门和领域内经历和参与的性质、质量，以保障每个人都能接受自己所需要的教育；结果公平，是指最终体现为学业成就、教育质量的平等，是一种实质性的、目标层面的公平。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经由教育过程然后才进入社会的，因此个人的教育公平就是其日后社会公平的基础和保障，个人教育公平的终点就是其社会公平的起点，如果教育公平无法保证其全过程的公平，那社会公平也就无从谈起。对教育公平的把握也要建立在对其过程性的全局理解之上，只有每个阶段的教育都做到了公平，真正的教育公平才能实现。既要积极推进教育公平各阶段的实现，也要认识到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搞大跃进，盲目发展。

3.教育公平的倡导并不必然导致教育效率的下降

长久以来人们有一个认识的误区，即过于强调教育公平的实现会导致教育效率的下降，从而影响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则会更好地发展教育事业。其实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教育本身是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现象。教育是保障社会起点公平的重要工具，是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保证。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其目的就是让所有适龄人群接受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融入社会、工作、生活的最基本素质，而这些则是现代社会正常、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所以，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就决定了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完全统一的，教育公平在基础教育各个阶段的真正贯彻和实现就是教育效率最大的发挥。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教育属于准公共物品，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里会“失灵”，因而建立在市场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效率概念也不能简单套用在教育之上。教育的准公共物品的属性使其必然需要由政府进行供给，因为其有很大的外部效应，但同时教育是准公共物品而不是纯公共物品，其到达一定程度之后还是会出现竞争和排他性的，所以，效率问题还是存在的。不过从教育的层次来看，基础教育因为其基础性，公共物品的属性更强，在这一阶段之上保持教育公平，社会获得的正效益更大，因此这一阶段让每个人都公平地受到教育是最重要的；而在高等教育层次，其私人物品的属性更强，个人因此获得的正效益更大，所以这一阶段实行的是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教育效率的强调也更重一些。

二、教育公平与基础教育的差异化均衡

教育公平是一个多维度、动态的概念，同样，在教育公平指导下的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也不应该是静态的、线性单一的。在中国搞基础教育均衡更是忌讳简单的平均主义、一刀切，因为各个地区都是不同的，有一些还差别很大，所以杀富济贫式、削峰填谷式的均衡发展都是不对的，也是与教育公平理念不合的。要想真正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需要对我国的基础教育进行现实和理论上的分析。

首先，从客观现实来看，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整体的教育发展水平也较低。我国基础教育学校历史条件、社区环境、师资水平等的不同决定了学校发展过程中彼此差异的存在。但差异不是差距，差异是和谐的前提，正是学校间彼此的差异才使基础教育的和谐发展有了可能。因此无论是基于我国的国情还是基于均衡发展的本然意蕴，基础教育的均衡都应该是一种差异均衡。其次，从理论上分析，基础教育的“基础”应是促进人的发展、培养合格公民、打下“成人”的基础。基础教育是“底线合格”的教育而不是“培育英才”的教育，是“打好人生成长基础”的教育而不是“社会分层流动”的教育，是“素质教育”而不是“考试选拔教育”。[4]基础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具有最基本生活能力的人，是为成为未来的合格劳动者做准备。当然，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可以培养“最杰出的人才”，但那不是它的本然目标。对基础教育的“基础”要有科学的理性判断，促使基础教育在真正的意义上良性均衡发展。

实行一种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模式是比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即以基础教育的“基础”为底线，针对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注重学校内涵发展的教育均衡发展模式。它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保证教育质量底线发展的均衡，追求教育发展基本条件的满足和基础教育最低目标的实现。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模式奉行“合格即优秀”的教育标准，它将目标定位于基础教育的底线，而不是将目光定位于所谓“优质”、“第一流”发展的顶线。它不仅重视政府对基础教育适当的经济投入，更重视基础教育学校的内涵式发展，通过学校的内涵发展促进办学质量的提高。它重视的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底线，每一个区域、每一所学校的发展都要达到一个底线标准，每一个基础教育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在底线上合格。同时，这一发展模式还更多地着眼于以差异的特色来研究基础教育，承认差异，在差异中寻找特色，通过特色实现基础教育的底线均衡，追求一种在现有物质条件下的“低位高水平”（物质条件的相对低位和学校发展的高水平）的发展。差异均衡视角下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贵族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都应该保持教育基础底线的一致，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过程、管理评价都应该具有共同的底线标准。这一发展模式也正科学地诠释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5]

三、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

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是在多维教育公平观指导之下的、立足于基本国情和基础教育基础性之上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把握好几方面的内容。

1.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

一般认为，基础教育主要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三部分。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是其内部各要素的全面均衡。因为这三部分是基础教育的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均衡与否都直接决定了下一阶段的起点公平，而每一阶段的均衡也都会对上一阶段能否均衡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一个地区，普通高中的发展如果不均衡，有的学校特别好，占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多，而有的学校却十分薄弱，这必然会产生初中阶段的学生都想向优质高中涌入，从而造成优质高中人满为患，薄弱学校无人问津的情况，这反映在中招考试中就会使得初中教育受制于中考的指挥棒，不得不实行应试教育，推行“重点班”，讲求“效率优先”。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必然也就导致了整体基础教育的资源配置偏向于优质学校，产生马太效应，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当然，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很多地区还无法实现这种整体的均衡，但是以义务教育均衡为主体，向上下延伸的均衡发展模式在各地都已经推行开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一定能够实现。2.基础教育的底线均衡

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均衡应该是底线均衡。我国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各不相同，不能整齐划一地划定一个均衡发展的线，但是基本的教育公平是要保证的，因此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就要实行底线均衡。

基础教育底线均衡的这一底线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素质。底线均衡就是在保证学生底线合格基础上的有差异的均衡。基础教育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优质合格的社会公民，学校要保证学生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后实现底线上的优质合格，合格底线上的优质就是优质学校的主要特征。夯实基础、保证底线是基础教育底线均衡的基本任务。底线均衡的内容包括：学生具有优良的公民素质；学生在优良公民素质基础上实现有差异的自由发展。这就要求基础教育学校要善待每一个学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学校能够为每一个学生的和谐成长提供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的合适的课程和教学。课程设置要在保证国家课程标准彻底落实的基础上建设好有差异的校本课程，选择运用有差异的教学方法。基础教育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育人成人，它不应当过分承担人才选拔和输送的任务，但它并不排斥培养知识基础牢固、创新能力强的“精英学生”，这些“精英学生”的成长是在底线均衡发展上的有差异的发展。不过，基础教育学校不能为了“精英”而实行所谓的“精英教育”，更不能为了“精英”而牺牲大多数学生的健康成长。

3.基础教育的过程均衡

基础教育均衡的实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既包括基础教育内部每一阶段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包括基础教育内部各阶段的公平与均衡。这就要求我们秉持一种内生性的面向过程的教育均衡发展观，注重教育过程的监测与反馈，保证教育质量的全面均衡提高，坚决杜绝目标导向的只重物质条件和考试结果的教育发展观。

影响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过程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学校的基础设施；二是师资力量；三是学生素质。这三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主要是由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具有区域性和外部性，因为这不是单纯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所能左右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则是内生性的，学校可以通过教师专业发展来提升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通过学校的课程和教学改革来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因此第二、第三个因素也是推进基础教育良性均衡发展所要重视和着力把握的。

4.基础教育的特色均衡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差异中的均衡，而不是千校一面、整齐划

一、平均主义的均衡。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多民族杂居、城乡二元化发展的社会之中。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就应该顺应这一差异，凸显出有特色的均衡发展，而不是一味追求统一和标准化。例如，新农村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就不必也不应该简单效仿城市化，而是可以凭借农村学校文化与城市学校文化的差异创造特色均衡。更重要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未必就意味着它的教育也欠发达或者贫困，这些地区的教育完全可能凭借特色优质发展，纵横考察古今名校，许多恰恰与经济不发达相关而许多享有盛誉的教育家也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办出了享有盛誉的学校。

教育差异也可以是人才培养特色的不同。首先，基础教育在严格履行教育责任，保障绝大多数学生因全面合格而优秀，实现底线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人发展的不同特色实施差异教育，形成培养不同人才的特色发展。其次，我国基础教育在一定区域内的不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客观存在的教育个别差异人为地制造成了教育群体差异，把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特点的学生差异制造成了不同学校的差异。应该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让不同学校承担培养不同人才的教育责任。例如，对一所生源质量不高、学生成绩较差的学校可以确立“考试成绩合格就是优秀”的评价标准，激活“全面合格才是优秀”的发展趋向，让它培养的大多数学生理直气壮地报考职业技术学校；而对一所生源质量优异、学生成绩较好的学校，在“全面合格才是优秀”的底线评价标准基础上，可以让它培养的大多数学生报考普通高中。

总之，如果教育评价部门能够以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标准来评价基础教育的发展，如果各类高等院校能够不拘一格选人才，为不同人才公平地敞开大门，那基础教育良性均衡发展就能够获得持续、稳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翟博.教育均衡发展:理论、指标及测算方法[J].教育研究,2006,(3):16-28.[2]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2.[4]吴亮奎.寻找失落的基础:基础教育“基础”的反思[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10,(7):1-4.[5]瞿卫星、吴亮奎.差异均衡视域下的区域性学校发展——以南京市栖霞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为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8):21-24.

第三篇：公平视角下公务员薪酬制度特点分析

公平视角下公务员薪酬制度特点分析

摘要：公务员薪酬制度是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务员的薪酬公平问题对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与发展乃 至整体国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解读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的特点为 切入点，以公平理论为主线，分析了我国公务员薪酬公平问题的实质，提出了构建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结构模式的总 体思路.一、公平视角下历次公务员薪酬改革政策解读

（一）解读《公务员法》施行之前薪酬改革的特点 从建国后到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施行之前，我国公务员的薪酬 制度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改革。这三次改革大致可以分 成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职务等级工资制阶段。这是从1956年统 一实行国家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开始的，这次改革实 现了由各大行政区为主的工资管理体制向单一工资制 度类型的转变。这种职务等级工资制度是我国薪酬制 度类型的雏形，奠定了我国薪酬制度的基础，适应了当 时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但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加上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薪酬公平问题越来越凸显 出来，如职务等级工资制逐渐演变成“属人工资”，工资 往往能上不能下。所以，在运行中逐步呈现出“职级不 符”、“劳酬脱节”和工资标准过于繁杂等弊端；同时，中 央集中统一管理，工资机制僵化，平均主义倾向严重，整体工资水平低下并长期冻结，严重影响了国家干部 的（1993年我国开始建立公务员制度，在此之前，国家 工作人员被统称为国家干部）工作热情，工作效率十分 低下.第二阶段：结构工资阶段。1985年，国家干部实行 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改革。这次薪酬制 度改革实行了结构工资制，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工资制 度，突出岗位因素；在结构上，从职务工资和工龄工资 上反映了劳动的“潜在形态”和“凝固形态”，［1］（p290）发挥 了工资多重功能的作用。在分配公平方面，体现了一定 的按劳分配原则，对于奖优罚劣、奖勤罚懒具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但是，结构工资制在实际运行中也暴露出一 些问题：首先，结构工资制以职务工资为主，不能反映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特点不同而 在待遇上的差别。其次，结构工资制灵活性较差，不能 随着物价的变化而自动调节工资。再次，奖金的发放不 具有实际意义，成为平均主义的产物，没有起到激励的 作用.第三阶段：优化结构工资阶段。1993年，我国建立 了公务员制度，并进行了第三次薪酬制度改革。这次改 革进一步完善了工资结构形式，恢复了级别工资，增强 了工资的激励功能，实现了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的脱钩，建立了适合各自特点的工资制度。但是，由于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实施尚处于初期阶段，在公务员薪 酬制度设计方面仍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工资级 差太小，不利于调动高级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工资级 别过少，基层公务员晋升困难，加剧了“官本位”现象.所以，这次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后，仍出现公务员连续 加薪现象，引起社会成员的不满，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 设。［2］

（二）解读《公务员法》施行之后薪酬改革的特点 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施行之后，我国公务员 薪酬制度进行了第四次改革。此次公务员薪酬的改革 按照《公务员法》的要求，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 相结合的制度。这次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是有史以来 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特别是工资级数的增加，使得公 务员在不晋升职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级别工资的晋 升同样增加工资；同时，合理地拉大了工资的级差，体 现了分配公平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过去公务 员工资制度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符合国际公务员工 资级差的标准.二、现实中我国公务员薪酬公平的困境及成因分 析

（一）部分地区公务员薪酬公平改革实践存在的问 题 公务员的工资外收入差距一直是困扰公务员管理 制度改革的难题之一，这种状况既影响公平，又给政府 职能转变带来阻力，不利于廉政建设。因此，“阳光工 资”逐渐成为各级政府乐于讨论的话题。所谓“阳光工 资”，就是将公务员薪酬置于社会公众监督之下，做到 透明。也就是说，把过去的“灰色收入”摆到桌面上，使 各单位工资外收入从“隐性”到“显性”。2004年，北京、广州、上海、大连等城市相继推出公务员工资改革新方案.各地推行公务员“阳光工资”的改革确实取得了一 些成效：改变了同区域、同机关、同工作而工资却不同 的现象，实行所有党政机关公务员的薪金及补贴由财 政统一支出。公务员薪金与补贴依据不同级别区分，但 同级别的公务员不管在哪个部门工作，薪金和津贴全 部统一，这使得这些地区公务员的整体收入水平有所 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收入较低的问题，调动了公 务员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改革缺乏科学、有效的操作 细则，又暴露出新的问题，可以说公平中有隐忧。有人 指出：“通过北京等城市的改革实践来看，„阳光工资‟ 也并非都阳光灿烂。最大的缺陷是，仍然没有走出„以 职务定待遇‟的泥淖，工资中任何一项补贴、补助，都和 行政级别密切挂钩。改革的最后结果是，„官越大，包越 鼓；位越低，兜越空‟。”［3］

（二）我国公务员薪酬公平问题的实质 我国每次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都是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重点围绕工资制度类型和结构形式，逐步建立起 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工资管理体制，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每次工资制度在运行 一段时间之后，都出现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地 方，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好公平问题。公平理论主要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三个方面。公务员薪酬公平建设也应当围 绕这三个方面进行。目前，我国公务员薪酬的困境实际 上就是没有处理好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而引发的.1．公务员薪酬分配公平问题。在众多的关于公平的理论中，美国行为科学家亚当斯对工资报酬分配的 合理性、公平性等给职工积极性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长 期的调研，提出了关于工资分配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 较理论。分配公平理论认为，决定员工对薪酬认可的往 往不是绝对薪酬，而是相对薪酬以及本人对薪酬的认 识，即人能否受到激励，不只是由他们得到了什么而 定，还要由他们所得的与别人所得的相比是否公平而 定。根据该理论，人们在对自己的劳动投入和劳动报酬 进行比较时，往往关注下面两个参照系：一是对个人收 入的预期值，这种预期是以个人投入的人力资本存量 为基础的；二是对他人收入的估计值，这种估计是以社 会中同自己条件相近人员的收入为标准的。这两个参 照系又可分解为三个层次：外部公平性，即同一行业、同一地区和同等规模的不同企业中类似职务人员的收 入水平基本相同；内部公平性，即不同职务的人员所获 得的收入应该与各自对单位做出的贡献成正比；个人 公平性，即同一单位中占据相同职位人员的收入应与 其贡献成正比。［4］人们正是按照这两个参照系、三个层 次来判定个人收入的合理与否.⒉我国公务员薪酬外部公平性分析。我国公务员 的薪酬

外部公平性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与不同行 业工资水平比较，公务员的薪酬偏低。国外的公务员工 资大多都是参照企业从事相似工作、具有相同资历人 员的工资标准制定的，公务员与企业从事相似工作、具 有相同资历人员的平均工资之比大体处在1．5：1．2：1的 水平，我国则达不到这一水平。我国公务员承担着一定 的社会责任，对社会的良好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公 务员的“体制内”工资水平偏低，与公务员的价值并不 相符。外部公平理论要求公务员工资水平处于社会前 列，但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公务员与企业平均工 资之比不会高于国外的标准。虽然经历几次加薪，从横 向看，我国公务员的工资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公务员的 工资并没有出现很大幅度的增长，而是一种渐进式的，与其他行业一样保持一种平稳增长的态势；从纵向看，公务员的工资较之以前在各行业中的排名基本没有改 变.是不同地区公务员工资差距过大。在英国、法 国、美国、新加坡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同级公务员的 工资和福利标准基本上是统一的。我国的实际情况却 是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工资水平出现了较大差异。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一个原因在于 各地区、各部门在国家统一规定之外纷纷自行出台津 贴、补贴政策，出现了分配秩序混乱的现象。在有的地 区和单位，地方和单位自行发放的津贴、补贴甚至超过 基本工资。据2006年广东省“两会”代表李德锋反映，近年来，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公务员津贴与发达地区的差 距在不断拉大，茂名下属县区公务员津贴是省直机关 的1／8，是珠三角部分地区的1／13，有的县甚至无法按 时发放公务员工资，更别说津贴了.⒊我国公务员薪酬内部公平性分析。目前，我国公 务员薪酬内部公平性主要体现在职务补贴方面。2006 年，《公务员法》施行以后，不同部门、同一职务之间的 工资和同一部门、不同职务公务员之间的基本工资差 距并不大，但在不同职务补贴这一部分差距就大了。也 就是说，不同职务的人员所获得的收入不是与各自对 单位做出的贡献成正比，而是与职务高低成正比。同样 有才华、有能力的公务员，却由于职龄、机遇、性格等种 种原因，职务得不到提升，因而享受不到与贡献相当的 待遇。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目前的公款接待、公 车消费等已成为公务员职务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现在，凡是处级以上的公务员，基本上都有专车，住 房补贴、通信补贴等逐级攀升。地位越高的公务员，收 入越高，而实际个人消费却越少；地位越低的公务员，收入越低，但交通、通信、医疗等各种个人支出反而更 大。这样的一升一降，导致公务员队伍中的贫富差距进 一步被拉大.二、⒋我国公务员薪酬个人公平性分析。个人公平性 要求组织中每个员工得到的薪酬与他们各自对组织的 贡献相匹配。我国公务员薪酬在同一部门中占据相同 职位公务员的收入几乎没有差别。如果说内部公平性 强调的重点是工作本身对薪酬决定的作用，那么，个人 公平则强调的是员工个人特征对薪酬决定的影响。在 组织中工作的公务员都希望自己被公平地对待。对于 公务员来讲，如果薪酬缺乏个人公平，就会引起公务员 队伍的分化，影响团队合作精神。因此，我国公务员薪 酬制度中还应该反映公务员个人方面的差异在薪酬决 定中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来调控.⒌公务员薪酬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问题。程序公平是指所感觉到的薪酬或其他结果的决定方式的公平性。有研究表明：“员工对于加薪的反应主要取决于其 对于加薪程序公正与否的认知判断。如果员工们认为加 薪程序是公平的，那么，员工们对于这次加薪会更满意，即员工对于加薪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其对程序公平的 认知判断而非金额的大小。尽管个体不能直接控制其决 策，却能对于形成决策的程序做出反应。甚至当某一决 策对于个体具有负面影响时，公正的程序仍然会使个体 感到他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在组织管理中，人们在相互 的人际社会交往和信息沟通中体验到的公平性是相互 作用式公平。在组织背景下，相互作用公平会极大地影 响群体气氛、组织文化和部门间的协调。”［5］从以上理论 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公务员薪酬制度而言，程 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公务员薪酬程序公平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务员 薪酬制度建设方面。首先，薪酬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公 务员制度改革。其次，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做支撑。最 后，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度不高，人大 的审查监督缺位。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关于公务 员薪酬制度的专门立法。对于公务员薪酬的相关规定 和管理只是在《公务员法》中有些原则性的规定，或者 是在政策执行中通过政府文件来进行。由于法律程序 上的缺位，公务员薪酬问题在执行中以人代法、以言代 法、以权代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薪酬 分配在各地区、各部门的随意性和不公平性以及对制 度外的个人收入监督不力等情况。而在法制健全的国 家，大多对工资水平的确定、增长的原则、调整的依据 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比如美国的《联邦政府工资改革 法》和《联邦工资比较法》、日本的《国家公务员法》、法 国的《公务员总章程》、德国的《联邦工资法》等.从互动公平角度看，公务员及社会公众对近年来 的薪酬改革也不完全满意。有人认为，阳光工资使得 “工资条变短了，由过去最多的20多项简化为13项；工 资固定了，除以季度奖金、年终奖金„改头换面‟建立的 督察考核奖外，包括绩效工资在内的所有项目均和级 别直接挂钩并被写入工资单固定下来，根据工龄和任 职时间长短，划分各种档次，按级别定收入；行业差距 缩小了，各单位间过去贫富不均的现象被终结，清水街 门和肥差部门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得到了弥合。也有 人认为，“此次改革„用药太猛‟、„弊端严重‟，它将导致 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强化官本位，因为官位越高收入 越多；二是影响基层的工作积极性；三是让工资改革变 成大锅饭，如果这些人的收入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改革 用药太猛，会逼迫他们寻找其他„创收‟。”还有人认为，“改革之前的工资制度的确不公平，但规范以后，实际 上是更高水平的大锅饭，公务员可能一开始是高兴的，但是过后他们会发现，内部的公平性仍然没有解决。新 的制度可能造成新的矛盾：公务员与其他行业间的不平等和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间的差距加大；在实现 同级同酬的同时，难以体现不同行业公务员承担的工 作、责任和风险实际存在的差异；在拉大级别差异的同 时，业绩激励机制被淡化，形成新的大锅饭，有违按劳 取酬的原则。”［6］

三、实现公务员薪酬公平的对策 公务员的薪酬要做到真正的公平确实很难。基于 外部公平理论，公务员的薪酬应当处于社会前列，因 此，公务员的工资应不断地增加，但结果却是让“富得 更富”。基于程序公平理论和互动公平理论，公务员的 薪酬要合乎本国的宪政精神，但也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得到民众的认同。事实上，现在的公务员薪酬改革有 “官员自己给自己涨工资之嫌疑”。比如：前一阶段国家 决定给公务员加薪理应得到全社会的支持，然而，这一 决定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就 在于公务员的实际收入要高于其基本工资，除了国家 规定的基本工资之外，各部门往往通过各种渠道建立 自己的一套补贴体系。这种单位内部的补贴名目繁多，而且占公务员实际收入相当大的比例，有的甚至超过 了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部分。这样，国家行政机关人员 的收入差距就主要表现在工资外的收入上，这一结果 大大削弱了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 力度.公务员的薪酬改革是个风向标，需要公平的理念 做支撑。因为一套成功运行的薪酬制度只有在实现了 公平性之后，才能

达到激励的作用。所以，基于公平理 论，构建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结构模式的总体思路是： ⑴为公务员薪酬制度专门立法，构建科学、透明、公平的公务员薪酬制度；⑵科学确定公务员薪酬水平和结 构体系，建立晋级增资机制，实现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外 部公平性；⑶健全公务员薪酬管理机制，完善公务员职 业生涯规划设计，构建完整的公务员薪酬公平体系.

第四篇：公平视角下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层级化特征探析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层级化特征包括不同医疗计划的政策架构层级化差异、医疗机构以及地域之间的费用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层级化。本文首先针对中国传统和现时的医疗保障制度进行逻辑解构，其次分析了医疗保障层级化特征概念，最后阐释了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层级化特征的主要表现。

一、解构中国医疗保障制度

中国的合作医疗曾经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当时的医疗工作重心在于预防和消除传染病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格局进行大调整，政府大力开展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广泛建立了基层卫生组织，结合中西药物进行均衡治疗，多方采用低成本的医疗技术，注重医疗保障在不同地区的公平性，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条件下，有力的促进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主要反映在人口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等方面。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三件法宝”带来的效果享誉世界。

传统医疗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公费医疗、劳保医疗以及合作医疗，在国民经济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解决了机会公平性的问题，但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及卫生服务的提供效率较低，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医疗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大医疗保障体系的内容、运作机制和服务性质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医疗保险规则的制定和制度实施，逐渐取代了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医保制度，在政策架构和制度逻辑方面，开始悖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平性。在不公平的政治隐喻下，利益格局得不到合理的整合，既有利益群体的福利刚性和失利群体的福利不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与政策的精英建构和强势话语权非均衡性占优与关，而基础是在于财政支出的偏向性与分配规则的非民生导向。

二、医疗保障制度层级化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引申出医疗保障层级化的概念，这本是管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一个概念，但在医疗保障的语境下，可以理解为在医疗保障制度的构成中，在不同的逻辑关系下，所涉及的利益双方相对不稳定的秩序结构。笔者理解为，这是一个相对的比较概念，既可以在宏观横向上加以作比，也可以在纵向微观上形成比较，简言之，即是在宏观横向的背景下，作出纵向微观的具体剖析，与扁平化相反，它更强调的是一种垂直分层，是一种等级纵向结构。

三、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层级化现状分析

第一，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中各种不同医疗计划的层级化。即，各类保险计划下分散化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呈现出的碎片化发展状态。户籍制度形塑的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制度，禁锢了公民的身份，医疗保障也以这种约定俗成的制度歧视为覆盖准则，再加上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收入状况的差异，导致了社会群体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的两级分化。保险计划的这种层级化，主要反映在，国有企业职工与城镇其它人员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之间的医疗保障待遇的差异化，城乡之间、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以及不同就业形式人员之间的医疗保障待遇和补充差异。卫生资源的浪费表现为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国有垄断企业公费医疗开支巨大，能够较好的保障该保险计划内的参保者的医疗利益，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统筹层次低、转移接续程序未机制化、参保激励不够，参保者异地就医需求不能得以及时满足，不同统筹地区医疗保险政策差异大，异地就医报销困难。虽然由于新农保的实施，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障覆盖率达到93%，但是存在着诸多的体制性缺陷，如筹资水平较低、政府补贴不到位、报销比例少、医疗卫生资源的稀缺。根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在病人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方面，城市全自费占22.2%，农村全自费的占19.7%，而在不同社会医疗保险患者未就诊比例中，参加新农合人数中未就诊比例为37.9%，未参加未就诊比例为40%。总而言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设计在实际上将大部分穷人的医疗保障水平只仅仅限制在发生频率高、损失费用相对较小的医疗服务上，而将穷人可能面临的与大病风险相关的大额医疗费用排除在保障之外。穷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不足与富人的过度利用正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内在弊端之一，而且，这些弱势群体往往是那些本身还没有被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所覆盖的群体。

第二，医疗机构层级化与较差的医疗可及性。我国医疗机构分为公立医院和非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原则上不以营利为目的，为公众提供在经济可承受范围内的医疗服务，但是在医疗体制产业化的浪潮推动下以及政府的公共性流失影响下，现如今，公立医院已明显成为有着利润诉求的垄断性“企业集团”，它固化了以药养医、医药不分的运作模式，在利益驱动之下，掩饰理性经济人的真实身份，这种制度逻辑悖论，源自发改委、卫生部门等实际定价机制管理部门对隐性收入的刚性需求和产业链中错综复杂的各个环节的二次均衡博弈。而且，公立医院往往集中在大城市这种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带，往往是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的代名词；不断膨胀的医疗需求与有限的医疗供给之间形成的鲜明落差，更强化了公立医院的这种绝对利益导向角色，在利益诱导需求的激励下，公众的话语权和信息弱势与公立医院强大的谈判能力和医生的信息权威优势引起的非对称性关系成为一个既定事实。对于非公立医院，国家依出台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政策意见，意图推进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但是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这样的改革尝试，不能寄予太高的期望，因为公立医院的地位不可撼动以及非公立医院相关立法机制的欠缺极有可能会导致此类改革胎死腹中。我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历史渊源就在于此。

由于医疗卫生资源向大城市积聚、卫生费用的高昂、家庭经济贫困，导致了医疗保障的不可及性加剧。首先在于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据调查，除职工医保、公费医保、居民医保和其他类型的医疗保障之外，城市地区未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比例为28.1%，农村地区未参保率为7.5%。其次为调查家庭到最近医疗点的距离及时间，城镇地区具有较高的可及性，城市到医疗点距离构成不足一公里的占83.5%，五公里及以上占0.5%，城市去医疗点花费时间十分钟及以内的占80.2%，30分钟以上占0.7%，反观农村，农村到医疗点距离构成不足一公里占58%，五公里及以上占6.3%，农村去医疗点花费时间十分钟及以内占65.6%，30分钟以上占5.7%，这两项指标农村都远远落后于城市，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地形差异、交通便利程度和医疗设施的便捷性等实际情况，医疗可及性有着不同的解释。第三是经济、费用问题与可及性。我国农民未就诊比例占37.8%，其中表示经济困难的占21.0%，就诊太贵的占7.8%，而其他原因占33.9%，这很大比例也是涉及到费用的因素。居民未就诊比例37.3%，经济困难的占15.5%，就诊太贵的占7.8%，其他原因占40.7%；在两周患病未治疗原因构成方面，城市居民表示经济困难的占23.2%，农民表示经济困难的占30.6%；在需住院病人未住院原因构成中，城市居民经济困难占比67.5%，农民经济困难占比为71.4%；在卫生系统的反应性及居民满意度方面，41.2%（城市43.5%，农村40.5%）的门诊患者对就诊医疗机构表达了不满，城市地区最不满意的方面第一位为医疗费用高（20.3%），农村地区最不满意的前52个方面为：设备环境差（18.9%）和医疗费用高（13.3%），而在所住医疗机构方面，城市地区最不满意的第一方面原因是医疗费用高（33.0%），农村地区最不满意的第一方面原因是：医疗费用高（24.8%）。根据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得出，虽然我们近年来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仍旧存在着数量不菲的经济困难群体，他们对医疗的需求因为自身经济收入的不足而无法得到及时满足，这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另一方面是有限的积蓄和不足的医疗保险偿付额度束缚了对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的填平作用。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可及性，以及“因病致贫”和“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成为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

第三是地域之间的层级化，在我国是指城市和农村、不同地区的差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表现在卫生费用方面，根据调查，2008年卫生总费用城乡构成中，城市为11255.0亿元，占77.4%；农村为3280.4亿元，占22.6%，人均卫生费用中城市为1862.3元，农村为454.8元，城市为农村的4倍，当然这方面有物价、生活水平、医院等级等因素在，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城乡居民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严峻现状在很多地区依旧上演着。而且我国医疗的财政支出在城乡之间呈现不合理的比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享受到的财政补贴数量非常的有限，无法满足基本保健需求。

另外，我国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城市集中了我国大部分卫生资源，而城市卫生资源又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医院，也就是说80 %左右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城市中80 %的卫生资源又集中在大医院；地区间的医疗保障待遇不公平，异地就医和转移接续困难，中西部贫困地区是劳动力的重要输出地，输出劳动力在东部发达地区打工并缴纳医疗保险费用，但是由于医保账户难以在地区间转移以及异地就医难题的存在，致使劳动者在发达地区缴费，回到家乡遭遇疾病风险却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待遇，这种原因直接导致农民工退保潮的现象发生。

此外，统筹层次较低，例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则主要在县级统筹，过低的统筹层次难以发挥规模效应，弱化了风险分担的效果，增加了管理成本。而且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保险基金在地域上过于分散导致经济状况差的地区，医疗保险积极的筹资能力也较差，从而加剧了不同地区间医疗服务可获得性的不平等。

四、结论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层级化特征较为明显，主要表现为不同保险计划之间、地域之间和医疗机构以及就医的可及性等三个方面，这种层级化特征是对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理念的背叛，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大相径庭，有悖于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益的制度出发点，而形成一种制度的悖论，因此，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我们必须对这种层级化特征加以制度化纠正。

参考文献：

[1]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编.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8.[2]2009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作者简介：郭官洲（1987-），男，浙江宁海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第五篇：浅谈从教育公平视角看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从教育公平及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含义出发，结合我国国情，分析了我国教育公平及基础教育存在的各种不同的问题。随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的解决意见及建议。

【论文关键词】教育公平基础教育 均衡发展

一、引言

谈起教育公平及教育均衡发展这一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们就会想到《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章程。其中，明确的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优先发展教育。当今社会是竞争的社会，而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那么，教育——培育人才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显的非常重要。

二、教育公平和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发展观念，加上科学的政策指导，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思想。同时，它还体现着每个人自身的“自由、平等、正义、尊严”等人生价值。教育公平意味着必须要遵循“平等原则、差异原则、补偿原则”三大教育资源配置原则。总之，教育公平及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三、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及教育公平问题

1．教育经费投入差异不平衡

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东部和西部的差距甚大。据相关调查显示，东部教育经费的投入是中西部的一倍之多。而北京、上海等东部发达城市与西藏、青海等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更是相差甚远，而且这种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2．师资力量及重点学校制度不平衡

虽然我国的教师学历提高的非常快，但是我国城乡及区域之间的悬殊也不断加剧。学历不合格的老师主要集中于农村，同时区域之间的差距也相当明显。另外，“重点学校”制度的出现，直接导致本来就有效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

3．财政收入和教育投入的不平衡以及流动儿童受教育权的不平衡

当今世界，教育的最大投资者主要是政府，尤其是对于基础教育，居民所占投资一般低于8%。然而在我国，个人投入却惊人的占到了62.7%。21世纪之初，在发达国家，教育经费所占GDP的比重一般为5%～6%，在发展中国家，其所占比重约为4%。在我国，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19%、3.41%、3.28%、3.26%，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并且还呈下降态势。

四、解决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及教育公平的策略及建议

1．政府方面

对于城乡以及区域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政府应明确职能，在充分认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意义的基础上，尽快的建立公平、公正的基础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不仅要加大在财政方面对整个教育的投入力度，而且要加大对弱势区域及农村的扶助力度，以减少城乡、区域之间的基础教育不平衡的问题。同时，政府应有效的约束东部发达地区，发达城市教育经费的投入，对其制定教育经费投入上限；而对于中西部和农村制定相应的教育经费投入的最低限度。只有政府承担起了对教育的责任，时刻坚持三大原则，才能确保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这是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2．学校方面

首先应当取消所谓的“重点中学”制度，取消区分等级学校的简单做法，把力量转移到建立和加强学校标准化建设上来，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应加强投入，努力增强薄弱学校在软、硬件方面的投入，实现软件和硬件配套设施的均衡发展。在硬件方面，应对教舍进行改建，以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保证每个学生在安全、幽静的环境中成才。另外，学校应当购买必要的教师教用设备，保证教师授课的基本需求。在软件方面，学校应当适时的培训在职教师，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建立起优良的中小学教师队伍。校长和教师之间，应适时的进行相互交流，分享优秀教学资源，共同进步，共同提高。同时，全日制公办学校应积极主动的吸收流动儿童，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流动儿童教育机制，避免出现流动儿童就学困难等教育不公平现象。

3．学生方面

学生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教学效果的优劣全体现在学生这个教学主体上。对于学生，教师应当排除差异，公平对待。由于学生存在家庭背景、经济及个体差异，难免会出现小部分弱势学生。对待这种学生，应当积极给予关注和关怀，使学生身心得以健康发展，使基础教育在各学习主体之间得以均衡发展。此外，要使得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还得考虑生源均衡的问题。由于每个家长对自己的子女都给予殷切希望，想方设法让孩子到最好的学校去学习，这就使得某些学校出现“人满为患”，而其他一些学校则出现“门可罗雀”的现象，这样不仅加剧了基础教育的巨大差距，还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所以针对这种现象，教育机构应当制定相关积极的政策，比如：就近入学、划区域入学等，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增进教育的公平性。

五、总结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教育公平必将是我国教育事业今后一项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思想。教育公平是社会教育的本质之一，它是基础教育事业均衡发展的重要体现。诚然，现在的教育不公现象必然存在，但，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应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实践观，成为我国教育政策制定时的重要原则，成为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的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1丁飞、周华.公平视角下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9（1）

2毛艳铭.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之我见［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3）